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政府

产业转型政府（9篇）

1.产业转型政府 篇一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

发布机构:省政府

文 号:浙政发〔2010〕44号

印发时间:2010-09-20 索引号： ZJJX-02-04-201010-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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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实施以市场营销合作、产品配套协作、金融服务、物流配送、行业协会、中介服务等六大体系建设和强化规划指导、智力支持、项目带动、技术创新、品牌培育、组织保障等六大支撑为重点内容的“六六工程”，进一步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以下简称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推进市场营销合作体系建设

（一）支持企业建设市场终端。鼓励企业通过直营连锁、特许加盟等方式开设专卖店和商场专柜，支持企业到境外建立营销网络，设立企业产品销售终端，提高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附加值。对产业集群示范区内的企业优先纳入品牌连锁网络试点。坚持政府引导、企业自主结盟、中介促进的原则，推动企业建立营销联盟，共享营销资源。（省商务厅负责）

（二）鼓励发展电子商务。鼓励企业开展网上营销业务。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按照供应链的要求，建立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的电子商务系统。落实“电子商务推进工程”等政策，大力发展公共电子商务平台，支持企业进行产品展示、信息发布和网上交易。支持专业市场加快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信息发布网络平台，探索建立网上商品服务交易平台，促进实体市场和网上市场的有机结合。省级财政科技经费和流通业、信息产业发展等专项资金优先支持企业推广电子商务应用项目。（省商务厅、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工商局负责）

（三）支持建设会展平台。鼓励依托产业集群优势举办专业性会展，培育具有产业集群特色的会展品牌。支持企业参与 “浙货万里行”等活动到全国各地参展，对产业集群示范区所在地政府在国（境）内外城市举办产业集群主导产品推介、营销、展览等活动，由当地财政视财力可能给予一定经费补助。鼓励相关行业协会组织企业联合参加各类交易会。对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的摊位费、公共布展费、赴境外参展人员费和境外促销费等按省商务部门有关政策给予重点资助。（省经信委、省商务厅负责）

二、推进生产配套协作体系建设

（四）培育发展重点优势企业。充分发挥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在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中的作用，着力培育一批主业突出、创新能力强、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重点优势企业，发挥其产业辐射、技术创新和营销渠道的优势。鼓励重点优势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其在省外或境外设立原料或能源供应基地、研发设计基地和营销网络，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引导重点优势企业立足国际视野，瞄准国内外标杆企业，加强战略谋划，制定企业发展规划。（省经信委牵头负责）

（五）加强专业化配套协作。鼓励中小企业加强与重点优势企业在生产、质量、标准、管理等方面的协作和融合，进入其供应链，建立重点优势企业终端产品与零部件厂商的战略结盟，提高重点优势企业在省内或区域内的配套率，完善产业集群分工协作体系。鼓励引导企业通过联合、并购、控股、品牌经营和虚拟经营等方式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配套企业进行整合重组，推动企业组织形态优化，提高产业集中度。以提升企业和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为目标，鼓励支持企业组建产业发展战略联盟。（省经信委牵头负责）

（六）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鼓励重点优势企业的设计开发、原料采购、仓储物流、市场销售、教育培训、检验检测等非制造业务，为中小企业提供社会化服务。产业集群示范区所在地政府要优化发展环境，为总部经济、物流园区、公共检测和信息平台等生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创造支撑条件，吸引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创办服务型企业。（省经信委负责）

三、推进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七）支持建立“银群”（金融机构与产业集群，下同）战略合作关系。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以“银群”会商、整体授信等方式加大对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优先保障重点优势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和重大项目的信贷需求。加快推进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建设，完善小企业贷款工作机制，加大对科技型、成长性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各金融机构要面向产业集群中的小企业，在全省开展1000家小企业信用贷款试点。完善财产抵押制度和贷款抵押物认定办法，采取动产、应收账款、仓单、股权和知识产权质押等方式，缓解中小企业贷款抵质押不足的矛盾。完善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政策，对金融机构发放中小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风险补偿。（浙江银监局、省中小企业局等部门负责）

（八）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加大服务力度。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创新业务，因地制宜开发新产品，加大对优质成长性企业创业创新的支持力度，着力构建产业集群发展融资支持体系。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在产业集群示范区设立延伸服务网点，提供便捷服务。鼓励重点优势企业参与小额贷款公司的增资扩股，进一步增强小额贷款公司服务产业集群发展的实力。（省金融办负责）

（九）支持成立融资担保机构。落实各项相关扶持政策，支持产业集群示范区规范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融资担保机构。产业集群示范区所在地政府可通过资本注入、风险补偿等方式加大对担保机构的支持力度。加强金融机构与担保公司的业务合作，建立担保期间被担保人相关信息的交换机制，共同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对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免征营业税名单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可免征营业税，并从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和风险补偿资金中给予一定资金补助。鼓励发展融资再担保服务，创新融资担保和财产保险组合融资服务业务，对县以下运营的、进行再担保业务的担保机构给予一定支持。（省中小企业局负责）

（十）支持企业扩大直接融资。扩大产业集群示范区优质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支持其发行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债券。积极做好上市前指导和推荐上市工作，选择一批质地优良、成长性好、具备上市条件的重点优势企业列入上市后备省级重点培育对象，予以重点指导和培育；对进入上市程序的重点优势企业，开辟“绿色通道”，提供高效服务。鼓励产业投资基金参与对优质企业和新兴产业的股权投资。（省金融办负责）

四、推进物流配送体系建设

（十一）鼓励发展物流业。将产业集群示范区物流业整合发展纳入省物流业发展规划，进行重点指导和扶持。根据产业集群不同类型特点和对原料的需求，鼓励企业或专业性物流企业建立区域性物流园区或物流配送中心。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整合物流资源，发展第三方物流，培育发展专业物流市场。对具备条件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纳入省重点流通企业、服务业重点企业予以培育。对经考核经营状况处于省内领先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物流信息系统、物流技术标准体系和统计直报体系建设项目，由省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给予重点支持。（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商务厅负责）

五、推进行业协会管理体系建设

（十二）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加快建立完善行业协会，积极吸收企业会员入会，着力发挥重点优势企业在协会建设、运营和管理方面的带头作用。支持行业协会牵头组织或参与制定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引导企业贯彻落实产业政策。支持行业协会在政府指导、授权或委托下，协助做好行业信息数据收集统计、运行分析、标准制订、品牌培育、行业自律以及应对技术贸易壁垒等工作。政府有关部门要结合转变职能，将适合行业协会承担的职能进行授权或委托。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支持行业协会开拓业务领域，提供优质服务。对社会化运作成效显著及为政企服务工作业绩突出的行业协会给予一定经费补助。（省经信委负责）

六、推进产业集群中介服务体系建设

（十三）支持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支持各类教育培训、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检验检测、会计审计、知识产权、法律事务、节能减排等为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服务的中介机构建设，为企业解决生产、技术、管理、信息等各方面问题提供咨询和服务。鼓励中介服务机构以市场化运作方式，组织产业集群信息服务、研发设计、品牌推介、供需见面、经贸洽谈等方面的活动，加强产业集群示范区集纳各类要素的能力。省和设区市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指导，支持其在产业集群示范区设点进行技术咨询、产权保护、品牌运作、商标代理、检验检测、教育培训等业务。对业绩突出、成效显著的中介服务机构给予一定经费补助。（省经信委、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人力社保厅、省质监局负责）

七、强化规划指导

（十四）加强战略筹划和科学规划。各地要加强对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的战略筹划和科学规划，确立政府牵头主导、企业广泛参与、专家学者支持、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工作体系，组织编制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一批包括补链强链式招商引资重大项目、企业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服务业集聚区建设项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等重点项目，制订出台政策意见并加强督查考核，形成工作合力。同时要引导重点优势企业制订行动计划，形成企业与产业集群相互支撑的规划体系。各地组织编制的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经省工业转型升级领导小组或委托评审通过并讨诸实施的，给予一定经费补助。对未列入产业集群示范区的重点块状经济，所在地政府要组织制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并精心组织实施。（省经信委负责）

八、强化智力支持

（十五）派驻专家服务组。由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经信委联合组织遴选省内外专家学者，组成专家服务组进驻产业集群示范区。专家组实行首席专家制，首席专家由产业集群所处行业的知名学术带头人领衔。专家服务组要依托高校院所，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精神，在产业集群战略筹划、行业高端咨询、关键共性技术凝炼及攻关、推荐技术创新项目和宣传扶持政策等方面履行职责，切实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服务。建立健全专家服务组考核机制，根据考核结果，省财政每年安排相应的工作经费，为专家服务组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对专家服务组提出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攻目，省级财政科技经费和省工业转型升级财政专项资金给予一定的支持。（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经信委、省财政厅负责）

（十六）支持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建立健全鼓励人才创新的激励机制，鼓励有条件的重点优势企业实行期权、股权激励人才，建立完善人才和科技成果有偿转移机制。贯彻落实国家“千人计划”、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和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打造产业集群示范区创业创新团队。加大企业家、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培养引进力度，造就一支懂经营、擅管理、具备国际化视野和战略思维的高端人才队伍。鼓励各产业集群示范区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其它大院名校以及国家级行业协会等机构，利用其人才、技术、管理优势，不断强化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外部智力支撑。鼓励各地举办行业专题报告、企业家论坛、工业转型升级报告会等活动，加强对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方向和路径的指导，省工业转型升级财政专项资金给予一定的支持。（省经信委、省委组织部、省人力社保厅负责）

（十七）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对产业集群示范区主导产业发展和新兴产业培育所需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预测，并根据人才需求，采取合作办学、开设分校等方式建立职业院校、技工学校、培训基地。完善职业院校专业和课程设置，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加大对技能型产业工人的培养培训力度。鼓励产业集群示范区所在地企业、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开办形式多样、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培训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集群示范区培训基地建设，省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素质提升专项资金给予适当支持。（省经信委、省教育厅、省人力社保厅负责）

