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意义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意义（共5篇）

1.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意义 篇一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内涵及对新时

期党建的重大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发展道路和新的发展模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提出，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和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一、时代背景

（一）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已由总体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从经济体制改革看，我国已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完善阶段实际上是攻坚阶段、决战阶段。在这一阶段，经济社会若不能全面、协调发展，一些深层次的改革措施就很难推行。从对外开放看，我国加入WTO标志着参与经济全球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既扩大了我国市场空间，也引起了贸易摩擦增加和资源竞争加剧，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大。

（二）科学发展观是解决发展进程中的现实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

基本国情对发展的制约。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人均资源少，这些都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封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但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2003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4％，而美国高达32.6％、日本占15.2％、欧盟占26.8％。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将长期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突出。

1、劳动力众多与就业压力增大的矛盾。人口总量、就业人口、老龄人口、农村劳动力转移这“四大高峰”接踵而来，就业问题十分突出。如何将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是今后一个长时期是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

2、资源相对不足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矛盾。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养活着约占世界1/4的人口。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就更大。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3、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社会群体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矛盾。据统计，1997年－2003年7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不到城镇居民增量的1/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比1、90年代中后期的2.5比1，扩大到2003年的3.2比1。“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个人收入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45，贫富悬殊拉大。

4、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管理水平殛待提高。2003我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在人均GDP处于500美元—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各种利益关系愈来愈复杂，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社会动荡，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政府的各种管理和服务能力、水平、意识等殛待提高。

（三）科学发展观是顺应世界潮流、应对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当今世界，一方面，文化与经济和政治互相交融，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科技的带动和文化的支撑。另一方面，伴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使国际社会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永续利用。国际上各种战略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等早已成为各国争夺和急于控制的重点。我国必须科学地把握和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中求得更好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准确把握其深刻内涵。

（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发展。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其实质是始终要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这既是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要求。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定速度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指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二）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对新时期党建工作的重大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对三个规律认识的深化，把握时代特点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认识程度和驾驭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种认识与改造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一个政党只有根据历史的变化与时代的特点，制定与确立自身的发展观，才能推动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就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探索新时期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现实结论与理论成果。

（二）科学发展观是我党今后一个时期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南。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际情况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间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加快，我们有的时机和条件加快发展。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实现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也很多。这里的关键在于，发展必须有新思路，必须把握和运用现代化建设规律，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发展才能有新思路，改革才能有新突破，开放才能有新局面。因此，我们要站在能否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的高度，来深刻认识和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三）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标准

新时期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提高执政能力，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实践来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正确政绩观、用人观和政策观的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发展观引导着正确的政绩观的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又保证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要以正确的政绩观引导广大干部谋发展、干发展。考核政绩既要看经济指标，又要看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要看经济总量增长，又要看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既要看经济发展，又要看社会稳定；既要看主观努力，也要看客观条件。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紧密结合。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思想。只有求真务实，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才能得其要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深刻内涵、基本要求和指导意义的认识，坚决破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观落实的观念，坚决纠正一切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行为，真正把思想方法转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

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加强自身党性修养，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理论依据与行为标准。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市场运行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自觉运用市场机制的能力，不断增强驾驭市场的本领，做到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效克服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推动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我们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并善于把这一优势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这就明确对党员提出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党性修养与实践能力的原则与要求。

2.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意义 篇二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就曾经从“世界普遍交往”观角度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 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在马克思看来, 近代资本主义借助于工业文明、商品与武力等交往实践征服世界, 促使世界普遍联系, 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 即全球化。此时的全球化时代是是以工业社会占主导地位;以工业文明为产业核心;以在全球建立“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为基础的“中心———边缘”的发展格局;以民族国家、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的并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范式、一个标准的现代性。时至今日, 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新时代, 这是与以往全球化时代有着重大转变的新全球化时代, 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表现在其产业轴心是知识文明, 即如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其产业经济基础是以信息与通讯技术、电子、空间技术、海洋科技、生命科学等新科技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经济体系或知识经济体系;其发展格局是“知识文明——工业文明”;其全球化思维方式趋向差异、断裂、冲突、矛盾、多元, 打破了工业社会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的思维格局。这些思维范式经常是福柯、德里达、利奥塔、亨廷顿等后现代学者的用词。当今世界发展极不平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 以知识经济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 在金融资本之上建筑起新的知识资本帝国, 成为后工业 (后现代) 化全球新霸主, 而世界其它国家有的还处于农业社会, 有的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之中, 中国则处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大变革当中。21世纪的中国能不能直接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后现代呢?马克思在阐述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时反复强调,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是不能跨越的。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未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进入社会主义, 面临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以完成本应在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

