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大学

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大学（共12篇）

1.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大学 篇一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据报道，日前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到，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论文大学”支撑不起世界一流

对于总体方案提到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舆论说太快——五年之后，就将有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恐怕难以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有的则感觉太慢，因为从最近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看，我国已有多所高校跻身前100强、50强，有更多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似乎指日可待。

那么，究竟怎么看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快与慢呢?实际上，对于完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没有必要设定所谓的时间表，也不必追求实现目标的速度，而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管理制度和学校办学制度，则应该按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进行尽可能快的改革，只要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在我国不断加大的`国力支撑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迟早的事。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加快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推出了“985工程”、“211工程”，集中优质资源，重点投入少数高校，而列入“985工程”、“211工程”的高校，都纷纷列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比如，北大计划在，清华计划在20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为实现一流大学的目标，许多高校，都实行任务与资源挂钩的政策，即对教师们提出严格的考核指标要求，规定每年必须发表多少核心期刊、国际期刊论文，申请多少课题经费等。这样的建设效果似乎很“显著”，许多高校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并由此提高了学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位次(这些大学排行榜都把科研作为重要指标)，可是，却难免让整个大学充满急功近利的氛围。为完成科研任务，发表更多论文，很多教师不重视人才培养，那些重视教学而投入学术研究不够的教师，在学校里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学术研究逐渐变为“发论文”，这让大学的学术研究泡沫化。

虽然我国高校论文成就惊人，可是，很多论文并没有太大价值。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我国研究人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通过课题结题后，有90%被束之高阁。从长远看，不要说建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如何维持基本的大学精神，也变得困难。学校办学者没有从容的办学心态，而教师们也难以潜心做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十年磨一剑在大学变为不可能的事——必须尽快出成果，否则就可能被淘汰出局。

可以说，只要加大投入，重金奖励教师撰写、发表论文，以及引进国外人才，要他们以中国大学名义发表顶级期刊论文，我国高校在强调论文的大学排行中，会有越来越好看的排名，但是，这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捷径，这最多把中国大学建设为论文中的大学，国外期刊界会为中国高校把钱花在炮制论文、交论文版面费上而高兴。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能培养一流的人才，能产生真正有世界影响的一流成果。而实现这样的目标，是需要长期的积淀的。纵观所有现今的世界一流大学，无不是通过明确自身的办学定位、坚持自己的办学特色，逐渐形成学校的国际影响的。

没有现代大学制度，难有世界一流大学

以上种种，都需要大学有现代大学制度。从我国学校办学的现实分析，正是由于缺乏现代大学制度，导致目前办学存在比较严重的行政化和功利化倾向。而针对大学存在的问题，多份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都提到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的现代治理结构。但是相对于给教师布置论文、课题任务的快速推进来说，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学校办学制度改革，却极为缓慢。

比如，取消学校行政级别、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试点推进校长公选，实践情况仍不够理想。改革试图将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把学术委员会建为最高学术权力机构，可在大多数高校，学术委员会还未走上正轨。而如果这些改革不能推进，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很可能欲速而不达。

这次总体方案再次提出，“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这说明国家已经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如何尽快推进改革，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为重要的事。对比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有无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时间表、将财务自主权交给大学的时间表，无疑显得重要。当大学摆脱行政化和功利化的羁绊，不愁办不出特色和一流。

2.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大学 篇二

一、伟大与平常

在中国,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无论对民族和国家还是对大学本身来说都是伟大创举。

对中华民族来说, 中华文明和文化源远流长, 生生不息, 灿烂辉煌。但在近代以来, 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摧残, 中华民族和文化处在前所未有的危机中。经过几代人近百年的努力和奋斗, 到20世纪中期中国终于摆脱了受西方欺凌的屈辱地位, 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自尊。但真正的、全面的复兴则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雄霸天下的强大力量, 更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无穷和惊人的创造力。中华民族不仅自己能保持和生长先进强大的文明和文化, 而且会向外输出代表了人类前途的文明和文化。而在20和21世纪, 文化的核心就是科学技术和教育。在当今的社会机构中, 最集中地承担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职责的就是大学, 最集中地从事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创新的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因此, 无论是从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来看, 还是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最终标志来说, 中国都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因此, 当代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

对国家来说, 中国必须把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 必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而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只有来自强大的高等教育, 来自世界一流大学。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只有有了一流的教育, 我们才能有一流的国家实力, 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

但中国的大学目前还不是世界一流, 还满足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更不能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很少, 很多技术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差距, 这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经济自主和国家安全。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也很落后, 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 也缺乏提出议题的能力, 思想和价值观严重受制于西方强权。中国大学培养的技术人才难以满足企业和国家的要求, 培养出的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开发和应用方面的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很少;中国的大学还培养不出和产生不了世界顶尖的学术人才和科学家;中国顶尖大学的教师还指望着从海外引进;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送出了120多万留学生, 中国高层次学术人才都靠国外来培养, 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校长的77%、长江学者的94%都是留学回国人员[1]。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这种状态是不可能承担中国现代化的重任的, 是无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就大学来说,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大学矢志不渝的追求。以清华大学为例, 清华自始即把实现中国的学术独立作为自己的使命。梁启超说:“学术独立虽赖全国学界的分工协作, 但清华要负一部分重要的使命。此即清华的第二期事业。”[2]罗家伦到清华的目的就是“使其于中华民族在学术上的独立发展, 及新中国的建设上, 能够有所贡献和帮助”[3]。改革开放以来, 清华大学更借助国家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和历史机遇, 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1999年清华大学将学校的奋斗目标定为“到2011年, 即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 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可以说,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清华数代人的梦想和追求, 也是清华数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伟大的, 所以称之伟大, 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上, 是站在未来的景象中。也许若干年后, 如果清华、北大等真的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现在的这一段历史就必然会被称为“伟大”的。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是平凡的。实际上, 无论中国的大学还是国外的大学, 在创建一流大学的实际进程和具体的办学过程中, 其实都是琐碎、繁杂和细微的, 很难称得上“伟大”。在人类历史上, 一切的伟大的事物总是由无数渺小的人和事积淀出来的, 伟大只是最后的辉煌和荣光。

美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当吉尔曼、哈珀等办学时, 他们并不像我们今天看起来那么伟大, 他们及其同事成天都在过着教书、写作、养家糊口这样的日常生活。当斯坦福大学在特里西德、斯特林校长领导下对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进行改革时, 他们每天所应付的都是无穷的琐事和烦恼——钱、利益、教授职位、管理职位以及与之而来的讨价还价、争吵、倾轧和斗争。但吉尔曼等人的伟大之处在于看到了大学发展的方向, 理出了办学的思路, 虽然这方向和思路可能不那么清晰, 但引领着同事和学校按照这个思路向这个方向走。等他们这么坚定地走了10年后, 那些日常生活的琐事就有意义了, 他们就伟大了, 斯坦福就伟大了。

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也只能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指望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当作是一项轰轰烈烈的壮举, 每天都有新闻发生的大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其实就落实在平常中, 在一项项具体的工作、一件件细微的事情、一条条实际的制度中, 我们必须脚踏实地, 从小事做起, 从当下做起。

二、理论与实践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理论的和实践的都有, 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实践价值也在不断提升。然而, 仔细地检视一流大学研究 (包括研究型大学研究) , 我们发现宏观的多, 中观和微观的少;理论的多, 国内实践的少;国家政策的多, 院校建设的少。

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这一课题来说, 理论研究当然需要, 因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应当首先了解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需要对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些经验之上的认识和洞察。不过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普遍原理, 即使有, 也还在研究和形成过程中, 正需要我们去认识、提炼和抽象。从历史来看, 德国和美国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连“一流大学”的概念都没有, 更谈不上靠什么一流大学的理论来指导其建设了。塑造美国一流大学原型的吉尔曼、哈珀, 把哈佛办成一流的艾略特、洛厄尔、科南特, 将斯坦福建成一流的特里西德、斯特林, 都没有什么系统的高等教育思想, 而那些高等教育理论家如纽曼、赫钦斯、克尔作为大学校长与他们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所以在根本上,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是理论问题, 而是实践问题, 不是思辨的问题, 而是经验的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无疑与国家和社会发展、政策环境等关系很深, 而且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很多国家都已成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 但这些都是大学的外部环境和支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终只能落实到大学自身, 落实到大学的办学实践上, 即中国如何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付诸实践, 一所大学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然而, 恰恰在一所大学怎么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上, 中国的认识和研究是最薄弱的。我们不乏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现象描述和静态考察, 例如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一流的研究成果、充足的经费、杰出的校长, 等等。但学术界的研究似乎也就在此止步了, 关于一流大学的深度探索和动态分析则付诸阙如, 如对一流大学崛起的具体过程、一流大学建设的具体方法、一流大学创建的具体策略、一流大学成功的关键要素、一流大学起飞的动因, 等等, 都缺乏深入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如果说对西方一流大学崛起的研究虽然也很浮浅平淡, 但多少还有些研究 (如关于柏林、牛津、剑桥、哈佛、斯坦福、MIT、伯克利等大学发展历程的译作和论著近些年开始出现) , 那么关于中国大学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真是少之又少, 不但对中国一流大学崛起的经验、中国一流大学发展的规律研究不够, 而且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方法、路径等更缺乏必要的探索, 即使有一点研究, 也多跟在办学实践后面。

因此,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中国的大学领导者来说需要有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认识和看法, 但重要的是要有行动能力, 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胆识和策略、计谋和方法, 特别是改革能力和制度创新的魄力。当一所大学规模较小时, 引领和改革一所大学是相对容易的, 但今天大学变得如此之大而多样, 要改革大学和创建新的大学制度是非常困难的。当代虽是中国大学校长成就事业的黄金时代, 但大学校长要作出杰出成就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中国的教育研究者来说不仅要深入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 而且更应把关注点投向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与一般的理论研究不同,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是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出发的, 最终也要落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上。因此, 应高度重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和做法, 密切关注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动态和进程, 具体研究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和举措。研究者放眼世界、心怀中国是必要的, 但尤其要立足于院校, 研究院校的实践。

