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内权力控制的制度建设

2024-09-17

论党内权力控制的制度建设(3篇)

1.论党内权力控制的制度建设 篇一

把权力还给群众

——XX县扎实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

为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营造和谐信任、携手共进的发展氛围,XX县着力推行了以“实施党务公开、规范村民议事、扩大公推直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把决策、评价的权力还给群众,提高了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的发展。

推行党务公开

“推行党务公开,扩大和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我们的工作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才会得到有效增强。”年初,XX县委书记刘中伯同志在长粱乡中坝村调研后对乡村干部说:“群众最想知道什么,我们就应该公开什么。”

推行党务公开是一项全新的实践,XX县从群众普遍关心的党内事务和涉及党员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入手,对容易出现不公平、不公正甚至产生腐败的环节等重大情况予以公开,特别对各级领导班子及成员履职情况、为民办实事和群众关心的重大决策、干部培养选拔与干部任用及民主评议情况、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等情况进行了公开。

“只要不涉及党内秘密,都最大限度地予以公开。”为确保党务公开取得实效,各乡镇、村(居)和县级机关都建立了党务公开栏,按季度公开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按月公布财务收支和重要决策等情况,随时公开回答群众咨询及疑难问题。

“全部摊在阳光下,群众的猜疑少了,干部乱来的事也少了,大家心气顺了,基层的矛盾自然也就大大减少了。”据统计,今年上半年,XX县的各类上访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0%以上,有的乡镇实现了“零上访”。

规范村民议事

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农村是重点,农民利益是核心。“把村务讨论的提议权、议定权、评判权还给群众,让群众来当家作主,我们的各项工作就好做了。”XX县银汉镇在全面实现乡村公路“村村通”后,紧接着又启动了“通乡油路”建设。近年来,该县打破“村事干部定”固定模式,以加强村民议事权为切入点,扎实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和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把村务提议权还给群众。建立村务提议制度,由村党支部定期组织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就本村有关村务提出议案,通过《村务提议表》上报村党支部。村民对村级工作有意见、建议,也可通过《村务提议表》向村党支部反映。村党支部根据提议事项的轻重缓急,由村两委干部分别牵头办理,并将提议办理落实情况及时反馈给提议的村民。该县罗家镇大木桥村从2004年11月在全县率先实施该项制度,一年来,全村村民代表共提交各类提议14件。村党支部根据提议内容,对每一件提议都作认真分析,并将办理情况上墙公布。该村未实施村务提议之前土地征用引发的矛盾很多,村民上访频繁,自实施该项制度后,没有因村干部工作不当出现过一次群众上访现象。

把村务决策权还给群众。该县制订并实施《XX县村级民主议事决策细则》,重点对村“两委”联席会议、村支部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的职责、运行程序作了明确和细化。要求凡村级各项事务先由村“两委会”集体讨论提出初步方案,再提交党员大会审议,最后由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全县各行政村都相应制订了村级民主决策管理制度,完善了“两会决(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策”机制。新河乡拖木村把村道公路修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工程由谁施工的问题,让群众讨论决定。今年,该村通过村民投票表决,选择了马电路桥工程公司,仅三个月就实现全村社社通公路。工程招标,群众投票,村民说:“这样做再硬不过了。”

把村务评判权还给群众。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每季度向全体党员、村民代表报告一次工作,接受全体党员、村民代表的评判。同时,每半年组织开展一次“群众满意村班子和群众信任村干部”的双评活动中。

规范村民议事,把权力还给群众,村民参与村务的渠道大大拓宽,真正体现了群众当家作主。广大村干部也自觉走村串户,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切实推进了村干部作风的进一步转变,增强了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感。

扩大公推直选

“公生明,廉生威,中坝村现象折射出,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出了问题,班子迟早也要出问题,选好班长、配强班子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的根本。”XX县委书记刘中伯同志在省委召开的推进党内基层民主、深化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建设座谈会如是说。

