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适文有感

读胡适文有感（共7篇）

1.读胡适文有感 篇一

读胡适先生《什么是文学》有感，胡适先生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当我反复读着胡适先生《什么是文学》时，依据胡适先生的说法看来只能是非文学了，比如说：一篇文章，胡适先生在文中指出：“······这一类文学，”胡适先生批判了“碑版”文学，正像胡适先生说的，甚至写的与胡适先生举得《老残游记》中的一段关于美的例子不差上下，读胡适先生《什么是文学》有感胡适先生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

读胡适先生《什么是文学》有感

胡适先生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此言甚准确。他又说：“这文学有三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他在此文最后说：“无论什么文（纯文与杂文、韵文与非韵文）都可分作‘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两项。”

当我反复读着胡适先生《什么是文学》时，我确实敬佩他的思维清晰和敏锐，他的知识的博大与精深。当然，在读《什么是文学》时，我有一种不安和畏惧感。以至不敢去爬此“文学高山”，原因是文学有“三要件’。因为我不愿“一贯制”，这“一贯制”就是框框。我这人愿突发奇想或漫无边际。如果我只做了“二要件”或“一要件”，依据胡适先生的说法看来只能是非文学了。非文学就非文学吧，我这人不想勉强自己。反正文学因为与非文学的比较而存在，那我就做文学的“比照”吧。因为我写的东西不能符合“三要件”，有时甚至“一要件”都没有做好。我不是因“三要件”而又想法，而是因为文学有了固定模式而有所后怕。比如，大家都按照“三要件”去做，文学一律：“明白清楚、有力动人、美。”这有健康向上之感。但是，与大千世界相比就显得呆板、局限，千篇一律。

他的“清楚明白、有力动人”让我不安，让我思考：

一、文学本质上是创造精神世界，理想的精神世界 由于“三要件”是相对的，比如说：一篇文章，有人看明白了，而有的人没看明白；有人动情，有的人不动情；至于美就更难说了。十个人有十个看法十个想法，不可能是完全一致。那么“三要件”就会动摇。所以说应该把“三要件”的“框框”展开，“二要件”也好，“十要件”也罢；只要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我觉得就好。

二、文学具有时代性

文学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别人的。写给自己的好办，只管写吧，按照“三要件”写吧。写给他人的就不那么容易了，是否写出“三要件”要有他人说。要想让人说“够”文学了，你就得去认识社会，因为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当你写时，你所面对的事物肯定具有时代特性，你必须去研究，包括语言、观念等等所有与此相关的内容。

三、文学的进步或者说文学的发展变化

胡适先生在文中指出：“······这一类文学，只有‘记账’的价值，绝不能‘动人’，绝没有‘逼人’的力量，故也不能算文学。大多数的中国‘旧文学’，如碑版文字，如平铺直叙的史传都属于这一类。”胡适先生批判了“碑版”文学。这类文学刻板、呆滞。今天文学确实在先辈的努力下进步了，可以说“百花齐放”了。但是，不能因为文学进步了，就不再论文学的发展，现在不敢说有很多，但我确实见到：奉承文学、华而不实文学、搅舌头文学······等等。这些是主体文学的补充，从社会需求看，此类文学颇有市场。读者群复杂，需要的种类就多。平心而论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现象，当然这确实使文学的品质降格了，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妨也可人为矫正。

四、文学的广泛性和艺术性

正像胡适先生说的，刻板不算文学，因为它不动人。文学的律条过严也会显得呆滞。那么放开文学的条框，让文学展翅自由飞翔，就具有意义了。比如：现在成长起来的电影电视文学、乡土文学、白领文学；还有荒诞文学、喝茶文学等等数

不胜数。我还捣鼓着绘画文学，借助于绘画性的语言去写文学，我想也可以有音乐文学，等等；文学与其它艺术结合可能更增强文学的艺术性。

五、品格与真

我有一次去书店，拿起一本外地知名作家的书，看了之后很不舒服，为此我很苦恼，因为此书文笔不错，又符合“三要件”；第一，写事叙情很清楚明白，第二，其中的故事一环套一环，让你看了也能信以为真，甚至让人为此故事有点感动。第三，描写的事和情确实美，甚至写的与胡适先生举得《老残游记》中的一段关于美的例子不差上下，但是，就是让人有不舒服的感觉，此问题在我脑子里困惑好长时间。是最近听一位朋友讲，此作家的经历：他拼命去适应社会，广交有用的朋友，人事关系搞得好，有一个非常轻松的职务，怪不得呀！

到此我方明白，一个这样的人写人生最大主题之一“苦难”怎么能行呢？他害怕苦难，他的那本以“苦难”为主题的书在字里行间，散发著一种愉快的“编”。这编正好说明他对苦难没有切身感受，是假的，那美又是什么呢？

