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共9篇）

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篇一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札记

11级历史基地班 李拴王

2011102025

学习中国古代政治史怎么能不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古代政治史》呢？读后之余，遂成一文，以为作业。

细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真的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平实之语，不加修饰之文，寥寥几笔便勾勒出整个时代的人事与制度。没有枯燥的历史理论，更没有驳杂的征引，这使得这本小书一下子鲜活了起来。时而化用几条历史史料，时而用拿东西方作对比，深厚的学术功底也不言自现。“兹仅举要分为五次：一讲汉代，二讲唐代，以后继续讲宋、明、清。一次讲一个朝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全书也是按照这一句话来编排的，读起来也觉得脉络特别的清晰。时间篇幅有限，本文就《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汉代做一读书札记。

在汉代的政治组织中，钱穆先生从“甲、皇室与政府，乙、中央政府的组织，丙、汉代地方政府，丁、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汉代政府组织的具体情况。在甲一篇中，钱穆先生具体的对比了中西方关于国家及皇帝产生之区别：“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然而“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这样的分析信手拈来，不得不让人拜服。此篇中还论述了皇帝之“秘书处”——六尚与相府十三曹之职能区别。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乙篇中则具体的叙述了汉代九卿之职能，也详细说明了丞相产生的原因，犹如周代，皇帝家事和国事依然倚重与丞相的看管，而汉代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增设官吏等只是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变通。丙篇中概括了汉代郡县制度下中央与地方官

吏增设区别以及地位之区别：郡长是处在中央以外的“九卿”，而九卿是在中央的“郡长”，究其地位，却没有什么差别。最后一篇中则写到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说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计簿就是各项统计表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一切财政、经济、教育、刑事、民事、盗贼、灾荒，每年有一个簿子，分项分类，在九十月间呈报到中央，这叫做上计。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

说完汉代的政治制度，就该说一说汉代的人事，而第一个值得一说的就是汉代的选举制度。勾陈过几种选官的制度后，钱穆先生便讲到：“再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选举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不定期的，或老皇帝驾崩，新皇帝上台，或国家灾异横生等，这时，国家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良，贤良至政府后将接受政府关于国家大事之策问，政府视其对策挑选任用。第二种则是特殊选举，简言之，就是在特殊时间中需要对特殊之人才的任用，比如出使西域时，应诏通西域语之人任用等。后来出现一种定期的选官制度，那就是选举孝廉，“自从汉武帝之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察举之人，如太学学习，毕业后到地方服务，待有政绩，则迁至中央，自此以后，汉代官吏皆有此入仕，把汉初的整个官僚体系为之一变，怪不得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第三章述其经济制度，即赋税制度。汉代确实实行的是轻徭薄赋的服役制度，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这种有土地而产生的利益更多的归向了大土地拥有者，他们向租用其土地之人征收十分之五左右的赋税，而向政府缴纳三十分之一的赋税，利益直插，由此可观。全国之地，亦非全部为耕地，至于那种山林湖泽，那则属于皇家所有，其利益也归于皇家。后来情势变了，耕地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农夫手里，而非耕地的禁区呢？也渐渐被民间私下闯入，烧炭伐木，捕鱼猎兽，这是一种违法的牟利，政府禁而不止，索性向民开放。只是在关隘之处，设一征收员，对所获之物，征收实物，俨然成为另一种的赋税。而后又延伸至汉武帝之盐铁专卖，国家攫取巨额利润。但就整个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工商业采取节制政策，而对于农民的田租方面，则做到了轻徭薄赋，但未能平均地权。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为三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

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卫又分为两种：一称南军，一称北军。南军是皇宫的卫队，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总计不足七万人。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待遇优渥，不需自己拿钱。当戍兵的一切费用，由自己担负。戍兵之期限，却只有三天。地方部队即由都尉管。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这是一个大检阅，名为都试，为期一月。期满回乡。国家有事，临时召集，这是一种国民兵。各地方并就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如车骑（骑兵和车兵）楼船（水师与海军）材官（步兵）之类。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

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钱穆先生也是从口税的角度出发，认为：汉代的奴隶为了逃避严重的口税才自贬为奴，显然这种口税是不太合理的。

汉代除却规定的义务兵役外，民间还有义勇队，志愿从军的。国家有事，可以自由报名。这叫做良家子从军。那些都是比较富有的家庭，尤其是居家近边境的，平常在家练习骑马射箭，盼望国家有事，报名从军，打仗立功，可以做官封侯，这风气在边郡特别盛。像陇西李广一家便是一著例。

第五章专论汉制之得失。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对黔首益处不大。其次是政府的组织方面，汉代政府之失，在于与皇帝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就奠定了中国古代政府与皇帝之间矛盾的基础，也是造成皇权与相权相互博弈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说到军队制度：名义上的全国皆兵因其数量众多，训练不足而变得有名无实。后论至其选官制度，汉武帝时期所建立的孝子廉吏制度初衷为好，在前期也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也成为上下流动之管道，可是孝廉充斥仕路，其他的选官渠道到此蔽塞，因此渴慕进入仕途之人便无所不用其极了，也导致了孝子廉吏的制度逐渐沦为世家大族入仕之门径。

无论是论述汉代之政治事实，还是在论及汉代政治之得失，钱穆先生站在当时人的思维下来论述，来思考，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确实钱老先生一下子给我们廓清了前代政治现实和得失，但是深思之下对汉代之政这么井然有序表示怀疑？

2.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篇二

兰因小舍

我始终觉得，对像我这种读书不勤的人来说，与一本书的相遇很需要缘分，就像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尽管粗略知道钱穆先生其人，但却是前不久才接触他的著述。而每每凭借这一点浅缘，却能领略往者光辉厚重的思想，于我真是平凡生活中一大乐事。虽常觉相见恨晚，但更多是“毕竟没错过的”喜悦而知足。

这本书很薄，是钱穆先生将其在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所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整理而成，择汉、唐、宋、明、清略举大纲，陈述历史上传统制度的机理和演变。本是闲闲地翻看，越看越入神，态度也愈发郑重。一是自感之前所受教育，将自秦至清的政治传统用“封建专制”四字一笔带过，是如此轻率取巧，粗暴斩断传统文化根基，抹煞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智果，实则这“故纸堆”中有于今很多领域都可以借鉴的大智慧。二是感佩于钱穆先生平心客观的历史态度，讲史条理性极佳，文字不锋芒，却让人觉得从容大气，诚恳宽厚。虽非学术专著，但也叫人如灌醍醐。

历代政治制度，这一题目已极宏大，又与文化、人事相连结，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本书单就制度，从四方面限定在一个范围去研究，其余不再涉及，我觉得是相对谨慎合理的，有其内在结构机理。一是政府的组织，也即政府职能分配的角度，二是考试与选举，政府与社会连结流动的角度，三是赋税制度，财政经济的给养角度，四是国防和兵役制度，军事的保障角度。四个角度不是单独割裂，而是互有连接影响，用连系的角度看待问题。

（一）政府的组织

自秦至清，一共同特点是都有皇帝，若因此即判定其专制黑暗，未免武断，因一制度的由来和形成，都是要结合其国情来讲。如希腊城邦，小国寡民，市民集合至广场民主公选领袖，有其现实的可行性。而中国立国规模大，小农经济发展早，散布全国，当时要来推行民选制度几乎不可能，况且民众是否真能有效操纵政权，民意多大程度上切实还另当别论。

就中央政府来讲，历来有皇权与相权之争的问题，因自大一统局面开始，皇室便和政府是分开的。从历代相权的演化过程，我们也能看出皇权地位逐渐提高，相权逐渐衰落的局面：汉制宰相作为政府领袖，掌握政府实权；唐宰相由领袖制变为委员制，分而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已分割相权互为制衡；宋撤门下尚书，仅留中书在内廷，军事财政用人全不在宰相；明则中书亦废，六部分头而治，形成多头政府；至清军机建立，六部仅作执行机关，无权对下直接发命。这也与上述皇权世袭相关，皇权世袭宰相却非世袭，皇权地位尊严不断升，政府的权不断降。这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问题，制衡越来越薄弱。

就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讲，自汉代官级扁平，转换灵活，至清中央在地方层层下派官员，不许地方有真正权柄，则是中央日益集权，地方政权逐渐衰落。这从某一程度是好的，由四分五裂至统一集中，有一凝固的中央，利于政令集中高效，保障执行。然而极而复衰，地方政权衰微也带来地方发展滞缓无持续性，不利于长远。

