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城乡调查报告

杭州市城乡调查报告（精选8篇）

1.杭州市城乡调查报告 篇一

苏州市城乡一体化发展报告

作者：卢水生

卢水生：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调研员、教授、新闻发言人。

一、什么是城乡一体化？

国外并没有“城乡一体化”这个词，“一体化”通常被译为英语“integration”，就是“整合”的意思。城乡一体化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城乡资源整合的问题。

为什么要整合城乡资源呢？发达国家已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城市化”，第二个阶段是“逆城市化”。城市化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也造成了日趋严重的“城市病”，于是许多有钱人纷纷“逃”到乡下，就形成了“逆城市化”倾向。那么，能不能既享受城市的便利，又享受农村的生态环境呢？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称之为“田园城市”。他建议田园城市占地为6000英亩。城市居中，占地1000英亩；四周的农业用地占5000英亩。共居住32000人，其中30000人住在城市，2000人散居在乡间。城市人口超过了规定数量，则应建设另一个新的城市，最终形成城市群。霍华德的梦想尽管最终并没有实现，但是他留给我们许多启示。其中之一，就是要整合城乡资源，要把农业和农村纳入城镇规划体系。

我们国家对城乡一体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城乡统筹，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到了十七大中央正式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特别是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和要求。

（一）什么是城乡统筹。城乡统筹是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在城乡资源配置上的具体运用。就是指各级党委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本行政区划内的城市与农村之间，科学合理地配置土地、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和教育、文化、医疗、社保等各类资源，以促进当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总称。

1、统筹城乡的五大要素：

①城乡统筹的主体是各级党委政府；

②城乡统筹的范围是本行政区划内；

③城乡统筹的客体是有争议的资源；

④城乡统筹的依据是当地发展规划；

⑤城乡统筹的目的是城乡协调发展。

2、城乡统筹在操作上具有以下特点：

①时间上的阶段性一一同一个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不同的统筹方向和统筹力度。

②空间上的区域性一一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同的资金来源

和统筹策略。

③统筹主体的层次性一一不同的统筹主体决定了不同的统筹内涵和统筹方式。

（二）什么是城乡一体化。所谓城乡一体化，就是指通过城乡统筹，在本行政区划内的城市与农村之间，科学合理地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

1、城乡一体化的三个关键：

①“化”就是一个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过程；

②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途径是城乡统筹；

③根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2、城乡一体化不等于城乡一样化：

①在空间形态上要城乡有别，要使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实现“三个不同”：城乡经济发展的产业不同，城乡居民从事的职业不同，城乡居民居住的环境不同。②在社会形态上，实现城乡一体，使广大农村既能保持优美的田园风光和鱼米之乡的特色，又能享受到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文明，实现“三个一样”：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一个样，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一个样，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一个样。通俗地讲，所谓城乡一体化，也就是“茅草屋里装空调，蒙古包里能上网”一一城乡之间外形有别、内涵一样。

3、城乡一体化重点在城镇，难点在农村。

二、为什么要推进城乡一体化？

（一）从宏观上讲，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为了要破除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但是要彻底破除这一障碍需要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

（二）从微观上讲，苏州推进城乡一体化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目标使然。2005年苏州率先完成省定25项高水平小康目标，下一步要城乡一体化。

二是发展需要。迫切解决苏州目前存在的资源、人口、环境三大问题。其中核心是土地问题。

三是重大机遇。通过土地置换，搞活存量，有利于解决城市缺地、农村缺钱的问题。

苏州土地利用的三次机遇是：①上世纪80年代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一一占地（增量，农转非）；②上世纪90年代外向及开发区建设一一圈地（增量，集体征为国有）；③新世纪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一一换地（存量，异地置换）。

三、怎么样推进城乡一体化？

推进城乡一体化，核心是要改革城乡资源配置方法，从过去偏好城市，转变为兼顾城乡；从过去单向索取，转变为双向互补；从过去低偿征收，转变为等价置换。

2008年9月，江苏省委、省政府批准苏州作为江苏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尔后又被国家发改委和澳大利亚发展署列为联系点、项目管理

试点城市。全市已确定23个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先导区（涉及到27个镇（街道））。三年来，苏州市已出台关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若干意见、实施计划及全面推进的决定等相关政策。

（一）修编三大规划

1、城镇体系规划一一新型市、镇规划

苏州全市将形成由一个大型城市、五个中等城市、十多个小城市（中心镇）组成的，由轨道交通或高速公路连接的，由绿色农业进行生态隔离的欧式城市群。

2、土地利用规划一一土地指标双向异地置换

万顷良田工程。通过土地整理，一方面建设高产稳产良田，形成现代农业园区，另一方面通过新增农用地，按照占补平衡、先补后占，增加征地指标；通过修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把工业规划区、城镇规划区的基本农田转移过来。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通过节约建设用地异地置换，建设富民基地，成立富民合作社或富民公司，开展建房出租，促进富民强村。

3、产业布局规划一一三种形态

实行地区产业分工、实现跨村跨镇发展

┏━━━━━━━━━━━━━━━┳━━━━━━━━┳━━━━━━━┓ ┃ 地理位置、产业结构 ┃ 发展方向 ┃ 产业分工 ┃ ┣━━━━━━━━━━━━━━━╋━━━━━━━━╋━━━━━━━┫ ┃ 地处工业及城镇规划区的村 ┃ 融入城市化 ┃ 三产为主 ┃ ┣━━━━━━━━━━━━━━━╋━━━━━━━━╋━━━━━━━┫ ┃ 工业基础较强人口较多的村 ┃ 就地城镇化 ┃ 二产为主 ┃ ┣━━━━━━━━━━━━━━━╋━━━━━━━━╋━━━━━━━┫ ┃ 地处农业规划区保护区的村 ┃ 农业现代化 ┃ 一产为主 ┃ ┗━━━━━━━━━━━━━━━┻━━━━━━━━┻━━━━━━━┛

（二）推进三大合作（三大股份合作社）

三大合作是对资源、资产、资金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具体方法，也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根本途径。

1、社区股份合作社是量化存量资产、分配新增利润的一种新型集体经济形式。到2010年底，已有1231个村开展股份合作制改革，享有股份的农户1018840户，约占全市农户总数的92%。

2、土地股份合作社是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重大措施，是完善土地承包制度的根本途径。到2010年底，土地股份合作社已发展到694个，入股农户271087户，入股土地面积841588亩。

3、置业股份合作社（富民合作社）是苏州首创，是指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愿入股，通过建设标准厂房、商业用房等取得出租收入，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均沾、民主管理、承担有限责任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至2010年底，全市共组建投资性置业股份合作社318家，入股农户78434户，股金278340万元，已建物业用房356.9万平方米，全年租赁收入43403万元，股金分红19583万元，平均每户2497元，年投资收益率100%左右。

三大合作组织累计已达3043家，入社农户11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2lo。农民从三大合作获得直接收益33.7亿元，人均1730元；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4460元，其中财产投资性收入占35%，实现了“家家有资本，户户成股东，村村有物业，年年有分红”。

（三）推行三个集中

三个集中就是对土地、产业、人口等资源优化配置。其前提必须按照上述三大规划来进行；其结果必须以提高资源效率为目的。

1、农村企业集中已从过去主要搬迁工业规划区以外的零星企业，发展到主要搬迁在城镇规划区、商贸集聚区以内的各类工业企业，开展退二进三。

2、农业用地集中已从过去主要将闲置的土地流转给规模经营大户，转变为主要向土地股份合作社集中，向农业园区集中，向农业企业和专业合作社集中。

3、农民居住集中已从过去就地集中，转变为主要向城镇及其周边地区异地集中，集中居住区的选址做到三个靠：靠城镇街区、靠工业园区、靠大型市场。

（四）开展三个置换

三个置换是根据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采取“赎买”的方式，对农民拥有的集体资产、资源和权益进行优化配置的一种方法。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内拥有三大经济权益，因此要开展三个置换。

1、集体资产所有权分配权置换社区股份合作社股权。

2、土地承包权经营权一一分两种情况：(1)征地一一换保障，(2)不征地一一换股权（土地股份合作社股权）。

3、宅基地使用权用益权置换城镇商品房让大多数农民换股进城、换保进城、换房进城。

（五）实现三个用于

三集中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主要方法，三置换是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措施，如何利用这些土地资源，如何分配取得的效益，我们的构思是“三个用于”。

1、退出的国有建设用地用于三产（退二进三）。

2、节约的农村建设用地用于三化（建房出租）。

3、土地收益和新增农地用于三农（富民强村）。

（六）完善三大保障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

1、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逐步接轨。

2、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逐步接轨。

3、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接轨。

（七）创新三项制度

1、探索“区镇合一”制度。对于符合条件的中心镇与跨镇村区划的现代农业园区实行“区镇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赋予其更多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增强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2、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以身份证为核心凭证、股权证为分配依据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

3、加强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切实解决资金瓶颈。

（八）实现三大转变

1、农业的发展方式。从过去一家一户小生产，转变为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大生产；从单纯从事生产功能，转变为高度重视生态功能；从单纯利用动植物生长结果，转变为综合利用动植物生长过程。

2、农村的发展方式。从过去“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转变为地区分工、集约发展；从过去只知道发挥自身优势，转变为善于借用别人的优势；从主要发展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转变为股份合作经济。

3、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过去依山傍水、自然散居，转变为进城进镇、集中居住；从单纯就业转移，转变为从就业、居住、户籍彻底非农化转移。

（九）对“三集中三置换三用于”的认识

(1)“三集中三置换三用于”并不是城乡一体化，而是通过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措施。

(2)“三集中三置换三用于”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只有三集中，没有三用于就不能实现土地的增量与增值；没有三置换就不能保障农民利益，更不能共享。

(3)“三集中三置换三用于”是有基础、有条件的。经济发达、土地紧缺的地方才有需求；经济发达、地价较高的地方才能运作；经济发达、反哺能力较强的地方才能确保“土地收益归于三农”，否则很容易引发新一轮侵占农民利益，或新一轮政府巨额的不良负债。