如何选好班长、配强班子?XX县将权力还给群众,让群众说了算。去年以来,XX县在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方面作了有益探索。“海推”县级部门班子及正副职领导干部、“四推两述一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将一批思想纯正、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提拔到了领导干部岗位。XX县的实践得到了省委的充分肯定,并于8月25日在省委召开的推进党内基层民主、深化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建设座谈会上作了典型发言,同时被列为全省30个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试点县之一。

省委“新都会议”后,XX县严格遵循“党管干部、群众公认、依法办事、目标选人与目标管人有机结合”的总体原则,把公推直选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作为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按照省委组织部“五项措施”的要求,采取“组合试点、同步并进、整体推进”的办法,从10月下旬起,在全县农村和城市基层分别选取了龙蚕镇、XX二中、县人民医院、嘉宝汽车公司等行政、事业单位和非公有制企业进行党组织负责人公推直选第一批试点,并同步配套实施党务公开、“三联制度”、社会评价和规范党委会议事决策制度。试点工作结束后,将在全县全面铺开。目前,龙蚕镇党委书记、XX二中党委书记等五个职位已公推直选产生。

公推直选,不仅让群众感到满意,更让当选者增强了工作责任感。“选出信得过的党委书记来为大家服务,心里觉得特别踏实。”嘉宝汽车公司退休职工何永淑在直选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新当选公司党委书记的梅质军则感叹:“我能当选,说明职工信得过我,这让我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更大,只有好好干,才对得起大家。”

2.论党内权力控制的制度建设 篇二

1.党内民主的内涵

归结党内民主的内涵, 有如下几方面的观点:党内民主指的是全体党员有权利地参与党内一切事物, 对于党内政治原则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决定和处理享有平等权;党内民主指的是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依据, 在其自身的宗旨、任务、性质的基础上, 对党的体制、组织及过程所构建的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民主是一种党员对党内事务平等参与的根本性制度。党内民主制度是党内民主的核心, 包括了党委会制度、党代会制度、监督制度、选举与决策制度等。

2.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统一关系

人民民主对党内民主发挥着影响、促进的作用, 而党内民主则指导与促进人民民主发生, 两者是一种彼此互动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建设中, 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发挥共同的促进作用。不可将两者分开来看, 而应使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依据自身特点有重点的、有却别的、协调一致的发展。只有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共同的发展, 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真正构建。随着社会领域和国家政治、经济民主建设的不断强化, 人民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健全, 为当内民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民主氛围, 人民群众对于党政实施的监督力度得到有效加强, 从而成为党内民主的建设强劲外部推动力。

3.以人民民主来推动党内民主建设的思考

执政党的基本政治取向是人民民主, 同时人民民主也对党内民主建设发挥着影响与促进作用。这就要求执政党应当建设适应于人民民主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 从而有效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使得党内民主建设中人民民主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为保障人民民主对于党内民主建设的有效推动,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3.1 培育人民群众宪法意识。

受传统体制和工作方法的束缚, 一些机关单位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渠道不畅”、“氛围不浓”、“制度滞后”、“监督乏力”等问题, 主要表现在, 一些党员民主观念淡薄, 对自身权利认识不足或根本不愿行使权利, 有的对不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漠不关心,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有的怕自己的建言说出来不被重视而挫伤积极性, 认为“说了也白说”, 放弃了自己的民主权利;有的不会表达, 言行过激,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主效果。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对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缺乏正确的认识, 强调党员“服从”多, 发挥党员“自主”权利少;有的存在“一言堂”、“家长制”作风, 决策中有的缺乏必要的沟通酝酿, 忽视党员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决策的权利, 使党内一些决策很难真正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一些单位创新民主的方法不够有力, 往往是中央在推动民主建设方面的思想比较超前, 而机关单位却缩手缩脚, 举步维艰, 跟不上中央的节拍;有的等待效仿其他单位的做法, 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机关党内民主建设的发展进程。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归纳起来, 一是“义务本位”影响较深, 往往一味要求党员履行各种义务, 却常常有意无意地淡化和忽视党员应当享有和行使的各种权利。二是“业务本位”形成矛盾, 往往一味强调机关业务建设和领导权力, 自上而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和自下而上的党内民主集中制在运行模式上有所区别, 存在体制上机制上的不适应不符合。宪法作为人民民主的本质体现, 要求执政党行为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规定范围内进行。下大力气在人民群众间培育宪法意识, 来进行宪法权威的树立, 来使得对于宪法的严格遵守成为国家机关、全体人民、社会团体、全部中共党员的自觉行为, 使宪法尊严受到各级党组织的自觉维护, 更好地推动民主化党内生活的构建。

