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意识形态

宗教——社会意识形态（11篇）

1.宗教——社会意识形态 篇一

规则意识与宗教源流

公民规则意识的强弱与否,是衡量一个社会繁荣、进步与文明的重要标志.规则意识的培养与确立,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有着不可割舍的渊源.西方宗教的道德戒律曾为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则意识的确立助了一臂之力,而中国的儒家学说却起着较明显的阻滞作用.中国的入世,使我们规则意识的培养面临更迫切的现实性和紧逼性.

作 者：欧翠珍  作者单位：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刊 名：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ZHOU ECONOMIC MANAGEMENT COLLEGE 年，卷(期)： 3(4) 分类号：B92 关键词：规则意识   宗教   儒家学说   中国   西方   入世  

2.宗教——社会意识形态 篇二

一、宗教与美国社会

美国宗教与美国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公共生活关系紧密, 它体现了宗教与美国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这成为美国政府实施意识形态掌控必须借助宗教力量的重要原因。

1.美国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美国意识形态内涵广泛, 而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 它是美国意识形态形成的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在美国没有宗教就没有美国精神世界的一切。在美国人的精神世界领域, 宗教发挥着心灵慰藉的作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 宗教是美国国家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群体心理层面上, 宗教是美国民族的统一道德观和价值观;从民族精神出发, 宗教充当着美利坚民族的精神支柱[1]4。另外, 宗教与美国意识形态构成中的重要部分——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宗教民族主义, 它在美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至今在美国政治及社会生活中仍十分明显。源于宗教思想或与此紧密相关的美国例外论、国家认同、国家伟大思想及国家使命意识等, 都使美国民族主义具有成为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所有特质。这也使美国成为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国中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尤其在对外关系上, 美国除了追求国家利益之外, 还谋求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治思想意识、制度和生活方式等, 这也最终衍生出美国外交中的干涉主义。可以说, 美国宗教民族主义为美国社会制度的建立和美国在世界上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提供了强有力的力量源泉, 并且它也为美国对外领土扩张和文化输出提供了道德依据。

2.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政教关系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涉及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民权的基本概念, 以及政府与社团组织、利益集团、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原则, 它对美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存在着非常现实的影响。而了解政教关系对于理解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民权思想与宗教自由观念也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政教关系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综合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在二者关系的处理原则方面,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政教关系的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实践后, 它已经得到了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并在现实生活中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首先, 政教分离杜绝了官方教会存在的可能, 从根本上消除了宗教冲突和宗教迫害, 避免了因宗教分裂导致的社会分裂。由于各教派及信仰者社会地位平等, 这为其和睦相处提供了条件。而宗教非政治化也使世俗政权的更迭和宗教组织内部的变化不会相互影响, 减少了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在宗教自由实践方面, 政府的态度是不进行干预。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政府会为了维护国家及公众利益而在法律的严格监督下对宗教团体及个人采取措施。总体而言, 宗教自由实践原则维护了公民权利, 增强了美国人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 巩固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然而, 美国虽然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法律上的规定并不能阻止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对此, 法国的政治学家阿历克西·托克维尔曾说:“宗教在美国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 但它却被看成是国家政治机构最主要的部分。”[2]35作为宗教色彩十分强烈的国家, 宗教影响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 政治统治集团出于满足自身利益需要的考虑也有向宗教无限接近的愿望。因此, 美国宗教与政治相互影响的现象将长期存在亦在情理之中。

3.美国宗教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系

宗教在美国具有社会道德源泉与社会服务提供者的功能。基督教传统源远流长, 它凝聚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精华, 并随着清教徒移民运动而在北美大陆落地生根。在经历了“美国化”后, 如今它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推崇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得到了美国大多数人的广泛认可, 从而使美国这一由各色文化背景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在道德上达成共识, 拥有了统一的道德规范。除了提供精神财富之外, 宗教的另一项功能就是提供非赢利性的而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服务。美国宗教史学家安德鲁斯将宗教视为慈善之母。宗教机构依靠所拥有的巨大社会资本, 投身到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中, 既扩大了社会影响又体现了自身的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 美国宗教的社会服务的范围已经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如今, 宗教组织在美国各类从事慈善事业的机构中的地位突出, 是美国民间慈善事业的核心。它们在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外, 教会也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源泉, 并得到了政府在税收政策上的支持, 因此宗教机构从事慈善事业的潜力巨大。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被看做是宗教机构在更大的范围上参与社会秩序的建构, 而慈善事业在美国已被视为社会文明的表现, 涉及人数超过了美国人口的一半以上, 可见其影响必将长期存在。

二、宗教功能与美国意识形态掌控

由于美国实行政教分离, 因此美国政府在实施意识形态掌控过程中, 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制定法律及国家政策的方式对宗教事务进行引导和约束, 以使宗教活动符合国家利益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政府对宗教具体事务的最少干预, 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宗教活动的开展及其各项功能的充分发挥, 并成为美国意识形态掌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1.道德教化

美国的宗教传统悠久, 并已成为美国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以至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上帝统治下的国度”, 而宗教的道德教化功能是维护美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工具之一。宗教道德教化功能的发挥首先源于宗教教义及宗教精神中所包含的道德伦理思想, 而它们曾经历了世俗社会的道德神圣化的过程。各大宗教通过戒律、宗教故事传说、布道说教等传播关于天堂地狱、因果报应、赏善罚恶等教义主张和信仰。如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十诫”和其他信条, 让信徒虔诚、顺从、敬畏、博爱、仁慈、坚忍、宽恕等, 并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训诫指导。宗教道德中强调抽象的爱, 基督教要求“爱人如己”, 这种劝人为善的思想是宗教道德的核心。同时这种博爱, 利他的思想也是人类自身生存所必须的, 是人类精神的升华;信仰化的宗教道德及宗教律法也规范着人们的个体行为和社会角色。与其他的世俗道德规范比较, 宗教道德的规范性更具有自律性的特点。如宗教道德以上帝或先觉先知者为人类道德的化身, 他使信教者以其为榜样, 将遵守宗教道德作为信教的神圣的义务和荣耀。因果报应论将利己和利他牢固结合在一起, 成为宗教伦理道德的原动力, 并具有很好的客观社会效应。在现代美国及西方社会中, 虽然有政教分离并出现了宗教功能衰退的迹象, 但宗教道德的行为规范功能却日益突出。这一方面表明宗教世俗化倾向, 同时也表明宗教伦理的行为规范功能对于西方文明具有的独特价值和长久生命力。

2.社会整合

美国从建国伊始就是一个人口种族构成十分复杂, 社会文化多元化的移民国家, 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 如何增强美国社会的凝聚力, 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美国政府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宗教社会整合功能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首先体现在它对公众的信仰和道德准则的整合。在美国众多宗教与教派中, 基督教以绝对的优势在美国宗教市场的竞争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至今它仍然是美国不同种族和族裔信仰的主流宗教。据一份对20世纪美国宗教情况最全面的调查显示, 美国18岁以上的总人口中, 基督教人数约为1.512 2亿人, 占被调查人口的86.2%[3]3, 紧随其后的是犹太教。即使在美国人自己的概念中, 多数都是以犹太—基督教精神作为美国社会的信仰及道德基础, 这已经成为美国“国情”的一大特色。正是在这样的共同信仰和道德基础上, 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才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凝聚力, 美国人才以一种特殊的“使命感”看待自己和外部世界, 并在社会世俗化过程中形成了能够保持精神平衡的自我调节机制, 而这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社会的稳定。另外, 宗教组织形式及宗教礼仪也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稳定的宗教组织与特定的教规使宗教成为一个社会实体。它所进行的宗教礼仪活动使教徒产生共同的心理体验和宗教情感, 这不但有利于进一步升华和强化教徒的共同宗教信仰和宗教意识, 也有利于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 进而体现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

