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道德的母爱

超越道德的母爱（精选4篇）

1.超越道德的母爱 篇一

母爱能超越一切

——《雪中的坟墓》读后感

读了《雪中的坟墓》一文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文章主要讲述了：一位母亲在抗战中产了让儿子活下去，她脱下了自己的衣服给儿子披上，然后把儿子抱在手里，冻死在雪地里，她的儿子后来被一位军官收养，长大后，他来到母亲的墓前，把自己的衣服盖在了墓碑上的故事。这位母亲是多么的伟大啊！居然产了自己的儿子而献出生命，这就是母爱的力量，它能超越一切。

古往今来，母亲们舍己救人的例子多的数不胜数，汶川地震时就涌现出了许多这样的人物。

地震发生后，当救援人员掀开一块水泥板时，他们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一位母亲蹲在地上，人虽然已经停止了呼吸，但双手仍然高举，撑住水泥板，手都僵硬了。而在好面前，一位不满两岁的小男陔正熟睡在棉被中，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是怎样一种信念，能让这位母亲撑起了这块沉重无比的水泥板，是母爱！因为母爱能超越一切。

这种典型事例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

有一对登山夫妇，他们为了庆祝儿子满一周岁，带着儿子去登山，就在登到半山腰时，突然下起了大雪，因为他们过于相信天气预报，以致于没有带避雪的装备，急忙中，他们找到了一个山洞并预先躲了进去。但儿子这时却要吃奶，要知道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下，任何一处裸露在外的肌肤都有可能冻成冰。但母亲却仍然坚持喂奶。几天后，当救援人员发现他们时，母亲已冻成了冰雕。母爱是伟大的，它能超

越零下几十度的风雪严寒。

由此可见，母爱是伟大的，它能够超越一切！

2.超越道德的母爱 篇二

面对一些灾难性突发事件时, 记者必须在遵守道德与获取新闻信息之间进行选择。究竟是选择铁肩担道义还是选择妙笔著文章, 成为摆在记者面前的难题。一些记者往往打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名号, 为获取一手的新闻信息, 对在灾难中的受害者进行了二次伤害, 追问突发事件发生时的详细情景、内心感受等一些报道对象可能不愿意回忆的细节。

处理独家新闻很可能涉及许多棘手的问题, 新闻道德问题作为其中突出的一个, 包括涉嫌侵犯被报道者隐私、伤害被报道者的情感等, 处理不当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借鉴西方国家独家报道在新闻道德角度中的优势, 规避其存在的不足, 从中西对比中可以更好地帮助自身寻求超越。

一、从有关新闻规章制度方面来看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涉及关于在独家报道中可能出现的侵犯隐私权, 对被采访人产生二次伤害等新闻道德问题仅仅在第三大项遵守法律和纪律中的一条提到: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不揭人隐私, 不诽谤他人, 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 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在《美国职业记者协会道德准则》中有关于独家新闻的报道中可能出现的新闻道德问题主要集中在“伤害最小化”的条例中:对那些因为新闻报道可能招致不利影响的人, 要显现出同情。在与小孩子和没有经验的信息源和受访主体打交道时, 要特别敏感, 避免伤害。对于处在悲痛之中的悲剧角色, 在谋求和使用对他们的采访或照片时, 要有同情心。要认识到, 收集和报道信息, 有可能引起伤害或不愉快。而求索新闻并非可以傲慢自大的通行证。也要认识到, 比起公共官员和其他那些寻求权力、影响力、关注的人, 私人更有权利控制住纯属于他们自己的信息。只有那些超乎寻常的公众需求, 才能依法触犯人们的隐私。表现出良好的品位, 避免兜售谬误, 去满足火烧火燎的好奇心。

中美两方均在保护隐私权等方面有相关规定, 但这比起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还是远远不够的。想要在比较中有所超越, 就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对一些灾难、犯罪等敏感话题报道的管理, 制定相应的更加详细、具体的守则以及事后惩罚制度。例如, 可对新闻画面、措辞等技术方面的问题作一些规定, 严禁有违新闻伦理道德的字词、画面、影像和大众见面。在涉及受害者的采访中, 由权威的第三方如警方依据具体情况决定媒体是否有权使用当事人真名等。媒体内部“把关人”也要充分发挥职能, 严格把关。

