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未来方向（9篇）
1.中国医改未来方向 篇一
中国未来改革的九大根本方向
罗天昊 致力国家和城市竞争战略 著有《大国诸城》
夏去秋来，天道变迁，酝酿惊天伟力。
值此邓公诞辰110年之际，展望改革，万民所望。
改革开放凡三十余年，已如舟至中流，抬头仰望，洋洋江海，但是，却也暗流汹涌，安抵彼岸，还是中流翻船，关系中国未来国运。
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中国的沧桑巨变，而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以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为改革三十年注脚。但是，最近几年，亦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中国的改革，远未达致天下大治之境，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未来时代的新发展，均使深化改革，成为未来潮流。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思潮繁杂，同时，未来时代的无数可能，亦使选择艰难，人民之子毛泽东的遗体还躺在天安门广场，而他所终身致力于打倒和清扫的对象之一的孔子，亦逐渐成为近年的所谓“国学热”的代表。这个世界一片混乱。各种假改革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纷纷粉墨登场，欺骗民众。未来时代的变革，更需廓清迷雾，找到康庄大道。关于中国未来时代改革的战略方向问题，亦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未来十年乃至数十年内，中国的改革，将面临九大方向性变化。
（一）从经济、政治改革，到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变革
事实上，经过三十年历程,我们也应该突破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而将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等方面的全面、广泛的改革。
而目前，对于社会领域的更广泛的变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些我们所熟知的称谓，已经悄悄发生变化。很多地方，公共媒体，网络媒体，以及地方官员的口中，“老百姓”，“群众”等提法逐步变少，而市民，公民，纳税人的提法变多，而在这些称谓变化的背后，是公民意识的觉醒。
近年来NGO的崛起，对于中国社会运行规则，运行模式，运行主体已经逐步产生改变。特别是在汶川地震中，NGO得到检验，亦得以壮大，很多人都研究了美国大选最后胜利的原因，长江商学院一个教授，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讨论奥巴马的制胜秘诀和社会背景。认为奥巴马的胜利，说明‘草根时代’和‘草根政治“的崛起。特别是在奥巴马与希拉里的当内竞争中，奥巴马依靠很多网民，以及年轻人的支持，才击败了在精英阶层拥有众多支持者的希拉里，不仅社会的力量，从精英阶层，转移到了草根阶层，而且，以往那种靠大聚会，电视单向传播的政治动员模式，也变化为立体的，依靠网络互动传播的模式。
而这种变化，在中国也出现了，新兴技术的兴起，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的交往模式，都已经颠覆了我们传统社会的运动模式，而这些变化，都将对未来时代影响深远。这些变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变革，但是，这些社会性的变革，社会生活模式的变化，最终包含伟大的时代力量。
这种力量，在中国已经开始显现，从最开始的孙志刚事件，到后来的非典，到后来的邓玉娇事件，广东乌坎事件，以及前几天出现的重庆雷政富事件，新兴的社会运动力量，冲破了以往的社会控制，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民众的自我动员，民众的联络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同时，中国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亦引起了社会结构及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化。的改变及其引起了未来的社会变化。
计划生育的推行数十年后，目前主流的社会青年，均为80年代出生，而时代的特点，赋予了他们独特的经历。构成了现代家庭的倒立结构。从祖父，外祖父，到父母，到孩子，越到下一代，越重要，而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父母，好几个孩子，权力的重心，在父母，而新的家庭结构中，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传统社会的威权体制存在的家庭基础不存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格局，已经荡然无存。
同时，这一代的人，从懂事开始，接触的就是很现代化，全球化的东西，偶像是科比（美国），是欧文，小贝，吃的是肯得基，穿的是耐克，用的是苹果，英文歌，法语歌，日文歌，在青年中并不陌生。
而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引起的成长环境的改变，将对未来时代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新一代的孩子长大，比上一代青年更独立，更敢于挑战威权，也更具有现代意识。
作为中国社会基石的农民阶层，未来亦发生巨大变化。新一代的农民，此农民已经非彼农民。在长三角，珠三角的广袤土地上，新一代的农民深刻体验到现代城市生活，这些年轻就出去闯荡的新一代农民，在视野，思维，生活方式上，与其父辈都产生了巨大的区别，他们虽然身份上是农民，但是，已经受到了现代生活的洗礼，他们不再是愚昧，胆小，容易被欺骗的群体，他们与城市里的年轻人基本无差异。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新农民阶层的存在，“城市边缘人“的兴起，不仅将改变城市治理模式，未来他们回乡后，传统的乡村权力模式，亦将受到严重挑战。
超级女声横空出世，折射了中国人民对社会事务参与的热情与渴望。特别是海选，直接投票的方式，互动参与，PK等游戏规则与运做模式，是无意中对于中国公民现代社会运作模式的一次启蒙。
虽然我们在政治上，尚没有步入现代化，但是，在文化领域，已经开始了萌芽，大众的参与热情，在政治领域无法实现，但是，经由一个娱乐性的节目，撕开了一道口子，给予了民众在公众活动中参与式介入的机会。因此才获得压倒性的关注。这个就是超级女声，快乐女声能够横扫一切传统娱乐大赛，成为中国最热娱乐盛典的深刻时代背景。
在文化领域，新的变革亦开始酝酿。特别是在对于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方面，存在很大争议，而且，这种争议，对于中国现实影响很大。很多人曾认为，新加坡的兴起，足可证明儒家文化的生命力，而事实相反，以捍卫“亚洲价值观”而风光的李光耀在12世纪到来时候，突然改变观点，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恰恰不是因为儒家文化，而是现代文化。台湾，韩国等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的兴起，某种意义上，亦是经过现代化的洗礼。
所谓的“中国特色”，其骨子里跟100年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路货色。无非是抗拒世界潮流，延缓社会变革，保持既得利益的借口。
而目前百家讲论所流行的,无论是易中天的品三国，王立群的汉朝故事，于丹的论语，乃至新一代袁腾飞的两宋故事，都是向后看，甚至津津乐道于帝王权谋，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更缺少开眼看世界的视野与胸怀，亦缺乏拥抱现代文明的动力。
这些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争议，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政治变革息息相关的，但是，其影响更为深远，甚至可以说，政治领域的变革，往往需要在社会、文化领域扫平道路。
