经济增长的阶段

经济增长的阶段（精选10篇）

1.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一

2011中考地理复习：新中国人口增长的几个阶段及成因

一、20世纪50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人口增长缓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的独立，民族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死亡率下降，加上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人口迅速增长。20世纪50年代初，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6%上升至2.3%。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泡沫式的短暂“繁荣”，造成了人力不够用的假象，“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等口与在当时广为流传。

二、20世纪60年代初人口的缓慢增长

1959年至1961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由于饥饿、疾病等原因，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增高，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三、1962年至1973年的人口迅速增长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补偿性生育高潮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人口问题失控，人口增长迅速。1963年的出生率破纪录地达到4.3%.全国人口总数从1965年的7.25亿猛增至1971年的8.52亿。

四、20世纪70年代的人口增长

1972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紧接着，有关部门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要求，即鼓励晚婚晚育;鼓励夫妇生育两胎的间隔达四年以上;鼓励少生育子女。为配合宣传，还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口号。此阶段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全国范围内，一对夫妇仍平均生育四个孩子，至1979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75亿。

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口增长

20世纪80年代，国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但由于1962年后人口出生高峰期的男女逐步进入生育年龄，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净增人口仍有1000多万。进入9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呈现“三低”的现代型模式，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相当庞大。

2.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二

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新动力,政策建议

一、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一)经济增长的供给要素动力分析

从投入要素分析,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各国经济实践也充分证明这些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2000年以来,投入要素为湖北省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原动力,这些要素的投入情况反映在投资、从业人员、R&D经费占GDP比重,非公有经济比重等指标中。

在资本投入方面,高储蓄率为湖北投资高增长提供了雄厚的资本支持,2013年全省投资总量达到20753.91亿元,是2000年的14.6倍,年均增长20.3%。在劳动力投入方面,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快速增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综合素质得到很大提升,产业部门对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需求上升。2013年全社会实际就业人数3692万人,年均增长0.7%。从R&D经费投入与创新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增强,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0.98%提高到2013年的1.81%,上升0.83个百分点。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A(t)Ka(t)Lβ(t)。选用1978年到2013年的GDP(Y)、资本投入(K,以永续盘存法计算)和劳动力投入(L,用平均从业人员乘以平均工资)作为变量,测算1990-2013年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湖北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阶段性的演进规律。一是随着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发展,全要素生产贡献率呈波浪式提高,一方面显示全要素对湖北经济快速健康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结构调整与改革创新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十一五”后,随着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历史性突破,超过10%。二是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为稳定,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超过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贡献率,表明资本投入是湖北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支撑。三是人口红利的释放,为湖北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随着结构调整的加快和技术进步作用的增强,大量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劳动者供应的提升,也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二)经济增长的需求要素动力分析

内需规模不断扩大对湖北经济增长发挥着巨大的拉动作用,而外需不足则对湖北经济增长形成了一定制约。2013年湖北资本形成总额14245.35亿元,最终消费额11161.21亿元,净出口额为92.8亿美元,分别是1992年的40.1倍、10.2倍和16.3倍。从三大最终需求占GDP比重看,总体呈投资上升、消费下降趋势,净出口的比重则始终在低水平徘徊。1992—2013年,投资率由32.6%上升到56.0%,消费率由63.3%下降到43.9%,净出口率保持在-4.0%至4.1%之间。

1. 投资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992—2013年,平均投资率为46.4%,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达55.1%。近年来,湖北省投资率、投资贡献率均在不断扩大,超过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成为湖北省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2. 消费需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能否保持投资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最终取决于消费需求的增长。1992—2013年,湖北省平均消费率达53.5%,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47.5%。

3. 净出口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短板”。

湖北省对外依存度偏低,净出口需求对我省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1992—2013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2.5%。

(三)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动力分析

纵观湖北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一、二、三产业结构从多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2000年至今,湖北产业结构曲线与二产业比重曲线基本一致,新型工业化主导作用增强。从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全省GDP平均增速为10.8%,其中三次产业增速分别为4.7%、12.9%和12.7%。第二产业增速和工业增速分别高于GDP增速2.1个和2.6个百分点。从三次产业的贡献率角度分析,二、三产业的贡献率分别为54.5%、37.8%,其中工业的贡献达到48.6%,第三产业贡献率比第二产业低16.7个百分点,比工业低10.8个百分点。

(四)经济增长的城镇引领动力分析

从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看,1979—2013年湖北省的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85,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的对数曲线相关系数达0.98,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改革开放为开端,基本上形成4条推动经济增长路径,即:以高投资为主的增长,消费牵引动力不足;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而自主创新动力不足;以工业化为主的增长,产业优化动力不足;以城镇引领为主的增长,区域协调动力不足。

二、发展新动力展望

(一)内需释放形成的拉动力

从消费看,2013年湖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达到15750元,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为6280元,二者相差1.5倍。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居民收入水平将迅速提高,必然创造更多的消费需求。同时,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和消费环境的改善,也会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将会不断提升,生存型消费占比将会减少;服务型消费将会不断提升,而物质性消费占比将会减少。

从投资看,新型城镇化进程将会带来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和投资环境明显改善。近几年完成的港口群建设、断头路打通以及公路、铁路、航空和航运运输无缝对接都将为投资合作提供巨大的便利条件,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投资都会随之快速增长。钢铁、水泥、机械等行业都将获得新的需求,现有过剩产能的问题有望逐步缓解。

(二)自主创新培育的驱动力

科教人才资源丰富是湖北核心战略优势,多年来湖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和专利居全国前列。这些高质量的科技资源必然充分释放科技创新潜力,不断凸显创新驱动的倍增效应,是湖北加快发展的“加速器”。“十三五”时期湖北科研投入的强度仍将不断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提升空间。2020年,湖北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将达到2.5%以上,比2013年将提高0.7个百分点。湖北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到2.0%。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600家、创新型(试点)企业达到600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达到80家,形成一批综合竞争力居全国前列的百亿级高新技术企业。从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速情况看,未来几年湖北发明专利授权量仍将保持较快增速。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未来5年湖北省16～64岁劳动适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预计仍将维持在75%左右的水平,劳动力资源数量优势仍存在。目前全省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42.1%,这意味着未来5年湖北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中,绝大多数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劳动者素质将进一步提高,形成新的人口红利。

