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2024-06-19

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精选8篇）

1.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篇一

改革开放政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所在院系：外国语学院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开放，主要指对外开放，在广泛意义上还包括对内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虽然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但是也出现了一些过程中的问题

1，国企改革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国企的管理人员霸占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已经严重的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2，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越改越可怕。原本应该免费教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居然在改革开放30年后成为了彻彻底底的害人机制。所谓全民高文凭的愿景下其实批着的是血泪的吃人事实。国家的原意可能是延缓社会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并同时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我们暂且不论其出发点的优劣。我们光从目前的事实来看，应该说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改革是彻底的失败了。尽管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还保留，但是不争的事实是高企的赞助费和其滋生的所谓学区房的日益紧缺。应该说，穷人根本读不起好的学校从而受到优质的教育。而另一边呢，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又使得众多家长和学生只偏爱重点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这样就造成了两大极端，一边是好学校的卖方市场，一边是普通学校的买方市场。可怜的中国家长，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牺牲自己幸福的同时其实也害了自己的下一代。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多少的大学生学无所用，毕业后轮回无业游民，甚至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3，住房改革

不可否认，中国的住房改革是促进中国GDP大幅度增长的极大因素。正是福利分房的取消，才造成了商品房市场的井喷，从而带来了相关很多行业的黄金发展期，并最终成就了中国GDP连续大幅度增长的神话。但是这一切是需要代价的，代价就是几代人的艰辛。代价就是目前房价的涨也不是，跌也不是的尴尬局面。其实大家都知道，房价目前的高企完全是地产商和炒房集团联手造成的，根本不是市场正常需求的反映。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房地产市场一定会复制日本的悲剧，而能否避免则需要我们政府的大智慧以及中国人民的忍耐力。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斐然，通过这个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第一个伟大转折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个伟大转折是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第三个伟大转折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实现三个伟大转变，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而且提出来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我说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改革是必由之路，为什么是当代中国命运的抉择，如果不改革开放，不可能发展中国，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应当深刻的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

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不光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有深远的影响。现在按照GDP来算，中国在世界上占第二位。已经赶上日本。按照PPP（购买力评价），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我们中国是世界第二，因为世界上的购买力评价大概是55万亿美元，中国大概5万多亿美元，大概占到世界的9%。说明中国在国际上经济上的比重大大增加。现在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4000多亿，已经占到世界第一位。之所以有这个变化，都是因为改革开放的结果。

30年的改革，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在党领导下的改革，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每次重大改革的决策，都是中央通过决定做出的决策，说明党是主动的推进改革。第二，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而不是像有的国家那样一步到位的。小平同志讲，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话，我们的风险就比较少，而且通过试验成功了，在全国推广。如果不成功，我们就停止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从改革过程当中，这条特点也是很突出的。当然，改革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要突破，要加快步伐。当然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大跃进”.在生产发展同时要实事求是，立足于该国国情;保持稳定的发展速度另外还要照应生产力发展.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迅速发展。

总论，历史性的变革，划时代的飞跃

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得必须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他们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因此，他率先提出了中国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实现和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之所以是必经之路，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改革开放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每次抉择必须通过大会商议决定。第二，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在实行三年必须要通过实验基地的实验，好的话就在全国大力推广，不好就停止，放弃。也就相当于小平同志所说的，咱们不能一步到位，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探索，结果绝对是保险，安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祈祷大大的推动做用的。

三十年前的中国，国力衰微，经济落后，科技发展缓慢，人民生活不能满足，吃不饱，穿不暖，人民过着空前水深火热的生活，人多物资少，只是希望能不挨饿，不受冻就万事大吉了。但今天的中国，是他们当时想都不敢想的。这一切的一切，这么伟大的转变，都来源于改革开放。

30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党和人民经历和战胜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无论是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国内严重政治**，还是面对西化、分化图谋和所谓的“制裁”，无论是面对历史罕见的洪涝、雨雪冰冻、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还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党和人民始终同心同德、奋勇向前。特别是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今年以来，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圆满成功，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顺利完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积极成效，这些都生动展现了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伟大力量，展现了阔步前进的13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经过30年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我们党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阔步前进。30年的伟大成就，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正在并将进一步在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充分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春天的故事——辉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

《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3.4 历史的选择：刘维明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马立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0

2.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篇二

一、生态危机惊醒和呼唤生态文化建设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表明, 生态环境的演变是自然与人为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的主轴越是靠近当代, 导致生态恶化的人为破坏就越是明显。20世纪60年代以来, 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加剧, 传统工业化进程导致了能源与矿产资源耗竭、土地荒漠化加剧、森林资源退化、水资源日益紧张、海洋资源过度利用与海洋污染加剧、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七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逐渐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人们纷纷探索引发生态危机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主要是由于人类自身的行为失范造成的。一是人口爆炸;二是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三是技术的滥用;四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五是少数富人的奢靡消费。然而, 人类这些失范行为仅仅是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在这些原因的背后, 则是由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支撑的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模式, 或者直截了当地说, 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的危机。

美国哲学家诺顿认为, 生态危机在实质上表现为人类文化观念的失误, 认为人类文化的历史展开实际上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延续。哲学家拉兹洛则认为, 文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力量, 就人对自然的破坏而言, 在它背后是由一种文化支撑着, 这就是西方主流文化所坚持的人是为了自身的目的才征服并控制自然。国内学者余谋昌指出, 环境污染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现象。由此可见, 文化不但影响着人类社会, 而且影响着自然界的发展。在本质上, 文化是人类对自然环境与条件利用和超越的结果, 但文化一经产生, 就会以人为中介不断地改变着相应的自然环境和条件。这是因为文化规定着某一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及整个价值取向, 从而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 最终导致危机的种种人类偏颇的行为方式, 可以从其文化模式中找到根源, 解决危机也首先应该从文化角度进行反思。

