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党的发展历程

回顾党的发展历程（共8篇）（共8篇）

1.回顾党的发展历程 篇一

时光荏苒，我们即将迎来党的九十岁生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十几亿华夏儿女无不为之欢呼、为之雀跃。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刻我心潮澎湃，我发自内心的大喊，中国共产党，我亲爱的党，中国共产党，我伟大的党；中国共产党，你是我们永远的支柱，你是我们永远的骄傲；你救华夏子女于水深火热之中，你为华夏子女洗刷了耻辱；你为中华民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你为中国人民注入了无穷的动力，你使中国人民重又扬眉吐气，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有了你——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这条巨龙正在腾飞，他让世人瞩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回首党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90年来，是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90年。90年来，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90年的光辉历程，气势磅礴、绚丽多彩，昭示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不愧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党，不愧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事业的核心力量。

展望光明美好前景，我们倍感振奋。我们党90年的不懈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道路，展示了光明美好的前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一定能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淄博市地处山东中部，临淄区既是历史古都又是足球的发源地，淄川区是世界著名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故乡，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优越。新中国成立后，淄博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探索。“一五”计划期间，勤劳智慧的淄博人民克服艰难困苦，建成了山东铝厂、新华制药厂等一大批国家重点项目，使淄博成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特别是以齐鲁石化公司创建为契机，大力发展石化工业，最终奠定了我市全国重要的重化工业城市的地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届市委高举邓小平

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把中央精神与我市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淄博特点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市第九次党代会以来，全市人民在新一届市委的正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紧紧围绕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大市、绿色城市和“两提前、一率先”的奋斗目标，大力实施城市化和环境立市战略。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全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党的建设，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创造出新的辉煌。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2005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30.95亿元，是2000年的2.3倍；实现境内财政总收入160.5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64.13亿元，分别是2000年的2.53倍和2.5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至1203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5107元，分别为2000年的1.76和1.58倍。2005年，淄博综合实力列全国百强城市第47位，被评为中国投资环境50优城市。

作为一个依托资源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城市，“十一五”以来，我市坚持把节能降耗作为关键，把环境保护作为“命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狠抓工作推进和落实，节能降耗取得显著成效。

“十一五”时期，淄博坚持以人为本，切实把解决好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倾力关注改善民生，大力发展社会事业，让改革发展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对家庭困难学生实施“两免一补”。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新建了一批中小学校，建成了淄博师专、淄博职业学院新校区。已基本形成以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普通和成人高等教育等学历教育为主体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回首过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淄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展望未来，我们充满必胜的信心。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干好本职工作，教书育人，以身践行，努力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党的90岁生日！

2.回顾党的发展历程 篇二

一、证券市场会计研究的形成

20世纪60年代, 会计学界面临着一场质疑会计信息有用性的信任危机, 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会计目标认识的差异导致无法形成最佳会计政策, 这最终导致会计信息使用者对财务报表中盈余数据的有用性产生质疑。Hendriksen (1965) 指出:已经有迹象表明在不久之后利润表将不复存在, 除非有大的变革能够改善利润表提供的信息。鉴于当时会计研究主要采用规范研究方法, 会计学界在面临这一信任危机时无法提供任何科学的证据用以证明会计数据包含或者传达了关于公司财务状况的信息。在此背景下, 两篇对会计界影响很大的文献于1968年发表, 这两篇文章首次将会计信息与证券市场研究相结合, 为证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这标志着证券市场会计研究的形成。

1.《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评价》 (Ball和Brown, 1968) 。

Ball和Brown通过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61家公司从1946年到1965年期间每年会计盈余信息披露日前12个月到后6个月的有关资料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盈余变动的方向与股价变动的方向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是自资本市场产生以来, 首次找到会计盈余数据具有信息含量的经验证据。此文对以后的会计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它对传统的会计研究方法进行了创新, 并且首次提供可靠证据证明了证券价格会随着会计盈余的变动而变动, 用实证证据对当时认为会计信息无用的看法进行了反驳, 使人们重新审视会计信息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其独特的会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为会计研究开创了新的思路。

2.《年度盈余报告的信息含量》 (Beaver, 1968) 。

Beaver同样也采纳了信息观的观点, 并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创新, 认为会计盈余信息的作用在于它能够改变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盈余和未来股利支付能力的估计, 从而引起股价变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会计盈余信息公布当周的非正常报酬率的方差是前后各8周的相应方差平均值的1.67倍, 这说明会计盈余信息的披露的确具有一定的市场效应。

这两篇文章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如都采用了信息观的观点和实证研究方法, 得出了会计盈余具有信息含量的结论, 并且两篇文章都对后续会计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证券市场会计研究的早期发展 (1969～1979年)

证券市场会计研究优于其他会计研究方法, 它不仅能够提供一系列特殊的研究方法, 而且有充足的理论和经验作支持, 后者是其他研究方法所缺乏的 (Beaver, 1972) 。由此可见, 证券市场会计研究在产生之初就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经过十年的发展, 到20世纪70年代末, 基于证券市场、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的研究已经在美国会计研究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

1. 代表性文献。

20世纪70年代的证券市场会计研究主要是探讨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与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权益投资者使用信息的后果之间的关系。这一阶段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对Ball-Brown模型的改进。许多研究者试图改进关于盈余未预期因素 (新信息) 的Ball-Brown预测模型, Patel (1976) 用管理者的盈余预测方法取代Ball-Brown的模型, 结果表明这种方法在提供超额收益信息方面略好于BallBrown模型。Beaver、Clarke和Wright (1979) 基于Ball和Brown (1968) 的研究, 按照年度会计盈余的大小建立了25个组合来分析股票价格的变化, 效果十分显著。

(2) 盈余时间序列特征研究。Ball和Watts (1972) 研究了年度盈余的时间序列特征, 而Foster (1977) 将注意力放在讨论季度盈余的有关特征上, 采用Box-Jenkins时间序列模型来研究季度盈余的时间序列特征, 着重解决在中期盈余计量中如何处理行业的季节性特征问题。

(3) 关于信息传递作用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 开始出现研究信息传递的文献。Firth (1976) 引用Ball和Brown (1968) 关于投资者运用其他信息来预测公司年度盈余报告的结论, 采用事件研究法, 调查某个公司公开发布的财务业绩报告对竞争对手的股票价格的影响, 研究表明盈余报告信息对发布报告的公司股价影响越大, 信息传递程度也越高, 这说明财务信息不仅在确定发布信息公司的股票价格时有用, 而且在确定同一行业其他公司的股票价格时同样有用。

(4) 会计方法选择的经济后果研究。在这一时期, 还出现了大量关于证券市场对会计方法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献, 其目的在于探讨投资者是否会受到可选择的会计计量和披露方法的误导。

2. 主要研究贡献。

早期很多基于证券市场的会计研究都是开创性的, 这种开创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方法的开创性, 这些研究为会计研究引入了实证研究法和事件研究法, 推进了以后会计研究的发展; (2) 研究课题的开创性, 早期研究以证券市场与会计信息的关系为出发点, 衍生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 如从会计方法选择角度制定会计准则、进行盈余预测和信息传递等, 对以后的证券市场会计研究具有引导和借鉴作用; (3) 研究结论的开创性, 早期证券市场会计研究成功地化解了人们对会计信息的信任危机, 用实证证据使人们了解会计信息的作用及局限性。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证券市场会计研究的发展

早期证券市场会计研究证明了财务报告具有信息含量, 财务报告数据反映出影响证券价格的信息, 之后的几十年里证券市场会计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证券市场会计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盈余反应系数研究。

目前在研究会计信息与证券市场相关性时, 主要是利用盈余反应系数来研究报酬与盈余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 盈余反应系数 (ERC) 在股价和基本面分析中的运用促进了证券市场会计研究的发展。Kormendi和Lipe (1987) , Easton和Zmijewski (1989) , Collins和Kothari (1989) 研究发现了决定盈余反应系数的四个因素分别为:盈余持续性、风险、增长和利息率。这些研究使得我们对以下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为什么盈余和报酬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不同公司长期存在?它们如何受到会计应计制的影响, 这些文献还对进行报酬和盈余关系估计时应考虑的计量经济学问题进行了讨论。

2. 分析师预测。

早期证券市场会计研究的盈余预测侧重于时间序列统计预测, 而近年来, 财务分析师预测已经成为盈余预测实证研究的主要领域。财务分析师扮演着会计信息需求者与预测信息供给者的双重角色, 因而成为研究者广泛关注的对象, 研究者对财务分析师预测的特点、预测信息形成过程以及预测信息修正的条件的实证研究, 有助于人们了解财务分析师和其他信息使用者如何利用会计信息做出决策。

Brown、Hagerman、Griffin和Zmijewski (1987) 研究发现, 证券分析师不仅能更好地利用时间序列预测日的信息, 而且能充分利用时间序列预测日以后的信息。Philibrick和Ricks (1991) 研究了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的选择问题, 在将每股实际盈余和预测值对比之后发现, 非正常报酬率与盈余预测误差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 从而得出研究结论:与预测盈余数据的来源相比, 实际盈余数据的来源更为重要。Schipper (1991) 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她认为研究重点应该转向财务分析师的决策背景和决策动因结构。

3. 估价和基本面分析研究。

支持基本面分析的学者认为, 鉴于财务报告反映历史信息的特点, 会计研究需要扩展证券市场研究的范围, 进行基本面分析研究。Lee (1999) 指出:以估价分析为代表的信息使用者导向研究正是会计研究者所走出的正确一步。基本面分析致力于确定公司的内在价值, 识别错误定价的证券, 有利于投资者做出决策并对非上市公司证券进行定价。

