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

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精选10篇）

1.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 篇一

试析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表现为人的需求的多方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及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探讨这一理论对我们今天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素质教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 者：潘P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合肥,230039 刊 名：安徽电力职工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ELECTRIC POWER COLLEGE FOR STAFF 年，卷(期)： 6(2) 分类号：A81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需求   社会关系   人的能力   生产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素质教育  

 

2.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 篇二

一、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促进教育科学发展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并不单纯是剖析发展,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将自由作为人全面发展理论的前提, 认为自由才能使人全面发展, 而教育又是引导人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纵观中国历史, 教育的发展历程久远, 从孔子的论语到大唐的开元, 教育随着封建王朝时期的巅峰迈入了明清时期的桎梏, 闭关锁国造成了教育的滞后, 也使封建社会油尽灯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 但是单纯的物质基础发展导致了教育发展的弱化, 形成了机械型模式教育, 使个体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模块, 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然而人的片面发展不可能单单地表现在社会生产上, 以人的片面发展为方向的教育体制反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违背了人的自然发展, 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无视人的本性和权利, 也最终因个体失去劳动价值而被抛弃。良好的教育引导和激发人的创造性, 使人在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 反作用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国初期也曾弱化了人的全面发展, 由于两千年的封建思想尚存, 加上国家经历了战火的洗劫, 教育更是无从谈起。2006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明确指出:“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 实施素质教育, 提高教育质量, 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充分明确了我国已经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作为我国教育方针的核心, 这恰恰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体现。这意味着教育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四书五经、吟诗诵读, 它正在变成引导个体全方位发展的更具科学性的实践行为, 从根本上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融入其中, 从人的本质出发, 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性放在首位, 倡导自由的、科学的教育方式, 使人才从单一机械的技能表现变得系统化、多元化。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人”为基础, 尊重每个个体的发展, 并随着社会的发展, 不断引领教育向更科学、更系统、更深入的方向发现发展, 打破传统教育的桎梏性, 使教育不断地向适应受教育者的方向发展, 不断地向迎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方向发展, 这也是教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

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促进教育体系完善

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时间相对较短, 教育体系不够完善, 而教育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直接途径, 落后的教育体系必将导致人的片面发展。教育通常被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个体的成长与这三类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人的全面发展光靠任何一种单一的教育形式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只有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 在教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发现, 才能促进教育从学校、家庭和社会等方面形成完善的体系, 使人得到自由的、全面的、和谐的发展。

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对特定群体有针对性的教育, 这也决定了学校教育的特性, 主要以理论知识和生活经验的传授为内容, 学习的目的大都是通过考试, 虽然提倡素质教育, 使受教育对象得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但由于学校教育的环境、教育模式等客观因素制约了由理论到实践的衔接, 无法有效地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 这就需要家庭教育的增补。家庭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动力, 原因在于个体在家庭教育中获得了将理论进行实践的更多机会, 这是家庭教育的主要特性, 以将理论进行实践为主。家庭教育中的实践对个体有更深的影响和教化作用, 而这些影响又是全方位的, 所以予以人自由的发展隐性地促进了家庭教育结构的完善。社会教育相对表现的比较多元化和复杂化, 其教育主要体现在社会意识形态引导等方面,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最大限度地促使了社会教育的发生, 社会教育多以社会适应性为表现形式, 片面发展的人是无法较好地发挥其社会适应性的。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一方面使意识形态引导机制、自由发展、文化传播体系不断完善起来, 予以人们多视角的教育和引导;另一方面,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着力点, 回归人的本质, 从根本上促进社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

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促进教育适应社会

教育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 有什么样的社会建构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 也就决定了教育的发展。同时教育又反作用于社会, 什么样的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 而人又主导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涉及人的道德修养、智力发展、强健体魄、审美修养、劳动技能等主要方面, 社会发展速度越来越需要全能型人才来参与社会建设实践, 这也推动了教育由以培养单一型人才的格局向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为目标进行转化, 1999年6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就是要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要求, 同时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素质教育的深层内涵是促进个人身心的全面发展, 这是由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来的, 马克思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指出, “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完全的本质”, 也就是说, 人的发展不应受到教育、社会或外界条件的强制束缚, 仅发展这一方面而抛弃其他方面, 这不仅扭曲了人的本质更加违背了人性, 更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所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从“人”的角度出发不断促进教育向适应社会发展的方向迈进。

人的全面发展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而生产力又以人的劳动为体现, 现代生产力不仅需要简单的体力劳动, 更需要以科技研发创新为主的劳动、以把握市场宏观形式为主的劳动等等, 这就促使教育不能简单地以培养单一技能型劳动人才、大批量地向社会输送体力劳动力为目标, 更要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 使个体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 各项能力得到全面有效的发展, 使现代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既能从事技术性工作, 又能对科学研发和创新有独到的见解, 既能供职于管理层面, 又能从事产品研发……有效提高生产力发展, 推进社会提升步伐。反之, 以人的片面发展为主要形式的教育, 所培养的人只能满足短期内局部发展的需要, 无法适应社会变革。如同劳动技术型人才会随着科学的发展逐渐被机械工业所替代, 又由于片面发展禁锢了人的其他本质, 也最终导致了教育滞后性的突显。所以,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不仅从人的角度促进了教育适应社会, 更从教育自身架构的方面以及社会发展的方面, 显现出其对教育的促进作用, 这是任何理论和学说都无法做到也是无法取代的。

摘要：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将“人”放在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 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必须依靠教育这种特殊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促使教育更加科学化、完善化的同时,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教育

参考文献

[1]袁贵仁, 韩庆祥.论人的全面发展[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3.