（二）考试与选举

自汉以来，除皇权世袭为制度正统外，政府里便无世袭制，可以说，历代政府是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原旨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自汉举孝廉，至唐将进士之门扩大打开，凭事实讲，其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也是科举内在精神。一项制度能延续存在几千年，必有其生命力，但运行越久，也像机器年久折耗一般，有其积弊。一方面，形成重文求仕的社会风气，加之传统政治“节制资本”的政策，引导民间才智竟求政治发展，抑制工商资本发展，造成政治上的臃肿病。另一方面，进士及第即可入仕途，人人有入仕的希望和机会（虽不论这机会大小与公平），再加上刻意地重农抑商，逐渐形成一平铺的社会，无法形成有力的团体组织，这于中央加强统治自是好事，但却使得社会没有力量，长久下来不利于推动社会的总体发展。

（三）赋税制度

财政经济是政治制度得以存立和延续的养料，自是有其重要地位。中国自来是农业社会，土地制度又可以说是经济制度的根基，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紧密相连。汉井田制已废，对土地采取自由买卖，轻徭薄赋却未能平均地权，无法抑制土地兼并之风，贫者无立锥，使减轻租税政策失去功效。汉扩大版图需财政支持，由此衍生出“盐铁官营”的政策。唐由租庸调到两税制演变，虽方便了征收，但一任农田自由转移，失却为民置产的精神，亦造成重复征收随地摊派现象，致使贫者愈穷。宋明清以下也基本沿袭两税，政府多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本源问题放弃了。土地制度的变迁改革本书未多加涉及，感觉也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

（四）国防和兵役制度

养育政府靠经济，保卫政府靠武力。如前所说中国社会崇尚文治，以文统武，但历代大多对军事这一块亦重视亦注意限制军队权力，尤其唐藩镇割据安史之乱以后。汉全农皆兵，分为卫戍，属民众对国家担负的义务。唐全兵皆农，府兵自给，武官立功，以功名奖励无实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中央文臣兼地方事，军权则集中中央，募兵制与长期防御政策不匹配，导致冗兵冗吏，加重财政负担。明卫所制度重归唐制，军队自给，但承平太久，军队制度亦有松懈衰落。清朝由于满族民族特性以及部族政权的巩固需要，初期军事力量较强盛，然也有和明同样的问题，国运隆盛，承平太久，有的八旗子弟一辈子不打仗，优渥特权自然会滋生松懈偏废。这个话题又是好大，强军事、定军心，在当代也是个重要议题吧。这块自己懂得实在太少，不能强加议论。

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篇三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古到今概论了汉、唐、宋、明、清五个主要朝代在政府组织、人才选拔（考试与选举制度）、经济（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的得与失，初读振聋发聩，再读掩卷而思。

首先来谈谈研究的视角。钱先生强调了对中国古代政治得失的研究要有历史眼光。他认为中国秦以后的政治或社会是不能以专制黑暗一笔抹杀的，必须要深入了解历史事实，客观分析当时社会条件下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实际效果，才能得出一个较公允的结论。他认为国人对中国古代专制黑暗的断语，一是由于不了解，二是由于以现代的“时代意见”去评判千年前的历史。这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客观的。对此，钱先生特别提出了要重视在历史上各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即“历史意见”。他认为这才是“评判该项制度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这种“历史意见”就是当时的“时代意见”。①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值得借鉴的。

其次谈谈研究的主导思想。钱先生是通过人事来研究制度的。他认为制度是围绕人事而变的，人事是制度订立、发展、流变之源。“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我不确知钱先生所谓人事的明确定义，纵观此书似乎指具体的政治行为和政府运作。钱先生认为制度要切合而不能违背人事，强调了制度的现实性、地域性、文化性和制度变迁的必然性，这固然是对的。但他似乎不太重视制度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不重视制度对人事的限制和巨大影响，认为人事是第一位的，决定性①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页。的，制度是第二位的、被决定的。对此我是不太认同的，否则人事出了问题又如何解决呢？其实许多人事问题是可以通过先确立一制度，然后在此制度规范基础上予以解决的。说到底制度并没有那么玄乎，细化到执行层面就是一种程序。我们可以通过严格地执行程序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来改变他们的思想进而改变群体的认同乃至文化。美国联邦党人不正是借鉴常识、经验并通过逻辑上的思辨而制定了美国宪法吗？这也许并不完全切合当时的人事，但这却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并行之有效达两百多年之久。正如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所论证的那样，制度是有效的，只是效用较为缓慢，可能要以10年为单位。

最后来谈谈内容。先说说皇权与相权之争。钱先生认为总体来说，自汉以下皇权逐渐侵夺相权，即皇权越来越大，相权越来越少，而中国历代政治治理也因此而每况愈下。我觉得皇权、相权的关系说白了就是皇家和官僚（士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国自秦朝由封建到郡县后。诚如钱先生所言，此一变化后，除皇家之外，其他官职均不能世袭。平头百姓也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谋取官职，提升社会地位，客观上来说是进步了。但秦之所以消灭封建的主观目的并非为了社会进步，而是为了防止类似于周的因封建而覆亡的悲剧再次发生，是为了要天下一家，万世一系。所以我不认同钱先生认为的汉代皇家之事也属政府管理，宰相才是政府首脑的说法，也不认同他将皇权与相权平等对待的认识。汉是承秦制的。刘邦辛辛苦苦打下天下，又给了以宰相为代表的读书人，难道是活雷锋不成？从历史上刘邦和萧何的关系以及其后来对功臣的态度来看，都可以看出皇帝还是老子，其他人只是服务于他的。也即皇权是第一位的，相权是第二位的，中国历代可谓从来如此。所以皇权对相权的侵揽是必然要发生的。中国从来就不存在皇权虚设的情况。当然皇帝要统治偌大一个国家，没有一批人帮忙是

不行的，于是人员的选拔、赋税的征收、国防和兵役等各项举措随之而来。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必须要认清的第一要义。至于在和皇权的博弈中相权能获取多少自主权，全在于其实的情况。客观上来说，皇权和相权如果能取得一定的平衡，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是有好处的，也是能促进国家发展的。再说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代地方只有郡、县两级，有一百多个郡，一千多个县。汉代时郡长官级别是二千石，这和中央政府的九卿是同等级别，因此社会地位较高。汉代地方、中央官员交流也较为频繁，这就使官僚体系内部的通路较为顺畅，升迁激励能起到较好的作用，于是吏治较好。这好比现代组织治理所讲的扁平结构。而汉以后，一是政府层级增多，从宋开始地方政府分为三级。二是中央逐渐集权。中央为便于统治考虑，在地方官员之上安排了督查使（唐）、都督、巡抚（清）等职位，这些人受中央委派、完全对中央负责，地方官员居于旗下，权重和名望都相对下降。而且因为层级增加，地方官员他们很难进入政治上升的通道。特别是地方上处于金字塔底端的胥吏，根本没有成为“官”的可能。他们即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荣誉感，唯一能使他们动心的便物质上的东西。于是在基层缺乏监督的古代，寻租腐败，潜规则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钱先生认为中央集权、地方衰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历史趋势，也是一大弊病①。这是值得当今为政者思考的。

读完本书后，我还有一个颇为意外的发现，即中国古代很多政治制度的废弛和崩溃并不是因为制度本身不合时宜，而是因为执行不力，换言之即没有人去监督该制度的执行。既如钱先生所言“并不是当时人不要此制度，实由于人事之逐步颓废，而终于制于不可收拾”。②比如书中在论述唐朝的租、庸、调制度和府兵制度的崩溃，都是由于时人的慵懒马虎、日积月累所致。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令人为①

②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4-155页。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3页。

之叹息。承认汪中求在《细节决定成败》中所言，中国并不缺乏滔滔雄辩的战略家，而缺乏脚踏实地的执行者。但是何以会缺乏执行者呢？执行者不履行职责又何以没有惩罚措施呢？从根本上这就牵涉到权力来源和制衡问题了。中国古代的权力是靠暴力获取的，以皇帝为代表的暴力集团在获取了权力后，再通过意识形态神化统治者和为百姓提供安全等基本需求以取得合法性。但是皇权及其衍生出来的相权从来都是少有约束和限制的。因此在历史上便必然出现权力失衡和缺乏监督的情况，因此而衍生出的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也就是必然的了。