三、本土与世界

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无疑要向西方先进大学学习、模仿和借鉴, 因为世界一流大学当然必备大学之通性, 而且大学本来就是西方的产物。

大学是西方社会和文化教育的产物, 正如欧洲大学的作者所论述的, “大学是一种欧洲制度/机构”, 而且是欧洲最好的机构/制度。因为: (1) 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的共同体, 被授予自治、教学和授予学位等权利, 这是中世纪欧洲的创造; (2) 大学是欧洲惟一的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保持、加强和扩展其基本模式、社会作用和功能的机构; (3) 大学在社会角色上对整个欧洲社会承担着特定的功能。大学发展和传授的知识及方法来自欧洲共同的思想传统, 并成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 同时大学也塑造了一种学术精英, 其气质源于欧洲共同的价值观, 超越了所有的国界[4]。

大学无疑是西方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 在近代因为西方强权在全世界的扩展和殖民, 也把大学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大学就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兴起的, 自然也是对西方大学的模仿。而要模仿, 当然就应把大学最实质的东西学过来, 把大学理念和制度的精髓完全学到手。

而且在当今世界, 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和大学仍然是最发达的, 世界一流大学更为西方国家所垄断。西方顶尖大学在大学的办学、管理、运作上极为娴熟, 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服务国家和社会上也成果倍出, 西方正是凭借一流大学控制着了学术霸权, 支撑着其军事和综合国力。此外, 科学是无国界的, 科研成果在全世界只有一个标准, 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不可能关起门说国际领先, 而只能以全世界的普遍标准和最高成就来衡量。因此,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与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学竞争, 而且竞争的成败不是中国自己说了算, 而要由全世界承认, 为最顶尖的大学认可。这就必然地要求中国大学的国际化。

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并不排斥本土化, 因为各国大学一方面循世界大学之通例, 一方面也融入强烈的本民族特性, 而中国更具有悠久辉煌的教育传统。

从高等教育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史来看, 高等教育的进步常常是以一个国家的创新和突破压倒原来的高等教育强国而实现的, 一流大学的崛起更是以新的大学制度和模式取代旧的而成功的。而创新和成功的因子恰恰在于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柏林大学的创建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产物, 柏林大学也处处体现了德意志的民族性。德意志长期处于分裂和落后的状态, 但因为德意志资产阶级力量弱小, 不像英法资产阶级那样进行武器的批判, 而只能在精神王国里运用批判的武器, 进行思想革命。其结果就形成了德意志近代与政治脱节的文化民族主义。德意志的精英认为即使不能立即实现政治实体上的统一, 也必须保证德意志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存在。而要实现文化统一体, 培育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教育无疑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因此, 在高唱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洪堡等的鼓吹下, 柏林大学就诞生了。而洪堡等人又都是新人文主义者, 信奉“文化国家”的观念, “有一种感觉认为民族的真正力量存在于精神和文化的领域”[5], 强调通过民族文化培养民族意识, 而新的民族意识是通过一种新文化的出现而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存在的。“他们十分诊视这种新文化, 把它看成是德意志民族所特有的东西, 而不是地方性的大学。新文化主要是指文学和哲学方面, 即语言方面的创作。”[6]结果, 在柏林大学哲学取代神学成为所有学科的王冠, 同时, 柏林大学也不像法国的大学校专注于技术的教学, 而致力于纯粹科学的研究和教学, 文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在大学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正是通过柏林大学, 近代自然和人文科学才成为大学的学科, 而柏林大学无疑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发展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新大陆的熔炉中铸成美利坚民族, 形成了其多样性、民主和平等的特性, 以及不受传统羁绊不断向未尽的领域冒险探索的精神。在高等教育上, 美国先后借鉴了欧洲先进国家的大学制度和高等教育经验, 英国的本科学院、法国的公立高等教育制度、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被引进到美国。但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却与英国、法国和德国完全不同。它们都不过成为美国多样性高等教育的一部分, 最终铸造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美国模式中, 公立教育制度被设计为州立高等教育体系, 但联邦政府则不控制和管理高等教育, 同时私立高等教育与公立高等教育具有同等的地位, 相互竞争, 既保证了公平, 又促进高等教育的优异;大学制度按英国学院制构建本科教育, 又把德国讲座制创造性地转换为研究生院, 再使大学古老的职业学院适应现代专门职业的需要发展为专业学院。美国模式不仅吸收了欧洲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精髓, 而且完全按照美利坚的民族和文化特性将之美国化, 适应了美国社会和人民的需要。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本身就来自本土的现实问题和需要, 当然也要合乎中国的民族和文化的特性。这就要求我们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精髓都吸收过来, 根据我们的需要、传统和特性, 创造性地建立起中国模式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大学制度。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 中国照搬照抄了太多的外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制度, 日本的、德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俄国的都曾在中国风行一时。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在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时, 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优秀传统完全当作是负面的因素而加以全盘否定, 结果中国就不能发挥深植于民族根基的教育传统精神, 根据中国特性和本土需要, 开辟出有生命力的现代中国教育制度。今天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 循世界大学之通例, 创中华大学之未来。

四、形似与神备

有史以来, 对大学改革和发展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恐新症, 一种是恋新症 (笔者这里借用涂尔干恐新症的偏见和恋新症的偏见的思想, 并将之转化为对待大学和教育改革的两种态度) [7]。从中到西, 对大学改革和发展的态度总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一个是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官员和领导;一个是人文学者、历史学家、文化和宗教人士、普通教师。前者一般是恋新症者, 后者大多是恐新症者。前者以经济目标、功利主义、绩效主义为导向, 崇尚改革, 而且常常是激进的改革, 口中说的都是“成本”、“效益”、“创新”等流行的新词和时尚的话语。后者则以人本目标、人文主义、理想主义为导向, 要么对改革持保守的态度, 要么对改革充满疑虑, 即使赞同改革, 也多是持温和的立场, 他们念念不忘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等人, 挂在嘴上的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诸如“真理”、“智慧”、“美德”、“心灵”等概念。

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上, 其实也存在着这两种态度和学者分野。人文学者大多强调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精神、大学的灵魂、大学的文化, 多是大学的一些较虚的、质的、软实力的东西。他们所援引的常常是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作家的论点和思想, 或者是近代崇尚古典和自由教育的纽曼、赫钦斯等人著作和大学理念。而理工和社会学者则多偏向大学的物质资源和绩效指标, 大学的经费、大学的实验室、大学的科研成果等等, 多是一些实的、量的、硬实力的东西。人文学者所论的东西是只能意会的, 难以具象化和具体化, 也是无法分解的, 更不能分步建设, 并测量验收的。理工和社会学者所论的是清楚明了的, 可以具象化和具体化, 可以分解, 按项目建设并验收。他们用来加强自己观点的是国际竞争、国家经济和科技竞争力的不足以及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西方特别美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惯例和成法。

实际上, 双方都是对的, 因为一流大学的确应该具有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但双方也都是错的, 因为他们都只论及一流大学的一端, 未得其余。世界一流大学的真实面貌乃两者兼备的, 数量与本质、虚与实、软实力与硬实力、本土与国际、物质与文化、形体与精神同时存在, 不可或缺。

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言, 其基本路径则是由实而虚、由硬而软、由数量而本质、由本土而国际、由物质而文化、由形体而精神, 循此, 一流大学建设水到渠成。若反其道而行, 则凌空蹈虚, 是建不成一流大学的。哈佛的理念别人可能知道, 也可能不真切地体会到, 但别人却学不到它, 因为大学的理念不是校长口头说的、学校文件里写的东西, 而是大学蕴涵和内在生长出来的东西。但哈佛有多少经费、发了多少文章、招了多少研究生、延聘了多少诺贝尔奖得主这类东西你是准确知道的, 也是可以学的。一旦你把这些物质数量“形”的东西学得差不多, 那些理念等“神”的东西你也似乎多少具备了一些。

从理论上解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 其实正吻合了文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 而人类创造文化是从敲打石头开始的, 即最先创造器物或物质文化, 然后建立制度文化, 进而再发展出宗教、哲学、文学、历史等, 创造出人类的精神文化。由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 正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也同样要遵循此一规律, 首先从工业 (经济) 和军事现代化起步, 进而建立现代工厂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 推进制度的现代化, 由此现代的物质和制度, 带来人的观念、思想的现代化, 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

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 实际上高度体现了文化理论的精髓, 也是现代化理论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具体应用。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第一步是调整结构, 奠定基础, 主要是从学科结构、教师队伍、教学科研设施等入手, 创造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物质、学科和队伍基础, 进而以美国AAU大学为参照系, 制订清华大学在科研经费、科研论文、研究生数等方面的数量指标, 在硬实力上向世界一流大学发起的冲击, 打响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第一枪。

随着清华大学在学校硬实力上的进步和结构变化, 学校原有的制度严重不适应这种发展要求, 而且有很多方面制约, 因此清华大学及时提出重点突破、跨越发展的第二步战略。在此阶段, 继续强化第一步的数量要求, 特别选定若干领域和方面作为突破口, 同时已要求数量中的质量, 如在SCI论文上侧重原创性研究和“高引用率”论文。而这一步的重点则逐步移到组织制度和管理机制上的突破与创新。因为现代一流大学是极其复杂的多样化组织, 是有组织的无政府机构, 没有良好的制度和管理, 连良好的运行都做不到, 遑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组织制度建设是一流大学发展的命脉, 不但能使一流大学内部的各个要素和谐成长, 且能使大学与外在环境协调发展。若不能建成现代大学制度, 也就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制度建设是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一步, 是“形似”迈向“神备”的桥梁。在一流大学的硬实力的增长中, 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中, 一流大学的理念、精神也必定在其中潜滋暗长, 且在完善的大学制度下, 大学的整体发展也就具备了条件。因此, 清华大学将在完成大学制度建设后, 实施全面提高、协调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独特丰富的精神文化建设是一流大学发展的核心, 是大学成员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念。它使大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活力, 能在不断变革的世界中调整、发展和完善自我, 并对外在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清华大学的精神文化建设不仅是清华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目标, 最终中国不仅要在经济、军事上居世界前列, 而且要在文化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全人类的知识、思想和价值观产生影响。那时, 清华不仅与世界一流大学“形似”, 而且也“神备”。

总之,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过程, 分步骤, 分阶段, 有选择, 有重点, 是从物质条件、数量指标到质量要求、制度建设再到精神塑造、文化复兴的过程, 也即从“形似”到“神备”实现形神兼备的过程。

伟大与平常、理论与实践、本土与世界、形似与神备, 可以说是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最突出的问题和矛盾, 也是最关键的几对辩证关系。如果我们对这几方面有了透彻的认识, 能很好地驾驭它们, 利用其矛盾运动规律, 那么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能事半功倍,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可望又可及的!