当初的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讨论，就起到了思想冲锋作用；而后来潘晓所引导出来的“人生之路”的全国性大争议，则是青年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呼应改革深入的时世。
如果中国改革能够在新一轮改革中，掀起社会和文化改革的浪潮，引领社会文化变革之先声，必如当年的掀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青年人生观讨论的热潮。
(二)汇聚时代锋芒
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改革本身充满了各种矛盾，各种利益交锋，各种思维碰撞，这些，都需要我们正视，需要我们拿出勇气与激情，去冲锋，去摇旗呐喊。
而我们的改革，也将逐步从“摸者石头过河”，从“搁置”争议，到直面争议，从追求“和谐”，到有秩序的争论乃至斗争。台湾转型成功，就在于先有民间抗争，后迫使既得利益阶层痛下决心，两者互相作用，不可偏废一方。我们近日羡慕台湾一个小兵冤死，连马英九都要亲自登门道歉，但是却不知道，这种对于民众的敬畏，是从几十年前就通过民众的觉醒，民众为自己争权权利的长期奋斗中得来。
未来的改革，需要汇聚时代锋芒。个人认为，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是洞察人心所向
我们关注的，必然是民众迫切希望改变的，我们拥护的，必然亦是民众所想要的如，大众对于医改，教改的关注，中国高房价的根源研究等。
其二是顺应未来趋势
改革是一种“向前看”的事业，我们所提倡的，必须是一种符合未来趋势的，而非充满世故与市侩气息的权宜之计，甚至是表面看是改革，其实是倒退的一些行为和思想。
如，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式管理”的那一套，实际就是要中国在治理模式上，退回到人治时代。这种思潮，就不是顺应未来趋势的，是我们需要批判的。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一些假改革，甚至是打着改革的旗帜，实行倒退，对于这种假改革，需要有清醒的判断力。
如，在政治领域
所谓的“强人”式改革，根本是以向威权体制的倒退，把希望都寄托在所谓的“强人”与“清官”的身上，都喜欢采取运动式的政治手法，来强行推动社会事务，而不是靠制度。甚至是在此过程中，破坏了本还不完善的制度。
而这种寄托着“强人政治”，“清官政治”的所谓政治改革，和现代社会的政治改革，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倒退到封建时代。造成民众的幻想与麻痹，把自己的幸福与前途，交到所谓‘救星“手中，而不知道去争取，造成民权的萎缩。而”强人“代民作主。可谓挂羊头卖狗肉。
而越南的国会代表直选，中国内地一些地方的乡镇直选，甚至贵州拿出四个县区正职竞选，才是顺应现代政治改革的尝试。
在经济改革领域目前的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根本没有解决产权问题，而所谓的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不仅没有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反由于对于民营企业的压制，导致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生机窒息。
国进民退不可只可权宜于一时，不可持续于永久。
其三是站立矛盾交汇处
寻找矛盾最尖锐，最激烈的领域，因为矛盾交汇之处，才可以有最强音，亦如两江交汇的地方，总是激起滔天巨浪。矛盾双方的交锋，才可以看清楚各种力量，更客观，更公正。亦可以通过两种乃至多种道路的比较，看清楚未来。
如，市场与政府的争端，左派与右派的争端等。是要民族主义，还是要普世主义等，这些问题，未来必然在全社会造成普遍的争议，其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其四是把握时代脉搏
中国改革，必须对于当下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有敏锐的嗅觉。当下即是未来的历史。通过解读当下的一些热点问题，预见未来趋势。
从血铅事件，批判中国发展模式的弊端，告别GDP盲目崇拜的时代。
在金融危机中，关于中国能否成为世界中心的争论
（三）从行政性、事务性的改良到根本性的政治变革
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全球主流来，共产党也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逐步深入。
但是，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实质性内容的很少，甚至出现了以为行政权力运作的具体操作过程的改善，来替代改革，甚至冒充改革。
目前，我们所热衷的一些改革，都只是行政性，事务性的，而缺少实质性的政治变革。
如，强县扩权，以县级领导高配来调动积极性等，都是只行政性的改良而已。
而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才真正带有政治变革的意义，所以，从提出来当现在，经历了多次反复，难以成就。
如，设置预防贪污局，不仅无法事实上起到预防贪污腐败，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作用，而此机构与以前的反贪局很多只能重叠，导致冗员过多，机构膨胀。这个是不彻底的，基本效果不会很大的改良。
而越南的总书记的差额竞选，则可以通过选择，权力的更换，来起到党内权力制约和监督的作用，这个是才是彻底解决权力来源，权力监督的改革。
出现这种状况，不仅有既得利益阶层对实质性改革的阻挠和地址，从操作者方面来说，也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所以，政治体制变革，才会步伐小，启动慢。但是，时世所趋，民心所向，都将迫使中国未来启动政治变革。近年来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亦给予了政治体制变革以强烈的预警。
（四）全球视野下的改革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被证明错误，任何国家，永远都有变革的需要。纵使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亦需要变革。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尚且存在人权问题，日本一直到今年，才逐步摆脱世袭政治与老人政治，即是明证。
不丹告别君主制；说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特权阶层有可能自动退出舞台，但是需要其巨大的良知，以及其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如这个新国王，就曾经长期在西方求学。
有一本名为《第二世界》的书，重点介绍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历程，以及重新崛起的秘诀，同为新兴国家，甚至是同为以前的“社会主义兄弟”，很多东欧国家，都在国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现了全民医保。这些，都可为中国借鉴。
而泰国长期的动荡，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对立，也足以使中国警醒。泰国何以形成两大对立的阶层，中国未来的贫富分化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是否也会很危险？
事实上，在台湾，不完善的社会发展，以及导致了类似的对立的阶层，对立的政党。所谓的“蓝绿之争”，某种意义上说，亦是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争端。
中国未来是否可以避免这种阶层对立的模式？
印度的民主选举成功举行，国大党重回颠峰。这说明在人口大国，一样可以实行有效的民主。印度与中国人口接近，他们能够实现民主制度，中国没有理由实现不了，完全有这个能力。同时，穷国一样可以实现民主。印度比中国还穷，但是他们选举有秩序，没有**，证明穷国也可以成功推行民主，民主并不导致**。
民主并不一定就对以前的唯一大党造成威胁，相反，可以是其再造和改革的契机。印度国大党，台湾国民党，都曾是一党独大，但是，都经过民主制度，完成新生。