新全球化造就了我国发展的独特语境。21世纪中国发展的阶段判定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只有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大环境联系起来分析和研究, 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新全球化背景已进入后工业社会、生态文明和知识经济时代, 那么, 跨越工业文明和现代性的“卡夫丁峡谷”而直入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文明, 应当成为我们的选择。走科教兴国、知识经济之路, 走生态文明之路, 走多元发展之路, 似乎都成为这一阶段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但是, 这一发展观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从前现代状态直入后现代, 需要有充足的社会历史条件, 但是我们缺乏这样的条件。因为我们没有完成现代性, 不可能直接进入后现代。[2]

在新全球化时代, 中国的发展处于一种独特的境地:它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性的过程, 因而既不是传统工业文明意义上的现代性, 也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工业文明”意义上的“后现性”, 而是一种“新现代性”。表现在:第一, 尽管由于新全球化时代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后工业文明为轴心的, 但是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现阶段仍然主要是实现现代化, 而不是后现代。就总体而言, 要一步跨越现代化的卡夫丁峡谷, 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幻想。第二, 在“世界普遍交往”环境中的中国现代化是属于新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这一现代化将既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所倡言的旧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 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 不能走像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所说的第二次现代性, 而是一种在全球后现代化时代的新现代化, 是具有全球交往实践的差异性、多样性中的现代化, 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第三, 这一现代化必定是与新全球化时代及后现代发生“挑战—应战”关系的现代化, 因而是在后现代引导下重建现代性的过程, 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化”, 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后工业文明为主导原则来重建、实现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将不同于以往的现代化。例如, 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再以工业文明为主导原则, 而是以知识经济为主导原则, 以科教兴国为国策, “信息化”、“工业化”两手抓, 并以高科技创新体系来带动工业化的实现, 将不得不在工业化的早中期就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环保, 承诺实现西方在后工业文明时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因而其工业发展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而是要提高初始工业化的水平。第四, 交往实践观与新全球化时代理论要求我们根据多样化原则, 用多元视野来探索区域现代化路径, 走多向度、多格局、多元化发展道路。“差异性”成为地区发展的新视野。如何科学地界定和把握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新现代化”的本质、结构与基本走向, 如何应对与解答在新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系列新难题、新挑战, 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视野, 也是其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2]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思考、研究这些国际、国内新形势后做出的科学解答。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 科学发展观就频频出现于各种报刊媒体。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 当前学界对科学发展观理解有以下几种:第一, 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从解读到深入, 从宣传介绍走向深入层次理论研究。最初的研究工作集中在宣传、解读上。随着宣传的深入, 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也走向深入。从上可知, 本文的研究早已有之。但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只能走新现代性的道路, 这是我们的实践总结出来的。

中国新现代性与经典现代性和后现代、第二次现代性比较具有自己的特色。经典现代性以大写的人、大写的理性为基础;以工业化为产业基础, 以城市化为空间特征;以经济增长中心论、效率优先、资本优先、市场化、国际化、生产主义、为他服务型社会、利润中心为经济特征;以同一的人权、平等、民主 (程序民主) 、自由为政治特征;以市民社会原子化、公共化、商业化、世俗化为文化特征;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主张人改造、驾驭、支配自然和人类中心主义。这种理论导致了人们对发展的片面认识, 引发了许多问题, 如环境污染, 贫富差距等。这些问题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和反思的现代性对它的反思和批判。前者主张否定现代性:差异性、平面化、去中心、碎片化、零增长、反生产主义等, 后者主张重建现代性:反思性、流动性、个性的人、多元理性、社会经济共同发展、重建实质民主等。“而中国新现代性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在接纳和吸取后现代观念主导的基础上必须创新现代观念, 如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观念, 信息化观念, 知识创新观念, 科教兴国观念, 网络全球化观念, 等等。将一个后现代主导观念引入现代性内容之中, 重新构筑新现代性, 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新型工业化的基本内容: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正是这一观念的典型产物。以新现代性为核心, 科学发展观辩证地融入了现代性历史逻辑的合理内容, 因此, 它为全球现代性理论研究和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新视界。”[3]

摘要：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当代中国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在建设新型工业化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观, 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批判和超越。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语境,背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76.