参考文献

[1]万钢.建设创新性国家呼唤高层次创新人才[EB/OL].ht-tp://www.chinaqw.com.cn/news/200810/31/135909.shtml.

[2]梁启超.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A].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一) [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419.

[3]罗家伦.整顿校务之经过及计划[A].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二) [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4.

[4]Walter Rüegg.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xix-xx.

[5]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07.

[6]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9卷) [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503.

3.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篇三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引入竞争机制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世纪之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推出了“985工程”“211工程”，以加快推进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985工程”“211工程”的实施，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我国部分重点大学和学科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建设成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在《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行榜上己跻身前50强，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清华大学工程类专业已超过麻省理工学院，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排第一。但是，正如国务院在下发的《方案》中所提到的，以前的重点建设方案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

长期以来，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是计划手段，把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高校。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随着“985工程”“211工程”的推进，我国列入这两个工程的高校，获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投入，而且在整个高等教育领域，这些高校也“高人一等”。经过重点投入，总体而言，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缺资源（长期以来，学校一直抱怨缺钱、缺人才）的问题已经不是特别突出，以资源为导向的一流大学工程，只会加剧功利化和行政化，当前最缺的其实是基本的办学制度。好的办学制度才能让资源发挥积极作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着力解决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政府部门要转变计划思路，从过去在资金、政策上给予部分高校重点支持转向建立平等的竞争环境，鼓励大学在竞争中形成特色、办出一流。不得不承认，虽然“985工程”“211工程”对改善大学的办学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它给中国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于高等教育，大学被分为三六九等，破坏了平等竞争；于基础教育，名校情结严重，高考焦虑没有随招生录取率的提高有所缓减，反而加剧。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关于废除"985工程”“211工程”的呼声，建立市场竞争机制。从全世界范围看，一流大学从来不是靠计划打造的，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的各类行政计划、工程，本质是对大学进行行政治理。《方案》提出，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对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高校，适当加大支持力度；对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高校，适当减少支持力度。其用意就在于打破拨款“终身制”，在一定程度上引入竞争机制。希望此项政策能切实落地，以此激发高校的发展动力和活力。

二是学校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近年，我国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大学，频频爆出教育丑闻和学术丑闻，这些问题都是因为高校没有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而造成的。学校办学由行政主导，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不分，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没有管理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权力，大学的办学被行政和利益因素纠缠和干扰。2015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抢高分考生而“开撕”的消息，令网友大跌眼镜，两校更是斯文扫地。

对于我国大学办学存在的问题，国家在制定教育规划纲要时已有深刻认知，进而提出了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的设想，要求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学校内部完善现代治理。但推进这些改革，缓慢而艰难。这次的《方案》再次提出，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因此，如何落实改革，将关系到总体建设方案的成败。以笔者之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之所以遭遇阻力，根源在于缺乏让政府和学校行政必须放权的改革机制。为此，建立这样的改革机制，是我国的当务之急。换句话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关键在于启动教育改革，建立让行政必须放权改革的机制。这一机制应该有两个要点：一是把教育改革纳入立法程序，由人大立法推进，而不能由行政说了算，让改革做到“于法有据”；二是大学内部治理应建立师生参与管理、决策、监督、评价的机制，落实师生在办学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决策权。像《方案》提到的，要加快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积极完善岗位设置、分类管理、考核评价、绩效工资分配、合理流动等制度，加大对领军人才倾斜支持力度，这不能只有学校行政决策，而必须广泛听取教师意见。这些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性工作，打好这样的基础，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就将“水到渠成”。

这次发布的《方案》提出，“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提高科学性和公信度”。这是一个重要转变，即要由以前由行政部门主导的对高校的评价，调整为专业机构评价，落实管办评分离。但要注意的是，如果第三方评价不从专业角度建立专业评价指标，仍采用以往的课题指标、论文指标和成果指标体系，高校的办学导向不会变。如果是这种评价结果，还会影响到国家对高校的拨款，那么，这次《方案》提到的“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科教协同育人，完善高水平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将难以实现。本来，高校最核心的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都应该为人才培养服务，但由于追求科研目标，人才培养在高校中变得次要，如果这种状况不变，纵使我国高校因发表的论文篇数在全球领先而成为世界第一，又能怎么样呢？毕竟，世界一流大学的根基是一流人才培养。在进行第三方评价时，要按照《方案》提出的“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调整对高校的评价体系，要从重视结果转变为重视过程，从重视数量转变为重视质量，从重视科研转变到科研与人才培养并重。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需构建科学评价体系

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们自然要问什么是世界一流？这次《方案》提到，要“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引导和支持具备一定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瞄准世界一流，汇聚优质资源，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加快走向世界一流”。《方案》对“一流”进行了概念化的界定一一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对于这两个“一流”，我国高校都存在一定的困惑。比如，一流成果较容易界定，而一流人才却相对较难；而对一流成果的界定，理工科又比人文社会科学容易，因为理工科可以用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来评定，而人文社会科学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机会较少。

大家所见到的我国高校建设一流大学的“现状”与“成就”，似乎也折射出这种困惑。总体看来，我国高校的理工类学科建设，因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多而快速提高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位置，清华大学的工程类专业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中，己列世界第一。而再看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理工类学科那么出彩。

把不同办学定位的学校、学科专业纳入一个指标体系进行评价，本就不合理，这也是世界大学排行榜每次放榜都遭遇争议的原因一一不同类型的学校、学科，应该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另外，仅以发表国际论文多少来评价学科的办学实力，也会误导学校办学一一这只是论文中的大学，而不是能培养一流人才、真正产生社会影响的大学。这次总体<方案》提出，要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这很有必要。

首先，应该把培养一流人才作为重要的评价内容，而不能只关注学术研究的成果，我国所有大学都肩负培养创新人才的使命，就是开展科学研究，也是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支撑，如此，将解决我国高校重科研、轻教学问题，很多高校在论文上表现优秀，可在人才培养上却令人不满。对于人才培养，美国高校衡量学校质量的指标通常包括新生选拔率、教育资源率、毕业率、校友捐赠率多项，而由于我国没有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很多指标都没有，但我们可根据现实的办学环境设定评价内容，包括生源素质指标、国际留学生比例、毕业生就业质量、社会捐赠等。

其次，重视受教育者、国际社会对学校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的评价。大学是社会的灯塔，一所大学的精神和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应该起到引领作用。这是大学最大的价值所在。当一所大学的教授们争相发表论文，而不能用自己的教育培养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学生，也不能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贡献智慧时，即便发表的论文堆积如山，这样的“一流”是很难得到社会认可的。10多年来，我国大学教授发表的学术论文，已经位列世界前列，可是大学教授的形象非但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这是值得深思的。

4.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大学 篇四

点击次数:3505次发布时间：2010-04-09 10:03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积极谋划综合国力的竞争，纷纷提出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惊人相似：第一，加强基础研究、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第二，改革教育教学模式，培养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由于世界一流大学兼具这两方面的功能，因此被视为国家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世界一流大学正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已经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高等教育强国必然拥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自然成为了新世纪中国的基本国策。1998年5月4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为了落实这一战略，教育部启动了“985”工程。华中科技大学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985工程”大学，以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一、华中大应确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

1、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性：世界科教中心的转移与一流大学集群的崛起

千年历史看百年。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建立，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不断转换，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转换直接导致了世界科教活动中心的转移。近代以来，世界科教活动中心转移顺序为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和中国学者赵红洲详细阐述了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学说。他们按国别对1501年至1950年世界科学成果的增长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计量分析。他们认为，凡是重大科研成果数占同期全世界总数的百分比超过了25%的国家，称之为“科学活动中心”。而保持这一比例的时间，谓之“科学兴隆周期”。他们进而发现，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发生了五次转移：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现在）。每一个国家的科学兴盛期为80年左右。1971年美国学者本•代维发现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现象。在《学术中心的转移：不列颠、法兰西、德国、美国》一书中，本•代维提出，寻求先进知识（学问）的研究者和学生，是跟着成为“中心”的国家的大学转移的。不仅如此，他们回国以后，还将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大学理想化，并以之为模式来改革落后的本国大学。其实，科学活动中心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转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先成为高等教育中心，然后才成为科学活动中心；一个国家先丧失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然后才丧失科学活动中心的地位。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兴隆周期越长，科技兴隆的周期也越长。因此，可以将他们合称为世界科教活动中心的转移。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引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据预测，3年左右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年左右，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经济中心的出现必然伴随一流大学集群的出现。一个国家大学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同时，大学的发展反过来对经济繁荣做出重大贡献。15-17世纪当意大利成为世界外贸经济中心时，意大利拥有18所中世纪大学，占世界大学总数的30%。其中，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是当时欧洲最富盛名的大学。19世纪当德国经济迅速崛起后，德国拥有一大批世界最优秀的大学，其时，世界一半以上的好大学在德国。其中，柏林大学的模式传遍全世界，德国高等教育称雄世界100年。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以拥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而著称。根据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世界前20位的大学，85%在美国；世界前100位的大学，50%以上在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曾自豪地宣称：当今世界一流大学三分之二在美国！