4. 市场有效性检验。

早期的证券市场研究探讨的主要是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相关程度, 该研究存在一个重要假设———市场对股票的定价是有效的, 即股票价格反映了公司的经济价值, 信息观是早期证券市场会计研究的理论基础, 研究结论也支持市场有效性假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 人们发现股票价格不仅反映了信息, 而且反映了交易市场上的噪音, 出现了许多诸如股票价格过度反应等异常现象, 从而产生了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怀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许多研究者重新对市场有效性进行了检验, 盈余公告后漂移现象首次从会计数据角度证明了市场可能是无效的, Foster等 (1984) 研究发现尽管控制了一些干扰因素, 但仍然存在盈余公告后漂移现象, Bernard和Thomas (1989, 1990) 的研究使得盈余公告后漂移现象的研究达到顶峰。

Feltham-Ohlson计价模型为股票估价提供了可行的方法, 这个模型是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研究发现 (Beaver, 2002) 。该模型表明公司价值与证券投资回报是如何由基本的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组成部分来表示, 从而在解释与预测公司价值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为后续的证券市场会计研究提供了有用的估价模型。Frankel和Lee (1998) 以及Dechow等 (1999) 在账面价值、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基础上运用FelthamOhlson计价模型, 预测股票的内在价值, 从市价与账面价值之比的角度探讨了市场有效性问题。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证券市场会计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进行的回顾可以看出, 证券市场会计研究是在人们对会计信息有用性产生质疑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 它不仅改变了会计研究方法, 而且使会计研究者摆脱了先前的研究困境, 拓宽了会计研究的范围。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该领域的研究目的已从最初的证明会计信息有效性, 逐步扩展为预测和估价。从未来的发展方向来看, 关于会计信息有用性的检验、基本面分析以及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资产定价仍将对未来的证券市场会计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邓小洋.资本市场会计理论研究综述.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8;1

3.回顾党的发展历程 篇三

摘 要：微型党课作为一种党教新模式，是“互联网+”时代对传统党课的有益补充。对微型党课的源流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微型党课的优势特征，实现了从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的转变，话语权、话语方式、话语体系的转变，以及教育媒介上时空的超越。继而提出需进一步提升的建议，澄清微型党课的“能指”与“所指”，实现微型党课中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滋养”。

关键词：微型党课；互联网+；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264-02

微党课作为一种党教新模式，是“互联网+”时代对传统党课的超越和补充，贴合现代信息化社会中人的认识、学习特点，微党课已成为党教阵地的重要力量。本文主要就微党课的源流、优势特征、问题表征等进行阐述，以期对微党课的理论与实践有所裨益。

一、微型党课的源流

微型党课的源头可追溯到1998年宁波江东区白鹤街道组织的基层党员教育实践活动，这次活动以演讲比赛形式开展，比赛以“心中的榜样”为主题，要求参赛者围绕主题展开短时演讲，演讲内容需要从身边生活取材、讲身边事、话身边人，将身边真实、微小、有说服力的事例真情演绎出来，这次演讲比赛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基层党员反映“身边的人講身边的事，虽简短但真实、感人，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党课教育”[1]。此次比赛也成了宁波市微型党课的开端。

白鹤街道党工委从这次演讲比赛中受到启发，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党课形式的新载体，率先试行探索微型党课，白鹤街道党工委首先在街道机关党支部试点，党员轮流“上阵”，围绕某一个主题，每人限讲十分钟，人人都可以成为党课“讲师”，表达自己的观点。半年试行过后，党员积极性显著提高，并且这种新型党课便于组织，易传播且能引起听者共鸣，实际效果显著，操作方式可行。经过街道机关党支部的试点，又在全街道所有党组织中推广，仅到2006年年初，已累计有近2000人次站上微党课讲台，受教育党员、群众达数万人之多。

此后宁波市委宣传部对这种新型基层党课新模式给予高度关注，对微型党课的教育内涵、形式、手段、组织、特点等不断探索，从2005年开始，宁波市委宣传部以江东区白鹤街道为实验区，在该区所属党组织开展长达一年的区域试验，重点在社区、非公企业、新社会组织中试行微党课，这次实运行为微党课在全市推广积累了丰富经验。直到2006年，宁波市委宣传部结合之前对微型党课的实践和探索，在江东区召开全市基层党课教育现场观摩交流会，开始在全市全面推开微型党课这一新模式。

宁波微型党课新模式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新型党教载体，得到全国党教领域同行以及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的积极关注，逐步被大家接受、欣赏，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宁波微型党课新模式先后获得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大奖”、浙江省宣传思想工作“三贴近”创新奖等，并在2010年，“宁波微型党课”收录至中宣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案例》，这一宁波模式成为广为人知的宣讲创新案例。从2011年以来，“宁波微党课”曾多次受邀荣登中宣部讲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多家知名媒体对宁波微党课创新模式进行宣传报道，全国各地出现微型党课比赛热潮，微型党课的理论研讨也在不断进行，经过多方的积极实践、探索，微型党课在整个党教活动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与传统党课共同占据着当前党教工作的主阵地。

二、微型党课的优势特征

微党课作为一种新型党教形式，从教育要素的视角分析其优势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教育内容：从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的转变

传统党课呈现的往往是宏大叙事的教育内容，施教者基于特定的立场观点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传教，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是“一对多”的模式，教育内容也往往是以同一种理论教育不同的人，这种宏大叙事的教育呈现方式，容易将受教者视为同质的受众，忽视了受教者的主体性、个体差异性，没能考虑到受教者的特殊性，很难引起受教者个体深层次的体验、共鸣。微党课将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导向日常叙事，将身边生活中的事例、故事、新闻等融入党的理论政策中去，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更能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的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利于抽象、普遍的理论观念转化为具体的“个人观念”，这种日常叙事方式强调每个参与者的个人体验、差异，主体性得到彰显。

（二）教育主体：话语权、话语方式、话语体系的转变

微党课中教育主体包含施传者和受教者，在传统党课与微型党课中，教育主体的话语权、话语方式及话语体系存在诸多差异。传统党课的施传者具有绝对的话语权，采用的话语方式是“一对多”的“灌输”，相应的话语体系是“官场话”。微党课实现了话语权的变更，人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人人都有机会成为党课的主角，施教者和受教者的界限模糊了，角色时刻发生着转变，打破了传统的一言堂话语霸权，微党课场域中的主体关系变为“交互主体性”，话语方式转变为民主的“对话”，话语体系倾向于“日常语”。以上转变使得党课不仅具有“政治性”，同时具有“生活性”、“民主性”、“教育性”、“可悦纳性”。

（三）教育媒介：超越时空的界限

传统媒介条件下，党课的教育媒介受到特定时空的局限，表现为单一、实体、封闭状态，互联网时代改变了党课组织形式，特别是“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使得微党课打破传统党课的时空局限，使得教育媒介（微信、微博、论坛、网络直播等）更加多元，教学组织形式更加开放[2]。微党课凭借多元的教育媒介，可以随时随地宣传和学习党和国家的理论知识、方针政策，使得参与者以主体心态参与互动，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实效性。教育媒介的多元、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微党课的生命力，这也是时代发展必然的结果。

三、当前微型党课发展中的问题表征

微型党课作为一种党教新模式，在党教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互联网+”时代党课的新生力量，微型党课在实践、发展过程中需要对以下问题进一步澄清：

（一）微型党课的“能指”与“所指”

“能指”与“所指”是语言学中的概念，据语言学家索绪尔的阐述，“能指部分是具有物质性质和物质形式的用以承载符号内容的中介物，是承载符号内容的表达层面，是符号中我们能看到或听到的那部分，也即符号的形象或声音，是所指的中介物”，“所指是符号在其使用者心里的表象完全是符号使用者的心理活动”[3]。就微党课的“能指”意义而言，主要是能看到、听到的表达手段，是微党课的表层；微党课“所指”涵义是微党课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是主讲人所要传达给受众的核心思想，即微党课的内核层。

实践中，微党课往往重其“能指”、轻其“所指”，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形式大于内容。在微党课的舞台上，往往能看到很多新颖的形式，主要有“朗诵版”、“演讲版”、“表演版”。微党课的“朗诵版”形式，全程配备背景音乐，“朗诵者”的声音、姿态很容易使人进入听朗诵的状态，虽有意境但内容匮乏；“演講版”的微党课，“演讲者”在台上激情昂扬、振奋人心，但激情过后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表演版”的微党课可能有道具、朗诵、动作等，是上述两种版本的综合体。笔者认为，微党课的形式固然必不可少，但需明晰其定位——是“手段”不是“目的”，是“辅助”不是“核心”，如果过于花哨，难免有“本末倒置”之嫌。其次，“微言”不能“大义”，众所周知，微党课的基本特点是：微言大义、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微言”不能“大义”的困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事例太小、太普通，难免落入俗套，以致不能担负起申明“大义”的重任；二是所选事例与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相关度不高，或者与受众的生活经验相关度不高，难以达到“共鸣”的效果。

（二）微型党课的“理论”与“实践”