九、强化项目带动作用

（十八）着力引进重大项目。在重点行业调整振兴规划和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的指导下，加强对重大产业项目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前期谋划，并为这些项目的引进落地积极创造必要的要素支撑条件。针对制约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关键瓶颈问题，加快形成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库，按照强链补链要求和转型发展需要，着力引进一批符合产业导向、市场前景好、对区域发展和产业升级带动性强的外资企业、中央企业、知名民企和军工企业的重大项目。加大对省外“浙商”的招商引资力度，鼓励浙商携高技术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回归创业，带动块状经济乃至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积极争取国家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自主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等专项资金和国债以及中央预算内资金等专项补助，支持产业集群示范区重大项目建设。（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负责）

（十九）着力提升产业层次。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鼓励企业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加大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力度，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着力提高工艺装备、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安全生产水平。对产业集群示范区企业重点技术改造、生产性服务业、节能减排和实质性采标项目，列入省技术改造“双千工程”、省节能和工业循环经济等财政专项计划，优先给予支持。加大对产业集群示范区落后产能的改造和淘汰力度，进一步优化产业集群结构和层次。（省经信委负责）

（二十）加大土地支持力度。产业集群示范区所在地政府应从省每年下达的用地指标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产业集群招商引资重大项目、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节能减排项目及生产性服务业类项目。省在下达土地利用计划时，以市为单位专项配置扶持重点产业集聚区和转型升级重大项目专项指标，由市统筹安排。加强与产业集聚区建设规划的衔接，统筹安排产业集群示范区项目用地，拓展发展空间。（省国土资源厅负责）

十、强化技术创新

（二十一）着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鼓励产业集群示范区重点优势企业加快构建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专利技术，并参与或主导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增强技术领域控制权。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创建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重点实验室，其申报的重点科技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和工艺装备攻关项目，优先列入省级有关部门科技研发创新计划，并给予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省科技部门优先予以审批。对新产品产值率超过30%的企业，给予重点支持。（省科技厅、省经信委牵头负责）

（二十二）支持建设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支持以产业集群示范区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组建面向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公共平台，开展产品研发、成果转化、检测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标准信息咨询等服务。鼓励建立跨区域的技术创新网络平台，促进同类产业集群技术创新资源的共享。建立完善科技创新风险投资机制，在产业集群示范区内建设孵化器，吸引各类风险投资基金，为成长性好、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中小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省级财政科技经费每年择优支持建设一批区域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牵头负责）

（二十三）加大对产业集群示范区企业制定标准的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参与国际、国家和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设，对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符合科技计划项目立项条件的优先予以支持，享受有关标准研制专项经费补助。对承担省级以上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予以一次性专项经费资助。对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改造提升类项目优先列入省相关专项计划并给予扶持。（省质监局负责）

十一、强化品牌培育力度

（二十四）加强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鼓励产业集群示范区行业协会、重点优势企业牵头或由中小企业联合打造区域品牌和专业商标品牌，推广应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努力培育产业集群品牌。加强集质量检验检测、标准化、计量测试、培训咨询等为一体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为企业提高产品质量、争创名牌提供技术保障。对被国家有关部门命名或认定为国家级产业基地的产业集群示范区，从省品牌大省建设专项资金中安排一定资金予以奖励。对产业集群示范区在国家级或境外知名媒体进行广告宣传，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以及推行全面质量管理、精细化管理、精益化生产等方面成效显著的，省品牌大省建设专项资金给予适当补助。产业集群示范区所在地政府要视财力可能给予支持和配套。（省经信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商务厅负责）

（二十五）支持企业和产品品牌建设。加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提高企业质量、标准化、节能减排等管理水平, 夯实品牌创建基础工作。鼓励重点优势企业依托品牌优势，采取收购、兼并、控股、联合、虚拟经营等方式，整合众多无牌、贴牌加工企业的生产能力，扩大品牌经营规模，加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知名品牌，提升产业集群主导产品附加值。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购买国外知名品牌。鼓励企业依法申报知名商号，支持企业争创国家级知名品牌，对获得国家级品牌荣誉称号的企业，省品牌大省建设专项资金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有关地方政府要给予大力宣传和重点扶持。（省经信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商务厅负责）

十二、强化组织保障

（二十六）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建立政府领导负责、部门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合力扶持的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工作协调机制。市、县（市、区）行政区域内的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编制和组织协调工作由所在地政府负责；对跨县域的产业集群示范区，要建立以核心区所在地县（市、区）政府牵头的跨地区的工作协调机制。要研究解决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所需的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支撑问题，防止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省工业转型升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指导和上下协调，各成员单位要根据职能分工，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着力解决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各市、县（市、区）政府要抓好产值10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培育发展工作，以产业集群示范区省级试点单位为重点，进一步形成省市县三级联动、分级负责、合力推进的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工作机制。（省经信委负责）

（二十七）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整合使用省工业转型升级财政专项资金，研究调整省品牌大省建设专项资金的支持重点，完善优化管理办法，采取补助等形式，加大对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编制、专业化配套协作体系建设、行业协会和中介服务机构建设、产业集群统计监测体系建设及品牌宣传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各地政府也要加大对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的财政扶持力度。（省财政厅、省经信委负责）

（二十八）加强监测分析和动态管理。要落实专门力量，加强对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的数据收集整理和统计分析，对建设进展及项目实施等情况进行了跟踪监测。组织建立“全省产业集群信息监测系统”和产业集群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加强监督检查和评价考核。对发展态势良好、项目推进有序、工作机制健全的产业集群示范区进行表彰奖励，对实施不力、举措不实、成效不明显的产业集群示范区进行动态调整。（省经信委负责）

二○一○年九月二十日

2.产业转型政府 篇二

1 高职教育与政府协同推动浙江区域产业现状分析

近年来, 高职教育与政府协同推动浙江区域产业转型能力逐渐呈上升趋势, 已朝良好健康的方向发展。

1.1 高职教育与政府协同合作培养技能创新人才, 适应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高职教育与政府协同合作, 可直接影响着高职教育服务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提升。直到目前, 浙江省部分高职教育与政府的协同关系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深入开展, 制约着高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服务能力的增强。因此, 要发挥校政协同作用, 可促进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增强, 为浙江区域产业升级培养更多更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2 高职教育与政府协同是高职办学定位的基本要求, 可推动浙江区域产业发展

高职教育要实现科学发展, 必须在政府的指导下, 面向浙江区域产业发展要求, 融入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实践等五大要素。因此, 职业教育的改革、建设与发展, 必须高度重视对校政协同关系的研究和实践, 争取政府的大力支持, 为浙江区域产业发展, 进行好专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实现学校办学与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双向互动、深度合作, 使高职在与行业、企业紧密合作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品牌特色, 促进浙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1.3 高职教育与政府协同是高职办学体制机制创新, 服务于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高职应以“立足浙江、服务浙江、发挥优势、办出特色”为发展思路, 在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尤其是促进浙江产业转型升级, 培养高技能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化高职教育与政府协同过程中的合作关系, 将有利于促进高职更好地破解资源与制度障碍, 服务于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2 高职教育与政府协同推进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

在国内, 高职教育由于办学时间较短, 政府对高职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够, 在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时, 高职教育往往表现出以下问题。

2.1 高职教育与市场融合度不高, 服务浙江区域产业能力不足

高职教育必须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这是高等职业教育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 高职教育是与本科以上层次的高等教育有本质上区别的一种特殊教育, 可以看作一个“企业”, 因为企业要适应市场的需求而生存。因此, 高职教育的发展往往跟随市场的风云变幻而导致决策者出现管理的短视性, 让高职教育专业调整不符合市场的需求, 教材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背道而驰, 实训场所 (基地) 不适合高职学生的特点, 教学设备等资源配置缺乏, 严重阻碍了高职教育的发展, 甚至会出现滑坡。直到现在, 浙江省还有些高职院校的办学还紧紧跟随市场的需求, 上级有些教育部门或社会人员 (尤其家长) 判断一所高职院校的好坏要看该校培养的学生在市场的需求是否畅销来作为首要标准, 所以最终会出现有些高职院校的办学目标会有反差。与此同时, 还有小部分高职院校设置专业时, 没有考虑好专业与区域要很好地结合, 最后导致难以调整专业, 专业与产业结构融合度不佳, 市场需求反应不好时也不能做到及时调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第一产业已经往第二、第三产业转移, 其目的是为了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浙江省出现较多高职院校设置与第二、三产业相关的专业, 但又不能很好地让它与产业结构相对应。因此, 导致服务浙江区域产业能力不足。

2.2 政府促进高职教育与浙江区域产业对接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政府促进高职教育与浙江区域产业对接的稳定性不佳、不够深入是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制度等因素造成的。高职教育与企事业单位的需求不能很好地相适应, 高职院校办学模式不灵活、呆滞, 培养目标不明确, 课程设置不符合高职教育, 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操作能力差, 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不协调等, 这些与企事业单位的要求完全不相一致, 最终导致政、校、企三方无论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都无法达成下一步的合作以及良性循环活动。

2.3 高职教育服务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识不强

目前, 浙江省有些高等职业院校未意识到服务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对高职教育自身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未意识到企事业单位 (校企合作) 在高职院校办学过程中的重要性, 以至于忽略了这项最重要的服务, 也未能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持、人才以及其他服务。由此可见, 高职教育服务浙江区域转型升级的意识程度不强、也不够深。高职教育推动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所表现出的意义不大, 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转化率过低, 在高科技孵化时高职教育在这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也不大。

3 分析高职教育与政府协同推动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策略

3.1 重新明确高职的办学理念, 推动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1) 高等职业教育发挥着社会与教育之间的桥梁作用, 应把那些热衷于职业教育的社会人士吸引到高职教育中来投资办学, 充分依托企业来开展校企合作。这些与高等职业院校进行校企合作的企业, 紧紧依托该单位的设备、场所等设施来充当高职教育的实训基地, 并给予学生进行实训教学。高职院校应利用企业中的高新技术和企业的先进理念来安排教学计划, 企业应根据校企合作的方案来开展实训教学, 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高职理应为企事业单位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而重新明确自己的办学理念, 来推动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2) 高等职业教育应为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而要明确终身教育的理念。所谓的终身教育就是要打破高职教育的传统学制要求, 要进行开放式教育, 构建社会经济发展和推动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终身教育体系, 以制订不被学制而束缚的计划来推动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终身教育要积极让那些热衷于高职教育的社会人士筹措资金参与建设高职院校来推动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以靠社会的力量来对终身教育的支持和理解。开放式的高职教育不仅要让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的技能能满足企业工作的要求, 以及要让学生能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还要让学生主动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更让学生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灵活的学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来重新明确高职的教育理念, 以期推动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3.2 依靠政府与高职教育协同推动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高职教育理应需要与政府协同, 能充分发挥高职内在的社会经济能力, 能有效地推动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高职教育应理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传统管理的高职院校, 直接由他们领导, 也决定了高职教育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政府应充分发挥其自身在高等职业教育中的作用, 根据现代职业教育的特点, 规划出高职的远景宏图, 保障高职教育的发展能顺利进行, 宏观调控高职教育, 推动浙江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政府要用科学的头脑来规划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方案, 构建长期、短期相协调的高职教育目标, 努力把高职教育与区域产业做到动态机制平衡。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高职应构建人才需求的预测报告制度与专业预警机制, 及时对高职院校实现专业的优化与调控。

参考文献

[1]马树超, 范唯.高职教育:为区域协调发展奠定基础的十年[J].中国高等教育, 2012 (18) .