(三)产业升级塑造的支撑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改变目前湖北“重、低、散”产业结构,“十三五”时期湖北结构调整将取得明显进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将逐步显现。“十二五”以来,湖北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5%,每增长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GDP增长0.58和0.3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其增速则可提高2～3个百分点,进而拉动GDP近1个百分点。

湖北是工业大省,制造业是湖北的优势。未来湖北工业将形成3个转型方向:一是从低附加值产业转向高附加值产业。通过加强自主创新,引导创新要素向支柱产业集聚,推动传统产业新型化,促进产业链向高端延伸,推动汽车、石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食品等支柱产业向更高层次迈进。二是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向绿色环保产业。通过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未来湖北低耗能产业占工业固定资产比重由目前57.5%降到45%以下。三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湖北是我国重要的研发基地,发展研发服务外包是湖北与周边省份错位发展的重点之一。

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未来几年湖北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保持稳步提升态势,2020年将超过45%。特别是金融、保险、信息传输、科技咨询、文化出版等现代服务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和效益,其劳动生产率也远远高于一般工业,因此服务业总量、速度的提高将直接加快经济增长。

(四)区域统筹散发的推进力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推进经济加快发展的强力机制,改革开放之初,中央通过实施深圳经济特区、浦东开发区等战略举措,一方面造就了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给国家带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加快了东部地区经济实力和整体素质的迅速提升,并通过一系列传递、扩散机制和示范效应,也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和发展。

当前在湖北新一轮的发展中,将从二个层面形成新的发展动力,一是以“一主两副”、“两圈两带”等“圈”“带”增长极,以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经济开发区等为核心的战略平台和重要载体,产生要素集聚、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提升竞争力、提升环境质量。二是城镇化的带动。未来几年是湖北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城乡一体化加快发展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3年湖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4.5%,但户籍人口城镇化仅为36%,新型城镇化特别是人的城镇化发展空间巨大,也必将释放出巨大的市场需求能量。据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经济增长3个百分点。以60%的城镇化合理水平为目标,如果每年提升城镇化率1个百分点,将为我国提供持续稳定增长20年的基本动力。湖北城镇化水平将持续提升,2020年将接近60%的水平,比2013年将提高6个百分点。

三、促进新动力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着力增创改革红利

一是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引入“负面清单”管理,切实消除目前在一些领域仍或多或少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二是深化国企改革,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着力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全面推进股权多元化。三是深化投融资改革,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公私合作模式和特许经营制度。

(二)着力提振有效需求

一方面,要积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一是围绕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和改善民生,补上投资短板。要抓住新常态下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蕴藏的投资机遇,优化制造业投资结构,扩大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关系民生领域投资需求。二是尽快培育湖北第三产业新的投资增长点,把投资重点放在高附加值的金融保险证券、现代物流、文化产业上。三是提高工业投资效益。着力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重点支持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工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另一方面,要扩大居民消费,拓展新的增长领域。一是提高收入水平。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消费预期。二是培育和扩大消费新热点。当前居民消费处于结构升级的重要阶段,发展享受型消费具有巨大潜力。

(三)着力实施创新驱动

一是建立科技创新体系。湖北要通过整合科技规划和创新资源,统筹协调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研究出台科研政策与产业、金融政策的配套协同方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二是建设好创新平台。充分发挥好高新投的平台作用,推进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武汉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等创新平台建设,着力打造创新驱动的示范区,发挥其先行先试的带动作用。三是加大创新型企业家、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为突破目前的人力资本不足的约束,在充分激发各种人才的创新活力之外,也应形成有效的人才引进机制。

(四)着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在发展方向上,突出5个提升。一是提升千亿元产业。2013年湖北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亿元的行业达到13个,要加快实施“支柱产业倍增计划”和“千亿元产业提升计划”,将支柱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二是提升传统产业。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提升新兴产业。四是提升现代服务业。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不够是湖北服务业发展的短板,为此,一要大力发展市场主体,借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大力实施“市场主体增量行动”“回归创业工程”,激发服务业做大做强;二要大力发展交通通讯、电子商务、金融、旅游、科技服务、文化等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其产业竞争力。五是提升现代农业。湖北是全国重要优质农产品主产区,要坚持一手抓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一手抓农产品加工转化,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形成合理的农业生产布局,扩大无公害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着力打造全国绿色农产品加工基地。

(五)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是强化武汉的战略核心。要围绕“复兴大武汉、建成国家中心城市”目标,着力打造全国有影响的创新中心、制造业中心、金融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二是发挥宜昌、襄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带动力、辐射力和影响力作用,围绕“两百平方公里、两百万人口”的目标做大城市规模,重点是以长江经济带和汉江生态经济带为主要范围,重点进行“Y字型”的生产力布局,形成“两圈两带”发展的主轴。三是其他市州围绕各自战略,发挥优势,形成抓手,打造区域特色经济中心。四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一方面要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能源和金融服务短板,另一方面,大力建设在全国有特色品牌和实力的百强县市。

参考文献

[1]李伟.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J].求是,2014(13).

[2]李佐军.改革是最好的经济增长动力[N].中国经济时报,2013-3-15.

[3]李鸿忠.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持续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3-9-17.

[4]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课题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9(9).

3.中速增长阶段的挑战 篇三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难以持续

1978～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0%，特别是2002年以来更是实现了10.7%的年均增长率。这种大国持续高速增长三十多年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故被一些人誉为“中国奇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要素投入的增加，特别是大规模投资的推动。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依赖于一系列重要的条件：改革前存在大量被压抑的生产力、制度变革的强力推动、很高的潜在增长率、分享国际分工效益的良好外部环境和强有力的政府驱动等。然而，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将由“持续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预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在“十二五”期间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与过去高速增长期相比降低30%左右，则GDP增长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未来一二十年将很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其原因有：一则随着美国反思经济危机，开始调整“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消费模式，中国外需（出口）有一部分永久地消失了；二则内需的扩大受制于一些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只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逐步释放；三则三五年之后东部乃至部分中部地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逐步饱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相对缩小；四则随着可开发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上涨空间不如以前以及农民的土地权益将得到更多保障，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拉动经济高增长的能力受到限制；五则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加大形成了对经济高增长的制约；六则三大红利趋于减少，“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和“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而减少，“市场化红利”随着改革逐步进入到以公平改革为主阶段而相对减少，“国际化红利”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面临越来越险恶的国际环境而减少。总之，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迫使中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速增长阶段”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黄金时期