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篇四

钱穆这个名字早就听过多遍了。历史老师开的书单里总会出现它的身影。几位复旦学长也极力推荐，说高中将这本书看五六遍也不为过。

终于，在极其仔细地读完第三遍之后，才敢提笔。钱先生的形象是在读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议》后逐渐清晰起来的，长衫、眼镜，有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从容与旷达。钱先生对中国历史是怀着深深的温情的，而这种温情在这本书中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看这本书前，我相信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误解：

一、国家的安宁或动荡，基本由皇帝的“好坏”决定。

二、几乎没有弄清楚“封建”的概念。

三、“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之类的词，等于黑暗，落后，退步;

“共和”、“民主”、之类的词就是先进的，好的。而钱先生看待中国历史的立场，在《国史大纲》的引言四义中可见一斑，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办学，做事，搞研究，每一行都势必经受社会、舆论的考验，这考验可能是批评、质疑、辱骂，也可能是赞扬、追捧、盲从。文人相轻，钱先生却从不轻视他人，鼓励后学怀疑自己，坦然接受外界各种批评，我想这才是学者的样子。那些张扬的，锋芒毕露的人，真的博大吗?静水深流……

顾颉刚说：“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张自铭说：“先生治学，戛戛独造，一无依傍，遂成极诣，而融贯中外，直凑单微，又迥非抱残守缺者可比。辛亥以还，时局屡有起伏，先生未尝一日废学辍教，以哗世取宠，毕秋帆所谓“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正”，唯先生足以当之。”

愚暗谓：“吾辈学当如此。”

同时，也提出两点问题：

1、钱先生谈清朝与元朝制度时几乎全篇都在言其黑暗与“私人化”，我总觉得有些民族主义的色彩在里边。

2、后来我将钱先生的史观运用于生活，又有了这样的疑惑：如果所有人都包容一切，温和平静，所有人事物都“存在合理”，那么哪怕真有一天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这岂不是成了宿命?读后感・为何鲁迅说出：“翻开封建社会五千年的历史，处处都写着‘吃人’”这句及不符合史实的话，却仍然成了激励中国社会觉醒的不朽名言呢?

最后，分享一下个人的一些读书方法吧。

1、勾画，批注。不要害怕这会让书变“丑”。一定要及时写下你的“灵光乍现”。

2、回顾，梳理。特别是再看这种理论性的书籍的时候，先要把书读厚，也就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大量拓展;然后把书读薄，也就是简单地用一段话，或者话思维导图来梳理一篇文章的逻辑。

5.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篇五

“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无可讲。”这是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前言中说到的。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用什么样的制度,不用什么样的制度。一定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一项制度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同时,历史在不断前进,人事在不断的变化,制度也应该不断的变化以适应人事。人事,就钱穆先生此书来说,有深刻的含义,指的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制度则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历朝历代,两者都有着积极且双向的互动,由此又影响着中国历史的演进。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全书寥寥九万八千字，钱穆先生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中国历史上五个最具代表性的朝代，从政府组织结构，考试选举制度，经济赋税，兵役制度等几个方面来比较优劣、来陈述历代得失。我认为，组工干部读书的面要广博一些，要通过读书培养自己的历史观、大局观，提高文化素养。这本书偏重于政治制度的论述，对广大组工干部来说，既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通俗读本，同时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了解中国政治制度演变发展的好书。我们要做好组织工作，有必要深入细致地研究行政权力的架构和运作模式，洞悉规章和人事的分离与配合。

从这汉、唐、明等五个五个朝代,三个大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三个重要国家制度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各个方面的制度都和人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事可以使制度适应时势,使之趋于完善,但是人事在制度的实际操作过程里也有可能阻碍其理想效果的发挥,从而导致制度失之应有作用。人事从来都是有双面效应的,所以从历代政治得失当中得出的经验也应该借鉴到当今的国家制度建设当中,实现制度和人事的有效积极互动,最大程度的发挥两者的作用。

钱穆先生写道:“今天我们却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之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这本书可以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法律制度的必然性。钱穆先生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钱穆先生给我们留下看待历史的角度是笔宝贵的财富。没有完美的制度,亦没有完美的人事。封建不是黑暗的过去,他也曾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西方制度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更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应重视其地域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未必尽然。不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法律制度，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模式，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才是正途。因此我们说,对于历史的功绩切不可一笔抹杀。放到当今社会来看,对于一个正在飞速发展中的中国,在面临许多社会以及民生问题的时候,多数人都倾向去狠批制度,痛陈弊病,可他们却常常忽视了制度能带来的好处,或者去想这个制度存在长久的意义和产生的原因。

回顾历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不论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还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说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些道路都是不行的。而最终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这让我想起一段历史，就是黄炎培与毛泽东畅谈“历史周期率”。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问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我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改革步入深水区，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以非凡的政治勇气与智慧推进改革，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专项小组改革部署全面展开。5年多来，1500多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节奏推进之快前所未有。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我相信，未来的中国政治变化，也许会有阻碍和波折，但最后肯定会走向真正的民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阅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辩证看待历代的政治体制，也知道了历代的变化更替。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值得警惕，值得思考，作为一名组工干部要学习历史的经验教训，明白世事兴衰的因缘，思考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考察政治和文化积淀，把握制度变迁的脉动，唯有如此我们在组织工作中才能更加理性、客观，更加公正、平和。

品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心得体会范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者为著名的国民大师钱穆，钱老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出了提要钩玄的概观和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今天我就以其中的考试制度谈点体悟。

中国古代考试制度，为选拨政治人才而诞生。虽然今日之高考，早已判若云泥，但人们两千年来的流品思想根深蒂固，依旧有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认知，究其原因，不可不追溯到历代考试制度。今读钱穆先生《中国历史政治得失》，叙述古代制度精辟有力，对于中国古代制度，很多人印象里多是封建专制。却不知道，中国古代人才选拨制度的公平、开放、民主程度，一直领先西方至近代。秦汉时期开始，贵族权力世袭逐渐打破，普通官员的子女已不能继承权力。汉武帝后，汉代形成“察举制”，以孝廉加考试的标准选拨人才。从此，中国政治面向全国开放，此时的政府不再是贵族政府，也不是军人政府，更不是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士人政府。汉代用分封制削弱贵族，同时规定“当官不能经商，经商不能做官”;唐代规定商人和工人不得参加考试;宋代的“重文抑武”，更是大张旗鼓。综上，虽然执行各有偏差，但历代都尽全力去营造一个“读书人”的政府。西方社会政治对政党贵族开放，而中国对全社会读书人开放。中国的读书人是来自各阶层，往往不能形成统治集团，难怪有这样说法：西方有阶级，无流品;中国无阶级，有流品。中国考试制度，本意在于开放政权，选拨政府各部门真才。而到清代，通过考试，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尝到甜头，不致绝望造反，考试制度变为了巩固满洲政权的小手段。至此，中国的古代考试制度，正式寿终正寝。

我们观历史，中国往往人治多于法制，好制度往往因人而变。这是中国人的灵活变通，也算是旧俗陋习了。我们观历史，一旦发生变革事件，读书人为了保住已得势力，往往倒向贵族一边。这或许可以解释，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吧。综上，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创造性把政权开放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读书人手里。读史反思，在当代，如何把知识分子的力量合理分配到各个阶层，避免读书人为“贵族”服务，或许更值得我们去探究。

品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心得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文化”者，《易·贲卦》的象辞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的“文化”一词从源头上就有着“以文教化”之意。当下中国人对汉唐时期引以为傲，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文化能够感召、吸引和教化周边的民族。虽至现代，文化的含义发生了改变，但文化一词仍包含着这种教化、培育、改造的基因，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集体创造，也能够感召、凝聚和引导整个中华民族。

然而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在近现代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很多怀疑和否定的声音，这是源于我们近代的落后挨打的历史，使得我们对于我们的科学技术、政治体系乃至更深层次的文化体系产生了深重的怀疑。到了当代，在世界浪潮的冲击下，当前社会甚至出现了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的思想，这对整个民族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论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曾写到：“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也一起不满意。因对于历史上传统政治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否定自身文化，奉行拿来主义，并不是像修枝剪叶那么简单，而是一种会产生动摇根系动摇全局之重大影响的错误行为。究其原因，某些人正是缺失了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告诫我们的“文化自信”。对于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缺乏信心，进而否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即便他们仍然是黄皮肤黑眼睛的面孔，其内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果我们都缺乏这种信心，这个民族也就名存而实亡。

6.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篇六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报告