最值得关注的是越南，作为中国的“学生”，越南的制度变革，走得更远，不仅国会代表直接竞选，甚至总书记等职位的也实现差额竞争，是否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比较彻底的民主？所谓的“中国特色”是否能够尽快融合世界潮流？向世界普遍法则，而不再成为拒绝改革的借口？
而越南的成功，与南北战争之后，快速实现改革有很大关系。中国几乎是在结束内斗近30年才改革，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早已凋零。而越南在完成内战之后，十年即启动改革，南方很多懂经济的人，血脉得以保存。如越南的改革总设计师，有“越南的邓小平”之称的阮文灵，80年代初级虽曾被压制打击，但是，过了四年，就有机会复出，不至于被压到风华落尽。不似中国，对于异己的整肃持续30年。
而对于失败改革的借鉴，亦非常重要，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曾经造成了拉美普遍的强权政治，甚至是军人当政。这些都足以为中国之鉴。
在未来，中国的改革，重点可借鉴四个领域
一，目前发达国家的成熟过程，一些具体事务的借鉴。他们是我们的追赶乃至超越的目标，值得重点研究。
二，后发国家崛起过程中的改革经历，这个最需要关注的重点，因为他们的改革，他们的社会实验，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最需要的。如越南，立啕宛，此外，还有韩国和台湾，马来西亚等，当初如何从威权体制，进化到民主社会？
三，国外改革失败，或者是发展挫折的借鉴，如拉美化，非洲社会改革为什么失败？
四，过去时代的借鉴，如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失败。
(五)从现实超拔到未来
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所谓设计，不仅是设计现在，更重要的是设计未来。对于未来的梦想，往往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而一些富有天才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于未来的预测与设想，则往往引领我们朝着“理想国”迈进。
托夫勒在几十年前，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出一种观点，核心权力，暴力，转移到财富，从财富转移到知识。社会的运行模式，将发生巨大变化。
在某一次国际会议上，作为权力精英的李光耀，对于坐在身边，35岁即成为世界首富的盖茨，非常羡慕，他说了一句，年轻和知识，真的已经取代了暴力和权力，获得了新的威望。而如今，托夫勒的预言基本实现。
而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也不过是学者孟德斯鸠几百年前的一个设想。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见到文明的冲突，才是未来世界的最大冲突来源，而后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则印证了其当年的预想。
而无论是过去时代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毛泽东“躁动的婴儿”，当日之中国，寄托了很多先贤的梦想，亦部分实现了他们当日的设想。
未来之中国，亦值得当世之人憧憬和设想。
洞察未来，顺应未来，引领未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乃至更常时间新改革的应有之义。习总的六大改革体系，基本可以算是顺应时势之策，但是还需再进一步，为后世开启更悠远的时代之门。
(六)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变革————地方势力，民间力量及部门改革的困局与变局。
李克强说，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又要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既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当年发源于小岗村的农村改革微澜，最后却在全国形成最终大潮。
而我所知，如今被各大高校普遍实行的学分制，即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于80年代首先在武大推行，后来被教育部肯定，推行到全国。
由地方而至全国，由部门而至全局，是自下而上改革的通用模式。
如，在一些地方试行的人大代表直选，乡镇长直选，他们具体是如何变革的？碰到那些问题，如何运作成功，未来挑战在哪里？能否从点到面推广？
如，在省管县到底如何施行？
深圳的行政三分制，如何设计，如何逐步推行？
2008年以来，北部湾，海西经济区，成都及重庆经济圈的增长，都超过了以前的龙头珠三角和长三角，他们的变化在哪里？
2009年，很多传统的重工业基地，传统的中西部城市和省，非公经济都超过了50%，如，四川为52%，河南为59%，东北的哈尔滨也超过了50%，他们发生了那些变化？
再如，目前关于珠海横琴岛的开发与重建，未来哪些地方还有类似的机会？城市和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如何？
这些问题，都需要来自上层和民间、地方的双重力量的推动。
(七)从问题到主义
改革需要研究一些具体的事务，更需要研究一些社会思想，未来的中国改革，将过度上主义之争的深层次领域。
如，土地问题，医保问题，教育问题，是为典型的“问题”
如，中国是否接受普世潮流，民主是否中国必然之路，是典型的“主义”
如，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为兼备问题与主义
中国目前所欲的社会问题，未来时代的解决，都将导向中国未来时代的发展道路。
(八)改革的价值导向
未来时代的改革，不仅要触机肌肤，也要触机骨肉，更要触机灵魂。
未来时代，我们需要坚持一些的价值观。
坚持市场化，警惕权力过度干预，坚持普世价值，反对本位主义，狭碍的民族主义
坚持现代化，反对威权思想
坚持改革，反对倒退
坚持全球化，反对孤立主义。
坚持什么样的价值，不仅是国内形势所趋，亦是顺应世界潮流。孙中山曾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特别要强调的是，坚持普世价值，是近年来全社会的共识，同时，普遍价值的推行，才可以打破既得利益者以中国特色作为借口延迟改革乃至剿灭改革的意图。
(九)改革的大众立场
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带有精英色彩，乃至视改革为恩赐，目前的很多假改革，伪改革情况的出现，原因之一，乃在于立场所致。未来时代的变革，必以大众参与，大众推动，代表大众利益为特点。
毛泽东在作出《中国社会各阶层调查》之后，就已经注定了，他将是中国未来的王者，因为他找到了中国社会最强大力量的群落在哪里。而国民党，始终无法完成对于社会底层民众，对于农民阶层的利益共享，无法对其动员，注定了失败。中国未来时代的改革，亦需要找到最支持改革的群落，寻找力量的源泉，找到我们的同盟。
国内一些自由派改革家，之所以总是被民众误解，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秉持的改革方略和改革理念，并非从大众立场出发。所以，纵使最后真实的利益是指向大众，亦不为大众所喜，也无法赢得大众支持，甚至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一腔热情，为民呼吁，却发展到处处被人踢馆的困境，尤其是被他所同情的底层民众喊打喊杀，令人唏嘘。需引起老先生的严重警惕与深刻反思。比如，老先生讲，中国根本不需要保护18亿耕地红线，此言差矣，在农民土地被大片侵吞的情况下，此论不是引起农民阶层怒火中烧？为什么不改一下折中的方略，提倡土地利用的决定权在农民？虽然最终的理论推理类似，但是，道理对，语境错。前一个是无视农民，后一个是在倾听农民呼声，为农民利益代言，可赢得天下亿万农民之心，两者天差地别。还有一个流传多年的错误国策设想，即国企私有化，这是信口开河，不懂道理。国企事属全民，利益应归全民，应大力推动国企民有化，未来就是国企股权转让，也应该全民分钱，全民得利。怎么能随便就私有？将置天下万民于何地？
不能赢得大众伟力的支持，不能获得大众朴素思想的理解，再“秉持公心”的理论，均将告流产，起不到改革社会，推动历史的作用。改革继需尊重现实，更需尊重人民，不可有精英主义思维，民众才是历史的主人，尤其是在大国和穷国，更是如此。