[2]任平.新全球化时代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J].哲学研究, 2000 (12) :21.

3.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意义 篇三

清水江文书又称“锦屏文书”，是贵州省清水江中下游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珍贵民族民间文献遗产，其中大部分是清代和民国的遗存，也有少量明代及新中国建国后的产物。其种类及内容极为丰富，以山林和田土买卖和租佃契约为主，还包括纠纷调解、分家文书、判决、官府文告、委札以及碑文和成册的帐簿、稿本、家谱等。

关于这批文书的名称，是使用“清水江文书”还是“锦屏文书”，至今尚未完全统一。自2006年贵州省成立锦屏文书抢救保护领导工作小组以来，贵州省各级政府文件以及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至今仍然使用的名称是“锦屏文书”。近年来，学术界更倾向于使用“清水江文书”一名。从“锦屏文书”到“清水江文书”的名称演变，主要是基于文书发现地域的扩大。2006年以前，“锦屏文书”主要指的是锦屏县境内发现的文书；贵州省锦屏文书领导小组成立以后，“锦屏文书”的重点保护县扩大到包括锦屏县在内的清水江中下游黎平、天柱、剑河、三穗等5个县。近年来，不仅在锦屏之外的上述各县都发现了丰富的文书蕴藏量，并大有超过锦屏藏量之势，而且在清水江中上游的台江县、黄平县、凯里市和麻江县也都发现了数量显著的类似契约文书。所以，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使用“清水江文书”之称更符合实际。事实上，黎平县有若干乡镇属于珠江水系的都柳江流域，而近年发现大量山林田地契约文书的岑巩县（亦属黔东南州管辖）则主要位于与清水江同属沅江水系的氵舞阳河流域。因而，从地域概念上来说，清水江文书指涉的地理范围应是以清水江下游为中心，包括清水江中上游各县以及都柳江流域和氵舞阳河流域相毗邻地区的各县（市），占黔东南州所辖16县市的半数以上。

清水江文书自1964年由贵州本土学者杨有赓最早发现于锦屏并开展研究以来，历时已近半个世纪。在有关学者和政府部门的不懈努力下，清水江文书走出了以往“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逐渐为世人所知，被国内外专家学者誉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民族文献遗产。尽管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保护、整理与研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相对于其自然流失速度和所处的濒危状态而言，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大力度抢救、整理与研究这宗濒危的少数民族文献遗产，近年来一直是清水江文书属地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有关社会各界都深切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课题的提出可谓正当其时。

（一）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抢救保护：从民间自发到政府管理

清水江文书的发现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为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成员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杨有赓等人1964年到黔东南进行社会经济调查时，在锦屏县文斗、加池等苗族村寨发现并收集了部分清代、民国山林田土契约。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些契约文书当时并没有引进学术界及政府的重视。但杨有赓一直不懈地对锦屏、天柱一带的契约文书开展了大量的介绍和分析工作，并以其研究成果为地方林改工作献计献策，使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及人士逐渐认识到了这些契约文书的现实价值。20世纪80年代末，杨有赓执笔编写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1988年出版），在书中首次向外界介绍了清水江文书的概貌并公布了部分契约文书，随后杨有赓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研究论文。

杨有赓先生对清水江林业契约文书的研究首先引起了日本等海外学术界的兴趣。1995年，杨有赓获得日本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资助，赴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与唐立、武内房司等海外汉学家合作研究。20012003年，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13卷）相继出版。这套书以林业契约资料整理为主，也有研究论文，是对清水江文书进行的第一次系统整理，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从而引起了国内学术机构和有关政府部门对清水江文书的抢救、整理与研究工作的重视。