财政金融学院 郭云澍

【摘要】本文通过对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成书逻辑和内容简介，阐明作者“回到历史基本面”的核心观点和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和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两个研究工具。以历史脉络以及思想传承梳理了书中中国古代历史上从管仲变法到王安石变法的五次重要经济变革，将书中内容进一步提炼整合，比较异同，归纳出历史上在国家干预与自由放纵之间跳转的闭环逻辑。最后揭示总结全书结论并结合当下中国经济崛起做出思考与展望。

【关键词】历史；经济变革；盐铁之辩；中国经济崛起

一、《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简介

（一）引言

当下，中国正在以迅猛的势头崛起，由《经济学人》杂志出版的《2050年趋势巨流》（Mega change: the world in 2050）一书中预测，在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这与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持乐观态度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基本一致。尽管中国经济崩溃论、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也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势头强劲，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由经济发展模式引致的种种争论此起彼伏，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与审视，不仅是出于学术上的讨论与考量，更是与实际的政策选择息息相关。经济学最不可思议也是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永远难以找到时代问卷与经济难题背后的“标准答案”。当理论和数据都无法给予清晰判断的时候，中国经济崛起的魅力，反而显得更加迷人。

（二）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人们研究经济的三种方式是通过理论、统计和历史。《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一命题的探索溯源，作者吴晓波称之为“回到历史的基本面”。他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的“跳跃式发展”和“结构性缺陷”都是一个“建设性结果”，这样的结果与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的基本面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于是“回到历史的基本面”是本书创作的起点，也是全书构建的底层逻辑。

（三）《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内容简介

该书以十数次重大经济变法为线索，系统概述了从春秋一直到当代新中国改革开放两千多年的历史。每章节每次变法均指明变革原因，将利害得失陈述列出，整体上来看仿佛简化的的中国经济史。同时，这是一部编年体的中国经济发展史。除去导论与结语，全书共涵盖十二讲，单独以小单元审视，有其精悍的总结与阐释，更重要的是当以时间先后为序串联，以史为鉴，映照出中国经济发展变与不变的内在逻辑。

（四）两个研究工具

吴晓波先生为梳理庞杂的历史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变革和重大事件在剥离时代表现，提炼出内核后，都可以简化统一到两套理论体系中，也就是作者研究古往今来中国经济的两个工具——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和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

四大利益集团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者认为发生在历史和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这四大集团相互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四大基本制度分别是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这是集权政体必不可少的四大支柱，作者分析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制度创新以及诸多改革，本质上都是围绕这四大制度展开。

二、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经济变革

（一）管仲变法

全书以管仲变法为始，作者将管仲称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管仲的变法使齐国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的最核心的思想是“以商止战”，但是与历代的儒家思想体系相悖，因而没有得到继承。同时，管仲是“盐铁专营”的创造者，是国家专营的思想来源，对后世影响力巨大，后世关于盐铁的争论以及历代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源自于此。如果按现在的定义划分，管仲治理下的齐国是一种古典市场经济的雏形。

管仲变法的另一内容是将百姓按照职业来划分为“士农工商”，但这四者并没有先后顺序的区别，传统观念上“轻商”似乎是中国古代的特点之一，但是其实历代从来没有轻视过作为主要财政来源之一的工商业，相反，往往在中央财政吃紧的时候将利润很高的的工商业收归国家，进行专项经营。

而正如书中所写，管仲之所以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是因为他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非但不同，甚至相悖。不同于儒家倡导的以农为本，克己仁义，管仲所推崇的以商止战，鼓励消费显得格格不入。

（二）商鞅变法

与前文管仲截然相反，商鞅被作者描述为：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秦国之所以能一统天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鞅变法。

这场变法历时持久，共分为三个阶段，从农耕方面的改革，到军事，最终到中央集权，其结果是把秦国变塑造成为了一个效率奇高的战争机器。

商鞅的经济变革，与管仲相比，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无疑是大大的倒退。但是，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评价历史不应脱离其发展的土壤。这些政策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聚集国力，让国民经济充满纪律性，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史记》记载，变法实施之初百姓怨念极深，但是没过几年，百姓就习惯了。这是专制的力量

郡县制是对于封建制的一大进步，也是传承至今的行政划分模式。“百代都行秦政法”是对商鞅的致敬。这种命令型的级段计划经济在当时发挥出巨大的力量，但是不是古往今来发展的主流，而传承下去的是商鞅变革法令制度的决心和彻底，这样的精神鼓舞着改革者前仆后继地探索与献身。

（三）桑弘羊变法

汉武帝时期的改革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在完成帝国模式的建设后，在多种前提都已具备的条件下，财政大臣桑弘羊实施了史上第一次整体性的改革，其中诸多经济政策以及经济思想为后世所效仿借鉴。

桑弘羊改革涵盖诸多经济重要领域，在产业上进行改革，将铸钱、盐铁、酿酒全都收归国有，流通上采用均输与平准制度，在税收上推出告㬆令与算缅令。尤其是强硬的税收手段使得中产阶级集体破产，同时政府的信用严重透支。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对于中央财政起到了作用，但也为桑弘羊晚年发生的“盐铁会议”埋下了伏笔，在这场会议上，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反对与民争利。

这场会议上，垂垂老矣的桑弘羊发出了震彻古今的“桑弘羊之问”：如果按照不与民争利的原则，不搞国营经济，军费的开支、国家的财政收入将从哪里获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应当怎样化解？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正是历朝历代探索改革的根源。

（四）刘晏变法

随着盛世大唐达到巅峰，中央集权不可回避的渐渐旁落，由此在统治者的自信与疏忽下，干弱枝强的历史条件中，安史之乱爆发。尽管最终平定，八年战乱使得中方财政捉襟见肘，于是历史的逻辑再度降临，各项国家策再次出台。这次的主要操盘手是刘晏，其实刘晏的财政思想在本质上与桑弘羊如出一辙，就如同桑弘羊力排众议地褒扬商鞅一样，刘晏本人亦视桑弘羊为楷模。

刘晏变法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把统购统销政策改为由百姓生产，官方集中收购，再由商人销售，这样的创新极大降低了成本。而且注重保护获得经营许可的盐商的利益，“常平盐”制度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商人囤盐牟利。另外，刘晏将桑弘羊的平准、均输制度重新搬了出来，在各地建立常平仓，利用价格涨跌贱增贵卖，以获其利。

及时的政策转变使得中央财政状况有了很大改观，安史之乱后没有陷入更大的困境。“敛不及民而用度足”是史界对刘晏的评价

（五）王安石变法

宋代，是所谓士绅经济的起源，在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壮大国有事业的同时，权贵经济泛滥成为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贫富差距拉大，土地兼并严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变法的大幕拉开了。作者将其称为帝制时期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的改革。

变法前的一场大型辩论史称“延和殿廷辩”，是继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后的又一场制度辩论，司马光代表的传统儒家观点认为应该从中央的节省来解决问题；王安石则认为中央要将统揽经济大权，进行改革，司马光当场指出，“民不益富而国用饶”是典型的桑弘羊的观点。宋神宗最后选择了王安石，实施变法。

王安石颁布的改革法令中最重要的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前两者是对桑弘羊的继承，青苗法则作为王安石的独创。在每年粮食收获前，农民可以到官府借贷现钱或种子，来补助耕作所需。改革使得国库随之一饱，但是随着实施时的诸多因素，政令和法律开始扭曲，在执行阶段彻底变味。一些枝头末节的商品也被垄断了起来，自然地商业秩序崩坏。农民因各级官员的欺压和操纵，生活苦不堪言。

王安石变法与前代的管仲、商鞅、桑弘羊一脉相承，其激进程度和王莽比较接近，充满了理想主义气息。北宋的灭亡昭示着变法的失败。王安石这样的经济大师异常惨烈的失败，令所有的后来者一味求稳，谨小慎微，趋于保守，也间接导致了明清的闭关锁国，使东西方文明就此分道扬镳。

三、结论与现实意义思考

经济发展是跌宕向前的，而且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也是历史反复出现的根本原因，作者在记述汉武帝变法时提出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放活民间是发展经济的前提，但是在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地方割据情况会恶化，这会挑战威胁到中央权威，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集权式的变革，削减地方实力，但是这样的改革必定会使民间收到伤害，造成生产力下降的问题，进而会导致政权新一轮的不稳定。历代的治国者都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是任由矛盾尖锐，还是再度自由放权，使经济复苏，历朝历代，执政者都面临着逃不开的命题。

