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个人述职报告

年个人述职报告（精选8篇）

1.年个人述职报告 篇一

××年企业个人述职报告

××年企业个人述职报告2007-02-09 07:40:0

5一年来，在区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与支持下，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专业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机电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全区机电设备的管理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在落实霍矿提出的“管理规范化、作业标准化、生产秩序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为我区多条机械化作业线施工的有序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我区全年安全与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下面分几个方面，将一年来的思想、工作情况做一简要的总结，不妥之处请领导批评指正：

一、思想方面

为使自己的思想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对管理工作的要求，一年来自己积极参加区矿组织的各类政治学习活动，努力钻研本专业的安全与技术业务，深切领会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针对上级领导提出的各项意见和要求认真查找自己的不足，使自己的思想和区矿党组织工作的指导方向保持一致，把实践“三个代表”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的思想。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努力维护全体职工的利益，工作中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党员。为更好地搞好全区的机电工作，日常工作中自己能够认真听取职工所反映的各类意见、建议和要求，团结周围的同志，大力抓好我区的安全生产工作。为充分抓好机械化作业线在安全生产中的优势，在自己的思想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把积极抓好职工的安全思想教育，也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促进全队职工努力学习政治、学习技术活动的开展。一年来有两名职工成为中共党员，又有两名青年职工成为党组织的预备党员，从而激励了职工的上进心，使全队职工形成了一个人人求上进，技术比争先的良好氛围。一年来，自己总是利用好班前会，在布置工作任务的同时，结合以往的机电事故，有针对性的对职工进行安全思想教育，让职工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做到相互保安与自主保安，较好的保证了全区安全生产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工作方面

随着现代企业政策的不断深入，企业对每个员工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高，同时对每个管理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己作为一名机电管理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大机械化生产的要求。一年来自己总是坚持深入现场一线，并做到与职工同上同下，坚持走动式管理，在现场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例如：清扫斜巷排水系统，初期使用的是×水泵两台，即一台备用一台运转，排水系统一直很

好。但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发现用一台×水泵排水排不开，用两台同时排也不行。经过现场对系统进行分析，最后发现两台水泵均无问题，是排水管路系统使用的铁管内壁的水垢太多，使管径变小。因此当即组织从井上下铁管。仅用时四天时间就将排水管路进行了更换，彻底解决了清扫斜巷排水问题。通过这项工程自己感到作为管理人员，一是要对所管的机电设施设备心中底数要清，对看准的问题要当机立断，才能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为了不断提高机电职工的整体素质，一年来自己始终把职工的思想教育及安全教育放在首位，根据职工队伍中老职工少青年职工多的特点，采取不同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具体形式有师徒结对子，一帮一，一对红，同时利用奖金的激励作用，对能带出徒弟的老工人及一心钻研技术且水平提高较快的青年职工进行奖励，从而激发了人人学技术的热情。此外还合理安排人力，抽出人

员积极参加局矿组织的安全技术培训，目前已有的青工可以单独盯岗作业，为我区机械化作业线的正常运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煤矿安全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对机电工作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以来，根据集团公司提出的所有工作面通风必须实现双风机双电源，以保证工作面不间断供风的要求，我们积极组织人力准备各种材料及相关设备，协同矿有关单位建立配电点等，并保质保量的对水平的四个工作面的通风系统进行了改造，使“一通三防”工作有了更好的保证。今年月份矿提出了各工作面的水幕必须实现喷浆时自动喷雾，接到此任务后，我们根据矿提供的元件首先对东大巷的水幕进行了改造，虽然效果很好，但电磁阀取用的电源需一台照明综保开关单独供电，为日后不断移动的喷浆系统带来了不少麻烦，最后我提议使用伏电磁阀，其工作电源取用开关，并使用一个电磁阀集中控制三道水幕。这

样即减少了设备投入，又为日后的倒水幕、倒喷浆机减轻了负担，其效果比较另人满意。

矿井文明生产及标准化工作是实现安全生产的基础，今年以来根据霍矿提出的“管理规范化，作业标准化，生产秩序化”，我们组织了高标准的机电整体标准化工作会战。在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首先从后路的管线吊挂入手，对后路的风水管及电缆重新按平线打眼，吊挂电缆钩，安装管路托撅并油管路，然后对管路进行细调，达到了规范化要求。同时，我们对后路及各工作面的各种备件及材料的存放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到了开关上架、配件分类码放，使每个工作面的设备及设施整洁有序，做到了物见本色。矿组织各单位在东大巷召开了文明生产达标现场会。机电部门的有关领导对我区的机电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目前我区有三条全机械化作业线，因此机械设备运行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全区安全和生产任务的完成，而电机车作

为其中的重要的运输工具其作用更不能忽视。为了保证电机车的正常运行，各种安全装置必须齐全有效，首先我们支领材料自己制作司机棚，对我区九台机车的司机棚进行了更换，然后恢复修理了机车的制动装置及撒砂装置，最后解决了车头照明灯普遍偏暗的问题。目前，机车的照明灯亮度基本上达到了出厂时的标准，解决了多年来蓄电池机车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从而也保证了安全运输工作。

三、缺点和不足

一年来自己在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感到离领导和生产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具体表现在：一是思想上有时跟不上形势的要求，观念老旧，锐意进取的思想差。今后必须加强政治学习，以适应企业深化改革的需要。二是在管理工作上力度不够，执行制度不够坚决，工作中有拖拉现象，主动性差，这是在今后工作中必须加以克服的。三是自身的技术素质有待于提高。