无民众，无成功。无论摧毁性还是建设性，均需借助民众伟力，否则将势单力孤，被人绞杀。直接点，无论是数人头的改革，还是砍人头的革命，谁是多数人的对手？毛泽东深喑此理，当为前辈。革命与改革，可谓殊途同归，破坏旧有秩序，与打破既有格局一样，都有巨大阻力；开辟新的天地，与改良社会结构一样，都需时代赋予的大地安泰之力。别以为有中产阶层支持，有精英知识分子支持，有企业家阶层支持，就可以了，连柳传志自己都清醒地认识到了，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是软弱的阶层，就社会领域而言，他们都难成大器。柳传志在企业界可能是领袖，在广泛社会领域，其力微不足道。无论是投票数人头的时代，还是动武砍人头的时代，谁的阶层代表的人多，谁才是王者。但是这个简单的铁律总有人忽视，自认为精英，自认为代表真理，没用。
不能汇聚民众伟力，亦不能利用和引导民众伟力，是自由派改革家最终难成大器的根本原因。思之令人痛心，未来之改革者不可不察。一切改革大略，不可过于理想化，对于民众存在的问题，亦不可高高在上，痛心民众的不尽人意，而应理解民众，并从民众的立场出发，谋划最终的改革之策。中国新一代的改革家和人民领袖，既需既顺应时代，洞察未来，又应懂得顺应人民呼声，尊重人民利益，理解人民特性，善借人民伟力。
中国改革的成功，必在于发起大众，顺应大众，服务大众。自由派令人失望，未来需要既顺应未来，又洞察现实，同时善借民众力量的雄略之才出现。
原文发于中共中央直属求是杂志旗下求是理论网，原始文章：中国未来改革的九大方向http://bbs.qstheory.cn/bbs/thread-14530-1-1.html 根据时势变化，有新删改。
2.中国医改未来方向 篇二
1.政府大力支持发展行业自主品牌、自主创新
2012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领导干部“配车问题”发表的内部讲话》中表示:“我们逐渐要坐自主品牌的车, 现在也有了这个设计和生产, 老坐外国车观感也不好。”《2012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 (征求意见稿) 》的出台, 更加表明了中央政府支持本土汽车产业的决心, 给中国自主品牌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开创了自主汽车品牌发展壮大的新时代。
但是我们应看到, 中国汽车市场一直被合资车企主宰, 自主品牌车企的市场占有率一直较低。中外合资汽车厂商仍是国内市场的主导力量, 自主品牌汽车生产厂商仍面临有车无市的尴尬境地。
2.内资企业与合资企业由“错位经营”转向正面竞争
(1) 合资企业品牌进入低端市场, 内资企业开发中高档产品。一方面, 一些合资企业看到了中国低端市场巨大的潜力, 开始调整产品策略, 逐渐将价格下探至本土品牌车型的价格范围, 积极进入小型车低端市场;另一方面, 以一汽奔腾X80、长城哈佛H6等多款自主车型的热销为代表, 中国汽车内资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从以模仿和引进技术为主的模式, 逐渐转变为以研发为中心的生产模式, 相继进入中高档市场。
(2) 内资企业在竞争中尚存在诸多劣势。内资企业与合资企业的竞争事实上是内资企业与国际品牌企业的竞争, 尽管内资企业竞争优势已经显示出长足的进展, 但与历经百年发展历程的强大的竞争对手相比, 仍旧存在诸多劣势。研发投入明显不足, 高级人才存在严重缺口, 劳动生产率低下, 售后服务明显欠缺, 没有形成“零部件供给—生产制造—销售渠道—服务贸易”的大产业链, 而目前国内汽车生产制造商主要为国有企业, 国企面临大而不强、体制落后、监管松懈等问题, 造成国内汽车产业自主品牌综合能力落后。
3.企业在稳住国内市场的同时, 开始着眼于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1) 国内市场增速放缓。随着一、二线城市汽车保有量的不断上升, 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空气环境质量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部分城市为了治理空气污染, 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纷纷出台新政, 限制新车的购买和二手车交易, 使汽车消费市场从一线城市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转移, 中国汽车销售量明显下降。
(2) 国际市场成为新宠。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2010~2012年中国汽车出口以平均42.22%速度递增。中国自主品牌在国际上的重组并购和对外投资日益增多, 2010年吉利并购沃尔沃, 开创了国际并购的新局面, 2011年北汽集团收购瑞典威格尔变速器厂等, 彰显了自主品牌开发国际市场的决心。与此同时, 大量的内资企业开始加大海外投资, 利用他国在人力、资源、技术方面的优势, 不断地在南非、俄罗斯、印度等地投资建厂, 成为迈向国际市场的主力军。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产业未来发展战略方向
1.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 提高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
(1) “走出去”, 提高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 不断开拓国际市场。“走出去”:一是主动获得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品牌优势, 彻底摈弃“以技术换市场”的经营模式, 从获得“外溢技术”转向自主创新。鼓励中国汽车内资企业收购国际品牌企业, 从品牌、技术、管理、人才、产品开发、全球销售网络等诸多方面获得长足提高和发展, 并同时带动中国的钢铁、技术、橡胶、电子、物流、金融保险及所有其他相关产业链上的相关产业不断开拓国际市场, 实现资源共享, 共同发展。二是提高国际知名度, 开创国际品牌。中国汽车内资企业在海外国家和地区投资建厂, 从单纯依靠当地经销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转变到建设海外生产基地及营销服务网络, 并逐步开拓中高端市场, 为贯彻实施“国际名牌”的发展战略奠定重要的基础。三是中国汽车人才走出去。2014年, 时任东风日产市场销售总部副总部长杨嵩, 离开东风日产并调往日产北美区担任高管, 成为中国向海外汽车巨头输出的首个汽车高管。这次人才走出去的事件, 大大鼓舞了中国国内汽车产业的斗志, 中国汽车人才走出去需要规模化, 实现高级人才交流, 才能实现技术创新、经营管理理念的革新, 从而推动中国车企自身的发展壮大, 实现中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
(2) “引进来”, 进一步用好国内资源与国内市场。一是利用国内持续发展的市场空间, 引导外资从产品转移提升为创新过程转移。利用中国持续发展且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汽车市场引导跨国公司继续发展扩大在华研发中心, 推进中外双方采用更多地联合开发新技术等合资合作更高级的形式, 促进跨国公司从产品转移提升为创新过程转移。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技术领域, 中外双方合作前景广阔。二是继续发挥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市场优势, 探索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经营模式。2014年东风汽车与PSA签署了框架协议, 在中国建立全价值链的研发中心, 从事汽车新技术、新产品的联合开发研制, 并且双方以对等股比成立海外销售公司, 负责PSA、神龙汽车公司产品在亚太市场尤其是东盟的销售和服务业务, 并在其他海外市场进行协同开发销售。东风不仅成为首个入股大型跨国汽车公司的中国车企, 同时还将获得完备的核心研发技术, 开创了引进优势企业合资的新形式。
2.整合“大产业链”, 构筑新的竞争优势