而作为对上述命题的回应，从古至今，“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刘晏变法”乃至 “王安石变法”一脉相连，是集权经济的实验。历史上的经济大师不约而同的互相欣赏映射出历代“变法”衍续的同一逻辑。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得出两个结论：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崛起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演进，远非简单的“意外结果”，而已，而且历史的闭环逻辑可能重新上演。二、中国经济体制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这样的结果与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的基本面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回到本文最初，也是作者吴晓波完成该书的初衷，当下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和经济制度模式 历史中能隐约看到痕迹，“统一”文化的因素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以史为鉴，在中国几千年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同时，以史为线，探索古老的东方大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不失为一个充满中国智慧的方法。

【参考文献】

7.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篇七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历史必然，因此历史永远是在两个钟摆极限间徘徊。而中国经济变革的极端则是极度中央集权和极度市场化，也就是大政府小市场和小政府大市场两种情况。

针对两种极端情况的分析，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无产阶级间的相互斗争、博弈和妥协;其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和国有专营制度。

极度中央集权，首先意味着军力支配上中央政府远大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上中央政府远富庶于地方政府。这样的配置往往要求中央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高度的国有专营制度和高度的思想统一。这样的钟摆极端出现在商鞅变法时代、汉武帝变法时代、王莽变法时代、王安石变法时代和计划经济时代。

极度市场化，则意味着民间资本活跃，工商阶级力量庞大，思想自由，此时往往中央羸弱，地方强势。这样的配置首先体现在中央政府放权，民间商业交易顺畅，税收方面也体现了宽税基、低税率的特点，因此藏富于民是这个阶段比较鲜明的特色，但因为中央政府的羸弱往往也导致军力不足，在军事实力上呈现弱势的特点。这样的钟摆极端出现在管仲变法时代、贞观之治时代、宋朝、民国时代。

和钟摆一样，当摆锤处于两端时速度为0，但加速度不为0，此时的社会状态往往是稳定的，但却是历史变革的拐点。

极度中央集权，就像钟摆左端，武帝的武力盛极而衰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极度市场化，就像钟摆右端，唐宋两朝的民间资本活跃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但历史不是永远处于钟摆两端，更多的时间是在运动过程中，此时的不稳定性更甚，因此也就要求更高的治理水平。而若整体配套体制和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话往往会导致更甚的乱世，也会导致改革的失败。

王莽变法是其中一个典范，以外戚身份夺权，获得皇位并企图效仿桑弘羊，开创武帝盛世之况。在政策上，王莽推崇的是极度国营专政，用强势的政策去推动财富的重分配，实现社会公正。因此在王莽继位后，盐铁专营，物价管制、币制改革、土地改革蜂拥而至，密集且频繁。

盐铁专营/物价管制扩充了中央财政，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富了国而穷了民，降低了市场的市场配置能力;币制改革则更甚，密集且不合理的币制改革使得政府背书信用扫地，私铸之风兴起，也导致了通货膨胀和市场交易不畅;土地改革则动了根本，土地国有化摧毁了世族集团，使得根基不稳，但土地均分的平均地权思想又无法顺利实施，导致政权不稳。

对比武帝桑弘羊时代，王莽时代缺少文景之治的积蓄，此时民间积弱，生产力的提高是当务之急，盐铁专营/币制改革/土地改革只是财富再分配，对提高生产力没有丝毫益处，因此这些改革只是拳头打到棉花上，一场空，失败自然也是在所难免。

宋朝则是另一典范。不同于其他几个朝代，宋朝存在几个鲜明特色：一是允许官员经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这也带来了宋朝在商业上的极端自由，贸易大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匹配着贸易的发展，买扑、钞引等极度超前概念的模式也应运而生，与之匹配。但官商结合导致的是极大的贫富差距和权贵经济，这使得中央政府羸弱，兵力不济，备受其辱。

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一切过往的历史都是为了现今服务的。

从1949年建国后，经历了计划经济和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两个过程。

在市场经济时代，高度国家计划(资本市场管制、生产资料管制、流通渠道)使得那个时代极度匮乏的生产力迅速大幅提升，各种重工业、轻工业初具规模，但这个过程过于强调国家的调控和计划能力，也过多强调了均贫富的概念，这罔顾了市场配置能力和人民积极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计划经济在初期大力发展了生产力，而在后期则限制了生产力。

而后在1978年进行了改革开放，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上日程，各处都是改革的声音。改革的意见主要有两派，一是企业主体改革派，推崇股份制改革，二是整体协调改革派，分离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区分对待;而最后也没有得出结论就迎来了物价闯关的失利，带来重大打击。

而在这过程中，带来的另一产物就是双轨制。双轨制带来了极大的权利寻租，这给改革开放后期的物价紊乱和腐败埋下了腐败的种子。

在经历了物价闯关这一失败之后，朱相开始了新一轮改革。改革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主要有五大内容：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

分税制改革对现在影响巨大，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导致了中央政府集权，地方羸弱，也进一步导致了后来的房地产财政;金融银行体系改革使得银行经营商业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使得汇率一次贬值到位，极大增强了外贸出口的竞争力;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则打造了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最后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则实行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基本介绍下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是为取代财政大包干制度，重新定义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设置了两者各自的义务和责任，至于合理与否则有待商榷。对于分税制改革，有几个重要的点。首先，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和关税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权在中央和地方按照75:25的比例分成。

分税制改革带来了两个弊端，其一是为了补贴地方财政，将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归于地方政府，这为后续的土地财政留下了隐患;其二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划分不明，地方承接少部分收入，但承担了大部分支出，中央接纳了大量收入却只承担少量的支出，同时在转移支付制度上不公开不透明，权利过于集中，导致后面的跑部钱进等情况发生。

2)打造三驾马车

金融危机之际，相继打造了三驾马车，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用于基础建设，启动城市化建设;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实施房改，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

此外，在这次改革过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国退民进”，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将国有资本收缩到产业上游和一些战略性产业，通过私有化小型国企达到市场化目的。此举有利有弊，一方面化解了98年的困局，但也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肥了当时一众接手人。

金融危机时则迎来了另一个节点，四万亿计划。为挽救当时的颓势，大力发展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但这存在一个问题，国有企业获得大量贷款，而民营企业则处于劣势，使得“国进民退”现象再次发生。

分税制也发生了部分改革，补偿了地税。增量企业应缴纳增值税的，企业所得税由国税征收;应缴纳营业税的，企业所得税由地税征收。

而到了目前这个节点，“国退民进”这个进程有望再次发生。“国退民进”的表现体现在：

1)推动小微企业发展，贷款也倾向于向小微企业倾斜;

2)营改增改革，降低税率，实行宽税基，低税率政策，让富于民;

3)精简中央部门，放权地方。

书本内容大致到此为止。

结合本书内容，对当下的经济政策做个分析。

第一，“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紧缺，地方政府极度依靠土地出让金来补贴地方财政，因此也部分导致了后来的房价不断推高。货币增发、GDP发展和土地财政政策都是房价推高的原因，其中土地财政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之一。

后期如果通过其他税收或财政制度补充地方财政，使其不依赖土地出让金生存，则有望将摆脱原本分税制改革的弊端。

第二：“营改增制度”

原本在税收方面，在各个流通环节都存在大量的逃税漏税以及反复增收的情况。为了有效宽税基，查明税收，降低税负，推出了营改增制度。

营改增制度因为存在抵扣，能够避免重复征税的弊端，实现了“道道征税，层层抵扣”的目的，降低企业税负，也摸底了全行业全环节的税收情况，有利于后期定向减税。

营改增改革过程中，增强了国税的财税掌控权，削弱了地方财政能力，因此为了找补地方税收，改变了原本分税制的分配比例，将增值税的中央和地方分成从75:25变为50:50。

第三：定向降息降准

目前推行的定向降息降准有望降低地方企业的压力，为民间资本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形成“国退民进”的形式，完成从“大政府，小市场”往“小政府，大市场”的转变，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第四：MLF/SLF/LPR

原本通过MLF/SLF政策调控长端利率和短期利率，但这两种操作方式是将利率整体一刀切，无法做到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避免低利率推高房价的弊端。因此在今年推出了LPR政策取代MLF/SLF。

LPR政策的优势在于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定向控制了房贷利率，通过加基点的手段将实体经济和房贷利率区分开，有效避免了脱实就虚，资金空耗的问题，在不推高房价的前提下增加民营经济的实力。

第五：消费税改革

最近推出了《关于实施更大规模降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

在这个方案里，针对对象主要是消费税，不同于普遍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是为了定向引导消费行业，其征收目录是随着不断调整的，具体视情况而定。目前消费税的数额在1万亿左右，占税收总额的6.8%，是第四大税种，排在增值税、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后面，