2001年，锦屏县政府与中山大学签订合作协议，成立契约征集机构，合作收集和整理契约文书，契约征办主任由时任锦屏县档案局副局长兼档案馆馆长的侗族学者王宗勋担任。2002年3月，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史学家科大卫（DavidFaure）和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组成中英联合考察团，赴锦屏民间对林契进行考察。科大卫认为：“锦屏的契约非常珍贵，像这样大量、系统地反映一个地方民族、经济及社会历史状况的契约，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希望加强保护和抢救。”从2001年至2004年，锦屏县契征办共征集文书原件约14000件，其中交付中山大学复印件及扫描图片约8000件。这些复印件后来成为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和贵州本土学者王宗勋合作整理出版《清水江文书》第一、二辑共23册文书影印图片汇编的资料来源。同一时期，北京林业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等其他省外学术机构及人员也相继加入清水江文书收集研究的行列。

由于省外乃至海外学术机构介入贵州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使贵州省有关地方领导及本土学者对地方资源“主权”流失感到不安，再加上当时的征集整理工作侧重于能够满足学者们著书立说对文字信息需求而忽视其原件载体的有效保护，且有导致多家学术单位在黔东南境内恶性竞争、无序搜掠文书的趋势，贵州省有关政府部门在省内外一些学者呼吁下果断采取干预措施，暂时叫停与省外机构的合作征集工作。2004年9月，贵州省委领导批示：“锦屏清代林业契约是民族的历史文化文物，她不仅是锦屏的民族文化文物，而且是黔东南的、贵州的文物，很有价值。应切实采取措施，保护好、抢救好，不得流失、倒卖，不搞新闻炒作。今后的林业契约的清理、整理等工作，按省的部署，现终止与国内外任何单位和组织的合作。”当时的黔东南州委書记刘光磊也专门作出指示，锦屏县委、县政府为贯彻落实省委、州委的指示，将收集的契约收进县档案馆保管，并终止与中山大学的合作，由档案部门依照《档案法》加大征集、管理力度。

贵州地方档案部门和本土学者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国家的重视。2006年8月，就新华通讯社在第407期《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贵州“锦屏文书”流失严重亟待抢救》一文，国务委员陈至立作了重要批示；同年12月，贵州省成立以分管副省长为组长的贵州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把锦屏、黎平、天柱、剑河和三穗5县作为“锦屏文书”的抢救保护重点县。随后，黔东南州和相关5个重点保护县都相继成立了锦屏文书抢救保护领导小组，明确只能由档案部门负责抢救保护和整理工作。至此，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由以民间和学术机构为主导的自发的学术活动，转变为由政府统一部署的行政行为。这当然是出于地方政府对契约文书资源在无序搜集利用中可能遭受破坏的考量，有其正当性、合法性与必要性。自贵州省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来，中央财政及地方各级财政都加大了对契约文书抢救保护经费的投入，取得了如下比较显著的成绩：（1）迄今为止共征集文书进档案馆保存约8万件，并进行了部分原件修复和编目、数字化扫描等；（2）“锦屏文书”于2010年2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3）投资1782万修建锦屏文书特藏馆，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工程已于2010年7月28日在锦屏县城奠基动工。

（二）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的“否定之否定”：政府与社会共谋的架构开始初步形成

虽然近几年来地方档案部门在文书抢救保护工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面临的困难也不少，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1.单纯的文书征集进馆保护之路已经举步维艰，继续征集进馆的难度越来越大。群众不愿无偿甚至有偿把文书交给县档案馆保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林业及土地契约仍然是群众解决山林纠纷的重要凭据。清水江流域在20世纪80年代“山林三定”时，基本上是根据原来的老祖业来确定承包关系，这在当时也得到了乡镇政府的默认，把文书交给县档案馆，当群众需要查阅时会很不方便。第二，群众对祖传的东西有怀旧情结，认为契约文书是“传家宝”，舍不得交给国家。第三，有些群众不愿接受无偿捐赠的形式。政府大规模征集契约文书，客观上给群众造成契约文书是古董或文物的认识，认为很有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为此，在档案部门继续集中征集收藏的同时，文书生态博物馆的就地保护模式正在应运而生，正在趋向于萌生一种政府与社会共谋或“共管”的新型架构。