3.2 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来使得国家权力机关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人民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应充分发挥其和常委会的作用来对“一府两院”给予监督;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的结构, 通过教育、培训等多种途径来促进人民代表素质的有效提高, 从而对更好地代表人民, 对人民医院作出充分的反映。

3.3 进一步完善党政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

通过党政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来使民主党派自身的监督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多党合作的基本制度方针是“互相监督、长期共存、荣辱与共、肝胆相照”, 以这一制度方针为依据, 通过有效的党外监督, 来促进党内民主建设的良性发展。

3.4 发展与扩大基层民主。

基层民主的发展与扩大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也是我国民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下大力气发展城市居民自治、农村村民自治和企业民主, 来促进人民大众和广大基层组织民主实践和民主意识的不断强化, 从而更好地发挥人民民主在党内民主建设中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4.结语

党内民主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作为外部推动力所在, 人民民主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确人民民主的重要性, 借鉴上述内容合理地开展, 来使得党内民主建设中人民民主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进而为党内民主的建设提供强劲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刘红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耦合与互动[J].理论探讨, 2009 (6) 。

[2]王娜.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问题研究[J].科社与国际共运, 2008 (11) 。

[3]吴长庚.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J].政治文明建设, 2010 (2) 。

[4]林亦平.党内民主外部视角的构建[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9 (4) 。

3.论党内权力控制的制度建设 篇三

大学学科分层制度是指评价、组织、管理大学学科之间支配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体系的建立源于资源存量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作为学科发展渴求资源的人才、资金、政策支持、信息等都不可能是无限的, 因此从政府、大学到院系的决策层通常都不是平等地分配科学和教育资源, 而是依据各门学科对社会、大学、院系发展的预期价值对资源与权力予以偏向分配, 因此便自然形成“第一梯队学科”、“第二梯队学科”和“第三梯队学科”的划档分等 (图1) 。“第一梯队学科”通常为国家级、省 (部) 级、校级重点学科、优势学科等, 这些学科在专业领域内或在一个大学实体内拥有更加显赫的地位、更多的资源、更大的学术话语权和更高的声誉等级;“第二梯队学科”主要是单个大学的主体学科、基础学科, 在大学中虽占有一定的发展资源和学术权力, 但与强势学科相比, 地位相对等而下之;“第三梯队学科”则一般是一些边缘弱势学科以及新生学科, 在大学系统中地位微乎其微, 难以获得发展资源和学术权力。

1 学科分层制度中的权力主体

伯顿·克拉克发现, 扎根于学科的权力、院校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力“在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中或单独、或综合、或强大、或弱小、或轻微地存在着”, (4) 这些权力相互交错形成控制网络直接影响着学科、大学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从本质而言, 权力对应的是利益的分配。在大学系统中存在各种利益相关者, 政府、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学生、校友以及合作企业等等。这些利益相关者依据其对大学的资金、智力等方面的贡献, 享有不同的权力。而根据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大小与结构组成了不同的权力结合模式, 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大学学科制度发展变革的动力因素, 也构成学科制度运作的机理, 制约着学科制度的运行规则。 (5)