(1) 大力发展零部件企业, 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汽车产业由大变强、融入全球创新体系, 必须大幅度提升零部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是提高零部件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 加快零部件产业技术创新。二是注重人才培养, 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 保护自主知识产权。三是鼓励企业间的兼并重组, 提高零部件产业集中度。四是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建立创新合作机制, 形成“共生”体制,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
(2) 发展服务贸易, 培养自主品牌发展优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国际间贸易交流频繁, 服务行业更是未来企业发展的核心环节, 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汽车服务贸易模式, 提升品牌的认知程度, 打造全球一体化服务模型, 提升自主品牌的国际竞争力;实行强强联合, 汽车大集团通过兼并重组和行战略性投资, 集中优势资源, 构筑本土竞争优势;在销售和服务渠道方面, 要处理好自有渠道与经销商的关系, 避免渠道的冲突, 并主要开发网络销售等服务, 进一步迎合国际市场的需要。
(3) 整合“大产业链”, 提升企业综合实力。本土企业要注重整合“零部件供给—生产制造—销售渠道—服务贸易”大产业链, 特别要在产业链下游, 在渠道终端建立起自身优势。通过汽车服务贸易能够直接与终端消费者建立联系, 更快速的反应市场的需求, 提升市场占有率。
3.在与国际品牌的竞争与博弈中, 提升企业竞争力
(1) 创新体制机制, 注重内功修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颁发, 进一步明确了坚持改革统领的原则, 坚持市场化原则, 推进制度改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追求制度创新, 在给予大型国有企业资金、政策支持的同时, 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创新竞争力, 加大兼并重组力度, 激发国有企业自身的活力, 真正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民营企业在自身制度和管控系统方面存在较大的灵活性和较宽泛的活动范围, 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适应市场的能力, 在市场需求旺盛阶段创造了良好的效益。但是随着市场需求的转变, 民营企业过去依靠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已不适应企业未来的发展, 也需建立一套全新的体制机制, 寻求新的合资合作机会, 以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中国档案管理体制未来改革方向 篇三
【关键词】档案；管理体制；改革方向
当前我国采取的档案体制管理主要是“局馆合一”，这种体制在机构定位、属性、面向对象、价值取向、工作职能、运行机制等方面都不同。
在机构定位上，档案局是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各级档案馆是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在机构属性上，档案局是政府在档案事业中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档案管理机构，具有官方性；档案馆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场所，具有公共性；在面向对象上，档案局对各类档案馆、档案室等组织中从事档案工作人员进行行政管理；档案馆是公共服务型机构，主要面向国家、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对国家和社会有价值的档案信息。在工作职能上，档案局主要是以法律和行政为手段，进行档案行政执法，档案馆主要是接收保管档案，以提供档案服务为目的；在机构运行机制上，档案局的管理在横向上应该与本级政府的管理保持一致，在纵向关系上，接收上级档案局指导的同时也对下级档案局进行监督与指导；对档案馆的管理应尊重独立性的發展，两者之间应密切合作。
鉴于以上不同，对各自发展应区别对待，但并不是推到现行档案管理体制，重新构建，而是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内进行。
一、档案局——规范化、法制化的档案行政管理主体
档案局作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发展方向，建议今后将档案局明确定为具有独立行政主体资格的档案行政管理机关，这可以从三方面体现。
1.机构定位上——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档案行政执法主体
国家档案局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制定部门规章、依法行政查处、行政监督与业务监督等行政执法职能，这就赋予了其行政管理职能。档案法律、法规中应明确将档案局定为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属于政府行政序列档案行政执法机关，而不应定性为事业单位。
2.执法上——变被动执法为主动执法
档案局应按建设宏观管理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从具体的业务工作脱离出来，把档案收集、保管、提供利用等职能交给档案馆，把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真正渗透到社会公众中，而非仅仅陷在政府范围内；作为行政执法部门，应主动执法，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法，不应因某些部门是自己的上级或与利益密切相关的部门模糊执法，被动执法，以致影响依法治档。
二、档案馆——文化的、公共的事业单位
在未来事业单位改革上，提高档案馆的公益服务水平和满足社会生存和发展共同需要为发展目的，逐步将综合档案馆建设成新型的公共文化服务型的事业单位，以保证社会成员能平等获取和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促进档案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在今后档案馆的发展方向可以朝以下几方面发展。
1.用户至上导向。“用户至上”是指以尊重用户、满足用户为目的，要求从用户的需求出发，优化自身机构与资源，帮助用户消除使用档案时的心理顾虑，以高质量的服务满足用户对档案信息的需求。因此档案馆及其工作人员应充分考虑到不同用户需求，以档案利用者利益出发，不断丰富自身馆藏，运用现代化技术创新服务手段优化档案资源，为档案用户提供档案信息服务。
2.文化导向。档案馆所保管的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各种活动时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它包含了社会中各个方面的文化信息，是历史文化遗产。档案是人类活动的文化积淀，是一种文化财富。
3.工作人员职业化导向。所谓“职业化”是指工作状态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从业人员在知识、技能、观念、思维、态度、心理上符合职业规范和标准。档案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必须有专业的档案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以及职业道德。但目前，很多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学历不高且非专业，从而导致档案馆服务效率的降低，更有甚者影响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形象。
4.经费来源多元化导向。据有关数据统计，在2000年，我国对档案馆事业建设的投入经费为2.3亿，到2008年，全国的档案馆事业经费已涨至近6.7亿，是2000年的近3倍，由此可见，我国档案馆经费投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这远远不能满足整个档案馆事业的发展。因此，除了国家财政的投入，还应该从其他渠道筹集档案事业发展经费，以实现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参考文献】