[2]王爱民.依托产业转型升级平台的浙江高职产学研模式初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0 (21) .

3.政府转型的方向 篇三

回首2008年，可谓大事不断：一方面，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6月底的瓮安事件、8月的三聚氰胺事件、10月以来的各地出租车罢运潮。当然，更大的事件是中国经济出现明显衰退迹象，自11月以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劲措施，试图刺激经济增长。

在所有這些事件中，政府都是主角。政府做了很多事情，政府享受了荣耀，同时也面临考验。但如果稍加分析就会看出，这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传统中国，在治理体系上一直存在“小政府”取向。这是前现代的国家的普遍特征。比如，作为基层权力机构的县政府，在明清两代，甚至“一人政府”亦曾出现。这样的政府，可以想象，除了征税和维持基本社会秩序之外，没有其他职能。

现代中国的历史即始于对政府的改造，晚清士大夫经历甲午之败终于意识到，中国要在由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上存在，就必须变成现代民族国家，其基本特征就是，拥有一个强政府，足以有效地执行法律、有效地动员资源。为此，士人设想，应当允许人民——主要是绅士——参与公共事务，使之成为公民，因此而与国家产生休戚与共之感，具有国民意识。由此而有了清末与民初的立宪努力，其核心乃在于建立国会及地方自治。

此一努力失败之后，在欧陆新思想影响下，知识分子心态急剧激进化，由此出现了具有强烈革命意识的政党，并建立了革命政府。这成为2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的根本特征。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都试图利用政府权力对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结构、乃至于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进行全面改造，惟其程度和能力有别而已。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政府异常重视国家的经济制度安排与政府对经济过程的控制。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政党和政府，仍大体上保持着这个特征。当然，80年代之后，政府的目标大大地温和化了。尤其是在90年代以来，政府集中于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原来用于改造社会的国家控制与动员体系，现在转而用于经济增长。这种体制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尽管有人经常把中国归入东亚模式。

正是这样的体制，部分地为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某些条件。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真实增长，并未超出经济的经典解释：增长来自企业家能力的释放。不过，各级政府所采取的种种超常规的政策、做法，使中国经济表现出超常规的绩效，人们经常以“奇迹”来形容之。比如，政府维持着廉价的要素资源，政府为投资者、经营者创造良好的环境。很多人因为这一经济奇迹而赞扬政府的行为模式。

然而，如果说政府的行为模式促成了经济高速增长，那政府的行为模式同样也造成了严重问题。诸多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就与政府未能厘清其与企业的关系，存在极大关系。面对此次经济衰退，人们纷纷强调消费的重要性。但消费之所以受到抑制，与政府的政策导向有关；也与经济增长收益在整个社会的不均衡分配有关，而这同样与政府采取的增长导向的社会政策直接相关。

可以说，目前种种社会问题已经显示，政府需要转型，需要重新定位。简单地说，政府自身需要转变对治理责任与权力的认知，转型为一个“常态政府”。常态政府没有自己特定的实体性目标，相反，政府更多地是为人们体追求其目标提供一个法律框架和执行机制，为不同群体提供一个进行公共决策的平台。简而言之，常态政府的职能就是维护正义的社会秩序，以及向国民提供最基础的福利保障。

4.转型升级地方政府会展项目瘦身 篇四

2014年以来，各地相继公布会展活动“瘦身”计划。于是，会展业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边是多地关于2013年会展业“蒸蒸日上”的报道；一边是多个城市2014年为了会展“瘦身”而“大动干戈”。事实上，中国会展业既不会像2013年的数据看上去那么“风光”，也不会因2014年的大幅“瘦身”而出现危机。这是因为，被取消的会展活动多为政府主导型项目，这次“瘦身”，实则是让行业回归市场，将是否举办的决定权交给市场。

第十届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CEFCO2014）期间发布的《2013年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便指出，2013年，国内展览市场总量持续上升，展览市场专业化逐步加强，转型趋势日趋明显。政府对展会的帮扶方式已由扶持主导向规范管理和提供政策、公共服务等方向转变。

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副司长吕继坚指出，当前，世界会展业重心正在逐步东移。商务部将继续推进会展市场化，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业管理。

北京：取消47项会展活动

近日，北京市清理和规范节庆论坛展会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47项节庆论坛展会活动被取消，保留61项。据悉，此次清理工作取消了各类活动47项，节约经费

6701万元。通知要求，凡未列入保留目录的节庆、论坛、展会活动，今后不得擅自举办，已经取消的活动严禁举办。保留的活动要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名称、活动周期组织实施，从严控制规模和经费开支，提高活动质量，不能增加基层和企业负担。

通知要求，财政部门对未经批准的项目不予安排资金，要按照节俭办事的原则，严禁铺张浪费，严格压缩活动经费，经费规模不得超过上年支出水平。同时，审计部门要把相关活动经费的使用情况纳入今年的审计范围，加强监管。对违反财经纪律、造成严重浪费的，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

广西：121个节庆论坛展会被取消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的消息，2013年，广西集中利用3个月时间开展节庆论坛展会摸底普查和规范工作，共登记节庆论坛展会260项，拟保留139项，取消121项，取消率达到46.5%。

据介绍，对拟保留的节庆论坛展会活动项目，有关管理部门要坚持严格把关，切实做到“三个不报”，即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不报、属于清理范围的不报、已清理过的不报。对要求基层、企业、群众出钱出物出工，或以各种名目乱收费、摊派、拉赞助的行为坚决予以清理整治。

此外，凡不符合规定的节庆论坛展会，坚决予以取消。

广西方面特别提出，对要求基层、企业、群众出钱出物出工或以各种名目乱收费、摊派、拉赞助的活动；以营利为目的或违反有关经济工作纪律和财经制度的活动；企事业单位等利用党政机关名义举办的活动等，将坚决予以取消。

宁波：会展项目分类清理整合近日，在宁波举行的政府会展改革创新专题会议指出，宁波市将集中力量办好5个重点项目，推进10个项目逐步转向由市场主体或社会中介承办，停办4个项目。

据了解，为加快打造区域性国际会展之都，宁波市将保留一批效果好、前景佳的重点性会展项目，整合一批交叉性、重复性的一般性会展项目，调整一批发展慢、周期短的会展项目，转型一批作用小、效益低的会展项目，停办一批投入大、绩效差的会展项目。

根据宁波政府会展项目分类清理整合方案，宁波将分别对消博会和中东欧国家特色展，海洽会和浙洽会，人才科技周，宁波高交会和宁波高洽会等项目进行整合，推动新材料论坛、宁波旅游节和宁波购物节等10个项目逐步向市场化转型。

宁波将改进政府会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提出年度政府会展项目及资金安排计划。重点项目直接划拨相应的责任部门，其他项目可按照市场化运作要求进行资金统筹管理。同时，建立政府会展项目绩效评估制度，强化市场运作，奖优

罚劣。

商务部：建立展会长效机制

1月上旬，商务部召开的第11次部务会议指出，中央开展的清理和规范节庆论坛展会活动工作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重要举措，也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的必然要求。

会议强调，清理是基础，规范是重点。由商务部继续主办的论坛展会活动，要按照中央要求逐步去行政化，加强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同时，严格新主办的展会论坛活动审批制度，确保数量不反弹；修订出台《商务部举办展会管理办法》和《商务部部领导出席本部主办展会论坛活动的工作规范》，建立长效机制。

同时，今年以来，商务部先后向各地发出《关于做好赴境外招商引资活动监督指导工作的通知》，要求：第一，开幕式活动精简或取消。开幕、开馆仪式改为与主论坛、展会合并举行，精简整个流程。第二，招待酒会规模大幅度压缩。第三，精简展会活动。

5.政府管理数字化转型心得体会 篇五

目前，信息化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其中，具体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形态、数字消费者、数字政府等方面。社会的数字化率，成为衡量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数字化水平的新标准。

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已取得重大进展

从 1999 年“政府上网年”开始，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已走过了20 多年，全国数字政府的形态基本上展现出来了，体现为四个特点：一是由碎片化转变到整体性；二是由封闭转向开放；三是由过去的部门协调转向现在的整体协同；四是从手工作业转变到智能智慧。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快速发展，有四个原因：一是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的保障；二是社会信息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三是公众对政务服务的新诉求，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养老，老百姓对政府服务的诉求也倒逼我们加快数字政府的建设；四是政府多年在信息化领域的耕耘，在政务服务应用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

数字经济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政府信息化走到今天，是数字化的作用。而数字政府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对数字经济又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引领作用。目前，数字经济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在疫情和贸易摩擦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下行。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是当务之急，也面临多重压力。