十多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缺乏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压力。随着“中速增长阶段”的到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强大的压力和动力：首先，“中速增长阶段”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将推进改革的深入，而改革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其次，“中速增长阶段”将不得不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中寻找新的出路，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技术进步和创新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再次，“中速增长阶段”产生的社会矛盾将成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大压力，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中速增长阶段”到来为资源环境带来难得的喘息机会，有利于建设“两型社会”，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同时，“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地方政府从巨大的GDP增长竞赛压力中部分解脱出来，使之更多地从事社会管理，这也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中速增长阶段”将迎来一系列挑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迎来一系列挑战。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经济高速增长已形成了很大依赖：政府的收入增长和经济职能的履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企业的外延式扩张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机构的粗放运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民众的就业和社会的稳定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一旦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持续的明显下降，将很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带来一系列挑战：中小企业开始亏损甚至破产，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新增就业岗位减少，社会稳定受到威胁；政府财政收入和土地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坏账上升，金融风险增加等。也要看到，这些问题和挑战并非是持续不变的，随着中国社会逐步适应“中速增长阶段”，其中部分问题和挑战将逐步得到缓解或化解。

积极应对“中速增长阶段”到来的挑战

“中速增长阶段”到来是一种趋势性的现象，抱怨和视而不见都不是可取的态度，逆势而上将付出沉重的代价，顺势而为、积极应对方为上策。为此，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适时调整多年来形成的“增长至上”的赶超发展思想，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要过多提倡“超常规发展”、“赶超发展”、“跨越发展”、“弯道超车”等。

二是坚决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尽快将工作重心转到“转方式”和“调结构”上来，扩大内需，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努力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实现由“粗放增长”向“优质发展”的转变。

三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继续以改革总揽全局，优化权力配置，保障和维护民权，特别是要推进“教育平权”，实现机会均等，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四是下决心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分配关系，降低企业和民众税费负担，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和政府管理支出比重，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加大对落后地区转移支付和低收入阶层补贴的力度。

五是下决心全力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鼓励民众创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努力降温“央企或国企热”、“房地产热”和“投机热”等。

六是加快主体转型，提高各种主体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承受力，政府加快从“经济增长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主导型政府”的转型，企业加快从“速度效益型企业”向“质量效益型企业”的转型，社会加快由“哑铃型社会”向“中产主导型公民社会”的转型。

七是尽快建立风险预警、监测和防范体系，提前防范经济和社会风险，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以“疏”代“堵”，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

八是继续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稳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使矛盾和问题在更大的舞台上回旋和缓解。

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 篇四

2002110094

王子健

5.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篇五

的收集、储存、使用等技术问题还没有过关。解决能源问题的最终出路还是要靠科技。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体制创新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没有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转变。

六、必须强化企业管理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必须强化企业管理，加强企业成本管理和企业信息化建设，高度重视基础管理工作。

七、必须引导合理消费，提高国民素质

要提倡文明、健康、可持续的消费方式，要广泛开展节约型社会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强全社会、全民族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人。要加快实施人才强化战略，继续加强基础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快高科技能人才

6.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六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持续较快增长,1977—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8%,高于同期全国增速3个百分点。但近几年,由于国内外环境和发展动力机制发生重大变化,江苏经济增长开始减缓,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均出现新变化。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江苏经济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转型发展成为新阶段的主要特征,经济运行开始呈现新的特征和规律,增长动力也开始转换。如何把握“十三五”江苏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特点,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已成为当前急需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增长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增长的趋势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前三个阶段(1978—1989年)基本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后两个阶段(1990—至今)主要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时期(见图1)。

改革开放初期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期,该时期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改革存在较大联系,经济周期与改革周期基本同步,经济增长动力与各项改革举措密切关联。第一阶段:1978—1980年。该阶段基建投资快速增长,经济波动幅度在5个阶段中最高,3年内增速由24.6%回落至4.8%,速度差高达19.8个百分点,增长主要源于1978年的“拨乱反正”,回落则是由于急速停建基建项目的调整。第二阶段:1981—1986年。该阶段经济增长较为平稳,波峰在1985年,增速为17.3%,得益于1984年的信贷体制改革;波谷在1986年,增速为10.4%,主要是实行经济“软着陆”的结果。第三阶段:1987—1989年。该阶段经济增长波动较前期有所加大,3年增速差为17.1个百分点。波峰在1988年,增速为19.6%,由“价格闯关”因素和放开价格预期推动;波谷在1989年,增速低至2.5%,是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所致。

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时期,市场对经济的主导作用逐渐增强。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管理经济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为主,辅之必要的行政、政府投资等直接手段,经济增长波动逐渐减小、稳定性逐渐增强。第四阶段:1990—2001年。该阶段时间跨度长达11年,经济增速落差为15.4个百分点。波峰在1992年,增速高达25.6%,是改革开放以来年度增长的最高增速,主要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等刺激,投资急剧增长所致。随后,国家实施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适度从紧”乃至“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1997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 开始下滑 ,1999—2001年分别增 长10.1%、10.6%、10.2%。第五阶段:2002—2013年。该阶段经济增长较为平稳,11年间增速差仅为5.3个百分点,波动区间收窄。随亚洲金融危机情况的逐渐改善,2002年江苏经济增长回升到11.7%,随后总体呈稳定上升态势,2006—2007年达到阶段顶点,增速均为14.9%。2008年,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等影响,江苏经济增速开始回落,2008年、2009年分别为12.7%、12.4%。2010年,得益于国家扩大内需等政策,经济增速回升至12.7%。进入2011年,由于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外部需求持续疲软、微观经济主体生产经营困难加大等要素制约,2011—2013年经济增速分别回落到11%、10.1%和9.6%,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

二、新阶段江苏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在江苏经济增长的第五阶段后期,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经济增长区间下移,资源约束和产能过剩压力增强,经济出现增速换档和结构转型特征。江苏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增长动力也出现比较明显的转换。