2.读胡适文有感 篇二

一、易卜生对法律的批判

在《玩偶之家》里, 柯洛克斯泰年轻的时候, 也是因为做了假账, 落得一个不好的名声。柯洛克斯泰明明知道自己在法律还屡次不改。娜拉为了挽救自己的丈夫, 伪造了签名, 被柯洛克斯泰当作把柄要挟她。娜拉为人正值, 在出于好心的前提下, 触犯了法律。娜拉在与柯洛克斯泰讨论的时候, 称“那一定是笨法律”。娜拉在和海尔茂讨论的时候也说:“父亲病得快死了, 法律不允许女儿给他省烦恼。丈夫病得快死了, 法律不允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2]

在《社会支柱》里, 博尼克把通奸的臭名嫁祸到约翰身上, 而且制造谎言, 称约翰偷盗了公司的公款。博尼克却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甚至于没有约束这些勾当的法律。此外, 博尼克把破旧的“棺材船”装饰成新的一样, 骗过海关检查人的眼睛, 把大船开进大海, 然后船毁人亡, 由于破船上足了保险, 因此博尼克仍然可以大赚一把。博尼克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把修建沿海铁路的计划扼杀掉, 而自己却私自购买内陆铁路沿途的产业, 并极力促成内陆铁路修建计划。他的这些行为却没有法律的约束。

《人民公敌》中, 市长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多次阻碍斯多芒克医生作为一个医生履行自己的职责, 并让感染的温泉继续毒害游客和病人, 而这一切, 却也没有法律约束。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对社会的批判可见其是深刻而发人深思的。

二、易卜生对宗教的讽刺

宗教对社会对人类自身的作用是巨大的, 和道德一样, 宗教直接指向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层面。因此, 宗教的约束力与人的“自审能力”分不开的。娜拉离家出走前和海尔茂讨论过宗教。娜拉要离家出走, 放弃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 海尔茂反驳她说:“难道你不信仰宗教?”娜拉回答说:“除了行坚信礼的时候牧师对我说的那套话, 我什么都不知道。牧师告诉过我, 总教是这个, 宗教是那个。”[73]易卜生借此批判了宗教的教条主义。

在《群鬼》中, 曼德牧师更是一个虚伪的宗教神职人员。曼德牧师用所谓的新思想勾引年轻的海伦, 然而当海伦从荒淫的丈夫身边逃出来找他时, 他却怕别人说他闲话, 把海伦劝回去尽一个女人应尽的本分。牧师说, 想寻求幸福就是叛逆, 没有资格享受幸福, 必须忍气吞声, 一个女人不能批判她丈夫的行为等等。从他对阿尔文太太说的那段虚伪的说教来看, 可见宗教道德的伪善。此外, 在牧师看来, 一个女人尽本分, 哪怕女人的丈夫是一个堕落的男人, 也需要女人去扶持。同时, 在他看来, 没有通过教堂结婚而同居的, 更是道德沦丧的典范。易卜生以曼德牧师的形象把几千年的宗教道德批判得体无完肤。

三、易卜生对道德的失望

易卜生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 他所提倡的社会改革方案, 必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但是, 易卜生对挪威现实生活的失望, 主要是他认为人们失去了道德观。因此, 易卜生企图用过对戏剧人物道德沦丧的批判和用道德感化的方式塑造全新的人物形象。

在《社会支柱》中, 博尼克在最后一幕里, 突然转变为一个坦诚的人, 一个为他人利益着想的人。道德的效力果真如此吗?这里, 易卜生无意于是否博尼克会变成好人。但是, 易卜生如此安排, 旨在告诉我们, 道德感化也是一直改革的方式。可是在《群鬼》里面的阿尔文, 却是一个十足的道理沦丧的家伙。也许, 阿尔文还很满意于这样的生活, 尽管会有些内疚, 可是在酒色之间, 阿尔文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梅毒病发作而死。在《人民公敌》里, 以市长为首的人们, 明明知道浴场会让更多的人生病, 却隐瞒真相, 继续让浴场营业。他们的道德在哪里?斯多芒克医生一个人在人群中嘶声力竭地呼叫, 可是声音被更多盲目的反对者所掩盖。易卜生一方面对戏剧人物道德沦丧很失望, 同时却也试图让人物通过自己的审视, 从而提升自己的道德, 以此来拯救这个世界。

总之, 易卜生的革新精神不仅仅在于对社会弊端提出问题, 也在于对社会提出改革。易卜生在“社会问题剧”中, 通过描写普通百姓的生活, 描写他们的矛盾, 涉及人物有医生、牧师、律师、记者、教师、家庭妇女等, 都是我们熟悉的人。易卜生指出的社会弊端也是我们常见到的, 诸如通奸、嫖娼、忘恩负义地抛弃恋人、偷盗、敲诈勒索、做假账、婚姻矛盾、争夺权位, 以及各种劳资矛盾, 贫富差距等问题。易卜生对这些问题的批判是深刻的, 也是彻底的。因此, 这些常见的社会问题背后, 是人出了问题, 也是整个社会制度出了问题, 易卜生身体力行参与这些矛盾的改革之中。对于社会改革, 易卜生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剧作家, 他的改革并不是指向颠覆整个社会制度的, 而是具有改良主义的倾向。

参考文献

[1]胡适.易卜生主义.引自《胡适文集:读书与胡说》[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29.