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不断投入，原来的技术水平是满足不了现代化生产要求的，要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四是工作中易犯急躁情绪，有时不能妥善处理好设备保养和生产的关系。

工作成绩和不足都已成为过去，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自己要不断地学习，发扬成绩，改进不足，争取更大的进步。

2.年个人述职报告 篇二

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干部监督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制度。昆明公交集团是市属企业,8位高管属于市管干部,历年来,8位高管均由本人亲笔填写《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报送昆明市委组织部。

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加强党内监督、强化领导干部和各级管理人员廉洁自律的有效措施,集团公司党委要求每位中层管理人员应认真对待,如实填写。

3.一个人的16年“夺宝”之路 篇三

这是一件青铜礼器——(lei)。高44厘米、重9公斤，造型庄重。铜器“肩部双牛首套环，六组涡文装饰，腹下一牛首耳，口沿内壁有铭文，口底牛首处存放多处泥锈，口、牛首套环，足边稍缺，腹中部一破洞经修复……”

在湖南省博物馆“青铜陈列区”里，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件铜器“宝物”。据专家考证，这件青铜是西周时期一个奴隶主贵族祭祀用的礼器，在青铜器中属“重器”，距今已经3000多年的历史，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从益阳市博物馆借调而来的“国宝”，在长达16年的时间内，一直处于“所有权归属难定”的漩涡之中，而且这个争议或许还将持续一段甚至更长的时间。

那么，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奇妙的“旅程”

现年62岁、祖籍湖南益阳的余临昌，是天津市科委的退休干部，自称对这件“国宝”青铜拥有所有权。

按照余临昌向本刊记者的描述，青铜从被挖出到被冷落；从辗转存放多人家中，到被小偷偷后“捐赠”给国家；从失窃后发现其真正价值，再到被卷入“夺宝”诉讼争议，其间犹如一个奇妙的“旅程”。

话说解放前的某一天，家住湖南省宁乡县毛公桥乡游草塘村的姜寄君闲来无事，提着镐头到屋后刨竹笋。在刨一根又尖又大的竹笋时，突然有个硬物崩了镐头一下。姜寄君感觉十分诧异，急忙拨开泥土，发现埋着的是一个满身都是铜锈的坛子。

将坛子刨出后，姜寄君掏空了里面的泥土，将其抱回了家中。当时，姜寄君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坛子就是给后人带来诉讼麻烦的“国宝”青铜。在此后的很多年里，这个坛子一直被姜寄君用来盛木炭。

1981年，与姜寄君的小女儿姜秋云结婚的余临昌，携妻儿一起回到故乡湖南，拜见了岳父姜寄君，并多次打听当时妻子称“可以买下半个长沙”的坛子的下落。在余临昌临回北京的头一天晚上，姜寄君挖出了深埋了几十年的坛子，送给了小女儿姜秋云。

在回北京之前，余临昌将坛子暂存在了湖南宁乡的一个表妹家。1982年，余临昌去美国留学，此后坛子一直在其表妹家存放。两年后表妹也要去美国，余临昌便让在益阳市泉交河镇的姐姐把坛子搬回存放。

1986年，余临昌回国，本来想把坛子带在自己身边，但因在天津工作，住的是办公室，没有存放条件，还是决定把坛子继续暂存在姐姐家中。直到1990年余临昌看到在益阳市博物馆展览的“国宝”青铜时，才确认原来坛子早在一年前已经丢失。

余临昌百思不得其解，存放于余临昌姐姐家的青铜，怎么会跑到益阳市博物馆里了呢？余临昌当时与博物馆进行了交涉，但博物馆称青铜是从民间征集而来。

交涉未果，余临昌等人向公安局报了案。经警方突审，益阳市西流湾十组一个叫胡建云的未成年人，很快就交代了盗窃青铜的事实。胡建云与余临昌姐姐的小儿子关系很要好，曾来家中住过几次。而青铜正是存放在王治文小儿子住的房中。

1989年2月，胡建云在益阳市街头游玩时，看到博物馆展览马王堆出土文物的广告，就想起在泉交河镇玩的时候，曾见过王治文家有一个铜坛子。于是他就和博物馆的负责人说家里有个铜器，并问能卖多少钱。

一个月之后，胡建云和他的哥哥商量后，一起把坛子偷了出来卖给益阳博物馆。当时胡谎称，此坛子是他外公外婆多年前在益阳市白马山竹家园挖土时发现的。3月16日，博物馆办妥了正式收藏征集手续，并给予胡建云奖金650元(后又追补200元)。

“夺宝”胶着战

余临昌认为，博物馆明知道是偷窃来的文物，依然占有非常不妥。因为在当年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记录”里，当时的益阳博物馆馆长对胡建云说：“只要是出土文物，不管是偷的，还是捡的，只要交给国家不要怕。”

1990年11月20日，余临昌到益阳博物馆索要青铜遭到拒绝。1991年5月22日，湖南省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就此给出了一份《鉴定意见书》，认为“器表泥锈和氧化层系长期埋存地下形成，因此，可以肯定这是一件出土文物”。

据余临昌回忆，博物馆除强调出土文物归属国家之外，也提出了给予他1000元的奖金。但被余临昌拒绝了。“因为这个坛子，当时上面奖励了益阳博物馆1万元。”余临昌说。

5月31日，余临昌向原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益阳博物馆返还被盗文物。而益阳博物馆则就此发了个《对余临昌“民事起诉状”中被告的否定说明》。