目前具体方案还没确定，需要等具体草案出来才能确定。

其中最可能是有两个变化。

一是将消费税由生产环节征收调整至消费环节征收，国税改为共享税，补贴地方财政土地出让金的亏空;

二是消费税的存量部分核准基数，仍划归中央，增量部分划归地方，这就给了地方动力促进消费。

8.中国历代婚庆礼仪 篇八

旧时，绍兴有指腹为婚习俗。清末民初，此俗虽基本绝迹，但将儿女自幼许字者为数不少。男女婚事大多由父母包办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力宣传贯彻《婚姻法》，男女青年取得婚姻自主权，但事先多征求父母意见。

婚姻，一般经历做媒、订婚和结婚等阶段。

做媒

旧时，绍兴有以说合婚姻为业之中介人，多为中老年妇女，俗称媒婆，亦有尊称大媒太太者间有男性媒人，俗称媒公、大媒先生。媒人平时十分留意小官人（未婚男子）、大姑娘（未婚女子），遇有年龄、财产等条件相当者，即于男妇双方游说。上虞等地俗为：媒人至男家先行试探：“我来向XX老爷令郎年XX岁大吉”字样。若小官人之叔伯较其父有声名，则改令郎为令侄。即男家以最具身份者出面托媒。开媒条之时，须择逢双之黄道吉日，且日支须与小官人生日相合。媒条字数须成双配对，书写不得错漏。

男媒取得媒条后，约女媒同去女家。如女家愿开媒条至男家，则为女家允婚之非正式表示。女家所开媒条格式与男家同，仅将令郎改作令嫒。媒人见女家开出媒条，即取出随身所带书有“茶仪”字样、内装钱币之红封筒送给妇家，俗称收茶钱。

订婚

男女双方经媒人撮合，略有头绪后，即须“合肖”。旧时以为生肖不合则不能相配，如龙与虎、蛇与鼠均会发生争斗，鸡与犬、羊与鼠均索不相和，虎羊相配会“羊落虎口”，羊鼠相配会“羊鼠俱休”等等，因而忌通婚。男女年龄相距及属相亦有忌讳。男女年龄相差六岁称“大六冲”，相差三岁称“小六冲”。“小六冲”尚可，“大六冲”则忌婚配。绍兴有谚云：“男子属羊闹堂堂，女子属羊守空房”，以为男子属革命佳。女子属羊运舛，以致男子多不娶属羊女子为妻，属羊女子或嫁命“硬”男子，或屈为“填房”。此俗表明旧式婚姻不仅须门当户对，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须获得迷信认可。

昔日，绍俗同族不许通婚，同性亦不能联姻。金、刘两姓虽不同姓，但据称金姓来自刘姓，故金、刘两姓亦不得通婚。新昌袁、吕两姓为世仇，通婚视为有违祖训。

男女双方如合肖，且均愿意结亲，即须互相送帖。订婚吉日由女方拣送，婚日则由男方择定，女方拣定吉日后，男家出“求帖”，连同“拜贴”送至女家；女家则出“允帖”，连同“拜帖”于当日带交男家。拜帖书有“全福”或“正肃”字样，落款为“忝姻年家眷愚弟××庄敬顿首诚拜”。求帖余书“全福”或“正肃”字样外，另附“敬求台允”四字大红签条一纸。允帖与求帖相同，但签条上改写“敬遵台命”。

男家送帖时，须随送荔枝、桂圆、核桃、红枣、莲子、松子、百子糕、榛子、桐子、青豆等“十全果”。女家循例收受大部礼物。女家出“允帖”后择日，男家“发盘”(即送彩礼)，过礼订婚姻。

男家发盘有“头盘”、“二盘”、“三盘”之分。头盘彩礼，为姑娘身价钱，含有偿付女家养育费之意。一般按女子年龄计价：清道光前，“越风，贫女许字，婿家聘以钱，按女齿每岁贰仟文”计；清同治后，“女稀，钱增数倍”；民国8年（1919）前后，绍兴“女子每岁须洋钱六元，至少四元”；1949年，“订婚付的聘金，在乡下有以一石米或石半米合女人一岁”。范寅《越谚》“发盘”条云：“结婚姻行聘盛，备钱银、绸缎、喜花、红贴、钗镯、粘果、结果、响果、鸡鹅、鱼肉、船亭、果亭、茶架、花雕酒、拜柬而往”。女家收下彩礼，回赠龙糕、凤饼、袍褂料子、文房四宝、锡酒壶等物。礼品中，男家必备花雕酒，女家必备茶叶，故有“男酒女茶”之说。此礼仪，即“三茶六礼”。新昌、嵊县等山区农家贫女订婚，男方一般准备一篮外货、两#壶老酒及少量聘金，由媒人送至女家即可。

男家发送头盘彩礼后，即向女家“请庚”，请问女方生日时辰，再将男女双方生辰送至择日店，请星相家排“八字”，拣定“安床”及“合卺”吉日。请庚时，男家备两份红全贴及一对提盒送至女家。红全贴亦称拜贴或求贴，只是求贴书有“敬求淑造”字样。提盒内盛湘莲、白糖等“茶料”。女家循例璧还茶料，将拜贴与允贴送至男家。

此后，男家发送二盘彩礼至女家，用于置办嫁妆。礼仪与发送头盘时大致相同。所送帖为红绿帖，分别书安床与合卺日辰，格式通常为“谨詹×月×日×时安床(或合卺)大吉”。同时，男家须送成双“缎头”（绸布料子)、“衣折”（成衣）等彩礼。

少数男家头盘、二盘同时发送，俗称“随盘进”。

结婚前夕，男家须送三盘彩礼，用于女家置办喜酒。女家如高堂健在，男家须致送孝敬钱及礼品。花矫临门迎娶时，男家还须送“开门钱”、“上轿钱”等。贫素之家有以下几种节省聘金办法：

以劳动力代聘金。经媒人从中周旋说妥，并立下条规：男方须至女家无偿劳动若干年，期满男家不必筹办彩礼，只须张罗—笔结婚时所需费用即可完婚。

调亲，即换婚。双方各将女儿许配对方为媳，藉此省却彩礼及节约婚礼费用。

老亲结亲。旧时，此俗普通流行，多为姑表、姨表、舅表亲联姻。除为增强戚谊，亦可少花彩礼，但近亲结婚，常祸延后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收革婚姻制度。男女青年虽多自由恋爱，自主结婚，但大都仍赖介绍撮合。80年代，共青团、工会、妇联、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团体机构组织婚姻介绍所，为男女青年乐当“红娘”。恋爱成熟，即至当地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书。旧时婚姻陋习基本不存，但婚时大办酒席之风甚炽，靡费之习未止。

结婚

旧时，新人眠床之棕棚暂用木棒搁架。婚礼前，男家须择吉“安床”，即于吉日拿去木棒，使棕棚落榫。绍俗，新人眠床不可空，自安床之日起至结婚之日，新郎或陪郎均须睡新人眠床。陪郎须为童男或夫妻双全之族中男姓。

女子出嫁前，女家即发送嫁妆至男家。嫁妆中梳头桌等称方件，脚盆等称圆件，并须有火熜等铜器，饭锡锅等锡器，彩瓶等瓷器及首饰、衣箱等。除首饰等少数嫁妆于婚日随花轿送至男家外，大部分嫁妆均由执喜役者(俗称“行郎”)用“眠桥”或船先送至男家。行郎多为男女双方亲友、佣工、人数视嫁妆多少而定，但务必成双。

婚前，新人须举行淴浴仪式。仪式由两位夫妻双全、多子多女之夫妇主持。一人手拿砻筛。上放红色喜果、鸭蛋，下接大脚盆，另一人以热水自砻筛淋入脚盆，再以毛巾浸盆内热水，绞干后让新人揩试，如此重复三次，仪式即算完成。

同时，男方须剃头。先点烛，供茶食。理发匠进门须恭喜道贺，口念“七子保团圆”或“十全如意”等吉祥语，并拔下7根或10根长发，挽成花结，准备送至女家。女方则须“开脸”，雇用老嫚用纱棉线绞除脸上汗毛。开脸时，亦须拔下7根或10根长发，与未婚夫之长发混合搓线。扎于发髻，称“发线”，为结发夫妻象征，系妇女最为珍贵之信物。