3.读《舍我其谁：胡适》有感 篇三

要说起改革，首先想到的三个层面便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要论难度，经济最易，文化次之，政治确是最难的。若是能发展经济，解放思想，政治改革便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大臣纷纷投身洋务，力求富国强兵，说起来这算是经济方面的改革吧，虽然并没有抵挡住外国入侵的脚步，但算是开了实业之先河。待到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废除科举，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算是拉开大幕。

我很早就知道胡适这个人，在历史教科书里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人，除此之外，我对他知之甚少，偶然一个机会，听说他在台湾被称作是二十世纪最聪明的人，便发了心思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人，《舍我其谁：胡适》这本书是美国江成勇博士写的一本胡适的传记，我读的这一本写的是从1891年胡适出生到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经历。书还没有读完，但也有几分感触，尤其看到中国发展了一百年有些当年的弊病人就没有解决，不免有些忧国，但想想虽然路途坎坷，但前途总是光明向上的，心中便安慰了许多。胡适十四岁便离开了安徽的家乡，只身来到上海进了新学堂，一个人的成功跟他的努力和天分是分不开的，有天才而不努力不行，没有天才只努力不行，没有天才又不努力那就更糟。胡适早年在上海学习的经历给我留下印象颇深，他常常读书至深夜，在卡片纸上写下某某日购得书多少卷，限几日读完，放在书桌显眼的位置，以此勉励自己。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就这样向着茫茫的人还里去寻求我的教育和生活，一个孩子，所有赖以防身的就只有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这段话读来让人颇受感动，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为了求学背井离乡，想来要有多大的勇气呢。“一点点用功的习惯，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这在那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年代又是怎样的难能可贵呀，我也把这两句拿来做了座右铭，对一个现代人来说，用功与怀疑哪有那么容易做到，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接受书本，媒体，还有长者们的观点言论，八零后九零后的我们甚至对最基本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都知之甚少，又怎么能去怀疑，去创造呢? 说到胡适的怀疑精神，早年的胡适可算是一个革命分子了，胡适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念书，却一张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都跟他不甘忍气吞声，敢为人先的气度导致的，从梅溪退学是因为写信骂了上海的道台，从澄衷退学是因为带领学生霸操罢课。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因为不满学校成立董事会干涉学生事务，这帮学生竟然集体罢课，重选校址，自行成立了中国新公学，最后因为经费问题，被迫解散，胡适也没能从中国公学取得一张毕业证。不知道那时候的学生哪里来的如此魄力，有什么不满的可以写信骂人，敢罢课游行，更有人为了取得大家的重视杀身成仁，他们靠的难道是中国文人所推崇的君子之气？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革命的成功必然是以无数人的性命为代价的，像是谭嗣同，像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我之前看那些先驱们的事迹，每每都感到热血沸腾，想到自己也该像他们那样，不要甘于现状，不要习惯了中庸，可是那也只是在我少年求学时候的想法，如今长大了，面对养家糊口的问题时，想的多是该多学些什么东西，等毕业时候能找份好工作，能比别人过的更舒服，哪里想过天下，想过国家呀。一百年前他们面对满目疮痍国家，痛心疾首，尙可以办报纸写读物，针砭时弊，现如今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最恨的就是平凡，是中庸”胡适这一句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早已经忘记了当年的雄心壮志，变得庸庸碌碌，成为这亿万人口里平凡的一个。梁启超在他的著作里曾说，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是盎格鲁撒逊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中国人最须采补的美德。这些美德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去冒险，是权力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美德我们有了吗？最可怕的便是不自知。所以我越发觉得，文化的改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自由精神，人类怎么会抛开束缚，主动去尝试去探索那未知领域里的进步和发展。思想的觉醒必然带来民主的政治，只是这个过程太缓慢。

4.读胡适文有感 篇四

偶幸读到胡适先生在1932年6月所作的《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演讲稿，（此文被收录于大学语文课程）深感胡适先生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学者，对那个年代中毕业大学生的殷切希望与教诲，虽说已经过去了八十余载，但这篇演讲对当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仍然具有着现实意义。

胡适先生在演讲中提到，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可能会出现两种堕落：其一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的欲望，其二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结合自身想必这两种危险也是每一个走出校园初入社会的你我所面临的问题，对于这样的危险，胡适先生开出了三种防身的药方即“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这三种方法看似朴实无华，但仔细想来其中的奥秘让人感触良多。这篇演讲稿中的＂三法”，胡适先生从30年代到60年代一直推荐给晚辈后生，想必胡适先生对这三法也是很看重的，作为当今的后辈学子更是值得我们去重视。

文中胡适先生特别提到，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合理利用他的闲暇时间，我个人很是赞同，在闲暇的时间多培养非职业的兴趣，这样会使我们有一些精神寄托，最后使我们们有精力去施展能力，学到的那么点兴趣说不定会成为我们通向成功的垫脚石。