[4]张国庆.公共行政学（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陈兆祦.档案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6]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2]孙雷.关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法律地位[J].北京档案，1997（9）
[43]贺凯.论新中国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与改革[J].档案与建设，2009（4）
4.中国医改未来方向 篇四
摘要：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在未来将面对用人成本逐步增高现象，管理模式也将从粗犷型转为精细化，而现场管理机制也必然在信息化的支持下转为非现场管理。中国企业需要分析市场机制对人才流动带来的影响，推动企业人力资源的精细化分工管理与非现场管理，最终以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促进企业效率的提升，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企业非现场管理精细化分工
中国重新认知并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时代人事管理思维的影响，中国企业特别是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时，仍然出现传统人事管理机制中的弊端，如人浮于事或激励缺失等。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社会原始资本累积已达到一定程度，企业所拥有的技术与管理将决定企业在市场的适应性，意味着企业不仅要改革现有的生产技术，并且要深入企业内部进行管理革新。人是企业最为关键的生产力要素，无论是熟练工人或者是技术人员，都会提高企业劳动生产效率。因此，企业不可忽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国企业虽大多已意识到企业人力资源的关键作用，但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者陷入人力资源管理困境中。大部分企业通过设立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相应规章制度以及运用激励手段等实现对人力资源的控制，虽然在初期有一定的效果，但模式僵化.缺乏弹性.业绩至上等问题削弱了本应具备的管理效力。因此，针对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改革，特别是围绕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思考，将有助于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
1非现场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与发展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手段主要采取现场监督与管理的方式，通过设立专岗，由专员负责现场控制。然而，非现场管理已经逐渐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手段。
1.1现场管理的弊端：冗费与冗员
在工业1.0时代，企业运用现场控制或监控摄像头对流水线工人进行监督与管理是一种普遍手段，这的确也有助于实现对流水线产品的品质把控.生产过程约束等。但是，这种现场管理手段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一定的弊端。
首先，企业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现场管理中，容易滋生冗员.冗费等现实问题。现场监督专岗在施工类企业一般为监理单位承担，但对于大多数流水线生产企业而言，现场人员管理价值正逐渐降低，特别是现场管理的员工工作质量与产品品质把控的效果也逐渐降低。
其次，企业在采取现场管理的过程中，容易造成被管理者的抵触情绪。在管理学中霍桑实验所呈现的结果里，员工的行为不仅受到货币薪酬的影响，也会受到心态和精神状态的影响。现场管理虽然能够有效观察员工行为品质问题，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转变成对立关系，如果企业现场管理的具体实施者缺乏对被管理者的情感关怀，容易造成员工抵触情绪或员工流失等。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可看出，员工选择离开原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包括员工内心感受到压迫感，而现场管理所产生的心理压迫远比执行指令.间接管理等行为更明显。
1.2非现场管理的特点：基于信息化的心理边界约束
非现场管理是一种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对人力资源传统现场管理模式的革新，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非现场管理是一种依靠信息化技术发展而来的监督管理模式，在信息化技术支持下，企业实施对人员的监督与控制不需要依赖现场管理，可以采取各种现代通讯手段进行品质控制与行为监督，这也让企业解放了传统现场管理的人力与物力。对于大规模企业而言，由于统一生产已经逐渐被分散生产取代，当代企业普遍的点式分布模式，决定了信息化的非现场管理更加便捷.高效。
其次，非现场管理对员工的心理边界效应更加明显。非现场管理趋向于无形规则边界，如现代化交通管理中的摄录取证方式，不仅比传统的现场取证更加高效，而且无形管理更容易让员工形成约束自我的自觉性。工业2.0时代的企业也不同于传统产能结构中的企业，面对的员工知识水平远比传统制造业更高，在品质控制与管理上，需要采取心理边界的模式。非现场管理不仅维护了员工的尊严，更维护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避免现场管理.现场指正对员工自我尊严的挫伤。
1.3非现场管理的运用：长远性与非正式群体引导
在实施非现场管理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该考虑从以下方面提高运用效益：
第一，非现场管理着眼于员工行为中的长远性影响行为，短时间行为管理不应纳入非现场管理的运作范畴。当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有更高的战略视野，因此实施非现场管理行为要避免抓小放大，特别是管理价值不高的短期行为，管理者不应过多采取规章制度等进行约束。非现场管理要抓住员工典型行为.典型特征，对管理价值较高的行為范例进行内部分析.研判，对影响组织绩效.工作绩效等员工行为进行分析。这种非现场管理不是纯粹纠正员工行为，而是在于维系企业的长远发展，对员工懈怠.消极的行为要追溯其形成因由，拓宽非现场管理的范围。
第二，非现场管理应考虑群体行为分析，对非正式群体的非现场管理与介入，应采取细致的成因分析，并且将非正式群体的行为进行合理引导。任何组织都普遍存在非正式群体，群体形成可能与爱好.语言.行为.学历等相关，在实施非现场管理过程中，此类群体往往是管理盲点。因此，企业实施非现场管理中，不应完全割裂基层与管理层的联系，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不能盲目依赖信息化通讯技术，需要及时采集基层群体信息，了解非正式群体在企业的行为.情感动态，才可以在非现场管理中，对员工动态及时捕捉，并以预见的方式纠正不当群体行为，并借助群体行为塑造管理者形象。在相对成熟的企业管理模式中，非正式群体所塑造的管理层形象，其影响力.信任度更高，也能真正从员工心理层面实施非现场管理。
2精细分工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影响与运用