从价值利益出发, 学科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学术价值、发展价值、社会价值三个方面。这些价值是为特定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权力主体们带来既定利益的本源。根据对这些价值利益的关注群体分, 参与学科分层的权力主体主要也可以分为三大类 (图2) :第一类是由“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学者 (6) 组成的学术共同体, 他们主要关注学科的学术价值, 提倡于按照学术水平对学科予以分层划等;第二类是大学和求学者群体, 他们更多关注学科对学校、个人发展的价值, 在进行资源投向决策或职业规划选择的时候, 更倾向于考量学科对学校生存发展和个人职业规划发展利益贡献来进行分层;第三类是国家等社会群体, 首先要求的是学科体现社会价值, 其政策倾向等都体现根据实用功能进行学科分层分级建设。

2学科分层制度中的权力控制关系

2.1学术权力决定学科学术分层

从知识产生、发展的学术角度出发, 学科学术地位体现在三个方面:知识范畴的独特性、知识范式的成熟度和知识内容的丰富度。知识范畴的独特性, 简而言之就是学科门类的专门化程度, 那些能够成功地界定自己的边界的知识领域才有望获得学科的地位。

不同学科根据形成的早晚、发展速度的快慢、积累的多少, 在这三个维度里达成的程度不同, 相应形成了学科的学术分层。

因此, 大学学术界看待、衡量学科学术分层主要有三个不同的尺度, 即:专门化、规范化、理论化。由于有的学科经过长期积累, 有的学科刚刚起步, 因而各门学科在三个维度的达成程度不同, 相应形成了学科的专门化等级、规范化等级和抽象化等级。

(1) 专门化等级:即以一门学科的专门化程度作为学术界衡量该学科学术地位的标尺。在大学系统中, 一门学科的专门化程度通常被认为是该学科学术水平的标志。而那些没有形成专门化的知识、方法与学术评价体系, 没有严格的专业人员从业标准, 通常借用别的学科的理论说明、推演本领域现象的学科, 往往被视为学科家族中的“穷人”, 即使在大学中获得了学科建制, 也处于大学学科学术等级的较低序列。正因为专门化程度被学术共同体视为衡量一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标志之一, 因此, “一个新生学科总是致力于产生出一套新的通用词汇, 以便帮助它的成员来界定这一学科, 使它和其它学科分道扬镳。”大学中随处可见所有知识类型都根深蒂固、努力不懈地要尽可能达到更加专门化的程度, 动力之一就在于为本学科赢得更高的学术。

(2) 规范化等级:即知识体系的规范化程度决定着规范学科、准规范学科、不规范学科的不同声望等级。如果说专门化等级是以学科之间的独特性衡量学科的学术地位, 那么可以说, 规范化等级则以是否达到同一种公认的研究“范型”来衡量学科的学术地位。“范型”指一定时期人们广泛推崇的生产、评判知识真理性的标准, 作为知识王国的“政体”, 它为每个知识领域提供同样的规则。“规范和标准建立的目的, 其实主要是为了便于对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进行整理、加工与深化, 同时一也是为了满足共同体内部沟通和理解的需要。”但追寻大学学科发展史, 又可以发现, 不同时代人们对何谓规范学科具有不同的判定标准, 而且围绕规范标准, 在大学学科之间演绎出频繁不断的冲突和斗争。正因为不同时代知识规范不同, 因此, “各门学科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它们随时间迁移而发展, 并获得不同的声誉。”