5.读《宋美龄传》林博文有感 篇五

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的一个盐商家庭。1901年，少不更事的他在父母的撮合下，和比他大四岁的 毛福梅结婚。后来，他受别人教导，最后决定出国学军事，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途程，这对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后由陈其美引荐，开始认识孙中山并成为孙中山所重视的一个青年革命党人。1924年，由蒋介石主持的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便把自己当成孙中山的当然继承人。一跃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二号人物。他集大权于一身，登上权力的顶峰，北伐军胜利进军，蒋介石却背叛革命，于1926年在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宋美龄小蒋介石10岁，于1897年出生于上海。宋嘉树和倪桂珍有三男三女，依次为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现有资料表明，宋霭龄是第一位正式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子。宋美龄留学美国10年，成为美国化的中国人。蒋介石先后与毛福梅，姚士，陈洁如结为夫妻，后来蒋介石为了和宋美龄结婚，把他们都休掉了。毛福梅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被炸死了。陈洁如在其回忆录中，婚后他才发现蒋介石婚前经常出入风月场所，生活荒唐，且得了性病。宋美龄曾对二姐说，非英雄不嫁。宋霭龄和山西富家子弟孔祥熙结婚，是父母一手包办。宋庆龄嫁给孙中山，一个快50，一个才20出头。然后父亲不同意，觉得大逆不道，可是，女儿竟偷跑出去，在日本与孙匆匆完婚。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宣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开始形成。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扣留蒋介石，要求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期间，宋美龄和宋子文去营救蒋介石。接受了西安三方的政治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蒋介石，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13天又12个小时，蒋介石却剥夺了他半个多世纪的自由和一辈子政治生命。蒋介石本意是杀张学良，若不是宋美龄的全力保护，张学良恐怕早已经不在了。

后来就是艰苦的抗日战争，宋美龄遇乱不惊，异常震静。相传她在日本飞机轰炸时，给客人倒茶而不溅出一滴，或者指引客人进入防空洞时，她的谈话声调还是平时那样从容不迫。1937年南京失守，迁都重庆。宋美龄面对抗日勇士们，说，慰劳就该到火线上，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我正该上火线。还建立儿童保育会。她告诉自己决不放弃反共，但现在时中华民族攸关时刻，抗日战争压倒一切，信仰之争必须暂时不管。自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宋庆龄同宋氏家族一直联系不多，甚至到了断绝来往的程度。三姐妹同时登台向美演讲，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誓死保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宋美龄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在美国掀起了“宋美龄旋风”。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所关注。宋美龄很快赢得许多美国人的心，他们纷纷解囊，协助中国的战争。会见罗斯福总统，请求他的干预，说服了总统重视这个战争，援助 中国的抗日战争。宋美龄的名字频频见诸报端，美国各界报刊对宋美龄的演讲纷纷发表评论，一时之间，全美掀起了一场赞扬宋美龄的旋风。经过长达7个月的时候，宋美龄访美之行也圆满划上了句号。宋美龄回国时从美国带回了一大批奢侈品，这在中国抗日战争极度困哪，物资奇缺而运输又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实属不该。宋美龄的这些奢侈的行为暴露了其固有本性，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其访美的功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召开开罗会议。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把一个会分两次来举行。鉴于斯大林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三巨头相见了，蒋介石56岁，罗斯福61岁，丘吉尔69岁。宋美龄在谈判期间展现的 风采，曾令丘吉尔折服。1943年开罗首脑会议是宋美龄政治生涯的顶点，也是蒋介石走向末路的开端。

6.读胡适《我的母亲》 篇六

——读胡适《我的母亲》

山东鱼台县教研室 李明哲

摘自拙著《上学生喜欢的语文课》（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1月），原载《中学语文·上旬》2015年第7-8期。

“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母亲”“这种生活的痛苦”，用课文中的一个字概括，就是“忍”。（“母亲”的“严”“慈”“刚”，也是“忍”的体现。）

身教重于言传。作者是按照对母亲的感知的递进过程来写的。既知如此，我们不妨溯洄从之，倒嚼甘蔗，披文入情，来深切体味这位伟大的母亲以怎样的“忍”品，造就了胡适这位文化大师。

胡适的父亲胡传比母亲冯顺弟大30多岁。胡适丧父，其时母亲还不到23岁。23岁，在今天这个时代是被叫做“女生”“女孩儿”的年龄。“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主持家政，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难堪的角色身份啊！“这种生活的痛苦”，非常人所能忍，但是，“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她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我母亲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胡适《我的信[1]仰》）

[2]课文选自胡适《九年的家乡教育》第五节（标题是编者加的），兹摘两段： ‚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