[2]杨晓萌, 陈书评.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研究[J].青春岁月, 2014 (02) .

3.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 篇三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直接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效果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而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研究旨在追求和培养社会主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素质的教育，是从主体性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中引申和凸显出来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最崇高的目标，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研究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选择；依据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1-0147-0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造就和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与全面发展的丰富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同时人的本质也是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劳动能力的发展，包括体力和智力能力多方面充分和谐、自由的发展。人应该是会做一切工作，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高度文明的人。人的本质与人的全面发展原理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研究人的本质有助于正确认识教育对象，有助于认识人的思想品德行为形成的原因和社会根源，有助于科学地认识人的思想品德行为的发展变化，有助于掌握对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完成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可见，从哲学来讲，人的本质是劳动，从现实性来讲，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并不矛盾，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主要是指人的本质受生产关系的制约。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原理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人的本质呈现出不同形态。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的思想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人们的政治、法律、道德、生产关系都呈现出鲜明的阶级色彩，因而人的本质也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同时，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人且有共同的自然属性。所以，我们不但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问题，也要克服片面性，综合考虑人的各种自然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极其丰富，人的本质的丰富性不仅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层次和方面，而且还表现为在每一个方面，人的本质都各有特点，人的本质是他的各种本质特征的综合。因此，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必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结合每一个具体情况作针对性教育。人的本质是发展的。从宏观来看，人的本质可能会异化，也会克服异化，而且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或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时期.人的本质也互不相同。从微观来看，个人的本质出于所受教育不同，所处环境不同，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不同而向不同方向发展。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可以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直接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效果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而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研究也是旨在追求和培养社会主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素质的教育，是从主体性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中引申和凸显出来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最崇高的目标，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研究的理论依据。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过程或者环节中始终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学说为依据和导向，充分张扬人的个性，重视人的能力的提高，关注人的主体作用的发挥，从而促进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成与发展。

一、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导向，尊重人的个性发展

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确立有个性的人。”[2]马克思说：个性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个性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在早期社会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很强，人们相互依存，每个个体呈现出来的个性并不明显，而在私有制社会形态中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社会有了一定发展，但人对物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人的个性还是难以形成，只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人的个性才可以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人的个性充分自由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两者是统一的。一方面，全面发展是个性自由发展的基础，没有一定程度的全面发展，个性自由发展难免走向极端和片面。另一方面，个性自由发展是全面发展的条件，没有个性的自由发展，也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充分展现人的个性，人才能在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中充分发挥主体的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并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主体总是个性化的主体，其需求往往也是丰富多彩各不相同的，只有尊重主体的合理需求，才能培育既符合社会规范要求，又具有鲜明个性的健全品德和人格。思想政治教育应以主体性教育理念为指导，充分弘扬人的个性，为个性的健康充分发展创造必要的环境与条件，努力促进人的个性的充分自由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导向，重视增强人的能力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既能使人和自然存在区别开来，也能使人和其类存在区别开来。人的自然存在以人自身的自然和人之外的自然为关系对象，而人的社会存在则以他人以及社会关系为对象。人的类存在以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为对象，而人的社会存在则不仅基于此，更重要的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性为对象，人的社会存在表明了社会关系角度的个人的存在，表明人的社会生活过程，表明人是社会的一部分。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的观点，意味着人不再是作为类存在的那种抽象的存在，是从事具有社会性质的具体的劳动的存在物。恩格斯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要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性来说只是具有个性意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与主体性相对应的能力，以帮助主体性可以能动地驾驭外部世界，促使自身主体性得以不断发展。人的能力主要包括生产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精神活动能力和创造能力等等，其中创造能力是最高形态。同时，这种能力是与时俱进的动态的能力。从过去强调以物为本，到当今天强调以人为本的变化，意味着社会发展对人的能力特别是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导向，关注提升人的主体性

人是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体，还是自我发展的主体。人的全面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涵和重要条件就是人的主体性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特别强调突出人的主体意识，彰显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主体作用要实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就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导向，关注提升人的主体性，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曾说：“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3]罗杰斯曾说：“当促进者是一个真实的人，坦诚无疑，同学生建立关系时没有一种装腔作势或者一种假面具，这个时候，他总是能富有成效的。”[4]马克思的话表明，只有主体具备一定的角色意识，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具有实效性的教育结果。罗杰斯则从主体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角度谈到了主体素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实效性的影响问题。其实，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首先是靠主体来运用和实施的，方法的实效性就首先受制于主体。如果主体具有强烈的角色意识和主体意识，他就会时常主动地去思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结果的实效性问题，发现现行方法在发展着的实践中新出现的实效性问题，研究解决办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结果的实效性。反之，如果主体缺乏角色意识和主体意识，缺乏应具备的运用方法的主体素质和能力，方法的实效性就可能发挥不出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就没有保障。方法的实效性正是依赖于主体才得以发挥出来。主体对方法的实效性具有影响作用，作为教育的对象—客体同样也存在着相似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

[4]卡尔·罗杰斯.促进学习中的人际关系[C]//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75.

4.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内在张力 篇四

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在一种特设的条件下,将分别源自希腊文化传统和基督教文化传统且具有内在张力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两个方面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在后来的基于现实社会主义经验的阐释中并没有被坚持,且在今天看来不再能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不再有意义.如若人们不再试图进行这种统一,而将其所包含的.具有内在张力的两个方面分别开来,构成两种阐释系统,则在现代社会中这两个方面仍能够从不同方向上为人的健康发展提供积极的范导作用.