5.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大学 篇五

事实上，此前因为国外大学频频从中国名校挖走优秀师资和生源，北大、清华在全球顶尖大学排行榜排名下滑，就有“国外大学将北大、清华扫为二流大学”的议论。作为北大前任校长的许智宏院士，自爆家丑，实话实说中国目前没有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不由得让人对中国大学的现在与未来感到忧虑。但是笔者认为，许智宏院士此番肺腑之言挑战了国内名校的优越感，其实也是给温水中的青蛙——像北大这样的中国名校注射了一针清醒剂。北大应该理性看待前任校长的忠告才对。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名校应该思考如何继承和保护自己的优秀传统及品牌价值，积极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正如有网友所言，“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集中了很多人才，占用了很多资源，但由于学术氛围不够，国内名校现有的管理模式很像官僚体系。”大学精神的关键应该在于追求真理、笃实学术，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但是毋庸讳言，近年来，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中国大学普遍有精神失落的倾向。

就拿学术来说，近年来，高校、科研机构学术造假、剽窃抄袭，学钱交易的事情屡见不鲜。不仅大学教授涉嫌剽窃造假，就连大学校长、院士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也深陷抄袭门漩涡。除了明目张胆地学术腐败以外，高校科研生态并不健康，高校行政化、学术权力化倾向比较突出。学官几近包揽新增院士，一些大学教授忙于社会事务、忙于经济创收，在校外上课、讲学，忙得不亦乐乎。一些导师担任多种社会职务，或者在企事业单位兼职、走穴。导致他们搞科研、进课堂的精力被大大挤占，剽窃科研成果，对学生实行放羊式管理的导师不在少数。国内名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越来越远。

另一方面，由于就业形势严峻，近年来，北大毕业生卖肉、穿糖葫芦，研究生竞争环卫工之类的报道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公众对中国名校的信仰。而且，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招生制度与连年扩招政策，让大学生源质量、教育质量受到质疑。与世界名校相比，国内名校的教育模式、管理理念显得落后。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任何大学都会有压力。谁也不能不例外。许智宏院士实话实说“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尽管让中国大学在面子上不好看，但是如果这样的忠言逆耳能让国内名校从浮躁中清醒过来，也不失为一剂良药。

如果对自身没有清醒的认识，国内名校可能还躺在发表多少论文、扩招多少研究生、新增多少院士的功劳簿与荣誉榜上沾沾自喜。其实，那是温水煮青蛙，让国内名校在温水中功能不断退化，孤芳自赏，最后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相差甚远。许智宏院士的一番忠告，就像开水烫青蛙，正好把长期在温水中悠哉游哉的名校刺激清醒，鞭策她们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虚心向人家学习，多掌握一点自救自护的本领。

6.我们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什么 篇六

我们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什么

——访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教授

■本报记者 陈宝泉

一流大学看重的是学生的基本素质，比如诚信、奉献

王树国（以下简称王）：我觉得内涵式发展最重要的是大学文化的建设。我当了这些年的大学校长，越来越觉得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价值环境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思索，要做的工作还真是很多。我们高等教育经历了这一轮大发展，应该进入内涵提高的阶段。我们这些进入“985工程”的大学、进入“211工程”的大学不应该还停留在为了出几位院士、出多少成果、得了什么奖而沾沾自喜的阶段。我们必须把眼光转向世界，反思一下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有什么差距。

过去我们在“硬”实力上与人家相比差距较大，要迎头赶上。现在我们在这些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重要的是要在“软”实力方面多动些脑筋。我们都知道牛津、剑桥、哈佛、斯坦福是世界一流大学。那么他们的优势在哪里？很多人都会说他们出过很多名人，他们的毕业生当中出了那么多总统、首相、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企业家。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出那么多的杰出人才？是因为他们的名教授多？实验室设备好？经费充足？这些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看关键是大师成长的环境，是这些名校的传统、文化与信念，主张对于新的知识不懈的追求，自主发明创造，等等。这些学校的共同点是什么？我认为他们都看重学生基本素质的提高，比如诚信，比如奉献。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曾听人介绍，比较中美名牌大学，明显的差异之一是研究生读书的目的。中国学生读研多数是为了谋生，读到博士仍有人是为了就业；美国学生读研是出于兴趣。现在看来说兴趣不够准确，应该说是为了追求，为了志趣，或是志向。

王：二者间主要是索取与奉献的差别。你所说的谋生或者就业，其实质还是谋取好的职位，看重的是收入、地位这些东西；而追求志趣就不同了，是通过对某个学科的毕生钻研来实现对于社会、对于人类的贡献。“站在谋求人类福祉的前沿”。

记：这也和社会意识有关。评价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价值，中国人仍然是看能否尽快谋得一份现成的好工作。在一些工业国家，人们对此的评判是走出校门后能否尽快自主创业。好的毕业生应该能尽快为别人创造就业机会。

王：转变这种观念要从大学开始，从重点大学、名牌大学开始。从文化上、价值取向上引领社会本应是这些大学的重要义务之一。社会上总有人搞什么“名校排行榜”、“名校毕业生薪酬排行榜”之类的东西。我们暂且不论他们根据什么搞这种排行，用的是什么方法，有没有充分的统计依据，就从价值取向上判断，也可以看出这是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相悖的。大学不要受这些东西的影响。你控制不了它就不要在意它，不要被这种东西所左右。

再有，作为大学校长，你要关注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和师生员工总体的价值取向。有个毕业生给我写信，说是上学四年一直都很受用，但是颁发学位仪式组织得不认真，不够庄重，给自己留下了终生遗憾。

记：我曾在一所名牌大学看到过，授学位时有的男生穿着短裤、拖鞋就去了，从背后一看很不雅。

王：这封信给我的震动很大，于是我要求各院系，对于学位授予仪式要精心准备，提出要求。校领导都要到场，给自己的学生一位一位地履行仪式。要体现出大学人的价值观，体现出师生间、母校与毕业生之间的尊重、爱戴、祝愿等等情愫。

还有一次在威海分校开会。我看到会场在大白天拉着窗帘，开着灯。我马上招呼大家把窗帘打开，关上灯。大学在当地应该是首善之区，大学人的思维与行为必须践行先进文化。现在节能减排、珍惜资源已经是世界主流文化，你怎能毫无意识呢？听说威海分校现在特别注重校园的节能减排，人走灯灭。

哈工大的一位学生，由于自身是稀缺血型，所以医院遇到情况就打电话找他献血，他也是有求必应。在校几年下来共献血15000毫升，可他从来不和别人说起这事。还有马祖光教授，出国期间把补助都买成仪器资料带回来。对于这些高尚行为，当校长的都要了解，要在学校里大力弘扬，不能看成仅仅是思政部门的事。

大学必须保证培养质量否则没有返修的余地

记：在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方面，您也有很多思考和见解。

王：我先说说质量与数量之间的关系。大学生的培养质量必须有一定条件保证，毕业生不像产品，出了瑕疵没有返修的余地。因此我们坚持师生比不能超过1∶12，尽管我们高校现行的拨款政策是按在校生规模计算。

记：我在和一些学者讨论研究生培养质量时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即研究生必须是手工培养，而不能是批量生产。

王：本科生的培养也有类似的问题。因此哈工大正在试行给本科生配导师。这是复合材料专业的杜院士开创的。从二年级开始，本科生也有机会随导师听一两次学术会议，有机会到导师的实验室里看看读研的师兄们正在从事的航天材料高端科研项目。从本科生阶段培养学生的专业志趣，这对于培养一流人才很重要。我去欧洲有幸接触了丁肇中先生。丁先生给我介绍了他的治学路程。丁先生刚出国时考取的是机械工程专业，他自己并不喜欢，不擅长制图。他最想读的是实验物理。他找到物理学导师去问，答复是可以转专业，但几门关键课程的考试必须能打“A”。丁先生说自己就拼命干了半年，得了几个“A”，走上了毕生孜孜以求的治学之路。

培养高水平工程人才除了价值取向和操守外，还要注重实践环节。哈工大在硕士生的培养方面正在试行三种模式。这是依据硕士生们的发展要求而定的。硕士生在发展上一般有三种诉求，一是去企业，二是继续考研读博，三是献身事业，做大学问。这样就要求我们在培养模式上有不同的侧重，有偏重于工程能力的，有偏重于学术能力的。因此我们的培养模式

一是与企业联合培养。我们遴选了14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结成校企联盟，要求对方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有高端技术装备，有稳定的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科研课题。二是在校内培养，跟着导师做国家、部委的大课题。三是与国外知名大学联合培养。你知道哪种最成功？第一种模式，与企业联合培养最成功。

通过这种模式我们知道了企业对人才的渴求出乎我们的想象。选准课题后，我们的学生就进入他们的团队，进入岗位，很快就进入角色。有的还当了小组长，领取一份不薄的工资。学生们在企业里融入企业的运作，领会团队精神，感受企业文化，成长很快，给人以一下子长大成人的印象。他们在专业上的收获也很可观，校学术委员会对这部分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的评价是：总体水平不低于在校内跟着导师做大课题那部分同学。这些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预订了，他们也成为企业与学校的桥梁。