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众多讨论，较为流行的说法是“理论联系实践”，言外之意，“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理论”需要主动迎合“实践”，实际上，“理论”与“实践”是双向滋养、双线互动的，不仅需要“理论联系实践”，而且也要“实践联系理论”，“实践”也要主动寻求“理论”的滋养。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也投射到了微党课领域。自宁波微型党课推广后，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微党课比赛热潮，从各自单位比赛到市赛、省赛，以致全国比赛，通过不同层级的比赛，确实激发了广大党员的参与热情、增强了授课能力、微型党课整体水平显著提高。但就目前而言，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笔者以“微型党课”、“微党课”为主题，通过当当网、孔夫子旧书网、卓越网以及超星电子图书等检索平台，围绕“微型党课”集中阐述的理论研究较少，多是微型党课具体实践的经验总结，此外，还有分散于其他领域的涉及“微型党课”的相关研究，如新媒体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新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论、网络党课的教学设计等。微党课理论研究不足也导致了实践层面的偏差，如实践中微型党课“形式大于内容”、“微言不能大义”、微党课的纯粹技术导向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实践者对微型党课的整体认识有关。

四、结语

微型党课是党教领域对“互联网+”时代的积极回应，相对于传统党课而言有其时代优势，传统党课与微型党课之间是互补、互进的相辅关系，二者不存在取代关系，有研究者表明，“在高校党校教育教学过程中，传统的集中授课式党课固然存在着问题，但仍然是党员教育的‘主渠道，微型党课这一教育形式就是对传统党课的有益补充”[4]，并进而提出传统党课与微型党课相结合的新思路，微型党课的发展，一方面要以二者的结合为导向，为实现更好的有机融合而不断提升微型党课的品质，另一方面，微型党课需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规避目前实践中的一些模糊概念，澄清微型党课的“能指”与“所指”，回归微党课作为课程的本质特征，在不断的实践中，提升理论研究，实现微型党课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滋养”，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党教育人的全员性、经常性。

参考文献：

〔1〕江南.宁波有个微型党课[N].人民日报，2011-8-30.

〔2〕黄晖.新媒体时代高校“微党课”建设的困境及对策[J].高校辅导员，2015，（2）.

〔3〕么加利.“地方性知识”析——地方课程开发中知识选择的思考[J].教育学报，2012，（4）.

〔4〕姜冬乐.传统党课与微型党课相结合的路径探析[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

4.回顾党的95光辉历程演讲稿 篇四

1、党的创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从此提上了日程。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春，武汉、长沙、

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三是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的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正是这个政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这个时期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我们党总结了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2、共产党投身大革命洪流的过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又称“第一次大革命”。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随后，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所有这些，都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1927年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还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七一五”政变)。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宣告失败。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次曾经造成很大声势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随后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十年内战”或“土地革命战争”, 系指1927至195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

也就是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然而，这时的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就在这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这个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例如：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了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尽管这时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军中有人对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缺乏信心，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等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1950年底到1951年9月，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195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同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于1954年10月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195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此后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了长征。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

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的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

195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2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2月9日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5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195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5.回顾党的发展历程 篇五

成就

1921年的七月，一群当时怀揣救国理想的志士仁人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商量着当时看来似乎不会产生多大影响的事——建立中国共产党。转眼间，这个组织带领全中国人民在追逐中国梦的路上即将走过97载的光辉历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只有仅仅50几个党员，就凭这全国50几个党员，12个全国代表，就想建立一个新中国?这在当时，听上去真的很难。有三位参加了“一大”的代表，因为这条道路太难走了，背信弃义，叛党投敌;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在这条道路上，先后牺牲了六位至亲;而难以计数的共产党员，为了这个目标，前仆后继、献上一切，乃至生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挫折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 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最终，艰难险阻没能挡得住共产党人前进的步伐，一个崭新的中国冉冉升起，屹立东方，令世界侧目，而弓着腰，托举起这一切的，正是我们伟大的党!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他97岁的生日。回首97年的风雨历程，可以这样说，过去的97年是我们党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97年，是风雨兼程、成就辉煌的97年。97年风雨兼程，97年岁月如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经过一代代前辈们的艰辛努力，饱经战乱屈辱与落后苦难的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了!中国就像一条巨龙，正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1978年，改革开放，中华大地随之春色岸然。改革开放的实施加速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开始了与国际接轨，并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令世界震惊，令世界称赞。从香港、澳门的回归到中国加入WTO到台湾双飞，从亚运到奥运，充分展现了我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应有的责任与参与国际的热诚。从当年的草房瓦片到如今的高楼林立;从曾经的门庭若轻到现在的街市车水马龙，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高速铁路的全线贯通实施，从以前物品的匮乏短缺到如今的商店商品琳琅满目……祖国在党的领导下，正以其坚定、铿镪的步伐走向繁荣，走向世界。97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他只是沧 海一粟，然而就是这97年，创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辉煌，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部伟大的崛起发展史。

随着祖国事业的蒸蒸日上，各种产业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信息、电子、服务等产业正以快速的步伐向前发展，并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如今，经济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又如何不让人感慨万千，惊叹赞赏。中华大地在党的领导下，正以其势如破竹之势向前腾飞，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指日可待;中华腾飞、祖国繁荣也将势不可挡!而今，在党的97岁生日到来之际献上我们的一片热忱与祝福：愿党永葆生机，永葆党的先进性，愿祖国欣欣向荣，繁荣昌盛，愿人民生活富足，幸福安康。

感恩父母，给予我们生命接受党的思想指导；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位授业恩师，教授我们为党的建设添砖加瓦的能力;感谢先烈、志士仁人，我们今天不用再靠流血牺牲去拼打出幸福的生活。在这特殊的日子，我们更应该感恩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的中国，也就没有我们平安出生，健康成长的社会；也就没有我们站在岗位上，创造个人和社会价值的机会；更不会有我们追寻理想，实现价值，圆中国梦的机会。对于我们这些长在新中国的幸福人民，只有掌握技能，学习知识，才是实现我们个人理想的最优秀手段。假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我们的国家，就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实现“中国梦”正是我们党的当代使命，为了这个使命添过砖，加过瓦，还有什 么比这个更能体现爱党，感恩党呢？在此，我只想说，为了党、为了国家、为了父母亲人、为了先辈和自己，努力奋斗，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吧！因为每一个微小的梦想凝聚起来，就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坚实的力量！

我们知道我们的党出生在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九十年的征程是一部奋斗史。然而我们的党以坚韧的品质顶住了国内外的各种压力乃至压迫，撑起了共和国的一片天空。难忘文革那些岁月，中国遭受十年浩劫，是党举起党旗拨乱反正，填平路上沟壑，砍断绊脚藤葛。难忘汶川大地震，百姓遭受巨大痛苦，是党举起党旗抗震救灾，抚平灾区人民受伤的心灵，重新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回首40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神七一飞冲天,奥运成功举办,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成就,令中国人民倍感自豪,人们发自内心地赞叹,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我坚信,中国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6.回顾党的发展历程 篇六

左进良

（江西省粮食局 330046）

吴善征

(原省粮油储运公司退休干部)

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四无‛粮仓活动自1955年开展以来，至今已经整整55年，历史已经证明，‚四无‛粮仓活动在我国粮食仓储工作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可是，‚四无‛粮仓标准55年没有什么变化。55年来，社会在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各项工作都在不断进步，新的形势也赋予粮食仓储工作更多的内涵和更高的要求。如何创新‚四无‛粮仓标准，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已成为粮油仓储工作者一种社会责任和压力。为此，围绕‚四无‛粮仓这项工作，作一回顾与思考。一、五十五年的‚四无‛粮仓发展历程

解放初期，储粮仓库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和征用的旧祠堂、民房改建成的仓房，仓房简陋，技术落后，虫蛀、霉变和鼠雀啮食相当严重。1950 至1952年，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曾3 次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公粮的保管。我国第一代保防人员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以新中国主人公的责任感, 凭着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建国初期的保粮工作积极工作，当时有两个先进典型。一个是浙江省余杭县, 他们于1953年在仓储条

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 依靠群众, 探索出一套‚清洁卫生防治法‛，创造出‚无虫粮仓‛；另一个是广东省开平县蚬岗粮管所, 1954年在高温高湿地区创造出‚无霉‛粮仓。为此，浙江省余杭县粮食局负责同志应邀列席党的‚八大‛，广东蚬岗等‚四无‛粮仓先进单位代表和模范人物应邀参加国庆节观礼, 见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

1955年，中央粮食部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粮食保管中积极开展‚ 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的‚四无‛粮仓活动的倡议。各级粮食部门纷纷响应, 用实际行动学浙江省余杭县无虫粮仓和广东省开平县蚬岗粮管所无霉粮仓的经验，努力创建‚四无‛粮仓。

1956年，我省广丰县沙田粮管所靠这种死打硬拼的精神，在一座民房仓内，首创了我省第一座‚四无‛粮仓。之后，全省各地开展了‚学沙田，创四无‛活动，陆续创建了一批‚四无‛粮仓，发展速度虽然很慢，但步子很稳，付出的劳动代价也很大。

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粮食库存下降，粮仓管理放松，不少地方粮食被盗、严重霉烂，虫蛀事故相继发生，造成了很大损失，‚四无‛粮仓工作名存实亡。

1964年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国务院批转四川省粮食厅库存粮食保管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批示：‚……，要建立经常保管、清洁、防治、曝晒和检查等工作。‛主持财

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通知指出：‚粮食系统要把保管粮食工作做为一个重大工作来抓，并且认真总结前几年那些好的经验，‚四无‛粮库要大力提倡。‛于是在‚四无‛粮仓活动停止几年之后又得到恢复。

1965年，我省‚四无‛粮仓库容量恢复到64.86%。‚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四无粮仓‛活动受到冲击。有的粮库害虫成堆，鼠雀成群。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延续了多年。

1972年，国务院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恢复规章制度。‚四无‛粮仓工作在全国得以恢复。与此同时，由于化学工业的发展，磷化铝、氯化苦等熏蒸药剂国内已能大量生产，在粮仓内得到了普遍推广应用，对害虫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控制，也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四无‛粮仓工作。