作 者：王南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系 刊 名：江海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2005 “”(5) 分类号：B0 关键词：人的发展理论   现实性   超越性   内在张力  

5.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 篇五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诞生起,就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锐意进取,使得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中,都有一些优秀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诞生,科学发展观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一 整体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社会整体发展中赋予了“四位一体”和“社会建设”的新内涵。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其重要贡献是把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使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共同发展。“四位一体”的实质在于“和谐”。这种以“和谐”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既不同于以经济增长为惟一目标的片面发展，也不同于忽视乃至破坏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畸形发展，更不同于一部分人受益而一部分人受损的恶性“发展”。可见，科学发展观倡导的发展新观念，丰富了社会发展的内涵，开阔了社会发展的领域，必将引领我们调整发展布局，提高发展质量，进一步彰显和升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 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新内涵，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工农、和脑力体力劳动三大差别；统筹区域发展，关键是促进共同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防止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统筹社会发展，关键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防止片面发展造成社会制度结构性破坏；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键是实现资源永续利用，实现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键是开拓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战略相结合，同时注意防止对外开放的失度和自力更生的削弱。

三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坚持永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它要求通过生产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循环经济，逐步形成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注重资源的合理利用、节约和保护；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大力提高人口质量；要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速度与效率、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把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在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关于“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的规定性及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关系的理念，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持续论。四 以人为本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它以人为根本出发点来考察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凸现出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体理论，尤其是关于历史主体地位的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胡锦涛郑重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无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不脱离人民群众。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

6.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 篇六

深入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所蕴涵的理论智慧和实践特色，意义重大。

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客观上迫切需要实现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研究、回答时代、实践、科学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形成新的思想理论观点，革新、补充、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实践性、严谨的科学性、高度的开放性。它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强大动力。社会主义的四次历史性发展，都是以理论创新为前提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主义创立指导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国模式发展为多国特色。理论创新之所以力量巨大，是因为：第一，这些理论是适应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创立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它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地回答了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课题。第二，这些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指导思想，为党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这些理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为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所掌握。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可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维系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却没有也不可能给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现成答案，因此，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有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 [1]（p258-259）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对于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首先，理论创新是时代发展变化提出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应改革和调整。这种改革和调整，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基础。其次，理论创新是现实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提出的要求。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成果，同时也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遵循的理论原则。然而，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理论设想是比较原则的，而实践操作则是非常具体的。何况现实社会主义建立的条件与马克思在当时所设想的条件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就不能解决新问题，社会主义就会陷于绝境。

如何从实际出发确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和进程，一直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之后，就把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除了没有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脱离生产力抽象地变革生产关系，甚至用阶级斗争取代发展生产力这个主要错误外，还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缺乏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缺乏科学的界定，由于长期受到外部封锁导致对时代和国际形势认识片面，因而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脱离中国具体国情急躁冒进、急于求成、超越阶段地制定发展战略的缺陷。不论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工业化目标，还是党的八大以及几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都毫无例外地认为我国可以在一二十年最多三四十年内实现现代化。20 世

纪 50 年代末的“大跃进”，还提出了用 10 年左右时间赶超英国的问题。虽然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毛泽东曾经提出过需要 50 年到 100 年的时光才能使中国变成富强国家，但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一贯的正式提法是在 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是实现能够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的四个现代化。这种脱离中国具体国情的估计，必然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急躁冒进、急于求成、超越阶段的错误。邓小平用小康概念描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用小康社会规划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既把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区分开来，又纠正了长期以来在现代化建设进程问题上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倾向，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第一，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体现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确立了从实际出发，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第二，它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战略从“人民公社”到“小康社会”、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转变。第三，它纠正了过去脱离生产力而抽象地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左”路线，强调应该主要依据生产力标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进行定位，把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过去的生产关系维度向生产力维度复归。第四，它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把小康大业与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联系起来，科学地回答了如何在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第五，它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拓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思路和视野：邓小平为我们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这个战略中，小康思想熠熠闪光，小康阶段至为关键。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提出，使这个发展战略既同过去的说法相衔接，又适应了中国国情，科学地规划了有步骤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由之路。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在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上进一步深化了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思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邓小平在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各种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从 1981 年到 1990 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从 1991 年到 2000 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经过 50 年的努力奋斗，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是邓小平制定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正如邓小平所设想的那样，20 世纪末，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审时度势，抓住历史机遇，顺应国情民心，又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到 201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第二步到 2020 年，即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内生产总值比 2010 年再翻一番，建成宽裕、殷实的小康社会；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提出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先是实现了从贫困向温饱的跨越，而后又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综观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科技教育、经济结构、社会事业、资源环境、体制改革、民主法制、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和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的压力，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从这个实际出发，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是历史的必然。这个构想从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首先，它强调必须紧紧抓住本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为实现现代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它规划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对邓小平规划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任务的具体化。这个目标的实现，就可以为最终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坚实的政治基础、先进的文化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经过三十年的全面持续发展，就可以胜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由此可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如果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般层次上关于现代化建设总目标的定性概念，那么，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则是现代化建设初级阶段的具体的定量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现代化建设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中期战略规划，是衡量现代化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科学概念，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从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揭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在内容上丰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现阶段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中心任务和具体内容。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物质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心环节。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人民小康生活更加宽裕乃至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定地站在时代前列，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新跨越。第二，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有宽裕的经济生活、丰富的文化生活，而且要有民主平等和谐的政治生活。为此，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从政治上保证人民过上稳定的小康生活。第三，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人们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有富裕的经济生活，民主的政治生活，而且还要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为此，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放在突出重要位置，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第四，保护和美化环境，科学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建设生态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备条件和紧迫任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树立全民环保意识、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上述四个目标，集中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新世纪头二十年的目标和任务的具体展开和生动体现。首先，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核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是围绕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大奋斗目标”展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规定了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富强目标的具体体现和途径；规定了完善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的政治目标和基本政策，是实现民主目标，维护社会安定的具体体现；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思想文化素质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实现文明目标的具体体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贯穿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和方法，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精神，规定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科技教育文化等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其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低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纲领的贯彻执行，将会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奠定雄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贯彻执行基本纲领的阶段性的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目标和任务在新世纪头二十年这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化，这个目标的实现，又会为全面实现基本纲领规定的目标和任务打好基础。我们就是要把贯彻党的基本纲领同实现最高纲领、执行当前任务同实现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一方面着眼未来，在执行现阶段的纲领、目标、任务和政策的时候，不忘共产主义理想，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立足当前，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执行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为实现最高纲领创造条件。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辩证统一的。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在当前发展阶段就是要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在价值层面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揭示了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历史必由之路