人类经历的原始文化和农耕文化因其被动与力量之弱, 使人与自然仍有着不可隔离的关系, 在这些文化中人在观念上仍然敬畏和依顺自然, 只在极有限的范围内造成了生态恶化。而狂热追求物质财富无限增长的工业文化, 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为标志, 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分化。随着对自然了解的深入和控制力的增强, 人逐渐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大规模掠夺自然、征服自然的后果, 导致人类自身生存的生态危机的出现。这就是说, 工业文化所坚持的是人是为了自身的目的才征服并控制自然的。在“人类中心主义”看来, 人类是整个生态系统的绝对中心, 人是世界的主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 能否满足人的需要, 特别是当代人的当代需要成为衡量其他自然物是否具有价值的唯一尺度。以这种价值观为指导, 最终导致人类种种狭隘的、短视的、极端利己的行为, 忽视自然生态内在固有的价值。同时, 由于人具有社会属性, 人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紧密相关的。因此,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仅造成人与自然环境的二元对立, 而且造成社会领域中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紧张对峙的状态, 而后者反过来又会加剧人与自然的对立。

我们承认, 相对于人类早期的愚昧与中世纪信仰文化的非理性而言, 工业社会时期的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但是,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来说, 它实际上还是一种非完全理性的文化。因为它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协调发展的状态, 也不能把握人所要求的全面发展。它仍然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标志, 诱使人们狂热追求物质财富无限增长, 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生态危机的出现。所以, 在当今人类面对生态危机而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时候, 也使文化的转型成为必然。一种以互惠性价值观为支撑的生态文化悄然兴起。这种文化主张在人类的价值实现过程中惠及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 在两者互益活动中保持人与自然和谐, 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可持续发展以生态文化建设为基础

当代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 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协调、持续、稳定的发展。在实现传统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的同时, 还要探讨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以保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 减少生态危机的出现, 真正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持续下去。于是, 一种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应运而生。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对于生态问题蕴涵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强调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危及后代人的需要的满足;既要满足本地区、本国人民的需要, 又不损害其他地区人民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二是通过社会管理机制和科学技术, 对向自然界索取加以限制, 以保持对环境和资源的永久利用。三是保持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及人类系统之间的协调。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生态文化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人是以文化的方式存在的, 人类的一切活动, 都可以看成受一定价值观的作用, 依靠自己的文化对自然环境的日趋完善的适应。当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历史选择的时候, 与之相适应的必定是一种新型的文化——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将从思想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实施。

首先, 生态文化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 它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世界观。生态文化提倡的世界观强调, 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是自然界的一员, 保护自然系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破坏自然系统无异于毁灭人类自己。在生态世界观的指导下, 必然促进方法论的转变。以生态文化为基础的方法论强调, 对自然的研究与对人的研究并重, 以整体性的方法把握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

其次, 生态文化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价值观。如前所述, 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观念, 它是以极端功利型思维方式为其价值观基础的。这种价值观绝对以人为中心、以最大限度地谋取和占有人的眼前物质利益为关注和思考对象。而建立在生态文化基础上的价值观则是互

ECONOMIC OUTLOOK THE BOHAI SEA利型的价值观。它的基本原则是在承认和肯定人类满足与追求其基本需要和合理消费的前提下, 还必须充分考虑生态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样的价值观, 就要求我们努力追求一种生态化生产方式和持续发展模式, 走上一条与自然系统互惠互利、共生共荣、协调平衡的发展道路。

再次, 生态文化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伦理观。传统伦理学只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研究和实践, 并不涉及自然界及其各种生命的关系。生态伦理学则把道德研究从人与人关系的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 研究人对地球上生物和自然界行为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要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仅依靠科技的、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不够, 还要靠道德调节手段。通过树立生态伦理观, 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感, 使人们自觉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自觉地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内在动力。

最后, 生态文化还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科技观。现代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提高了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 但是同时又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危害着人类生活和健康。面对科技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生态科技观要求在谋求科技发展的同时, 要确立科技发展的生态意识, 使科学技术发展带有鲜明的生态保护方向。在科学研究和实践中, 使发明和制造既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 又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在对科学技术的评价上, 既要有社会和经济目标, 又要有环境和生态目标, 使科学技术向着“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健全的方向发展, 实现科学技术发展的生态化, 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保障。

三、生态文化建设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也就是要求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要真正实现这一美好图景, 必然离不开生态文化建设。

和谐社会是一个有层次的和谐,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是核心, 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是和谐社会的保证。这两个层次的和谐必须有一个稳定和平衡的生态环境为前提。和谐社会必须在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中才能保持发展, 没有平衡的生态环境,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能生存和发展, 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会变成空中楼阁。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庞大的资源和能源供给, 因此, 建立节约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 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特别是, 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这一阶段既是“黄金发展期”, 又是“风险高发期”, 这使得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也包括精神文明。具体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上,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涉及物质层面的和谐, 更重要的是要从精神层面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观念。要通过生态文化建设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 引导发展方向。因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定要高度重视生态文化的建设。

具体来讲, 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生态文化建设就要着力找到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首先,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牢固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科学发展观, 就是要以人为本, 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先进文化的全面进步, 实现可持续发展, 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 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文化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就是要把生态文化建设纳入到科学发展观的范畴, 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进步中来考察, 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事关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事关子孙后代的福祉, 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生态文化建设中, 我们一方面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前提, 另一方面又必须要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 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重视经济增长指标, 又重视资源环境指标;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 又为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局面。