四、几点建议

（一）科学规划。把农业园区建设纳入城镇规划体系，小城镇只是一种过渡形态，今后有的要升格、有的要消亡。

（二）以地生财。通过土地入股、土地整理，将新增农用地用于三农，节约的建设用地用于三化（建房出租）。

（三）股份合作。通过股份合作，整合资源、资产、资金、人心，让农民变成股东，家家有资本，户户成股东。

（四）异地发展。打破瓶颈，克服地理位置、规划控制、资源禀赋、土地指标、资金紧缺、招商引资各方面制约。

历史性的新跨越——关注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

从“两个率先”到“三区三城”；从全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到国家发改委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联系点和中澳管理项目四个试点城市之一。苏州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不仅是发达地区谋求全面转型升级的内生需求，更承担着为全省乃至全国作出示范的历史重任。

率先突破，这就是苏州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城乡一体化是苏州新时期的战略选择

省委书记梁保华在苏州调研城乡一体化发展时反复叮咛，苏州县域经济比较发达，城乡差别相对较小，有基础也有条件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走得更快一些、搞得更好一些。

从去年以来的多次全市城乡一体化工作会议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蒋宏坤反复强调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全市上下从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两个率先”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认识这是苏州实现新跨越的一次重大机遇。

为什么苏州要搞城乡一体化？市委农办新闻发言人卢水生用“目标使然”和“发展需求”两个关键词进行解答。

目标使然，就是要回答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后，苏州如何再上高平台的问题。从苏州现实情况看，向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但是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也在农村。虽然苏州农村是长三角一块经济宝地，其发展水平令全国瞩目，但是，相比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而言，仍有不少地方亟待提升，比如农民增收如何保持持续耐久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何赶上城市水平，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不落伍，特别是由于长期城乡二元分割造成的一些不合理体制机制，必须通过一体化来破解。

发展需求，就是要解决当前发达地区普遍面临的三大压力，即资源、人口和环境问题。在苏州，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外来人口增多，陆地常住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2000人；土地资源紧缺，人均耕地已不到半亩；农户分散居住较为突出，农村居住环境差，农房闲置不断增多；农业规模经营不够，土地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些问题，谁先发展，谁先遇到；谁先解决，谁再抢到发展先机。

化解三大压力的办法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转变发展方式，比如我们曾经常用的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等发展方式，主要靠转型升级来提升；另一类是改革体制机制，用城乡一体化手段来解决。核心的是打破城乡分割的资源配置方法，其中的重点是土地资源配置方法，要从偏向城市转向兼顾城乡，从单向索取转变为双向互补，从低价征收转向等价置换，要使苏州经济社会发展从征地投资拉动转向主要利用存量土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此外，在富民上要完善农村“三大合作”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投资性收入比重，在社会保障上要消除城乡二元分隔造成的待遇差，在就业上要逐步实现城乡劳动者服务共享、机会平等，在农村金融体制上要通过改革和创新培育小额信贷组织等适应农民创业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最后，在政府机构改革上也要与城乡一体化相适应，机构的设置和服务的方向等，均要从城乡分治转向城乡统管。城乡一体化对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是全方位的，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性举措。

苏州是离城乡一体化最近的城市之一

苏州是幸运的，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一开始，就获得了巨大的政策空间，有了一张张宝贵的改革“通行证”。

2008年9月，省委、省政府批准苏州成为江苏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试点区；2008年10月，国家发改委将苏州列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联系点，同时，苏州还和重庆、成都、嘉兴一起被国家发改委列为中澳管理项目试点城市。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的。一张张改革“通行证”的背后，是苏州在发展中积累的良好基础和条件。

卢水生为我们详细分析了这些良好的基础条件。他用地区差距、工农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都比较小来解释“苏州是离城乡一体化最近的城市之一”。

首先看地区差距。2009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740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745亿元，所辖5个县级市个个位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前十名，再看中心城区，东部的工业园区，西部的高新区，南部的吴中区，北部的相城区，以及三个古城区，都实现了全面协调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均衡度很高，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很小。这种均衡发展态势在国内是极其少见的。

再看工农差距。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州就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并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体制机制。之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虽然不断下降，但农业依然是苏州国民经济的基础。所不同的，只是发挥基础作用的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主要是农业的生产功能，而现在主要是农业的生态功能。近几年来，苏州利用强有力的工业支柱和财力支撑，大幅度地加大对农业的反哺，并借鉴工业园区建设的经验，建立了14个万亩现代农业园，64个千亩生态农业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

而从城乡差距看。苏州农民拥有村级集体经济的分配权和社区股份合作社股权，一般每人每年可以分得几百元、上千元的红利，高的达到了一万多元；农民还拥有土地承包权，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之后，每年每亩也能分得上千元；还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征地拆迁可以换到多套房子。2009年，苏州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987元，这在全国20个大中城市中间是名列前茅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多年维持2:1低位运行，这在全省全国也是最低的地区之一。对于这一点，前不久在苏召开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研讨会，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唐仁健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最后看贫富差距。苏州是我国贫富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这主要得益于苏州的农村集体经济，得益于苏州的社会保障体系。2009年，全市平均每个村的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为389万元，其中98个村超1000万元，13个村超3000万元。村级收入扣除公共开支和必要的积累外，其余大部分分给了农民。这是不断缩小贫富差距的一大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保障。苏州建立起了贯穿农民一生各个环节的广义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保险、就学保障、就业服务、创业扶持、农业保险、失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以及老年农民养老保险等等。

四大差距较小，说明苏州是最有优势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

关键就看我们自己怎样努力。

三年三大纲领90个文件指导城乡一体化

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是一个科学规划、整体设计和系统安排的过程，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政策的创新。

近日，市委副书记徐建明在接受省主流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重庆、成都、嘉兴等城市相比，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个特色就是整体推进，不仅仅是抓几个点，而是十分注重政策制度的研究制定。

2008年、2009年、2010年，我市连续出台《中共苏州市委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若干意见》、《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三年实施计划》

和《中共苏州市委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决定》三个纲领性文件，指导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全局实践。

一年一个纲领性文件，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蓝图描绘得越发清晰：

——2008年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目标是，通过一段时间努力，使苏州农村既保持鱼米之乡优美的田园风光，又呈现先进和谐的现代文明，逐步建设成为基础设施配套、功能区域分明、产业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经济持续发展、农民生活富裕、农村社会文明、组织坚强有力、镇村管理民主的苏州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形成农民持续增收长效机制、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协调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制度环境、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运行体系、城乡一体行政管理体制，率先实现城乡发展规划、资源配置、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社保和社会管理一体化的新格局。

——2009年的《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三年实施计划》，则进一步细化改革进度，提出2009年为“重点突破年”，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在完善农村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宅基地换商品房、承包地换社保工作、加快城乡户籍管理一体化等方面，制定专项政策意见，着力推进23个先导区的先行先试工作；2010年为“整体推进年”，整体推进“三形态”、“三集中”、“三置换”工作。2011年为“全面提升年”，建立较为完善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机制，全面提升“三形态”、“三集中”、“三置换”工作水平。

——2010的《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决定》，更是以一号文件形式再次向全市发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动员令。提出到2012年基本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2012年达到全省平均水平的1.5倍、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2017年突破2.5万元；村均集体经济收入2012年达到450万元；现代农业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到2012年高效农业面积占种养面积（不含粮油作物）比重达60%；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基本并轨。

除了纲领性文件外，《苏州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就业和社会保障实施意见》、《苏州市农村住宅置换商品房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进一步细化操作，不断推进改革进程。据统计，近几年来，我市共出台了90多个政策文件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由市委、市政府直接抓的就有10多个。近日，又有“生态补偿机制”、“加快农民动迁安置房房产证土地证办理”和“鼓励农民进镇落户”等三个政策文件经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即将正式出台。这些都有力地构建起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政策制度框架，成为改革的关键环节，动力之源。

创新篇

■在城乡一体化试点中，苏州创造性地推出了23个城乡一体化改革先导区，按照不同类型，鼓励大胆创新，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只要是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改革创新，都鼓励支持，放手放开。

■市委、市政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要力求“五大突破”。

苏州实现城乡一体化要打破许多瓶颈，拉长许多短板。

城乡一体化，没有现成经验，更多要靠实践探索和不断创新。

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立说：“只要是有利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改革，有利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的创新，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都要予以支持，鼓励先行先试，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机遇面前，苏州分秒必争，一着不让；挑战面前，苏州迎难而上，敢于突破。推进城乡

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以来，对苏州全局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经济发展最快、面貌变化最大、农民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城乡一体化已成为苏州新时期最大的亮点和特色”，这是对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最好总结和称赞。这些亮点和特色的形成，正是源自我们在改革道路上的不断创新。

七大亮点彰显一体化改革创新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广阔试验场，“三形态”、“三集中”、“三置换”、“三大合作”、“三大保障”、“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现代农业”等词汇，均闪耀着解放思想、锐意改革、不断创新的光芒。

【“三形态”优化城乡空间布局】

苏州人以种植碧螺春的精巧，用制作双面绣的绝活，将苏州城乡精心规划为三种形态，进行地区产业分工。地处工业和城镇规划区的地方，加快融入城市化，像园区的唯亭镇、吴中区的木渎镇等；地处工业基础较好、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加快就地城镇化，昆山的千灯镇就是按照中心镇的模式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地处农业规划区、生态保护区的地方，加快农村现代化，像相城区的阳澄湖镇，一方面发展现代农业，一方面把节约下来的建设用地置换到其它地区搞工业和三产，取得收益发展“三化”、反哺“三农”。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园区更像园区”，正在从目标变成美好的现实。

【“三集中”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为了进一步优化配置土地资源，苏州又创造性地、深入持久地开展“三个集中”，推进农民居住向社区集中、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优化城镇、工业、农业、居住、生态、水系等规划布局。目前，全市2.1万个自然村规划调整为2517个农村居民点，75%的农村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56%的承包耕地实现规模经营，33%的农户迁入集中居住点。