在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追求的价值目标包括共同富裕，但最终是为了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最广大人民的基本要求出发，突出强调了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江泽民提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把握住了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2]（p44）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就必须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建立在以民生为本的基础上。

邓小平把中国百姓表述家庭生活水准的小康概念延伸扩大到整个社会，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战略总括为建设小康社会，把发展战略的基点设定为先解决温饱，而后经过建设小康社会，达到生活普遍富裕，以此为基础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盛。这种提法和思路充分体现了发展以民生为本的思想，既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又实现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变革和创新。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和资本积累主要依靠国家政权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和组织，国家的基本工业构架特别是国防工业和国家战略防卫能力的奠基，常常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最初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首先集中于大工业基地和战略国防项目的建设，社会民生方面的目标则缓缓图之，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是不无道理的。但是，由于理论认识上的片面性和计划体制的运行，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奠基时期形成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成为长期化、制度化、模式化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似乎仅仅同国家目标、国家战略、国家利益相联系。社会民生方面的目标，包括人民温饱和生活富裕的内容，虽然也经常有所考虑，但却被长期排除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点设置之外。这样，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国家工业化基础构架迅速完成，国家战略实力急剧增强，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增长缓慢，连普遍温饱都迟迟未能实现。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邓小平认识到，如果不把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转变到实现温饱和人民生活普遍富裕上来，这种冰冷的社会主义不但会越来越远离设计者们的初衷，而且必定导致社会人心的离散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解体。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的提出，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描述了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实现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代化思路，强调了小康社会始终要以广大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为重要标准，这样就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彻底更新。

7.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 篇七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完整的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因此,要想准确的把握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就必须把它放到马克思思想的逻辑体系中,循序渐进地发掘其中的精髓所在。

( 一)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思考

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就开始了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初步思考,并明确提出人的生活应该是自由的。此后,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探索。

首先,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为标志,比较全面地形成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1]。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造成人的片面畸形发展,而将人的最高本质确定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然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具有实践性和社会性。而实践对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着重考察了社会与人的发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出了基本的思路。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指出,“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等著作中,具体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至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已经基本确立。

通过研读马克思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著述,可以看到他所关注的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仅指个体而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应该得到全面、自由广泛的发展; 所谓的发展也不仅仅局限于劳动能力的提高,还包括德育、智力、体能等方面都得到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4]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人在实践过程中得到锻炼,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马克思始终强调,人的发展方向一定要面向世界、并且顺应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最终,人们将实现真正的解放和发展。

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的丰富与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贯倡导并始终坚持的主导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在继承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这一重要的理论。

( 一) 毛泽东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探索

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面临革命、建设、改革的关键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继承与创新了这一思想体系,为推动人全面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毛泽东明确指出人的全面发展要德、智、体三方面共同发展。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当代青年要灵活应变,全面适应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毛泽东十分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认为精神上进步同样重要。

( 二 ) 邓小平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续传承

邓小平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传承和发展。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四有”新人,提出人的发展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同时还强调了尊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教育人才要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 三 )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新形势下的与时俱进

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深刻地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内在联系。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这是江泽民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新概括。[5]江泽民还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和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辩证统一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6]

胡锦涛在江泽民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命题。胡锦涛强调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7]。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是否能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能够得到很好的保证,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只有每个人都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自豪感,每个人才能够充分发挥出创造性、积极性,才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最终要消灭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支撑力量

当前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则体现为人的素质的竞争、人的全面发展的竞争。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真正发展的重要标准。只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增强社会竞争力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支撑力量。

( 一) 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人才保障

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德育、智育精神层面的提升; 更是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不断满足。在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推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当前我国大力倡导的中国梦,其发展目标就是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复兴以及人民的幸福。但这一切需要强大的中国力量来支撑。只有每个人都恪尽职守、和谐发展,才能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 二 ) 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新空间

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为人的全面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为个人健康的发展和潜能的充分展示提供了丰富的机遇和广阔的舞台。中国梦的实现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双赢的发展战略,同时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

( 三 ) 人的全面发展与实现中国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提出的社会发展目标和理想的生活状态,指的是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人的全面发展与实现中国梦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国梦带来了动力和活力,而实现中国梦又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实现中国梦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共进的历史进程。

摘要：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观点,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也为人的发展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事实证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量。

8.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 篇八

关键词：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演变历程；理论观念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1-0063-02