二、从涉及隐私权的独家新闻来看

独家新闻中有很大的比重都是涉及明星、皇室等私人生活的“猛料”。受众对于那些可能侵犯隐私的新闻态度极具矛盾性:一方面他们着迷于对明星私生活的信息;一方面又在指责记者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样的“独家新闻”越来越多, 最终让本应监督社会舆论的记者变成了人见人厌的狗仔队。戴安娜王妃之死与小报记者对其的跟拍密切相关, 今日又有法国《closer》杂志独家曝出凯特王妃裸照, 引发英国王室与其司法纠纷;裸照风波后凯特王妃宣布怀孕, 更有澳大利亚两名电台主播打电话冒充王室成员向医院护士打探王妃的身体状况, 护士信以为真透露了凯特的身体状况, 知道真相后引咎自杀, 遗书直指两名主播要为她的死负责。不仅西方如此, 在中国有李亚鹏在机场与偷拍其女儿的记者发生肢体冲突的事件, 近一段时间郭晶晶与霍启刚大婚, 香港记者为获取独家新闻不惜使用云梯、吊车等进行拍摄。明星的婚丧嫁娶、日常出行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一些小报记者就像《1984》中的老大哥随时随地掌握着明星的一举一动, 形成了“媒介逼视”, 这样的行为会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莫大的压力。

要想解决如何平衡保护明星等公众人物隐私权与挖掘独家新闻, 就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记者可以损害别人的隐私权来进行报道?侵犯隐私必须要有足够的理由, 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 这一理由应当根据公共利益而提出。当公众人物的行为已经涉及对公共利益产生危害的时候, 记者为了公共利益而涉及个人隐私是可以被允许的。一方面我们要珍视隐私权;另一方面, 如果隐私权已经成为保护那些有损公共利益行为的屏障时, 那么保护隐私权本身的目的则无法实现。

要想在比较中寻求超越, 我们就必须明确哪些主题是可以成为独家新闻的题材。只有公众人物做出了有损于公共利益的行为时, 我们才能够牺牲他们的隐私权, 以起到新闻监督社会的作用, 而不是完全以受众的口味为导向。无论是中西都喜欢关注的明星婚丧嫁娶这些基本不会对公共利益产生影响的事件, 记者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价值去报道。所以记者更应该关注的报道对象不应该是娱乐明星、体育大腕, 而是政治人物, 大型企业等, 监督他们是否有做出损害公共利益的举动, 西方著名的“水门事件”正是对政治事件独家报道的典范。

三、从涉及报道对象情感伤害的独家新闻来看

独家新闻中除去涉及公众人物隐私的报道, 剩下的部分中对于被报道者情感方面涉及的报道又占大多数。如何从一件已经发生事件中, 挖掘其他同行没有注意到的情感、背后的故事, 也成为许多记者想要炮制独家新闻时所面临的问题。所以为了争取到这些独家信息, 记者往往会采取一种穷追不舍, 甚至是拷问式的采访方式, 逼迫采访对象去回忆一些事件发生过程的细节与心理活动。就像2011年发生的深圳联防队员入室强奸案, 《南方都市报》对此次事件进行的独家报道, 用两篇超4000字的稿件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强奸案发生时的场景, 声音、动作、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等等。极力为受众呈现了一个软弱无能、懦弱胆小的丈夫形象。西方轰动一时的“饥饿的苏丹”新闻摄影作品也表现了记者在处理独家新闻与拍摄对象情感甚至生命时的矛盾, 摄影师凯文卡特拍摄一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 而兀鹰正在她后方不远处, 虎视眈眈, 等候猎食女孩的画面。如此具有冲击力的场景为该照片赢得普利策新闻奖, 然而此后却引发舆论对于摄影师为拍摄到独家画面不顾小女孩生命安危的谴责, 最终导致凯文自杀。

如何在独家新闻的新闻价值与被报道者情感伤害间取舍?成为如何能够在比较中超越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首先, 明确报道主题, 尽可能选择不会产生对报道对象情感伤害的方式呈现主题。在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中, 对杨武的采访更应该偏重于用新闻帮助其揭露凶手罪行, 而不是对他的懦弱抓住不放。这一案件并没有对公众利益产生任何损害, 也根本没有必要以公开受害者和家属的隐私作为代价来报道这一案件。像《饥饿的苏丹》中呈现的非洲饥荒的惨景, 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去呈现, 如摄于乌干达的一张同样题材新闻图片, 用白人饱满的手与非洲小孩瘦小干枯的手形成鲜明对比, 同样可以起到唤起社会对非洲关爱的作用。[1]其次, 新闻业应该是一种能够召唤社会良心的行业, 而想要够做到这些我们就必须先召唤新闻人自身的良心, 先做人, 再做新闻人。如果新闻从业者连作为社会人最基本的良知与道德都能够违背的话, 又何谈能够做出有价值的新闻呢?有些记者打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大旗, 就去肆意妄为地搜集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美其名曰是为了还原更加真实的真相。报道的时候缺少人文关怀和道德关切, 从猎奇的角度出发, 只关注事件本身, 片面追求感观效果。媒体的道德底线不应该是市场竞争所需, 而应该是社会大众所能够接受的道德底线。在报道涉及报道对象情感的独家新闻时我们应多扪心自问一下:这样的新闻到底是不是观众和读者所真正需要的?如果报道出来, 会对社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要以什么报道方式和角度报道才能避免当事人受到二次伤害?[2]