‚我父亲死时，我母亲只有23岁。我父初娶冯氏，结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国之乱，同治二年（1863）死在兵乱里。次娶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死于光绪四年（1878）。……到光绪十五年（1889），他在江苏候补，生活稍稍安定，才续娶我的母亲。……大姊比我母亲大七岁。大哥比她大两岁。二姊是从小抱给人家的。三姊比我母亲小三岁，二哥三哥（孪生的）比她小四岁。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17岁的后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这是一个旧时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唯一留给她的就是“当家的后母”。（旧时大家庭讲究辈份大小，这是她仅有的一点生存空间。）——她还要持这个家：家道中落，经济窘迫，其困境可想而知；对诸子诸妇，虽然是名义上的母亲，但这个母亲竟比有的孩子还要小，其苦楚不言而喻。

就先从这方面说起吧。

母亲与家人的相处

看看大哥。

大户人家多纨绔。

父亲去世后，家事衰落。“家中经济本不宽裕”。而“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就是这样一个同父异母比自己的母亲还大两岁的长兄，“母亲又是当家的后母”，母亲该怎样来处理呢？“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几次”，可见，仍无济于事。母亲“忍”，并没有一推了之，而是妥善应对：“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而“大哥早已避出去了”，扔下了一个烂摊子，母亲还得帮大哥挡债。“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作不曾看见这一 群人”，面对讨债大军，母亲镇定自若，这还是“忍”。“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央„„”，这又是“忍”。母亲处理完毕，“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两个“从不”，足见母亲何等的气量，这不是每个女性都能做到的，这是“忍”，不便管理与必要管理，拿捏得度。小女子，大作派，大风范。“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年”，年年如是！母亲该有多少隐忍的艰难和心酸！

看看两位嫂子。婆媳关系最难处。

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是婆媳之间，何况是后婆和儿媳之间，何况是“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婆媳之间！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两位都不好相处。母亲又身处这样的婆媳间，其中艰难，难以想象。“她们闹气”，“她们对我母亲闹气”，“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打相骂的事”，但是，“„„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母亲还是“忍”。

“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三个“总”，一个“让”，这就是母亲的“忍”“让”，如此严格自律，就更不要说若有什么大争执了。“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这样的指桑骂槐，谁人能忍？母亲再难“忍”，也在硬“忍”。——受不完的夹板气。“我母亲只装做没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儿，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只是“坐一会儿”“闲谈”，苦往肚里咽，也不向人诉；一个“从不”，忍气吞声。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忍”啊！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任何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但“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母亲还是“忍”：“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我们似乎听得见。母亲忍辱负重，多么不易。“忍”是心头一把刀啊。这一哭很高明也很无奈：丈夫是她生存在那个家中的无形依靠。毕竟是在诗礼世家的大家族，母亲的柔性策略终于可以算作唯一的宗法途径。她的“只哭她的丈夫”或许只是提醒两个儿媳，“我”还是你们的后婆，不要忘了辈份。这一哭倒也有效果：“不多一会儿，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儿，才退出去。”“捧”“送”“请”“站”“退”，这些动作无不体现了“来闹气的”嫂子对母亲的敬重，为什么？“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事事格外容忍”。一“捧”一“接”，一切尽在不言中„„仅仅是因为“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么？“我母亲又是当家的后母”，加之“又做了后婆”，怎么做？只能“忍”。“忍”一时风平浪静。这不是每个后婆都能做到的。年纪虽小，母仪尽显。“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我们不禁要问，一两个月之后呢？再看前文，“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或后堂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一个“总”字说明，嫂子们来闹气，无休无止；母亲不忍也得忍的哭，一场又一场。心中的痛楚难以形容。

对两个嫂子，母亲“忍”“让”“走”“哭”，“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大人不记小人过”，一忍再忍，这就是“榜样”，这就是风范，这就是厚德。而背后则是隐忍的苦涩和辛酸。

看看五叔。

寡妇门前是非多。

“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一方面，“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另一方面，“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五叔的“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这时，母亲“气得大哭”，这不是“轻轻地哭一场”可以忍受的，也不是一碗热茶能解决的。母亲不依不饶，“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名节，对一个年轻的寡妇多么的重要！一定要说清楚，道明白——触及到母亲的底线，母亲绝不再忍。母亲忍无可忍，这也是一种“忍”啊。五叔捕风捉影，凭空诬陷，闲言碎语，无稽之谈，只得“当众认错赔罪”。母亲凭的是节操、仁德、刚强和智慧。

母亲重德垂范，身体力行，儿子感同身受。耳濡目染母亲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在了幼小的胡适的心底。我们往回读：