1973年，高安县首创了我省第一个‚四无‛粮仓县。省粮食局及时地总结和推广高安等县创‚四无‛的经验，高安县提出‚扎根生产抓粮质，改天换地创‘四无’‛的口号，对当时‚四无‛粮仓工作推动很大。

1991年9月，商业部发布了《‚四无粮仓‛和‚四无油罐‛评定办法》，将‚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改为‚无害虫、无变质、无鼠雀、无事故‛自此，从省到地市到县每年都要开展一至四次储粮大普查，结合普查鉴定‚四无‛粮仓，评比，表彰先进，有力地推动了‚四无‛粮仓的迅速

发展。

1994年3月，国家粮食储备局颁发（‚四无粮仓‛和‚四无油罐‛评定办法）的补充规定，在‚四无‛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符‛，即‚账实相符‛，将‚四无‛粮仓活动改为‚一符四无‛粮仓活动。

经过50多年的不懈努力，到目前，全省95%的储粮单位、96%以上的仓容达到了‚一符四无‛标准。

二、‚四无‛粮仓在发展过程中显现的不足

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进程来讲，‚四无‛粮仓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以物理手段为主，实现‚四无‛粮仓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仓房为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破烂仓库、祠堂、庙宇改造成的简易仓和1954年后国家投资建设的苏式仓。这个时期的储藏的特点：一是由于我国解放不久，经济落后,仓库简易陈旧, 多数为木质结构, 容易藏虫和遭鼠雀危害。二是社会复杂，粮库被盗案件等各类事故时有发生。三是技术落后，储粮杀虫剂靠进口。因此决定了当时以开展清洁卫生防治和简单的物理机械防治为主的储粮技术。其主要方法是嵌缝粉刷堵虫巢, 风车溜筛除害虫, 六寸移顶治麦蛾, 压盖防虫隔湿热, 耙沟通风降粮温, 人工捕捉灭鼠雀，放哨值班防事故。这些方法现在看来简单、费工、费力, 但在当时是实现‚ 四无‛粮仓的主要手段。并且要实现‚四

无‛粮仓是非常困难的，这时期的保防人员，以库为家，以粮为友，日夜奋战在仓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手上起老茧，肩膀磨破皮‛，‚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硬是凭着主人公的责任感, 凭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实现了‚四无‛粮仓，虽然‚四无‛粮仓率不高，但为我国的粮食储藏事业树立了榜样，为建国初期的保粮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以化学手段为主，实现‚四无‛粮仓的阶段。1972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整顿，‚四无‛粮仓活动得到了全面恢复。这个时期的储藏的特点：一是改造仓房条件，拆建改建了大批的民房、祠庙仓，兴建、改造了部分简易仓，增做了沥青地面和仰顶屋面，改善了仓房的防潮、密闭、通风性能；二是提高了入库粮食质量，走出小库办大库，帮助指导修建队仓和晒场，添臵整晒工具；三是由于化学工业的发展，磷化铝、氯化苦等熏蒸药剂国内已能大量生产，在粮仓内得到了普遍推广应用，对害虫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控制。

由于以上措施的实施，这个阶段的‚四无‛粮仓率可达80%以上。但有些单位为了获得较好的杀虫效果，一味地追求‚四无‛，大剂量的使用化学药剂，导致害虫抗性产生和发展, 储粮药物残留量增加, 保防人员身体健康受到影响，暴露出了长期使用化学药剂的弊病。‚四无‛粮仓在发展过

程中的不足开始显现。

（三）以综合手段实现‚四无‛粮仓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为了解决粮食仓储设施落后等问题，我国逐步进入了大规模粮食储藏设施建设时期。1991年确定建设了18个机械化粮库。特别是1998年以来，国家加大了投资力度，安排343亿元国债资金，分三批建设了1100多个粮库，新增仓容500多亿公斤。

为了适应粮食储藏技术现代化的发展，一批自主开发、先进实用的粮食储藏专用新技术、新装备，得到了全面推广和产业化应用，大大提升了我国粮食储藏技术水平。1998年以来，以环流熏蒸、谷物冷却机、机械通风和粮情测控为代表的‚四项新技术‛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储藏技术管理水平。新技术和新装备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储藏水平，保证了粮食品质，降低了储粮损失，确保了储粮安全。

这时期，‚四无‛粮仓活动，经过粮食储藏工作者几代人的努力，‚四无‛粮仓水平逐年在提高，每年都在96%以上。由于粮油仓储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四无‛粮仓容易实现。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在‚四无‛粮仓标准中不能体现。新的形势对粮食仓储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粮食仓储工作中，‚无害虫、无变质、无鼠雀、无事故‛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譬如，‚无事故‛，在当今人们生活富足的情况下，偷盗粮食的现象一般

不会再发生，加之社会治安良好，应该说出现事故的机率少之又少。‚无鼠雀‛就现在的仓房条件来讲，要实现非常容易，同时，它与当今提倡的生物多样性似乎又是相悖的。‚四无‛粮仓标准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

三、创‚新四无‛粮仓标准，促新时期仓储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粮食消费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对粮食品质、营养、口感等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粮食流通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于送粮主体由农村社队变成了千家万户,以及粮食购销市场收购主体的多元化，送入国库的粮食质量参差不齐，高水分粮、高杂质粮入库等现象时有发生，给储粮造成了巨大的安全隐患。粮食储藏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的形势对粮食仓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 ‚四无‛粮仓标准，强调的是粮食外在的、物理的、数量上的管理，对粮食内在的品质的管理等内容显得贫乏。我们认为，这中管理显得简单、过时；原有的‚四无‛粮仓标准应不断创新，粮油仓储管理水平应不断提高，以适应时代不断发展的要求。现阶段应修正为‚无重度不宜存粮、无高水分粮、无杂质粮、无高温粮‛的‚新四无‛粮仓标准，以提高粮油仓储的管理水平。

1、无重度不宜存粮。重度不宜存粮，其种用品质和食用品质下降，食味明显变差，酸度明显增加，营养价值降低，卖价降低。因此，粮食储存过程中，要密切注意粮食品质的变化，一旦发现有不宜存粮，就应该尽早安排出库，不允许有重度不宜存粮存在；

2、无高水分粮。高水分粮，生命活动力强，呼吸旺盛，放出的热量多，同时，适宜粮堆中的害虫、霉菌的生长繁殖，使粮温升高。粮温升高，粮食就越容易发热霉变。因此，粮食在收储过程中，应尽可能防止高水分粮入库，发现有高水分粮入库的，应尽早采取就仓干燥新技术，将粮食水分降下来；

3、无高杂质粮。高杂质粮，不仅会影响粮食品质，而且带有大量的霉菌和虫卵，容易生虫，对粮食保管极为不利。因此，粮食入库过程中，不允许有高杂质粮入库；

4、无高温粮。粮温升高，粮食的呼吸作用加快，微生物繁殖也加快，而微生物繁殖的加快又会促使粮食温度的上升，导致粮食发热霉变。因此，粮食在储存过程中，一旦发现有高温粮，应尽早采取通风降温措施，把粮温降下来。

7.回顾党的发展历程 篇七

科学出版社始建于1954年8月1日,由原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和原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合并组建而成。至今已走过了55个春秋,成为了全国规模最大、书刊种类最多、综合竞争力全国第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综合性大型科技出版社,也是全国优秀出版单位,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旗舰和龙头企业。

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出版社始终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出版方针,致力于科学(S)、技术(T)、医学(M)、教育(E)、文化(C)、期刊(P)等领域的出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科学出版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是新中国人才培养历程的一个华彩篇章。她凝聚了一批又一批以院士*为首的科学大师、著名专家学者、学科带头人、长江学者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为核心的作译者队伍,可谓巨匠云集,名家荟萃。他们的智慧通过一本本著作、一篇篇论文,哺育和造就了一代代、一批批高级人才。使用“科学版”书刊成长起来的各类人才,如今已成为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坚力量,为我国的繁荣富强,为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两弹一星”、宇宙飞船的成功发射载入了功勋卓著的光辉史册,也必将为新时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科学出版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是几代科学人不断拼博奋斗历程的一个真实写照。他们以自己的勤劳、艰辛和智慧,共同创造了科学出版事业,铸造出了优秀的企业品牌,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编辑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形成了富有科学特色的、底蕴深厚的企业文化和图书品质。

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半个多世纪的创业磨砺,科学人敬业爱岗,辛勤耕耘,播撒汗水,精雕细镂出一部部图书精品,浇灌出一朵朵科技之花……,这是科学人理想的闪光!曾几何时,科学出版社完成了数以万计的我国优秀科技成果的传播和出版工作,近年来更是承担了大量“863”、“973”、国家重大科技攻关和咨询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国家科学技术出版基金项目、国家重大出版工程《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等成果的出版任务,取得了恢宏的业绩。多年来,图书获奖项目在全国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一、诞生与初创

1954年8月1日,伴随着新中国诞生和百废待兴的时代需要,科学出版社应运而生,成为新中国第一家、也是当时唯一一家综合性出版“高精尖”科技书刊的出版社。她从此肩负起繁荣我国科技出版事业,促进我国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发展,培养造就科技人才,提供科技食粮,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任。

科学出版社由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和龙门联合书局(上海)合并成立。建社伊始,设社长1人,副社长若干人,总编辑1人,副总编辑若干人,经理1人,副经理若干人。设编辑部、出版部、经理部。成立之初全社职工200人。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为周太玄,留法博士,著名生物学家;经理为严幼芝,龙门书局创始人,影印出版专家。