在这种新形势下，数字经济有望成为中国应对全球经济低迷风险挑战，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数字经济将成为经济增长、转型的新引擎。中央政策导向非常明确，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经济体系，在政策引导下，将产生新的经济形态和业态。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5.8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36.2%。可以说数字经济在改变中国经济结构中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加快数字经济发展要双向发力

当前，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各个省市推动经济的主要抓手，但加快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整体双向发力。所谓双向发力就是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做文章。数字产业化可能受到的影响很多，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要量力而行。比如，发展芯片产业需要考虑环境因素；发展云计算，则需要考虑电力、土地等要素。因此，西部是较为理想的选地。此外，人才和技术也是各地区发展数字产业

化的重要依据。而产业数字化的重点是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从而提升产业数字化能力和水平。

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新问题。一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城乡分布、区域分布和行业分布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讲，广东、江苏、浙江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区域，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好，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一般基础较为薄弱。

二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存在薄弱环节。融合发展体现在宏观层面，也在微观层面体现出来。宏观层面来看，产业融合发展深度、广度存在不足。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和一些行业对数字产业与数字化融合价值认同有缺陷。

三是数字经济人才相对紧缺。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在核心技术研发、大数据挖掘应用等领域的人才储备不足，自主创新研发能力较弱。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才是制约其发展的最大因素。此外，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投资环境等还没有整体形成。

对此，要加快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形成健康有序的发展格局。

一要加大工业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5G 是数字基建的网络支撑。根据工信局统计数据，我国已建成 5G 基站超过70 万个，地级市以上已基本覆盖。这是我们打造新基建的重要基础设施。同时，工业互联网也是新基建中的重要基础设施，要大力发展。目前，全国各类型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总计已有上百家，“工业互联网是一片巨大的蓝海”。

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并非孤立存在。比如，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与智能制造的交叉点，工业大数据是大数据与智能制造的交叉点，工业互联网的本质是以原材料、机器、信息系统、控制系统以及产品、人等各种要素的互联为基础，通过工业数据的深度感知、实时传输交换，快速计算处理、高级建模分析，实现智能控制、运营优化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为此，应抓紧工业互联网的布局。

二要加快产业数字化的进程。以新兴信息技术为基础，推动产业活动由线下到线上的转型。实现产业上下游无缝对接、配合联动，及时回应市场需求，提升企业竞争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推动商业模式和产品服务升级，实现智能化、平台化、品牌化发展。例如，新媒体融合平台上线的“新花城”在广州市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数字化经济的范例。

三要提升数字治理的能力，有效整合数字资源。数字治理在当下非常重要。要着力破解“互联互通难、业务协同难、沟通数据

难”的问题，打破“数据不通、网络不通、业务不通”的限制，实现“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一体化政务服务。然而，“三跨”的难度在于数据治理，数据是瓶颈。因此，从总体的发展来看，数据治理的重要性体现在提升数字治理能力，这对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通过有效数据治理，可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的统筹能力。另外，当前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建设数据中心，在此过程中，要防止浪费和一哄而起。数据需要的是数字整合和统筹，要防止数字中心“遍地开花”，造成重复浪费。对此，可通过工业大数据的有效治理，提高智能制造的能力和水平，提高数据共享能力。

6.产业转型政府 篇六

**区是一个老工业基地，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企业机制转换、人们观念转变，区情社情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增强驾驭全局能力，区政府结合社会转型和自身实际，自２００６年以来，积极开展现代“八型”政府建设活动，取得了明显实效。

建设现代“八型”政府是适应社会

转型的客观要求。第一，建设“现代八型政府”是政府转型的主要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经济转型正在向政治转型、社会转型过渡，政府转型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必须进一步理顺和处理好与社会、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关系，坚持与时俱进，创新管理理念，努力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王权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从“发号施令”向“主动服务”转变、从“以官为本”向“以民为本”转变。

第二，建设现代“八型”政府是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从国内情况看，我国正处于深刻的变革时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改革的聚焦点由过去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向政府领域。从国际情况看，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得各国在政治改革的同步性、普遍性上越来越接近。

第三，建设现代“八型”政府是加快发展的科学决策。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是广大干部群众追求所在、渴望所在、关注所在。国际、国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各地都在竭尽所能，依据不同的地域特色，力争实现追赶式、跨越式发展。要想在发展中抢得先机，关键要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如何将发展机遇转化为发展优势和发展成效，关键在政策、环境、干部，关键在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哪里政府行为规范、投资成本低、办事效率高、社会环境好，哪里就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第四，建设现代“八型”政府是开拓务实的民心工程。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建设现代“八型”政府，强化对公务员的教育和管理，必将从思想上、制度上解决政府机关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保持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一项开拓务实的民心工程。

**区建设现代“八型”政府的主要做法。建设现代“八型”政府，涉及施政理念的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执政能力的提升、服务行为的规范等多个方面，是一项深层次、全方位的系统工程。

一、科学界定现代“八型”政府建设内涵。建设现代“八型”政府，必须尊重民意，打造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民意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深入群众才能够听到最真实的声音。为准确掌握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政风存在的突出问题，区政府紧紧围绕“转变干部作风、优化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通过问计专家、倾听民意、理性分析，科学判断，反复推敲，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现代“八型”政府建设目标，即：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政府，优质高效、运转协调的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亲民型政府，真抓实干、注重实效的务实型政府，依法行政、行为规范的法治型政府，决策民主、公开透明的阳光型政府，履职尽责、言行一致的责任型政府，厉行节约、清正廉明的廉洁型政府。

二、精心设计现代“八型”政府建设载体。区政府提出以“６８５４３”工程为载体，即：大兴勤奋好学、真抓实干、亲民爱民、开拓创新、诚实守信、勤政廉洁“六种风气”，实行严禁有令不行行政不作为、有禁不止行政乱作为、办事拖拉服务不到位、各自为政班子不团结、官僚主义为政不亲民、朝令夕改承诺不兑现、吃拿卡要行为不廉洁、作风涣散纪律不严明“八个严禁”，倡导马上办、主动办、上门办、积极办、公开办“五办”作风，完善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便捷高效的机关运转、行之有效的监督检查、社会矛盾防范化解“四大机制”，推进政务公开工作、行政审批行为、行政执法行为“三个规范”。

7.产业转型政府 篇七

一、科技创新的含义

科技创新指的是将具有独创性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相结合, 使之形成新的理论知识、技术工艺或生产和管理方式, 从而开发新产品, 提高产品质量及提高劳动效率。由于人口、资源、环境因素的影响和限制, 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对传统产业结构进行适时调整, 推动产业升级成为时下热门话题。

二、东莞市产业结构现状及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时间为纵轴, 以改革开放为起点, 东莞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并结合自身情况, 摸索出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 一跃成为省内乃至全国范围内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城市之一。但是, 伴随着经济一体化浪潮的不断发展, “莞式经济”逐渐暴露出了它的弊端, 经济瓶颈随之凸显。

(一) 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占比重过大。

从历史原因看, 东莞市脱胎于农业县, 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加速工业化的进程, 自身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 大部分企业还停留在加工制造阶段, 处于产业链的下游, 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 粗放型经济特征明显, 科技创新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缺乏在更高层次参与市场竞争的实力。

(二) 对外依赖程度过高。

自20世纪90年代起, 东莞因其自身特殊的地缘优势, 迅速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经济浪潮之中, 成为全球知名的加工制造业中心, 这是东莞值得骄傲的业绩, 但同时也恰恰是东莞的“软肋”。外向型的经济使得东莞更易于受到世界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 出现“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现象, 如在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 东莞受到的冲击远超其它城市。同时, 东莞自主的民营企业比重偏少, 实力偏弱, 抗风险能力不强, 在经济上的带动作用不甚明显。

(三) 产业转型升级对接不当。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中提出要“腾笼换鸟”, 即实行“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双转移战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部分地区出现了低附加值、高污染、高能耗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退出东莞市场, 而新能源、新技术企业又暂时缺位的情况, 于是出现了“鸟飞笼空”的现象, 使当地经济发展处于尴尬地位。

(四) 某些地方与企业的短视心理。

一些基层单位如区、镇、村满足于租地收租, 而双转移政策有可能触动这方面的利益, 因此帮助企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性不强;而一些企业怕承担风险, 创新主体意识不强。部分企业注重追求短期经济效益, 缺乏长期发展战略眼光。在技术创新上安于现状, 资金、科研力量投入上相对不足, 因而技术创新收益低, 形成恶性循环。

三、科技创新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东莞市政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在2012年出台了《东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 高端新型电子信息、LED产业、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生物产业、新材料、节能环保成为新的产业发展重点。《规划》中将科技创新处于逻辑优先的地位, 明确了以科技创新为源动力, 围绕科技创新做文章, 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 政府逐渐从以往的“管家”向“守夜人”角色进行转变, 从以往事无巨细的过问转变为宏观调控层面上的指导和管理, 这对东莞市产业转型升级事业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 加大科技帮扶力度。

东莞市自2006年开始实施“科技东莞”工程, 其专项资金主要通过无偿资助、贷款贴息、事后奖励和配套资助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开展战略性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研究开发, 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具有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研究, 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先进技术提升传统产业项目, 吸引和接纳国内外高科技人才及科研院校来莞落户。截至2010年, 东莞市共承接国家863计划、创新基金项目、省重大科技专项、粤港关键领域招投标项目、省部产学研合作、科技金融试点、创新科研团队等460多个国家和省科技计划项目, 组织实施了2, 000多个市级科技计划项目。2011年, “科技东莞”专项资金从每年10亿元增加为每年20亿元。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东莞市与其它科技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差距, 只有持续、大力地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财政进行扶持, 产业升级才能有实现的现实基础和经济保障。

(二) 完善科技发展平台。

按照“高新技术产业化, 传统产业高新化”的工作思路, 把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作为科技工作的重点, 积极引导企业加大对产品研发的投入, 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 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科技合作关系, 搞好新产品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 有效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实力。