“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全是为教育“我”而“忍”啊！胡适“一点”的自谦，自不待言。胡适在母亲点点滴滴做人处事的传授和示范下，淬炼着行为习惯、言行举止的自律。“训练”这个用语，不难看出母亲对“我”的管束之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也不难看出母亲些许赌气的意味。——文中写道“家中经济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读《九年的家乡教育》，我们知道：“我母亲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母亲的艰难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母亲千辛万苦，用心良苦，帮助“我”养成了反省的好习惯。“每天”，如此清明自觉，始终如一，这是怎样的韧性啊。“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可以想见，对熟睡中的儿子的凝视中，寄托了母亲多少希望和期待啊！一方面想让儿子多睡会儿，不忍心叫醒他，另一方面，为了儿子将来读书成才，为了儿子的前途着想，又必须早早把他叫醒。真真是矛盾纠结，柔肠百转！“严”的背后还是“忍”啊！“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母亲也许不知道“吾日三省吾身”这句话，但她却懂得及时帮助孩子反省的重要，要求儿子知书识礼，她实践了这句话，实属难能可贵，堪称教子典范。小胡适一早接受了母亲的教诲，这一整天说话做事当会特别小心。胡适的母亲，着实不简单！不一般！胡适的父亲是好人、好官、好学问。母亲教育儿子，以父为范：“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母亲的话，文中只有两处，都是关涉父亲的。这里是第一处。）——对丈夫的敬重挚爱，情真意切，令人唏嘘，感人肺腑；对儿子的殷切希望，更是言之谆谆，情之切切。从母亲的话中也可见父亲在母亲心中的影像：在母亲的心里，父亲是一尊偶像。且看：“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往往”，不只一次。

“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九年的家乡教育》）父亲的遗言，母亲奉行不渝。不能隐忍，又怎能负重？母亲还肩负丈夫的嘱托，独自抚孤的重任！

“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母亲在纠正小胡适成长中的错误时，决不以牺牲儿子的自尊为代价。“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母亲忍住不说。“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等”，是“忍”；“犯的事大，她等到 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又是“等”，又是“忍”。“总不”，这是为什么啊？“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还是“忍”。孤儿寡母，母亲含辛茹苦，煞费苦心，对孩子的惩戒，是为了让孩子反省，是为了培养孩子成才。她容不得孩子有一点坏毛病，生怕他不争气。所以，母亲绝不放过小胡适的任何一点错误：

“„„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小胡适毕竟是小男孩儿，有时也难免淘气，小孩儿顽皮起来容易忘却丧父之疼，随口无意无心的“轻薄”话，却是针，刺在母亲的心上。“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母亲的话，这里是第二处。）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胡父已殁，孩儿懵懂。这句狡黠的话轻薄了姨母，轻薄了母亲，更轻薄了父亲，也轻薄了自己。而这，小孩儿是意识不到的，母亲真的动了气，“她气得发抖”——但，也只是“气得坐着发抖”，而且是“说”，也并没有吼。她还是忍着——“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再看，“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这只是听说而已，并没有科学的依据，母亲为了医我的眼翳病，已经到了什么都愿意尝试的地步了。这是悔，这是爱，这是辛酸与无助。母亲为儿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爱不失度，严不失格。

看，正是少不更事年龄的小胡适真是少有的懂事：

“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 “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

我们再往回读，开头三段即是先行叙述母亲对自己进行“九年家乡教育”的大体成效： “„„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总是文诌诌的”。而且，“既有‘先生’之名”，再加上“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有一天，一位老辈‘穈先生也掷铜钱吗？’”的调侃，竟让我“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并且，“我”也以小“先生”的样子规范自己的行为。后来，“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这，正是母亲认同和期望的。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却是很有远见的。“我母亲不许我有任何种类的儿童游戏。”（胡适《我的信仰》）。“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

母亲谨遵丈夫遗嘱。“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这些都是作为母亲的“忍”的代价。在母亲的严格管束之下，儿子也果然做得很好：“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

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我在这九年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幼子对学习的热爱与执著，又何尝不是对隐忍的寡母最大的安慰？

“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第二个“我”看似多余，实则是强调。这“极大极深的影响”是什么呢？

母亲以爱相抚，以严相束，以言相传，以身相教。一个别样的母亲，惠及了作者的一生。文章的结尾，作者深情地写到：“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我”能自我管束。是母亲把“忍”运用到了极致。这就是母亲的“忍”，给予胡适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胡适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两三个月）离家到上海求学。20岁赴美留学。母亲失去了她的丈夫，唯一的儿子又不在跟前，母亲孤身一人，以这样一个尴尬的身份，有庶母婆婆（“我的庶祖母”），有这样的“大哥”“大嫂”“二嫂”“五叔”„„又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 的旧式大家庭，“这种生活的痛苦”，让人难以想象，她又能独自支撑多久呢？

“我12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读到这里，我不禁就想，母亲让这么小的唯一的孩子外出求学，也太狠心了；胡适扔下寡母，也太狠心了。但转念一想，母亲和儿子，不都是一个“忍”么？彼此忍受着母子离别之痛。“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

[3]滴眼泪（胡适《在上海》）”。游子所受的历练不管是多么的痛苦，都比不上慈母的牵挂与煎熬。

母亲，是寡母，所以对幼子期望更高，要求更严，要面对侮辱维护尊严；作为后母，对大哥的败家不骂一句；作为后婆，对大嫂二嫂的闹气隐忍再三；作为当家人，要管好幼子，要巧对债主，要钝化家庭矛盾„„母亲忍辱负重，苦心经营着一个本不宽裕的大家。