1993年12月11日，本该第一次开庭的案子因博物馆方面未去，而改期到四天之后的15日才正式开庭。但是具体的一审判决书直到两年后的1995年9月5日才下达。

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认为，涉案青铜为珍贵历史文物，博物馆提出的该文物是解放后出土无证据认定，余临昌提出该文物是传世文物的主张应予支持。判令益阳市博物馆将历史文物铜返还给余临昌。判决之后，益阳市博物馆不服，提出上诉。

但是，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1996年7月4日，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本案需以胡建云刑事案的处理为依据”，中止了诉讼。认为应该由公安机关查清楚后，再由法院审理。而当地公安机关却一直以案件未结拒绝向余临昌做出回应。

2004年4月，益阳市中院对余临昌状告博物馆案做出判决，认为益阳博物馆是在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对青铜进行保管，而并非擅自占有，因此益阳博物馆不是此案适格主体，驳回余临昌的起诉。

2005年9月13日，国家文物局在《关于对湖南益阳出土青铜有关问题的批复》中称，“经调查，该文物于1964年出土，在性质上属于出土文物范畴。根据法律规定，出土文物概归国家所有。”

这一纸批复，直接断了余临昌企图通过民事诉讼要回青铜的路径。2006年1月，余临昌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试图把国家文物局告上法庭，请求撤销该《批复》，并责令国家文物局督促下级部门湖南省文物局和益阳市博物馆返还青铜。但6月13日，北京市二中院做出行政裁定，不予受理。

余临昌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9月1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认定国家文物局所作《批复》是针对湖南省文物局做出的内部答复，该行为并未直接影响余临昌的权利义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此后，余临昌反复几次向北京市二中院和北京市高院起诉，但均因“一事不二诉”未被受理。

权属的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但该法同时也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收藏通过依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等几种方式取得文物，这样收藏的文物可以依法流通。

事实上，有的文物不是在《文物保护法》生效之后才从地里挖出来的，更多是祖上在解放之前就已经合法取得了文物的所有权，“我们要尊重通过继承的这种法律方式。否则只能推出这样一个悖论，所有的祖传文物都是出土的，就一定属于国家所有。”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

时间成了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但益阳博物馆并不采信余临昌向本刊记者讲述的青铜解放前就已取得的来由。他们认为，余临昌及其亲属至今拒绝提供文物的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发现人姓名和详细地址以及文物的真实来历。“这是余临昌及其亲属有意隐瞒出土文物真相，阻止文化、文物执法部门依法调查核实出土文物真实情况。”

而本刊查阅的多处由益阳博物馆出具的说明或文件中，青铜的出土时间均定义在了解放之后，也就意味着，在当地文物部门的眼中，青铜无疑归属于国家所有。但记者发现，在1991年湖南省博物馆所做的《鉴定意见书》中，并未提及该文物出土的具体时间。

见证人宁乡县毛公桥乡村民姜赤勋在接受央视《今日说法》节目采访时称，他在1950年土改时，在同村的一个富裕人家(即余临昌的岳父)里见到过这个青铜。姜赤勋称当时这个“铜坛子”很脏，并有几处破洞，不能盛粮食和水。

中国消费者维权律师团团长邱宝昌律师指出，本案中如果能证明余临昌的岳父在解放前通过正当的途径取得了文物的所有权，就应当受到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余临昌通过生前赠与或者死后继承的方式，取得文物的所有权是有道理的。

刘俊海在接受央视《今日说法》采访时提到，当未成年人拿来这个青铜看的时候，文物部门应当亲自去征求他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父母的意见，但是他们没有问，就属于重大过失，即使取得了青铜也不能说就取得了青铜的财产所有权。

4.2022年个人述职报告 篇四

本年度本人继续担任__小学教导主任，并担任__班数学教学。一年来，本人恪尽职守，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现将个人工作总结如下。

一、个人教学工作

我认为：一个好领导首先必须要做一个好教师。本人任教_年级数学已是第_年，在教学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逐渐形成个人教学风格。教学上能率先垂范上公开课和课改示范课。与新教师结对，向徒弟介绍教学经验，提供教学信息，解决在教学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使徒弟能尽快进入角色。教学课时与同行每周少几节，为使在较少的时间内取得更好的成绩，非常注重课堂效率提高，力争向课堂要质量。在_年的任教中，对于学习习惯较差的学生本人坚持协助班主任，与其父母多沟通。平时能深入到学生当中去，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并与他们适时谈心。绝大部分学生能信任本人，学习兴趣较浓。

主要业绩：20__年小学毕业会考成绩位于全镇前列，被评为“县优秀教师”和“镇十佳教师”称号，所撰写论文多篇获省市不同等级。

二、教导处工作

(一)搞好校本教研培训工作。

1、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学校教研工作计划，计划突出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安排教师个人书写教学计划，做到早安排，早落实。

2、开展多种形式的校本教研活动。实行分组教研(语文组、数学组、英语组);组织安排教师上公开课、示范课;在__年级课改班级中实行集体备课，指导教师编写课堂指南;

3、成功组织全校语数教师进行了期中考试分析会，通过分析查找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使教师在分析中反思，在反思中成长，在成长中提高。

(二)落实校本培训评估方案。

1、结合《__县中小学校本培训评估办法》，制定了学校切实可行的校本培训方案。健全了校本培训制度。

2、开展了校本培训活动。为适应新时期对教师的要求，组织了__岁以下青年教师计算机基础知识培训。内容包括：收发电子邮件、网上资源搜索、制作多媒体课件，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3、组织了教师基本功比赛。上半年在全体教师中举行了“钢笔字书法大赛”，并评出了获项。