四、结语

独家新闻报道中避免产生有关新闻道德的问题需要多方努力, 政府、行业协会及有关部门需要制定相应的更加详细、具体的新闻从业人员道德守则, 以及建立事后奖惩制度, 加强“把关人”的作用。记者需要在报道的时候明确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范围, 只有在私人行为有损到公共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对其进行披露, 将独家报道的重点由文体明星的私生活向政治家、大型企业等可能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上转变。新闻从业者需要明确报道主题, 选择尽量无伤害报道对象的方式做新闻;注意对报道对象情绪的照顾, 加强报道中的人文关怀。切莫将独家新闻变成“毒”家新闻。

摘要：随着报业市场化程度加深, 报纸同质化趋向愈发严重。为了能在报业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 独家新闻成为各家报业竞相关注的目标。新闻道德问题作为独家新闻涉及的众多棘手问题之一, 应规避解决此问题。通过与西方国家从新闻规章制度、新闻隐私权、报道对象情感伤害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可为独家新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和经验。

关键词：新闻道德,中国独家新闻,中西比较

参考文献

[1]百度知道.摄影作品《饥饿的苏丹》作品分析[DB/OL].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56188520.html.

3.超越道德批判 篇三

以道德的名义写历史有一个很大的毛病：道德是人类最高的价值，阴阳的总和，一经提出，即无商量折衷的余地，或贬或褒，故事即只好在此结束。间接也就认为亿万生灵的出处，好多国家的命运都由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贤愚不肖决定之，与其他的因素都无关系，而只有破口谩骂的人看得清楚。(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台湾允晨公司一九八九年，第258页)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可谓是一部为中文读者而写的关于资本主义之历史形象的高级启蒙著作。它所叙述和阐释的范围之广，恐怕会令绝大多数西方专业史学家都望而却步。它从西方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的各派研究出发，梳理出资本主义的主要技术特征，随后分章考察了资本主义从威尼斯、荷兰到英国的演进轨迹，剖析了霍布斯、亚当·斯密、洛克、韦伯和桑巴特等学者有关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解释了美国、德国和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崛起的历史原因，然后着重比较分析了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力图揭示这三个国家革命浪潮此伏彼起、资本主义步履维艰的共同启因，在结论中则点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商业体系属于海洋文明，同大陆性格的农业文明颇多差异。如此广泛的论题，当然只能作为一种“大历史”(macro-history)来撰述了，况且这些论题又属于作者明史专业之外的世界历史。因此之故，海内外颇有同仁以为此书论述过于泛泛，史料基本上摘述自一些史学名家的英文著译。但我仍觉得，这是一部开拓性的作品，因为这本探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史著，是以中国为本位而进行考察的，作者从一个极其恢宏的历史背景出发，来考察中国传统农业文明这个走兽，在一步步转变为现代商业文明这种飞禽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遇到的深重灾难和痛苦经历，同时比较世界各国在资本主义革命过程中的类似经历，以揭示资本主义这股方兴未艾的西潮在二十一世纪的走向。这种从微观走入宏观的学术理路，也给人一种“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感觉。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无疑是由资本主义这种商业体系所推动的。现在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生活的手段，首先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出现于意大利半岛。但是根据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大师布罗代尔(Braudel)在《文明与资本主义——商业之轮》(一九七九年)一书中的考证，“资本主义”一词却出现甚晚。直至一八五○年左右，才有人使用了多少含有现在意义的“资本主义”这个词。蒲鲁东是这类先驱者之一。马克思则仅用过“资本家”(capitalist)这个词。事实上一直要到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才在政治论坛的争辩中，忽然间爆炸式地被用作社会主义的自然对立面。