3.文化功能

美国宗教作为美国社会一种文化现象, 它在精神文化方面有多重功能。其中, 宗教教育功能的发挥是宗教文化得以源远流长的基础。以宗教教义为核心内容, 通过一定的教育系统和教育方式进行的全方位宗教教育, 无论是对个人或整个社会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而其对于发挥宗教的文化功能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 美国宗教在对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方面发挥的认知功能, 以及它所具有的艺术功能、文化交流功能、解释功能和宗教生活习俗功能等, 都是通过整个美国民族文化发展过程的实践体现出来的, 并一直发挥着特有的社会作用, 为美国社会创造了独特的精神文化财富, 对于美国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当然, 宗教文化功能的发挥不只丰富和扩展了美国民族文化的内涵, 而且在面对由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所产生的困惑的时候, 它以自己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思想和信念的指导, 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 美国人相信, 在遵循传统道德的指引下, 通过挖掘与传播宗教教义可以使人们树立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信仰和良好的道德观念。

4.政治功能

在美国, 就政治与宗教二者的社会地位而言, 政治的强势地位不可撼动, 而宗教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 宗教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不断地适应政治的变化, 这体现了宗教发展的总体性和政治功能。同时, 宗教的政治功能也完全是由于它本身就是美国社会的上层建筑的特点决定的。宗教具有政治功能, 体现在它需要在国家的政策和法律的框架下从事宗教活动, 因此, 它的教义主张与活动的内容及结果应具有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作用美国主流教派基督教的经典、教义主张和教规深深地影响和约束着教众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 并且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的法律相衔接, 这对于国家法规的实施有推动作用, 对稳定社会也起到了整合的作用。然而, 由于宗教对政治的适应特性, 宗教政治功能的发挥会表现出被动的一面。即宗教被国家的统治阶层极力利用, 成为其实现巩固统治地位或达到其他特定目的的工具。在美国, 政治权力的中心是总统选举。在每隔四年的激烈的总统选举战中, 有的总统候选人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而不惜代价极力拉拢和利用宗教团体, 以期望获得宗教力量的支持。甚至候选人的宗教信仰也会被用来作为攻击的对象, 以期影响选举的结果。这体现了宗教在美国政治选举中成为人们可以利用的工具。与此同时, 美国宗教毕竟属于社会实体范畴, 这决定了它还具有主动参与修正美国政治发展方向的功能。目前, 美国的宗教组织越发倾向于积极主动显示自身的活力和实力, 以争取政治发言权和参与权。

美国意识形态掌控满足了美国政治及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 其中宗教因素无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美国政府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思路及其政策与措施的安排, 应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宗教在我国长期存在的根源并没有消失。当前,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党的宗教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对宗教的客观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以及加强爱国宗教力量的建设方面, 进而充分发挥宗教自身合理和优势的部分, 使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教化、社会整合、文化教育及政治民主建设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摘要：美国是一个宗教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宗教在国民道德素质的提高, 以及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达到促进社会稳定, 巩固阶级统治, 实现阶级利益等目的, 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掌控中注重充分利用宗教的各项功能。而在实践中美国宗教所表现出的积极与消极作用的两面性, 对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时期开展好宗教工作有预示作用。

关键词：美国,意识形态掌控,宗教功能

参考文献

[1]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4.

[2]R.G.哈切森.白宫中的上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35.

3.宗教——社会意识形态 篇三

一、以现代文化为引领遏制宗教极端思想向意识形态领域蔓延渗透

多年来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深入发展，受国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境内外“三股势力”不希望各族人民群众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不愿看到新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千方百计实施分裂破坏活动。民族分裂势力一贯打着宗教的旗号，披着宗教的外衣，隐藏在信教群众当中，利用信教群众的虔诚和愚昧灌输宗教极端思想，拉拢信教群众做分裂祖国和破坏民族团结之事。当前暴恐形势高发、频发的南疆四地州，信教群众多，受教育程度不高。又因历史发展因素和国际、国内民族宗教问题的影响，加上科学文化素质地下，在意识形态思想上，分析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不足，容易受宗教极端思想在意识形态的影响。当前在南疆呈现出一些维吾尔族妇女不再穿着艳丽的民族服饰，取而代之的是一袭黑罩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婚礼不笑，葬礼不哭，禁止音乐、传统歌舞、绘画等社会文化活动的“怪”现象。极端宗教者打着“圣战殉教进天堂”等荒谬言论蒙骗信教群众。由其针对民族青少年这个特殊群体，他们正处于思想认识形成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成长阶段，对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思潮、民族宗教思想、公民道德、社会价值观的认识和辨别能力不足，容易被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拉向我们的对立面，成为分裂势力和暴恐活动的载体和土壤。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这一复杂战场，我们要积极主动引导民族干部群众，青年学生揭示宗教极端思想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的本质；揭示宗教极端思想与现代文明相违背的实情，要增强信教群众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抵御能力。面对当前民族宗教工作的新形勢新任务和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发挥新疆多元文化优势，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各民族文化传统，在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一体多元、融合开放、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要进一步深化“四个认同”意识，强化“三个离不开”思想。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弘扬“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广泛开展道德模范、“最美新疆人”评选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弘扬正能量，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加强现代文化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化对现代文化内涵和核心的认识，深化对现代文化引领实践途径和要求的认识，使各族干部群众不断树立进步、开放、包容、文明、科学的理念，摒弃封闭、落后、保守、愚昧的思想，以开明开放的心态广泛学习和大力弘扬先进文明成果，成为具有现代思想观念和现代文化知识、掌握现代生产技能的现代化建设者。培育科学精神，强化广大群众学科学、用科学的意识。积极树立勤劳致富典型尤其是信教群众、宗教人士勤劳致富、科学致富的典型。鼓励、引导各族群众积极创业致富、勤劳致富、建设美好家园。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深入挖掘和传承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创造性吸收和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帮助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有机结合，实现民族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激扬多元文化的和谐与活力。加大各民族优秀文化推介，广泛传播各民族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与现代文化相对接，大力倡导文明、现代、和谐的生活方式。特别要加大南疆现化文化引领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力度，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保持现代文化引领和正面宣传的强大力度，坚信邪不压正和思想，不断巩固和壮大意识形态领域主流思想，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引导教育广大群众在意识形态领域与现代文化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二、党员干部要肩负起遏制宗教极端思想向意识形态领域蔓延渗透责任和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通过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面对当前新疆反分裂斗争呈现“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当前新疆的党员干部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就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从大局上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分裂斗争的重大意义，认清宗教极端思想向意识形态领域蔓延渗透对经济和社会的危害。坚决贯彻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非法宗教活动和暴力恐怖活动，加强思想阵地建设，切实做到“守土有责”，这是做好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分裂斗争的根本要求。其次，党员干部要全面掌握党的民族理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分裂斗争筑牢思想防线，切实做好新疆的民族工作。第三、党员干部要带头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代文化自觉引导群众 “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正确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时刻影响周围的信教群众、宗教人士、青少年学生，积极遏制宗教极端思想向意识形态领域蔓延渗透。使宗教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引导下得到良性发展，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分裂斗争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第四，党员干部要带头做好民族团结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社会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民族分裂势力越是企图破坏民族团结，我们越要加强民族团结，筑牢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有效开展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的基础性工作，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族群众，争取人心。党员干部必须把反对民族分裂主义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只要是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活动，不管是什么人搞的，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都要坚决反对，自觉站出来，主动发声亮剑，不能有半点含糊，不能有任何退让。要充分发动和组织各族群众，共同抵制宗教极端思想向意识形态领域蔓延渗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4.《宗教与中国社会》 篇四