(三)安排组织全镇毕业班_次月考。

1、开学初，安排了教师对月考命题。对月考试卷命题做出了要求，力求更接近毕业会考模型。打印了月考试卷。

2、对每次月考监考，阅卷做出了具体安排。使_次月考都能圆满完成，没有出现差错。

3、对每次月考进行了成绩核算。对教师教学成绩进行了排名，评出了每次月考全年级前__名名单和进步之星名单。对获奖学生颁发了奖状，进行了奖励。

(四)狠抓教学常规检查与落实。

1、每周组织年级主任对教师教学常规进行了督查。

2、本年度组织教组长进行_次大检查，检查包括：备课、听课、作业、试卷测评、教后反思等。

3、对教学常常规检查实行了周抽和月检制度。对月检情况进行了通报，推出了典型和找出了不足。

此致

敬礼!

述职人：__

5.2017年个人述职报告 杨凯 篇五

2017年即将结束，在这一年里，我在科长和副科长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位班长、队员的密切配合下，完满完成了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现将我一年的工作汇报如下：

1、文书、档案管理方面

完善全矿人员信息档案库，新录入职工104人，做到充分掌握新职工个人、家庭资料。按要求完成上级消防部门档案建全工作。编写完成各项通知、管理制度和年终工作总结等书写文件任务。

2、监控管理

时刻观测“无缝对接”视频监控系统，发现丢失情况，第一时间报修，并督促维修人员，保证监控视频的正常运转。今年，监控中心大批更换高清数字探头和监控录像机，及时学习掌握了调取方法和日常维护设置，方便职工查询录像资料。

3、保卫科楼内外、队员宿舍卫生、内务、用电管理 周六卫生大扫除，保证自己现场指导打扫，使每名队员懂得每个卫生区的重点，做到不留死角。督促队员对宿舍卫生、内务，打扫整理。对浪费水电、使用大功率电器的队员批评罚款处理。

4、其他方面：由于今年人员紧张，听从上级安排，适应各个岗位，做到哪里用人哪里去，不耽误科内工作任务。

不足之处：

工作不够细致，考虑不够周全，工作缺乏耐心。

6.2010年局长个人述职报告 篇六

一年来，本人在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基层党员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吹牛拍马，不弄虚作假，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为官，勤勤恳恳为民。坚持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工作理念，廉洁自律，克己奉公，认真履行分局长的工作职责，以实际行动实践“三个代表”。

一、在德的方面：思想作风端正，工作作风踏实，生活简单朴实；能够始终恪守公道处事、正派为人、诚实守信的道德底线；敢于坚持原则，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在汉江局党委的坚强领导和分局干部职工的大力支持下，在较短的时间内，克服诸多困难，迅速改变了仙汉分局一盘散沙的混乱局面，稳妥的化解了聘用制改革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分局日积月累地经济危机，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有效的促进分局三个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

二、在能的方面：熟悉和掌握国家在水利方面的方针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堤防建设管理工作的专业理论知识，能很好地结合实际情况加以贯彻执行；有较强地驾驭复杂工作局面的能力，能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共同完成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有较强的凝聚力和社交能力，能较好的融洽周边关系，在仙汉工作期间，得到了地方政府和绝大多数干部职工的大力支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勤于调研，善于果断处理工作中的棘手问题。

今年，我还在中国水利、湖北水利、湖北机关党的建设、湖北法制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和文艺作品，书法、篆刻作品曾十余次在全国书画大赛中获奖和入编参展。

三、在勤的方面：本人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一心扑在工作上；能够吃苦耐劳，勇于克难奋进，善于开拓创新。对工作认真，雷厉风行，勇挑重担，敢于负责，不计较个人得失，我到仙汉工作比在局设计院工作的月薪少近500元，但我仍然工作勤勉，任劳任怨，一年到头摸爬滚打在基层管理段。一年来，本人长时间带病坚持工作，节假日常值班和加班，经常加深夜班（从未在分局领过加班工资）。由于本人工作很忙，因而多次放弃了应邀参加省市级学术交流和赴外考察活动的机会。

四、在绩的方面：本人重于调查研究，勤于学习请教，慎于三思而行，总能把文件精神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个人的智慧与集体的智慧结合起来。在工作过程中，坚持靠前指挥，找准工作重点、难点，抓住主要矛盾，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一年来，尽管情况复杂，责任重大，由于有汉江局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分局绝大多数职工的大力支持，本人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事事处处以身示范。使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因此，今天的仙汉分局无论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风、劳动纪律、经济形势、庭院建设、堤防管理工作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局各个方面的形势明显好转。

五、在廉的方面：

1．认真学习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自觉遵守《廉洁从政准则》，自觉做到遵守党的纪律不动摇，执行党的纪律不走样。并不断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主动接受党组织、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一年来，本人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我到管理段检查工作，事先不通知，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发烟，不准摆酒，群众拥护）。自觉做到同局党委保持高度一致，不阳奉阴违、自行其是；遵守民主集中制，既不独断专行、也不软弱放任；依法行使权力，不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坚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宁可自身受苦，长期吃方便面，也要坚决杜绝公款吃喝应酬之风；管好了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他们没有利用本人的影响谋取私利；坚持公道正派用人，不任人唯亲、营私舞弊；坚持做清贫官，不与民争利。