其次, 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全社会树立起新的生态观。生态文化建设, 最根本的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就必须处理好正确认识自然、合理改造自然、充分利用自然、有效保护自然这四个环节的关系。正确认识自然是前提;合理改造自然是手段;充分利用自然是目的;有效保护自然是条件。这四个环节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缺一不可。

在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 我们还要在全社会树立新的生态观。在生态文化建设中, 我们要确立生命和自然界有价值的观点, 摈弃传统文化“反自然”的性质, 抛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 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 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 增加文化领域的生态教育、生态道德、生态科技、生态文艺等活动含量。加强生态理论研究, 提高人们对生态问题的理性认识。

四、生态文化建设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和内在推动力

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我国未来的发展之路, 就是要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 是以生态文化为基础的人类处理整个生态系统的积极成果。生态文明程度的提升, 必然要依靠生态文化建设的支撑, 生态文化建设要着力树立全民生态文明意识, 为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生态文明就是指人类在生活实践中协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 正确处理整个生态关系问题方面的积极成果, 包括精神成果和物化成果。换句话说, 生态文明就是要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 从而使人类社会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并最终使人类自身得到进步和完善。文明反映的是文化中的积极的、健康的、优秀的果实。建设生态文明必然要求从思想文化根源上对传统社会进行扬弃, 也就是要树立全民生态文化意识, 加强生态文化建设, 包括生态道德、生态教育、生态科技、生态文化 (狭义) 建设, 以及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宗教、生态传媒文化建设。因此, 生态文化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他对于生态文明的实现起着内在的推动作用。

社会的发展告诉我们, 文化在社会大系统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 文化对人的精神素质提供一种提升力, 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完善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文化越发达, 人的精神风貌就越高尚, 生活方式也就越文明。第二, 文化对人际关系的协调提供了一种凝聚力。同质文化使一定社会的人们形成大致相同的心理结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文化需求和生活习惯, 从而形成共同的精神凝聚力。第三, 文化对人的潜能提供一种导向力。它不仅能充分激发人的积极性, 而且能把人的积极性引导到一个共同目标上来并迸发出创造力。生态文化建设赋予文化建设以生态内容, 着重提升人的生态素质, 形成人的生态价值取向, 养成人尊重自然的生活方式, 并激发人保护自然、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积极性。建设生态文明, 必须大力培育生态文化, 发挥文化的内在动力, 特别是要促进人们生态文明观的养成。

3.关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思考篇三

关键词:历史;必然性;决定性因素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学习和运用这一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时,由于对这一观点的理解不同,产生了许多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对这一观点的教条主义理解,生搬硬套,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理论困难,败坏了理论的声誉。把人类鲜活的历史变成了僵死的教条,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献一孔之见。

一、历史必然性之“历史”

在表述历史必然性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叙述是历史发展本身是有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的。那么,对这里的历史做如何理解,就成为我们理解和解释历史的关键。从广义的角度,这里的历史当然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狭义的角度就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自然界发展的历史一般比较好理解,当然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历史,理解起来就大不同了。笔者认为:首先,这里的历史并不是指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某个历史发展阶段,也不是指某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而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时空的宏观角度的高度概括。这里的历史只能是从和自然界发展历史相区别的人类历史,超越这个内在的规定性,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个别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某个历史发展阶段,个别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和这里的历史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前者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和偶然性,后者呈现出规律性、可预测性和必然性。其次,历史必然性之历史,是从哲学的角度对人类历史研究的理论自觉。马克思把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从这里出发,马克思找到了解决历史问题的突破口,比较清晰地揭示了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性特征。如果我们把这里的历史做一狭隘的理解,去套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乃至于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研究,就会出现相当的混乱和矛盾,就会造成历史决定论的泛滥。个别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某个历史发展阶段,个别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和这里的历史,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二、历史必然性之“必然性”

关于必然性,一般指事物发展、变化中的不可避免和一定不移的趋势。必然性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认识事物的必然性就是认识事物的本质(跟“偶然性”相对)。历史必然性说明了历史的发展受内在规律的支配,具有可预测性。这里的必然性也不指具体历史事件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不是指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因为从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来观察历史,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具有必然性,有因必有果。这里的必然性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历史前进的基本方向。它不是对历史具体环节的描述,而是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逻辑的理论论证。如果我们把这里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推广到所有的历史事件的具体研究,就会造成对人类发展的选择性和人的能动性的蔑视。就会把历史变成抽象、空洞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机械决定论者往往只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忽视了作为历史主体人的存在,把人仅仅当作历史的工具;而唯心主义者则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夸大主体的意志作用,把历史当做人或神的意志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从人类现实生活的的生产与再生产出发,从实践出发,既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又承认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的巨大的能动性和选择性。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人的活动而已”。决定性和选择性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两种基本形式,是辩证统一的过程。两者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人们只有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同时,充分发挥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选择性,才能为我们自己创造出光明的未来。