循序开放育人环境

记：在育人的思路、学校内外的育人环境方面您还有什么思考？

王：我经常思索的是，如何把社会教育的因子引入高等教育，而不是把校园封闭起来。我去法国访问，去看我们派去留学的学生，问他们，在法国学习与在国内上学时有什么不同。他们回答说毕业实习很不一样。我们国内的工科类大学学生的毕业实习多半是在校内做，或是以校内为主，顶多老师给个真题做做，还有很多就是做模拟项目。而在法国就不是这样。法国工科大学生在最后一个学期做毕业实习，首先是学生自己去企业找项目，就和找工作差不多。然后是选一份好的做下去，期末时拿回来的有工作合同、月薪和一份实践报告、一份评语。这么做要用到很多素质、能力，这些素质、能力都是一个工程师所必需的。我们也考虑向人家学习，但是国内有些条件不具备，或者说环境不允许，实习单位还得由老师去找，去选择，由学校联系，老师带队去。我们现在就要作出努力，改变这种情况。

在生活上也是。我去法国留学最开始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找房子，当时有点犯难，觉得还是国内好，不必为这些事耗时分心，可是还得硬着头皮去找。等找了一圈下来才明白，这是接触社会最好的方式之一。法国大学的食堂只管中午饭，早晚饭要由学生自己解决。有的学生嫌做饭麻烦，晚饭就去买个汉堡包解决了。大学生作为成年人，本应该置身于社会之中。但是我们目前的办学方式把学生与社会的许多联系都截断了。

法国大学是引入社会企业来开办学生食堂，政府给企业减免，食堂在价格上给学生以优惠。这种优惠教师得不到。学校规定教师不得在学生食堂用餐，或者付出比学生高一倍以上的价格。有什么问题由政府与企业协商解决。虽然学生只享受一顿饭的方便与优惠，但还是感谢政府。我们高校的做法是把学生的生活都包下来，食宿、安全的责任都由学校承担。从某个角度看，是把学生当成未成年人来照顾。这样在某些方面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记：我在南方听到过高校后勤部门的一些意见。他们说沿袭计划体制的全部包下来的环境，难以培养出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学生来。但是这种环境的改变要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大学办社会转向社会办大学在我们国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其步伐、方式要受不同地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要不断探讨，积极努力。

能否引入企业评价机制

记：在治学治校，比如匡正学风方面，您也是有整体思考的？

王：我以前对于评估、评比发表过不少言论。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改进的建议，谈谈大学在这些方面的责任。比如评估，可不可以分类指导？像进入“985工程”这一层面的大学，与那些经历体制改革不久，办学思路尚不成熟，硬件、软件都在完善过程中的学校不要用一套模式来评估。对于国内这一层高水平大学，一流大学，可不可以引入企业评价，引入用人单位的评价？居同一层次的大学，抽人组成专家组相互评估的方式值得推敲。比如让我去参加清华的评估我就不敢去。从某个意义上讲大家都是运动员，又都有机会当裁判，这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不如请企业，请用人单位来当裁判。在香港，某年内地一所高校在当地就业的毕业生超过100人，它的劳工部门过一段时间就要去各个用人单位作调查，问得很细。在应对评估的态度上，大学也要端正态度。接受评估要严肃认真，但是过犹不及，要有从容淡定的心态。好的评价来自科学的办学方略，来自平时严谨求实的管理。急来抱佛脚就难免出问题，那就有违大学精神，甚至斯文扫地了。

记：我有一次出差，在机场看到当地一所名牌大学的人为迎接评估组专家跑到廊桥里打出牌子，感觉真的很不好。

欧美国家在教育需要做较大改革、调整的时候都会大量吸收社会、企业、用人单位的意见，形成了机制，比如若干年一次的全民教育大讨论。发达国家的民众尤其是企业家也有关注教育的自觉，能够提出有价值、有见地的意见、建议。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劳工部门，他们掌握着就业市场的信息。我在十几年前看到过美国劳工部对高校的一份建议，提到当时就业市场对于毕业生素质要求：一是要具有分配财力的意识能力，二是有与人合作的能力，三是搜集使用信息的能力，四是快速理解系统的能力，五是学习、掌握新技术的能力。现在看来，具有这五方面能力的毕业生也是符合我们当前企业、社会需要的。比如能快速理解系统的年轻人，就业后很快就能进入角色，当然受欢迎。

王：我也经常思索这些问题。和校内的同事们探讨，如何调整我们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及手段，提高学生这些方面的素质。我最近给院系的同事们提出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加强收集企业对于毕业生情况的反馈，使得我们教育、教学的改进与来自企业的信息能形成一个闭环。现在我们这方面的工作还不够强，这个改进、提高、毕业生在企业里的验证、信息反馈、再改进调整的环节链还封闭不起来。

在匡正学风方面，一方面要大力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堵塞漏洞，完善制度。这方面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哈工大，我们一直在强调，发表论文不看数量而要看质量，看你对于学界、对于社会的贡献率。你发表了10篇文章没人看，就不如发表一篇文章有10个人看。国际学术界很看重影响因子，他引率，即你的文章被别人引用的几率有多少。从今年开始，哈工大实行博士生论文“盲审”制度，即请同行专家审阅的博士生论文寄出时不得带有任何个人信息，杜绝那种导师为弟子的论文给熟人打招呼的现象。

教育改革要知难而进

记：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是一脉相承的，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升离不开基础教育改革的配合。如果不改变社会用人、用工标准，基础教育阶段应试教育改进缓慢，急功近利的价值

取向还会影响社会，影响高等教育；而高校新生的选拔制度不变又使得中小学教育摆脱不了“高考指挥棒”。对打开这个死结您有什么思考？

王：这的确是个难题。我想现在可以从高校的自主招生试点方面做一点试验，看能不能取得突破。我们考虑过在百分之几的自主招生范围内，在中学推荐的基础上加上综合考评，由专家组票决。在考评前跟学生说清楚，你要是想学工程来哈工大就对了；你要是立志当一名科学家就报别的学校。后来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比如中学推荐上来的学生也是好学生，但不是最好的生源。学校仍然安排那些最好的生源参加高考。中学还是让那些最有把握的学生去冲刺高考，提高升学率，增加考取名校的比率。这样大学招生考综合素质的引领作用就被抵消很多。

总之，教育、考试、升学，牵扯社会公正，牵扯到到千家万户，关乎大政方针，改起来可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难就不去碰它，就不动脑筋，就无所作为。改革开放30年，要总结、要思索的东西很多。你提起的这个题目应该是我们要通盘考虑，逐步、系统地解决的一个重要题目。

7.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大学 篇七

总的来看,这些大学的智库建设经验有不少共同特点。笔者以哈佛大学贝尔富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简称CISAC)和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 共与国际 事务研究 院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为例,略作说明。

1. 依托于雄厚基础研究力量的跨学科方法 。 当今世界面临的传统国家安全议题(如领土争端)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如公共卫生、恐怖主义),其复杂性和综合性较之以前大大增加。这使得任何单一学科在理解和分析国际上的复杂问题时, 都会显得捉襟见肘。 国际研究本身所包含的多样化内容,要求其研究方法偏重于多学科方法。 而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知识密集、 人才密集、学科齐全等天然优势,更适合开展需要依靠雄厚的基础研究力量、运用跨学科方法进行攻关的重大战略课题。 例如斯坦福大学CISAC的突出特点便是重视科技与战略研究的关系。中心的研究人员大致分成两部分,但是属于很多学科。 一部分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包括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导弹技术专家等;另一部分包括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两部分人共同研究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 这样一项政策,无论是其历史的变迁、法律的条文、技术上的可能性、政策上的可行性,都可以通过跨学科的共同研究而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

2. 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政策导向 。 智库的主要产品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和政策建议,这就需要明确的问题意识,需要以当前国际社会和外交政策与战略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而尖锐的挑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普林斯顿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院撰写的 《普林斯顿报告:法制下的自由社会 》,针对美国面临的新的国际挑战,提倡以多边战略代替小布什时期的单边主义外交,报告的部分内容后来成为奥巴马政府的施政方针。 再如哈佛大学欧内斯特·梅和艾利森研究小组从案例和决策过程入手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的路径, 最终也获得了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双丰收。 斯坦福大学的核战略和核武器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3. 强调研究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 更多选择具有一定学理性的政策性的课题进行中长线的研究。独立性和专业性在美国大学智库中被看作是立身之本。大学智库同政府部门的联系不如与政治直接相关的某些智库那么紧密,在资料和信息获得渠道方面也不占优势,而且研究人员大多还有自己的专业教学研究任务,因此不宜做“短线”政策课题,而适合做全面、综合的战略研究项目。相比于一线的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人员和二线的专业智库和政府研究机构,大学智库的优势在中长线的项目。如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曾经联合举办的“预防性防御”项目、普林斯顿大学的《普林斯顿报告》项目、斯坦福大学的核武器和朝鲜半岛研究项目等。

4. 注重学生的参与和培养 。 大学智库和其他智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都十分重视学生的参与和培养。 很多大学智库的研究工作都是专业研究人员和教授带着自己的学生一起完成或者本来就是由学生独立完成的。如上述3所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博士后项目、CISAC的Pre-Doctoral项目和本科生国际安全辅修项目等,通过为年轻人提供平台、连接人脉、鼓励合作、培养对政策的兴趣等方式,既培养了下一代的专业研究人员,又完成了相关的政策研究课题,甚至还帮助学生完成了学位论文或者找到了合适的工作,达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5. 务实强大的保障系统 。 欧美日等国的高校智库之所以成为这些国家对外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除了智力建设外,硬件设施建设,包括图书情报资料、教学设施设备、网络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其确保高质量研究与教学成果的关键。作为国家决策重要思想来源的高校智库保持了相对充裕的资金投入,主要靠国家、校方和私人基金会对各个项目的资助。据估算,在美国一流智库里,工资以外的研究经费投入,人年均达5万美元以上。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于2013年10月正式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2007年5月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研究院是依托于北大、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学术型智库。 自成立以来,研究院开展了若干方面的研究工作, 包括中国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研讨,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并围绕着研究主题开展国内外交流, 发表了一些论著、评论、简报,也向有关决策部门提供了一些政策咨询报告, 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相关学科提供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

在充分借鉴国外一流高校智库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北京大学的实际情况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的专业特点,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将研究院的努力方向和特色归纳为4个方面:

1. 综合性。 人文气氛和历史感浓厚、学科门类齐全的北京大学,为研究院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国际战略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如网络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反恐、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只有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才可能深入下去,经济、法律等学科更是国际战略研究的基础。

2. 前瞻性 。 作为智库 ,研究院承担的课题 ,多数关注现实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向前看。 不过也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历史知识是预测未来的基础。

3. 开放性。 研究院既需要对外开放,同国际上的知名智库、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加强交流,拓宽吸收信息的渠道,又需要对内开放,向国内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学习请教,了解国家和社会的研究需求,从而不断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4. 学术性 。 国际战略研究院的专业研究人员迄今为止全部来自北大各院系, 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智库的研究任务只是专业工作的一部分。 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需要转化为教学成果,因此需要有一定的学术性和理论性。同时,检验研究成果的质量,不仅需要考虑用户和社会的反馈,也需要用学术标准来衡量,例如思路是否清晰,论证是否严谨,资料来源是否可靠等。 在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网络时代,需要我们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依靠自己的扎实工作和专业技能,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研究院自成立以来,承担并完成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并为中央外办、外交部、中联部、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机构提供定向研究、决策咨询服务,其成果质量得到充分肯定。研究院拥有丰富的国际和国内学术资源,与全球及国内许多知名智库、高校及研究机构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研究院每年围绕中国外交、大国战略、地区安全、全球治理等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举办若干高层次的国际和国内研讨会。 特别是从2014年起, 研究院开始每年举办全球高端战略论坛“北阁对话”,邀请数十位国际顶尖战略家来北京大学就全球安全和中国的作用问题展开讨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外,本院研究人员还经常通过各种形式, 就重大国际问题公开发表专业性的评论,帮助公众客观、理性地认识世界。与此同时,研究院也承担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领域的教学和培训任务。

8.以国际化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篇八

[关键词]国际化；一流大学；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 G649.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02-0048-02

大学是培养高端人才、推进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大学的根基在于学科，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首先应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同时，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国际化的大学，没有大学的国际化发展，就无法跻身世界一流。因此，在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深入、频繁的今天，如何通过国际化发展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大学整体水平，是高校发展要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基本前提

学科是大学的立足之本，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作为大学建设的核心，学科建设是提升大学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等职能的前提与保证。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无一不是一部学科发展史。他们的战略通常是，集中力量使学校在一些学科领域尽快达到国际领先，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优秀学者和大批高素质学生，通过他们产出优秀成果进一步提升学科水平，维持一流地位。再发挥这些王牌学科和强势学科的学术影响力，逐步展开与扩大其他学科领域，提升整体实力，赢得世界声誉。哈佛大学建校之初就成立文、法、医、神四大学部，立足基础学科；麻省理工学院建校伊始即明确将工学作为学校发展的支柱。发展至今，两所大学都成为公认的世界一流学校，有着齐全的学科体系，每一年进入ESI前十的学科数量均遥遥领先。[1]

二、国际化是建设一流学科的必经之路

（一）国际化的含义与内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所属的国际大学联合会（IAU）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变化过程，既有学校内部的变化，又有学校外部的变化；既有自下而上的，又有自上而下的；还有学校自身的政策导向变化。”[2]

从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实践来看，大学国际化主要包括四个层面：1.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与办学理念。以全球视野，定位世界一流标杆，突出优势主动抢位，在开放背景下促进全方位国际化发展。2.世界性的合作伙伴网络。立足自身优势，瞄准核心，积极对接各领域、各学科的领先院校与科研机构，加入重要国际组织，构建全球合作伙伴网络。3.国际合作交流平台。通过创建国际合作中心、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方面，搭建立体式、多维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4.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在国际化发展战略指导下，依托世界性的合作伙伴网络与国际交流平台，在联合培养、教师交流、科技研发等方面开展合作项目，将国际化落到实处。

（二）国际化对学科建设的意义

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发达国家的大学在整体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欠发达地区的高校则处于后发地位。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能够吸收借鉴国际一流大学的先进理念与模式，在科研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管理制度优化等方面推进学科的跨越式发展，加快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进程。

1.国际化发展能够提升科研创新水平。科学无国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面临许多共同的重大科学问题，应整合全球资源开展共同研究，瞄准学科内的标杆院校与机构密切合作，促进资源与成果的共享、思维与智慧的碰撞，实现尖端突破，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2.国际化发展有助于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顶尖人才。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通过深入的国际交流、全球办学，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理念与模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拔尖人才。

3.国际化发展有助于提高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国际化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一方面，可在世界范围内网罗优秀人才；另一方面，鼓励教师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合作研究、海外进修等方式提升能力素质，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师资队伍。

4.国际化发展推动优化管理体制，提升管理效率。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管理，通过国际交流，借鉴学习发达国家的有效经验，优化管理体制，提升管理水平，能更好地服务学科建设与学校发展。

三、理念先导、机制配合，加快加深国际化发展

（一）更新国际化理念，建立全球发展视野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陆续开放高等教育市场，大学的国际化趋势势不可挡。因此，国内高校的发展、学科的建设更应主动走向世界，以全球发展的视野，从观念上深刻认识高教国际化的意义和内涵，不断推动国际化由自发向自觉、被动向主动、借鉴向创新的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化、全球化应走下“高度发展战略”的神坛，走出年复一年空喊口号的怪圈，走入学校发展、学科建设的每一环节，成为大学日常运行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切实把国际化作为学校、学科建设的推进器，作为提升教学与科研水平的加速器，把国际合作与交流纳入学校与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提高办学水平为目标，以学科专业建设、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杰出人才为核心，以师资队伍国际化为关键，统筹规划，系统推进，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元化、重实效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新格局。

（二）建立系统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运行机制

1.推进机制

国际化发展是一项全局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一致，共同推进，建立“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学校的重点是强化组织领导，为国际化发展提供方向指导和政策、资金支持。各院系、学科及科研单位，则应在校际合作的框架下，从自身优势和特色出发，积极加强与国际顶尖大学的相应学院、学科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把国际化的目标任务变成实实在在的工作项目，构建并拓展全球合作伙伴网络，搭建国际合作平台。通过项目合作、学术交流、联合培养等形式，开展深层、高端国际合作，进而通过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教师，尤其是具有海外留学背景、与国外知名大学保持密切联系的教授，应充分发挥优势，牵线搭桥，协助学院开展对外联络、项目开发等工作。

2.激励机制

有效激励是推动工作的重要手段。国际化工作的推进，也应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引导、鼓励各学院、科研单位以及教师、学生主动走出国门，开创多种形式的合作项目。因此，可将国际化指标作为“约束性”任务纳入学校对各学院、科研单位的年度考核目标，将海外学术经历、成效作为对教师考核评聘的重要指标，并给予一定的奖励和经费支持。让参与国际化的团队、个人得到实惠，提升师生对国际化发展的认知度与参与度，加快加深学校的国际化发展。

3.保障机制

一是经费保障。国际化工作的推进离不开资源保障与资金支持。因此学校、学院这两个层面应探索多元化的经费支持，如：设立国际化发展专项资金，提高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支出在学校经费预算中的比重；拓展海外专家聘用经费、公派学者访问基金等项目；设立海外游学专项基金，定向资助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赴海外游学、交流；规定科研项目及学科建设经费必须有一定的比例用于国际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

二是人员保障。应根据国际化工作开展的需要，优化岗设位置，保证充足的人员配备，着力建设一支思想素质过硬、业务精湛、纪律严明的国际化工作队伍。这支队伍不仅包括科研、教学人员，还应包括党政管理、学生辅导员等岗位的工作者，前者是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的主导者与参与者，后者为科研、教学、管理等环节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组织与人力的支持。

（三）国际交流与合作应立足自身优势，服务自身发展

习总书记说过，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3]因此，大学的国际化应坚持“和而不同”。“和”是向世界开放的积极态度，“不同”是在加强国际化的同时发扬自身优势。国际合作与交流，必须与学校、学科的自身发展相结合。在吸收国际先进成果的同时，必须以批判继承的态度，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坚守自身特色，向世界一流水平看齐。

[ 参 考 文 献 ]

[1] 翟亚军.理念与模式——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解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1）：17-21.

[2] 唐忠.对大学国际化与国际影响的一点理解[A].大学国际化：理论与实践[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2.

[3]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D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08/c_126477806.htm.

[4] 李晓红.对我国高校国际化办学的思考——兼谈武汉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实践[J].世界教育信息，2013（2）：5-10.

[5] 袁本涛，潘一林.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清华大学的案例[J].高等教育研究，2009（9）：23-28.