1. 建立重点产业和高等院校的战略合作机制。

借助政策调控和计划引导, 重点选择影响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的重大创新项目, 作为科技创新试点工程, 建立产、学、研共同参与的一体化运行机制。

2. 实施标准化战略。

引导、扶持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充分发挥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在标准化战略中的作用, 大力推进标准化研究和服务的市场化、产业化经营。

3. 实施名牌战略。

以自主品牌创新为着眼点, 完善有利于企业品牌培育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使企业走上“名牌战略+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引导、鼓励、支持企业积极开展自主品牌经营, 打造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名牌。

(三) 重视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第一, 高度重视人才工作。要把人力资源的管理与开发, 作为东莞市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 将重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同等对待, 通过优厚的福利待遇、高尚的社会地位吸引一批高素质科研人才;第二, 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要适时引进、培养东莞市急需的各级各类人才, 多渠道、大面积地培训技术工人, 大力选拔任用高级技工和技师, 以尽快改善目前企业人才短缺、结构不优的状况;第三, 积极落实人才政策。抓住人才引进、培养、使用三个关键环节, 通过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 真正做到爱惜人才、保护人才、用好人才。

(四) 优化产业创新环境。

在组织科技创新活动中, 政府必须认识到, 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因此, 政府要从以往的直接组织创新活动, 转变到宏观调控、创造条件和提供环境。建立健全配套服务体系、资金投入体系、政策法规体系。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 结合东莞市自身特殊的市情, 制定近期和中长期科技创新工作规划, 既要抓好典型, 又要营造氛围, 有点有面, 虚实结合, 加快高新产业技术的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1].淦球.东莞产业转移与升级的若干思考[J].东莞社科论坛, 2011

[2].王娟, 郑平.东莞外资主导型产业聚集与产业转移——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 2011

8.政府债券市场助推经济转型 篇八

当前美国次债危机正在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开放经济体几乎无一幸免，面临经济衰退的压力。作为反萧条法宝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经凯恩斯倡导后已经被各国政府所采纳。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成功运用。本文主要探讨发展政府债券市场（既包括国债也包括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对中国应对危机冲击和实现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地位和作用。

宜行财政扩张

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最大危害在于摧毁市场信用，导致市场机制瘫痪，从而使国民经济陷入衰退和混乱。反危机的核心，在于运用政府信用重启市场的信心和信用。

在大萧条等非常时期，货币政策通常是无效的，因为在悲观情绪蔓延、市场信心崩溃的时刻，央行放松银根无法让商业银行放贷，降低利率也不足以刺激民间的消费和投资。而且，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还会留下后遗症，一旦市场信心恢复，通货膨胀及金融泡沫又将卷土重来。因此，只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才能直接增加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促进经济的复苏。

当前美国深陷危机，美国政府大规模发行债券注资金融机构，美联储也向市场注入巨额流动性，以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更深层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对美国政府实在是巨大的挑战！目前美国政府债务为10万亿美元，反危机过程中还将新增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将从71％增加到85％以上。由于美国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只有极少量的土地。国际上对私有制国家的政府债务有一个60％的安全警戒线。因此，美国政府大量运用赤字财政政策埋下的美元危机隐患，是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

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拥有大量国有资产。据海外华人学者陈志武测算，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有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其中大于76％的资产掌握在政府手里。而且，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潜力和目前政府征税能力和效率尚低，中国政府的信用远比美国政府具有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因此，政府兼顾反危机的短期目标和促进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的正确选择，是借助政府债券市场的融资平台，实行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来代替已经缩减的出口需求。

反之，强化出口的倾斜政策无助于短期目标的实现，因为出口减少并非中国产品太贵而没有竞争力，而是因为美国对过度消费这种失衡的修正，或因为中国产品质量上的信任危机导致需求向其他国家的转移所致。

另外，刺激出口还会导致外汇储备和外汇资产风险的大规模积累，并还将阻碍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等中长期目标的实现。最后在外贸政策方面保护中性，启动内需也是中国在全球反危机联合行动中体现大国国际责任的正确选择。

至于政府财政支出应投入哪些领域才兼具短期和中长期效益，需要重点达成以下共识。

第一，中国制造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因此政府财政支出必须有助于收缩而非扩张制造业产能。

第二，在制造业内部，以劳动密集型、民间经营、消费品生产为主要特点的轻工业，其产能是相对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言的过剩，如果国内消费需求有效增加、特别是农村消费的启动将使这些产能得到有效的消化。因此轻工业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企业并购，通过产业整合提高全行业的技术含量、产品质量和整体经营效率。反之，重化工业的产能是严重过剩的。与发达国家重化工业顶峰期占工业比重65％而言，中国目前的重化工业占比已超过70％。重化工业具有“自娱自乐”的内部自循环特征，而且重化工业又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势力范围，反周期政策如果向重化工业倾斜则不仅意味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后退，而且也不利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促转政府职能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周期性下滑与结构矛盾恶化叠加的困难，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最为艰难、建国以来最为关键的经济转型时期。在需求结构方面体现为刺激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以消费拉动为主；在产业结构方面体现为抑制制造业过度扩张，促进农业和服务业快速成长，实现三大产业的平衡发展；在经济体制转换上体现为实现政府职能转换，使中国经济从政府主导型过渡到市场主导型；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则体现为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效率改进的可持续增长方式的转换。其中最为核心和困难的是启动消费需求与转变政府职能。而启动消费需求很大程度上又与政府职能的转换密切相关。

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深化，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职能需要转换是因为现阶段政府职能存在扭曲，即未能充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却过多地介入和直接干预国民经济活动。

就地方政府而言，职能的扭曲在经济转型初期有其不可避免的性质。因为这一阶段民营经济弱小，人均收入尚低，而大量社会基础设施则有待政府建设，在财政分灶吃饭，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平衡的背景下，地方财政入不敷出，政府通过直接干预（支配银行信贷活动，向企业摊派基建费用）和直接介入经济活动获取资金或收益。久而久之，政府的驱利动机增强，公共服务意识淡化，并日益陷入职能扭曲的恶性循环：驱利性——合法性和公信力下降——征税能力下降——驱利性上升。

因此，在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政府债券市场可以打破政府职能扭曲的恶性循环。

首先，有助于规范政府的融资行为，确立政府的市场信誉。政府信誉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帮助政府在国家需要用钱的关键时期筹集到巨额款项，完成国家的重大使命，同时也是建立民间的长期市场信用的基础。英国19世纪初和20世纪40年代公债高达GDP的200％以上，但这无损于政府信用，英国的长期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也在为政府债务融资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相较而言，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有重要的筹资活动，但没有着力于发展规范有序的政府债券市场，确立政府的市场信誉，这不仅是政府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损失。

第二，有助于增加政府筹资及其使用的市场透明度，引入市场的评估和监督机制。政府通过市场化筹资方式发行债券需要将筹金规模、用途和还本付息的来源等信息广而告知，信用评估机构、投资银行等中介服务机构还将对政府偿债能力及信用状况进行审计和评估，因此对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合理性和社会经济效益有重要促进作用，项目效益及还本付息能力作为政府再融资的决定因素，也就对政府公共投资活动引入了市场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第三，有助于引入地方政府间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机制。在中央政治集权、地方经济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求和晋升竞争，导致了严重的重复建设、资源环境的透支、民生事业发展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根据科学发展观要求引入地方政府间良性竞争机制，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和宽松的户籍制度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制度设计。能够有效运用政府债券市场改善民生和长期投资环境的政府将促进本地经济快速发展，而投资效率低下、信用不良的地方政府将不能持续使用债务融资工具，其对居民和企业的吸引力会下降。这种制度组合安排使不同行政区划间形成良性竞争，最后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和撤并可大幅度提高城市化的等级和效率。

第四，有助于推进“国退民进”的产权制度改革。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难点在于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问题。我们反对全面的私有化，改革方案是将民生取向的政府债务融资与市场化倾向的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进行组合， 它可实现经济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重目标；可实现效率与平等的优化组合；可实现过程的渐进、可控和有序。

政府通过债务融资，建立起足够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应体系，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稳定体系，然后根据民间资本的承接能力，将资源类自然垄断产业、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之外的国有垄断企业进行分拆和股权转让，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有助人民币国际化

发展政府债券市场，还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基础性市场条件。

作为当前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正受困于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经济空心化背景下的金融过度膨胀），并且有可能因为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政府过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陷入长期贬值或慢性危机之中。

欧元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非主权的、以多边协议为基础的国际货币，有着缺乏经济增长支持、缺乏统一市场，成员国内部经济分裂风险缺陷等。克服这些缺陷有待于欧元的政治一体化，而这是一个30年至50年的漫长过程，其间不乏欧元崩溃的可能性。

因此，从国际金融的风险分散化规律来看，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很可能是全球后危机时代的重要发展趋势。人民币国际化有着十分难得的机遇。

一国的主要货币充当国际货币，通常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一个币值稳定的政策环境。币值不稳定的货币无法充当计价单位，也无法作为价值贮藏手段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

其次，国际货币流通和支付职能的有效发挥，要求有一个现代化国际银行业，提供高效率的国际结算体系。

再次，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要求本土存在规模足够庞大、流动性足够充分、成长性足够良好、对外足够开放的资本市场体系，以满足各国央行和全球资产组合投资者对所持资产保值、增值和变现的内在要求。对本币的国际化具有核心支撑作用的，是这个资本市场中的国债市场。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现在可以从国际结算货币做起，但是只有中国的政府债券市场同时也是国际债券市场、中国的有形资本市场同时也是国际金融中心时，人民币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是中国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意图。■

9.产业转型政府 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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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发展回顾

中国小额信贷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国际上的小额信贷已经蓬勃发展,并以福利派为主流,特别是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得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大力倡导,几乎所有国际援助机构都将小额信贷作为援助项目的内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后。在这个阶段,国内有关国际合作、扶贫和社科研究机构纷纷利用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了大量小额信贷实验示范项目,并都以建立项目办或社团机构的形式运作小额信贷。据非官方统计,这阶段曾经有300多个小额信贷项目或社团机构。这些项目和机构有着以下相似的特征:有着鲜明的社会发展目标,以扶贫为宗旨;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援助资金或公益性捐助;政府主导并提供补贴;多以协会形式建立机构并管理信贷资金;资金规模较小,一般为一、二百万,最多不超过1000万;产权不清;管理人员大多来自政府部门且兼职;大多采用GB模式,即小组贷款方法。