【“三置换”更好保障农民权益】

在“三集中”过程中，为了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并使广大农民充分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成果，苏州创造性地开展了“三个置换”，探索农民变市民途径。苏州在全省率先出台相关政策文件，鼓励农民将集体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住房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城镇保障和住房，实行换股、换保、换房进城、进镇。2009年，苏州有5万多户、17万农民通过“三置换”实现了身份转变。通过“三置换”，既为“三化”腾出发展空间，又促进了城市化进程。

【“三大合作”巩固富民强村根基】

苏州还全面发展了“三大合作”，走出了富民强村的路子。加快发展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农民专业合作，建立各类富民合作社，实现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形成了集体经济与农民持续共享资源增值收益的长效机制，创新了“苏南模式”的共同富裕之路。全市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累计达2821家，持股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0%。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7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农民财产投资性收入比重从2003年的不足5%，提高到了2009年的33.2%。

【“三大保障”为农民兜底排忧】

苏州通过完善“三大保障”，加大城乡社保并轨力度，给农民吃下“定心丸”。目前，苏州农村劳动力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98.5%，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达55.3%，老年农民社会养老补贴覆盖率达99.5%。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过渡，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97%，人均基金347元，基本实现农民持医保卡就诊看病。农村低保应保尽保，昆山等地方已实现城乡低保标准并轨。

【“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民共享城市文明】

为了加快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苏州在全市各行政村普遍建设了集行政办事、商贸超市、社区卫生、警务治安、民政事务、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党员活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累计投入新农村建设资金近200亿元，建立459个市级示范村，19个省级示范村。全市88%的村建有功能配套的社区服务中心，56%的村实现生活污水集中处理，90%以上的村建立垃圾无害化处理体系。

【“现代农业”提升基础产业】

苏州的现代农业发展同样亮点纷呈。按照“四个百万亩”的规划要求，苏州创新农业发展载体、农业经营机制和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着力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加快推进“水稻规模化、蔬菜设施化、水产标准化、营销现代化”。同时，基本形成完善的农业担保体系，农业担保累计担保金额达45亿元，居全国同类担保第一。还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农业保险体系，累计投保农户289万户次、承保风险54亿元。并在全省率先对粮食规模经营户实施收购价外补贴，率先探索基本农田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

23个先导区、数十个职能部门“大联动”

创新的基础是实践，实践就要发扬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在城乡一体化试点中，苏州创造性地推出了23个城乡一体化改革先导区，按照不同类型，鼓励大胆创新，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只要是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改革创新，都鼓励支持，放手放开。对23个改革先导区，更是给出了“允许试、允许闯、允许错了改”的政策空间，支持其加大改革力度，充分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力争“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对一批规模大、标准高、功能优、特色明、实力强的先导区则要求率先建成省级示范园区。

城乡一体化，首先要打破城乡分治；体制机制改革，首先要从政府机构自身改革做起。

打破城乡分治。有关方面反映，绿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同样是绿化，过去，园林和绿化部门只管城市绿化，农林部门则只管农村绿化，一片绿色中依旧是城乡有别，造成管理的不统一，资源调配的不合理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设立城乡一体化管理机构，整合城乡工作机构，从过去“城乡分治”变为“城乡统管”。

推进机构改革。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来自基层的不少呼声，苏州有的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数十万，相当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但治安、城管队伍却仍旧是镇级编制，十几个人几十个人要管几十万人，只能大量聘用临时工。有些政府部门即使已经统管农村，但大多是只设立一个处室管农村，与并村并镇后形成的巨大管理服务对象群明显不对称，必然造成管理和服务的缺位。这就需要我们根据现实情况赋予基层更多行政和经济管理权限，增强其管理和服务能级。

苏州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中，创造性地推出了众多职能部门“大联动”机制，有效消除了行政“壁垒”，加速推进了一体化进程，切实改变了“管城的不管乡、管乡的不管城”的二元管理体制。

翻开2009年的《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三年实施计划》，我们发现，十项主要任务已详细分解到各责任部门。像“加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一体化”，就明

确由市发改委、经贸委、建设局、交通局、水务局、环保局、旅游局等单位负责牵头落实，如“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涉及到市委农办、教育局、民政局、卫生局、人口和计生委、体育局、文广新局、贸易局、供销社等众多单位，再有如“推进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明确由劳动和社保局、民政局、财政局、卫生局、人口和计生委等单位牵头落实。

同时，我市成立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健全市四套班子全体领导、市级机关各部门与先导区、示范村的挂钩联系制度，形成城乡联动、整体推进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市和各市（区）都建立集中办公制度，强化对改革试点工作的综合协调、政策指导和督促检查。一个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集中了财政、发改委、国土、公安、规划、建设、农林、农办8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苏州还建立完善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绩效考核体系，把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工作实绩作为考核干部政绩和工作水平的重要内容。

苏州城乡一体化“五大突破”翻过山坳;经过努力，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已经跨越起步发展阶段，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我们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滞，快速发展的形势和区域竞争的压力，要求谋求更大突破，描绘更加美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蓝图。

为此，市委、市政府提出，今天的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要力求“五大突破”：

突破之一，更加注重规划引领，在转变发展方式上求突破。

苏州将加快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促进城镇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规划、生态建设规划“四规”有机融合，镇村布局规划、村庄规划、农业规划、乡村旅游规划、水系规划等专项规划有机衔接，具体目标是到2012年，镇村工业企业集中度达到80%以上，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度达50%以上。

突破之二，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在创新体制机制上求突破。

把推进农民身份转换作为城乡改革联动的突破口，鼓励引导更多的农民换股、换保、换房进城进镇落户。创新土地使用制度，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现代农业园区农业设施用地政策和村集体留用地政策，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接轨步伐。

突破之三，更加注重产业融合，在经济转型升级上求突破。

坚持城镇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强化“新市镇”理念，高度重视被撤并乡镇镇区的资源整合和配置，注重展示吴文化的深厚底蕴，提升城镇建设和管理水平。坚持农业生产生活生态生物的功能定位，推进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实施“万顷良田”工程，加快建设百万亩现代农业规模化示范区，注重市场营销体系建设，到2012年基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突破之四，更加注重富民优先，在农民持续增收上求突破。

积极推进就业创业产业物业并举，鼓励和支持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城镇化、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使股份分红成为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到2012年，全市村均收入超45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超1.6万元，农民财产性收入比重达到40%以上。

突破之五，更加注重社区建设，在城乡管理体制上求突破。

我市将坚持把加强新社区建设，作为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载体，探索建立新 11

型社区管理体制。积极探索“区镇合一”行政管理体制，对有条件的县城镇、中心镇、农业示范区，赋予更多的行政和经济管理权限，增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实践篇

■ “农村的工业化不是农村的工厂化，而是农业的工业化。”

■ “我们把城镇最好的地段给农民动迁小区，最大的利益给农民，最好的资源服务农民，而且动迁小区规划建设水平要高于一般的商品房开发。”

一切真理都来自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农村基层一线。苏州坚持典型示范的原则，确定了23个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先导区，先行先试、积累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开，有序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如今，这23个先导区在锐意改革、大胆突破中，已呈现出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喜人局面。

更为可喜的是，不仅是先导区，苏州农村的许多先行村、示范村，先行镇、示范镇，都在不断涌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新亮点，苏州农村大地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变。

【关键词】集体经济 【实践样本】张家港市永联村

以前的这个时节，都是在地里热火朝天地割油菜，如今却可以扔下镰刀，轻轻松松地逛世博园了——

万名村民职工免费游世博

这几天，张家港永联村民陆惠芬愈加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无比幸福。5月25日，作为永联万人游世博首发团的成员，把上海世博园逛了个够；随后又作为村民代表上了中央电视台，自己不觉间也成了“永联小镇”的名人。“真是不敢想象，以前的这个时节，都是在地里热火朝天地割油菜，如今却可以扔下镰刀，轻轻松松地逛世博园了。”陆惠芬激动地说。

说起几天前参观世博园的经历，陆惠芬还是一脸兴奋。“基本上没有休息，能走多少路就走多少路，不能错过这个大开眼界的机会。”她说，“看到了未来的城市生活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对永联未来的幸福生活更加期待了”。

据了解，永联村此次组织万名村民职工游世博活动，总计投入达400多万元，全部由村集体“买单”。“随着村企的发展壮大，村民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陆惠芬说，“现在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但收入比以前种地时翻几番。”

永联村集体在永钢集团保留的25%的股权，成为了村民们的“摇钱树”：老人享有每人每月500元，其余每人每月150元的补助性收入；每人每年有1000元以上的文明家庭奖奖励收入；困难村民还有惠民基金等。除此之外，还有工资、养老保险、土地流转等。据永联村党委书记、永钢集团董事长吴栋材介绍，“通过对7个村民小组的抽样统计，2009年实际人均收入已超过23000元”。“现在的空余时间多，没事就在家里绣十字绣，晚上到广场跳健身舞，在村文化活动中心还能经常看到名人演出。”入驻公寓楼、成为居民后，陆惠芬与其他村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在永联，虽然生产、生活方式都在朝着现代的方向改变，但生态、休闲的农村特色始终没变。“农村的工业化不是农村的工厂化，而是农业的工业化。”吴栋材说。永联村里不仅还保留着传统的渔业捕捞队，同时，200亩鲜切花基地、2000亩粮食基地、4000亩苗木基

地、500亩农耕文化园的建设，更是成为了当地发展现代农业的典范。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小镇水乡、花园工厂、现代农庄、文明风尚”已经成为了新永联的新标签。

【关键词】集中居住

【实践样本】昆山市千灯镇

“把最好的地段给农民动迁小区，把最大的利益让给农民，用最好的资源服务农民”——

上万户农民集中居住精致小城

常言道，家有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对于昆山市千灯镇炎武社区锦景园60岁的金雪英来说，在环境优美、出脚方便、安全温馨的小区有两套房子，就是她的“梧桐树”，她的三个女儿两个出嫁、一个招赘，她把一套140平方米的大户给了上门女婿一家，自己和老伴住90多平方米，全家人其乐融融。金阿姨在社区医务室打扫卫生，每天工作两个小时每月可拿600多元，比较轻松，平时还做手工活赚点外快，日子过得舒心。