2．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推动分局用人机制的改革，并逐步走向制度化的轨道。

3．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本人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坚持以制度用人，以制度管人，并引导、教育干部职工自觉执行分局各项规章制度，树立爱局如家、爱岗敬业的良好风尚。

4．密切联系群众，努力实现、维护、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本人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心诚意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六、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在我接任仙汉分局长时，分局的经济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为了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精神，确保春节前拖欠职工的工资能足额发放到位，我在来不及做过细思想工作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有效的化解了分局的经济危机，但也因在情急之下，使极少数人不应得的经济利益回归集体，尽管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因此损伤了他们的利益，我认为不管效果如何，只要不能圆满解决，均不可取，这是其错之一。

7.年个人述职报告 篇七

麦肯锡预测, 到2020年,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销售额有望达到4200亿至6500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目前规模的总和。麦肯锡认为, 这一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3G网络和宽带普及率的不断提高, 到2020年, 网络零售可占到中国消费市场10%至16%的份额。

报告认为, 中国的网络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网民规模已居世界首位, 2011年家庭宽带用户达到1.29亿, 超过美国的8100万户, 但中国的宽带渗透率只有30%。麦肯锡认为, 要实现电子零售领域的全部潜力, 中国还需要投资扩大宽带和3G覆盖, 提升数据分析能力, 改进物流基础设施。

“通过我们对中国266座城市数据的分析, 在中国, 网络零售不仅仅是线下购物的一个替代渠道。网络消费每新增1美元, 就会带动近半美元的增量消费。在中国的中小城市这一效应更大, 因为这些地区的实体零售店往往数量不足。”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董事陈有钢说。

8.30年个人价值的确立及其扩张 篇八

今天,不管是改革的批评者还是捍卫者,都很少关注这30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领域,这种缺失,除了精神的变化本身所具有的缓慢性和隐秘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改革本身就被理解为一场世俗化革命,就是一场肉体对于精神、存在对于意识、现实对于理想的革命,精神世界被当作纯粹隶属于私人的、个体的事务,对于思想的反思和批判多少会让人联想起1949年以来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令人反感。1990年代以前,改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和思想解放是同步的,思想的进步,领导、推动了改革。1990年代以来,思想界日益脱离了民众的心灵,而民众的精神和思想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和回应,更谈不上归纳和升华了。只有在文学影视作品中还有一些零散的反映,但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安慰,例如对成功人士、有钱人的善意嘲讽,教育人们相信安于本分、知足常乐的粗俗道理。

革命的遗产

革命摧毁了所有独立的社会团体,它的统治悍然深入每个家庭,它在事实上瓦解了家庭。家庭伦理和相应的情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为了拥抱国家,家庭成为公民们需要克服的障碍,能否脱离对它的爱和依附,成为每个民众步入政治生活的第一道关卡。因此,革命斗争突破了一切可能限制它的人性和情感因素。个人却也因此更为独立,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来说,其作用显得尤其重大。无论从日记中,还是影像资料中,当我们在今天看到那些斗志昂扬的红卫兵时,真会以为他们是从土地中、石缝中生产出来的。本该是最悲伤的时刻,但在他们脸上,也难以捕捉到对家人丝毫的眷恋。

革命道德直接建基于个人的心灵,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参加革命斗争而获得提升和净化。而且,它还直接面对每个人心中的欲望、私利。每个人时刻都面临着诱惑,每天都必须去和这些诱惑斗争。这使人们觉得生活时刻都充满了风险,也处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在中国古代,理与欲从来没有这样激烈的对抗过,即使是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天理也是立足于“性”或者“心”,“欲”自然包含在内,虽然它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而在革命进程当中,“欲”被当作对立面,被刻意提及,并高度强调。人们被时刻提醒注意它的强大存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道德修身的主要功课。因此,革命虽然充满了活力,但就个体来说,当他单独面对自己的时候却常常是压抑的、虚弱的,常常会产生怀疑,以致人们难以单独地、冷静地面对自己,而只有在人群中、社会中的生活才是真实可信的,单独的个体很容易受到魔鬼的诱惑,冷静的独立生活是一种令人生疑的、需要救治的病态。实际上,革命道德需要的个人,并不是单独的、理性的个人,而是在人群中的个人。国家诱使个人从家庭出走,但绝非让他们更加独立、更为强大,而是把他们交给了广场。对革命而言,只有成为群众的一分子,个人才是可靠的、忠诚的。而个人也借此消除了离开家庭后的焦虑感和恐惧感,感受到了团体的力量和温暖,并欢天喜地地投入其中。在他们看来,公开、透明的群众生活就像阳光一样,照亮了紧张、阴冷的属于个人的世界。

但是,这只是革命中人心的一个方面,人们的真实生活还有另一种面相。正是因为这个面相很少被重视,我们有时把革命想象得过于严厉,有时又过于高贵,使它充满了戏剧化色彩。

这种激昂、喧闹的生活是人们“公开”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们展示给“外人”的主要内容。在公开的部分,人们追随革命道德,在私下的部分,人们则更多地遵从自己的欲望。最初,人们还以私下的生活为耻,只是偶尔的、偷偷摸摸的。久而久之,人们就逐渐习惯了私下生活的广泛存在。每个人似乎都分裂为两个人,在两张面具下熟练地自由转化。那些拒绝分裂的人反倒为社会所排斥:忠于道德的人被认为不尽人情,公然只关注自己利益的人则被指责为不懂政治或者过于市侩。这种分裂是革命政治对我们民族价值体系的最大伤害,它使一切严肃的價值言说都变得极端艰难。