这些项目和机构在中国小额信贷发展历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引进了小额信贷的概念并加以实验示范;其次,在取得初步成功后推动了政府对小额信贷的重视和支持;最后,极大地推动了小额信贷领域的制度创新和体制调整。

2000年以后,国际小额信贷出现商业化潮流,制度派逐渐成为主流,国际援助机构开始退出小额信贷领域,而投资机构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主导。这阶段,上述小额信贷项目和机构面临着严重的生存挑战,存在以下困难:第一,由于这些机构都是利用国际合作建立的,带有试点性质,虽然得到政府默许,但并没有金融业务的合法地位;第二,虽然国际组织提供了技术援助,但由于管理人员大部分来自政府部门,缺少经营管理经验,管理水平有限;第三,非政府组织在所有权和治理结构方面存在天然的缺陷,难以保证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第四,2005年后,国际组织对小额信贷的援助基本断奶,而商业融资无法投资非政府机构,他们缺少后大规模的后续资金支持。由于这些原因,上述小额信贷项目和机构逐渐分化,一部分逐渐消亡,一部分艰难维持。而继续维持的100家左右机构主要由国内几个系统来维系,主要是社科院农发所,商务部交流中心,扶贫基金会和全国妇联。

2005年,有两件重要的事件给了这些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以生的希望:

一是人民银行开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并明确指出中国小额信贷要走商业可持续发展道路,鼓励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通过专制成为商业可持续的机构。

二是商务部、社科院和全国妇联发起成立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协会,虽然在注册遇到法律和政策障碍,但得到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和监管部门的支持,以网络形式开始了工作,为会员提供五个领域的服务:政策推动、行业自律、培训和技术支持、信息交流和筹资服务。小额信贷发展网络的成立,给没有身份和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提供了一个可以依托的平台,对挽救和维系濒临消亡的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并帮助其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005年以后,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领域出现以下变化趋势:第一,商业化改制成为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发展潮流。社科院、交流中心、扶贫基金会和富平学校等都在考虑在整体上进行商业化专制,并取得了一些进展。第二,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资金来源得到扩展。一些国际知名的社会投资机构开始在国内与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合作,投资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但由于政策限制,困难重重,进展缓慢。更多的银行机构尝试向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批发资金。批发基金正在酝酿建立,为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开辟了新的资金来源。

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的转型、改造与创新

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从建立开始就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些问题。国内最有影响的几家小额信贷管理组织(商务部交流中心、社科院农发所、扶贫基金会等)的基层机构都有倒闭或停滞案例。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1)没有法律地位;(2)缺少资金来源;(3)内部管理问题(包括当地政府因财政困难挪用信贷资金、管理人员或信贷员道德风险造成的贷款损失、管理不严造成贷款无法有效回收、以及最初选择的赤贫户无生产能力,无力偿还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各家机构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拯救和改造小额信贷机构,做法也有相似之处:(1)充分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加强对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坚决回收被挪用资金;(2)建立统一的管理制度,规范小额信贷机构管理行为,并通过培训提高管理人员水平;(3)采用激励机制,对管理人员和信贷员进行有效奖惩;(4)将社团组织转制为民办非企,明确产权关系,改善治理结构;(5)积极探讨商业化改制,彻底解决治理结构问题,并获得新的资金来源;(6)积极探索小额信贷新的模式和方法,走中国特色的小额信贷道路。

下面仅举两个主要机构的案例。

(一)商务部交流中心对甘肃定西小额信贷机构的拯救、改造与创新

1、定西小额信贷机构的背景

甘肃定西曾经以“陇中苦疾甲天下”而著称于世,是我国早期“三西”扶贫项目的重点区域之一。1996年,作为UNDP“扶贫与可持续发展方案”的一部分,交流中心在定西开展了以雨水集流和小额信贷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扶贫项目。其中小额信贷资金投入2,753,100元,最高贷款余额达到249万余元。

由于定西县在90年代初曾经执行过人口基金会的扶贫信贷项目,当地政府自信有管理经验,因此基本参照人口基金项目的模式开展小额信贷,项目由扶贫办操作。其管理模式为:依靠乡政府管理信贷发放和回收,贷款期一年,贷款额不超过3000元,每半年回收一次,名义年利息8%,有小组和中心制度,重视社会发展目标。在操作过程中,项目管理机构和乡政府充分利用了信用社的作用,乡级的循环资金存放在信用社,信用社为信贷管理提供出纳服务,贷款甚至以信用社名义发放,信用社为管理机构提供报表。

1999年,原有UNDP扶贫方案基本结束,为了支持48个县小额信贷项目的可持续发展,UNDP和交流中心组织国际、国内专家挑选部分机构进行了机构评估。评估结果认为,在48个县中,没有一个机构可以自负盈亏、可持续发展,但有部分机构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在评估基础上,UNDP/CICETE决定继续提供技术支持项目,其中一个项目为“可持续小额信贷扶贫(SMAP)”项目。该项目挑选内蒙赤峰市(3个县)、四川仪陇县、贵州兴仁县和定西县为重点示范区,利用国际成功经验为他们提供密集的技术支持,希望将这四个点培养成真正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小额信贷机构。挑选的依据主要是管理机构的能力、当地政府的支持程度和贷款质量等。

定西县被选为示范点,主要是因为机构评估专家发现了其与信用社合作的特殊性,认为有可能劝说当地信用社参与合作,利用信用社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如果有条件,甚至可以将信用社改造成小额信贷机构,这也许可以成为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一个出路。

2000年,SMAP项目编制完成,2001年初开始启动。2001年11月,SMAP项目办公室对定西县小额信贷管理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财务审计,猛然发现了前期机构评估没有发现的资金挪用、大量拖欠等严重问题。2002年初,SMAP项目召开三方审评会,决定暂停定西县的项目活动,冻结循环资金,要求定西县政府限期解决问题,回收挪用和拖欠的资金。

2、定西县小额信贷曾经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2001年11月,SMAP办公室对定西县小额信贷进行深入调查和审计后,发现了严重问题:

第一,贷款被挪用现象比较多。根据鲁家沟镇项目办公室提供的资料,2000年9月和2001年1月,镇经营管理站先后两次向小额信贷项目办公室借款30余万元(据说其中部分用于发工资),占该镇全部贷款余额的近1/3,2000年9月,镇农业技术站借款4.4万元。御风乡的信贷资金被挪用13万多元,也占全部贷款资金的近1/3,这些钱大部分用在了乡政府的一般行政开支,诸如买汽油、修汽车等几十个项目,这些借款全是写的白条。

第二,存在对企业和大户的贷款。在调查中发现的最大贷款户是鲁家沟镇私营企业主苏某某,2000年8月30日向镇小额信贷办公室借款14万3千元,用于修建洋芋市场,该市场建设总投资100多万元。在西川示范园区向1户大棚蔬菜户贷款5万元,还有一些其它从事种养业的个体户,借款额均在1万元左右。而这些大户带头拖欠。

第三,人为编造统计数据。鲁家沟镇经营管理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和苏成武三家借款大户的借款都是用一些农户的名字顶替的。担心这些大户贷款上报到县项目办会被拒批,镇项目办编造了265农户的假名册上报县项目办公室。另椐介绍,2000年一次贷款实际放给了86户共34.6万元,上报县项目办公室的是139户,50余万元,存在冒名顶替的现象。

第四,贷款拖欠严重。以县项目办收到乡镇项目办上交还款的数据为依据(县项目办的数据与乡项目办向调查组报告的还款额不一致,因为乡项目办收到的还款并没有全部上解县项目办账户,而继续在乡镇运行),到2001年11月初核准的贷款余额238万元,拖欠贷款额181万元,占贷款余额76.1%。另有部分乡2001年9月到期的30万元的贷款中只有10万元按时还款,其余20万元不能按时归还的贷款全部作了重新设置处理,由于这项贷款均已签订了有效合同,没有按拖欠贷款处理。由于时间原因,实地调查没能覆盖所有乡镇,估计隐藏的贷款展期和重置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第一,政府直接操作是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第二,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第三,贷款对象选择不当;第四,信贷资金投放过于分散;第五,缺少必要的信贷管理培训。

基于上述问题,2002年初,SMAP项目三方审评会决定暂停定西县小额信贷项目工作,冻结循环资金,要求定西县政府和项目管理机构尽快治理整顿。会议结束后,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作为项目执行机构,交流中心根据三方审评会的决定,给甘肃省经贸厅和定西县政府发文,措辞严厉地指出定西县小额信贷问题的严重性,并要求定西县政府立即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此后,交流中心又多次督促当地政府,并两次派人实地考察和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在各方面压力下,定西县也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

3、定西小额信贷机构的调整情况

1)当地政府和操作人员观念的转变

在定西清收贷款的过程中,交流中心SMAP办公室两次派人实地考察,向当地领导和工作人员深入介绍小额信贷的意义和国内外成功经验,共同分析当地信贷管理的问题和原因。同时,交流中心邀请县项目管理人员参加信贷管理培训班,派项目办实地考察内蒙赤峰市的小额信贷成功经验。2002年11月,SMAP项目安排县项目办负责人参加了赴印度尼西亚的考察学习活动。这些活动帮助他们加强了对小额信贷工作的认识,转变了观念。

2)小额信贷管理机构和管理机制的调整

依托政府操作小额信贷是定西县小额信贷原有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交流中心的积极倡导下,当地政府决定调整管理机构和管理机制。第一步是由新成立的乡村发展协会组织替代项目办,之后进一步成立了民办非企机构,将信贷管理工作彻底从政府独立出来。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定西县城乡发展协会”注册成立,并于2003年3月召开了第一届会员大会,通过了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召开了理事会会议。为了保证协会的独立性,理事会成员由交流中心、省经贸厅、县政府、扶贫办和农户代表组成,扶贫办只在协会中占有一席。理事会负责任命主要工作人员,决定重大政策问题,审批工作计划,监督办事机构的日常工作。