但作者主张对历史现象持一种相对超然的态度，因而他并没有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讨论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他似乎使用了三种方法来避免道德批判式的历史研究，其一曰从技术层面上分析资本主义跨越国界的技术性格；其二曰揭示“历史的长期合理性”(the long—termrationalityofhistory)；其三曰注重和昭示制约历史发展的超个人力量(theimpersonalforcesinhistory)。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任何历史学家都难以完全避免对研究对象流露出自己的价值倾向，而且作者在本书的结论中借用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的说法，也确实对资本主义这种商业体系作了一番“信念之操演”(exercisingfaith)，亦即对这种商业文明表露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作者的注重点仍然在于一种事物(如商业文明)在特定的社会中“能否”行得通，用意不在于“褒贬”。

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根据作者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下列三项：一、资金的广泛流通(Wideextensionofcredit)，从而剩余资本通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二、超越个人关系的经营方式和雇用关系(impersonalmanagement)，俾使企业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三、技术上的支持因素通盘使用(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和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theruleoflaw)维持。其次，私人财产所有权必须得到牢固的确立，从而社会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生产与分配则以契约关系为主，个人的获利欲望在自由竞争中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杠杆。作者认为：

站在资本主义生理学立场，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改组，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ility)的局面，更要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第34页)

所谓“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manageable)是作者所常用的一个个性鲜明的术语，台湾的一位书评作者甚至称它为黄教授的魔术概念，因为他似乎认为现代化国家的最根本特征即是“能在数目字上管理”。那位台湾书评作者据此反驳黄仁宇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国)直到十九世纪初才初步具备各个职业的人口统计资料，况且有数字也不等于即能在数字上管理，因而说英国在十七世纪内战后即达到了“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似乎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想那位作者恐怕没有把握作者这个概念的本初内涵。按照作者独特的用法，所谓“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涉及到度量衡制的统一，土地的商品化，税收的货币化，以及人际关系的法律化等等，其共同特征似乎是用一种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的“泛化媒体”(thegeneralizedmedia)，例如货币，来疏通整个社会结构，俾使一个民族中的所有货物和服务都能达到自由而公平的交换，从而政府得以用“泛化媒体”来调节和管理整个社会的各种活动，而不必用行政上的强制手段来迫使人们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或曰社会规范。泛化媒体的基本特征即是可计算性和可分割性，它是人类交换活动的凭藉和尺度。在这个魔术概念背后，我们仍然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影子。

上述资本主义的三个技术特征，以及物品和服务能够自由而公平的交换，是西方十三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共同要素。十三至十四世纪的威尼斯已经建立了完备的银行体系，其政府则如一个大公司。威尼斯政府在一一六○年向市内的商人筹借得十五万银马克，首开发行公债的先例。一一七一年威尼斯银行成立，获权以公债的债权为准备金发行信用票据。至一三○○年之后，威尼斯已形成了完备的现代商业技术，如海上保险，信用制度，复式簿记，提货单，海外经纪人，商业合同和商业法庭等。十六世纪的荷兰和十七世纪的英国，则不仅具备了业务繁多的银行机构，而且已经设立了证券交易所，债券、股票和期票等都已进入了自由交换的领域；著名的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则都是在社会上集资而建立起来的大股份公司。

反观中国，其传统的上层结构和低层组织均不利于资本主义技术性格的形成。作者一向认为，要理解中国近代的长期革命，则至少得将我们的历史镜头往后拉长四、五百年，从明朝以来的各种体制来认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巨大震荡。如果这种历史的视界再放宽几千年，那么两种文化的差异就会看得更清楚。作者的一部英文新著即题为《中国的大历史》(China：A Macro-history)，叙述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现在的上下五千年中国史。用这种大历史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的商业体系无疑难以产生。中国在公元以前，即因防洪和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需要，而建立了庞大的官僚组织。这种官僚组织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不可动摇性(“凡人子不蓄私财”)。同时中央政府向全民直接抽税，而各级衙门所用的各种办公用品，以及各种军需用品，则均由农民的各种徭役直接提供，完全没有商业交换系统居中调节。显然，在作者看来，资本主义这种商业体系不可能独立地在中国产生。所谓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云云，完全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的上述技术特征，以及这些技术特征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如法治和充分的私有财产权等等。

其次，运用大历史的眼光还有另一个益处，那就是显现出“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既然中国社会在上层结构(国家政体)、下层组织(生产关系)以及司法、宗教等中间环节上，同西方社会相差如此巨大，所以这种从农业系统转变为商业系统的革命之艰难，凭个人一生的经验是不能想象的。作者设喻说，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期革命尤如一个长隧道，它要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能走通，呆在隧道里的人纵然活到九十九岁也难以尽览它的全部路程；只有到走完全程后，即使平常的人也能凭藉前人的经验来了解其中的曲折和复杂。