9.去读世界一流的大学的名人故事 篇九

林语堂说过，乱世中，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在北京，他曾和鲁迅并肩作战，《语丝》是他们的战场，个人拿起笔，去呐喊，去奋争。离开祖国后，他依然拿着笔，用英文书写祖国的美丽。他站在东方的时候，用的是西方的视角;他来到西方后，又拾起东方的智慧。英文是他的利器，中文是他的元气。这一切的成就都离不开他小时候的经历。

十八岁时，林语堂离开福建鼓浪屿，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在去往上海这个大都会之前，他一直在福建乡下。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旁的一个小村落龙溪，那里偏远而落后。在破落的龙溪乡下，作为教会牧师的父亲，自小以中英文双语教导他，并谆告“长大定要念世界一流大学”。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林语堂一生的际遇。

自幼起，林语堂即离乡寄读鼓浪屿的学校。他的童年得益于生活在比较开放的鼓浪屿，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世界的.面目。他的同学里有英、法、葡、西等各国领事的小孩，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西方的印记。他一直记得父亲的话，大海的另一边是另一个世界，“要读世界一流大学”。林语堂后来实践了父亲的梦想，先留学于美国哈佛，再留学德国。他是世界上第一位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华人作家，其作《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连续登上《纽约时报》排行榜榜首五十二周，文字行云流水，语带幽默。他的英文书写能力为他赢得了很多同时代作家没有的赞誉。他将中国的文化延伸到了海外，用西方人熟悉的英文，表达了中国古老的魅力。

10.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大学 篇十

曹培玺

《 人民日报 》（2011年10月31日16 版）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国有企业是经济建设的中坚骨干，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作为以电为核心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努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深入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履行央企责任的实际行动。

一、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华能肩负的历史使命

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中央企业必须勇挑重担，奋发有为。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中央企业的重要责任。中央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和经济的顶梁柱，必须承担起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大责任。中国华能作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红色”公司，注重科技、保护环境的“绿色”公司，坚持与时俱进、学习创新、面向世界的“蓝色”公司，必须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步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公司实现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与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相比，我们仍有不少差距。只有不断打造新优势，实现新超越，真正建成实力雄厚、管理一流、服务国家、走向世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科学发展。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公司应对形势变化的必然选择。当前，公司经营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一是节能减排压力增大，二是经营困难增多，三是可持续发展压力加大。要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努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不断推进体制、机制、技术和管理创新，增强核心竞

争力。

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强大动力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华能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强大动力，深入推进内涵发展、绿色发展、协同发展、科技发展和国际发展，努力提高价值创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深入推进内涵发展。内涵发展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本质要求。公司坚持科学发展理念，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推动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相协调。一是转变发展观念，努力实现资产规模大、市场份额大、社会贡献大与盈利能力强、竞争能力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有机统一。二是提升发展质量。优选发展项目，坚持多点、优选、精建、严管，落实“安快好省廉”的建设方针，做到发展能力与财务状况相协调、前期工作与基建进度相协调、主体工程与配套工程相协调，实现有效、有度、有序发展。三是提升经济效益。坚持战略统领、效益为先，以提高资产效益为重点，深挖7400多亿元资产的潜力，做好存量资产提效和增量资产增效工作。

深入推进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抓手。公司积极实施《绿色发展行动计划（2010—2020）》，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一是发展清洁能源。大力发展水电、风电，推进天然气、核电、太阳能发电。二是优化火电结构。推进“上大压小”，提高大容量高参数机组比例，加快煤电一体化、煤电联营和煤电基地建设。三是推进节能减排。创建优秀节约环保型企业，推进脱硫、脱硝和汞排放监测试点，保持总体能耗指标行业领先水平。四是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伊敏煤电一体化、玉环电厂海水淡化和北京热电厂城市中水回用的经验，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深入推进协同发展。协同发展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支撑。公司紧紧围绕电力

产业，扎实推进煤炭、交通运输、金融等产业协同发展。一是提升煤炭产业基础地位。结合电厂分布，协调开发煤炭资源，深入推进五大煤炭基地建设，抓好6652万吨/年煤炭产能的运营管理，提高煤炭协同率。二是推进煤炭物流体系建设。优化港口、航运、铁路等产业布局，增强3500万吨/年码头吞吐能力、230万载重吨航运运力和2329公里参股铁路通车里程的协同能力，提高煤炭自供率。三是稳健发展金融产业。为公司系统提供信贷、保险、信托、投行等方面的金融服务。

深入推进科技发展。科技创新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驱动。公司深入实施科技强企战略，研究制订科技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快技术创新和科技产业化步伐。一是提高科技产业对做强做优的贡献能力。构筑“一个部门、一个基地、三大平台、四个实验室”的科研体系，设立科技环保部，建设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搭建技术创新中心、西安热工研究院等科研平台，组建国家能源煤炭清洁低碳发电技术研发中心等四个实验室。二是提高科技产业对前沿技术的研发能力。推进基于IGCC的二氧化碳捕集和利用、燃煤电站经济安全运行关键技术、700℃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项目研发，建设天津绿色煤电IGCC电站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依托项目、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项目。三是提高科技产业对生产经营的服务能力。把科技产业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电力主业提供优质服务。

深入推进国际发展。国际发展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必然选择。公司贯彻落实国家“走出去”战略，开发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高国际化经营发展能力。一是竞购、开发和运营境外电力项目。2003年以来，先后成功竞购澳洲电力公司50%、新加坡大士能源公司100%和国际电力公司50%的股权，以BOT方式建成缅甸最大的水电站瑞丽江一级水电站，电力经营业务扩展到四大洲七个国家，境外权益装机容量接近600万千瓦，取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二是开展技术出口。2009年，公司自主研发的两段式干煤粉加压气化技术出口美国。三是拓展国际交流合作。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在科技、环保、管理、人才等方面开展

合作。

三、强化管理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保障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把强化管理作为重要保障，抓好体制机制、人才队伍、企业文化和党建工作创新，不断增强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着力强化体制保障。科学的管理体制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公司加大体制创新力度，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坚强的体制保障。一是深化管理体系建设。推进集团公司——产业公司（区域公司）——基层企业三级管理体系建设，理顺管理关系。二是加强专业化管理。按照所有权与管理权可分离原则，推进煤炭、核电、风电、物流、煤化工、后勤等专业化管理体制改革。三是实施集约化经营。整合人力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

着力强化机制保障。高效的管理机制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公司紧紧围绕世界一流企业目标，着力构建运营卓越的管理机制。一是加强战略管理。制定并执行“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和煤炭、新能源、金融、科技等重大专项规划，建立规划动态调整机制。二是加强绩效管理。以安全、经营、发展和党建四大绩效为主要内容，进一步完善绩效管理机制，健全完善对标常态工作机制，建立国际对标体系。三是加强风险管理。加强以风险防范为重点的内控机制建设，完善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防范安全风险、财务风险、管理风险和法律风险。

着力强化人才保障。人才是第一资源。公司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一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二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三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着力强化文化保障。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起到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公司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使“三色公司”优秀文化成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助推器。一是实施文化凝聚战略。践行坚持诚信、注重合作，不断创新、积极进取，创造业绩、服务国家的核

心价值观，坚持敬业、开拓、进取、创新的企业精神，发扬善开拓、讲效率、重信誉、勤俭办事的企业作风。二是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色文化”理念，深化子文化建设，推进“三色文化”在华能境内外企业的认知和融合。三是履行社会责任。加强责任文化建设，做好扶贫援助、社会公益、新农村建设等工作，建立和发展与东道国及所在社区的和谐关系。

着力强化政治保障。党建工作是国有企业的独特政治优势。公司大力加强党的建设，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一是健全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健全党建工作体制机制，深化和拓展“党员示范行动”，打造具有华能特色的党建工作品牌，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二是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深入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创先争优活动，扎实推进具有华能特色的惩防体系建设，有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做好新形势下职工工作。加强工会组织建设，深化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畅通为民服务渠道，充分调动14万职工的创造激情和创新活力，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贡献智慧。

11.距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 篇十一

2003年秋，从哈佛来的杜维明先生受聘于清华，作了题为“人文学与大学理念”的讲座，言及大学之目的，一曰服务于社会，二曰传承知识与文化，三曰帮助个人完成自己，四曰以批判的精神反思社会并将思考反馈给社会以期形成某种影响，五曰对政府以“知识分子”的传统进行忠诚的反对。这无疑是对西方的经典学府、也就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之特征的总结。这样的总结也许不够精炼（因为所总结各种因素能够互相推导），但这些特征确然回答了中国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也暗示了当下我们出国之必要。

我们的大学有没有传承知识与文化的能力？传承知识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知识是相对于“真”而言的，是比较容易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课堂上教授的，无论文科理科应用学科，无论思维还是技术，一概可算作知识范畴。但言及文化，就涉及价值追求——就不仅要追问我们是否传承了文化，还要追问我们应当传承怎样的文化、我们是否传承了我们应当传承的文化。

单从原则上来说，倒也简单：现代的大学，当然要传承现代的文化。而言及“现代”之特征，无论市场化、民主化还是世俗化，无论是权利、平等还是自由，不能忽略的便是对“人”的发现，是人本主义——在这里，人只能是目的而不能作为实现别种目的手段与工具（无论那个目的据说是何等的崇高伟大），个体的价值方是至高无上的。而我们的现实，显然不是这样的。

且不说现在我们的大学仍然广泛存地为了国家建设进行类似职业培训的教育，为了所谓“压倒一切”的“稳定”进行意识形态的硬性灌输，单拿一些“小事”来说罢。北大一理科研究生曾提及，很多导师尽量拖延研究生的毕业期限，因为研究生的一大任务就是替导师“打工”，做做实验什么的——这意味着，读到一定时间，也同时成了导师手下的“熟练工”，导师怎能甘心轻易让一个“熟练工”毕业离去而又要从头开始培养一个新手呢？清华的主干道上，前不久赫然挂出这样一条标语:“庆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40周年”，反面写的也是“报国”啊，“青春无悔”啊之类——缅怀的都是那样的个体价值被湮没在国家利益中的历史，却很少有人记起建国前老清华里个人的光辉；又不能不让人想到今年迎接新生时，有一栋宿舍楼外竟挂出“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条幅，透过字缝看去说的无非是：做一个建设国家的好机器——让人疑心文化的进步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让人疑心一进西校门便可看见的“人文日新”四个大字就那样孤零零地死在石头墙上，成不了发展的方向，甚至称不上虚伪的决心。

这就是我们的一流大学的“怪现状”：一部分人成为另一部分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所有人成为整个共同体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教育中“人”的缺席，也便是教育中现代文化含量的缺失，这直接引出“完成自己”这一目标的虚无性。

提到“帮助个人完成自己”，不妨套用冯友兰先生的一个句式：教育应当使人成为“人”而非“某种人”（原句是说哲学而不是教育）。“某种人”的突出特点只是拥有某项特定的技能，而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特征便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实质上，这也是由人本主义规定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可谓“先天不足”。