生活在农村免不了要与宗教打交道，农村有着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记得儿时，每每家里进行一些宗教仪式的时候，父母总免不了要我们过去给各种神磕几个响头，心里总是生出几分抵抗情绪。或许是那时学校教育我们那是封建迷信活动的缘故，脑海里想的都是迷信活动怎么危害社会；亦或许是我实在想不明白，像父母这么虔诚的信徒，又是烧香拜佛，又是好酒好肉供奉祖宗的，可这些诸天之上的佛祖菩萨、以及我们那祖宗可曾显灵过？反正我是未曾见过，也未曾感觉到跪拜他们有何作用。也正是因为如此，从小就不喜欢参加这些活动。更是由于自己的固执与偏见，没少和父母发生口角，也常常被长辈指责，但我依然我行我素，最终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长大，思想也慢慢的变化了。这个时期的我不再刻意去排斥我之前一直以为的封建迷信活动了，倒不是我喜欢上它了。只是每当家里搞一些祭拜时，父母叫我过去上香磕头，我乖乖的照做后，父母以及奶奶总是会心地笑着，而不是像以前父母长辈左拉右扯地把我拖过去，而我却过去对着神位点个头走人，惹得长辈的不高兴。这应该就是人长大了，懂得妥协了。

上了高中后，接受了更高一级的教育，也渐渐地成熟，接触的人多了，碰到的事情也多了，思想也跟着开阔了。现在已经不是旧社会了，小时候书中讲的迷信活动的危害，少有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于是我不再单纯的把家里举行的一些仪式定义为迷信活动，我开始更倾向与把它们归入到民间的风俗活动中。觉得正是有这些活动的存在，才使得我们这个地方有别与其它地方；也这是有这些活动的存在，才使得我们的农村别具风情。

到了大学以后，特别是上了《宗教与中国社会》课后，才觉得自己其实一直不了解宗教，而在中国也有太多的人不了解宗教了。或许是因为中国宗教的独特性导致的吧！在西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礼拜天要到教堂去的，要去做礼拜，要去祷告。而在中国一个再虔诚的信徒也不可能每周都去寺庙烧香拜佛，他们更多的是过年、过节、旅游，或者是有事情才到庙里去。外国人唱说：“中国人常被认为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之所以会这样，恰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宗教。

我虽然对宗教认识不多，但上了《宗教与中国社会》课后，也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宗教与人们的生活联系的更加紧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举止言行，都能看到一些宗教带给我们的影响，或许是佛教照成的影响，亦或是道教。中国的宗教不像西方那样很有纪律性、组织性，相反，中国的宗教让人感觉很分散，又感觉是一体的，天南地北的人们在宗教方面却有着相似的地方。中国的宗教更多的融入民间的各种风俗仪式中，让人看不清、想不明白，它是不是宗教。

5.浅谈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篇五

1、“引导”是做好宗教工作的切入点。首先，加强政治引导。通过办班学习参观考察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引导广大宗教界人士与信教群众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其次，引导他们加强法律、法规、政策的学习，使宗教在规定的范围内开展活动，真正做到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再次，注意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自身优势，引导他们兴办各类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开展各项有益的社会活动。第四，要引导他们正确地开展国际友好往来，扩大我国的政治影响，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实现祖国统一和经济建设服务。

2、“引导”的前提是自身必须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宗教工作干部要通过对宗教理论的深入研究，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认识水平和工作水平，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党关于宗教工作总的理论、方针、政策已基本形成，但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还会出现许许多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于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需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分析，总结经验，上升到政府高度，形成新的理论观点。有些具体政策也要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还要善于调动学术界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特长，共同研究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只有自身具备了较高的理论水平，才能做好宗教界人士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引导宗教界人士进行宗教理论的建设。这些年来，各宗教在挖掘有利于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的内容方面进行了摸索尝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在推动适合中国国情的宗教理论建设方面还是远远不够的。有些人过分强调“因信称义”，夸大信与不信的对立，还有的大讲“末世论”，这些落后的思想和理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着消极作用，我们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要引导爱国宗教团体和教职人员，对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作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阐述，既要注意提高广大信教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又要注意适合信教群众信仰上的要求，帮助他们逐步建立起积极向上、符合中国国情的宗教理论体系。

3、“引导”的关键是抓好接班人的培养。教职人员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因素。宗教界代表人士在信教群众中有特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对我国宗教组织的将来面貌具有决定意义。宗教局有责任也要有意识地物色一些年轻的、政治思想素质较好、文化素养较高、对教务热心、在信徒中有一定威信的教职人员，悉心加以培养。在政治上关心他们，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素质，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以适应宗教发展需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承上启下，带领广大宗教信徒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4、“引导”的基础性工作是加强爱国宗教组织建设。爱国宗教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宗教界人士与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其服务的对象是信教群众，工作的目标是按照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努力办好宗教事业要实现这个目标，完成这项任务，需要统战、宗教部门帮助提高爱国宗教组织成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把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同时，对爱国宗教组织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力量比较强的，要固本强身，比较薄弱的，更要输血充电。近几年来，我市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加强爱国宗教组织的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实践证明，这项建设工作做得越好，越有利于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实，越有利于团结广大信教群众沿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前进。

6.宗教——社会意识形态 篇六

社会主义相适应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求他们从事的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支持他们努力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支持他们与各族人民一道反对一切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祖国统一多作贡献。要鼓励和支持宗教界继续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在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不断迈出新的步伐。（内涵）

综观我国和世界的宗教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宗教都要适应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才能存在和延续，十六世纪基督教发生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就是一个例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宗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活动的，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我国宗教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各宗教自身存在的客观要求，更是由于我国宗教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将长期存在这一现实所决定的。（为什么）

在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主要表现为广大信教群众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宪法和法律、政策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扬宗教教义、教规和道德中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开展国际友好往来、促进世界和平等。

各宗教在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神学思想建设上，提出了一些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观点，如佛教提出的“人间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道教的“齐同慈爱、济世度人”，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天主教、基督教的“荣神益人”等。这些合乎时代精神的神学思想，极大地激励着我国信教群众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与建立人间天堂的伟大事业。党和政府以及整个社会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全体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靠保证。（表现）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要求他们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求他们巩固反帝爱国运动和宗教制度民主改革的成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使宗教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要求他们高举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帜，支持他们与各族人民一起，反对一切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祖国统一多做贡献。

二是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挥宗教中积极因素，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要鼓励宗教界多做善行善举，在国家的引导和管理下，宗教组织从事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公益、慈善活动，帮助信教群众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追求和创造现世的幸福生活，使广大信教群众把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建设，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也为自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努力。三是鼓励和支持宗教界人士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的阐释，使宗教在深层次上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近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了教务指导委员会，进行“解经”工作等，就是对教义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初步尝试的具体体现。要继续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在这方面迈出新步伐、做出新贡献。