也因此，胡适的母亲，只活了四十六岁。母亲是在用“命”在“忍”啊！

[4]关于母亲的生平事迹，胡适《先母行述》中有详细记述。这里略作摘录：

‚先母遭此大变时，仅二十三岁。……先母内持家政，外应门户，凡十余年。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其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先母一一处之以至诚至公，子妇间有过失，皆容忍曲喻之。‛

‚先母自奉极菲薄，而待人接物必求丰厚；待诸孙皆如所自生，衣履饮食无不一致。……先母于日用出入，虽一块豆腐之细，皆令适登记，俟诸兄归时，令检阅之。‛

‚及适十四岁，即令随先三兄洪駓至上海入学，三年始令一归省。人或谓其太忍，先母笑颔之而已。‛

‚……诸兄归里，请析产，先母涕泣许之；……先母自伤及身见家业零败，又不能止诸子离异，悲愤咯血。‛

‚适被取赴美国留学，行期由政府先定，不及归别，匆匆去国。先母眷念游子，病乃日深。是时诸兄虽各立门户，然一切亲戚庆吊往来，均先母一身搘拄其间。……家中日用，皆取给于借贷。先母于此六七年中，所尝艰苦，笔难尽述。适至今闻邻里言之，犹有余痛也。‛

‚辛亥之役，汉口被焚，先长兄只身逃归，店业荡然。先母伤感，病乃益剧。然终不欲适辍学，故每寄书，辄言无恙。及民国元二年之间，病几不起。先母招照相者为摄一影，藏之，命家人日：‘吾病若不起，慎勿告吾儿；当仍倩人按月作家书，如吾在时。俟吾儿学成归国，乃以此影与之。吾儿见此影，如见我矣。’‛

‚民国六年七月，适自美国归。与吾母别十一年矣。归省之时，慈怀甚慰，病亦稍减。不意一月之后，……先母闻长孙死耗，悲感无己。适归国后，即任北京大学教授；是年冬，归里完婚，婚后复北去，私心犹以为先母方在中年，承欢侍养之日正长；岂意先母屡遭患难，备尝劳苦，心血亏竭，体气久衰，又自奉过于俭薄，无以培补之；故虽强自支撑，以慰儿妇，然病根已深，此别竟成永诀矣。‛

‚遂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晨一时，弃适等长逝，享年仅四十有六岁。‛

‚先母所生，只适一人，徒以爱子故，幼岁即令远出游学；十五年中，侍膝下仅四五月耳。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呜呼，“子欲养而亲不待”，对母亲的深恩无法报答于万一，悲痛之情，情何以堪！在胡适的心里，双亲都是他心中的丰碑，人格品行的标杆。我敢断言：没有母亲的“忍”，后来的胡适也绝不可能成就如此的非凡： 他一生获得了36个博士学位； 他是学贯中西、著述等身的学者；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他历任北京大学校长、驻美大使等职；

他是著名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

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这就是母亲的“忍”，给予胡适的“极大极深的影响”。（胡适的母亲为他备尝了二十几年的艰辛，把一辈子的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他也不负母亲厚望。）

[5]正如林肯所说；“我之所有，我之所能，都归功于我天使般的母亲。” 胡适说：“„„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还说：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

我们说：感谢胡适的母亲，感谢她培养了一位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文化巨人！胡适从母亲那里习得了一个“忍”，不是不孝，而是大孝啊！胡适的婚姻是母亲包办的。

‚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

‚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我长时间离

[6]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疚，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

胡适的孝，由此可见一斑。

是母亲成就了儿子胡适，也成就了一个传奇。‚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她是慈母兼任严父。‛ ‚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胡适是掏出“心灵”来写母亲的。复读之，荡气回肠，心动神驰。而最打动我的，还是莫过于一个“忍”字了：

‚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 ‚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

‚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 ‚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 ‚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 ‚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 ‚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 ‚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 ——这，就是母亲的“忍”。忍一世，几人能够？“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这，就是母亲“忍”的坚定信念；这，就是胡适母亲的坚韧情怀，也是广大中国式母亲形象的光辉写照。“忍”的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胡适的母亲的“忍”，令人灵魂震颤，令人高山仰止。

再读结尾：“„„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胡适的自谦自不待言。）母亲的“忍”化作了“我”的血液，借了“我”一生啊，成就了“我”一生啊。

[7]我们知道，鲁迅是批评胡适最多的人。我们来看看胡适评价鲁迅的话：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胡适能够撇开与鲁迅的恩怨是非，独立而客观地评断。胡适的“好脾气”“待人接物的和气”“宽恕人”“体谅人”，无不来自母亲的言传身教，母亲的“忍”品已经深深烙印在胡适的身上。

最后我也想借用胡适该文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语：胡适的母亲这种“忍”的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7.读胡适文有感 篇七

题目

比较》有感

作者和学号

班级

日期

中日近代化的比较—读依田熹家《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2012年12月6日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读后感