一、理论观点的初步奠定

马克思在任《莱茵报》编辑期间发现：面对19世纪日益突显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仅仅依靠理论批判，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根本改造社会，才能达到改造国家、实现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的目的。而面对日益严峻的阶级矛盾和无产阶级的无奈而无力的抗争，这位无产阶级导师不得不从无产阶级角度出发，为这个无助的阶级寻求可以解放自身并发展自身，最终实现“人”的权利的新道路——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

李鼎文在《马克思精神是人的自由解放》一文中提出：“马克思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首先弄清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由于迥异的阶层出身，不同的人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是千差万别的，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他否定了原来黑格尔所倡导的“国家是宇宙精神的体现”的那种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更加尤为可贵的是：在他看来，政治地位的解放与获得不再成为人的解放的衡量尺度，或者说，不再是唯一的衡量尺度。他已经为“人的自由与解放”注入了“人道主义”的强心针。只不过，相较以往而言，他的人道主义已经具有切实行动纲领和准则的现实性的新的人道主义，而不再是哲学家们流于口头和存在于理论构想之中的“建设性空想了”。

马克思借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经过批判和再创造，这个新的异化概念所引发的思考是：“人的自由解放”应当是人在社会历史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对反对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的实践过程。或者说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在于人独有的“自由自觉”的特性。要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使之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就必须使人回归“自由自觉的本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人的本质的回归过程，这是人的发展道路上的合理要求，也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

二、理论观念的完善与发展

目前学界普遍的看法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的人的自由解放思想初步成熟标志。因为它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对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伟大意义、内容、途径都做了充分的论述。下面我们着重从“途径”这个方面来总结。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人”，是“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同时在其最初的理论框架中不难发现“国家权力”是与“个人权力”对立而冲突的；“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和国家权力的干预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马克思在其理论框架之中如何确保个人权益不受到国家权力的压迫与制约呢？

马克思在18世纪50年代末期对1831年《黑森宪法》做了高度评价。他首先从权利制衡的角度上肯定宪法的可执行性，其次从立法公正的角度上承认了宪法的公平性，从他的赞誉之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分权和监督的肯定，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为马恩后来继续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权构想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间接实践经验。马恩对这个新生的政权的惊世创举而呐喊高歌：“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他们在总结巴黎公社政权建设实践时，提出以分权制约绝对权力和监督公共权力的原则。恩格斯进一步总结和强调了巴黎公社在权力制衡和运作机制中的两个根本措施：第一，实施普选制，把涉及人民自由与发展的公共权力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由人民实施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被选举人的职位在同时并不固定而是可以随时罢免的，这防止了任何个人对公共权力的绝对垄断。第二，巴黎公社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他们的工资收入始终与工人一致。这可靠而有效地防止了公职担任者因个人私欲而干扰公共权力的公平性。恩格斯把这两条措施作为无产阶级国家区别于一切旧国家的根本点。它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实施民主监督，以此制衡绝对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力之间的矛盾，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笔者在总结陈晏清、王新生《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一文时也发现其核心内容之一是：马克思已然发现国家其实并不能决定市民社会，相反的是市民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国家，民主制是人民的自决。在洞悉到这一实质的时候，他的人的自由与解放观念也就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理论观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丰富与实践

依据陈锡喜所写的《马克思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李高君所著的《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两篇文章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马恩去世后，其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观念的发展并未就此止步，相反，它仍然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只是和马恩当年的构想所不同的是：其后社会主义国家对其观念的发展采取了实践的形式，以下我们将以表格方式总结两人文章中和相关文献资料中所提及的观点：

从上述表格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国家，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观念被实践并丰富，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与发展”的观念不再是纸上的伟大构想，而已经成为一种可能的人类关系和发展模式。

四、当代国内学界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研究趋势及其意义的总结

国内学界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总的来说历经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国内学界主要从教育学的角度对人的自由与发展问题进行探讨，并且将问题探讨的重点立足于“发展”，在该阶段，“人的自由与发展”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核心和根本原理，并一度成为我国教育实践制定工作路线的重要依据。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当代，随着思想解放的逐步深入，国内学界逐渐开始从多个角度研究“人的自由与发展”问题，并逐步从教育学层面向哲学层面转变与过渡，而问题研究的中心也逐渐从“发展”转移到“自由”，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而学界认为研究就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意义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时期，马克思主义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来源，而“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对个人权力的最终关怀，必然是要作为至关重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源泉而引导我们“回归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实践活动的，始终铭记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思想，将极高地提升国民素质和精神境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满怀信心，抵制腐蚀性思想侵蚀，保持“人之为人”的尊严，最大限度地在现有条件下满足和实现自身发展权利。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是我们必将长期面对的国情现实，但在加速国民经济建设过程中不能因小失大，而是要把“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精神作为指导精神，“以人为本”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减少负面影响，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使国民共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果，减少恶意竞争，杜绝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从社会角度来看，有利于我们在发展经济，促进国家正常运转的同时，更加关注我们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发挥我们每个人的潜能，实现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使得社会和个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而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李鼎文.马克思精神是人的自由解放[J].东岳论丛，2003，（5）.

[2]周永坤.一切为了人的自由与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权力配置思想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6）.

[3]曾宇辉.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社会的核心命题：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6，（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01，121，140，125，190，1311.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73，127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78，377，336，4161.

[7]周建超.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C]//2006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论文集（上），2006.

[8]陈锡喜.马克思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8（5）：1-6.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832，8291.