在“积极引导”中具体要把握好的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进一步加强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团结，把他们的力量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上来。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加快宗教法制建设的步伐。三是提高宗教人士自身素质，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四是不断加强党同宗教界人士的爱国统一战线。（怎么办）

7.戈尔丁作品中的宗教意识 篇七

《蝇王》和《继承者》都被认为是关于人类失去纯真、被逐离伊甸园的隐喻。《品彻·马丁》描述了一颗极端自私的灵魂如何在死后依然奋力对抗神意, 拒绝被上帝毁灭的故事。小说结尾出人意料, 被冠之以“把戏” (gimmick) 之说。对此戈尔丁如是说:“也许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我高估了现代人对神学的了解。我本以为读者对神学有天人的兴趣。不过目前看来并非如此。” (1) 同样, 《自由堕落》中的萨米像马丁一样“背弃了上帝”。《塔尖》的故事本身便设置在中世纪的教堂, 人与神的关系是其重要主题。在戈尔丁的后期力作《黑暗昭昭》中, 前期小说惯用的寓言式隐喻结构退场了, 而具有宗教意味的象征性却更加突出了。作品中大量借用《圣经》中的典故, 把现代社会比作撒旦眼中的地狱, 是一个“看得见的黑暗”的社会, 宛如一个邪恶、暴虐、恣睢的“人间地狱”。

此外, 评论界也注意到了戈尔丁早期小说中的圣人或基督原型。如《品彻·马丁》中的纳撒尼尔, 《黑暗昭昭》中的麦蒂等。戈尔丁往往是让这些人物短暂地露面, 却产生重要的影响, 昭示出信仰的力量。可以说, 宗教内容在戈尔丁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神学家戴维·安德森称, 戈尔丁的小说具有神学倾向。还有评论者称其为“卡尔文主义者”, 戈尔丁答:“就我的作品看, 这种说法并没有显得过于严厉……我并非卡尔文主义者, 但是我愿意相信我的创作能力、性格和经验决定了我的作品中可以推导出卡尔文主义。” (2)

戈尔丁称自己为“并不合格的虔敬者”, 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基督徒, 不遵行或奉守宗教戒律和仪式。他写小说的主旨不是为了赞颂上帝, 也不是为了给读者布道, 而是在于描写现实社会, 在于向读者传达自己对人类生活的看法。用作家自己的话说:“我不属于任何宗教教派, 所以我也不会做出任何相应的举动。” (3) 对戈尔丁来说, 对神的信仰是道德问题, 因为它使人远离那种体现在唯理论和过于乐观的观众的自我膨胀, 而人类的这种傲慢自大恰恰是恶与堕落的开端。戈尔丁认为从科学理性中无法推导出道德准则。他认为牛顿设想的, 或者爱因斯坦所猜想的, 甚至宇航员所探测到的宇宙都不过是人类的臆想, 是人类头脑的产物。另有一种能包含一切真理的绝对真理, 开启一切奥秘的奥秘。在这巨大的真理面前, 人是谦卑的。戈尔丁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不能不信上帝……关键是如果你信上帝, 就不信你自己。” (4) 作家对自身的有限性和人性的弱点有很深刻的了解。作家称:“我们现在懂得了, 无论在哪个方面, 我们都已经走到了人性所能发现、描述甚至感受到的边界。对我而言, 这是无限的仁慈。我们明白了自身的神秘性, 以及我们所处的境况的有限性和神秘性。这一点是我的人生、我的创作的主导因素。” (5) 因此, 他认为, 对待宗教, 就和对待生活, 对待哲学一样, 是要说明人的不完美。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戈尔丁小说之所以震撼人心, 就在于他从宗教层面上所昭示的罪与救赎的力量。

《蝇王》这部作品包含了丰富的基督教思想。彼得·格林曾言:“戈尔丁小说的寓意框架是根据传统基督教精神构思而成的。” (6) 《蝇王》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小说中关于基督的思想情节比比皆是, 在诸多方面浸透着基督教的教义精神。作品对“人性本恶”进行了赤裸裸的暴露和书写, 这种性恶观与基督教的“原罪”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 此书中用来象征人类内心邪恶的“蝇王”正是基督教传说中魔鬼的象征。

戈尔丁认为, 恶是人性固有的, 而不是什么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他相信基督教的原罪说, 认为人类的本性是邪恶的, 认为是人把恶带到了世上, 《蝇王》就是其性恶论的代表, 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内心蕴藏的巨大的恶的潜能, 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 人的罪恶意念便会凸显出来, 在毫无内部约束力的环境里, 兽性中埋伏的“恶”就像渐渐从冬眠中清醒的蛇一样, 跃跃欲试, 这种“恶”是人类本身和内在的永久的毁坏力。戈尔丁看到了现代人们的盲目和罪感意识的缺失, 而只有对罪感的认同才能使人具有摆脱罪的肉体需求和赎罪的愿望。所以, 戈尔丁正是要唤起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和对罪的认知, 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只要在罪责意识中, 才能找到进入基督教的入口处。” (7)

神学家奥古斯丁 (345—430) 认为, 贪婪、情欲和欲望都是原罪, 而原罪又是自罪的根源。戈尔丁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在不同程度上犯着这样的罪。品彻·马丁就是一个生活的吞噬者。他张着贪婪的胃口, 遇到什么就吞食什么, 总是无法满足。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学, 即吃人理论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戈尔丁说:“对生的贪恋是他本性中的主要动机。这动机迫使他拒绝死亡这一无私的行为。于是, 他在一个由自己凶恶本质构成的世界上继续单独存在下来。”

《黑暗昭昭》的主人公孪生姐妹索菲和托妮也是“极恶”的化身, 姊妹俩都用毒品、性交和暴力来充实她们的生活。这些人都像《金字塔》中的亨利一样, “除了一个合理的价钱, 不可能付出更多”, 都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 以这“合理”权衡着人生的前进方向, 为此放弃了爱情、艺术、理想和信仰, 成了艾略特笔下的“空心人”。

虽然戈尔丁的作品一般与黑暗邪恶有关, 但是他对人生的探讨是积极的, 作品中渗透了他对人性救赎的思考。例如戈尔丁在小说中设置的殉难者形象和基督式人物, 他们无不闪耀着神圣的光辉, 向人昭示着救赎的渴望。西蒙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他是善良和美德的代表, 如作者本人所言, 西蒙正是基督耶稣本人的化身。他是唯一一个自始至终不沾荤腥, 圣洁自制的孩子, 他也是唯一没有抛弃信仰、放弃祈祷的孩子。他勇于追求真理, 认清自我, 对拉尔夫, 西蒙预言道:“你会回到原来的地方的。”并同样预言了自己的命运, 即为了传达真理而遇难。西蒙的牺牲无异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 具有特殊的神学意义和救赎力量。西蒙是戈尔丁作品中出现的第一位圣人, 富有神圣气质, 但在由堕落的众生组成的世界里, 他是无法逃生的。西蒙之死, 正意味着上帝的缺席和人神关系的断裂。因此, 西蒙担当了某种基督式的角色, 一个为了传播真理而牺牲自己的殉难者。