(3) 理论化等级。吴国盛指出,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上, 一直存在着两个传统, 即哲学家传统和工匠传统 (英国科技哲学家S·F·梅森在其所著《自然科学史》一书中称之为哲学传统和工艺传统) , 他们共同构成了科学的历史渊源。哲学传统源于人类获得整体世界观的内在要求。人类永远需要为自己的心灵创造一个家园, 一个不会因为千变万化的眼前现象而经常改变的理解框架, 一种系统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工匠传统源于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人类必须提高自己制造、使用和改进工具的技艺和能力, 提高自己支配自然界为自己服务的能力。可以说, 正是哲学传统推动了人类知识由神化知识型向形而上学知识型、科学知识型、文化知识型的不断转型, 使人类对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认识逐渐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全面, 更加接近丰富、复杂、多样的事实。同时, 又正是工匠传统推动了技术和工艺的进步, 带来了近代大工业的发展, 为人类创造了富足的物质生活。进入现代社会后, 科学对技术的推动价值日益显现, 技术对科学的拉动也成为科学发展的动力源之一, 两者开始一起汇合成人类智慧的洪流。如此看来, 认识世界的学问与改造世界的学问同样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两种传统一个使人类的思想发生变革, 一个使人类的生活发生变革, 应该都是人类不可偏废的两大幸福之源。但是, 事实情况是, 技术学科一直不受崇尚学术的大学学者的青睐, 从事纯科学、理论科学、基础科学的教授相对于从事应用技术学科的教授, 往往前者在学者心目中显得更有高深学问。同样是数学学科, 应用数学就遭到哈代的贬斥。在哈代看来, “纯数学整体上明显比应用数学有用。纯数学家似乎在实用方面和美学方面都占优势”, “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们所利用的数学根本够不上‘学术水准’。”出于战争需要用于弹道学和空气动力学等的“不重要的”数学, “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数学那样的头衔。它们令人厌恶, 而且极其枯燥”, 只有纯数学研究才是“一个‘无害而清白的’职业。”

注:907不包括军事学的57个重点学科。

通过上述三大标准, 我们可以确定每门学科在大学学科体系中的学术地位与意义。当大学学人用上述三大标准衡量每一门学科的学术水平时, 便自然有了“学术性学科”、“准学术性学科”和“非学术性学科”的地位分等。有的学科便面临“不专业”、“欠规范”或“没理论”的危机。

2.2 大学行政权力决定学科大学分层

大学从各自的生存发展定位、办学理念、竞争资源地位、创建优势特色等需要出发, 在学科建设中“有所为, 有所不为”地提高某些学科的地位等级。

耶鲁大学各门学科的沉浮则更多地源于学校领导层的办学理念:19世纪耶鲁大学在把人文学科置于学校发展的重点。其结果是, 在1946年美国大学联合会对各大学科系的评定中, 耶鲁的学术地位总成绩排名第一, 其中人类学、艺术、地质学、德语、语言、东方研究、哲学等人文学科在学科排行中更是名列前茅或独占鳌头, 但其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则排名靠后。为振兴排名靠后的学科, 1947年后, 耶鲁大学校方开始实施学科地位升级计划, 将物理学、经济学作为支持重点。1957年, 耶鲁的经济学终于打破了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这个铁三角, 跻身前三名, 排在哈佛和芝加哥大学之后, 经济学重点学科建设终于取得成功。耶鲁大学在学科建设中“有所为”的同时, 也对某些学科毫不留情甚至令人扼腕叹息地打压排挤。50年代的校长格里斯沃尔德算是典型的耶鲁校长。他坚持大学学科建设应该围绕普通教育这一中心来进行, 应用学科不应当在大学有立锥之地。为此, 他设法挤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耶鲁资助设立, 其他大学意欲打破脑袋争抢的“国际研究所”, 关闭了应用性质的护理学院、教育系, 并将工程学院改造成文理学院下的一个系。现在, 耶鲁大学社会科学地位落在哈佛、芝加哥大学之后, 工程技术是耶鲁最弱的学科, 排名在全美大学中落在50位之外。

中国不少大学开展重点学科建设的动力可以说是谋求发展升格、竞争资源地位、创建优势特色等多种原因机缘凑合的结果。为了由教学型大学挤身于教学研究型大学, 或由教学研究型大学攀上研究型大学的高峰, 为了在与其他大学竞争国家和地方的制度资源、组织资源与物质资源方面占据优势, 不少大学把加强重点学科建设, 提高部分学科的层次和水平, 从而增设博士点、硕士点作为首选策略。而有助于学校实现“争点”、“保点”目标的学科, 便在大学的特殊呵护下得到高待遇的集中投入, 成为事实上的高地位学科。