9.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 篇九

[论文摘要]努力建设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以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努力建设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不仅是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新要求、新目标，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电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古今中外的实践都证明，社会和谐才能稳定。稳定才能发展，发展才能进步和繁荣。和谐是生产力，和谐是财富源。不和谐不稳定只能带来灾难和内乱。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思想理论和国外社会建设思想理论的研究中也总是把“和谐”作为其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和睹社会与以往的研究不同，它是同社会主义及其科学发展观相对应的一种社会发展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果，科学地预测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时，曾明确指出“提倡社会和谐”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石，在19世纪40年代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逐步消除阶级之问、城乡之问、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马克思曾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和谐社会模式，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到那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建立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运动的基础上的，又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推论基础上的，具有令人折服的巨大逻辑力量。它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指明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趋势。但也要看到，这一设想不可能为历史的具体演进提供先验的模式、为未来社会规定具体的细节，人们只能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来证实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伟大真理。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美好理想的鼓舞和指引下，取得执政地位的各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探索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起始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探索，而这一理论探索始终是把社会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

局的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凋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应该说，这是将社会发展融入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初步战略构想。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断至今仍然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提出，要保持社会的稳定，稳定是大局，没有全社会的稳定，什么事情也干不了。邓小平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的重要内容。江泽民同志着眼于新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提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在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协调和统一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协凋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在我国对内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对外勇敢地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出现四个多样化的大背景下，以胡锦涛同志勾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六大在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胡锦涛同志在最近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从国际国内形势和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精辟概括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和主要工作，并就加强和改善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具体要求。根据与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明确提出构建这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指明了努力方向。

总之，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

10.略论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差别 篇十

张光明

2013-1-17 11:14:26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2期

(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北京 100032)

【摘要】应承认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存在着理论差别并认真地加以分析和比较。这种分析和比较应当以他们各自的思想主流为依据。马克思学说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并以此作为一切社会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考完全是以对资本主义进程发展规律的分析为基础。列宁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所形成的策略体系，体现出的是高度强调富有自觉性的意志和组织力量的历史创造力。对这种差别，不能简单解释成“经济决定论”和“革命唯意志论”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应当到时代差别中去找。

【关键词】差别；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历史观

【作者简介】张光明，男，1955年生，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研究员，博士。

【中图分类号】A81，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2)02-0022-07

马克思和列宁之间有无理论差别?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从未认真提出过。一个似乎早已不言自明的定论是，他们两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理论差异。如果说有某些区别，那也只是后者以前者的学说为指针，根据新的时代新的情况对前者作必要发展而已。然而这种看法是大可质疑的。事实上，虽然同为革命导师，马列两人不仅在具体的策略问题上有差别，而且在理论方法上也有重大区别，忽视这种区别，既无法真正了解他们各自的理论特性，而且也妨碍我们深刻了解列宁主义指导之下的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和19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因此，对这种区别做一番比较厘定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在开始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时，应当首先抓住他们的思想主流。无论马克思学说还是列宁学说，都是十分复杂的理论体系，他们两人在思想上前后都有改变，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所阐述和发挥的主张并非始终一致。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的比较研究就应当以他们主要的、一以贯之的、对他们时代和后世的理论和实践发挥了重要影响的思想为 依据，而不应纠缠在局部的、暂时的和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并不占主要地位的枝节问题上。

一

按照当前许多人的看法，马克思一生可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三段，青年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中年马克思是科学主义者或决定论者，晚年马克思则重返早年的人道主义思想；换句话说，按照这些人们的意见，马克思一生是一个变来变去的过程，而他们真称许的往往是早年和晚年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而不是中年的“决定论者”马克思。本文认为，这是极大的误解。“晚年马克思”同“中年马克思”相比在思想上并无实质变 化，企图在这里面寻找“飞跃”实不可能。①但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确曾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当时他从“异化”概念出发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以“人的本性的复归”论证未来的共产主义，这同后来写作《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这样一些基本著作时的马克思相比确有很大区别。因此，便产生一个问题：究竟“青年马克思”还是“中年马克思”应当成为我们理解和评价马克思的基本依据呢?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有一种主张，要求把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青年马克思”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予以发扬。我不赞同这种主张。在思想史和现 实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的决非早年那个用“异化”概念去批判现存社会的马克思，而是后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去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马克思。如果没有后来这样一个马克思，则“青年马克思”早就湮没在众多对19世纪资本主义持道德批判立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中了。在现代，绝大多数以冷静客观态度对待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学者，即使是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也都是同意这一观点的。例如，很早以前丹尼尔·贝尔就认为：“虽然所有这些(按：指把“异化”当作马克思学说中心思想的做法)都是一种新鲜的甚至是有成果的批判当代社会的方式，但这却不是‘历史上的马 克思’„„虽然人们可能赞成异化观念，但是如果回过头来又把这个观念当成马克思的中心主题，那就是在进一步地制造神话了。”[1](p235)雷蒙·阿隆也指出：“马克思并不„„是一位技术哲学家，也不是像其他人所认为的主张异化的哲学家，他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我坚持认为马克思首先是《资本论》的作者。”[2](p150、153)这两人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看法却是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本文也正是把作为“社会学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资本论》的作者”的马克思，亦即所谓“中年马克思”，当作分析、评价的出发点。

纵览成熟时期马克思的著作，恐怕很难否定这一事实，即强调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并以此作为一切社会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正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本特征。

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在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中，他们必须首先从事谋取生活资料的活动即劳动，因此他们的彼此关系就不能不自然地和必然地适应他们劳动活动的客观需要。所以，“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3](p32)他们的一切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都必须以与这个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特征不相矛盾为起码条件，不论这些活动看上去与劳动活动有多么遥远，多么远离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当生产力的发展与一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矗立其上的全部社会关系发生矛盾时，变革的需要便产生了。这种需要会越来越清晰和强烈地在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的意识中表现出来，于是经过一番或长或短、或激烈或缓和、或渐进或突然的斗争，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逐步确立起来。这个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观念形态的变化。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历史经历了不断的变革和有规律可循的演进。