科学出版社成立之时,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出版方针是:遵照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组织编译和出版中国和外国科学著作,以推动科学研究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9年8月,出版方针任务调整为:①明确出版工作必须围绕科学院的研究任务,特别是尖端科学、国民经济中重大科技问题和基本研究,以及培养干部的需要。②全面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既要克服“学院式”不联系实际的倾向,又要反对忽视理论、狭隘理解“联系实际”的思想。③跃进必须落到实处,要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保证数量,克服贪多求快,不注意好省的苗头。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自建社至1965年的11年期间,科学出版社初创发展阶段主要进行了如下开创性工作。

(1)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成立了与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相对应的编辑部,设为一室、二室、三室、四室、五室,密切了与学术界的联系(1961年以后,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变隶属关系,相关学科的出版任务转由其他单位承担),同时建立了设计、校对、出版、发行等业务部门,成立了上海办事处。

(2)根据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科研规划精神,相应制订了《科学出版社十二年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之后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科学出版社十年出版工作计划(1963～1972)》。这两个长远选题出版规划,为科学出版社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3)组织出版了代表我国科研水平的重要成果。代表性著作有著名科学家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苏步青的《射影曲线概论》,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钱伟长、林洪荪、胡海昌、叶开沅等的《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和黄昆、谢希德的《半导体物理》等。

(4)吸收上海影印出版社设立本社第二出版部,专门引进和介绍国外先进科技图书资料。1964年第二出版部从本社划出,另行成立光华出版社(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前身)。

(5)各学科领域、各研究机构的学报、通报、译报和文摘大量创刊。

(6)建立了全国一流水平的印刷基地——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7)分别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福州、广州、南宁、武汉、南昌、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兰州、太原、沈阳、长春、哈尔滨和呼和浩特全国19个城市设立书刊门市部或特约门市部。

(8)代表我国最高学术水平的《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等刊物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换、发行。

(9)制定了《书刊成品管理》、《编辑部工作制度》、《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业务培训》等各项规章制度;选题组稿业务“质量第一”和“精而准,系统化”的指导思想,成为这一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不辍。还创编了《著译者手册》和《样对手册》,成为重要的业务工具书,为培养编校人才、提高书刊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成为全国出版界培训教材,被国内各出版单位广泛应用。至1965年,科学出版社出书5000余种,印数近2000万册;期刊66种,约5000期,3800万册。全社员工达354人。标志着建社初期出版工作的全面铺开和顺利发展。

在此期间,周太玄社长组织出版的《十年来的中国科学(1949～1959)丛书》,是一项重大的图书工程。总结和反映了新中国成立10年来自然科学领域研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一套高水平、高质量,具有时代意义的巨著,得到中宣部的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自主持。内容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科学等30个大学科200多个分支学科和专题,有500～600位院内外著名科学家参加撰写和审稿。

《中国植物志》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科技部联合资助的一项重大研究项目,是科学出版社启动的又一项重大图书工程。全书80卷126分册,3万多种植物。自1959年开始陆续出版,2004年全部出齐,历时45年。这是一套经过几代科学家和编辑的共同努力,包括许多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成果,也是迄今世界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种类最多、规模最大的植物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引起世界的关注。该志共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各类奖项80余项,并获得2007年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在科学出版社建社第一个十年期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64年隆重而热烈的十周年社庆。社庆在北京饭店举行。郭沫若院长和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等领导莅临祝贺。郭院长为科学出版社欣然题词:“在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其中的关键。要促进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加强科学技术的出版工作,在这一工作中必须充分发挥严肃、严密、严格的精神。”此后,郭老提出的“三严”精神,激励、鞭策着一代又一代“科学人”。

二、动荡与低潮(1966～1975年)

1966～1975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出版事业同科学研究等其他事业一样,基本上处于低迷和停滞状态。1969年科学出版社机构被撤销,全体人员下放到河南罗山县和信阳市“五七“干校劳动,出版工作基本停顿。与此同时,科学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及设在全国19个城市的门市部全部关闭,中国科学院印刷厂转行印刷非科学类书刊。

1970年,由科学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和其他单位抽调部分人员组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72年又恢复科学出版社名称。原下放“五七”干校人员陆续返京归队。1973～1975年恢复部分书刊的出版。据不完全统计,这10年期间,科学出版社所出版的书刊种数和期刊期数尚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5。值得庆幸的是,一些有影响、有价值的好书仍得以在狭缝中艰难诞生。如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牛满江等人关于胰岛素晶体结构的研究,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等相关论文,竺可桢副院长的《物候学》,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概论》,以及《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多卷集)等重要著作。翻译出版了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总论、数学、天文、地学等分册。其中,《农村有线广播》、《猪病防治手册》等大众化科普读物颇受欢迎,印数达数十万册,后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普作品。

科学出版社的《化石》杂志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青睐。1975年8月中国科学院传达:毛主席喜看科学出版社的《化石》和《动物学杂志》。同年9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胡耀邦等汇报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曾两次提到毛主席关心《化石》杂志一事。这是科学出版社的崇高荣誉,给全社职工增添了搞好出版工作的巨大动力和信心。同时,也预示着“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国科技出版事业正式恢复和发展的前景即将到来。

更令人振奋的是,胡耀邦同志(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75年7月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不久,即于8月亲临本社,在全社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示科学出版社出版工作的正确方向,《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正确的办刊方针,使大家在浩劫中看到了光明。这对全社同志乃至全国科技界和出版界都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三、恢复与发展(1976～1986年)

“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迅速恢复与发展,新的科技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曾经处于知识饥饿状态长达10年的我国亿万读者,对于获得知识的渴望,促进了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科学出版社作为科技出版界的龙头,在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重新焕发青春与活力,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此时,科学出版社的出版方针被确定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兼顾普及”。至1980年,图书和期刊的出版规模已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的水平,这成为科学出版社恢复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同年中央明确指示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为了贯彻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根据中国科学院的方针做好出版工作,经中国科学院批准,科学出版社的工作指导方针和任务是:

(1)“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认真贯彻“百家争鸣”、“洋为中用”的方针。根据中国科学院的方针任务,大力加强有关应用研究成果的出版,继续重视基础研究书刊的出版,适当兼顾科学普及读物的出版。

(2)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为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做出贡献。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形势对科技出版工作的严峻挑战,承担起为新技术革命迅速、准确传递信息的责任,对新技术给予高度重视,实时推动我国和世界先进国家最新科技发展。

(3)积极推广科研成果,积累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学术交流,“为四化建设出好书,快出书,多出书做出更大贡献”。在编辑出版任务中,以出版学术著作为主,适当兼顾出版中高级科普著作;以出版国内科技著作为主,适当出版国外先进科技著作;以出版院内科研成果为主,积极出版全国优秀科技著作。同时,应高度重视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的出版。

这一出版方针的制定,对科学出版社的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3年科学出版社完成了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组成了基本符合中央关于干部“四化”要求的新的社室两级领导班子。社内机构进而调整,成立了生产管理部、国际合作室、技术室等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新部门;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充实中层领导岗位,升格发行科等为处级单位,加强总编室、办公室等部门的职能,有效推进各项工作;制订了1984～1990年图书选题规划,包括能源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资源环境学、海洋工程和生物技术等“七五”期间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重点规划项目,以及各基础学科项目共22个规划单元,成为全社出版的指导方案和重要依据。

对外合作出书(刊)是科学出版社在科技出版界最先开辟的一个创新领域。经过多方努力,从无到有,不断扩展了对外业务联系。积极参加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等国际图书博览会,对推动本社乃至我国图书进入国际市场发挥了示范作用,取得了可喜进展。至1986年科学出版社已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德国、丹麦、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瑞士和我国香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家出版公司建立了合作出版关系,签订了近百份出版发行协议,出版外文图书114种,外文期刊20种。开创了我国书刊走向世界的先河。

与此同时,科学出版社开始了新技术的引进、应用和开发,先后购买了新技术设备,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冷排能力、计算机应用开发能力和照排、复印等技术服务条件,形成了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现代化的雏形。

1976～1986年期间,科学出版社主要工作成果,除了传统图书和期刊外,还新兴开发了图书音像出版物和计算机软件出版物。大量丛书的组织出版,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

图书方面:10年完成图书出版约6000种,约15亿字,1亿册。图书种类包括:①科研成果专著;②基本科学资料;③基础理论;④应用技术;⑤论文集;⑥综述评论;⑦史(科学史)传(科学家传记)法(自然辩证法);⑧科普读物;⑨科学名词与工具书;⑩外文版图书等。其中:

●科研成果专著: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著名科学家华罗庚、王元的《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陈景润的《初等数论》,钱学森、宋健的《工程控制论》,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概论》,张文佑的《中国大地构造纲要》,唐敖庆的《配位场理论方法》与《量子力学》,黄汲清的《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黄昆、谢希德的《半导体物理学》,谷德振的《岩体工程地质力学基础》,李庆逵的《中国土壤》,钱宁的《泥沙运动力学》,苏步青的《数学论文选集》,杨乐的《值分布论及其新研究》,潘承洞等的《哥德巴赫猜想》,李汝琪的《细胞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冯士的《风暴潮导论》,光炽等的《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方宗熙的《普通遗传学》,竺可桢、黄秉维主持的《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专著,张广厚的《整函数和亚整函数理论——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冯康的《弹性结构的数学理论》,周立三主编的《中国农业地理》等等。绝大部分分获国家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以及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等奖项。