婚前一日，男女双方均须祀神(俗称祝喜福)、祭祖(俗称请大人羹饭)。祀神礼仪与祝福相似，但唯新人及主婚人朝拜。祭祖礼仪与平时相同。但最后跪拜者应为新人。

绍俗女子出嫁，必用彩舆。不坐花轿者多为妾或再醮之妇。花娇顶有“五岳朝天”的锡制饰物，遍置灯彩，嵌空玲珑。花轿多向轿店租用，每逢嫁娶之日，必先期赁定。

男家在发轿迎娶前，须请两位夫妇齐眉、儿孙绕膝之长者作“福星”、“禄星”，至花轿内借烛光以镜映照—遍，再以满燃檀香之熨斗熏轿，俗称“搜轿”，意在驱逐轿内妖魔鬼怪。

男家发轿时，新郎身穿吉服至门口向花轿作三大揖，以示恭送，称“送轿”。迎亲仪仗队伍，轿前为对锣、铳手、吹鼓手、后有行郎手执各种灯伞、红绳束腰之木柴(俗称膛柴)等，并有乐队随行。女家收受膛柴后，换上红绳束腰之木炭送还男家，即所谓“柴新郎炭新娘”，取人财两旺之意。绍兴城内有以“五福”、“大庆”、“宝#、“长安”、“万安”、“福禄”等吉语命名之桥，花轿自男家抬出，须绕道至少抬过其中两座桥，方至女家、以博吉利。俗以花轿与花轿不得迎头相遇，故迎亲队伍前面、手持肩头灯之两行郎，不仅带路，且负有设法回避其他花轿之责。花轿不得途中停顿，且前进时必奏乐，转弯时必鸣锣，过桥时必放铳，为驱邪亦为显示隆重。俗称结婚为“小登科”，即使官员亦须让道。

花轿临门，女家有“哭轿”之俗。除惜别外，尚有为免新娘所产子女致哑之意。

男方迎亲队伍临门前，女家须请两位“顺流”妇女将新娘衣装入箱，称“叠箱”。送嫁老嫚为新娘梳太婆头、穿耳嵌等，此举均须伴以吉语。新娘兄弟则须为新娘准备行装称“打铺陈”。

女家于新娘上轿前亦须搜轿，仪式与男家相同，惟“福、禄”两星改由女性充任。新娘上轿时，不能随带剪刀之类快口，以免冲犯“轿#”，招惹不测之祸。

女家发轿前，男家行郎不时狂敲大锣，催促新娘上轿。新娘上轿前循俗进上轿饭，叩别祖宗，辞别父母亲友，扎“兜脚绸”，穿红罗大袖、全红太婆衣，戴花冠，盖袱，由兄弟抱入花轿并挽轿杠送出大门。花轿须连绕三个圆圈(俗称望娘弯)。此时，其母须坐于房内马桶上按“哭嫁调”即兴吟唱，多为劝诫、祝颂之辞。绕罢望娘弯，兄弟将轿杠前推，以示送行。新娘穿新鞋与扎“兜脚绸”后，即不能接触地面，以免带走娘家财运。新昌嵊县一带，哭嫁之俗为新娘之母边哭边上楼梯。新昌，新娘上轿前有腰插铜镜避邪之俗。诸暨，姑娘出嫁，须随嫁两箱上锁素衣。嵊县山区，新娘则穿素服上轿，至夫家方易吉服举行婚礼。

花轿循原路抬至男家，新娘兄弟及轿子应接踵而至。男家铺床，按规矩叠放“铺陈”，送嫁老#献妆：向男家点交新娘首饰等物。亲送新娘之兄弟通常为4位，亦可以侄辈凑数。男家出门恭候，并须放铳与奏乐欢

婚礼在鼓乐声中举行。男家所雇老#代婆母向轿内新娘献三道茶。此时“礼生”(司仪俗称)呼：“行亲迎礼！”“奏乐！”“请新贵人登堂！”，4位手执“裤脚灯”、“子孙灯”行郎步入内室请新郎。新郎身穿“开气袍”，腰束“扣带”，脚登粉靴自右边步入厅堂。面南、向北各作3个大揖，于礼生赞“请新贵人回玉”后从左边步入内室。接着，拜堂成亲。礼生依次高赞“行合卺礼！”“奏乐！”“请新贵人登堂！”“请新玉人降彩舆！”(各请3次)新郎、新娘各由两位“顺流”太太按到厅堂“福禄寿”星像前恭立。鞭炮声中，新郎、新娘先向外拜天地，再朝内拜“三星”，最后行交拜礼。婚礼主持人为礼生，副礼生读祝词（花烛诗）。平民亦有请厨师权充礼生者。

此后，新郎、新娘又面向“三星”恭立，举行“晋福杖”礼仪。其时，请长者扮“南极仙翁”，由行郎迎至厅堂，以束红绳之甘蔗所充“福杖”，向新娘头上轻打5次，每次均配以如“—闭和气”、“五子登科”之类祝同。其后，由行即送出厅堂。

待礼生呼“请新贵人、新玉人喜绾同心”、“鸣锣升炮送入洞房”时，鼓乐声、鞭炮声大作，即行“牵红”。新人至新房途中，须铺放米袋、酒盅，新人行过其上，从人即须将米袋、酒盅拿起越过新人头顶，又铺放于前面地上让其走道，如此重复，直至洞房。此举名曰：传宗接代(“宗”与“盅”、“代”与“袋”均谐音)。

进入洞房，“扶郎”、“舅爷”须帮新郎、新娘抢坐新床。俗谓占坐位置多者，日后在家权力亦人。此外，新郎须设法将衣襟覆盖于新娘衣襟之上，以示权力大于妻。坐定后，两位“顺流”太太给新郎、新娘各喂7颗小汤团，俗称“喂子孙汤闭”，“七子保团圆”。新昌、嵊县、诸暨一带，则让新人食糖拌饭、团圆果。此后，“顺流”太太各给新郎、新娘呷一口醇酒，交换后又各呷一口，两小盏混合后再一分为二让新郎、新娘呷完，是称“交心酒’(亦名“交杯酒”)。饮毕，新郎以一对同样长短、红绳束腰之甘蔗将新娘盖头袱及花冠挑起并抛至床顶。“送嫁老嫚”迅即放下帐门，以防“热脸冲热脸”。此时，撤出喜果，贺客竞相拾取。

婚日，男女双方均大办喜酒，宴请宾客。男方发轿迎娶前，办“发轿酒”、“暖房酒”。婚礼日俗称“好日”，须办“正酒”。中午，女天地方办“女酒”，邀女方亲友参加喜筵。晚上，男方设筵，丈人（即岳父）、舅爷循例坐首位，新郎、新娘均须向尊、宾客一一敬酒。新昌有“满筵”之习，即男家在厅堂临时搭台为新娘设专座。送上第二道菜肴后，新娘开始“脱通换通”，即脱去一件外衣，另外换穿一件。至第九道莱肴上桌，新郎、新娘在伴郎、喜娘陪同下、从东首第一桌至西边末一桌，依次一一敬洒，此后方可进房。宴后，按俗闹新房。

绍兴各地婚礼一般于冬季夜间(多为寅卯时)举行、循序履行繁缛礼仪，往往至半夜，故有“舅爷怕日光”之说。是日，女方兄弟均不在男家留宿。

翌日清晨，老嫚登门“送子”。即将一红衣绿裤木质“小人”送入洞房，置于床上，焚香烛奏乐祝祷，谓之送子。

是日早饭为新人首次会食，俗称头聚饭。新娘须坐上首，新郎则屈居下席。

头聚饭后，新婚夫妇循俗至附近寺庙、当坊上谷祠（土地庙）和宗祠拜谒，祈求神灵先祖保佑。回家后至厅堂“拜三朝”，即祭祖、跪拜长辈及受晚辈拜见。

婚后第三天，新人至女家“回门”，拜见尊长，俗称“过三朝”。礼仪与男家拜三朝同。新人务必当天返回夫家，绝不能在母家过夜。入夜，新娘须向各尊长请晚安，而且须到婆母房间“坐夜”。婆婆启齿放行，新娘方能回房歇息。

至“正三朝”，新娘又须与夫家及房族尊幼行见面礼。此时，方可开口按称谓呼叫家人(俗称开金口)并操持家务。至厨房应先添柴烧火，取其火红、兴旺之意；裁剪缝制应先做裤、袜，取“裤”“富”，“袜”“发”谐音求吉利，俗有“若要富，先做裤；若要发，先做袜”之说。