“私下生活”普遍化的时间在各个阶层中有所不同。大约来说,在农民心目中,大跃进之后,革命道德就基本坍塌了。饥饿和死亡使农民深切地认识到这种内圣外王道路的虚妄。他们用近乎公开偷窃集体财产和粮食来表达对革命道德的反抗。从那以后,农村的各种运动就不再具有强大的道德压力,它不再是政治斗争,也不是道德运动,而沦为宗族之间、家庭之间、个人之间斗争的工具。

在城市中,市民生活和他们的趣味始终没有被彻底征服。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即便在文革中,还有许多人收藏和倒卖毛主席像章,还有很多女性尽可能地改造革命服装,使之能更好地体现她们身体的美丽,却不太顾及“灵魂的美丽”。改革之后,最先复活的也正是这种市民文化,人们从中看到了洋气、美丽,或许还有温馨生活的诱惑。

国营工厂中工人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从总体上来说,在他们心中,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要更晚一些,这或许与他们所享受的福利、所处的优越地位有关,也有可能与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严格的纪律有关。直到今天,很多老工人还在缅怀那个时代。但是,实际上,工人们也很早就开始想方设法占公家的便宜,从多占福利到偷材料、干私活,不一而足。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改革的脚步,纪律开始松动,整个社会也活跃起来。那些个体的、私下的、不太光彩的行为开始建构和表达自己的正当性。因此,革命结束以后,我们绝不是回到了革命的起点,而是站在新的基础上:个人出现并逐渐强大起来,从此以后,家庭以及社会、国家都必须用这个新的材料建成。

1980年代的人心

1978年之后,民众开始为解除强压在自己身上的苦难而艰苦奋斗。比如:农村的饥饿和贫穷,城市里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造成的千千万万家庭的骨肉分离,革命斗争造成的对人伦情感的伤害。这些苦难在革命道德的映照下曾闪耀着荣誉的光环,革命道德解体以后,它显现出了其赤裸裸的、纯粹的苦难本色,这使得人们如同再次遭受凌辱,一天都不能再忍受下去。民众因此开始相信自己“私下生活”的方式是正当的。

选拔干部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所谓改革精神和开拓精神成为重要标准,一种务实的、强调经验的工作作风和态度在干部中间逐渐占据了上风。在干部考核的实践中,行政和经济才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最初,改革精神常常意味着与上级或者同僚的冲突,不过,这非但没有阻止改革的脚步,反倒加强了改革者的道德优越感和自我认同意识。他们常常心怀一种悲壮意识。

民众则明确了主宰自己生活的意愿和信心,并且部分地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他们虽然力量有限,但对于想要改造和动员他们的人来说,却又足够强大坚韧,他们小心地固守着自己的领地,如同蜘蛛照管着蛛网。

1981年,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指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指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为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作为新的公民道德标准被大力提倡,以此来代替提倡利他主义和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这个带有鲜明世俗气息的道德标准,虽然它的条目在实践中没有被认真对待,但民众准确地捕捉到了它的精神实质:过好自己的日子,追求体面的生活。

由于革命摧毁了各种社会团体乃至家庭,当革命信仰崩溃以后,无所依托,也没有限制的个人直接承受着信仰被摧毁的痛苦,无处逃避。人为什么活着?潘晓的质问和张华事件,成为压在一代年轻人心头的最为严肃的问题。潘晓在信中写道:“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如说为吃喝玩乐,……也没什么意思。”“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那个时代的青年是勇敢的,他们没有用放纵来发泄自己的绝望,而是确认了个人的正当性,并且从此出发开始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在今天的蛇口,依然竖立着一个简陋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个带着鲜明的书生气味的牌子在中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表明了那个时代的创业者对于试图对他们的精神和心灵说三道四的人,是多么厌恶,对行动又是多么热切,多么有信心。

个人及其价值正当性的确立是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人们坦然维护自己的利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人们不需要主宰者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个人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而这一点也正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没有个人的正当性,就不可能有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活力——私营经济的壮大。

个人虽然获得了正当性,但它却没有捍卫自己的武器。更何况人们缺乏自我管理的经验、习惯,甚至动力。因此,个人的正当性依然是私下的、民众自我确认的和政府默许的。这一方面使得个人非常放纵,另一方面,个人又极端脆弱,甚至猥琐。这种“见光死”的状态,不仅遏制了个人的健康成长,更严重的是它使得个人扭曲、阴暗,缺乏一个时代开创者所应当具备的英雄气质,缺乏勇敢和真诚。不过,在1980年代,个人还不是那么狭隘、懦弱。有时它还会表现出某种乐观、进取的精神,对未来充满信心。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常常心怀梦想,敢于坚持自己的选择,并愿意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他们曾经尝试过探险、流浪、科学考察等生活方式。

在革命时代,个人曾经凭借信仰轻易地挣脱了家庭的牵绊。1980年代个人崛起的时候,个人却是务实的、理性的。它开始珍惜,乃至迷恋那种温馨的、充满柔情的市民家庭生活。个人的理性尤其表现在他们对自己当下世俗生活的重视上,他们对于一切说教表现得分外敏感,总觉得它是虚伪狡诈的。他们只相信自己能看到的事实,只相信切切实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东西。来自日本的表现小市民生活和情感的电视剧受到广泛欢迎,人们从中找到了久违的温情。这种感情在他们看来充满了人性,真实而且令人感动。尤其是刚刚在文革中长大,进入恋爱季节的一代。他们目睹了在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父母爱情的失败,他们希望自己的恋爱婚姻是现实的、温馨的、浪漫的。琼瑶的小说满足了更小一点的孩子对爱情的想象,在今天看来矫情、做作的爱情表演,在那个时代却几乎是每个城市女孩的梦想。