1.需求动力由内、外需共同驱动转向主要依靠内部需求。

江苏作为外向型经济大省,长期以来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江苏出口形势恶化,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率为-1.2个百分点,比2007年1.8个百分点的拉动率下降3.0个百分点,随后几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始终处于低位,外需对江苏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逐步降低。但江苏经济的产业门类齐全、产品丰富,主要工农业产品基本能实现省内调给,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非常强。当前,国家已经将“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作为重大发展战略,尤其是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江苏经济在宏观政策的支持下有望实现产品生产和服务的快速增长,省内经济增长的内需驱动态势将在今后几年逐步形成。

2.产业增长动力由产业规模扩张转向结构调整。

近年来,江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产业规模的扩张,通过第二、第三产业规模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模型导致江苏产业结构偏重,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重化工业增加值占工业的70%以上;制造业层次不高,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工业结构很难提供大规模生产服务需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占GDP的比重刚超过40%,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这些结构性矛盾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因此,江苏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依然很大。未来几年,江苏将推动服务经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达到48%左右,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有望继续攀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很大,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将得到强化。同时,江苏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将进一步推进,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产业、物联网和云计算产业提供发展机遇,产业结构调整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坚实基础。

3.要素动力由物质投入转向科技创新。

“十一五”及以前年度,江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通过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随着江苏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努力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宏观层面正释放出越来越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能量。2013年,江苏省全社会研究与发展活动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4%,连续多年保持稳定提高。2013年,江苏省每万名从业人%员中R&D人员数为128人,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07—2013年,江苏省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为49.1%、50.7%、52.3%、54.1%、55.2%、56.5%和57.5%,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模式已有雏形。

4.区域动力由苏南地区为主转向区域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凭借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大发展,在江苏省经济发展中始终处于领先位置。近年来,苏中和苏北迎来长三角区域发展一体化和沿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叠加机遇,凭借自身资源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经济发展尚有快速增长空间。未来几年,江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将不断提高,有望为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空间。苏中、苏北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有望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得到提升,预计到2015年三大区域构成中苏南占比约为58%,比2012年下降2个百分点,苏中和苏北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5%。苏北承接苏南产业、人才等转移的空间仍然很大。2013年,苏北吸纳新毕业大学生13.2万人,引进急需人才761人、高层次人才近2000人,随着人才集聚、产业的转移,苏北将成为江苏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5.城乡动力由传统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近年来,江苏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2013年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4%,步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城镇化进程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大量城镇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仅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既没有完全实现在城镇落户,又没有实现地位的转变,这也是目前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问题,并对消费提升、产业发展及社会稳定等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根据江苏发展目标,2020年将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苏南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届时,江苏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左右,城镇人口将上升到5800万。从2014年到2020年,江苏省约有1800万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真正市民化。由此,农业转移人口平均每年要被城市消化225万,这些人群可以创造大量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大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相关房地产投资等支出对于维持江苏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6.体制动力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决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以资本积累与对外出口为主动力的增长方式,这一增长模式不断累积着矛盾。近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措施,在“十二五”前两年取消和下放422项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2013年又取消和下放154项。将分配、消费与积累的决策交还微观经济主体,将运用资本的判断交还企业,将投资主体的选择交还市场。2010年以来,民营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11.3%,增速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占GDP比重由52.8%提高至54.1%;民营经济对江苏省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5.3%,拉动经济增长5.3个百分点。2013年江苏省完成民间投资24525.8亿元,占全部投资比重达68.2%,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5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达73.6%。随着各项举措的实施,深化改革将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江苏经济已从政府投资拉动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社会资本和消费带动为主的增长方式。

三、新阶段江苏经济增长动力的定量预测与分析

新阶段江苏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分析表明,“十三五”时期,内需增长、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深化改革将成为新的动力来源。本文选取能够反映“十三五”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动力的相关指标,通过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预测,对新阶段江苏经济增长动力进行预测和分析。

(一)指标选取和数据收集

根据“十三五”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分析,本文选取反映内部需求、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改革创新的核心指标,对新阶段江苏经济增长动力进行量化分析,指标选取见表1。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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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历年《江苏统计年鉴》。

考虑到经济增长受到近期因素影响较大,以及江苏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时间序列的跨度设定为2005—2013年,具体见表2。

(二)模型输出结果及分析

根据赤池消息准则、施瓦茨准则和差分平稳性检验进行选择,通过运算处理及结果判断,ARIMA模型的参数选取为(1,1,2)。从模型统计变量看,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为0.845,拟合程度较好;无异常值,表明模型列入的变量均参与回归。从预测结果看,即使江苏经济发展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但综合考虑内需增长、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深化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十二五”后两年和“十三五”时期,江苏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仍然将会较为平稳,区间由10%以上逐步下移到10%以内,2014—2015年围绕9%的增速波动;2016—2020年,江苏经济增长的增速区间可能位于8.2%~9.0%之间,呈现稳中略降的特点,但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总体仍将位于“合理区间”。

采用同样方法对江苏反映内需增长、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深化改革经济等动力的核心指标进行预测分析,对未来江苏经济增长动力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结合模型输出结果以及上述指标“十一五”以来走势变动情况,江苏经济增长动力预测变动结果如下。

1.内需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后,江苏最终需求和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区间一直维持在10%~20%之间,占GDP比重均维持在40%~50%之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也分别维持在40%~50%之间,表明内需已经成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从模型回归结果看,未来5年江苏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可能维持在13.0%~14.5%之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然从20%以上的高位回落到20%以下,但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增长区间可能维持在15%~17%之间。

注:模型对“十二五”后两年和“十三五”中关键年份进行了预测。

2.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明显显现。

从预测结果看,“十三五”时期江苏结构调整将取得明显进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将逐步显现。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未来几年江苏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保持稳步提升态势,2020年将超过50%。从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看,江苏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也将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但提升幅度较为缓慢,预计未来几年保持在43.5%~45%之间。从非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看,未来几年江苏非公有制经济将保持稳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将呈现明显的提升态势,2020年有望超过73%。

3.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得到加强。

从预测结果看“,十三五”时期江苏科研投入的强度仍将不断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提升空间。2020年,江苏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将超过3%,比2013年将提高0.6个百分点左右。从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速情况看,未来几年江苏发明专利授权量仍将保持较快增速,年均增速预测在20%以上,这将有力推动江苏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力。