在戈尔丁的作品中, 人类的生活危如累卵, 面临着无处藏身的危机。对人类构成要挟的不是来自内部的任何力气, 而是源自冬眠于人的心灵深处的兽性之“恶”。戈尔丁认为“恶”乃人之本性, 当人类背弃了上帝, 违犯了《圣经》的教义, “恶”就会跃跃欲试, 甚至逞性妄为, 挤压人的生活, 使人背负着沉重的罪孽。只有通过上帝才能摆脱罪恶沉沦的本体, 获得灵魂的救赎。

摘要：戈尔丁的小说中渗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评论界也注意到了戈尔丁早期小说中的圣人或基督原型。如《品彻·马丁》中的纳撒尼尔, 《黑暗昭昭》中的麦蒂, 等等。戈尔丁往往是让这些人物短暂地露面, 却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昭示出信仰的力量。

8.宗教——社会意识形态 篇八

摘 要：作为古典三大社会学家之一的涂尔干，是唯实论最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其基本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秩序何以可能，或者说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他一生关注的重点。这不仅体现在《社会学方法论准则》实证的研究方法，也体现在著作《自杀论》、《社会分工论》中。在《宗教生活基本形式》中，涂尔干试图为道德社会的构建寻求来源，并从图腾、氏族、宗教等知识范畴来探寻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思想的铺垫。

关键词：宗教；社会功能；图腾；氏族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72-02

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所说，《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无疑是涂尔干最重要的、最深刻、最具有独创性的著作，也是涂尔干的灵感表达得最为清楚的一本书[1]279。在研究宗教之前，涂尔干一直对社会道德和社会团结有着莫大兴趣。无论是在他早期的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中对宗教抑制个人主义，强化集体意识的讨论，还是在《自杀论》中从社会变化对人自杀的影响的探讨上，他都没有停止过对社会道德和社会团结的思考[2]56。

而在他晚年《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涂尔干对宗教的起源和功能作分析，希望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去理解社团团结与社会道德得以不断维持和再生的真实基础和核心机制。“在涂尔干看来，宗教不再只是一种世界的解释，而是作为手段制造对社会之象征的阐述。他的兴趣不在宗教的起源而在宗教的社会功能” [3]76。

一、涂尔干的宗教观

涂尔干仔细阅读了以前的宗教理论，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在任何宗教体系中都会遇到两种并行存在却具有不同形式的宗教：一种宗教所崇拜的是自然或者是宏大的宇宙力量；另一种宗教的崇拜对象是精神存在，我们把这种与精灵有关的宗教称为泛灵论。穆勒假定所有文化中的人都设计出了他们的信仰体系，从而对世界做出合理的反映，他们试图去描述重大事物和重大事件，比如，对风、河流、星辰或天空等，或者是遍布大地的事物，赋予这些事物信仰和意义；而泰勒坚持的信仰出自灵魂的观念，如精灵、灵魂、守护神和严格意义上的神。可以看出这两位学者的观点都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本能的基础之上。他们都是假设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是一个进化的过程，然后用现代人的思维去寻求古代人或是史前人类的思想和感情。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类的智力是不一样的，用现在人的眼睛去审视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思想，太缺乏客观性了；此外，泰勒和穆勒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不同地方的神话故事基础之上的，其材料的真实性、科学性，都是值得我们怀疑的。相反，涂尔干认为，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种宗教持久的原因，而不是对远古时期的人类思想大胆猜想。涂尔干说道，没有什么比我们知道的简单社会和我们观察到的社会更加真实和可靠。与现在的最简单的社会体系相联系的宗教完全可被看作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最基本的宗教”。如果我们能够解释这一宗教，我们就可以开始解释所有的宗教。我们将会掌握宗教的“基本形式”。

涂尔干竭尽全力试图证明：图腾制度不仅是一种宗教，同时也是许多比较先进的宗教体系所具有的信仰和仪式的起源。因此，他把宗教现象划分为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式。信仰是舆论的状态，是由基本表现构成的；仪式则是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这两类事实的差别，就是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差别[4]33。同时，涂尔干也把整个世界划为神圣性的和世俗的。那么，神圣性到底是什么？神圣性与世俗性是怎样相互区别和联系的？个体与神圣性和世俗性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个体如何具有神圣性？

二、图腾：联结个体与集体的纽带

涂尔干在考察澳洲社会时，发现图腾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结构中，集体占有优势的是氏族，而每个氏族都具有自己的名字，或者说是氏族集体命名的物种称为图腾。氏族的图腾也即是每一个氏族成员的图腾，图腾通常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物种或变种，也就是说图腾是一种集体的产物，供整个氏族所有。当然，图腾作为一种集体标签，也具有宗教性。事实上，图腾与事物的神俗之分有关，它就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性。图腾是具有神圣性的，图腾的标记大部分都是植物或动物。植物与动物的凡俗用途都是日常食品，而图腾的动物与植物的神圣性表现为对它们的食用禁忌，但是这种禁忌并非是绝对的，在一些庄重的仪典中，氏族中的长者是可以吃神圣的，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神圣的。因此，图腾标记的对象的禁忌比一般的禁忌更严密、更严格，图腾动物的形象比图腾生物本身更加神圣。实际上，一个人采用了图腾的名字，这种名字的同一性也就假定了他们的同一性。前者不仅仅被看作是后者的外在记号，而且是生物体的一部分，甚至对动物来说是某种更本质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具有双重性，在他之中并存着两个存在者：一个是人，一个是动物。涂尔干认为，是祖先用自己的名字为氏族命了名，现在他变成了人类的代表，在其中各种各样的闯荡生活，他曾作为氏族用以命名的神话动物，具备了神圣性，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图腾崇拜看成是一种动物或是植物。

在涂尔干的眼中，虽然每个氏族的特定膜拜都是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但是活跃蓬勃的生活就发生在氏族之中。这些膜拜又是彼此契合的，而图腾宗教就是由他们联合形成的复杂体系。个体只是作为氏族群体的一员，每个个体的图腾是如何与膜拜产生联系的呢？

其实，个体对他的庇护者的膜拜就是个体的图腾制度，个体图腾制度是主动获得的，是通过一整套必要的仪式操作确定。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图腾不能对他进行更好的保护，它就可能寻找几个图腾，而集体是每个个体族内身份的一部分，它是世代相传的，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与生俱来，单靠人们的愿望是于事无补的。

由于所有氏族成员拥有同一个名字和同一个标记，他们和同一个事物范畴是具有同样的关系，他们遵行同样的仪式。简而言之，由于他们共同参与对同一种图腾的膜拜，形成了部落的同一性。

在图腾制度中，图腾的形式首先表现为首要的圣物，其次就是氏族用来命名的动物或植物，然后是氏族的成员。各种神圣事物在信仰者心中激起相同的情感，使他们具有神圣性，而这种情感来源于共同的本源，某种图腾的标记，氏族成员额图腾物种的每个个体所共同分享的本原。事实上，膜拜针对的就是此种共同的本原。换言之，图腾制度不是关于动物、人、或者图特纳的宗教，而是关于一种匿名的和非人格的宗教。谁也不能拥有它，但却可以分享它，它完全独立于所化身的对象，既先于该事物而又存在，又不会随之而消亡，这种力不仅确保了物种的繁衍，宇宙生命得以维持；同时由于各氏族成员之间相互援助等义务，建立了亲属关系，形成了一种道德力。