2.馆藏文书开发利用的渠道不通畅。虽然文书收集进馆总量已达8万余份，但这些文书还只是锁在库房里的“死”文书，尚未“活”起来实现其应有的研究价值。如何建立通畅而又安全的利用渠道，向学术界逐步开放清水江文书的查阅使用，促进学术研究，目前还是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档案部门受职能所限，似乎缺乏整理公布的动力，造成研究成果与如此丰富的文书资源的不匹配。这方面显然需要档案部门与学术单位的密切合作。

综上所述，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保护和整理，从民间自发到政府管理，再从政府单方管理到政府与社会共谋架构的萌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发展前进的过程。目前，有关清水江文书的学术发展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以整体性的大规模抢救保护为重心，在探索建立多重抢救保护机制及其实施模式的同时，大力推进文书的整理公布和开发使用，以促进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发展繁荣。在此背景下，2010年10月，由黔东南州委、州政府主办，凯里学院和锦屏县政府承办的“锦屏文书及清水江木商文化研讨会”在锦屏县召开，会议由凯里学院副院长徐晓光教授主持。会议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北京理工大学、中山大学、西南大学、吉首大学、贵州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州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文化宫以及文化部、贵州省、黔东南州相关职能部门的专家领导80余人参会。徽学研究专家栾成显认为，和国内文书比较，清水江文书的归户性特征突出，民间藏量大，不下30万份，是藏量上仅次于徽州文书的民间宝贵历史文献，有重要的民族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研究价值。龙宇晓教授根据他对民间需求的田野调查提出了文书的村寨原地保护模式。会后凯里学院组织专家对此论证，以“锦屏文书数据库建设及村寨原地保护模式研究”为题名，由凯里学院院长曾羽领衔申报了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并成功立项。在本次会议上，学术界呼吁最强烈的是开放使用文书档案，以促进学术研究。同样，清水江文书属地的黔东南州政府也感到单凭政府职能部门的力量，抢救保护和整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希望与当地学术机构整合力量，合作开展抢救保护和整理研究的工作，出更多更好的成果，并着手申报清水江文书为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从而打造黔东南乃至贵州的世界级文化品牌。当然，这种整合是在省、州、县各级政府为主导的统一规划下的整合。

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陈寅恪也说：“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此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近代以来形成的甲骨文学、敦煌学、徽学，无不是在新材料发现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研究，是否也蕴涵着一种或一系列新学问呢？数年前就曾有台湾著名作家兼苗族学者姜穆等人提出过“锦学”或“清水江学”等概念。足可见清水江的地域民族文化，为学术发展提供了广袤深邃的空间。正如2008年吉隆坡世界档案大会对清水江文书的高度评价，认为：“贵州清水江地区苗侗少数民族在400多年来创造和保持的混农林复合经营系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得到较好记载的混农林复合文明，而这一历史记忆的载体就是还在民间残存的大量的但是已濒危的契约文书。从这个角度说，中国锦屏土著苗侗民族契约文书保护利用工程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文献遗产，其实也是在为全世界保护一个关于全球最悠久、最独特的混农林系统的活态记忆库。”为了使黔东南苗侗人民创造并传承下来的这宗宝贵文化遗产及其具有世界代表意义的价值早日获得世界公认，凯里学院和黔东南州政府聯合申报本重大招标课题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依托项目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和学术力量，协助州政府编制出高质量的中英文申报文本，力争在项目实施期内成功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一）清水江文书”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1.充实了我国契约研究的文化宝库，具有民族学、历史学、法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珍贵价值。我国是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文明古国，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在私人土地的买卖、典当、租佃、招佃以及银钱借贷等方面，形成了大量的契约文书，这些文书既真实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同时本身也作为制约人们交易行为的特殊手段直接参与经济生活，并发挥作用。在无本民族文字的苗族、侗族地区产生并保存下来的大量民间契约文书，不仅反映对汉文化的吸收，也弥补了苗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中史料缺乏的遗憾。这批契约文书虽然是使用汉文订立的，却都是在苗侗少数民族内部形成的，足可以真实反映苗侗人民的经济活动和各种行为方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说明问题的依据。