学校给予其享受一般学科和其它重点学科不能享受的特殊政策, 包括:优先保证“特区”内重点学科建设的人才需要, 在人才引进和培养、职称晋升、科研岗位设置、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等方面实行计划单列;优先满足所需场地;重点保证配套资金的安排;一定范围内自行确定工资、津贴、劳务费标准;教授给本科生授课时数减半, 等等。A大学运用权力形成学科之间的等级差别, 区分学科之间在经费、人才、管理投入的差异, 鼓励它们在此基础上展开竞争, 形成学科之间在质量与水平方面的高低, 主要出于实现学校办学层次的发展升格, 竞争国家和地方教育资源, 增强学校办学实力、影响力和声誉等的需要。它根据该校发展基础和需要确定应该申报和应该给予重点建设的学科, 并给予相应的资金、地位、名誉和报酬, 吸引人才和资源在该学科高度集中, 从而加快该学科的发展。不同的学科由于基础、特点等方面的差别, 对于满足学校发展需要的价值就有分别, 从而在学校政策中获得不同的功能地位。如此, 对各门学科来说, 置身于大学场域中便不由自主处于一种竞争的空间, 每门学科不得不为获取更多的资源、更大的权力搭建在场竞争优势。其中既有个别学科对附属地位的抗拒, 也有同地位学科集体的联合抵制。而资源配置、关系重组、权力占有等始终是冲突与竞争的源头。透过学科之间的竞夺, 可以折射出大学中各类学科对其生存境遇的关切和对所属学科的功能的体认。

2.3 国家权力决定学科社会功能分层

大学学科的社会功能等级是指由于某些学科比其它学科对于国家系统、大学系统和求学者群体所发挥的当下功能更为重要从而享有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学科功能等级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上, 即能够实现某种社会功能的学科比不能实现该功能的学科更加“高级”, 更具有内在“优势”。对国家系统的功能等级。即以学科对国家政治、经济生存发展的价值大小衡量、确定不同学科的社会地位, 已经或预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某一时期国家生存发展的需要, 成为标志学科地位高低的函数。伯顿·克拉克指出, 一个国家至少要求高等教育具备三类效用: (1) 社会经济效用, 即职业培训以及对社会的实用价值; (2) 文化效用, 即文化复兴和民族特色; (3) 政治效用, 即培养良好的公民以及为政治目标服务; (4) 从发展学科的角度而言, 要实现第一种效用, 就意味着要发展技术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要实现第二种效用, 则要发展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要实现第三种效用, 则需要提高研究人员论证现有政治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能力。但是, 在资源永远赶不上需要, 同时实现三种甚至更多种效用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 或由于价值选择的不同, 不同种类的效用被赋予不同的价值时, 对于一定时期优先满足哪一种效用, 不同的国家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体现出不同的偏向。一定时期国家对高等教育政治、经济和文化效用的不同偏重, 便直接影响到什么学科可以或应该在大学得到发展, 同时使得不同的学科由于这种偏向而获得不同的功能地位。一旦某一种效用通过国家权力得到强调, 与之休戚相关的学科便会得到发展的机会和空间。相应地, 另外的效用则被置于从属地位, 受到压抑或否定, 与之相应的学科便处于比较糟糕的发展境地。如美国对大学生物科学和信息工程技术学科、 (7) 日本对工程技术学科的倾向等。

自1987年后, 我国开始评选重点学科, 开展重点学科建设, 国家将大学学科明确分为“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此后, 国家、地方和大学又对重点学科再加以各种区分, “211”重点学科和省级、校级、甚至院 (系) 级重点学科的分等一时蔚为时尚。这种自上而下普遍对学科予以人为分层的做法, 则是从管理制度上进一步保持与强化学科分等。教育行政部门设置的重点学科点状况或许可以更直接地反映出由于国家对不同学科的倚重倚轻所形成的学科等级。以2002年教育部确定给予重点建设的学科点个数为例, 各学科在国家系统中的地位就存在巨大差异 (表1) 。