绍兴婚姻观念与习俗亦有变化。民国时期，城区开明士绅曾倡导简化礼仪，文明结婚，但城区平民及农村依然如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婚俗趋向文明、简约。结婚时间多在五一劳动节、国庆、元旦或春节，并出现集体婚礼或旅行结婚等形式。

参考资料：http://library.sx.zj.cn/gywh/fengsu02.php?cid=706&page=1&parent=60

回答者：风的娇羞-助理 二级 3-31 20:26

一、订 婚

解放前，婚姻论门第，讲究“户当门对”。男女双方不见面，媒妁撮合，双方父母同意即可永订终身。一般男方托媒人(俗称“介绍人”或“大人”)访寻合适的女子，问其生辰八字，若与男方合婚，提单瓶酒去女家说亲。女家若同意，将酒瓶打开喝酒，如果不同意，不开瓶口，将酒瓶退回，从此不提。

一旦同意联姻，就选吉日订婚。订婚时媒人领求婚者，带上成双的衣服或布料及点心、连瓶酒(两瓶相联的一种瓶)去女方家。女方家请来至亲盛情招待，喝完连瓶酒就算订婚。男方回去时，女方家在空酒瓶中盛满粮食让带回去。解放后，逐步由介绍人“引线搭桥”，男女双方见面，互相了解，情投意合后，约定日期举行订婚仪式。订婚仪式俗称“提提盒”或“下订礼”。

二、下 彩

订婚后，男方逢年过节和平素都可去女方家拜访老人及未婚妻。每去一次，必带一份薄礼。在结婚前一年或前几个月要下彩礼，俗叫“下酒”。男方备好衣物、礼钱、酒肉等，请介绍人同去女方家，女方家设席款待，其仪式同订婚，但规模略盛而已。彩礼钱根据双方家境而定。解放前，俗有“养女度荒年”之说。解放后旧习继续，彩礼钱，1956年前一般在80元至240元之间；1978年前，在400元至1000元之间；1979年后，上升到1600元至4000元之间。城市略高于农村，水川地区略高于山区。

三、结 婚

结婚时，男女两家根据双方生辰八字择选吉日良辰举行婚礼。男方结婚俗叫“娶媳妇”；女方出嫁称“嫁丫头”，出嫁日称“催妆”。女方家亲友恭喜俗称“添箱”，多送首饰、衣物、器皿、钱等。女方家设宴招待比较简单，择选至亲若干人随姑娘去男方家作客，称“西客爷”。给姑娘陪嫁妆据家境而异。一般是一对箱子、毡被、衣服及鞋袜、梳妆用具等。80年代开始，陪彩电、洗衣机、缝纫机、组合柜等家具。不可缺的要陪一对碗，叫“衣饭碗”。意为去婆家后衣禄不断。女方还要给公婆、至亲长辈及兄嫂要带件见面礼物，多为枕头顶、鞋袜之类的东西，在婚礼上认亲见面时赠送，俗叫“抬礼”。

男方家结婚之日备轿车两辆，按所择吉时迎娶新媳妇。到女家要带上“报恩索’’(也称离娘索)，即给女方父母送的衣物布料。还带上花馍馍、肉方子(四根猪肋条肉)及酒等。今民乐、大有、连城、通远等乡镇(原连城鲁土司辖地)在娶亲时，女方家要求男方要带一只母山羊(俗称讨吃羔)羔领献给家神。传说，原鲁土司辖民的家神叫“旮旯神”。姑娘出嫁如果不献“讨吃羔”，旮旯神就不喜欢，婚事就不吉利。娶亲去的人数要单，其中要有一妇女，叫“娶亲奶奶”。此人要选合属相的，父母、丈夫、儿女都齐全的，俗称“全和人”。娶亲轿车忌用骡子。姑娘离开娘家时要哭，否则，要被人耻笑的。出娘家门前，手拿一把筷子，转身抛在地上，表示不带娘家的财。女方家的人要偷藏轿车上的挽具等东西，临走时让新女婿出钱赎回。

新娘上下轿车要有合属相的亲人抱上抱下，俗称“抱轿”。娶进门时放炮、打锣，用和着食盐、五谷杂粮的色纸花打身，以示驱邪。这时不合属相的人要暂时躲避。新房炕上有合属相的未婚男子守床，俗叫“压床”。新房窗户用软红纸糊，新娘进房时要戳破窗纸。炕头、被中藏放核桃、红枣，象征团圆、早生贵子之意。举行婚礼时，男左女右，行三叩首礼，拜天地、祖先、父母。然后新夫妇互拜，再给来宾拜。这时，主持人说一些生财得福、尊老爱幼、早生贵子的古语喜话。尔后，新夫妇给父母及至亲长辈敬酒，磕头馈赠礼品，这叫“抬礼认亲”。有的女方陪嫁的东西这时让小姑开箱，展示于众，叫“摆针黹”。在摆“针黹”时，有些地方，还请一位能说会道的宾客，向亲朋好友们致词赞美新娘的针线手艺如何高超；同时也谦辞述说姑娘如何年幼无知、家教不严，手拙嘴笨，尚请婆家公婆多加谅解之类的话。女方给新女婿做一身衣服或鞋袜、腰带，在婚礼上由新娘的弟妹或侄辈呈上让新郎试穿。这时，新郎的同辈人用腰将新郎束住紧勒，让他掏钱给呈盘的人，这叫“掏腰包”。

婚礼毕，众人把门，新夫妇抢先入洞房，认为谁先进洞房，将来谁就是当家的。晚上闹新房，俗称“闹床”。有“三天的新媳妇没大小”之说。

结婚第三天，娘家的父母或兄嫂来吃“三日酒”。来时带着护襟、护袖等物，新娘穿戴上，下灶房做饭，这顿饭叫“试刀面”。有的在地上抛一把筷子让新娘去拾，测验其麻利与否。这一天，新娘由“全和人”领到麦场上给石磙磕头上香，这叫“回对爷”。这样一做，从此可以出门。回第一次娘家时要乘早出门，忌让路人看见。娘家住的时间不能超过在婆家待的时间。婚后，男方要携带酒礼答谢媒人。

旧时有纳童养媳之俗。寡妇改嫁被视为不贞，常由娘家、婆家干涉。解放后，恋人到结婚年龄，双方持介绍信一起到乡(镇)政府登记，领结婚证书，选定日期举行婚礼。其礼仪基本沿袭传统，但一些迷信、陈旧的礼节逐渐淘汰。如禁纳童养媳，寡妇改嫁自由，不拜天地，不抱轿，娶亲用车不用轿。70年代后期开始，县城机关、厂矿青年结婚时，也有政府、工会、青年团、妇联等部门组织集体婚礼，多选节假日举行。有的兴旅游结婚，其婚礼简单、文明而不多花钱。多以请来至亲好友，以糖果烟酒、饮料招待，再跳舞结束婚礼。这种习俗当地人大多不习惯。嫁娶讲派场，广收礼，大摆宴席，讲究烟、酒、菜的档次及娶亲车的数量、豪华等。自1980年以来，互相攀比的不良风气城乡渐浓。

9.中国历代名句名篇检测题 篇九

1．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诗经·卫风·淇奥》

2．高山仰止。——《诗经·小雅》

3．，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

4．辅车相依。——《左传·僖公五年》

5．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论语·为政》

6．子曰：“，可以为师矣。” ——《论语·为政》。

7．子曰：“，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

8.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

9.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何有于我哉?” ——《论语·述而》

10.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

11.子曰：“君子坦荡荡。” ——《论语·述而》

12.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

13.子在川上曰：“!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

14.子曰：“三军可夺帅也。” ——《论语·子罕》 15.，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16．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论语·子路》。

17．独学而无友。——《礼记·学记》。

18．，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19．，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

20．，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21．桃李不言。——自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

22．，宁静以致远。——诸葛亮《诫子书》

23．捐躯赴国难。——曹植《白马篇》。

24．奇文共欣赏。——陶潜《移居》。

25．，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

26．，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27．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

28．会当凌绝顶。——杜甫《望岳》

29．身无彩凤双飞翼。——李商隐《无题二首》其一

30．历览前贤国与家。——李商隐《咏史》。

31．疏影横斜水清浅。——林逋《山园小梅》

32．，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

33．梅须逊雪三分白。——卢梅坡《雪梅》

34．文章本天成。——陆游《文章》

35．纸上得来终觉浅。——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36．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

37．，万紫千红总是春。——《春日》

38．问渠那得清如许。——朱熹《观书有感》

39．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辛弃疾《青玉案·元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