在炎武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朱为林看来，炎武社区就像一棵“栖了凤凰的梧桐树”，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参观队伍，仅去年就接待了208批次、规模近万人，今年以来已有近150批次前来。这个千灯规模最大的动迁农民集中居住区，已建成美景园、锦景园和良景园3个小区，5576套住宅，总建筑面积83万平方米，四期2728套住宅正在建设中。

按照“欢乐家园、亲情服务、和谐社区”的定位，炎武社区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强化服务管理，社区已建了6条商业街，农贸市场、小学、幼儿园、便民超市、阅览室等一应俱全，7300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为居民生活、休闲、娱乐提供了全方位星级服务。每天清晨黄昏，在社区大小广场上都活跃着居民打太极拳、跳健身操、扭秧歌、打门球的身影。

农民集中居住区是加快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作为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23个先导区之一，千灯镇城镇化率已达70%，目前已有7500多户农户通过“双置换”安置进入农民动迁小区居住，置换出建设用地7000多亩，其中22个村的4860户农户安置到了炎武社区。今后两年，该镇除3个古村落之外的1.18万农户将全部集中进社区居住，城镇化率将达90%以上。“我们把城镇最好的地段给农民动迁小区，把最大的利益给农民，把最好的资源服务农民，而且动迁小区规划建设水平要高于一般的商品房开发。”千灯镇党委书记王金兴认为，动迁农民集中居住区就是一片“梧桐林”，只有做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生活要素辐射、城镇文明传播、公共服务配套等各方面工作，让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环境不断改善优化，农民才愿意在此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目前，千灯87平方公里面积正按照现代工业园、现代农业园、商务物流园和镇域建成区的四大布局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今年，在加快动迁的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惠民力度，基本完成社区股份合作社股权量化给农民的工作”，王金兴的这一说法在金雪英那儿得到了印证。金雪英说，她和老伴、婆婆、女儿、女婿以及外孙，每个人都可以领取集体资产量化后带来的收益。

【关键词】股份合作社

【实践样本】吴中区木渎镇

村级合作社和镇级合作总社联手，统一进行项目引进、开发和管理，收益增加后将相应上浮农户的红利。同时，拆迁农户也可自愿投资入股镇级合作总社——

农民抱团资本运作“两头赚钱”

石学林是吴中区木渎镇天平村的一位“股东”，家里一共5口人。翻开两本鲜红的股权证，记者看到，去年，他在社区资产股份合作社获得4800元红利，在社区物业股份合作社投资10万元，获得1.2万元红利，共获得1.68万元分红。

今年年初，石学林领到第三本股权证。他原有的280平方米主房和180平方米辅房已全部完成拆迁，分到了小、中、大三个户型，总计270平方米的安置房，同时，将部分拆迁安置款入股镇里的惠民置业股份合作总社，每年还将“旱涝保收”2万元红利。“三本股权证估计今年能分到近4万元红利，空余的安置房还能收租金，”石学林说，像他这样的拆迁户在木渎比比皆是。

作为苏州城西的中心镇，木渎镇商贸业发达、人流量巨大，20多万外来人口在此居住，使当地形成了以农宅出租为主的规模庞大的“房东经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木渎镇面临着再发展空间受限的困扰，推进“三集中”、尤其是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势在必行。同时，在拆迁中如何保障农民的既得利益？拆迁后，怎样为农民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2009年，木渎镇组建了由拆迁户自愿入股的镇级惠民置业股份合作总社。根据相关规定，拆迁农户投资入股8万元，合作总社再另外配股，以户为单位获得合作总社股权，每户每年不低于2万元分红。截至目前，全镇动迁户入股总数为1350户，即合作总社农民入股1350股，入股金额为1.08亿元。累计分配红利2600多万元。

“镇级合作总社与村级合作社既是‘父子关系’，也是‘合作伙伴’。”木渎镇相关负责人陈小兴告诉记者，合作总社将整合全镇优质资源，联合村级合作社，统一进行项目引进、开发和管理，收益增加后将相应上浮农户的红利。目前，由镇合作总社与姑苏村合作分社共同合作开发的建材专业市场正在审批过程中。据悉，该项目位于宝带西路，总投资1.4亿元，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预计三年后投用，可获年租金总收入5000万元。

陈小兴说，惠民置业合作总社将争取在3到5年内，实施资本运作和跨区域、多元化发展策略，建造三产商业用房30万平方米，年稳定收入突破1亿元，股权型入股农户达到3900户（股），分红收益达7800万元，每股分红收益在2万元的基础上逐步提高。

【关键词】现代农业

【实践样本】常熟市海明现代农业发展公司

从标准化种植生产，到加工包装进超市，以“公司+基地+农户”的蔬菜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不仅提高了农业现代生产水平，还带动了周边农民的增收——

一个现代蔬菜企业带动1600多户农民

今年5月27日上午10时许，在常熟市海明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梅南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车间里包装着一盒盒的礼品蔬菜，并在蔬菜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上输入蔬菜条形码编号。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批蔬菜无论到哪里，都可以根据条形码编号查询到它的田间档案，告诉你蔬菜的生产地址、何时播种、何时移栽到地里等，每一个批次的蔬菜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农药、肥料等也可一目了然。

在车间旁的6只标准化钢架大棚内，再过10天左右，棚内这些樱桃小番茄将上市。公司技术员王卫良边查看边说：“这几天对樱桃小番茄的生长非常关键，根据每个大棚里的情况，要及时派工人绕藤，还要及时采摘早熟的小番茄„„”

常熟市海明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当初承租30亩耕地种蔬菜起家，经过12年的发展，“海明”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生产部、销售部、农产品专卖部、酒店餐饮部的一家大型超

市蔬菜企业。“现在我们拥有蔬菜生产面积3000多亩，防虫网设施面积1600亩，喷灌溉应用面积2000亩，钢架大棚设施近千亩。”公司总经理顾海明说：“近年来，公司先后与省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等多家农科院校合作，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企业发展。”

据顾海明介绍，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企业还积极带动当地农户实行规模化种植、基地化管理、标准化生产、组织化运作、超市化销售，在常熟尤其是在梅李镇逐步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的蔬菜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辐射带动周边1600多户农户，种植面积达到8000亩，2009年，海明公司实现销售6600多万元。

以“安全、绿色、营养、健康”为宗旨的海明公司，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组织生产，目前已有12个农产品获得有机食品认证，9个农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12个农产品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海明”牌蔬菜还先后获得“苏州市名牌产品”、“江苏省名牌农产品”，在首届中国农产品品牌大会上，“海明”牌蔬菜被评为“中国蔬菜类品牌十佳”。

常熟市海明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梅李镇高效设施农业（蔬菜）示范基地的一个缩影。梅李镇高效设施农业（蔬菜）示范基地，总投资1646万元，总实施面积6200亩，涉及珍北、新丰两个村43个村民小组；整个项目计划分三期实施。项目完成后将主要以种植高效经济作物蔬菜为主，并示范带动全镇2万多亩蔬菜的种植。梅李镇农副办主任鞠庆华告诉记者，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示范基地已新建泵站2只，完成道路硬化5000多平方米，新砌U形砼砌渠道9000多米；同时新增设了钢架大棚400多只，预计到今年6月底还可增加400只钢架大棚。

【关键词】社区服务中心

【实践样本】相城区灵峰村

这里曾经是偏僻边远的农村，到区里办事要跑个几十公里，如今社区服务中心成了“惠民快车道”——

村里1500多老人坐在家里领养老金

今年5月27日上午9时许，3位操四川口音的女性来到相城区北桥街道灵峰村的社区服务中心，要求办理婚育证明，为即将上学的孩子做好准备。按照规定，婚育证明应该由户口所在地出具，灵峰村作为她们的暂时居住地，无权办理；但如果不及时办理，孩子就不能在灵峰正常上学。服务中心的钱叶、谈艳青两位工作人员热情接待，向不了解政策的3位四川妇女详细解释，并指导和协助她们与家乡联系，通过现代通讯传输工具尽快办好了相关手续。3位四川妇女感慨地说，比在她们自己的家乡办事还要快和省心。

灵峰村是一个相城区与常熟市接壤的“边远村”，以前，村里的老百姓要批个项目办个社保手续，最近也得赶五六公里路到镇上，有的甚至要跑几十公里路赶到区里，如果碰到手续不全，冤枉路不知要跑多少趟。

2008年10月，村里建成社区服务中心，4名大学生村官、2名业务人员在服务大厅里一站式提供党员服务、民政服务、计生服务、纠纷调解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社区环境服务、企业服务、残疾人服务和便民服务，把城镇的服务功能延伸到了村里，送到村民家门口。村里的主要干部还在服务中心轮流值班，现场解决村民们的难事、急事。考虑到农村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社区服务中心还成立水电维修服务队，为村民们免费提供服务。

社区服务中心建成后，村民们办事方便多了。5830多人的灵峰村，享受养老金的村民有1500多人，以前，老人们虽然为每月能领取养老金而高兴，却也为每次领取要往返10多公里路程而心烦。社区服务中心为村民们提供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服务后，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个发展成果了。后来，灵峰村又对养老金发放进行改革，变村民到社区服务中

心领取为村民小组长把养老金送到村民家中。

灵峰村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陆惠英告诉记者，今年5月27日上午上班不足2小时，服务中心就为村民提供了6项服务，其中有计划生育的，有社区环境的，也有法律咨询的。正在服务中心值班的村主任钱荣根对记者说，社区服务中心架起了一座连心桥，在把温暖和方便送给村民的同时，从各个层面改善着党群、政群关系。