在中国市场化经济发展初期，大部分企业在人力资源选用上普遍采用泛化管理.泛化运用以及泛化评价的方式，在早期，这种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确节约了用人成本，然而在用人成本边界效益的红利消失后，这种宽泛的人才选用机制逐渐淘汰，社会化的精细分工要求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注重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因此，人力资源管理需要打破传统实践中缺乏专业.具体以及职业化的规划.选用方式，从社会化大分工背景下考虑人员合理分工和调配，塑造个性化与适应力强的人力资源架构。
2.1人员泛化管理的问题：人才的被动执行
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最常见的误区就是人员泛化管理，这种管理思维是从计划经济乃至于封建时代延续下来的落后模式。在泛化管理的视野中，企业人员的个体价值被极大贬低，人员是组织的附庸，而没有独立的思维，永远是执行者。最为典型的泛化运用方式，无疑便是几乎任何非专业技术类岗位，都可以随意调配人员执行，只要服从管理层的意志，就可以胜任任何工作。这种忽视人员主观能动性的管理方式，剥夺了大多数岗位的专业性，传统的企业人事管理也正是出现了“兵即是将，将即是兵”的思维，影响了各种不同岗位员工的积极性。
员工被动打断主岗位工作，而必须即时服从完成协助工作，并且本末倒置，让协助工作成为主体工作，这些严重影响了员工的专注与职业化发展。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最突出问题正是人员管理混淆不清，缺乏岗位主体定位。人力资源管理原则上强调定员.定岗.定责，然而大部分中国企业仍然是岗位与责任混淆，研发部门.市场部门.管理部门等不同范畴的岗位边界模糊，缺乏明确的专业安排，也就彻底削弱了企业的专业性。最终，这种人员泛化管理的企业，必然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员工的流失率也不断攀升，随后慢慢瓦解。
2.2分工专业化：现代管理语境里的人力资源价值
专业化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在适应时代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管理理念，其最终服务于企业的精细分工。精细分工并不是企业对员工强制归责，而是《论语》中引用《国语》的“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对具备特定专业能力的员工安排在合理的岗位范畴中，这样有助于员工专注地完成工作。
在甄别员工的专业技能和职业能力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不应只是凭借对职业资格证书的认定与分析，还需要分析人员的实际运用能力.创新能力等。因此，在现代专业化人才管理的`语境中，人力资源管理应该打破封闭的知识体系，创新管理知识，对人才的素质特征应有更多元化的验证与判断方式。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的正是对人才专业性的充分研究与分析，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细化人才分析的方式，从招聘.选用.内训等层面强化人才队伍的专业性。在实践上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第一，人才角色定位与调整。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员流失往往与其在企业内角色失败有密切的联系。企业内的人才定位实际上都是属于角色定位，任何的员工在企业的管理语境中都承担一定的岗位职责，然而在精细化分工的条件下，每一个专业岗位的员工在企业内都有各自的角色定位，以角色的价值定义自身在企业的价值。这种角色定位行为，不仅体现在其岗位技术的专业性，更体现在其岗位成就感.责任感等。一旦员工认为自身角色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都可能挫伤其劳动积极性。一线员工和基层员工的角色失败是最容易发生的，而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如何鼓励.支持员工寻找合适的角色定位，正是人才管理过程中突出其岗位特点与优势的关键，员工认定自身角色趋于专业，其自尊需求得到满足，人力资源也更为稳定。
第二，人力资源架构的顶端设计过程中，对人才专业结构应合理考虑与安排，维持更稳定的人力资源架构。现代企业实施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人员流失是常态，但专业人才流失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企业在考虑人才专业化管理时，应密切联系企业发展实际，从企业中长期发展角度强化人力资源架构的顶端设计。不同类型人才的归属和定位，需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进行谨慎决策与考虑。维系企业人力资源结构稳定的要素，不仅体现在企业的薪酬条件与福利上，还体现在企业在人才结构设计初期的全盘考虑，包括用人成本.专业需求以及全面系统的人才培育计划。因此，选用专业人才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精细化发展中的目标之一，但比选用更需前置考虑的正是结构的细化与安排。
2.3精细化分工的基础：需求层次的满足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实施精细化分工时，必然面对专业人才对分工的抵触，或者人才企业内流动所产生的流失风险等。从表面看，人才在企业内分工变动与流动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是货币薪酬与福利问题，但从当代企业人才心理变动机制上看，主要是员工基层心理需求未得到满足，在价值观上，员工与管理者产生严重错位。企业员工与管理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正式群体，但在利益上未必完全冲突，但各自需求阶段不同，其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也不同。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可以看出，个人的心理与行为选择，与其需求层次有着密切联系，过去所获得的货币薪酬.情感关怀等产生的主观快乐情感体验会很快消失，而下一需求层次尚未满足的紧迫感自然转化成为压力。虽然员工的个人不同需求层次之间边界是模糊的，但是员工对需求的满足却是无形中影响其行为实施与选择。如果企业在精细化分工过程中忽视对员工需求的回应，就可能造成人员的流失。从需求层次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源的精细化分工发展趋向，其满足途径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员工个人需求的观察与引导。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精细化分工实施之前，就应该对员工有足够的观察，这种观察包括接触性观察.非接触性观察，观察的实施者可以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也可以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通过间接.非正式的途径掌握与理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不应纯粹以业绩.执业资格等量化指标考核具体人才的专业性，而应该考虑员工个人需求与个人满足机制上的思维特点，从而迎合员工需求，设计更加贴近员工的精细分工模式，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引导员工服从集体意志，做到“人尽其用”。
第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精细化分工中，对员工需求的回应与满足。企业在有限的货币支付能力以及有限的产能规模内，必然无法彻底满足员工的一切需求层次，至少无法满足全体员工的一切需求层次。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对员工需求的彻底忽视。因此，企业需要制定一种需求回应机制，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企業人才的心理需求趋向合理进行介入与分析，及时回应人才的需求。这对于专业化.精细化的人才运用体制上看，是企业对人才的合理尊重，更是从一定程度上平衡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关系，有利于员工与企业管理者在价值观层面逐渐趋于一致。