4.苏中、苏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将持续提升。

近年来江苏区域协调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苏中、苏北经济总量占江苏省比重不断提高。从预测结果看,未来几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稳步实施,苏中、苏北的发展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其地区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将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2014年、2015年、2017年、2018年、2020年预计为36.9%、37.29%、37.5%、37.9%、38.1%。

5.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作用将充分发挥。

未来几年是江苏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城乡一体化加快发展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预测结果看,未来几年江苏城镇化水平将持续提升,2020年将接近74%的水平,比2013年将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2020年,预计江苏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将超过97%,城市中“半城镇化”人口将逐步实现市民化,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动力。

6.深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红利将不断释放。

从反映改革创新的主要指标预测情况看,江苏深化改革将取得明显成效,改革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从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看,随着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2020年江苏民间投资占GDP比重将接近80%,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境外贷款占全部本外币贷款的比重看,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和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江苏利用外部资金的比重将呈现扩大态势,预计2020年境外贷款占全部本外币贷款的比重将超过0.5%。从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预测看,2020年该指标将下降到24%左右。

四、政策建议

根据江苏经济发展阶段的新环境和新要求,适应增速换挡、经济转型的新常态,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动力的良好转变,是江苏谋求更大发展、提高综合实力的关键。在“十三五”时期,江苏应围绕内部需求、结构优化、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等方面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实现经济发展的新跨越。

(一) 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和消费的基础性作用,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扩大内需

“十三五”时期,江苏经济增长的外需动力很难出现根本性转变,因此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是下大力气扩大消费需求,补齐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建立居民收入和消费与经济同步增长的联动机制,保证劳动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增长同步。扩大服务消费,重点发展养老、健康、旅游、文化等服务,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要促进信息消费,鼓励电子商务创新发展。二是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积极增加有效投入,大力优化投资结构。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进一步突出重点,加大民生领域投入,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城镇基础设施。切实落实好民间投资“36条”,明确和细化鼓励民间投资的各项政策措施,为民间投资发展营造更多发展机遇、创造更大发展空间,充分释放民间投资潜力,实现民间投资与公共投资的互动协调。

(二)加快需求、产业、所有制等结构调整步伐,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结构优化

“十三五”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将摆脱依靠产业规模扩张的老路,以结构优化升级为着力点,从而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重要基础。一是优化需求结构。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努力释放有效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出口的支撑作用,促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调“高”,以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来调“轻”,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来调“优”,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来调“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三是优化所有制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入“负面清单”管理,引导民间资本有序进入国有经济。同时,要切实消除目前在一些领域仍或多或少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引导和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等竞争性行业领域。

(三)培育创新的核心驱动作用,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素质提高

“十三五”时期,要充分发挥江苏科教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扎实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充分释放科技创新潜力,不断凸显创新驱动的倍增效应。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健全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着力将创新资源引入企业,将研发机构建在企业,将科技服务覆盖到企业,将创新政策落实到企业,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深入实施江苏高校协同创新计划,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商品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培育和创造“新人口红利”。

(四)挖掘苏中、苏北发展空间,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

“十三五”时期,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兼顾、分类指导、突出重点,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苏北地区要发挥后发优势,把推动发展与促进转型有机结合起来,继续做大经济总量,提高发展质量,加快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国际化进程。全面落实促进苏中融合发展、特色发展的政策意见,认真实施苏中三市综合改革试点的总体方案和行动计划,大力推进政策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沿江地区转型发展,促进苏中与苏北结合部经济相对薄弱地区加快发展,提高苏中全面小康建设水平。

(五)抢抓新型城镇化重大机遇,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

“十三五”时期,要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 (2014—2020)》,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把握发展质量,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把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通过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与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把有能力、有意愿、长期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使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能够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实现发展成果的城乡共享。

(六)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环境,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深化改革

“十三五”时期,江苏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放开用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管住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释放体制机制创新红利,拉长经济高速增长向次高速增长转换的时间。充分发挥江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优势,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着力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全面推进股权多元化。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加快形成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制度,并向社会公开,在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设置行政审批事项。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历经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近几年,同全国一样,江苏也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增长动力转换成为转型发展新阶段的主要特征。本文应用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对江苏经济增长动力进行分析可知,“十三五”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动力将呈现以下特征: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总体稳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得到加强,苏中、苏北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持续提升,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作用将充分发挥,深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红利将不断释放。根据江苏经济发展阶段的新环境和新要求,应围绕内部需求、结构优化、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等方面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实现经济发展的新跨越。

7.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七

领导重视

2008年6月，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在宜宾主持召开了川南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蒋巨峰强调川南经济区应该创新机制、统筹规划、找准项目，推动川南合作与发展，使川南经济区成为四川经济新的增长极。

2010年12月，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再次在宜宾主持召开加快川南经济区发展座谈会。他强调，要加快把川南城市群建设成为新的重要增长极，助力全省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

2012年5月，在四川省第十次党代会上，时任省委书记刘奇葆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发展川南城市群，推动自、泸、内、宜一体化发展”。

2012年10月，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到宜宾、内江两市调研，强调川南经济区要抓住遇、发挥优势，在全省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中担当重任、走在前列，努力做强产业、做大城市、建好新村，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规划先行

2006年，省发展改革委专门编制了长达2万多字的《川南经济区区域规划》。

该规划提出，川南经济区是长江上游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沿海和长江流域构成的“T”形生产力布局的底部，是成渝经济区的核心腹地。川南经济区对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在30%以上。应按照“产业整合、快速崛起”的思路，以建设能源和重化工基地为主要方向，建成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重化工基地、食品工业基地，使之成为四川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尽管该规划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但却使川南经济区的融合发展逐步走上了快车道。