2.杭州市城乡调查报告 篇二

《兰州市城关区农村环境保护规划》立足于兰州具体环境情况, 受经济、政治等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兰州为大型内陆城市, 在地理上降水稀少, 黄土性地质构建, 生态环境脆弱, 而其作为甘肃省省会以及西北地区重要经济、政治中心的城市定位, 使得城市的规模化扩张需求与生态利益的矛盾日益明晰, 尤其为配合国家兰州新区战略建设, 如何在实现自然与社会生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为经济发展拓展更大空间是兰州环境规划的主要内容。

《兰州市城关区农村环境保护规划》是兰州市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进城关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 统筹城乡环境保护的宏观性规划纲要。主要以兰州市黄河谷地与生态环境脆弱的实际情况为考量, 进一步改善市区扩张过程中对城乡结合地带所造成的固体废弃物污染, 声噪污染等城镇化遗留问题, 在加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解决农村地区脏乱差的状况方面形成合力, 实现农村生境改善,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体系构建突破。

该规划将兰州市的城乡环境治理工作分为三个主要内容各有侧重的阶段进行, 规划时限为2011~2015年 (以2010年为规划基准) , 2016~2025年为规划红利与展望年限。监控范围涉及农业土壤、工业污染、禽畜养殖、饮用水等五项主要内容八项着力点, 涉及范围广, 监测力度大, 对兰州市整体城乡环境统筹治理与标准制定提供有效依据。

二、《兰州市城关区农村环境保护规划》预期环境红利与实际状况对比调查

《兰州市城关区农村环境保护规划》覆盖兰州城关区东岗、青白石等18个行政村, 以五年为治理周期, 城关区农村环境整体上有所改观, 水管道作为居民生活基础设施入户率达到百分之百;生活废弃物的定时清理制度得到确立, 城乡绿化带建设如火如荼;城郊与市区之间道路交通体系日渐形成, 公共交通、地下轨道交通等交通方式趋向于多元化, 很大程度上有效实现了城区人口分流。

但从实际调研状况而言, 兰州市的环境惠民工程中低质产品与无效设施占比仍旧较大, 许多规划造福民生的基础设施项目不但没有起到方便民生, 提升居民生存环境质量的目的, 反而因质量问题或线路规划缺陷引发更多潜在的次生污染。如东岗水管道水压不足问题突出, 出于饮用水定时供水与水质污染的考量, 地窖存水仍是当地水源主要供应方式, 由于兰州地区自然降水波动性大, 含沙量高, 易发生水质二次污染的隐患。

在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方面, 《兰州市城关区农村环境保护规划》指出“到2015年,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清运率分别达到90%。实行农村生活垃圾‘户分类、村收集、街转送、环卫集中运输和卫生处理’的运行机制, 彻底改变农村环境‘脏、乱、差’的面貌。”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 城关区在废弃物处理上的组织职能分工混乱未能与规划形成有效配套, 极大制约废弃物处理工作效率, 如东岗当地民众反映, 在生活废物处理上, 负责机构由原村委会转移至区环保部门, 但因区环保局辖区范围广, 工作任务重, 各行政村的废物处理滞后, 甚至引发土壤污染等次生灾害的现象突出。

在兰州市扩大环境治理基础设施覆盖范围的同时, 相关制度软件、行政执法等配套缺陷对规划实现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 集中表现为: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缺失, 社区污染物排放导致严重的交叉污染, 城郊地价低廉的相对优势, 吸引更多规模化生产企业入驻, 而对其的行政监管不力与配套制度缺失, 均使城乡结合地带环境生态进一步恶化。

针对《兰州市城关区农村环境保护规划》“到2015年, 全区现有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100%, 生活饮用水卫生合格率达到100%;现有农村畜禽粪便利用率达到100%, 生活污水的集中处理率达到70%以上;生活垃圾清运率达到90%以上;农村改水、改厕工作顺利推进,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0%;全区现有农村绿化覆盖率达到65%以上”的目标。经调查发现, 2015年规划执行完毕之年, 城关区农村的环境状况与目标要求仍有很大差距, 不仅自来水的便利性因供水时限和水质饱受质疑, 生活废弃物处理滞后等突出问题外, 因沼气设施不健全, 地区受高海拔因素影响温度不达标问题等实际情况的制约亦直接关系禽畜粪便的资源转化利用效率。同时, 由于南山路和相关配套居民区的建设, 下水管道开挖导致农村改厕任务无法如期完成。农村绿化65%的要求也显然脱离兰州半干旱地区的实际, 《2013年兰州市环境状况公报》指出“兰州市2013年绿化率为36.2%”可见, 农村地区在2015年绿化率实现65%难度偏大。兰州市规划与实际执行效果上存在脱节。

三、城关区城乡环境统筹发展及可持续道路构建方式

经过调研, 笔者认为:兰州的城乡环境统筹可以从“制度先行, 软硬协调, 科技辅助, 经济转型”四个方面进行, 形成规模效益, 营造良好的生态政策支撑环境, 释放积极引导的政策信息与社会红利。

(一) 制度先行, 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和谐统一的科学发展策略。以生态可持续为视角, 以地方立法为手段, 将治理环境问题规制在法律框架内, 科学合理地治理环境。规范企业成立时的排污设施标准, 将治理的每一步都纳入法治化进程。统筹优化现行行政组织机构, 避免在环境治理问题上的扯皮推诿, 既要实现多方力量的统一配合, 又要划分细致, 规范责任范围, 确立严格的污染角色责任制度和公示公开制度。

(二) 软硬协调, 重新分析, 合理规划城关区农村布局状况。在硬件上, 依居民点分布, 适当分配环保基础设施资源, 依照地区经济需求、人口密度等多方面因素对其的基础设施需求进行加权分析, 使设施最大限度满足当地居民需求, 亦不造成资源闲置与地区不合理差异。从软件而言, 一是提高企业准入门槛, 政府部门严格企业入市标准, 对企业废弃物排放能力进行先行评估。二是检查排污治理情况, 综合运用行政手段、刑事手段等对企业市场行为进行规制, 对于涉及社会公众利益, 覆盖面广, 影响恶劣的污染事件, 探讨新民事诉讼法框架下公益诉讼的新应用。

(三) 科技辅助, 加大科技投入, 用科技手段治理污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只有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改进治理措施才能减少成本, 谋求更好的发展。科学使用化肥, 兰州市城关区城市化进程速度较快, 农业收入不到所有经济收入的1%, 要根据实际情况落实规划内容, 因地制宜, 解决正面耕作过程中滥用化肥导致的作物侵害、土壤盐渍化、土壤板结问题。

(四) 发挥新兴技术对新能源建设的指导作用。合理分配沼气、生物能、太阳能在城乡能源利用结构中的占比, 推广太阳能及沼气池与养殖、种植、厕所相结合的四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 探索太阳能作为可再生清洁能源的新型利用方式, 兰州市为我国内陆高海拔城市, 太阳能资源优质丰富, 探索城市用电类型转型升级, 投入更多财政性资金健全太阳能能源转换与存储体系, 不仅有利于有效控制PM2.5等污染物, 提升兰州空气质量, 亦有利于节省相关电力配套设施占地以及对外资源依赖。生物能是以生物为载体将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的一种能量, 它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植物的光合作用, 其蕴藏量极大, 提供低硫燃料,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且生物资源来源丰富, 可以利用农作物残渣、柴薪、牲畜粪便等多种方式产生生物质能。

(五) 经济转型, 发挥各区域优势, 兼顾经济与生态的统筹发展。发展循环生态经济《兰州市城关区农村环境保护规划》指出“2012年, 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1.3亿元, 南北两山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1万元, 非农产值占农业总产值60%以上, 力争80%的行政村集体经济纯收入年均递增10%左右, 街道、村建有产业协会或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覆盖农户达到80%以上, 生态休闲观光旅游业收入年均递增20%以上。率先在全市建立城乡一体化, 及养老、医疗、失业等基本保险制度。”

(六) 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产业摆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优化稀缺资源在不同地形地貌, 经济条件, 政策倾向地域的分配。如青白石地区以优质苹果、桃、枣、杏而出名, 可以发展农林特色经济林建设, 形成经济林果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 并进行树种调整, 培育新品种,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而秦王川兰州新区可以凭借保税区航空港的政策, 设施优势, 发挥向白银、银川甚至内蒙古西部的辐射带动的地缘作用。

(七) 大力发展循环农业,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循环农业就是运用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多层次利用技术, 实现较少废弃物的生产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单向式资源利用向循环型转变, 改变传统农业“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程式线性增长模式, 以产业链延伸为主线, 推动单程式农业增长模式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循环的综合模式转变。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率, 最大限度减少污染排放。

四、结语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已经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 且在治理污染方面、建设生态农业方面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 但是仍有很多不足, 而且在未来发展中还会遇到更多阻碍, 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 政府要守住环境保护的底线, 严格按法律规定办事, 平衡代际间的资源需求, 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注重官民合作的同时还要重视科技所发挥的作用, 提高治污技术、提升效率, 利用科技实现经济与环保的双赢, 充分发挥科技的力量, 需要政府加大投入, 支持关于改善环境的新技术。政府还可以利用招商引资的方式, 解决当地治理环境资金不足的状况, 同时也给村民增加就业机会, 增加居民收入, 从而带动经济, 发展服务业, 将城关区农村的环境加以改善,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摘要：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提速, 城郊城乡结合地带日益受到在城镇扩张所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威胁。当前, 众多大中型城市以解决城市间功能集中, 生态破坏为着力点, 以地方立法为主要手段, 通过政策导向与行政配合, 合理统筹城市扩张导致的农村空间挤压, 固体废弃物等环境问题。本文以兰州市《兰州市城关区农村环境保护规划》 (2010) 为样本, 借该文件十五年治理规划到期为契机, 以田野调查的方式, 深入阐明兰州市城乡环境协同治理现状, 并提出富于科学性与结构性的环境治理对策框架, 为政府进一步治理环境问题提供助力。

关键词：地方立法,环境污染,环境治理规划

参考文献

[1]陈小龙.新农村建设中的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兰州市城关区为例[D].兰州大学, 2012