氏族的神、图腾本原，都只能是氏族本身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是氏族被人格化了，并被以图腾动植物的可见形式表现在人们的想象中。宗教力只不过是氏族集体的和匿名的，在人们心中以图腾表现出来，由于宗教力的神圣性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和扩散性，它会从图腾生物传播相关的亲属或事物上，动物引发的感情，传给它赖以为食，不化为肉的东西，传给相似的事物，也传给了与之具有稳定关系的不同生物，这样亚图腾归属于图腾，并形成了表现为原始分类的宇宙体系。最后，整个世界都依照各个部落的图腾本原加以划分。所以，宗教力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双重起源，宗教力既是人类的又是自然，既是道德的又是物质的[4]75。

三、道德社会塑造的可能性

圣物是被分离出来的事物。圣物之所以是神圣的，是因为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消极仪式就是这样一种功能，通过各种禁忌仪式，其目的既能保证神圣世界与凡俗世界的区分，其实在这里，消极仪式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禁忌体系，而且对于个体的宗教性和道德性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6]285。从某种意义上说，消极模式只不过是实现目的一种手段，它是达到积极膜拜的条件。消极膜拜不仅限于确保神圣事物免遭世俗的东西的接触，它还能对崇拜者个人产生影响，积极改善自己的状况。积极仪式的人们始终认为自己与宗教力之间维持着一种积极的，双向的关系，一套仪式的功能就是对这种关系的规则和组织。在这里，仪式拥有两个功能，一是能够保证氏族图腾的动植物物种得到繁衍，另外一个就是祭祀制度的产生，它并不是为了在人与神之间制造一条认为的亲属关系，而是要维持和更新最初已经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天然属性关系，在仪式和典礼上，由于人们的集体欢腾、欢乐以致狂热的状态下，人们容易忘记自我，产生强烈的情感集合起来。模仿仪式不仅表达了亲属关系；而且还制造或再创了这种关系。随着不同处境、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崇拜者的不同趋向，人们对仪式拥有不同的了解。因此，表现仪式或纪念的仪式，并不是产生物质的效果而是使过去的信念和信仰得以保存下来。

涂尔干企图用社会决定论来建构道德个体主义。人格归根结底是社会化的产物，不仅可以把集体精神内化在心灵之中，也可以内化在身体之中。因此，个体是双重意义上的个体，可以把心灵和身体、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融合到个体人格之中，既然社会的神性有内化于个体的可能性，个体本身也就有了成为道德实体的可能性，道德个体主义也就成为可能[5]49。在涂尔干理论中，社会决定论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张力，并不是理论预设的张力，而是生活世界本身的张力。涂尔干告诉我们，正是在这种张力下，现代社会不仅蕴涵着必然性的控制，还蕴涵着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围绕着原来意义上的宗教和科学展开的，而是一种新形式。因而，个人的道德实践并不是立法者和解释者之间的争执，而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用主体化这种有限性的可能性形式，勾勒出一种社会存在的崭新形式呢？

参考文献：

[1]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葛志强，胡秉承，王沪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侯钓生.西方社会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3]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M].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基本形式[M].渠敬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渠敬东.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J].社会学研究，1999，（1）.

9.宗教——社会意识形态 篇九

宗教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同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基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宗教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都深深根治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因此，宗教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要与其所处的社会相适应。

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组织体系，一切社会结构的改革都围绕着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进行。而与此同时，宗教与新社会制度的不适应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主要表现在：宗教意识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存在着根本分歧；宗教的领导权曾被反动政治势力所控制；宗教内部存在着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帝国主义实力仍利用宗教从事反对新社会制度与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的指导宗教工作的一个正确的方针。江泽民在1993年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座谈会上,精辟阐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内涵。他说:“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如果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就会发生冲突。这种适应,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有神论的思想和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途径,主要包括政策引导、法律引导和原则引导,三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科学体系。

第一、政策引导，即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是尊重了宗教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了宗教和宗教信仰的历史合理性，保障了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和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二、法律引导，即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只有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党和国家才能

不断建立健全宗教领域内的法律法规制度,逐步树立法制权威,使党和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走上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才能有效打击各种打着宗教旗号,危害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和祖国统一的敌对势力,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团结统一;才能保障正常的宗教活动的有序进行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鼓励和支持广大信教群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工作。

第三、原则引导，即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新时期,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境外敌对势力也加紧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针对西方国家利用宗教人权所进行的攻击,我国宗教界一贯支持国际社会就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开展对话,反对在国际宗教人权领域搞对抗;支持各国根据本国实际致力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践,反对利用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支持各个宗教共同为世界和平努力,反对利用宗教搞暴力恐怖活动。

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主要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相适应,这体现了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政治相适应，是指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相适应。群众性是中国宗教的一大特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必须团结、教育和引导这部分群众,把他们在生产和工作中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以利于依靠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相适应,关键在于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不断发展和完善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经济相适应，是指积极引导宗教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相适应。在当代中国,“不仅宗教实体、宗教文化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而且宗教思想体系中的积极精神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积极引导宗教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适应,就是要引导中国各宗教根据自身条件和特点,为促进经济发展多做贡献。要鼓励宗教界在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服务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要充分利用宗教界所具有的广泛对外联系的优势,主动为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牵线搭桥;要借鉴中国宗教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同发展的思想,保护环境,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积极引导西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投身于

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为实现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多做贡献。

文化相适应，是指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宗教作为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一种文化积淀,影响着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目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泛滥、拜金主义流行、崇高境界消退、道德理想沦丧等负面现象让人触目惊心。宗教可以利用宗教教规和戒律,发挥自己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精神批判功能。此外，宗教中积累的文化资源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当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宗教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可以借鉴。

社会相适应，是指积极引导宗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中国宗教有着构建和谐社会的优良传统，包括宗教间互相包容的传统,爱人利他的传统,爱国爱教的传统和关爱自然的传统。要切实有效地发挥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宗教界需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提高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自觉性与能力;二是进一步加强参与社会事业的力度;三是培养人格高尚、知识丰厚、爱国爱教和富有开创能力的宗教人才。

10.宗教社会学论文之论关公崇拜 篇十

摘要：对关公的“神化”崇拜在中国历史上延续至今，在海内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本文介绍了当今世界范围内关公崇拜的概况，简略地从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分析了关公崇拜的原因，并阐述了不同时期关公崇拜不同的思想内涵，以及应对其采取的正确态度。关键词：关羽 崇拜 内涵

关公崇拜，指对被尊称为关公、关老爷、关王、关帝、武圣等的三国时期蜀国名将关羽的崇奉与膜拜。关羽的“义绝”形象是《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刻画的“三绝”之一，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千百年来实现了“由人而神，由神而圣”的演变。关羽作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并称。而为了供奉关羽而设的关帝庙也与孔庙一样遍布全国，甚至在数目上远远超过了文圣孔庙。海内外对关公的崇拜可谓长盛不衰。

目前我国台湾拥有大大小小的关公庙宇200余座，分布宝岛各地，每日香火缭绕，前来景仰膜拜者络绎不绝。在台湾各地，新的关庙和关公像仍在继续建造。据粗略统计，全岛的关公信徒有几百万之多，其人员涉及党、政、军、警、商贾和民众等各个层次。自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后，台湾有不少团体不惜重金，组织了浩浩荡荡的关公朝拜团，纷纷来到山西运城的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圣家庙及湖北当阳的关陵、河南洛阳的关林等处朝圣、寻根问祖。香港有不少公司、商店和工厂供奉着关羽的塑像或画像，据说有的警察出巡时，也要先拜关公，求其庇佑。