2009年，川南经济区各市出台了各自的规划。

同时川南也开始在外部寻找自己的参照系。他们认为广佛及长株潭一体化的具体操作方法值得川南经济区学习。

这进一步推动了川南各市一体化进程，同时川南四市也逐步找到了各自的定位。

泸州：川滇黔渝4省市接合部的区域中心城市。

宜宾：长江上游川滇黔接合部的经济强市。

内江：成渝经济区的中心节点和腹心城市，川南经济区面向成渝的前沿节点和嵌入城市。

自贡：川南及“成内渝”发展轴上的重要城市。

2011年1月，《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要将川南经济区打造成为“全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并依托“黄金水道”，有序推进岸线开发和港口建设，加强高速公路、快速铁路建设，建成全省次区域交通枢纽，形成四川沿江和南向开放的重要门户。大力发展临港经济，加快建设沿江产业带，发展壮大机械制造、能源、化工、农产品加工业，积极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等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旅游、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打造“中国白酒金三角”核心区。

2011年3月，《成渝经济区规划》正式获准通过，所包含的四川部分“一极一轴一区块”建设为川南经济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为区域发展带来了新的引擎。

2012年6月，四川省启动成都和川南两大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规划将涉及城镇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自此，川南经济区规划发展的高度再次提升。

川南经济区最新规划将于2012年年底出台并投入实施。

全力推进

2011年1月，川南经济区文化交流与合作联席会议在自贡举行。

会议签署了《川南经济区文化交流与合作自贡宣言》。《宣言》指出，努力形成文化合作与发展核心区域，打造彰显川南区域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

会议还签署了《川南经济区文化交流与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川南经济区文化交流与合作战略框架协议》，审定了《川南经济区文化交流与合作2011年度活动计划》。

继经济融合发展之后，川南地区又开始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合作，共同打造巴蜀文化的川南“航母”。

2011年3月，川南经济区商务合作与发展研讨会在自贡召开，川南各市商务部门签署《川南经济区商务发展与合作框架协议》。以开放合作、商贸流动、服务業合作为切入点，川南经济区各市迈出了同城发展关键一步。

根据框架协议，各市将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确保川南经济区外贸进出口、服务业增加值、社消零等主要商务指标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把川南城市群打造为成渝经济区的重点示范区，四川南部独具特色的商务与现代服务业新高地。

8.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八

37年前，我国政府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当历史跨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当市场机制渐变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时候，当财政政策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调节工具的时候，公债重新登上经济舞台!

然而，公债融资与经济运行特别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如果站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政府该不该发行公债?在何时发行公债合适?是发行长期公债还是发行中短期公债?发行多少公债为宜?如何确定公债利率水平?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不涉及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要素和经济稳定的影响。如果不搞清这些问题，政策就不可能正确地制订公债管理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地利用公债管理政策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遗憾的是，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我国理论界一直把财政范畴置于上层建筑领域里，没有把它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一种手段来研究;再加之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匆忙发行公债，理论界又转而讨论公债发行、管理中的具体操作问题，没有顾及公债理论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理论研究。尚属处女地。因此，本文试图依据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探讨在赤字预算政策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政策选择的情况下，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并结合实际分析我国公债融资与十余年来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的结构安排是：首先，确立分析财政政策效果的经济增长模型，并简要说明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途径。然后，把公债融资效应区分为财政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全面研究公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根据这些理论分析，这我们剖析我国的公债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的财政政策效果

我们曾经根据藤田晴的研究[1]利用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过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本文仍将依据该模型讨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公债政策是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在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公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通过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实现的，因此，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们以前研究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结论。

我们在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曾提出三种经济增长率，即“充分就业增长率”、“支出增长率”以及“最优经济增长率”。充分就业增长率又称“能力增长率”或“必要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达到的增长率，这是在没有通货膨胀压力下可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所谓支出增长率是指各种支出函数所规定的国民支出增长率。所谓最优增长率就是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正好相等的增长率。均衡增长率是指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相等状态下的增长率。哈罗德称谓的自然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下等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加上生产增长率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如果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正好相等，那么，至少作为一种长期倾向，生产设备充分利用和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理想的经济增长过程就会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潜在失业人口，最优经济增长率就是能够达到的最大的均衡增长率;如果经济中没有潜在的失业，则自然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

根据我们的分析，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至少可以通过四种财政政策措施来实现：(1)提高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2)提高政府投资在政府需求总额中的比率。(3)提高政府投资产出系数。(4)降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支出增长率的财政措施包括：①提高政府支出比率。②降低税收比率。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的财政政策措施包括下列三种组合：A降低税收比率，提高政府投资比率或政府投资产出系数;B提高政府支出比率、政府投资比率以及政府投资产出系数;C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呈同向变动。

下面，我们根据上述这些基本结论，具体分析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与流动性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谓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是指公债融资配合政府的收支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所谓公债融资的流动性效应是指公债融资因改变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二、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

1.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支公债和减税公债的影响上。

(1)增支公债。在税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债发行来融资，可能会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一般来说，政府支出总规模中，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所占比例较高。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由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会降低国民储蓄率，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增支公债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公债来源于消费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主体是居民，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比较小;如果公债来源于投资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是企业和商业银行，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比较小;如果公债来源于投资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主体是企业和商业银行，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很大。当然，如果公债发行为政府投资的增加融资，使得政府投资在政府需求总额中所占的比率提高，经济产出的能力增长率必然提高。

9.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未来趋势的预测 篇九

【摘要】：本文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未来趋势预测，包括通货紧缩，经济结构，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体制，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等问题。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发展前景、改革与发展

经济增长潜力“的若干问题

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未来趋势的预测

(一).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过去20余年期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这一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下述三方面：

1、由于改革，使资源的分配得以优化。

2、由于推行市场化，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以提高。

3、中国的改革是由农村改革开始。中国农村有将近9亿人口。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段时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农村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与产品种类的多元化。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促成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流动，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低附加产值的农业转入到高附加产值的制造业、建筑业和各类服务业等。这点是国际主要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予以十分重视和强调的。在今后相当的时期，中国仍然必需十分重视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以进一步促使经济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