在现今中国，有很多中国人对日本这个国家都怀有一种仇视的情绪，这大概是因为近代以来日本对我国的几次侵略以及中国人从小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所造成的。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很多中国人在提到日本的时候都会表现出不屑一顾，但是在这种反日的情绪下，人们除了用语言攻击、抵制日货之外，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超越这个确实要比我们发达、先进很多的国家。

日本在近代以来的迅速发展使得日本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日本的综合实力要远远超过中国。而根据史料记载，中国与日本的近代化开始于同一时期，甚至中国（1840年开始近代化）要早于日本（1853年开始近代化），但由于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得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开始放缓。因此，我们应该要深刻的认识到中国与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不同之处，找出自身的不足以及对方的优势，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能够超越日本，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站稳脚跟。

在中日近代化的研究中，日本学者依田熹家的《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一书十分具有代表性。

在该书中，作者从几个方面来比较了中国与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不同之处：

一．基本文化形式的不同。

在该书的一开始，依田熹家就提出，文化形态在近代化过程中起着相当有利的作用。他从几方面分析中日文化的异同导致的近代化差异。1.从文化形态来看，日本是并存型的，什么都可以；中国是单一型的，非什么不可。2.从文化的摄取形态来看，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表现出来就是中体西用的顽固。3.从社会的协作形态来看，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注重的是“忠”、“义理”；中国是亲族协作型，注重的是“孝”，因此，日本人更加具有自我牺牲和集体精神。4.从社会的教育形态来看，日本是普及、提高能力型，日本人更注重提高常识，而不是以达到目的而读书，日本的教育普及是其经济等迅速发展的基础；中国是选拔、达到目的型，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读书都是以科举为中心，认为读书是为了达到某种有限的目的，比如改变自身的身份。

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差异，日本看起来更适合吸收、学习外国的现代文明，而中国却一直守着自己的那一套，坚持“非什么不可”的文化形态，致使中国与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有了如此巨大的诧异。

二．国内统一市场的不同。

作者认为，中国在戊戌变法运动时，中国的18省实际上是“十八国”，而每个省的内部也是四分五裂。之后中国在欠缺可以成为近代国家前提的统一国家的状况下发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又陷于军阀割据的状态。接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的同意运动有发生了曲折，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大规模内战才完成了统一。统一的如此迟缓，成为近代化的一大障碍。

而日本由于国土狭小、海运便利等原因在江户时代的中期大体上已经完成了强有力的国内统一市场。

三．近代化对象的不同。

作为日本近代化对象的江户时代的统治体制，是由幕府与藩组成，称作幕藩体质。其最大的特征是遵照分割统治与世袭的身份制原则来进行统治。并且日本的幕藩体制允许各藩拥有自己独立的行政、军事组织。只要克服了三百诸侯的分立，就能为成功过渡到统一的现代化国家做好前提准备。

作为中国近代化对象的是清朝统治体制。在中国，由看起来好像是高度集权的清朝过渡到近代化国家似乎比较容易。但是，事实上只带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然长时期遭受国内分裂的痛苦，这是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学术、思想的不同。

在该书中，作者提到日本并没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本土文化，因此日本属于文化摄取型，日本擅长摄取各国家的文化长处，因此各种学术思想在日本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有利于日本学习西方先进政治、技术，使日本加快近代化进程。但是，中国有属于自己的各种文化底蕴，属于文化发生型。而儒家文化在中国人心里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在接受外来不同文化时，中国人不敢大胆的接受，因此外来先进文化在中国很难生根发芽。因此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上要远远落后于日本。

五．经济近代化的不同。

日本从19世纪初开始，随着海防问题的出现，逐渐意识到需要制造西式武

器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西式炼铁。特别是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与此同时，幕府与各藩出现了武器制造、造船、纺织等一系列使用西式机械的产业，其中大多数在明治维新后作为官营企业继承了下来。

中国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的军队、特别是其核心的湘军和淮军实行了西式装备，开设了修理武器、轮船的官办工厂。

从表面看来中日量过都是通过从欧美购进机械来移植近代产业。但两国所处的客观条件还是有不同的：1.当时日本已经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并由日本自己掌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统一国家。因而殖产兴业政策也是由同一国家的政府来推进的。在中国，当时国内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建立于这一基础上的统一国家尚未提上日程。2.当时日本和中国都同样陷于殖民地化的危机之中，但由于欧美的压力主要是针对中国，中国两次对外战争都打了败仗，加上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加收了外国的援助，中国比日本更具有更多的半殖民地性质。3.中国由于有着更多的从属性以及西学的传统不足，在洋务运动中机器的购进和使用几乎全都委交外国人和买办，这一状况长期延续下来。日本与此不同，在幕营和藩营的阶段就主要依靠本国的西学家和经营人才，所以其对外从属性比较小，由于明治政府接受了这些企业，更加减少了从属性。

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不同。这致使中日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巨大差距。但在我看来，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中日两国在文化形式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