2.填补中国西南地区林业经济史上的资料空白。清水江文书以林契为主，特别是其中的租佃契约以及连带反映租佃关系的买卖契约，正好填补了中国古代、近代契约中缺少山林买卖契约和奇缺山林租佃契约的空白。在内地汉族地区以外地处偏僻之地，苗侗民族栽培杉树，营造经济林，通过贩卖木材，积极参与货币经济，从中可以窥见苗侗民族从18世纪到20世纪积极开展商业性林业与汉族商人竞合的历史过程。这些契约文书对研究清代至民国期间苗侗民族的特殊经济生活及我国林业发展史都有重要意义，正好为我们从民族、经济、林业多个方面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原始资料。对清水江文书进行抢救、整理和研究，必可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进一步拓宽道路。

3.中国法制史与地方史上的研究价值。从国家和社会角度研究清代民国的民事与社会秩序，近几年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热点。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契约文化丰富，以前的研究对地域文书普适性没有足够的重视。根据各地不同的契约文书，在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的一般性与其地方差异之间寻求研究上的突破，可能是未来区域性文书研究的方向，清水江文书的研究会加深对清水江流域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的认识，展示黔东南各种不同层次的规则体系之间的差别与互动的同时，也体现了苗侗人民早已具有运用契约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法律意识，对民族法学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强调区域性与普适性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模式，也适合于地方史研究路径。事实上在中国区域研究与一般性研究之间很难用一时一地资料解释地域广阔、情况多样的各地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而清水江流域在林业经济兴起后，民族地方社会运行的变化与社会秩序的探讨，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

（二）本课题现实意义

1．对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启示意义。苗族传统的“议榔”、侗族传统的“合款”带有民主议事的性质。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林业经济兴起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契约及相关规范，造就了一套自成体系而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管理上做到了低成本而高效率。“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清水江流域形成的传统契约型社会管理的历史经验和契约精神，对于当今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具有诸多的启示意义。

2.对市场经济发展和林权改革的借鉴作用。在明清以来的历史长河中，随着林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清水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以木材为主线的经济产业链条，在种植、运输、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形成一整套规则，产权上做到了明晰而稳定，作为经营主体的商人逐渐确立了诚信、公平、秩序、安全和风险分担的原则。历史上苗族侗族人民在林业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规则和原则，对当今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林权改革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3．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重要参考。伴随清水江流域的开发，国家一体化、法律一体化的过程不断深化。国家司法权力介入后，形成了国家法和民间法二元互动模式，大的纠纷由国家来解决，小的由民族村寨寨老按传统习惯法和民间契约来解决，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清水江文书所反映的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以及以契约为基础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对当今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和地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对构建团结、友好、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启迪价值。清水江流域历史上虽然只是传统中央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但清水江流域苗侗人民在区域开发和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逐渐从边陲走向“内地化”，融入大中华，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塑造和丰富多彩的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清水江流域的契约文书所蕴含的开放式文化交流和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原则，以及清水江各族人民将国家认同、区域认同和民族认同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的历史演化进程及其經验，对于我国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团结与多民族区域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价值。

4.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意义 篇四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创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与时俱进的品格、有效整合与超越了当代世界的发展观，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为我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全面重大的指导作用、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为我们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重大的现实实践意义。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理论意义；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任务，提出了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继承和创新的集中体现，是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新时期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努力把握发展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解决发展难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正确认识和深入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确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重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的继承与创新。没有一定社会实践矛盾发展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这种理论思维就不可能产生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创立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主要体现在：科学发展观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共产主义、科学发展观产生和贯彻的动力都是人民群众思想和科学态度的高度统一。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一些新的矛盾与问题逐步突显出来，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要破解这些矛盾与问题，引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胜利，就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走科学发展之路这一新的重大战略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根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有效整合与超越了当代世界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这样理解发展的：增长不等于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发展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必须坚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传统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把发展等同于增长，把社会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增长。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一些国家产生经济结构失衡、增长动力不足、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带来了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灾害频发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发展不等于增长，但离开了经济增长，发展就无法体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基本条件的，在增长的前提下，才能呈现发展的内涵和成果。