三、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历史发展决定性因素

面对在历史必然性的理解问题上存在的种种差异,甚至是歪曲的理解,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P.477)从恩格斯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理解到:第一,在这段话中恩格斯用的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并没有直接说历史的必然性。其实,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就直接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可以导致历史发展进程和面貌的多样性和曲折性。这里并不存在像自然界的规律一样,可以复制的程序和过程。笔者理解的决定性因素就好比是戏剧的舞台,没有舞台当然不能演出,但是,有了舞台,戏剧的效果如何就看演员的水平高低了。同一个舞台可以演出丰富多彩的戏剧。没有地基,大楼当然要倒塌的,同样的地基可以建造风格各异的大楼。第二,作为历史发展的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历史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在历史发展中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是凭激情行动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历史的发展都因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而呈现出千差万别。这里面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其中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不可忽视,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就更大。学者朱孝远说:“历史是一门理解人的学问,我们所寻求的不是一种机械的理解,而是企图对人的社会、人的生活以及人的内心、思想、欲望、个性等做出广泛的理解”。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我们既是历史的结果更是历史的前提。我们是带着全部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进行历史的创造活动,我们并不是历史必然性的奴仆,而是历史的主人。所以对于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因素必须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和意义上使用,不可无限夸大它的作用。正如哲学家李泽厚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只是就人类总体生存发展的存在本体亦即从千百年历史鸟瞰的角度而言,它只是哲学提示,并非某种可以直接搬用的公式和教条。”[2](P.22)我们决不可把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同历史的必然性等同起来,这样对历史的理解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历史必然性的主要依据

首先,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第二,历史的结果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的一致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我们在创造历史的时候,是在既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这就如同我们不能选择父母和家庭一样,我们是在前人的给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由于各个个人的意志由各自特殊的生活条件所决定,因而这些个人的意志和意向往往相互交错,甚至相互冲突。在生产关系体系中处于相同地位、从而利益基本一致的人们,一般具有共同的意志和意向。他们或者反映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或者反映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生产关系的要求。无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形成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与历史发展方向相符合的个人的意志和目的在合力中起推动作用;与历史发展方向相对立的个人意志和目的在合力中起阻碍作用。历史的前提无可逃避,历史的结果只能是合力,这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历史,就是人类的文明史。

其次,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围绕着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P.574)无论人类社会怎么发展,人类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解决吃饭问题,然后才能从事各种物质和精神的生产,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科技和社会的所有发展和创造都是为了满足人的这两个需要。这应该是在历史的背后一只既能看见,但很容易被忽视,为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手。抓住了这只手,我们就不至于迷失历史方向,就不会把历史解释成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4](P.507)历史是认真的,历史也是充满迷雾的,不具备一定的科学的历史理论,就很容易被这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所蒙蔽;不具备大量的实证材料和科学求实的态度,就很容易把历史变成抽象的死人的骨骼,这两方面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必须避免的。这就需要历史的研究者下一番苦功夫,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真正从科学和求实的角度去研究历史,而不是躺在决定论的温床上只满足于抽象、僵死的教条;或是钻到故纸堆里做烦琐哲学的论证,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要坚决的摒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篇四

提纲：

一、中国社会保险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中国社会保险现状

2、中国社会保险存在问题

二、中国社会保险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1、经济理论支持

（1）社会保险对市场经济的补救作用

（2）社会保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3）社保基金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2、基本案例说明

3、中国社保的发展趋势

三、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负面经济效应及建议

1、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负面经济效应

2、对中国社会保险的建议

正文：

2010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并公布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这部包括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个险种的法律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又一部支架性法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社会保险制度的综合性法律。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主义的和谐建设有重大意义。

纵观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从1951年2月25日颁布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保险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至今60年，经历了建立、调整、停滞、改革与发展阶段，如今终于建立起了《中国社会保险法》这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险法律。回首这60年间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保险法》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我们有必要做出深入的思考。下面，我想从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对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做出分析。

一、中国社会保险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体系包括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五大险种。在一系列法律条文、政策法规的支持下，我国的社保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其覆盖范围都包括了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以及事业单

位全体职工。但是，在社保的发展过程之中，仍然经历着从萌牙走向成熟的各种艰难挫折，中国社会保险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有待重视和解决。

1、中国社会保险的现状

我国的社会保险是由中央国务院统一制定基本的制度，全国各地制度具体的实施办法

执行。明确指出了企业按企业全部职工的工资总额的某一比例缴费，个人按个人工资的某一比例缴费，企业缴费与个经缴费相分离。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现状如下：

（1）“五险”参保现状：

到2010年底，我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570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57万人。企业参保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达到1362元。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43263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1616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65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337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60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20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6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为1233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460万人。全国共计1.43亿人参加新农保，共有4243万农民领取了新农保养老金。此外，在社会化管理服务和社保经办机构的建设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改善；

（2）社保执行与缴费标准现状：

虽然我国规定各地社保的施行必须符合中央统一制度的规定，但是当前全国各地除了极少数地区是按统一制度规定实施，大部分地区都是由企业按个人进行参保，个人全部参保人员构成了企业的缴费总额，同时各地又互有差异。我国各地区的社保缴费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多地区的市户口与外来工实行不同的两种缴费标准。

（3）社保基金的管理现状：

我国社保基金以劳动保障部门行政监管为主，专门监督、内部控制、法律监督以及社会监督有机配合。“养老、医疗、失业”的社保基金管理情况良好，但部分资金的安全存在一定的风险；一些地方未能严格执行国务院有关规定，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比较突出。

2、中国社会保险存在的问题

从现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保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支出总额进一步增加，保障项目逐渐丰富。但是通过一系列的数据，我们也不容忽略一个事实——中国社保目前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1）社会保险的参保率低，覆盖率不够，无法保障弱势群体

社保现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相当的差距，同比增加的人数看似多，但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其实际的参保率还远远达不到要求；而“覆盖城乡”的要求效果也并不明显，广大农村的社保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而城镇的社保覆盖率也不尽如人意；此种模式无法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局面，对于弱势群体——农民工来说也极不现实；