在此期间,为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需要,大量引进了外国名著,如A·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C·基泰尔的《固体物理导论》、M·玻恩等的《光学原理》、马丁·哈威特的《天体物理学概论》、林忠四郎的《宇宙物理学》等数十种。

●基本科学资料:这是科学出版社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类图书,包括大量的国土资源、自然环境等考察研究报告,以及生物学、地学方面的图、谱、志等成果。如《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等100多种,以及系列《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和《中国陆地卫星影像地学分析图集》等。

●基础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科学出版社邀请各学科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编撰出版基础理论丛书。如华罗庚主编的《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冯康主编的《计算方法丛书》,张维主编的《力学丛书》,周超主编的《现代物理丛书》,张青莲主编的《无机化学丛书》,光炽主编的《地球化学理论丛书》,卢衍豪主编的《古生物专著丛书》,曾呈奎主编的《海洋湖沼科学理论丛书》等。引进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与《动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摩尔根的《基因论》、孟德尔的《植物杂交的试验》、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等。

●应用技术:“文化大革命”后,为了贯彻出版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开拓经济增长点,科学出版社突出了应用技术读物的出版,列为重点发展方向之一。组织出版了《核技术及其在农业科学中的应用》、《塑料大棚园艺》、《锅炉水处理及水分析》、《气相色谱法》、《酶制剂工业》等,在工业、农业、医药等领域发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科技名词与工具书:编订、出版自然科学名词是科学出版社的传统任务之一。建社以来,特别是文革以后的10年间,出版了汉英(英汉)、汉俄(俄汉)、汉日(日汉)、汉德(德汉)、汉拉(丁文)等不同文字对照的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名称、词汇、术语等专业用书数十种,以及《物理学词典》、《半导体词典》、《遣传学词典》、《国际电工词典》等工具书。20世纪80年代初期翻译出版了美国麦格劳-希尔版《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大型现代化工具书(30卷)等。

●科普读物:基于科教兴国、积极普及科学知识的需要,科学出版社十分重视中级科普读物的出版,组织出版适于隔行专家和高中文化水平阅读的科普著作。如出版了《物理学基础知识丛书》、《光学知识丛书》、《化学知识丛书》、《天文学基础知识丛书》、《地质学基础知识丛书》、《生物学基础知识丛书》、《计算机基础知识丛书》、《自动化基础知识丛书》,等等。

●综述评论:包括各学科进展性综述、自然科学辩证法、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特别是新兴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前沿性学科的著作,受到应有的重视。如自然科学史方面,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等。

纵览这一时期,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著名科学家的优秀著作,它们犹如甘醇散发出沁人的芬芳,许多学术著作代表了国家科学水平,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新面貌。在1982～1984年的第一、二、三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评选中,科学出版社连年夺冠:1982年全国有69家出版社参加评选,本社有9种图书获奖,占全部73种获奖图书的12.3%;1983年有75家出版社参评,本社有5种图书获一等奖,占全部24种一等奖图书的20.8%;1984年有76家出版社参评,本社有4种图书获一等奖,占全部14种一等奖图书的28.5%。科学出版社被誉为“三连冠”。此外还有众多获奖图书图书。

期刊方面:学术期刊在科学出版社占有重要地位。仅在1976～1986年间,科学出版社共出版学术期刊100多种。1986年达122种,705期,创造了科学出版社期刊出版的新高。这在国内外也是少见的。

科学出版社刊物分为学报、通报与专业杂志、科普期刊三类。以学术刊物为主。当时,学报92种,占75.4%,包括20种外文版学报;通报与专业杂志24种,占19.7%;科普刊物6种,占4.9%。

学术刊物的出版,反映了我国科研工作的发展和前进步伐。20世纪50年代初期,科学出版社恢复出版了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刊的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的学术刊物,五六十年代相继扩展到力学、高分子、燃料化学、海洋与湖沼、自动化、声学等领域。特别是在文革后的10年间,新创刊物达56种。如数学期刊有《数学学报》(中英文版)、《应用数学学报》(中英文版)、《计算数学》(中英文版)、《数学的实践与认识》,以及相关的《系统科学与数学》、《数学物理学报》等;物理学期刊有《物理学报》、《中国物理快报》、《声学学报》(中英文版)、《高能物理与核物理》、《低能物理》、《半导体学报》、《应用声学》和普及性的《高能物理》;生物学和地学研究领域广阔,分支学科众多,期刊分别有《生物学报》、《地质学报》与《地理学报》等30种和23种。随着环境科学和空间科学的新兴发展,科学出版社又实时出版了《环境科学学报》、《空间科学学报》等前沿性期刊。

四、成长与壮大(1987～1994年)

科学出版社在经历20世纪50～60年代的初创、文革期间的低潮和改革开放后的恢复发展之后,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再一次迎来了百花盛开的大好时光和发展机遇,迅速成长壮大。在那百舸争流、激烈竞争的年代,仍然以其雄厚的编辑力量,一流的作译者队伍,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图书品牌,居全国之冠的科技书刊规模和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在全国科技出版界继续保持了领先的地位。

1987～1994年期间,制定了《科学出版社三年工作规划要点(1988～1990)》和《科学出版社1991～1995年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改革、发展的思想、战略和措施。正确的决策和精心的规划,换来了科学出版社的新气象,科学出版社逐渐步入良性循环和顺利发展的轨道,为后来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

这一阶段,科学出版社的基本方针任务是:在20世纪末或更长一些时间,在原来基础上把科学出版社建成为世界上具有一定影响的现代化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努力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从内向型向国际型转变,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积极实施“以书养书、以外补内、以副补主”的策略,不断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实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出版工作方针,多出好书,多做贡献,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奋斗目标:继续调整、改革、转轨,稳步发展前进。国内部分,在保持原有书刊生产规模的情况下,以提高质量、效益和效率为中心,既要多出好书,又要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国外部分,对外文书刊要积极开拓,努力经营,力争有较快增长,站稳对外合作的脚跟。

主要措施:①不断优化选题,调整出版结构,既要发扬传统特色,又要提高书刊效益。②坚持“三严”作风,切实做到以质量为中心作为根本指导方针,在全社职工中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要求图书从编前工作抓起,坚持三审制;期刊从编辑部抓起,坚持质量第一。③加强发行工作,探索有效发行方式。④积极推进技术改造与创新,建立编辑、出版、发行和管理数据库,并为联网准备条件。⑤继续发展多种经营,壮大经济实力。⑥加速人才培养,加强队伍建设。⑦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实行社室两级管理、目标责任制等。

主要工作和业绩:①经中国科学院决定,自1987年开始,科学出版社调整领导管理体制,实行社长负责制。②建立了科学出版基金,支持优秀科技书刊出版。③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启用“龙门书局”副牌,拓展出版范围和经营范围。④大力加强发行工作,采取主副渠道并行、自办发行的办法,打开销售通道,取得了宝贵经验。⑤创办海外机构(香港、纽约、莫斯科办事处),开拓国外书刊市场,为科学出版社发展注入新的活力。⑥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出版业务,分别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建立出版业务关系。⑦积极参加国内各类书市和国际图书博览会,树立科学版图书形象。多次参加德国法兰克福、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美国ABA国际书览和日本东京国际书展等。在国内联合新华书店、北京新华书店、南京新华书店等,多次举办科学片图书展销活动,收到了较好效果。⑧建立书刊质量管理小组,全面提高编校质量。在全社范围内开展图书质量评选活动,促进书刊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⑨建立音像制品编辑室,开始了图书音像制品的生产和发行工作。⑩发展多种经营,开辟“以辅为主”新路子。

这一时期,主要图书工程和重要出版成果有:①《科学家传记大辞典》。这是本社一项重大图书工程,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主编。该《辞典》包括《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下册)、《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1～6册)、《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按学科分册出版),至1994年共出版18册。②1987年3月科学出版社第一部计算机软件《状态风险分析程序》和第一部用计算机和激光照排处理的《状态风险分析程序使用说明》正式出版。③《相对论电子学》(刘盛纲)、《微分几何》(丘成桐等)等重要著作相继出版,并获奖。④1989年数学大师、国际知名学者陈省身访问本社并举行科学版《陈省身文选》首发式。⑤由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倡议,国家科委组织编写,由本社和中央党校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干部读本《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印数达90万册。⑥科学版数十种选题被列入国家“八五”全国重点科技图书选题规划,在全国首屈一指。

重大事件与活动:①1990年7月3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等院领导来社视察,出席科学出版社36周年社庆,肯定了本社36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所取得的业绩与发展。②1990年10月《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创刊4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图书馆召开,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和卢嘉锡、周光召等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并题词、讲话。宋健代表国务院发来贺信。③1993年10月由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发文,科学出版社被评为“全国优秀出版社”。④1993年第二届出版韬奋奖(出版界最高奖项)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我社姚岁寒编审获此殊荣。⑤在此期间,科学出版社获奖图书147种,继续在全国科技出版界居于领先地位。期刊方面,1992年科学出版社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44种,占全国获奖期刊总数(351种)的12.54%,其中一等奖14种,二等奖22种,三等奖8种,分别占全国一、二、三等奖的28%、22%和4%。同样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五、创新与辉煌(1995～2004年)

20世纪90年代是充满诗意与青春的年代,也是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年代。在1995～2004年的10年期间,走过40年创业、发展、壮大的科学出版社,又踏上了创造辉煌业绩的新征程。科学出版社迈开了改革创新的大步伐,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痛苦过程,经历了艰难的“爬坡”、“上台阶”、“双突破”的各个阶段,经历了大展鸿图的谋略与规划,经历了许多日日夜夜的拼博与奋战,朝着既定的目标不断向前,走向辉煌!