[2]赵莎莎, 陈小龙, 杨婷.城郊农民市民化对兰州市城关区农村环保规划编制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 2010

[3]王鹏波.农村环境保护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以兰州市农村地区为例[D].兰州大学, 2010

[4]王红娟, 陈兴鹏.兰州市城关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对策研究[J].甘肃科技, 2012

[5]张嘉泽.兰州城乡一体化战略规划及发展对策研究[D].兰州大学, 2010

3.杭州市城乡调查报告 篇三

[关键词]城乡统筹；科技西进

一、实施“科技西进”战略必要性

《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指出，“坚持城乡统筹发展”作为规划的基本原则之一。加强城乡统筹的核心是要坚持以新型城市化为主导，推进规划建设、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生态保护、公共服务、民生保障一体化，加快形成“市区-县城-中心镇-特色镇-中心村-特色村”梯次衔接、功能配套的网络化、组团化城镇体系，建设网络化大都市，加快形成城乡区域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而实施“科技西进”政策是贯彻落实这一战略决策的关键所在和重要抓手，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实施“科技西进”政策是我市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实施“科技西进”计划是我市西部五县（市）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选择。

二、提出“科技西进”的背景分析

（一）西部五县（市）存在的问题

1.生产经营形式传统粗放。西部五县（市）2011年GDP占全市GDP总量14%（富阳市5%、临安市4%、桐庐县3%、淳安县和建德市各为2%），西部五县（市）小城镇的产业发展，受到历史传承和区位条件的影响，逐渐发展形成了“轻、小、民、加”的经济结构特点，存在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生产力布局散、自主创新能力弱、环境污染相对大等问题。

2.科技创新能力欠缺。2011年五县（市）专利申请量总计7386件，占全市专利申请量的22%，不及西湖区7738件的数量。这说明，与杭州其他地区相比，五县（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品质不高，在全市范围内处于落后的地位，五县（市）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薄弱、产业链层次不高等问题较为明显。

3.缺少龙头企业。西部五县（市）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小企业，缺少带头的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是制造加工业的下游环节，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企业缺乏竞争力，难以形成上下游配套、优势互补、有效合作的分工体系，2011年，西部五县（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总量仅占全市总量21%。

4.配套设施滞后。西部县（市）公共配套不足的问题显现，科技创新、检验检测、环境保护、道路交通、市政建设、电力设施、金融服务、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均比较落后，往往是越靠近县（市）域中心优质资源越密集、越远离县（市）域中心优质资源越稀缺。

（二）西部五县（市）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与机遇

1.国内外市场变化的挑战和制约。一方面，全球经济结构加速调整，新的格局正在形成，国际上正在加快布局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环保、生命科学等领域发展，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另一方面，杭州市进入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阶段。近年来，杭州经济发展缺乏资源、缺乏政策扶持，在相同的国内外环境下，杭州经济的下滑幅度大于全省平均水平，大于上海、苏州等周边城市，节能减排、土地红线、产业布局等宏观环境和要素制约的压力不断加大，产业发展空间受限。

2.发展的战略机遇。一是使企业的创新需求更加旺盛。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高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的产品和技术更加受到青睐，使得企业创新的热情高涨，创新的内在动力增强。二是政府支持创新的政策更加宽松。在危机中，各级政府加大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前瞻性产业关键技术投入，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各项政策更加优惠。三是企业创新成本大大降低。各种原材料成本大幅加价，可利用更低成本获取创新资源和发展机会。四是创新资源加速向我国流动，使优秀企业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五是政府营造了良好科技企业发展环境，科技创新已成为创新型经济的核心。

三、落实杭州“科技西进”战略对策建议

（一）突出产业规划引领，强化项目带动作用。

提升市区县政府对“科技西进”政策的重要性认知，将改变杭州科技资源分布和积累现状提升到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性层面上来。要引导建立完善的数据收集、统计研究体系，以此为基础，研究制定进一步鼓励和促进西部五县（市）科技发展的政策举措，从而制定出详细的产业规划，在资金、土地、人才、项目等方面给予西部五县（市）企业以支持。

建设科技示范区，以点带面，起到辐射作用。重点支持县（市）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发展十大产业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节能减排和生态保护、发展现代农业等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项目。抓好国家级创新类试点与基地的建设和拓展，引导五县（市）开发区（工业功能区）升级为科技型、创新型园区。对西部科技创业进行指导和支持。引导和整合西部县（市）创办新的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和产业园。探索项目孵化地与企业承接地在一定时期内税收合理分成的机制，与主城区孵化器开展合作，承接主城区孵化器毕业企业。

（二）建立工作联动机制，确保服务保障有力。

机制方面，首先，强化组织领导沟通机制。成立杭州市“科技西进”战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多部门参加，统筹研究制定相关政策，组织协调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技术攻关和重点示范运用工程。第二，强化绩效考核机制。会同相关部门对五市县分管领导和部门开展科技进步和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把企业研发经费加计抵扣政策落实情况纳入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考核，促进科技政策有力落实。坚持考核结果的严肃性，奖惩一致，运用考核结果促进工作，提高绩效考核权威性。

主要确保以下服务保障：一是技术力量保障。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强高新科技攻关。二是科技金融保障。制度保障科技金融对西部五县（市）科技发展提供有效支持，使其能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促进西部五县（市）资源与要素的有效整合、推进西部科技企业发展壮大、推动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三是知识产权保障。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工作沿伸到西部县（市）。指导行业龙头企业建立专利数据库，引导企业开展专利战略研究工作。提高知识产权信息专业化服务水平，加强五县（市）产业和企业的专利预警工作。四是人才队伍保障。要围绕城乡区域头筹发展，组织实施战略性新兴急需人才培训工程，鼓励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面向西部县市，探索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加大创新型人才和高级实用型人才的培养。五是基础建设保障。按照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开发、高强度投入、高水平建设的要求，抓好电力、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公用配套设施建设，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强化企业自身能力，加强自身素质。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切实增强自主创新意识。企业作为自主創新的主题，其观念创新是先导。一大批民营企业的成功经验表明，没有企业家的创新意识，企业就不可能通过创新树立竞争优势。二要不断加大科技投入，达到销售收入的一定比重，是企业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国际上衡量创新型企业的主要标准。三要高度重视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引进。把握国际人才加速流动并向中国聚集的良好机遇，大力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为下一轮发展积蓄力量。四要着力做大做强研发机构。企业研发机构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主要载体；是聚集各类创新资源的主要平台。五要继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有效途径，可以充分发挥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各自优势，实现资源互补，缩短创新周期，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成功率，共享发展。六要注重在开放合作中推经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是企业自主创新的一条捷径。七要创新企业体制机制。调动全体员工创新创业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员工工作热情留住人才。

4.杭州市城乡调查报告 篇四

简讯

近日，为深入学习和贯彻《杭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精神，更好地开展我县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副局长、总规划师曾斌组织规划科、法制科、行政许可科以及城乡处全体工作人员在局二楼会议室召开《条例》专题学习会。他就我县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实际，对《条例》内容逐条进行认真详细的解读与分析，并要求各相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并深刻领会《条例》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好规划管理职责，切实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

规 划 科

5.广州市城乡居民大病医保政策实施 篇五

昨天，广州市医保局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行现场咨询，市医保局副局长何继明透露，大病保险正在引入商业保险机制，按相关程序进行招标。以大病医疗保险为标志，广州参保人员的医疗优惠将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到1月1日，广州市居民医保与新农合合并，并将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届时，大病医保待遇将覆盖广州市全体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对于已参加年新农合的参合人员，在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实施前，也即2014年9-12月期间，则继续按新农合现规定享受大病保障待遇。

足额缴纳居民基本医保即可

大病保险费从广州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中划拨，参保人员无需另行缴纳费用。城乡居民参保人只要足额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即可在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基础上享受大病保险待遇。

需要提醒的是，参加2014年城镇居民医保过渡期的参保人，需按规定缴纳城乡居民医保费后，方能在享受2014年过渡期(9月～12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基础上享受大病保险待遇。

另外，按医保政策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或参保人依法缴纳的医保费一经缴纳，不予退还。为此，市医保局也提醒，对于个人特殊原因，须提前对个人已参加的(城乡)居民医保进行停保处理，避免系统进行续保处理，并按医保费扣款协议进行按期扣费。

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12万元

据市医保局介绍，在一个城乡居民医保年度内，参保人员因病住院或进行门特治疗发生的基本医疗费用纳入大病保险待遇范围。参保人员住院或进行门特治疗发生的基本医疗费用中，属于城乡居民医保统筹基金全年最高支付限额以下所对应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全年累计超过1.8万元以上部分，由大病医保金支付50%;对于超过最高支付限额的，则超出部分所对应的基本医疗费用部分，由大病保险金支付70%。

对于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市医保局介绍，在一个城乡居民医保年度内，大病医保年度累计支付最高限额为12万元。

连续参保缴费激励机制是大病医保政策的一大特色。据何继明介绍，参保人连续参保缴费两年以上、不满5年的，最高支付限额另行增加3万元，即15万元;连续参保缴费满5年的，最高支付限额另行增加6万元，即18万元。

大病医保

激励连续参保，缴费满5年最高支付限额可达18万元

↑

零星医疗费报销方式

↑

系统故障或异地就医

↑

无需另办报销手续

↑

持医保卡即时结算

↑

本地就医

广州市城乡居民

如何“一站式”?报销有流程

针对城乡居民普遍关注的大病医保如何报销问题，市医保局介绍，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手续一样，大病医保也是在本市社会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实行即时结算，参保人只需持本人的医保(社保)卡就医，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就能享受到大病医保“一站式”报销，无需另行办理其他报销手续。但需要说明的是，因异地就医、信息系统故障等原因导致无法即时报销的，则需通过零星医疗费报销方式申报大病医保待遇。

属于社会医疗救助范围的本市参保人员，在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和大病保险待遇后，仍可申请社会医疗救助。具体办法及办理流程则需咨询市民政或残联部门。