（2）社会保险的待遇水平偏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社保保险的待遇水平还比较低，企业在“五险”中的总支出总计为37.5%，而个人支出达到11%，这说明在我国社保费用中个人和企业的负担比例都很高，居世界前列。虽然我国的财政收入很富贵，但是用于社保保险的比例却不多，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3）社保保险层次单一，无法满足多层次需求

对于现今只建立了“五险”的社保体系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要保险的群体大而且层次复杂，所以必须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如新农村社保的建设，社区保险管理的建设等，这样才能适应中国社保发展的新局面和不断增长的新需求，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4）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不完善，手段落后

从现状中我们发现，我国社保的缴费标准不一，各地相距甚大，更是冲出部分群体的正常就业，无法为不同的人群提供相同机会的就业机会，引发地区间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而社保基金的管理也是漏洞甚多，缺乏监管力度，部分资金安全存在风险，管理不规范，违法犯罪的事情屡禁不止；

二、中国社会保险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1、经济理论支持

社会保险制度的经济效应使社会保险的产生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性。

（1）社会保险对市场经济具有补救作用

虽然社会保险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以此为基础，但是社会保险反过来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健全的社会保险制度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润滑剂、维护与促进机制，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市场经济由于竞争的存在必然有其风险和矛盾的发生，而社会保险就是一项强有力的干预手段，来化解风险和矛盾；

（2）社会保险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社会保险对社会基金的征缴与发放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的两个直接决定因素——资本和劳动力。而社会保险则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维持了劳动力再生产，增加了国民储蓄，从而达到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这一目标。

首先，社会保险避免了劳动者因遭遇风险和意外事件而陷和困地，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来源，维持了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心理素质，提高工作效率，开发劳动力资源；其次，社会保险减轻了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投资于子女及自身的教育，提高职业素质，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再次，社会保险通过资金收缴实现了资本积累；这些，都对于经济的直接发展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3）社会保险基金对经济具有宏观调控作用

社会保险通过对社保基金的收入支出以及滚存节余的投资总量和投资方向来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

控。首先，政府根据国民经济的整体情况，通过调节社会保险费征收的范围和数量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其次，社保保险基金的支出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最后，社保基金历年来的滚存节余成为经济投资的积极因素，以此配合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投资。

2、案例说明

社会保险制度对于经济的发展促进作用不是空谈之说，我国社保险经由停滞期到改革与发展时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福音与美国社会保险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所起到的补救作用都是对此最好的说明。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陷入停滞，社会保险事务都陷入瘫痪状态。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动摇了“企业保险”基础，企业本身的经营风险使许多企业难以抵御职工可能出现的大额支出风险，难以保证待遇的兑现。新老企业之间的劳动保险方面的负担，不同职业风险之间的负担畸轻畸重。大量出现的“失业”风险也冲击着国有企业及职工，“劳动保险”失去了原有的风采。而社会保险改革则从“五险”开始，重建国家、企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探索新时期的社会保险模式，至今终于颁布了第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社会保险法》，解决了一些有关社保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也使我国人民享受更多权益，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

美国20世纪30年代初遭遇的经济危机使美国大量的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社会陷入**，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如果不是罗斯福总统力排众议，建立以社保险为主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美国的失业、贫因问题将持续加剧，经济形势将日益恶化、社会危机将日趋严重。也正是因为罗斯福新政中的社会保险政策的推行，才使得美国能快速的从经济危机的阴霾中走出，快速解决失业，稳定社会，复苏经济，走上世界强国之列的道路。

3、中国社会保险的发展趋势

中国社会保险自1977年改革至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后，我国的社会保险还将进一步完善，其发展趋势为：

（1）社会保险制度更加完备，各地社保实施与缴费标准统一规范，社保基金的管理更加规范化，杜绝违

规犯罪问题；

（2）社会保险覆盖面的不断扩大，人均保险收益水平的不断提高并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对弱势群

体，保险权责不断强化，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不一的问题；

（3）社会保险的管理形式逐渐多样化，手段更加先进化、现代化和科学化。

三、中国社会保险的深远意义及建议

1、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负面经济效应

（1）对国家来说，社保开支过大，会造成财政赤字严重，导致一国经济实力下降、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

难以发挥；

（2）对企业来说，过高的政府开支会加重企业税收，使得生产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企业国际竞争力；

（3）对国民来说，社会保险待遇过高，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甚至会导致熟练技工提前退休，不利于

人力资本作用的发。

2、对中国社会保险的建议

对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负面经济效应的存在，虽然会对经济有一定影响，但是只要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把关，就能趋长避短，充分发挥社保的积极作用，把消积作用减到最小。特此提出我的几点建议：

（1）社会保险必须注意与本国经济实况联系起来，做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

完善，在依靠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

（2）适当提高社保的待遇水平，尽量减轻企业与个人承担的社保负担，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工作

效率，帮助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3）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特别是关于退休制度的规定，防范因待遇过高而造成的提前退休现象的发生，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本；

（4）加快保险的创新步伐，大国发展健康保险、责任保险，坚持市场运作，政策引导，以服务新型城镇

5.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篇五

必然性和偶然性原理在历史学习中的运用

近年来,无论是高考文科综合,还是历史单科高考,要求学生运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规律来解题的`题目屡见不鲜.然而,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许多学生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比较欠缺.笔者谨撰此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番探讨.