(1)跨越式发展新思想与高瞻远瞩的出版战略。1994年12月26日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视察科学出版社,在全体干部大会上指示:科学出版社要通过改革与调整,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1995年10月以汪继祥为首的新一届社领导班子,及时总结以往工作的经验,站在历史的高度,宏观战略的高度,放眼全国,放眼世界,锐意进取。为了打开新局面,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更新观念,加大改革力度,在保持“三高”(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特色和“三严”(严肃、严密、严格)作风的基础上,调整出版发展战略,创新,创新,再创新。

具体发展思路与方略:更新观念,开创有科学出版社特色的“双效益”道路。确定以改革为动力,以结构性调整为主要手段,以转换机制为中心,以提高双效益为目的,以全员目标管理责任制为主要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确保实现经营目标的指导思想,采取“超常规发展”的举措,走跨越式的发展道路。这样,通过1996年的“爬坡”,1997年的“上台阶”,1998年的“全面突破”,科学出版社在保持原有学术书刊出版传统,学术著作出版品种稳步上升(从1995年的373种上升到1998年的554种)。

1999年以后,根据我国知识创新工程的启动和加入WTO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带来的新信息,科学出版社又开始了“二次创业”,再创新高。提出新的战略目标:“立足科技,面向教育,面向未来,用市场手段实现知识创新成果的归纳整理、传播转移、普及提高,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研究和技术产业化服务,为科技成果国际交流服务,为培养优秀人才服务,经过10年努力,把科学出版社办成以科学、技术、医学、教育为主要领域的高水平、综合性、国际化的媒体集团,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办社方针确定为:“立足科技,面向教育,多种媒体,综合经营。”围绕总体发展目标和办社方针,进一步完善和实施了体制机制转化战略、人才战略、精细化管理战略、产品销售战略和职能管理战略等10大分类战略。

2003年再一次调整发展战略,把科学出版社和龙门书局两个品牌同时经营。这是一个具有战略高度的大变化。使科学出版社在经营规模、两个效益、体制机制改革、编辑队伍建设、作译者队伍建设、选题资源规划发展、人才培养、国际化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骄人业绩,核心竞争力得到全面提升。

(2)硕果累累,业绩辉煌。先进的理论、战略、方针、措施,创造出骄人的业绩:

①品种翻新,周期缩短:如前所述,研究专著、基础理论、基本资料、论文集、应用技术、工具书、综述、科普类图书和各类学术期刊,是本社传统出版物的集中体现。但在上级停止亏损补贴的1995年以前,本社每年初版书的品种徘徊在320种左右。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1998年上升到554种,1999～2001年平均每年出书达807种,为1995年以前的2.16倍,2004年出书4000多种,期刊200种,日均出书11种,期刊2期以上,创造了国内科技书刊出版的新高。同时出版周期大大缩短,从以往的平均300天以上,缩短为现在的平均150天以下,赢得了声誉,赢得了效益和好评。这是社里投入大量资金,实现计算机冷排和编辑网络管理的结果,从而实现了书刊出版优质、准期的目标。②加大投入,加快重点图书出版进程:本社1996年以前组织的很多优秀大型丛书和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迟迟不能完成。1996年以后加大了财力、人力投入,使这些图书得以尽快出版。例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982年开始工作,至1995年仅出版4卷,2002年在郭老诞生110周年之际全部10卷重新出齐。《中国科学技术史》计划出版30卷,1995年以前一卷未出,1998～2002年已出版20卷。《中国动物志》1996年以前每年仅出版1～3卷,1997～2002年平均每年出版10.5卷。之后,三志(《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被科学家评选为1999年中国科学十大新闻之一。③瞄准前进目标,扩大出版领域:最显著的特点是从原来传统的科学(S)、技术(T)领域,扩展到教育(E)和医学(M)领域。在教育类图书中,又从中小学教材、教辅类图书延伸到大专类教材、教辅类等,从而大大提高了科学出版社的综合性、前沿性和出版空间,开始与国际大型出版机构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科学与社会学方面:出版了我国三大年度报告:《科学发展报告》、《高技术发展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创新与未来》、《科学前沿与未来》等一系列图书。

●在生命科学方面:出版了《现代生物技术译丛》、《移植免疫生物学》、《现代生物系列》、《生命科学专论系列》、《“863”生物高技术丛书》,以及《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第三版)、《精编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南》、《细胞实验指南》等应用类图书。

●在地球科学领域:开发出版了《中国矿情》、《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等重要成果。其中《中国人文地理丛书》被列为国家“九五”重大丛书出版项目,由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吴传钧院士主编。该丛书与本社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13卷)专著系列是姊妹篇,分别代表了我国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后两种图书系列分别由秦大河院士和钱正英院士主编,是紧密联系我国西部开发实际而推出的两套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创新性、权威性著作,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和咨询意见,受到国内学界、政界极大的关注。

●在技术科学领域:开发出版了《时序逻辑程序设计与软件工程》、《材料科学和技术科学丛书》、《现代仪器仪表技术与设计》、《微电子丛书》、《自动控制原理》(第四版)、《计算机视觉》等。

●在医学领域:打破了科学出版社以往不出临床类图书的束缚,按照医学书离不开临床诊断的实际情况,开发出版了《现代临床医学丛书》、《现代临床影像学丛书》,以及外科学、诊断学等系列应用性图书。

●在教育领域: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开发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学丛书》、《现代生物学精要速览系列》、《全美经典学习指导系列》,以及《计算机组成原理》、《大学物理》等。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2003年专门成立了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现为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中心:下设生物分社、化学资环分社、数理分社、工科分社、经管分社等),系统地出版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各类教材和教辅类图书。

●在考古学领域:1996～2004年出版了我国重要考古著作《天马-曲村》等154种,以及长江三峡地区等大量考古发掘报告、考古论著。编辑力量和出书规模不断壮大,现已成为国内考古类图书出版的一支生力军,几乎占据了我国文物考古类图书出版的半壁江山。

●在辞书领域:及时更新出版了《英汉化学化工词汇》(第四版),以及《数学百科全书》、《新英汉数学词汇》、《新拉汉英无脊柱动物名称》等,开发出版了《汉英生物学词汇》、《英汉汉项MBA专业词典》、《英汉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词典》、《工程数学手册》、《水文学手册》等精品。

●学术期刊方面:目前科学出版社每年出版学术期刊约200种,占全国学术期刊的4%。

(3)在书刊选题、组稿、编辑、出版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国内销售网点发展也突飞猛进,形成了主副渠道三级发行网络,为经营运行提供了保障。科学出版社已从单纯出版研究、理论性学术著作,转移到多文化、更贴近科研、生产、教学等广阔的领域,并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不断加强经营计划和精细化管理,书刊品种、总产值、销售额和利润等指标成倍增长,连年翻番。

(4)与此同时,获奖书刊大面积丰收。1996～2003年间,科学出版社共有132种图书获省部级以上图书奖,获奖品种居全国科技出版社前茅。仅2003年就有4种图书获国家图书奖,7种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期刊方面,科学出版社期刊在学术层面上和综合质量上是一流的,被同行公认为我国科技期刊的国家队。其中《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等35种刊物2003年被国际检索系统SCI等收录,占被《SCI》收录中国科技期刊的47%。1996～2002年期刊获奖种数和等级均居全国之冠。如1996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31种,占全国获奖期刊417种的7.43%;1999年获首届国家期刊奖11种,占全国获奖期刊64种的17.1%;2002年获国家期刊奖7种、国家期刊提名奖7种、国家期刊百种重点期刊10种,分别占全国获奖期刊总数30种、50种、99种的23.33%、14%和10%。在国家权威机构评出的2001年度百种杰出学术期刊中,科学出版社入选30种,占全国总数的30%。

(5)国际合作蒸蒸日上,国际化取得新进展。根据“形成国际战略合作,争取海外出版资源,开发国际出版市场”的目标,科学出版社在以往对外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外科技出版现状的跟踪研究和版权贸易,开展了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构建了新的国际战略伙伴合作格局。合作机构从原来的几十家发展到2004年的200多家。引进外文版图书翻译出版或影印出版,1996～2002年达1049种,包括经典名著《分子克隆实验指南》,云集国际知名专家学者400余人撰写的大型丛书《材料科学和技术科学丛书》,全套23卷同时引进,引进版图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科学出版社历史上任何时期。其中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已形成规模和市场。2001年科学出版社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全国图书版权贸易先进单位”。2003年共引进版权312种,全年接待64家出版公司百人次来访;出访40家出版公司,实现60多个合作项目。科学出版社的国际声誉不断提升,出版资源不断丰富。国际STM出版商协会在中国首选科学出版社加盟,德国最大的威卡集团等一些外国主要出版单位把科学出版社作为与中国进行业务合作的首选单位或唯一伙伴。通过图书、期刊、繁体字版等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科学出版社在引进和输出科技图书市场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

(6)重塑“龙门”品牌。龙门书局自1993年恢复以来,继承龙门的“专为青年学子出版学习用书”的传统,集中力量致力于文化、教育类图书的编辑、出版,经过多年的精心策划、经营、创新,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现已在教辅书界形成品牌和规模。1999年龙门书局被誉为教辅界的“三架马车”之一;2001年被《中国图书商报》列为“文教新六家”之首。已成为与“科学版”并驾齐驱的著名品牌,并成为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核心之一。