政府利用掌握的资源和权力, 以排他性的方式, 左右学科兴衰。政府对不同学科发展的优先排序和重点支持, 其中包括对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研究不同的经费支持方式和政策导向与倾斜, 构成大学学科兴衰荣辱的政策环境。当国家在假定不同学科对国家竞争和发展的效用存在差异的情况下, 都选择了能给国家带来直接的或急需的实惠的学科。国家对急需发展的重要学科在各方面的动员和救济, 就是国家在学科功能取向上的一个明显信号。 (8) 正像麦克·F·D·扬所揭示的, “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明显地成为了知识分层的决定性因素。” (9) 吴刚也指出, “每一种知识形式无所谓优或劣, 科学也不例外, 关键是在何种情境中加以应用。例如在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上, 伦理及法理的知识比科学更有效。” (10) 而在强调发展经济的秩序下, 显然科学技术知识更受青睐。不反思国家对学科分等的价值预设, 就不能说明同一类学科在不同国度的不同命运。

3 现行学科分层制度的双向影响

就学术等级而言, 宏观面上, 第一, 源获得与分配中的差异将有效促进科学资源向具有更大社会价值和更好发展前景的学科流动, 从而促进学科和社会发展。第二, 促进学科研究与教学充分释放应用潜能, 调动大学学者为社会发展而开展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在学科共同体内部而言, 其积极意义在于:第一, 促进研究对象的集中化和研究方法与人才培养的规范化, 研究成果的系统化, 从而加速学科知识的积累和专门人才的培养, 形成学科的学术等级, 则“学术性学科”的高声誉, 可以为“准学术性学科”和“非学术性学科”提供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效法典范, 带动它们建立严密的理论体系和严格的方法学训练, 增强知识生产的专业化、规范化程度, 提高学科的学术水平。第二, 有利于保护学科从业群体利益, 保障与大学活力和生命力休戚相关的学术权力。学科的学术地位对应了达到该学科共同体认可的知识技能标准的从业人员的水平, 学术共同体的独立性, 如此便可保障学者的学术权力和对真理的自由探讨。正是在那些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学术方面的金本位”的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 大学及其学者才获得了较高程度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教授权力才得到充分的行使。第三, 激发起各门学科努力提高学术地位的动力。高地位等级的学科可以为处于较低层次的学科树立一个有吸引力的坐标——即更高的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报偿, 以此激起奋发的希望。

第二, 强化高等级标准的价值, 压制、限制“低地位学科”的发展, 导致某些知识门类发展受阻, 使人类多元文化盛衰不均。第三, 会切断学科之间的“生态链”, 破坏科学进步所依赖的学科之间的相互协调。人为地给各门学科不同等级的关注与建设, 则处于“优势地位”的学科得到政府、企业和学校大得不成比例的资助, 学科精英也持续汇聚其中, 使该学科在新思想、新著述、新人才的生产中获得明显优势。已经产生的优势又将该学科置于更有利于获得未来资金和人才的优越位置, 形成该学科的优势积累。相反, 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科则因缺乏发展资源日益走向衰落。这种用计划经济搞“攻关”的办法, 说到底是在所有学科付出代价的基础上换来个别学科局部的“成功”和“繁荣夕”。第四, 会导致人们忽视某些学科对社会发展的潜在独有价值, 使社会发展出现偏差。学科之间地位的差异往往既是不同社会评价导致的结果, 又常常成为影响人们对学科社会价值认可的原因。

摘要:大学学科分层制度是评价、组织、管理大学学科之间支配关系的规则体系, 在这一规则体系里各类权力主体形成的权力网络控制和影响着学科的发展。本文从权力控制的视角出发, 分析大学学科分层制度下的权力主体和权力控制关系, 评议学科分层制度对学科发展的双向影响。

关键词:学科,分层制度,权力,控制

注释

11 (澳)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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