作者：钮昕华作者单位：安徽滁州市第二中学,239000 刊名：历史学习英文刊名：HISTORY LEARNING 年，卷(期)： “”(9) 分类号：关键词：

6.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必然篇六

主要内容：历史的事没有偶然，偶然的事不会是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近代的中国是一部救亡图强的历史，各阶级，各党派纷纷举起过救亡图强的大旗。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产阶级等的艰苦探索。但是，最后并且彻底的完成了这项革命的，不是封建阶级，不是农民阶级，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民主党派，而是中国共产党！由于前路迷茫的困惑和时代的召唤，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诞生。从此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历史的巨变，救亡图强的历史使命又有了希望。20年后，中共中央把7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每年的7月1日，被历史所铭记！

关键词：近代历史救亡图强探索失败中国共产党新纪元历史必然

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要建立一个共产党？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1840年，英国侵略军以坚船利炮冲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自那时起，西方列强接踵而来，不断对中国进行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尽管中国在形式上还保持着独立，但实际上逐渐形成了被西方列强共同宰割的局面。这样，中国逐步地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此，也开启了中华民族百年的救亡图强之路。

面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中华民族就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解决独立、民主、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侵略和压迫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人民同资本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农民阶级主要采

取了农民起义，武装暴力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封建统治的行动，如三元里人

民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虽然他们的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给外来侵略以沉重打

击，粉碎了帝国主瓜分中国的美梦。但是他们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最终还是

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现状，起义还是以失败告终，同时也表明，在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农民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以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洋务派，掀起的“中体西用”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洋务运动，他们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兴办工业，筹划海防，兴办新式学堂等，还是以失败

告终。除历次反侵略战争外，比较著名的斗争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大国农民革

命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农民

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些斗争，同属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虽然这些行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

界形势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但是

由于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局限性，企图单纯依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而不是彻

底变革封建制度，这些斗争最终都难逃失败的悲凉结局。它们的失败证明，封建

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可能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探索道路还得

继续。

中国人在进行各种不成功的反抗之后，只有起来革命一条路了。伟大的民主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兴中会时，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1905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由于这一

年是辛亥年，所以由此引发的这场革命被称作“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

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结束了统治中国数前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

度，并于1912年元旦宣告建立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不可抹煞的伟大功绩。它的意义首先在于打乱了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它的意义还在于从此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试想，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被推翻，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于是，中国人从这个事实中产生了信心：人民可以推动历史前进，中国的命运并不是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任意摆布的。进步的闸门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一位伟大人物。

但是，从另外一个更广的层面上讲，辛亥革命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最终还是失败的。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下，孙中山被迫妥协，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前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袁世凯上台之后，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府。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垮台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以冯国璋为头子的直系和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三个主要派别。各地还有大小不等、实力各异的军阀盘据一方。这些军阀各以外国帝国主义作靠山，争权夺利，扩充地盘，彼此征战，形成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家愈发贫弱，百姓饥寒交迫。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基础并未动摇，封建统治依然在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得到丝毫改变。严酷的现实说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没有成功，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国革命道路任重道远。

为什么辛亥革命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这是因为，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太软弱。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不能提出明确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必然脱离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必然形不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因此，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

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农民不能承担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同样不能承担。要在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必须要有新的阶级充当领导力量。各种救国的方案，各种惨烈的斗争，都相继划上了痛苦的句号。旧的路已被证明是走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历史呼唤一个新的政党的出现。于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改组，中国国民党产生，开展了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可是由于国民党的对外妥协卖国，对内施行残酷的暴政压迫统治，最终还是被广大的中华儿女所抛弃。同时也表明资产阶级国民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失败的。最终也说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不是中国革命的最终领导者！

历史没有将中国抛弃，中华英豪也没有放弃。最终远在欧洲的共产风吹到了东方，并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落地发芽。公元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救亡图强的历史使命又重新燃起了了希望。而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表现，也证明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明天！20年后，中国人民把7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以表达对党的感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不断带领着中国人民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着。

7.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篇七

但是, 无论人们对这一历史转变的得失对错如何评说, 它所以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却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一、关于历史必然性之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和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初, 并没有打算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1945年4月,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 突出强调了中国需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 断言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之前, 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将“在一个长时期中”保持不变。这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思想发展的表现。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1949年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 其经济制度, 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 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分工合作, 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

但是, 随着建国后头三年国民经济的奇迹般地恢复, 一系列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条件和因素迅速生成, 历史把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课题, 提前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第一,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顺利完成和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的巨大成功, , 新生的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和强大起来。人民民主专政的上层建筑, 以其巨大的能动作用, 影响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 并为这一改变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先有上层建筑, 而后有经济基础的。按照一般政治教科书的解释, 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对此, 也有学者提出“上层建筑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恰当, 就当时的现实来看, 这个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动对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 其能动作用的巨大, 的确是超乎寻常的。

既然新中国一开国即已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国体相一致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 那么, 这个根本政治制度势必要求与其相匹配的根本经济制度迅速建立起来, 以为其提供充分的物质支持。换言之, 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产生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即人民民主专政 (也即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 的国家政权一经确立, 就必须着手建立、巩固并扩大自己所适应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否则, 这个政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

于是, 在强大的政治力量驱动之下, 新中国开始了经济制度的变革。这正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动作用的突出表现。

第二, 正是在上层建筑的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之下, 作为恢复经济的最重要的物质前提——对官僚资本的全面没收, 使新生的人民政权顺利而迅速地建立起了坚实的国营经济基础, 一开始便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具有了最现实的可能性。