当然，当马克思把社会历史当作一个客观必然的过程时，他并不否认而是十分重视和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创造作用。这在后来许多马克思的批评者那里被认为是矛盾的，但对马克思来说却是一致的。他一方面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4](p532)是人们自己主动创造的历史，没有人的活动的历史是根本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们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受到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从而在这些活动中便包涵了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因此，历史在 马克思看来是一个充满思想、意识、观念和人们的创造活动但又以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统一的进程。

由上述方法所决定，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考，完全是以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进程发展规律的分析为基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应当是设计、规划出来的“理想”，而应当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客观和自然的发展结果。如果没有这种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不会产生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即使由于各种相互作用的原因，“理想”在社会经济条件发展成熟之前就产生了，也不可能真正改变社会本身的客观发展进程。人 们都熟知他的这样一句名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p418)马克思所预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将促进工人阶级对这一社会的批判意识，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也将高度成熟，那时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一场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社会转变，通过由多数人推动的革命，生产资料将顺利地由资本家之手转归全体工人阶级直接管理的社会所有。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发展的客观趋势将会使“自由人联合体”在不长的时期内到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虽然十分重视理论和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但同时却坚决反对由一个政党去“制造”社会主义。直到晚年，他还明确表示，革命始终只能由人民自己推动，任何政党都不能制造革命。

马克思的上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迄今为止并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原因很值得研究，但在这里对我们重要的是，不能为了现实的需要而随意改变马克思的本意，不能把后来的历史经验和从这些经验中得出的理论(哪怕它们是成功的)强塞给马克思，以致混淆了历史。

二

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谙熟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并反复宣讲过这些观点。但列宁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所逐步形成和系统化的一整套策略体系，却使自己在理论上具有了重要的和独特的品格。

当19世纪90年代前期列宁开始其革命生涯时，他还只是一位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表现出后来的那些思想特点。到了20世纪初，列宁根据自己对俄国社会特殊性的了解，开始形成了一整套后来被称作列宁主义的革命战略体系。首先，他提出了关于革命理论“灌输”的重要观点。在这方面，他吸取此前由考茨基提出的主张，但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考茨基曾发挥过社会主义意识并非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自发产生，而是从外部由思想家灌输进来的思想。但在考茨基看来，社会主义意识毕竟与工人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是有相互依存关系的。列宁接过了这一观点但予以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工人运动本来是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而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的，因而社会主义意识只能由这些意识的创造者和拥护者从外面灌输给工人。这样一来，意识便具有了独立自存的历史运动的原动力的意义。而“自觉意识”的握有者也在革命运动中具有了高于“阶级群众”的决定性的重要地位。

进而，列宁自然要赋予社会主义“自觉意识”的化身——“革命家集团”以极大的意义。他认为一个高度集中、分工细密、步调一致的“革命家组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只要这个组织中的成员是严格选择过的，严格培养的，彼此间具有“充分的同志信任”，也就是说，只要他们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其余一切条件，例如“广泛民主制原则”等等，就都不过是“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5](p418)列宁认为，这样一个革命家集团应当是整个革命运动中关键的一环，它充当着全部事业的鼓动者、宣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列宁用一句名言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主张：“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5](p406)

列宁在“灌输”论和“革命家集团”理论的基础上，完全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他的革命转变论。在1905年革命中，列宁提出了这样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把革命引导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不彻底性和叛卖性?”[5](p528)这意味着，有了“自觉意识”，社会主义者将能够大大改变历史发展的一般程序，甚至能够自己去代替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然后直接把这一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自觉性”使得历史进程大大缩短了，换句话说，当“自觉意识”出现后，先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现在变成了为“自觉意识”所追求的理想目标的铺垫。沿着这一逻辑，势必导致历史的跳跃式发展。1905年时，列宁为有别于托洛茨基要求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急躁主张，还没有直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合一的主张，但这一主张的基本要点已经完全提出了。到了1917年二月革命后，面对十分有利的政治形势，列宁便在“四月提纲”中明确地宣布了一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综合以上所说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归根结底强调的是历史运动的客观性、必然性，人的主观能动活动固然重要，但却是历史发展本身的产物，事实上是历史客观必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手段；而列宁在自己的政治策略主张中体现出的则是高度强调富有自觉性的主观意志和组织力量的历史创造力。

那么，列宁是否违反了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精神呢?在国外学者中，关于列宁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历史观、放弃了“经济决定论”而走向“革命唯意志论”的批评久已有之。但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不能靠简单的思想对比回答，而要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回答。应该看到，当列宁提出他那些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大胆革命策略时，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政治革命方面，而很少书斋式地考虑他的这些策略的哲学含义。但这不是说，列宁就完全置马克思主义于不顾。作为有很高理论素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总是尽力使自己的策略具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依据。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的理论变通手段。例如他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薄弱的俄国已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条件，经常求助于“时代”这样一个普遍性论据，即通过确认他所处的时代总体上已进入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一肯定判断来证明俄国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种论证方式 在20世纪初的国际左派社会主义者中是颇具代表性的。早在1905年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人物帕尔乌斯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左翼代表托洛茨基，就都曾借助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来论证俄国革命超越式发展的必然性，这在托洛茨基那里甚至被总结为著名的“联合发展规律”。大体上沿着相似的思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通过分析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一体化和腐朽性与垂死性，在心理上为确信俄国社会主义者有权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发起革命打下了基础。在1917年俄国的政治发展中他又使这一思路大大地具体化，制定了先在俄国夺取政权然后引发西 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革命”战略。这一战略使列宁的政治策略理论具有了一种超越民族界限的世界总体历史观依据，从而也使他自己的革命策略主张在最抽象的层面上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取得了一致。