在1980年代,民情虽然是务实、安静的,但他们的内心被种植了理想的种子,每天都在被施肥浇灌。他们对于是非、道德有着自己的标准,并且据此来对照自己当下的生活。在安静的民情下时时涌动着激荡的暗潮。民众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埋头于自己的私人事务,但他们内心却充满了雄心壮志,他们甚至在言辞上鄙视那些只知道自己发财的人,尤其在青年人当中(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产生青春暴富族的)。他们尽可能地掩饰仅仅只顾及自己利益的行为,认为那是见不得人的自私行为。他们不甘于自己的卑微地位,甚至不认为仅仅发财就能改变自己的卑微,在内心中,他们认为自己是与人平等的,他们甚至梦想有一天可以真正的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那个时候的有志女青年往往仰慕那些超凡脱俗的有志男青年,尤其是那些有勇气、敢革新、有创见的男子汉,如果他有着坎坷的经历,又身处艰难之中,就更完美了。或者哪怕只是一个文学男青年,也会让人心动。而不是如同今天,女人们的目光牢牢锁定在“有车有房、父母双亡”者身上。1980年代,民众在肉体上已经安于安静的日常生活,平常,却不庸俗。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那些穿金戴银的暴发户,他们常常是众人鄙视和嘲笑的对象。而在1990年代后期的电视剧中,他们成了人们艳羡、赞赏的对象。

后1990年代:经济决定论下的个人

民众更加独立了,在精神上不再遵从知识分子的教诲,不再信服对方所提供的未来图景。他们对于来自任何人的说教都极为反感,起码讨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尤其是道德说教,在他们眼里更是虚伪可笑。因此,他们不再接受任何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指责和教导。没有任何有关未来希望的允诺可以引诱他们,他们只关注当下,只重视现实。面对悲惨的命运,他们宁可默默地承受,也不愿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知识分子对民众的精神影响结束了。这首先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转化,他们从民众的导师、从士和君子,转变成为专业人士,不再担负启蒙民众和为民众代言的责任,虽然,对于社会的批评常常得到民众的回应。但是在民众看来,他们也只是一个利益群体,或者是某个利益团体的代言人。民众认识到他们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都是自利的,民众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点。

民众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财富,经济决定论成为他们新的信仰,他们认为经济能力可以决定一切,而事实上整个社会也无处不在迎合民众的这种新信仰。每个人都充满了创造财富的干劲,都在勤奋地工作。用不着什么特别的动员、刺激,每个人都能切实地感到背后有一根皮鞭在催打他们,使他们不敢停歇。这种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发展扫清了一切障碍。

每个人都在忙碌,却又充满了不安全感,他们发现再多的金钱也弥补不了安全的缺乏,因为他们总是能看到更好的生活、更多的财富。或许还因为每当他们回头看到庞大的、不如自己的人群时,总感到恐惧。而那些已经有了足够金钱的人,当他们决定在追求财富的冲刺中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除了回头继续加入追求财富的行列,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可以过了。于是他们把赚钱谎称作事业。他们就像跟在阿甘身后奔跑的人群,当阿甘停下来的时候,他们体会到了真正的危机,只有继续跑下去才能摆脱令人不安的焦虑和无聊。

或许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们有着更为丰富的生活,他们会旅游、唱歌、泡吧、搞婚外情,甚至读书,听人讲“三国”、“论语”。但这一切从本质上讲都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逼仄、紧张的生活喘口气或者充充电,以便在未来的路上更有力气。就连最为私人的婚姻爱情也被经济决定论统治着,虽然人们并不会仅仅因为金钱而嫁娶,但在婚姻生活中,人们无处不感受到经济的压力,家庭每天都在要求人们努力赚取更多金钱。因此,它也不再是温情的避风港。人们之所以感到婚姻和爱情是自由的,只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经济基础作为前提条件已经早就在每个人的内心中生根了。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男人敢向一个女人求婚。在处境更为艰难的农村,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决定论怎样瓦解了整个乡村社会,甚至瓦解了他们的家庭。在很多地方,老人不但不再被尊重,而且一旦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便会被抛弃;如果他们擁有财富,就又成为子女们争夺的目标。他们的生活经验、维系家庭的精神价值作用已经被彻底抛弃了。

经济决定论下个人的生活虽然有些冷漠,但基本上还是和平宁静的。个人虽然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事务,但他们是自信的,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因此,在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人们勤奋敬业、积极进取。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为革命意识形态的瓦解而走向丛林战争。至少在经济事务中,在力量大致相当的人之间,人们开始习惯于遵守规则,开始尊重别人的利益和权利,懂得相互合作。因为长远地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虽然规则还很不健全,虽然强者还常常劫掠弱者,但毕竟劫掠不再戴上道德的面具。

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决定论倾向于平等,虽然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巨大差别,富人的生活令人羡慕,但他们并不高人一等。经济决定论也使我们的民情变得温和、务实,人们不再热衷于任何哲学上的普遍主义,而是更重视自己的常识和实践经验。

在经济决定论的塑造下,他们是温顺的。这点儿有限的自由使他们感到满足,并且非常珍惜,时刻害怕失去。他们既没有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变得桀骜不逊,也没有因为过分自信而变得嚣张。这当然首先是因为经济的确在增长,他们获得了基本的满足。在强大的国家、复杂的经济社会面前,个人是那么渺小。最重要的是,精彩的经济生活也可以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他们也可以让别人羡慕自己,甚至获得尊重。