6.杭州市城乡调查报告 篇六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实施意见》（豫政〔2011〕58 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基本原则是“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一是从城乡居民的实际情况出发，低水平起步，筹资标准和待遇标准要与经济发展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二是个人（家庭）和政府合理分担责任，权利与义务相对应；三是政府主导和居民自愿相结合，引导城乡居民普遍参保；四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属地管理。

第三条 建立个人缴费、政府补贴、集体补助和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相结合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保障城乡居民老年基本生活。

第二章 参保范围

第四条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和不符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

央财政和市财政按确定的标准给予补助。

省、省辖市两级财政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省财政每人每年补贴20元，省辖市财政每人每年补贴10元。对选择600元、700元800元缴费档次的参保居民市财政每人每年补贴10元；1000元缴费档次的参保居民市财政每对选择900元、人每年补贴20元。

市财政为重度残疾人代缴100元养老保险费。对参保缴费的烈士遗属和45至59周岁领证的独生子女父母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父母，每人每年补贴30元。

各级财政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不能抵销个人缴费。第九条 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

第四章 建立个人账户

第十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为每个参保人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提供的资助，各级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完全积累，一步做实到位。

第十一条 个人账户储存额参考中国人民银行每年公布的

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养老待遇的，不用缴费，在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后，由市经办机构核定待遇领取资格，于次月起每月按标准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农村居民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

距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应按年缴费，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15年，补缴应按补缴当年的缴费标准，补缴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距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

要引导城乡中青年居民积极参保、长期缴费，长缴多得。

第七章 待遇调整

第十五条 市政府按照省统一安排和规定程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

第八章 基金管理

第十六条 市经办机构要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和出纳，持证上岗。按照国家和省关于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加强基金管理。

第十七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按有关规定实现保值增值。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要分账管理，方便参保人持卡缴费、领取待遇和查询本人参保信息。

第二十三条 乡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务所实行县级垂直管理，按照每万名参保人员配备1名专职工作人员的比例配足工作人员，按规定标准配备固定办公场所、必要信息化设备和其它设施。

第二十四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不得从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中开支。建立与服务人群和业务量挂钩的经费保障机制，运用现代管理方式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第十一章 相关制度衔接

第二十五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农村五保供养、社会优抚等政策制度的配套衔接工作，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章 加强组织领导

第二十六条 市政府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试点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实施，督促检查政策的落实情况，协调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实施。

主题词：劳动 保险 办法 通知

汝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7.杭州市城乡调查报告 篇七

1. 忻州市简介

忻州市, 位于山西省中北部, 北起偏关沿内长城、恒山与内蒙古自治区、大同市、朔州市分界, 南至石岭关与太原市、阳泉市接壤, 东以太行山与河北省毗邻, 西隔黄河与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相望。现瞎忻府区、原平市、定襄县、五台县、代县、繁峙县、静乐县、宁武县、神池县、五寨县、岢岚县、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等14个县市区。其中有6个街道办事处, 59个镇, 126个乡, 4893个村民委员会。总面积为25157.6平方千米, 总人口为306.98万人。

2. 忻州市城乡差异现状

由于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强和步伐偏慢等原因, 忻州市经济发展步伐明显滞后山西。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水平看, 忻州市主要经济指标在山西省11个地市中均比较滞后。2010年, 地区生产总值437.4亿元、工业总产值176.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418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8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446元均居全省11个地市的最后一位, 地方财政收入居全省11个地市倒数第二位。表1表明, 忻州市市的城市化水平不仅远低于山西省, 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由此说明忻州市的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和恩格尔系数差异虽然超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 但与山西省乃至全国相比, 还在低位线上。据世界银行对36个国家的分析, 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1, 极少超过2∶1。联合国粮农组织对恩格尔系数分级标准:60%以上为绝对贫困, 50%~60%为温饱, 40%~49%为小康, 30%~39%为富裕, 30%为最富裕。

注:数据来自《山西统计年鉴2011》部分数据来自互联网

二忻州市城乡一体化衡量指标体系与测算分析

1. 衡量指标

采用城市化水平、二元对比系数、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对比系数、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系数五个指标来衡量韶关市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具体如下:

第一, 城市化水平U=城镇人口数/总人口数;

第二, 城乡居民收入对比系数I=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三, 设G为总产值, L为劳动力总数, G1为农业部门产值, G2为非农业部门产值, L1为农业部门劳动力数, L2为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数。B1为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 B2为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G1+G2=G, L1+L2=L。则二元对比系数R的数学计算公式:

第四,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系数

E=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2. 分析方法与测算结果

通过对2010年数据进行整理, 得到韶关市城市化水平、人均GDP、二元对比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城乡居民恩格尔差异系数五个具体指标结果。

注:人均GDP划分依据为2011年4月IMF公布的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人均GDP最新数据。汇率按照1美元兑6.8元人民币计算的。

3. 基于指标的韶关市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分析

结合表2可以看出, 忻州市城市化水平、人均GDP、二元对比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城乡居民恩格尔差异系数等各项指标均落后, 表明忻州市市城乡一体化程度仍处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前期。

三促进忻州市城乡一体化措施

1.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 建立多元融资渠道

政府建立财政对农村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确保每年财政支农资金增量高于上年、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高于上年、其中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高于上年。加快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 多方筹集建设资金, 努力解决城乡一体化的资金瓶颈问题。

2. 促进户籍改革

放宽户口迁移落户政策, 最大限度地降低户口迁移条件, 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城落户的指标限制, 取消申报、迁移户口的各种不合理的前置限制条件, 积极探索城镇人口迁移农村落户的管理办法, 统一按公民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 以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户口准迁基本条件。

3.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虽然忻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99%, 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等与城镇相比严重偏低。因此必须扩大养老保险与最低保障的覆盖面, 完善农村救助制度,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强化地方政府职责, 足额落实资金, 合理掌握标准, 切实做到应保尽保。解决好农村居民最低保障对象、五保供养对象、在乡重点优抚对象困难问题, 提高他们的补助标准。全面落实农村五保供养政策, 确保供养水平达到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同时要大力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加大农村社会福利设施建设。

4. 深化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按照建立适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需求的新型管理体制的要求, 着力推进市区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区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 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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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萍.城乡一体化视角中贵州农村劳动力素质研究[J].贵州农业科学, 20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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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国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状况调查 篇八

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推进，各种社会风险也在大量增加，这些风险在很多情况下超出了个人和家庭的抵御能力，需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外部支持和帮助。这种来自外部的支持和帮助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国家和政府提供的各种制度化保障，二是市场提供的多样化的有偿服务，三是有别于国家保障和市场服务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来源于家庭支持、亲友支持、个人交往关系支持、社会互助支持、社区支持、社会组织支持等等，它对于建设有效的扶危解困的社会支持网，对于帮助个人和家庭规避社会风险，都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支持的重要性在社会转型期尤为突出。一方面市场转型中，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制度化组织化支持弱化，新生的制度化组织化支持体系还需要时间发育成熟；另一方面现代化转型使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人们在熟人社会中结成的以血缘、地缘为依托的社会支持网络可能变得非常脆弱，为了适应巨大社会变迁的新情况，需要重新构筑社会支持网。因此，了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城乡居民获得的各种支持来源的现状，分析其发展变动的趋势，探索构筑新型社会支持网的途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

一、社会支持的状况与特点

（一）组织化支持从“单位”转向“社区”

在计划经济时期，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公社等“单位组织”，是组织化支持的主要力量，也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领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随着社会流动的大量增加，发生了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

根据调查结果，当询问被访者在过去一年间，曾接受过哪些组织机构的帮助时，在全部组织化支持中，由工作单位（包括自己和亲属所在单位）提供的支持只占6.3%，而社区（村委会、居委会）提供的支持占全部组织化支持的2/5强。人们从计划经济下有问题找单位，转变为市场经济中有问题找社区。工作单位已经不再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一揽子包办者，原来单位提供的生活服务和员工福利，转由社会化的组织和制度提供。从“单位办社会”向“社区服务社会”的这种转变，使社区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组织化支持资源的提供者。

当然，不同单位工作的人员，所获得的组织化支持的来源情况也有很大差异。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改革开放后新生的从业类别，如农村家庭经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从业人员更多地从社区获得支持（社区支持所占比例基本都在40%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传统意义上正式工作“单位”中，如国有和集体企业、国有和集体事业单位等，员工仍然是得到“单位”的支持多于得到“社区”的支持。党政机关较为特殊，他们依靠社区支持的比例在各类工作部门中是最低的，但同时也不存在对单位的依赖，可能的解释是，公务员制度的实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化保障，形成了有别于过去“单位支持”和现在“社区支持”的国家保障制度的支持。

总体来看，“单位”在整个社会的组织化支持中已不再扮演主角，以社区支持为主的多样化、社会化的支持越来越发挥主导的作用。那些在非国有单位中就业的样本，他们的组织化支持主要来自社区，工作单位对他们的支持作用很少。传统“单位制”意义上的工作单位——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经过多年改革，单位在员工的组织化支持中占有份额平均在22%左右。对这些机构的从业人员来讲，“单位制”弱化的部分支持，正在由社区、地方政府、党群组织、社会团体和市场化机构分担。不过社区支持在这些员工的组织化支持中所占份额还不足20%，低于工作单位的支持作用。可以说，虽然单位制整体上逐步被削弱，但单位内部的员工，仍然保持其对单位的依赖，从单位获得工作和生活中的帮助。

（二）低收入群体获得的个体化和组织化支持最多

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家庭人均收入与组织化支持的数量呈负相关关系。家庭收入越低，获得组织化支持的数量就越高（Pearson r=-0.057**）。通过把家庭人均收入五等分组，比较各组之间的组织化支持数量，结果显示收入与组织化支持呈负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人均收入最低的20%人群，他们得到的组织化支持数量显著多于其他收入组。除了最低家庭人均收入组之外，其他四个收入组相互之间在组织化支持数量上差别不大。收入分组资料显示，组织化支持的对象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另外，家庭人均收入分组与个体化支持数量之间也表现出负相关关系。最低收入的20%样本，得到的个体化支持数量显著多于其他四个收入组。除了最低收入组之外，其他四个收入组之间在个体化支持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这样我们看到个体化和组织化的支持资源，均偏重于最低收入的20%人群。