然而经过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几年努力，预期的西欧普遍革命终未发生，西欧资本主义重新走上稳定的发展道路，而苏联则不得不在被封闭的一国孤立状态下开始试验社会主义。这时候，先前理论中全部潜存着的真实意义方才显现出来。因为到这时俄国已不可能指望从经济发达、无产阶级力量雄厚的西方那里得到先进的物质生产力和与此 相应的精神文化成果的支持，而只能在本国经济和文化都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时除了依靠少数革命家的“自觉意识”及其组织载体之外，便不可能有别的有效手段。这样，苏俄在客观上不能不走上后来它所走的道路，同时也就把列宁与马克思的理论差别十分明白地突出了出来。

三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理论差别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具有怎样的意义?

根本原因应当从时代的差别去找。19世纪是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欧突飞猛进的时代，工艺、技术、科学和工业化的发展给人们以极深刻的印象。但从社会组织结构的角度着 眼，当时的资本主义仍处在自己的早期阶段。它显示给人们的，首先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尖锐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由于社会缺少适当的自调节机制，而表现为一种威胁社会自身的绝对破坏性力量。置身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继承以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给这种批判灌注以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19世纪是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的许多重要思想家都认为运用科学的方法寻找事物的规律性是自己的主要任务。直接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学说也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产儿。但马克思学说与黑格尔哲学以及其他众多体系的根本 不同在于，它不是从精神生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一方法促使马克思学说把注意力集中在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细密研究，确信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在最近的将来达到顶点，从而不可避免地趋于崩溃，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历史描写为一个合规律的客观发展进程，是马克思学说的全部力量所在。

无可否认，马克思学说像其他任何思想体系一样，也带有它的时代所给予它的优点 和局限。其中一个主要的局限是，它没有充分估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的自控制、自调节能力，这种能力在后来的历史中愈益发展起来，通过对资本主义矛盾实行自我调节——从“看不见的手”的无意识随机调节到有意识的社会自觉调控——使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把自身的固有矛盾转变为发展的动力，从而使这一社会具有了比人们的想象更久远的生命力。这一点已为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所证实。因此，马克思学说后来在预言资本主义灭亡这一点上经常遭到批评。也正因此，它那关于历史发展具有内在规律必然性的理论经常受到指责，被人们嘲笑为早已“贫困”和破产的历史宿命论、经济决定 论。然而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使马克思学说在今天仍能成为社会分析的有力武器。它是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即不仅可以用来支持它所从属的学说本身，而且还可以用于揭示同一学说中包含的局限和错误。例如，马克思学说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预测有重大失误，这是一个事实。但只有当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去重新发掘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时，我们才能对与马克思的预测大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延续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才能合理地说明为什么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样，列宁学说也是它的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列宁主义是在20世纪开始的世界整体性、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发展相互依赖性大大加强的时代背景上，西方社会思想与俄国社会思想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众所周知，俄国无论在地理、社会组织结构还是文化上都处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历史上既受西欧的影响，又受东方的影响。俄国之所以能在1861年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决定性原因来自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刺激。俄国资本主义是一种外诱型的资本主义，其特点是专制国家迫于外部压力，不得不强制性地引入资本主义因素来促进经济，促使社会向专制政 权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互结合相互支持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固然能在短期内帮助经济迅速起飞，甚至在工业化的某些方面取得耀眼的成就，但无法有效地使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转化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就无法阻止社会思想界对它的强烈批判态度。而这种批判必然从先进的西方社会思想成果那里吸取力量，煅造武器。全部19世纪俄国社会思想史就是一部俄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社会思想进行对话和做出反应的历史。由此决定，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大大超前于实际社会生活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在知识视野、分析方法和社会批判角度等所有方面同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都具有极大优势 的、特殊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19世纪60-70年代民粹派到80-9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构成一个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发展序列，他们彼此间可以展开激烈争论，后来者可以尖锐地嘲笑和揭露前辈们的错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把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进程推向前进。列宁后来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进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5](p318)列宁的这段话极其重要，它一方面指出了俄国社会思想发展之于社会发展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因这一发展的超前性而具有的思想上的优越感。

正是在俄国社会思想的这一超前发展中，养育了列宁的思想体系。立足于“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而产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基础之上，列宁自然倾向于高扬“自觉意识”的独立性，自然确信“自觉意识”负有对它所要代表的阶级进行理论“灌输”并对其实行思想和组织领导的历史责任，自然要求利用这种思想的和组织的优势去加速落后社会的跳跃式发展，自然认为能动的意志可以克服“客观必然性”的被动局限，按照自己的理想目标去重新设计历史的发展过程。总而言之，是世界整体化时代中俄国社会发展与思想发展的不平衡性，造就了列宁学说的基本特色。

两相比较，列宁学说高度强调主观能动意志的作用，从而在20世纪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搞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功效，作为一种现实斗争武器，它是有力的；而马克思学说则以其深邃远大的哲学眼光，对于历史长期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种种客观趋势具有深刻的透视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它至今是无可替代的。

注释：

①笔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详细观点，可参看拙作《世界革命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1期)和《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并无联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修正主义》(文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