以此视之，则中国的长期革命并没有多费时间。作者在另一部书中写道：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洋文化的反应，不能算是因循迟钝。只是因为两方组织规模之不同，无法仓促的舍此就彼。所以耆英之将西洋文化说得一钱不值，恭亲王奕诉的片面开放，曾国藩、左宗棠之造船制机械，和光绪帝及康有为的筹备君主立宪，都是与外间不断接触后才逐步的放宽改革的范围。以双方距离之大，这梯度式的反应也不能算是不合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一改就都要改，无法半途刹车。所以放弃两千年的君主制不算，连代议政治也造不成，军阀割据亦仍没有出路。以今日的眼光也可以看出，当日之草拟宪法，只顾到上头，没有看到脚底，好像写下一纸文书，就可以命令一个走兽，立即蜕化而成为一个飞禽。(《放宽历史的视界》，第89—190页。)

“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一语显然是从布罗代尔所倡导的“长时段的历史观”(thelong-termperspectiveofhistory)借鉴而来的。布罗代尔一九五七年在《论长时段》一文中，首倡历史学的研究应跳出个别的历史事件，放宽历史学的视野，注重以往社会的“结构”、“总体情境”(totalsituation)、“心态习惯”(mentalhabits)、“世俗趋势”(seculertrend)以及“历史周期”(intercycleinhistory)。他所撰著的三卷本《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一四○○—一八○○》等专著，便专门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这种长期趋势。《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则力图应用长时段的历史观，来揭示资本主义演进的动力，以及西方资本主义革命和中国长期革命的根源。他遵循布罗代尔的历史观，尝试用总体情境、心态习惯和长期趋势等因素，而不是历史人物的个性因素，来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如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历史便显示了合理的长期趋势。

因此，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在总体上是由这些超个人的力量所左右的，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则往往是这些超个人力量的无意识工具，出于一些具体的动机而不自觉地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例如，克伦威尔出于信仰自由的动机，在一六四七年同查理国王谈判时希望移植荷兰的政治体制，以便做到政教分离。其结果是，清教徒摆脱了国教会的控制之后，积蓄财富的活动便不复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同时在习惯法庭之外，又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公平原则进行审判的法庭，处理涉及良心问题的宗教案件。所以克伦威尔虽然没有有意识地推行资本主义，但在他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却有了长足的进展。

当然，谈论“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并不等于否认历史上短期的不合理性，更不是为历史上的种种贪污腐化、昏庸无能、倒行逆施和顽固不化辩护。历史的长期趋势总的来看是向前演进的，但当中也难免会有歧出，短期里走进一个历史的死胡同，然后再倒出来，重新走进主流之中。比如我想作者会承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便是一段最典型的历史的歧出，而一九七八年之后的改革则是重新走向被文革彻底破坏的民间社会(civilsociety)：确认个人的私有财产权，重新恢复广泛的商业交换关系，更多地利用各种商业技术即经济手段来发展生产，以及逐渐培养法治的惯例。所以黄仁宇在一九八六年秋季号《知识分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作《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五百年无此奇遇》的长文。他惊喜地发现，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已于八十年代完成，其间的最大收获是此后这个国家已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就是说，政府已经能够利用诸如货币和信用票据这样的泛化媒体，来调节和控制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了。

历史的短期不合理性难免会抹上历史人物个人的色彩，但是探寻这种不合理性的根源，则同样必须注重那些制约着历史人物活动的超个人因素，比如历史地形成的心态习惯和政治体制等。在作者看来，探究这类超个人的历史因素即是对历史作技术性的分析，而不是道德批判。

同样，在对待西方国家几百年来所创造的现代商业技术时，也完全没有必要去争论这种技术究竟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问题，如果偏要争辩，那宛如是“一个疲惫至极的人，有人牵上一匹马他还不骑，只因为马的颜色，不是他心爱的色彩”。

一九九二年十月于沪滨

4.超越道德的母爱 篇四

构建时代需要的道德信仰-读《道德信仰与自我超越》

<道德信仰与自我超越>,这部专著是长领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和扩充的结果,也是他多年来科研的结晶之一.我与长领师生几年,他勤奋好学,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仅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相当的.学术造诣,而且对现实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责任感.正因为如此,他毅然选择了难度大的道德信仰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作 者：章海山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广东,广州,510275刊 名：伦理学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ETHICS年，卷(期)：2005“”(5)分类号：B82-051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