机构调整后,定西县小额信贷管理机构出现了明显的行为方式的变化:

在县一级,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非常开明,基本做到了不干预协会的具体工作;在乡一级,有的乡,如西寨乡的领导也很开明,基本不干涉协会的具体事务,放手让信贷员开展工作。协会管理人员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奖惩分明,内部权力结构相对分散,民主气氛浓厚。造成的实际结果是,机构内部人际关系简单了,人浮于事、扯皮推诿现象没有了,家长制、一言堂没有了,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四个管理人员团结务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想把项目做好。协会管理人员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他们都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认为自己是项目管理者,自己是在给贷款对象提供帮助,在贷款对象面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现在他们把贷款对象看作客户,认为自己和客户处于平等地位,协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客户的支持,协会的目的是如何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城乡发展协会的建立,改善了小额信贷机构的治理和贷款管理。自从协会建立后,信贷绩效极大提高。协会成立后的第2年就实现了收支平衡,并开始盈利。贷款回收率至今始终保持为100%。协会每年聘请北京著名会计公司开展外部审计,包括对贷款台帐和客户进行抽样审查核对,未再发现资金挪用和垒大户等问题。

2006年,协会信贷业务发展迅速,农户贷款需求旺盛,协会资金不足,向交流中心申请追加投资。但UNDP项目已经结束,没有新的援助项目可以获得资金。如果不解决后续资金问题,协会将失信于当地农户,工作人员也会因看不到前途而没有士气,最终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当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政策还没出台,也不可能获得商业投资。协会为筹集资金,曾在工作人员和会员中小额集资,但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从2006年开始,交流中心与安定区政府和协会领导可是讨论进一步改制的方案,并最终达成了改制协议。

2007年底,定西市安定区民富鑫荣小额信贷服务中心正式登记注册。协会资产根据改制方案移交到了新机构,协会秘书长调任新机构任总经理。除会计、出纳和信贷员外,协会原有员工都选择留在协会。2008年,交流中心新投入的100万资金也及时到位,并在当年全部投放到农户。

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定西小额信贷机构正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资产由原来UNDP援助的290万增长到410万;小额信贷业务的市场基本定位,面向广大低收入农户;产品基本成熟,适合当地农户需要;管理团队基本稳定且具有事业心和丰富的经验;信贷管理制度严格,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几乎没有坏账;机构实现了自负盈亏,且有积累。定西小额信贷机构如今在国内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中成为较为优秀的代表。2009年,定西民富鑫荣小额信贷服务中心被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推荐到MIX网站,成为挂牌机构。

总结该机构10年来所取得的进展,有几个重要的经验值得说明。第一,交流中心在小额信贷领域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社会目标宗旨保证了该机构能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第二,交流中心专业的且有事业心的管理团队为机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第三,交流中心与地方政府审时度势,及时提出改制方案,让机构能不断与时俱进;第四,甘肃省商务厅和定西市及安定区政府对小额信贷的大力支持,为机构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第五,机构负责人的事业心和专业能力,以及信贷员的吃苦耐劳,是机构发展的基本保障。(二)从草根金融到中国特色小额贷款公司——富平学校小额信贷的发展

与交流中心和扶贫基金会依靠国际援助的起点不同,以茅于轼先生为首的富平团队从一开始走的是草根道路。1993年,正当社科院杜晓山教授把孟加拉乡村银行经验引进中国,在河北易县创办中国第一家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的同时,茅于轼先生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开展了“村银行”模式的探索。如今,茅于轼先生的团队以富平学校为阵地,与国内企业家合作,成立了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在山西永济县开办了第一家“富平系”小额贷款公司,致力于开拓有中国特色的的小额信贷发展道路。

1、山西临县的“村银行”实验

1993年9月,茅于轼老师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创办了“龙水头扶贫基金”,通过无息或有息出资的办法筹集资金,再通过收息或免息的小额信贷办法借贷给当地农民。其性质相当于现在可以由银监会批准注册的村级资金互助组织,也相当于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另一种成功的 “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2001年,茅于轼先生在总结龙水头基金会运作经验的基础上,又在湍水头镇另外两个村湍水头和小寨上设立了两个基金会。

这一实验基本取得成功,三个基金会得到了当地村民的拥护和积极参与,并为村民和贫困户提供了所需的金融服务,促进了“村银行”模式在中国的开展,因此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是,也面临一些问题。首先,2005年之前,这三个基金会都由茅于轼先生亲自督导,由他选定的本村人员负责管理,缺少民主监督,治理结构不合理;其次,在银监会有关村级自己互助组织合法化政策出台前,各村基金会没有信贷业务的法律地位,只能是草根金融或地下金融;第三,基金会很多资金来源于非会员的国内外人士的固定利息投入,有社会集资或吸储之嫌。

2、富平学校的参与和制度化建设

2005年,茅于轼先生的团队将三个基金会实验工作委托给富平学校接管,从而让这一个人色彩强烈的实验项目走上制度化道路。三村基金会的管理做了以下制度调整:第一,基金会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北京富平学校小额基金管理小组,它由茅于轼等人组成,负责基金会工作的决策,直接领导三村基金会。第二,各村基金会原来的主任单人管理调整为小组管理,每村设主任兼会计一名、出纳一名;三个村还有一名专职的总监督员。第三,规范了各项制度,包括:基金管理人员规章制度,信贷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等,甚至有《来客、来访接待规定》。第四,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第五,对各村管理人员进行定期统一的培训,内容包括参观考察。调整的结果是巩固了原有的实验项目成果,并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后盾,让一个非正规的草根金融项目朝可持续方向发展。2007年,在山西临县试点经验基础上,富平学校接管了国际行动计划(ACTION PLAN)在陕西援建的社区基金项目,将实验拓展到临县以外的贫困地区。

3、开办富平创业投资公司,开展社会企业实验

茅于轼先生领导的富平团队虽然在临县成功开展了草根金融的实验,但并没有根本解决他们为之奋斗的“草根金融合法化”的问题。而且,他们的试点项目也因政策和法律障碍很难得到大规模复制和推广。和其他想真正发展小额信贷事业的机构和人士一样,他们也开始采用商业化模式,并希望通过建立小额贷款公司这一有合法身份的组织继续他们的实验。

2009年,富平学校和联想控股等一些社会企业家共同成立了富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富平学校占45%股份,是大股东。董事长是茅于轼先生。该公司的理念是在社会监管环境下以社会投资方式开展业务。公司通过在微型金融和社会企业两大领域投资,旨在推动社会创新、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公平和谐社会。公司在山西、四川投资开展小额贷款业务。该公司在发展理念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社会投资理念。即该公司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不追求高额盈利。股东约定如有利润不分红,且只要求公司在财务上有每年2%～3%(相当于通货膨胀率)的投资回报率就可以。公司收入将主要用在扩大经营规模和人力资源开发上。第二,公司重视农村的整体发展。他们不仅提供扶贫小额信贷,还希望培育当地优秀的微型企业家,通过他们带动社区的共同发展。

2009年的6月,该公司成功地在山西永济注册成立了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截至2009年12月31日累计发放贷款1206笔,金额1821.1万元。这是国内是唯一一家将公司总部设在村庄里的小额贷款公司,且单笔金额都在2万以内,是真正面向农民的小额信贷服务。

4、与农村社区组织相结合,走中国特色小额信贷道路

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沿袭茅于轼老师在临县实验的风格,不照搬别人模式,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走草根道路。表面上看,永济富平似乎没有很所谓规范的商业模式,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适合国情和当地情况的小额信贷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条:

第一,与当地已有的社区草根组织相结合。富平永济公司从建立伊始就与当地专业合作组织——永济市蒲州果品协会联合。该协会于2004年成立,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农民协会。协会现在覆盖了35个村,有3000多名会员。协会将种植种类划分为27个,组建了40个专业合作社。各个合作社是独立的,每个合作社都有20余名会员,推选出5名理事。40个合作社又构成一个联合社,40个社长组成联社理事会,理事会把握整体的发展方向,互相监督。这样的协会组织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并培育了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可以降低管理成本,还能有效控制风险,自然成为富平的合作对象。其实,在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之前,富平学校就向协会投放了信贷资金,2006年40万,2007年200万,2008年达到400万,并且都正常回收。此外,两家还合作成立了农村社区发展学校,培养农民能力。这些都成为合作的基础。目前,果品协会会长是永济富平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直接参与了公司的管理。不仅如此,永济富平还充分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招聘当地有威望的农民做信贷员。永济富平公司的策略是与合适的乡村领导人合作,以他们为核心来推动工作,因为这些乡村精英远比外来者了解农民的切实需要。

第二,信贷服务坚持以农户需求为导向,走低端道路。作为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富平永济的信贷服务对象是当地普通农户。其贷款额度为1000～20000元,平均贷款额度为15000元,远远低于其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用途灵活开放,只要不是赌博、消费等不合理用途,都可借款。贷款期限也根据农民需要,从3个月到1年期贷款都有。而且,为便于为农民提供服务,公司将总部设在了村庄里,成为真正面向三农的“草根”小额贷款公司。

第三,将小额信贷与农村整体开发相结合。茅于轼先生认为,小额信贷不是万能的,光靠小额信贷解决不了农村发展问题。因此,永济富平在为农户提供小额信贷的同时,也注重培养当地能人和精英,培育微型企业家,希望通过他们带动农村整体发展。

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资金来源的扩展

(一)国外社会投资机构的参与

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要改制成小额信贷公司,面临着很多约束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适当的投资者。如前所述,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在改制过程中都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不变,有的还提出社会企业的模式,既不希望投资者追求高额回报,甚至不要分红。但是,目前国内具有社会投资意识和胸怀的企业家毕竟是凤毛麟角,与国内相比,社会投资机构反而是国际小额信贷领域的重要生力军。于是,国内一些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开始寄托于国际社会投资机构的参与。而国外投资机构也看好中国的市场,试图涉足。这成为国内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与境外投资机构合作的契机。但是,这种合作因政策限制而困难重重。比如孟加拉乡村信托基金(BRAMEEN TRUST)在四川阿坝州投资开办小额贷款公司,就遭遇到各种政策限制,包括注册资本金规模限制、与当地政府合作模式等问题,挣扎四年仍难以达成合作。