（二）.增长的核算(Growth Accounting)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及未来前景，国内外学者都应用了生产函数和其他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中各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作了增长的核算分析及预测。结论不尽相同。有的认为中国过去2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应由9.7%调整到8.5%。对于增长核算的具体分析及预测数字上的差异，难作结论。经济分析工作者都知道，各类模型测算的结果都有赖于采用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及所作的经济假设。在本次会议中，相当的与会者都对中国的统计数据提出了些异议。与会统计局的负责同志也对此作了解答。尽管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不尽相同，但其共同之处是中国今后10年中GDP的增长率不会低于7%。邹至庄先生则对中国未来10年经济的增长，有更乐观的估计。从学术观点上，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数量经济工作者宜加注意的。其一，进行一般的宏观经济总量预测，适宜于采用简单集结的生产函数(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而不是方程式的数量愈多愈好。由于经济分析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工程分析，大量的参数不可能十分精确，方程式的数量愈多，往往使参数及计算的误差难以得到纠正。而集结的生产函数，通过集结过程使经济参数成份中的许多误差，正负可以互相抵销一部分。其二，中国作为后进的国家，通过引进设备与技术，也会导致TFP值的提高。因此，在中国今后的发展中，应十分注意加强引进设备、技术与管理的宏观政策引导，以促进经济发展。

二、关于经济结构

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及需要重组，已是一个老话题了。应该肯定，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业已有所调整。例如，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外贸结构中初级产品比例的下降；所有制结构中，各种所有制结构的比例有所调整；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Economy of Scope)都得到了注意等等。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及中国即将参加WTO，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十分复杂的话题，需要做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及基础工作。例如，美国工商业1998年瞻望中，曾对149类制造业未来5年的增长前景作了国内外市场分析及预测。而且由于其服务业比重已占其GDP比重的75%，因此对其使用了将近50年的工业分类标准，于1997年改为新标准(基础工作)。因此研究经济结构调整，是需要做深入工作的。以下仅重点探讨两方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成教毕业论文 ３

(一).经济结构重组的目标

中国经济结构重组的目标应该是经济增长(会议认为中国的经济不能不高速增长)。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现有12－13亿人口(下世纪最高可能达16亿)，每年将新增1100万人口就业和目前在农村的3.6亿农业劳动力需要逐步地进行转移，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又存在差距，如果在今后10年内不能保持6－7%的经济增长率，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将很难解决。但是用“发展”代替“增长”这一词，也许更为恰当。因为从经济学的词汇来讲，发展(Development)与增长(Growth)有不同的涵义，前者要考虑更多的社会发展因素。这一点，业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共识。欧盟曾在1999年组织过“可持续社会发展指标”国际研讨会，中国也需要考虑适合国情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经济结构重组的目标应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江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曾明确地向我们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点我们需要作更多的探索。

(二).关于经济结构中的第三产业比例问题

中国的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过低。由于体制及统计问题，中国第三产业的统计数字是十分偏低的。与会者提到中国结构性矛盾之一是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大大低于国际标准，提到了服务业增长的滞后及滞后的基本原因是垄断。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但应该补充一点。在一段时期全民经商的大浪潮中，几乎所有部门与企业，都兴办了低层次的服务业，卡拉OK、宾馆、高级饭店几乎遍布中国的县、镇，这些在国外书刊杂志都有所描绘。江泽民主席审时度势，以极大的决心与毅力及时地扭转了这一趋势，命令要害政府部门与政府机构，必需和经营性企业脱勾。但遍布城乡的现实现象是，除政府部门外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都在经营着第三产业，以及难以统计的大量农村劳力流入城市从事家庭服务及各类摊贩活动等等。这些都属于第三产业范畴，而未列入我国现有的统计。至于高层次的第三产业，如金融、法律、保险、咨询、教育、航空等，在我国应有更大的发展余地。但这些领域，目前大部分均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所垄断。另一方面，这些领域中也存在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要预见到进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将面临竞争的难度。但在战略上应立足于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主动政策，而不宜长期依靠国家保护垄断的被动政策。至于战术性的阶段或局部保护，则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

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展变化的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问题，它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演变的过程。与会者的发言，联系到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而引起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来看，结合分析中国的改革过程及现状，却又成为一个迫切的中近期问题。会议中曾讨论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的变化，在2010年左右，是劳动人口年龄有较快的增长时期。其确切的时段，与会专家各方面的估计，有少量差别，这在定量研究工作中是正常现象。尽管劳动人口年龄增长快，是生产要素增长源泉有利的一面，但中国人口众多，还有大量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又带来了就业与失业的压力问题。因此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全面考虑养老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的难度之一就是，这些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不同步及一些非经济因素。

这一点，在过去DRC作了《2000年中国》的研究后，业已察觉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约在1986年左右，世行的一个代表团曾来与我们讨论有关中国经济改革问题。那时世行有部分意见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太慢，因

经济增长潜力”的若干问题

为那时西方学者对前苏联体系的改革研究中，有一派激进的思潮。这一派思想，当时在国际上曾经占有上风。而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不全在经济方面，而更在社会方面。早在建国初期，我们就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整套的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国有企业职工享有全套的福利；但那时国有企业职工数仅约1000万，而1986年到达了1亿多，因此国有企业难以实现破产。对职工既有福利制度的改革，绝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是我们改革难以急进的主要原因。一位英籍世行专家立即同意这一观点。他说：“英国撤切尔夫人在推动英国改革时，面临政府部门、企业与职工们极大的阻力。”多年来，中国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设，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江总书记曾提出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要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时，要充分考虑改革各方面的衔接，即对科技的、经济的、社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全面地分析。

四、关于体制问题

所谓体制(或制度)，不仅包括组织机构，也包括各类规范(norms)与在特定体制下所形成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在国外有制度经济学派)。它存在惯性。从现实经济生活来研究，国土愈大，人口愈多，某一特定体制存在的时间愈久，则存在的惯性也大，改革的难度也愈大。中国渐进式改革之所以成功，及“休克疗法”在国外改革中所产生的很多副作用，都属于对体制影响及国情估计上的差异。福特基金会华安德先生在开幕式的发言中亦曾强调了体制问题。会议中所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滞后、公共产品供给的瓶颈、国企改革与法人治理结构等等改革与发展，也都是属于这类问题。江总书记在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中，认为需要100年的时间。有些人认为这一时间过长了，但我们认为这是恰当的估计。

举一个细小的例子，足以说明体制的影响。

日本名古屋郊区一个类似中国乡镇企业的小厂，从中国武汉机床厂买了一台龙门刨床。因为从中国买这类产品，质量好价格便宜，唯一缺点是缺乏计算机控制。但这点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他们自己组织力量安装了一台计算机就行了。这样一件小事情，在日本的小企业都可做到，但在中国却由于积累的体制因素，变得行不通。教育的过份专业化，管理人员的经营思想与知识，激励机制与企业的制度考核等等都是造成行不通的机制因素。公司治理结构在国外已有上百年历史的成熟经验，但在中国却屡屡出现不具公司治理结构的各类翻牌公司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体制的影响。