在夺取革命胜利的同时, 人民民主政权一方面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海关, 管制对外贸易, 实行外汇管理, 用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 接管了上千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 使其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另一方面, 采取“原封不动, 完整接受”的办法, 全面没收原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经营的一切工厂、矿山、商店、银行、仓库、铁路、码头、船舶、邮电及其他企业, 把它们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其中包括2400多家银行, 2858个工业企业, 十几家垄断性商业贸易公司, 2万多公里铁路等。这些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约占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 占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 垄断着全国的经济命脉。

对于这笔巨大的垄断资本的完整接收, 使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建立起来, 并直接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一巨大成功, 甚至超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意料之外。1949年, 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已占到37.7%, 而到经济恢复工作完成的1952年, 这一比重增加到了56%。国营经济一开始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巩固, 为整个国家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转变,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 在经济恢复工作中, 中央人民政府实行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空前统一, 使国民经济开始走上计划经济的轨道。这一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成为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因素。

1950年2月, 为了制止通货膨胀, 稳定金融物价, 根本扭转当时全国财政经济的混乱局面, 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主要实行“三个统一”: (1) 统一全国财政收支, 将国家收入中的主要部分统归国库, 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 以争取财政收支平衡; (2) 统一全国物资调度, 使国家所有重要物资, 如粮食、纱布、工业器材等集中由中央管理使用, 以调节供求, 控制市场价格, 与投机资本进行有效斗争; (3) 统一全国现金管理, 所有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 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 集中调度, 以减少社会上货币流通量, 增加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

这“三个统一”, 是为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所必须的。而且, 它对经济恢复工作的成功, 也切实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 这种由中央政府对全国财政经济实施高度统一的集中管理的做法, 实际上是新中国经济对于“计划手段”的第一次尝试。毫无疑问, 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尝试。由此, 整个国民经济开始被逐步引向计划经济的轨道。而计划经济在当时被绝对地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标志。因此, 这种高度统一的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成为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的第一个路标。

第四, 在恢复经济过程中, 国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 帮助民族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摆脱了停工歇业的困境, 但同时也把它们初步纳入到了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 使随后到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具备了现实条件。

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在现代经济中力量十分薄弱。解放前夕, 在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肆意兼并之下, 民族工商业日趋衰落, 大多濒临破产或半破产的窘迫境地。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革命时期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纲领, 依照政协《共同纲领》所制定的“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的方针, 采取一系列调整政策, 积极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这些政策包括:扩大国家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 促其恢复生产;协调企业中的劳资关系, 保障企业的生产的正常秩序;统一制定各行业的产销计划, 以销定产, 指导经营。通过这些合理调整, 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停工歇业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 达到了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的目的。

同时, 这种调整, 也使得私营工商业与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必需的联系。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 对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管理与监督, 其中还对部分私营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这使它们别无选择地被逐步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事实上,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已由此拉开了。

第五, 也正是在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 一些资本家惟利是图、危害国家的各种非法行为暴露出来。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尖锐对立, 由此引发了“五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任务, 被提上日程。

在调整工商业之初, 多数资本家还是守法的, 但是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 他们惟利是图的本性逐渐暴露出来。在利益的驱动下, 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各种违法犯罪的经济活动, 到1951年前后, 私营工商界偷税漏税现象已经相当普遍, 其他诸如行贿欺诈、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等不法行为也屡见不鲜, 严重危害了人民的利益。

为此, 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群众运动。把清理党政军机关内部的腐化现象和打击社会上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紧密结合起来, 惩处了一批大“三害” (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分子和有“五毒”行为 (即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的不法资本家。

运动给了资产阶级一个沉重打击, 同时, 也反映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早在1951年7月, 刘少奇在向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即表示: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个严重的步骤, 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方式现在不能决定, 实行的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的情况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恶劣态度可能逼迫我们要早些, 并采取激烈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步。1952年6月, 毛泽东则明确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 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由此, 反对资产阶级、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任务, 已经提上了日程。而与此相对应的社会现实, 更加促成了这一任务的施行:经过“五反”运动, “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不可能再照旧生存下去, 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没有别的选择。”

第六, 作为朝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已开始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 不仅存在现实的必要性, 而且在最初阶段上, 也确实是由中国农民自愿的互助合作要求所引发的。

作为经济恢复的一个主要条件, 土地改革的完成, 在我国广大农村, 农民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封建剥削制度。它一方面解放了生产力, 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另一方面, 个体经济的不稳定性, 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的产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已经突显出来。

在当时, 为了抗御天灾人祸和采用农业机械发展生产, 以及集中人力兴修水利等, 个体经营状态下的农民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而且,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已经开始, 初级形式的互助组, 很好地体现了“自愿”、“互利”的精神, 受到较普遍的欢迎。当然, 后来的出现了“一刀切”现象的高级社阶段超出了农民的觉悟水平, 情形就不同了。应该说,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最初是农民自己发动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 向来不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 (毛泽东把这种落后形象地称之为“尾巴主义”) 的中国共产党, 便顺理成章地走到群众的前面去, 领导中国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除了上述生成于中国国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条件之外,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 持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及其对中国建设的支援, 加之西方世界对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的围攻, 都成为影响中国向社会主义迅速转变的重要的外部因素。

总之,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 决定了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历史性转变, 改变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所设想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保持不变的社会发展道路。但这个改变是历史的选择, 并非毛泽东个人对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放弃。