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发财致富就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摆脱人生困境的唯一出路。他据此来形成自己的关系网。他凭借关于利益的常识来判断和认识世界,来组织自己的世界。在想象中,他自己居于这个网的中心,并且操控着这个网。他也据此来决定自己与公共生活的关系。经济决定论牢牢地把每个人封锁在个人事务的樊笼中,限制他的眼界,闭塞他的心智。当他的个人世界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动用自己的网络来化解危机,而不太相信制度和法律。在经济决定论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一个土围子,都如同一只蜘蛛。网外的生活使他感到茫然、畏惧。因此,就其根本来说,它也意味着陌生人是不可相信的,除非这个陌生人能被编制在自己的网络中。

这种原子化的生活状态,在人与人之间树立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与1980年代相比,人们变得更为冷酷,也更为坚强。根据自己的便利,人们加入不同的利益集团。这里没有硝烟,却不乏血腥。

随着个人逐渐站稳脚跟,它开始伸展自己的手脚,获取更大空间。它也开始伸张自己的力量。经过重新塑造的情感、心灵开始重新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有时开始窥探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有的夫妻关系、家庭结构,师生关系都开始动摇。新生的个人开始挑战旧有的秩序,原先我们含糊地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已经一钱不值。这并非简单的代际差别,并非幼稚与成熟的关系,而是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带来新的关系,或许还有新的秩序。

个人价值的扩张与市民崛起的希望

回顾改革以来30年的历程,我们看到原有的建筑物每天都在改变自己,一些零星的、新鲜有力的小建筑物在它的废墟上缓慢壮大起来。

回顾这短短30年的历史,实际上这表面看起来连续、稳健的30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已经完成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以市民道德、情趣为底色的独立的个人逐渐从私生活的领域向外蔓延,它突破了一些对它的打击、蔑视。《色戒》《集结号》是它对我们历史的新的宣言书,它从自己的角度重新书写历史,建立自己的正当性。在它看来那些伟大的目标、浪漫的理想,都是不切实际的,或者是幼稚的,或者是政治家的骗术(如果有人要他们为那些伟大目标牺牲奉献一点儿什么的话)。只有自己的、当下的感受、利益、情感才是真实可靠的,哪怕仅仅是肉体的感受。他们恐惧、厌恶所有关于理想的豪言壮语,对于未来的许诺,这些在他们眼里仅仅是可有可无的背景,而且是没有什么对错是非差别的背景。他们也不打算去分辨,更不用说去改善了。因此,他们在有限的公共生活中也带有强烈的短视、现实的色彩。只是,他们在思想上越来越统一,紧紧地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绝不打算越出雷池一步。

他们当然不是道德高尚,有着伟大抱负的英雄,恰恰相反,他们时时处处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那些弱者也会表现得无辜、软弱可欺,他们这样做,并非他们真正感受到了道德上的侮辱,他们只是在最大程度地利用人们的同情。把他们塑造为道德英雄,是对他们最大的误解,也是最严重的戕害。这会使得他们走上邪恶的道路,会以为自己的利益天然的就应该是所有人的利益,为了这个目标采取所有的手段都是应该的。我们不必指望这些市民会突然成为大公无私、充满公德意识的革命者,我们的时代没有为这样的人提供土壤,30年来,我们的社会没有为培育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情,相反,我们每天都在消灭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在一夜之间出现呢?但是,同样,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

人们的观念已经不同了,他们需要的不再是本分,而是要冲破本分,划出新的界限,制定新的规则。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比冲突更好地形成新的规则的办法了。限制一种力量的,往往是另一种与之平衡的力量。

我知道,在很多贤德君子的眼里,这种市民是软弱、粗鄙的,他们还远远不具备一个大国公民的精神属性。的确,他们的格调不高,就像厌恶罪恶的暴政一样,从不相信伟大的德行。他们也没有兴趣担当任何超越自己利益圈子以外的事业,这使得他们非常自私短视。贤德君子们为他们描绘的未来,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丝毫不能打动他们,他们只索取那些对自己有用的部分。无论是穿越历史三峡,还是重建改革共识,都和他们无关。他们并不为这样的事业所激动,也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历史目的。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他们逐渐扎稳营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他们珍视当下生活,而不是期待遥远的未来,或者巨大的变革。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和空间反抗的时候,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并且会采取最为有效的办法。他们的精神扩张,是我们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我相信,他们的扩张才刚刚开始,他们的势力才开始缓缓上升,有一天人们一定会惊诧他们的力量。

不论是对于我们伟大祖先的回想,还是对于正直公民的道德教诲,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在他们品德的对照下,市民顯得格外的低贱可怜。但一切新的创造必须以这种人为材料,也必须以这种务实、理性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而不是幻想什么其他质料。

因此,这是一个没有哪个阶层来担当领导阶级的时代。市民精神本身不具有这样的强健体魄,最终他们会想望、依靠一个强人。但强人的政治必须建立在新的个人之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命运的确是要取决我们的好运,而不是我们的智慧和德行。

走了一百年的中国人开始停下来了,开始过自己的生活。当我们站在沙滩上向往海水的时候,海水已经漫过了我们的膝盖。人们的目光由遥远的、崇高的远方回到了自己身边,并且开始从这里出发重建自己的价值,也开始尝试重建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