五、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

近10年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一个主要经济现象。这一经济现象的形成，有其历史的长过程。信息与运输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与扩展市场，是促进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主要技术与经济动力。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之一，是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在关贸总协定(GATT)基础上，于1995年建立起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成员国的增加，在总体上为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条件。中国与美国在1999年11月，业已签署了关于中国参加WTO的协议。中国即将可能进入WTO。我们必需抓住机遇，通过参加WTO，加速引进技术、管理与资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并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例如缺乏与进口商品竞争力的企业职工，有可能面临更多下岗的威协。而银行与金融系统，将极易受到国际资本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成教毕业论文 ５的冲击。1997年7月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业已证明了这一点。为此，我们要深入理解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积极而审慎地参加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并对各个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广泛国际市场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多极化(在国际的研究文献中，通称为区域化，中国所用“多极化”词汇的涵义与区域化或有所不同，但也都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国际上业已形成多极的经济合作组织，例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南亚经济合作等等。由于地缘关系，区域间的贸易量往往占有重要比重，具有更大的相互间影响。会议中也有提出“加强区域性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应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这一建议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在区域中如能作某些政策上的协调，例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等，对于抵御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应是较为可行的途径，也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极大的潜力，但也存在若干国内外的制约因素。我们只有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理论，和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学习与实践的思想，才能克服各种困难，使中国的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地发挥，实现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实现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伟大发展战略目标。

经济增长潜力"的若干问题

参考文献

① 在1月15日－16日于北京举行的“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国际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经改写而成。其中除综合会议讨论中较统一的意见外，也包括本人个人观点。[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编辑研究人员编写;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 1993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 2002

③ 张东辉著;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④ 方齐云等著;增长经济学[M].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⑤杨瑞龙等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10.经济增长的忧虑 篇十

但是，徘徊不去的通胀压力提高了政策放松的门槛。在国际投行纷纷调低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另一些经济学家坚持，经济放缓不应影响货币政策收紧进程，否则只能是进一步累积通胀压力。

通胀高企

高盛的经济学家表示，未来2个月，央行将上调存款利率各25个百分点，但是未来进一步上调利率的空间“很小”。持另一种观点的是香港金管局的前任总裁任志刚。他预计，政府将持续E调利率以抑制通胀，今年年底之前“不排除”进一步调高存款利率的可能性。中国的一年期存款基础利率是3.25％，而5月的CPI数据是5.5‰一年多来，中国的利率水平一直低于CPI涨幅。

高盛的经济学家上调了通胀预期，原来预期中国全年的CPI是4.3％，而现在这个数字调高到4.7‰CPI涨幅将在6月达到全年最高值5.6％，部分原因是近期猪肉价格上涨。预计CPI数据要到8月以后才能有所回落，回到5％下方。根据新华社5月16日的报道，由于猪肉供应减少，猪肉价格较一年前上涨了44％。

“总体的通胀比去年更严重。”高盛经济学家在报告中写到。由于能源价格上涨，而通胀变得对政策不那么敏感，同时食物价格并没有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回落，现在通胀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5月通胀水平已经达到32个月来的峰值，为5.5‰今年前5个月的CPI数据均超过政府年初制定的月均水平4％的目标。央行从去年10月以来已经4次上调利率，去年11月以来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最近的一次在6月14日。

国际投行调低经济增长预期

荷兰ING集团下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从之前的10.2％下调至9.8％。在5月12日发布的报告中，它又将第二季度的年同比经济增长率从10.3％下调至9.6‰ING还表示，6月底之前可能上调利率25个百分点。

瑞士信贷将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从9.1％下调至8.8％，大和证券在5月11日将预期由年初的9.6％下调至9.2％，JP摩根也在5月20日将预期由9.5％下调至9.4％。

高盛日前也追随其它投行的脚步，调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主要原因是通胀局面下，或将出台新的紧缩政策，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高盛预期，2011年中国的GDP将增长9.4％，低于此前10％的预期。

这实际上反映了当前投资者对市场的忧虑情绪。随着政府紧缩信贷的政策出台，公司盈利将受到影响，事实上，沪深股市已经跌至今年1月以来的最低位。高盛认为，经济放缓的事实可能影响决策层，使未来的紧缩政策有所缓和。

“未来加息的空间不大。”高盛在5月底的报告中写到，“即使政府决定保持紧缩的政策基调，加息也面临着很强的阻力，因为这一类的措施对实体经济有广泛的影响。”

对“超调风险”的担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央行目前将主要精力放在控制物价上涨上。他并没有提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意味着他认为通胀风险比增长放缓的风险更值得关注。

虽然央行没有改变政策的基调，但是包括巴曙松和余永定在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公开地呼吁政策制定者更多地考虑过度紧缩的风险。

余永定是前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5月5日，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超过9％，尽管面临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包括紧缩风险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急遽掉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他现在“担心的是政策调整过度”，因为如果央行持续紧缩的周期过长，“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着超调的风险”。他的评论被发表在《经济参考报》上。

通胀仍是首要问题

在曾经担任央行副行长的吴晓灵看来，过去两年中国货币供应高速增长实高盛的经济学家上调了通胀预期，原来预期中国全年的CPI是4.3，而现在这个数字调高到4.7％。CPI涨幅将在6月达到全年最高值5.6％。际上为通胀创造了条件。如果今年不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胀压力就不可能消除。她认为，今年不超过7.5万亿元的信贷规模应该是底线，而16％的广义货币(M2)增长目标，相对于4％的通胀和8％的经济增速目标来说应该算是宽松而非紧缩。不过，由于要保证前两年开工项目的后续资金，而信贷投放规模又有所控制，一些生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显得格外紧张。在有限的资金当中，要在在建项目和企业生产，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分布方面作适度调整；而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需要下马。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的结果。

刘利刚和法兴银行经济学家姚炜也认为，导致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政策，经济减缓说明央行的紧缩政策已开始奏效。另外，姚炜认为利润挤压和日本地震造成的供应链中断打压了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