二、几点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 如果我们已经得出了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由新民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是历史的选择这一结论, 那么, 关于这一历史性转变是否“来得过早”的讨论, 就显得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了。但是人们似乎仍不免对这一转变的“提前”到来感到遗憾, 认为它不符合《共同纲领》所设计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发展轨道。而且认为, 后来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曲折, 也是由此而引发的。对此, 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 历史的发展, 不可能完全沿着某种事先设想好了的轨道一成不变地走下去。既使这种设想是现实的, 是有确切的客观依据的。诚然,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并没有打算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设计了新民主义纲领几十年不变的社会发展道路。但是, 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奇迹般地顺利完成之时, 如前所述, 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条件已然成熟并且非常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这时的毛泽东, 并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果断决定改变新民主主义道路, 向社会主义迈进, 并不是对历史的误会, 相反, 是对历史要求的及时顺应。当然, 在今天看来, 如果按照毛泽东最初的设计, 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 使资本主义得到“广大的发展”, 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打下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 那么,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成长会更加稳健, 或许会避免后来的曲折。但是, 历史不能假设。当时的历史条件, 已不允许推迟这一历史性转变启动的时间。所谓“历史的选择”, 实际就是别无选择。

其次, 回顾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得失, 我们看到, 它的确既有成就, 又存在问题。对于成就, 我们不必重述, 其问题主要表现在:转变过程太急, 形式过于单一, 公有化程度过高, 相关因素协调不够, 形成了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计划经济, 造成了长期集中控制的僵化经济体制……对于这一系列问题, 本文无意分析它们的形成经过, 但要强调说明的是, 这些问题, 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 特别是在这一过程的后期, 出现的各种失误造成的, 而不是因为这个过程本身的“提前开始”所引起的。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 这个“过渡时期”、也即实现历史转变的过程, 本应该更长一些 (从1953年算起, 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来完成过渡) 。结果, 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指导于, 这个长度被大大地缩短了 (仅仅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 。但是, 这并不等于说, 过渡时期应该开始得更晚一些。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用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表述, 可以说:经过三大改造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并非不足月的“早产儿”, 而只是由于接生过程的草率, 才留下了我们已知的那些后遗症。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6, 322页;毛泽东选集 (第二版) ,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1062页

[2]“新民主义社会论”一词, 最早见于于光远先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书 (人民出版社, 1996) 。这一提法, 在当前学术界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

[3]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七) .人民出版社, 1980, 17-22页。

[4]参见汤安中等著:《当代国情思辩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39-40页

[5]参见王敦琴:《毛泽东缘何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1年第3期

[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231页

8.俄罗斯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篇八

关键词：俄罗斯；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

苏联解体以来，否定苏联历史功绩、否定俄罗斯选择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论调就甚嚣尘上。探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秘密，剖析俄罗斯选择社会主义的深层原因，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唯物史观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批判了历史选择论和机械决定论，指出了社会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1.1对历史选择论和机械决定论的批判

历史选择论，强调社会历史发展没有规律可循，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可以人为选择的，夸大了偶然性和人的意志的作用，把历史过程看作是不确定的、随机的过程，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历史的发展道路。[1]

机械决定论，承认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但否认历史发展具有偶然性，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

历史选择论和机械决定论都错误地割裂了社会历史发展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联系，都不能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

1.2社会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是辩证决定论，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合规律性是指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历史的、具体的、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一切历史活动都必须遵循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

而合目的性是指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既要受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具有自主选择性，主体选择构成了社会历史的具体形态。

俄罗斯选择社会主义，究竟是偶然事件、无奈之举，还是历史必然、人民的选择，需要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具体分析近代俄国社会的经济政治阶级情况。

二、俄罗斯选择社会主义是合规律性的选择

经济活动对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近代俄国的经济状况具有以下特点：孤立城市中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广大农村中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包围。因此，应分别从城市和农村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城市资本主义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对封建国家具有严重依附性。俄国资本主义因专制政府而生，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不会动摇封建政权的根基，相反还会加强专制统治。第二，对外国资本具有严重依赖性。十九世纪中后期，外资在俄国工矿企业、金融机构的比重迅速膨胀，严重地损害了经济独立和民族资本的正常发展。第三，垄断资本主义的早熟性。俄国资本主义起步晚但因大资本的直接合并而高度集中，这种“早熟”的垄断，对国民经济是一种严重的阻碍。它不是促进俄国向正常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因素，但是，它的某些形式经过改造后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2]

近代俄罗斯特殊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其很难走上正常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俄国究竟能走上哪条道路，还取决于它所造成的社会阶级状况，以及各阶级对国家道路的选择。

三、俄罗斯选择社会主义是合目的性的选择

近代以来的俄罗斯，由于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缺乏独立的阶级意识，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四个主要社会阶级，对国家的出路分别进行了探索，先后提出了五种建国方案。

3.1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

始终掌握国家政权的贵族阶层、大地主阶级和以十月党人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政党，是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支持者和坚决维护者，他们的建国方案，实质上就是保持沙皇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的利益。这种反人民的建国方案，必然为人民所反对。

3.2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

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认为资本主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佳方案。起初，妄图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二月革命后，又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共和国。然而其不顾人民的和平请求，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所以很快就走下历史舞台。

3.3小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

以社会革命党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认为，传统村社公有制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即农民社会主义。二月革命后，由于其自身局限性，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农民社会主义，找到了革命的同盟军，却忽视了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本质上也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

3.4无产阶级的建国方案

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克宣扬信仰马克思主义，赞成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二月革命后，与社会革命党共同掌控苏维埃，实行支持临时政府的策略，背离了人民的利益，最终为人民所抛弃。

布尔什维克代表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是当时最革命最先进的政党。二月革命后，又明确提出“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3]的口号，引导人民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