西方的教育理念源自古希腊：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柏拉图的“对话法”（“辩证法”的本意），无不是引导受教育者独立思想、寻求属于自己的解答。而中国教育的渊源是属于孔夫子的——在那里，哲学是没有对话的哲学，教育也是只有教化的教育（论语中的对白是不能算是“对话”的，只能称为教化，因为对话要求双方地位平等），在同一个既定标准下，所有人无可选择地一同学习、学成同样——个人又成了社会秩序这一目的的实现手段。

下面一点涉及到我们文化的另一个先天不足，这便是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难以进行批判地反思的“史官文化”——熟读顾准的人，必然也熟知这个词的意味：“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既然“从属”，谈何“批判”？文化本就是政治的附庸，至于学究气的、学院式的理想化的“反思”，能够存活就已经很是难得，哪里还敢随意地“反馈给社会”、甚至企图造成“影响”？

大学的这种目的，是教育功能的一种必要延伸——这意味着大学在培养专业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兼有锻炼公共知识分子的功能。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要的条件是：大学里有一群坚守着学术良心的有勇气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这一条件的必要前提又是：整个社会环境是坚守言论自由立场的，是适宜自由知识分子生长的，是让知识分子不必拥有太大勇气便足以保持学术良心、足以自由地言说——这样的前提，也不过是大学所必需的学术自由的一种必要延伸罢了。而当下，我们的大学，甚至连学术自由也不能真正算得上有——文化教育仍然从属于政治权威，自古而然，无甚奇怪。

但上述这些“先天不足”，我们不是不能改变的。在那个被称作“解放前”的战乱年代，可以说恰恰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最繁盛的年代，也可以说恰恰是中国真正的高等教育最发达的时代——如果引用那些大师的名字作例证太落俗套的话，就引用一段新近听说的评论罢。一位颇受尊敬的教师在课堂上对一群依旧傲气但对现状已有些懵懂的不满的清华文科生说：“西南联大时代，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比现在近得多——如果谦虚一下不好意思说我们那时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话……事实上，我们那时哪怕不是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但经过我的研究证实，绝对称得上是世界一流。”究其原因，除“兼容并包”、“教授治校”之类原则外，更加重要的背景无非是社会动荡、政治权威的控制力大大减弱罢了。

而经历了一场革命，我们又重新回到历史循环的起点上——史官文化复活了，大学的批判精神便归于虚无，一切便回到那种“自古而然”的对政治权威的依附中去。

同样由史官文化所决定，“忠诚的反对”也是极难实现的。殷海光曾声称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直接将反主流当成了天降大任；而我们却连非主流也很难做到。胡适也有“政府诤友”的说法，提倡做政府不合作的合作者；这在现在看来也很有些不可思议了。这一切也无非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是从属于政府的，从大学校长身上带的行政级别即知。

最后才说到“服务于社会”，因为据杜先生说是现在受到严重质疑的一条——因为大学不应该过于重视技术性问题，而应注重基础研究。这也就是说，要做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做那些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的研究。当下我们中国的大学做得最好的却正是这一条。毕竟，这是1952年的遗产——建国后，我们的大学体系就是按照这个目的、按照苏联的模式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经验，通过所谓“院系调整”建立起来的。大学自此成为专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专门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者的地方。即使只保留了文理科看似专门进行研究工作的学校（如北大），进行的也不过是“经学”式的研究——况且当年北大哲学系欢迎新生的条幅上，正赫然写着“欢迎未来的县长、县委书记”呢。回忆那段极端的历史无非是为了说明，因了历史的惯性，今天我们大学的现状也只能“如此而已”——虽然有了所谓的“第二次院系调整”，虽然今天“综合性”已成为主流意见。

“服务于社会”的理念，还造成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而一般的从利益出发对“出国热”的或褒或贬，都是从这里开始起笔的——这个问题就是：高等教育失去了自己本身的目的与内涵，完全沦为通往“职业”的渠道。因此，事实上的“出国热”最大程度上是以就业为直接或间接动因掀起的。这样看来，似乎除“服务于社会”之外上述所有所谓“大学的目的”，都不是大多数留学者所直接追求的，于是或许上面的长篇大论已几乎完全丧失了普遍意义？

12.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大学 篇十二

方案重点强调了四个方面:一流、学科、绩效和改革。一流是大学与学科建设的旨归,包括一流的师资队伍建设,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科学研究水平的着力提升,以及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而绩效和改革则是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动力和杠杆。这与2012年开始启动的2011计划内涵有相通之处。2011计划是学科、科研和人才三位一体的交互式推进建设,其根本出发点,同样是“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可以说方案是211工程、985工程等工程的总结,也是2011计划的纲领和延伸。

1 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基石,一流大学是一流学科的助推器

2012年,教育部主要推进了两项工作,一是开展实施“2011计划”,二是进行第三轮学科评估,学科评估是对一级学科进行整体水平评估,其根本目的是推进高校的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从首批批复的14家协同创新中心的牵头高校来看,尤其是11家211、985高校,其所依托重点学科在本次学科评估中均排名榜首或次席,这与国家实施2011计划的根本出发点的认定标准相吻合,充分体现了2011计划实施的科学内涵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211、985工程院校仍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对象。相比较第一轮同时入选的河南农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三所中心,第二轮非211、985工程院校仅有湖南农业大学一所。且两轮入选的地方院校方向均是面向区域发展类。总的来说,虽然第二轮协同创新中心支持总数大幅提升,但地方院校的竞争力反而有所下降。

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学科来支撑,一流的学科成就一流的大学。列在公示名单第一个的量子物质科学协同创新中心,就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这三所国际量子研究领域处于顶尖水平的院校联手组成,瞄准世界物理学前沿和国家在信息技术和能源技术等领域的战略需要,围绕量子物质的制备和量子物态的探索重大创新任务,聚集了20多位院士,数百名科技精英,被业内誉为“铁三角”。在第三轮学科评估排名中,北京大学的物理学与清华大学的核科学均位列第1,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虽未参评,但相关学科实力也是业内公认。天津化学化工协同创新中心亦是如此,牵头单位天津大学的化工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主要协同单位南开大学则在化学基础研究领域功底更深厚,天津大学率先开展并主持的地沟油变废为宝的重大项目,之所以能很快取得突破,得益于南开大学研究团队提供的催化剂关键技术。在第三轮学科评估,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蝉联第一,南开大学化学学科排名第二。一流的学科相互联合,各具优势的院校单位协同合作,高水平的研究人才碰撞激活,是真正契合了实施“2011计划”的根本出发点——国家急需,世界一流,这样的协同创新中心自然能够脱颖而出。

一流的学科是实施“2011计划”的有力驱动,在协同创新中心的筹建过程中,要重视高等学校之间优势学科的强强联合,发挥优势互补效能,同时在协同创新中心运行过程中不断加强学科建设,使学科建设和协同创新计划形成长期的互促互进关系。其实,不论“2011计划”还是985工程或者211工程,优秀的学科建设都是基础条件和内在优势。这对于政府决策支持及对各高校工作部署可提供一定参考意义。

2 差异化发展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分步、分层次推进建设的有效途径

无论是既有的211工程院校、985院校,还是方兴未艾的2011协同创新中心,均需根据院校实际,合理选择建设路径,布局总体科学规划,通过差异化发展建设一流学科。方案将国内大学学科发展分成三类。一是已拥有多个国内领先、国际前沿高水平学科的大学,通过优势学科相互交叉合作,协同发展,提升学科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期跻身世界一流之列;二是拥有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院校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大学,则围绕主干学科,提升国际影响力,带动进入世界同类学科或高校前列;三是拥有某一高水平学科的大学,则需要着力学科特色提升水平,以期进入同领域一流行列。

以美国科技信息所(The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 mation,ISI)开发的分析评价工具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为例。ESI数据库目前公认的,现今用以评价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覆盖全球范围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统计SCIE、SSCI库中近11年的论文数据。按被引频次确定衡量阈值,分别排出居世界前1%的研究机构、科学家、研究论文。

仍以量子物质科学协同创新中心为例,其核心学科物理学所涉及三个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依托单位中国科学院)。通过ESI论文总被引频次排序,其排名顺序依次是第77、69、4。这也间接反映了该协同创新中心核心学科在国际上的学科水平和学术声誉。

再以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为例,涉及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括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物理、化学、材料、电子多学科交叉。

通过ESI论文总被引频次排序,物理学科排名依次是第155、64、244、148、4;化学学科排名依次是第27、40、36、19、2;材料学科排名依次是第82、60、34、27、1。第二轮教育部批准协同创新中心里,牵头高校中仅有湖南农业大学一所地方院校,其牵头中心南方稻田作物多熟制现代化生产协同创新中心核心学科农业学科在ESI论文总被引频次排序第697,植物学科是第971。

从以上分属211、985或地方院校的ESI数据库统计结果可以印证,拥有不同学科水平的高校的协同创新中心,根据核心学科不同,呈现差异化。获批教育部协同创新中心,其依托学科必定是已获得肯定评价,有相当的学术声誉。而反之,协同创新中心对牵头高校和参建单位的学科建设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3“2011计划”是一流大学和学科发展的长效机制

方案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而落实到具体,具有代表性的措施就是“2011计划”。“201计划”从2012年春天开始正式推进,教育部各司负责人到各省市调研和解读,至今已经推进3年,“2011计划”的推进思路也逐渐明确。回顾“2011计划”的内涵,为各主题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和运行指明方向,明确其工作重点。有媒体将2011计划称为产学研2.0版,即产学研的升级版,“2011计划”不是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简单升级,而是高等教育战略性计划从大学——学科——大学的转变。同时,“2011计划”既符合方案的差异化发展战略,也符合国内中央院校和地方院校综合办学与特色学科发展并重的实际情况,是可以参考长期推进的有效机制。

摘要：“2011计划”自启动实施,已历时三年,成效显著。《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发布实施,为“2011计划”的继续推进指明了方向,是学科、科研和人才三位一体的交互式推进建设,其根本出发点,同样是“国家急需,世界一流”。

关键词：学科,差异化发展,学科评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