泰国有的法庭在开庭之前，全体法官须向关公宣誓表示忠心后才开始有关程序。而在菲律宾，有一个名为“南松园”的以关帝为盟主的商人组织，该组织在庆祝关帝圣诞暨第廿七届监理事就职典礼的致辞中，就自称是一个结义团体，敬奉关圣夫子为盟主。此外，当地不少的杂货店、旅馆、旅社、脚夫也奉关帝为祖师爷

美国的“龙岗总会”，就是以崇奉关公为主的一个民间组织，其各地的分会达140多个，遍及华人涉足的世界各地。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唐人街上，关公像可谓俯拾皆是。更有甚者，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曾专程到过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的关庙向关公乞灵，以助其夫君竞选成功，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日本华裔社会的关公文化也颇为兴盛。目前，日本神户、横滨、长崎、函馆等地都建有富丽堂皇的关帝庙。在横滨关帝庙，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都要举行庆祝关公诞辰的活动，以舞狮、舞龙等来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热闹非凡。每逢元旦和除夕之夜，这里也整夜开放，以接受广大信众的祭拜。在这里，“关帝庙已成为连接华侨华人和祖先、儒释道众神的场所，成为连接中国传统文化和故乡的场所，成为许多人心心相印的地方。”

我国中东南沿海地区处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前沿，又最易受到海外关公文化的辐射。因此，关公文化首先在这里复兴。在深圳与广州街头的诸多陶瓷商店中，关羽等神灵的大大小小的塑像占据柜台；在珠海的现代居舍的楼堂正中，祖先和财神共享烟火，摆满现代电器的组合柜上，关公和菩萨占据了“首席”之地。另据《钱江晚报》的报道，杭州一些企业的办公室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关公像、观音像及佛像等。一些私营、个体单位也将关公等像摆在显著位置，每日烧香点烛，十分虔诚。

福建东山县的铜陵关帝庙，每天24小时开放，香火十分兴盛。此庙已有600多年历史，被视为关帝庙的祖庙。当地人对关公的信仰十分虔诚，据称有90%的居民都在家中悬挂关公圣像供奉。他们视关公为万能之神，当地的小孩出生后往往拜关公为契父(义父)，祈求平安成长，甚至青年男女决定终生大事时也往往于关公像前算卦，恭请关公神灵定夺。在春节前后，人们聚集庙内连唱大戏，长则几个月不断，每逢关公祭拜日更是人山人海、十分热闹。近年来，在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河北、北京等省市，一些有名的关庙竞相对游客开放，并定期举办大型的庙会或其他文化活动。

伴随着关帝庙的复兴，是广大民众对关公的敬奉和崇拜。令人寻味的是，在几乎全民虔诚信奉喇嘛教的西藏拉萨、日喀则、山南、江孜等地，关公亦占有一席之地。大昭寺前左侧的八廓街的商店里都摆放着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红脸关公塑像。

随着海内关公热的兴起，艺术家们抓住时代的脉搏，先后拍摄了《关公》、《武圣关羽》、《关公出世》、《三国梦》、《三国演义》等电视专题片和电视连续剧，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使关公“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处事以智、交友以义、作战以勇”的英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那么，关公又是怎样从一个以义著称的英雄上升到“神中之神”的呢？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关公信仰的产生与存在并不孤立与偶然，而是与全面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必然要被人们创造出来的，而一旦被创造出来以后，也就具有其政治、伦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功能，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和造人神的传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为世人所称道的关羽死后成为人神正是顺理成章。而传统的中国文化重实践，强调言传身教，讲究神道设教。关公信仰的发展与兴盛与这一思想有最为密切的关系。其突出表现就是关羽的忠义与儒家伦理的相得益彰、互为其用的关系。同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心理的服从性、复制性和保守性，导致历代帝王每一次对关羽的加封和褒扬都会在整个社会里产生不言而喻的推动力，促进关公信仰的进一步兴盛和广泛传播。

此外，关公信仰的内涵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关羽之所以被帝王们代代加封，是因为他代表的忠、义精神符合统治的需要。事实上，关羽不过是宣传忠文化的工具罢了。关羽就是忠文化的化身，是启发、诱导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学习的目标、榜样。通过营造关羽崇拜的舆论氛围，在社会上形成人人学忠臣，人人做忠臣的价值导向，抑制社会上“不忠”因素的负面影响，使广大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接受忠文化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显然比空洞说教和硬性灌输要高明得多。

而到了现代，对关公的崇拜是建立在关公被神化的基础上的。人们希望通过供奉关公寻求保佑。据研究，在日本的关公信仰史中，关帝的神性由明治以前的守护神、财神以及“复明”意识的象征演变为明治以后的商业神，甚至被升华为“象征着中华的道义和秩序”的“至高无上的神”，其原因即在于两个时期里旅日华侨的构成及经济、政治地位所发生的变化，是受“现世利益”制约而发生的一种现象。旅日华侨正是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利益需要，创造了关公这尊神明的形象，赋予了关公不同的神性。由此可见中国传统信仰中神人关系的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故刘基说，“夫神无依，唯人是依”；祁顺云，“人赖神以安，神依人而立”；刘业勤也说，“夫人受庇于神，而神实依于人”。[1]关羽这一神灵既然要依于人、服务于人，其神职的普泛化和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就是历史的必然现象。

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信、智、仁、勇，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并为佛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魂。关公信仰既是历史现象，又是当今海内外的现实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海外华人与大陆交流的加强，关公信仰在内外的合力下逐渐复兴，成了不少地方引人注目的宗教文化现象。考察关公信仰的民族文化背景，正是为了让我们认清其文化意蕴，了解其来龙去脉，从而正确对待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扬弃，避免不明就里的片面批评或全盘吸收。推而广之，对于我国的其它传统文化现象，也应该持与此类似的立场。

11.女性宗教信仰中的社会性别建构 篇十一

关键词：女性；宗教信仰；社会性别；建构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9-0027-02

社会性别理论以强调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为主要内容，以社会文化对性别差异的影响为关注的重点。[1]女性作为社会实践的重要参与主体，其社会性别由社会文化加以形塑的，社会性别建构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本文以云南省师宗县小查拉村的碧云佛寺为个案。在对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及宗教信仰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女性宗教参与的原因和功能加以分析，并从中发掘女性信仰实践与其社会性别建构的关系。

一、宗教信仰的基本情况

当地的宗教信仰本土化特征明显，融合了多种本土信仰形式。同时，受历史、文化及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民间信仰的转向，即从原先的佛教信仰发展转化为民间宗教信仰。从宗教活动场所的物理属性来看，在古寺的门口的上方题有一个“佛”字，佛寺建筑风格为三房一照壁，仅一门进出入佛寺，左右两侧各是厢房，一侧用于进食和休息，一侧用于放置柴火等杂物。正前方的大殿即是进行宗教活动的主场所，殿内所立神祇儒、释、道三教杂糅的特征明显，兼有众多的民间神比如中国历史上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诸葛亮、关羽、赵子龙等。神祇塑像排列从中间向左右两边依次延展开，中间为道教的三清、两边则是佛教、儒教和民间神杂糅在一起。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信仰日趋走向世俗化，深深地嵌入到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日常生活的例行内容。