二、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观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全面重大的指导作用。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论述充分表明，科学发展观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地位和全面的指导作用。作为战略思想，它将成为谋划所有工作的准绳，为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指明正确的发展方向，引领全体人民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认真加以贯彻和落实。

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这正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现程度，就是人自身发展需求得到不断满足的程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尊严都得到维护，权利都得到保障，价值都得到提升，从而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受益者，更是现代化建设的推动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是为了人民群众，同时也要依靠人民群众。可以说，离开了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核，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失去了本真意义和力量源泉，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科学发展观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众所周知，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路在于发展，希望在于发展，前途命运系于发展。然而，怎样发展才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和要求，是几代人不断思考和探索的课题。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有加快发展的经验，又有发展受挫的教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了不少弯路，这一切都与我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了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科学发展观上升为党执政兴国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崭新理论，使之成为包括发展指导思想、方向与目标、实现途径与评价标准在内的一整套发展理论，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总之，科学发展观作为关于发展的理论，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无论是从宏观到微观，还是从总体到局部，都具有广泛的指导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逐步缩小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国发展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对指导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罗文东 山东社会科学 2009，(7)《科学发展观基本价值取向探析》潘先建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2006 《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

胡锦涛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科学发展观引领和谐社会构建探析》 毕红芳，李丁宁 求实

2010，(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胡锦涛

5.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意义 篇五

标准答案

判断

1.实践是指实实在在的工作，实实在在的社会活动。YN 2.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是为解决新时期的矛盾和问题提供思想武器。YN 3.治党既需要从严，也需要从宽。Y N

4.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YN

5.以公权为自己和小集团创收不属于践行“三严三实”。YN 6.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在县和基层中开展。YN 7.谋划和规划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叫创业要实。Y N

8.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队伍建设“严”字当头，对于落实和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至关重要。YN 9.为了使用好权力，使用权力的人要严格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私人利益、私人欲望和公共权力的价值、方向、法规进行切割。Y

N 10.“三严三实”的“实”，反对的是空谈务虚。Y N 单选

1.“三严三实”是重大战略布局中（）的主要内容。

A)全面依法治国 B)全面深化改革 C)全面从严治党

D)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下列不属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要条件的是（A)作风过硬 B)纪律严明 C)能力强劲 D)各行其是

3.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一是到2021年实现（）。）。A)全面实现共产主义

B)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C)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建设 D)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

A)全面深化改革

B)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C)全面深化开放 D)全面改革开放

5.（）是贯彻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特定要求。

A)“实” B)“严”C)“真” D)“齐”

6.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中（）是目标。

A)全面依法治国 B)全面深化改革 C)全面从严治党 D)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7.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要聚焦到（）上。

A)制度建设 B)思想建设 C)作风建设D)党的建设

8.“三严三实”是针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明确要求。

A)执政能力 B)道德观念 C)行为准则D)管理能力

9.严以用权根本是指（）。

A)规范自身道德修养 B)自知自律 C)依法依规行使权力D)公权私用

10.“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属于（）。

A)辩证唯物主义B)自然唯物主义

C)形而上学 D)唯心主义

多选

1.领导干部是关键的少数的原因是（）。

A)领导干部相对于群众的数量少

B)领导干部手中掌有权力 C)领导干部控制着一定资源

D)领导干部控制着领导权力机构

2.大庆精神中提倡“三老四严”，其中“三老”指（A)老实话 B)老实事 C)老实人

D)老规矩

3.下列选项中属于“三严”具体内容的是（）。

A)严以待人 B)严以律己）。C)严以修身D)严以用权

4.下列选项中属于“三实”具体内容的是（）。

A)创业要实

B)待人要实 C)做人要实 D)谋事要实

5.“四大危险”指的是（）。

A)精神懈怠的危险 B)能力不足的危险 C)脱离群众的危险 D)消极腐败的危险

6.党的作风建设中强调“从严防宽”，其中“宽”指的是（）。

A)组织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