(二)银行机构向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批发资金

根据我国现有的银行监管制度,商业银行不能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批发资金。但是,因为有中央政府在政策上对小额信贷大力支持,促使银行系统开始与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合作,提供批发资金。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一方面,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经过多年磨练,已经形成了一批很成熟的机构,不仅具有很高的风险控制能力,贷款损失极小,而且有了一定的盈利能力,可以承受一定的资金成本,使得合作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银行系统开展扶贫小额信贷业务,这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而银行没有直接操作小额信贷的能力,为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批发资金,不失为一种开展小额信贷的途径;第三,金融监管部门对小额信贷领域的创新持较宽容的态度,为合作提供了政策环境。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农业银行为实施“87扶贫攻坚计划”安排的小额信贷任务,就曾经委托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发放过小额信贷。例如商务部交流中心和外交部合作建立的云南省金平县乡村发展协会和麻栗坡县乡村发展协会就曾管理过农行的扶贫贴息贷款。2002年,经社科院农发所和商务部交流中心协调,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扶贫处经过实地考察调研,安排分支机构为河北易县扶贫社和四川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分别提供了200万元和100万元人民币的转贷资金。但是,由于这是一次性的合作项目,到期回收后就未能再次提供。

国家开发银行在商业化改制前是最早把小额信贷业务纳入战略发展的政策性银行。国开行总行早在2005年就曾经与全国妇联协商,拟为商务部交流中心与天津市妇联合作创办的城市小额信贷机构——天津妇女创业协会提供转贷资金。但资金成本将近6%,且需要担保,而当时天津妇女创业协会收取客户的实际利率按市人行的规定不到8%,如果接受这个批发资金,意味着协会是亏本经营,这与交流中心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符,因此这笔业务始终没有谈成。

2006年9月,国家开发银行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签署贷款总额为5000万美元的微小企业贷款项目转贷款协议和金额为300万欧元的赠款协议。根据协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将向国家开发银行提供5000万美元的促进性贷款用于发放微小企业贷款。开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除接受国际金融机构资金外,将在未来两年内投入数十亿元的信贷资金支持合作金融机构开展微小贷款业务。此后,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国开行合作,并于2006年12月获得了国开行1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国开行收取年率6%的批发利息,并根据内部制度要求扶贫基金会提供担保。扶贫基金会为此要额外支付1%的担保费,使得资金成本达到了7%。好在扶贫基金会可以通过与基层机构所在地扶贫办合作获得补贴,才能弥补成本。扶贫基金会获得国开行批发资金的意义在于,这是国有政策性银行为一个没有承贷资格的非营利机构提供了较大规模的批发资金,具有重大政策意义,让此后其他想开展这类业务的银行机构吃了定心丸。

2007年,渣打银行总部小额信贷业务部门负责人来华考察。他们的策略与汇丰和花旗在国内直接投资小额信贷机构不同,渣打希望在中国开展小额信贷批发业务。2008年,继国开行之后,渣打银行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又提供了一笔2000万元人民币的批发资金,年息6%,且无需担保。这是第一家外资银行为国内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批发业务,也是开河之作。

2009年,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为给会员机构筹措资金,向中国农业银行提出申请,希望农行为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批发资金。农总行十分重视,并由刚成立的三农事业部负责与网络洽谈。小额信贷网络向农行推荐了一批优秀的小额信贷机构,并由农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了深入的调研。经过一年的准备,2010年1月,农总行在京与四家小额信贷网络会员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贷款利率是基准利率下浮10%,但需要担保。批发额度不超过承贷机构自有资金的50%。与农行合作的四家机构是:河北易县扶贫社,河南南召扶贫社,贵州兴仁乡村发展协会和青海同仁乡村发展协会。农行表示,如果这批试点项目合作成功,农行将考虑扩大试点规模,并放宽担保条件。这个合作项目意义也很重大,是国有商业银行第一次正式地同时为多家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提供较大规模的批发资金,是一个政策和业务的重大突破。

(三)小额信贷批发基金的筹建

建立专项批发基金是国际上推动小额信贷发展的成功经验。2007年,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经商务部交流中心争取,UNDP提供了一个题为“在中国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援助项目,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支持人民银行牵头组建普惠金融国家战略委员会,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策略;第二部分是与国开行合作,建立普惠金融基金。该基金由UNDP提供技术援助,由国开行提供至少1亿人民币资金,开展股权和债权投资。投资对象包括三类:1)为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转制提供股权投资,国际上叫升级业务;2)为银行和金融机构开展小额信贷业务提供批发资金,即降低门槛业务;3)投资开办新的专业小额信贷机构,即所谓绿地业务。2008年项目正式启动,国开行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办公室,负责基金筹建工作。国开行制定了第一期投资2亿元的基金方案,并希望未来可以做到3期,将资金总额扩大到5个亿。

未来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的发展建议及展望

(一)应将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与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区别对待,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

自2006年底和2008年5月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先后出台了有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和管理条例后,大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涌现出来。到2009年3月,已经有1300余家小额贷款公司开业。人民银行在2005年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初衷有三个:一是促进资金回流农村,二是促进原有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和提高效率,三是希望解决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从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形势看,前两个政策目标基本可以实现,小额贷款公司为农村和农业项目提供了大量贷款,促进了农村信用社工作的改进。但是,第三个政策目标尚未实现。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中小企业贷款,并未主要经营小额信贷,向普通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提供的贷款仍然占很小比例。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真正为农户服务的小额信贷操作成本高,而政策将利率限制在基准利率4倍以内,使得做小额信贷无利可图。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如果没有严厉干预措施,市场会自动将资源分配到更高回报的领域。因此,小额贷款公司自然会选择回报高的中小企业信贷市场。

第二、政策和监管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约束不够。如果政府为实现政策目标而干预市场对资源的分配,让小额贷款公司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能够为农户提供小额信贷,就应采取更加有效的监管和干预措施。从目前的政策和制度看,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向农户倾斜的可操作的硬性约束只有一条:既单笔贷款额上限为资本的5%。但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金水涨船高,普遍在5000万以上,5%就是250万元。最近在四川泸州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金更是高达8亿元,单笔贷款可以是4000万元。因此,这个约束基本失去效力。

第三、小额信贷是一种与传统银行信贷业务完全不同的信贷方法,主要特征是在不需要抵押或担保的条件下能够可持续地为农户提供信贷服务。小额信贷业务从管理制度、风险控制方式到信贷员工作方式、激励机制和企业文化等方面需要一套全新的系统。这不是传统商业银行或熟悉中小企业贷款的小额贷款公司所能轻易掌握的。而且,国际经验证明,如果传统银行或金融机构要做小额信贷业务,必须建立独立的分支机构或事业部来经营。因此,即使有机构希望开展小额信贷,也需要花费很大的制度建设成本,难度很大。

有以上一些因素存在,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缺少为普通农户提供小额信贷的意愿和动机。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目前的确有一批有着强烈的扶贫意愿并且已长期从事公益性小额信贷的机构存在,他们包括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个别真正从事小额信贷的小额贷款公司和个别将小额信贷作为战略发展方向的城市商业银行。除扶贫基金会外,这些机构大部分都团结在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之中,他们自觉地把服务对象旗帜鲜明地定位在贫困、低收入人口和微型企业上,是真正符合中央制定的小额信贷发展方向的一批机构。

但是,这些机构始终处在边缘化的地位,未能得到大规模发展,未能让符合政策方向的事业成为主流。为促进其发展,政府应该在以下方面给予他们特殊的政策支持:首先,应该在概念上区分小额信贷、小额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让真正为农户、穷人和微型企业服务的信贷业务成为一个相对分割的市场,以便实施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和监管措施。第二,对这个市场采用有区别的准入政策。比如,降低注册资金规模,放宽对大股东持股比例的限制等,以便让真正有意愿的社会投资者能够参与投资。第三,对这个特殊市场的从业机构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比如,限定单笔贷款的上限金额而不是比例,限定注册和经营区域必须是贫困落后地区等。第四,对这些机构进行社会绩效评估和评级并公布评估结果,引导社会投资注入更加优秀的小额信贷机构。第五,由于这个特殊市场的经营成本高于中小企业市场,应该在利率或税收政策上给予特殊安排,以保证从业机构能够自负盈亏并取得合理的回报。

(二)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发展的前途依然是走商业化道路,但同时必须坚持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双目标原则

国际经验和国内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的实践证明,这些机构虽然能够实现小额信贷的社会发展目标,但由于各种原因很难做到大规模可持续发展。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为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指引的商业可持续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商业化的同时不能放弃小额信贷的社会发展目标,否则就失去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金融行业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的商业化改制的核心不是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性机构,而是要采用以下几条商业化原则:明确的产权关系;合理的治理结构;专业的管理人员;严格的管理系统。为保证公益性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在改制和发展过程中不偏离其社会发展目标,应该全程采用社会绩效管理,在理事会组成、产品设计、业务计划、内部审计和员工激励制度等方面对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进行监控。

(三)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合作和交流

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应自觉按照商业化原则不断改善自身管理,提高管理水平,为改制打下坚实的基础;应该总结已有的成功经验,并通过交流在行业中加以推广和运用。例如,一些组织开展的“村银行”模式小额信贷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扶贫信贷方法,但是,并没有得到推广和应用。实验成功的机构在进行商业化扩展时,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成果和经验。由于现有的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在创建初期都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因此都带有较强的政府条块的烙印,部门分割也影响了这些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目前还没有将这些机构全部团结起来。在投资和改制过程中,如果各机构能放弃门户之见,在共同的目标指导下,通过平等协商、优势互补的方式进行合作,将获得最大的效率,产生最优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