在当地男性几乎不参与信仰活动，女性是民间宗教信仰的参与主体。民间宗教信仰活动的参与主要以老年女性为主，中年女性的参与较少，青年女性受经济的趋使大多选择外出务工，在农村又要参与到日常农事生产活动中，几乎没有人参与。年纪较小的女性因父母外出而“隔代监护”或父母忙于农事生产无法照看管理她们，大多由奶奶或外祖母代为照看监管，因而她们也间接性地参与到宗教信仰活动中，宗教参与成为她们闲暇时消遣和娱乐的一种重要方式。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及春节等组织聚会活动，春节时堪称盛会。

二、女性宗教信仰活动参与及其社会功能

（一）宗教信仰活动参与。

一是求签占卜。求签是当地中老年女性信众步入古寺内进行朝拜、祈求神灵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求签占卜者将自身期望和解答寄托在求取的签上，由寺内德高望重的执事予以诉说、解答。平时周边村落均会有人来参加，每到春节等重大民俗节日时，慕名而来者甚多。二是做会。做会是由女性自由组织起来的一项活动。人们自由组合，人数不一，寺庙为活动开展地点，每月的初一、十五均有。届时与会成员均自带一些生活资料如油、米、蔬菜、水果等到寺内，带多带少视个人的家庭经济条件而定。活动维持整天，上午人们聚会在寺内听经、朝拜、祈愿，中午在寺庙内会餐，下午自由活动，人们多拉拉家常等，下午日落时分会餐晚则各回各家。三是上表。在聚会朝拜结束后期间，人们可以参与上表活动以向神灵发愿祈祷。届时，人们便会敬上财物，按女性本人意愿无论什么原因均可参与，按人头每人交付2元，而后由执事为她们诵经，与会人只需静坐聆听即可。由上表所获取的收入算作寺庙每次举行活动的经费，如香油钱、香费等支出。在本寺内不存在向其他寺庙的捐献等活动均是信众自支自消。

男女两性信仰活动参与的差异，即男性的不参与和女性的积极参反映了生活中的男女性别分工的差异；受文化教育水平、传统思想观念等的限制，女性社会性别塑造被歪曲。她们的参与基于现实生活需求，如家庭幸福、祛病消灾、出入平安、农产丰收等，成为家庭和社会职责的外在延伸，导致了女性自我话语权的虚化，在一定程度上男女两性的差异被民间信仰所包容性地忽视了。

（二）女性宗教参与中的功能分析。

日常生活中的民间宗教信仰参与对于女性存在着积极的影响，宗教信仰正功能的发挥把女性引入一个可确定的社会情境中。第一，增强女性的心理调适。女性在婚姻、生育和家庭等方面承担了比男性更多的压力，宗教信仰便成为减缓压力的选择之一。在活动过程中可以转移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减轻心理压力，而且使女性获得了一种进行社会交往和感受群体归属的平台机会。第二，丰富女性的文化生活。民间宗教信仰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女性日常生活中，信仰活动的参与，为女性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并具有娱乐的作用。对文化生活内容相对缺乏、单一的农村地区来说，民间宗教信仰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第三，扩大女性的社会交往。宗教活动为女性提供了一种接触社会，参与群体社会生活的机会。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宗教参与拓宽了自我的社会活动空间，不再受家庭和孩子的捆绑。

女性日常生活中的民间宗教信仰参与，存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对女性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产生负功能。如占卜求签存在很大的迷信成分，消极避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放弃了与现实相抗争的勇气。人们在向神祇发愿祈求之时同样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成本，越是委身的信仰成本越大，就难免出现行为偏差，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的向前发展。

三、民间宗教信仰与女性社会性别建构

宗教信仰实践与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民间宗教信仰会对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女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其民间宗教信仰参与又会影响宗教自身的实践活动及宗教的发展走向。

（一）民间宗教信仰对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影响。

民间宗教文化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本土文化的沃壤之中，广泛地影响或者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據着异常突出的位置。[2]无论是民间宗教信仰的内在环境还是外在环境的变化都会对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产生的影响。

在宗教实践活动中，部分女性直接被作为禁忌的对象。在当地，人们每月农历初一、十五都组织聚会活动时，孕妇或寡妇不应许进入寺内，被排斥在外。给这些妇女造成了严重的心理负担，同时影响了平等的女性社会性别关系建构。她们通常以交换的方式请托别人到寺内进行朝拜或上表，事后按照约定付给请托人一定数额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报酬，至少要表达由衷的谢意。同时，朝拜活动时存有许多的规定性，如在祈祷时不能随意乱讲小话、不能东张西望等，否则祈愿可能不灵验。

民间宗教信仰的外在环境在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教育的、家庭的存在。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总是面临着诸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女性独特的生活体验容易使她们接近神、走进神。[3]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强化了女性的生育、家庭等观念，女性为求得生育上的帮助时，便来到寺内进行拜会，如若不成即会受到当地人的歧视，成为他人议论的话柄。同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角色安排及扮演给女性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影响了女性的社会参与和人际交往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由此女性的社会角色分工逐渐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延展，信仰的极大影响力又反过来强化了这种责任，形成一种错误引导，激发女性服务于家庭和社会的愿望，迫使女性遵守歪曲的性别规范。

（二）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途径。

强调女性的社会自我，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改变传统社会性别观念。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由于受到儒家传统伦理观念中的纲常观及女主内等文化传统的影响，女性被社会的传统规范和文化制度所规制，被形塑成为社会中的弱者，其角色扮演更多被限于家庭成为父权制的附庸，她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各种传统对其影响一直作为一种文化遗留延续至今，限制了女性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更新发展，因而构建现代女性社会性别新格局以促进女性的发展必须以对女性的社会自我的强调、传统观念的转变、女性社会认知结构的更新为基础。

加强对女性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扩展女性社会支持网络。人力资本兴起于西方社会，认为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境遇与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相关，因而存在于人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都构成了投资的选择对象，且通过这些方面的改变人的资本构成得以积累，人的境遇自然得以提升。因而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借鉴来建构本土性的女性社会性别理论。同时从这些方面加大对女性的投资无疑就可以加强对女性的社会支持，以解决日常生活中女性的困境，缓解女性的心理压力，激发女性的积极情感，提升其内心的主观存在感，进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利于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以人的生命周期为参照，在女性年轻时加强对其教育的投资，中年时加强对其就业、医疗保健等的投资，老年时加强对其养老、文体娱乐等的投资以此为性别建构奠定阶段性的目标。

注重人与社会的统一性问题，将其应用于女性社会性别建构过程中。个人要立足于社会中，必然就会面临存在于社会角色分工下的个人的分化与个人的从化问题，只有达到两者的调和统一才能在人的个性发展和社会的统一发展层面上都不偏废共同发展。具体表现即是要处理好意义、利益、劳动三者间关系的统一性问题。[4]民间宗教信仰活动中女性的参与，首先是女性能从其中找寻到自我的意义所在。其次女性的宗教参与确实有着现实功能作用的发挥，在宗教信仰的世俗化过程中女性的参与更多地是以现世利益考量为基础的，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再者我们必须从女性的参与行动过程和结果中才能加以测评其参与的预期目标。故而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过程实际上即是意义―利益―劳动的循环过程。

四、结束语

宗教信仰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同时又反作用与人的社会实践，因而对社会生活中女性社会性别建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从性别视角出发，女性作为社会行为的主体，在宗教信仰参与实践中会呈现出自身的行为特征、功能选择导向。强调女性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增强对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立基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协调和统一是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王毅平.社会性别理论：男女平等新视角[J].东岳论丛，2001，4：59-61.

[2]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

[3]贺璋瑢.关于女性宗教信仰建立的几点思考[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45-50.

[4]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