(7)企业文化丰富多彩。企业文化是企业精神和形象的一面镜子。科学出版社把企业文化建设同各项工作相结合,使科学出版社的团队精神进一步提升,各级领导和广大员工的敬业意识、战略意识、创新意识、奉献意识得到不断加强,有力地推动了本社各项工作的开展。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以往历届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多年改革实践,科学出版社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实现了路甬祥院长提出的“一年一个样,三样大变样”的要求。截至2004年,科学出版社总产值达10.7亿元,年出书2500种,期刊200多种。科学出版社的综合竞争能力在全国科技类出版社已由1995年的第十二位,上升到2001年的第一位。

2004年在科学出版社成立50周年之际,科学出版社出资100万元设立了科学出版社知名作者奖和优秀作者奖,奖励为科学出版社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作者,陈省身、黄昆、李政道、刘东生、钱伟长、钱学森、丘成桐、王忠诚、吴文俊、吴征镒、徐光宪等156位作者入选,这项奖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2004年8月科学出版社举行了隆重的建社50周年社庆大会,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施尔畏等领导同志,以及60多位获得科学出版社知名作者奖和优秀作者奖的著名科学家临莅会议,有关领导、科学家和国际友人为科学出版社题词或发来贺信。路甬祥题词:传播科学,创造未来;宋健题词:加强科技出版,推动科技发展;周光召题词:精心编辑,精心出版;徐匡迪题词:弘扬科学精神,繁荣出版事业;钱伟长题词:与时俱进,再创辉煌。可以说,1995～2004年是科学出版社创新与辉煌的年代,是科学人引以自豪的年代。

六、转制与引领(2005～2008年)

正当科学出版社迎来创新与辉煌的年代,庆祝50华诞之际,一个新的挑战和任务又落在了科学出版社的肩上,即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成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35个试点单位之一。

成立于2000年的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是新闻出版总署第一批试点集团,也是国内惟一的中央级专业出版集团。成立之初,集团是一个法人联合体,成员单位包括科学出版社、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北京中科希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海电子出版社、北京中科进出口公司等。

改革试点以来,在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和支持下,集团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已经顺利完成改革试点任务,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集团被授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光荣称号,成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进代表;集团输出科技书刊项目数量位居科技出版单位的首位,成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北京市版权贸易先进单位”;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数量名列出版社前茅;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十一五”国家图书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等数量位居第一;韬奋出版奖、优秀出版人物奖等均榜上有名,一大批年轻化、专业化的优秀编辑出版人才成为集团中坚力量;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净资产增加136%),竞争力位居科技类出版社之首。

通过改革试点,集团在核心竞争力、出版品牌、科技成果交流、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展显著,为未来做强做大、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主要发展战略和进展:

(1)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手段,提升核心竞争能力。作为改革试点,集团创新体制机制,锐意进取,克服了体制改革中遇到的许多困难。2005年6月和2007年4月,集团和集团的核心企业——科学出版社分别进行了工商注册,顺利完成改革试点任务。

但是转制只是手段,提升核心竞争能力才是目的。集团在体制改革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符合市场竞争需求的内部运行机制,充分释放改革能量,出版业务取得了较快增长。

2008年集团出版图书8117种,科技期刊209种,书刊产值13.28亿元,集团总销售收入9.48亿元,资产总额12.17亿元。2008年集团与试点初期(2003年)相比,资产总额增加93.70%,净资产增加136.40%,销售收入增加54.70%。

集团核心企业——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经营业绩达到历史最好水平。2008年,全社出版图书7537种(其中新书2785种),期刊189种;书刊产值达到12.1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3%;全社总销售收入7.1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97%;税前利润、净资产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7.31%和22.70%。

2006年科学出版社的竞争力位居全国科技类出版社榜首,在全国出版社中排名第4位。

(2)以重大出版工程为龙头,打造中国科技出版第一品牌。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一直致力于在专业出版领域做强做大,努力打造中国科技出版第一品牌,而专业出版发展须以重大出版工程项目来带动。目前,集团已经形成了重大图书出版工程群。如受到国家主席胡锦涛总书记关注、由钱伟长院士倡导并担纲总主编的国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三大部分,20卷约60分册,涵盖数学与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农学、医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化工冶金轻纺与材料工程学、能源与矿产工程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以及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军事学、管理学等,2007年已启动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等9卷;凝聚我国四代植物学家智慧、跨越半个世纪的巨著《中国植物志》;2007年由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是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为国家科学发展提供了高端权威咨询,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以及大批“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54项,入选数量在全国科技出版社中位居第一),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2008年获资助44项,资助金额占整个出版基金资助总量的50%左右),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788项)等。

在期刊出版方面,集团2008年出版科技期刊209种,其中《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简称“两刊”)是我国学术期刊的代表性刊物。针对国内科研评价体系变化和国际学术期刊的竞争,作为我院学术期刊改革试点单位的“两刊”正在按照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改革方案,大力推进管理体制、院士平台办刊、出版单位体制机制、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并取得了重要进展。

专业出版发展以及品牌形成,获国家级奖项是一个重要体现。多年来,集团和科学出版社一直在国内书刊获奖方面名列前茅。其中在2007年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中,科学出版社获得图书奖二项、图书奖提名奖一项等6项,全国第一。再次被国家评为“全国优秀出版单位”;2008年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荣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称号。

(3)以科技出版“走出去”为途径,实现科技成果的国际交流。作为中国科学院专属的中央级专业出版集团,将推动我国科技成果的国际交流视为自己的社会责任。而要实现科技成果的国际交流,就需要集团“走出去”。为此,集团非常重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拓和利用,采取“引进带输出”的合作策略,建立“走出去”长效机制,与爱思唯尔、施普林格等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大力推动科技出版“走出去”,并取得丰硕成果。在近两年北京和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科学出版社每年向欧美国家输出优秀科技图书200多项,输出数量居全国第二、科技出版社之首;在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科学出版社还有114项图书得到政府资助。此外,包括“两刊”在内的31种集团出版的英文版科技期刊也与国际知名科技出版机构开展合作,取得良好效果。2007年集团被商务部、文化部等部委评定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被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授予“北京市版权贸易先进单位”。在2008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集团董事长汪继祥还应邀作了题为《深化体制改革,促进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的经验介绍。

(4)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加快出版人才队伍的建设。要保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重视出版人才队伍建设。近5年来,科学出版社共引进278位新人,其中2/3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新人不断进入,使得全社编辑队伍的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348人的编辑队伍中,30岁以下年轻人占47%,30-40岁与41-50岁分别占24%和17%;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编辑比例占62%。

为了加快编辑业务队伍迅速成长,科学出版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一是建立了“社—出版中心—分社带培导师制”的三级人才培养体系。对新员工进行入职培训和上岗考核,使其能够尽快合格上岗。二是建立学习型组织。对在职员工组织不同方式、不同类别的针对性培训,如邀请国内外知名出版专家讲座、选派骨干到国内高等院校进修和国外出版集团交流访问等。三是大胆使用和提拔一大批年轻骨干到重要业务岗位。社总经理、副总经理、副总编辑共有8位,年龄均在42～46岁,其中两位还分别获得了韬奋出版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四是实行人事、用工、分配制度改革,从制度上促进了员工队伍的创新力、执行力和战斗力。通过上述措施,使科学出版社拥有了一支富有朝气和活力、熟谙市场运作规律的专业化、年轻化的编辑出版人才队伍。

目前,集团正根据国内外科技出版发展动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一个平台、两个中心”(国家级专业数字出版平台,中国科技成果的发布中心和国际优秀科技成果的引进中心)建设为核心,努力把集团打造成为在国内具有代表性、在国际具有竞争力的国家级科技出版集团,成为以科学、技术、医学、教育为主要领域的中国科技出版旗舰,引领中国科技出版走向未来!

8.回顾党的发展历程 篇八

本刊讯 6月27日下午，由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和北京市档案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档案局承办的《回顾中国体育发展历程 共圆奥运梦想》展览在市委大楼东大厅正式展出。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士祥，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常务副主任游广斌，市委副秘书长汪先永、李福祥，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长江、刘耀明、谭晓枫，北京市档案局局长陈乐人，北京市平谷区常务副区长王晓光等领导同机关干部职工一起观看了展览。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奥运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为了更好地宣传和弘扬奥运精神，让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了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崛起、走向世界的光辉历程，激发大家参与奥运、服务奥运、奉献奥运的工作热情，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档案局和北京市平谷区档案局利用丰富的档案史料举办了这次展览。

《回顾中国体育发展历程 共圆奥运梦想》展由45块展板、296幅珍贵历史照片和部分档案史料图片组成。展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新中国体育。通过部分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档案史料图片，反映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回顾了1952年～1955年间举办全军运动会和第一届工人运动会、1959年举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63年举办全国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1971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90年我国成功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辉煌历程。第二部分：中华圆梦。再现了我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奥运夺冠实现“零”的突破、体育健儿为国争光的风采、五星红旗在国际体坛冉冉升起的精彩瞬间、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体育事业的亲切关怀、北京申奥成功的辉煌时刻，从不同视角突出了“科技、人文、绿色”三大理念，展示了气势恢弘的奥运场馆，体现了人民群众期盼北京奥运成功的参与热情。整个展览内容丰富，结构紧凑，特色突出，主题鲜明，催人奋进。

在参观过程中，李士祥同志对档案部门深入挖掘、充分利用档案史料举办专题展览，营造祥和奥运的社会氛围，为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同时还鼓励大家，要进一步做好档案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当前的奥运档案工作。我们不仅要办好这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还要为世界留下齐全、完整的档案文化遗产，这不仅是我们对国际奥委会的庄严承诺，也是党和人民赋予档案工作者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