（三）经济类支持依然是最主要的支持类型

除了比较支持的数量，我们还比较支持类型的差异。个体得到的支持可以是多方面的，有财物上的资助，精神上的安慰，或者生活各类事务等的帮助。我们的分析中概括分为经济、精神、重要事务、一般事务等五类支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类支持依然是最主要的支持类型。根据收入五等分组，除最高收入组之外，其他各收入组在获得的经济、精神和重要事务三类主要支持类型中，经济类是最主要的支持，但各收入组获得经济类支持的多少，从最低收入组到最高收入组依次递减，表现出明显差异，最低收入组获得的经济类支持的最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获得精神类支持的多少，则出现总体上是从最高收入组到最低收入组依次递减的趋势。这反映社会支持，面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满足的是不同的需求层次。

（四）城乡居民支持网存在明显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在城乡居民之间，无论是在个体支持方面还是在组织支持方面，支持网的特点都有明显差异。在差异中我们既看到回归传统的成分，家庭亲属关系的密切交往、相互扶持；也看到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个体支持网的规模缩小，能够提供支持的亲属范围也在缩小，非亲属支持比例增加的趋势。

在个体支持网方面，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拥有更大的个人支持网，并更多地依赖亲属关系。不过二者的个体支持网都是主要由亲属关系构成，亲属关系的比例分别为77.8%和72.6%。另外，农村居民个体支持网中的亲属关系是扩展型的，支持来自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媳婿等各种亲属关系，因为农村的血缘、姻缘、地缘关系往往固定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村民可以维系的亲属交往关系更加广泛。而城镇居民个体支持网中的亲属关系，则集中在核心家庭内部（如配偶关系、亲子关系）。而且，比较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越是城市化较高的地区，居民的个体支持网络就越是集中在核心小家庭内部。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往往伴随着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核心化，核心化的小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独立于扩展的亲属关系，亲属的支持也慢慢退入小家庭内部，这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组织支持网方面，生活在原来计划经济中心的城市居民更多依靠单位和党群组织，组织支持的社会化、市场化水平不高。首先看一下城乡组织支持网的相似之处，一个是支持数量没有显著差异，再一个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首要的组织支持都是来自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分别占城、乡组织化支持资源的41.7%和43.3%，排在第二位的也都是地方政府部门，分别占城、乡组织化支持资源的22.4%和30.4%。但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城乡之间组织支持的差异表现在，城市居民较之农村居民更多地依赖党群组织和工作单位，而农村居民较之城镇居民则更多地依赖市场化机构和社会团体等。

与城市相比，农村缺少工作单位这条组织化支持的渠道，党群组织也不如城市那样发达。数据显示工作单位和党群组织在乡村的组织化支持中，仅占1.8%和6.7%；而城市中工作单位和党群组织的作用远高于乡村，分别提供10.2%和15.0%的组织化支持。乡村在支持来源的市场化上，以银行（信用社）为主的市场化机构，提供了8.5%的组织化支持，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在乡村，以专业协会、行会为主的民间社会团体，提供社会化支持的比例也略高于城市。可以说市场化转型中，原有计划经济较薄弱的乡村先行一步，组织支持来源的社会化、市场化水平均高于城市；城市居民在社会化、市场化的服务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求原有单位和党群组织的支持。

在城乡支持网络的比较，显示出从传统到现代，从计划到市场，这两种社会变迁过程，作用于转型中人们生活的细微之处。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人们并没有丢掉其来源的亲属关系，虽然远亲属之间的交往不可避免的减少了，但还维系着近亲属之间的支持互助；虽然现代城市生活让人们有更多的亲属之外的交往机会，但能够提供支持的人却仍然集中在家庭亲属关系中。市场转型中，新生的社会化、市场化支持不会在一朝一夕间长成，对普通居民来说，需要学习并适应新旧体制的转轨中，建构支持网络、规避风险之路。

二、社会支持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支持的覆盖面还有待提高

根据调查结果，在过去一年间接受过组织化支持的居民只占样本的6.2%，而且其中绝大部分（92.5%）仅得到1个组织的帮助，极少有被访者能得到多个组织的支持，“单位”保障的功能逐渐弱化，“单位”在各类组织化支持中所占比例不足7%，而且相当一部分人未能加入正式保障程度。另外，组织化支持多数集中在粮食直补、困难补助、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一类的经济支持，经济支持以外的其他支持较少。此次调查中不包括70岁以上的老年人，如果考虑这一部分群体的对生活照料的需求，那么包括生活服务在内的支持的缺口就更显著。

（二）组织化支持依然主要依靠地方政府

随着单位制的弱化，居民以往从工作单位可以得到的支持，转为向社会组织和市场机构寻求。但目前社会化、市场化的机构还有待培育，调查数据显示，社会团体和慈善组织仅占全部组织化支持的5%，市场化的机构也只占6.3%。虽然2008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的数字显示，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社会组织有了长足发展，其中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的数量增长很快。但在社会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还极有限。组织化支持需要的资源，依然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配置，这使得城乡居民在获得组织化支持方面，对地方政府抱有过高的期待。

（三）社会支持网过多地依赖私人关系

根据调查结果，过去一年接受过其他个体较大帮助的被访者占样本总量的38.5%，远远超过组织化支持的覆盖面，转型期的人们更多依靠私人关系获得支持。在得到过个体化支持的被访者中间，仅得1个人支持的有占40.2%，得到过2个人及以上个体支持的被访者接近60%。调查发现，个人支持网是由亲属主导的、频繁联系的人组成的小规模的紧密网络，其中绝大多数（93%的支持者）是被访者最为熟悉的人。但维系一个熟人的关系网络，成本也在不断增加。调查显示，家庭用于人情往来的消费与个体化支持的数量之间有显著正相关。被访者获得个体化支持的数量越多，则家庭用于人情往来的消费也较高（Pearson r=0.038**）。人情支出大已经成为居民生活中的负担，特别是在农村，人情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甚高。我们进一步分析人情支出费用与“人情支出大”压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人们用于人情的开销占家庭总支出比例越大，造成人情支出的压力也越大（Pearson r=0.265**）。

以城乡居民的个体化支持为例，略作说明。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维系的个体支持网规模大，人情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高，进而导致“人情支出大”的压力水平比城市高。本来个体支持网具备灵活性高、成本低的特征，能够发挥贴近需求、支持及时的积极作用。然而对个体支持网的过度依赖，反而造成了社会支持的家庭成本过高。

（四）低收入家庭仍面对较大的生活压力

社会支持网的薄弱，使低收入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依然不足，而且家庭的制度化保障水平也较低。按照收入五等份分组，最低收入组感受到“收入低、生活困难”的压力远高于其他四个组。同样涉及“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医疗支出大”、“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赡养老人负担过重”、“家庭成员有矛盾，烦心得很”这五类压力，也都是最低收入组的压力感最重。不仅如此，最低收入组还比高、中收入的前三组感受到更大的“人情支出负担”。

相比其他四个收入组，最低收入组具有以下特征：平均年龄在五个收入分组中是最高的，大多是已婚在职人员，教育程度是五组中最低的（90%初中以下，60%小学以下），大多是农业劳动者（81%）和产业工人（6.6%），工作单位偏向非正规的就业部门（85%农村家庭经营，12%私营、个体、三资），多领取各类补贴（65%），来自高负债家庭（57%）。这一收入组内的居民，最多享有的社会保障类型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他各类保障都不超过5%。

三、建设社会支持网的相关建议

（一）大力加强社区建设

目前基层社区组织在正式支持资源的配置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目前社区自治组织处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被动工作状态，还没有形成社区工作所需要的庞大的“专业化”组织队伍，而且全国村（居）民委员会的数量，以及村（居）委会的成员人数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社区建设应以社会化服务网络中心为载体，依托社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从简单的发放救助的“助人”工作，发展到整合支持资源，帮助居民构筑社会支持网络的“助人自助”工作。单纯依靠社区现有资源，要承担从单位剥离和政府转移的社会服务职能，资金不足和专业人员短缺是普遍的问题。这需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条件，加大政府投入，动员社区内外的单位、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群体等各项资源，发展社区服务网络，使社区从福利资源的“中转站”变为整合资源服务居民的“中心”。

（二）积极推进社会工作，培育社会服务专业化组织

社会工作是创新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一种重要载体和实施手段，在社会管理领域大力推进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这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现代社会管理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社会工作在扶贫济困、帮弱助难、提供各种社会支持等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培养一支庞大的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育社会工作专业化组织，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拓展社会工作专业组织、培训机构与基层社区合作的多种途径，充分利用现有社区服务设施和资源，构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社会支持网。要在税收、专业技术资格认定、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给予发展社会工作大力支持。

（三）继续发挥工作单位的支持作用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工作单位在组织化支持上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需要看到，单位支持在目前的转型过渡时期，依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工作单位提供的支持，相比地方政府等的其他支持，同时涵盖经济、精神、重大事务等多项支持的比例最高。原因是单位接触员工的工作生活各方面信息的机会多，能够及时全面地了解员工个体遇到的困难和需要的帮助。而社会团体、政府部门对个别居民的了解难以深入，提供的支持往往是单一类型的。目前来看，新生的制度化组织化保障体系还未成熟，贴近居民生活的社区服务网络还需进一步建设。所以说，在社会转型时期，依然要注重发挥工作单位的社会支持作用。

（四）建设广泛覆盖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虽然社会支持对个体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减压阀”和“缓冲器”，但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讲，规避生活风险更重要的是依赖制度化的保障和服务体系。只有建立健全广泛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和完善医疗卫生、就业、养老等的公共服务体系，才能建成比较完备的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和生活会支持体系，这是社会安全网三个重要支柱，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可以提高整个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从而保障团结互助、互信繁荣的和谐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