3结束语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方向是多元化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成本会逐渐提高，企业的竞争也会逐渐演变为人才竞争。企业在当代的人才管理语境中，不仅要考虑如何吸引优秀人才，更需要考虑如何留住优秀人才，如何维系良好的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实现利益均衡.价值一致，才能达到企业与人才的共同进步。因此，长远的发展过程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需要从人才架构.人才需求回应机制等方面进行细化与优化，实现人才的专业化管理与非现场性管理，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参考文献：
[1]张冉，玛瑞迪斯·纽曼.情绪劳动管理：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5—21.
[2]聂会平.动态环境中的人力资源柔性与企业绩效——基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框架的实证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14—120.
5.未来的方向 篇五
2010年5月14日晚五点半，我们准时到达药学院第三阶梯教室，通过多媒体听取“大学毕业生建功立业先进事迹报告会”。
报告会首先由清华大学2004届毕业生，覃文强做报告。覃文强毕业于清华水利水电工程系，现任南京军区某部连长。他是全国首届国防生，毕业后在南昌陆军学院任职培训，带领战友们“奋勇拼搏，永争第一”，赢得了“演习先进班”的荣誉。后分配到南京军区某团任职，23岁时被任命为全集团军最年轻的连长。他牢记清华“自强不息”的校训，苦练军事技能；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创新基层官兵训练手段，带领连队技术骨干攻关技术难题；谨记军人职责，参加了“赴江西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等抢险救灾任务，多次受到各种嘉奖。他喊出了“青春正步走 无悔军营路”的口号。虽然我们没有亲临那激动人心的现场，但覃文强献身国防、勇于拼搏、乐于奉献的故事赢得了我们的阵阵热烈掌声。他的事迹给了我们很大震撼，让我们意识到新一代大学生不仅要有拼搏精神，更应将服务国家社会的奉献精神发扬光大。
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现任江苏省射阳县新南村党总支书记的郭碧玉扎根农村，是第一届的大学生村官，她说她愿意做一只村民致富的“领头雁”。她牵头全村成立村里第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各处筹集资金，攻克技术难关，带领村民养鸡致富。
费宝莉，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孩子，一个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计算机系的理科生，一个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朝阳小学支教的女校长，她没有向其他同龄的女孩子一样，画着妆，买买漂亮的衣裳，她把她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76个孩子身上，她给他们梳头发，她教给他们把字母歌唱，她和孩子们一同在奔向理想的路上。
华中农业大学98届毕业生师智敏是地道的农村娃，毕业后选择农村作为事业的起点。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利用专业技术创业成功，现在已经是湖北天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讲述了创业路上的艰辛和失败，但勇气和智慧、创新与超越的精神让他用自己的辛勤耕耘，走出一条高档水果和有机水果的成功大道。师智敏不忘父老乡亲，牵头组建了咸安区果业协会，手把手地给当地果农传授水果种植的程序和技术，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杭州每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方毅和自己的团队研发出手机数据备份器，创业的同时不忘振兴国家科技。
毕业于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黄贵军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目睹一位早晨还活蹦乱跳的8岁小女孩晚上就因患急性阑尾炎而夭折后，他立志要改变乡亲们落后的观念，提高当地医药卫生水平，志愿服务期满，他留在了贵州省绥阳县黄杨镇工作。与那里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在一起，用自己的力量为贫穷落后的乡村医疗事业做贡献。
这几位毕业生自主创业的事迹让在场的大学生深受鼓舞。他们让我们懂得了理想信念的重要性，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支配和左右人们活动的精神动力。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深入开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观.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确立了共同的理想信念，才会有强大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共同的理想都是事业取得胜利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当今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越来越围绕人才和知识竞争展开。以人才培养为突破口，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培植和发展知识和科技创新能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大学生是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群体，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比较系统地掌握了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现代专门科学知识，是未来知识和科技创新的主体；而且拥有较系统的现代管理科学知识，毕业后将成为各部门或单位的骨干。当代大学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同学们都说：“今天的报告会收获很大，他们的先进事迹给我们极大的精神鼓励。我们是大学生，但我们也能扎根基层，也能干好。到基层，要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更要沉着，耐得住寂寞，他们是学习的榜样。” 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大学生在农村大有用武之地”，“在基层完全可以找到实现自己理想、价值的广阔舞台”。他们用他们平凡的语言、真实的经历震撼了每一位听讲者。他们的足迹，将引领在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激励大学生努力实践、奋勇争先、多层次多领域实现人生价值，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6.大学生未来就业方向 篇六
2你认为专业知识对未来就业的有用程度
A很有用B不太有用C一般D说不清楚 3是否打算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
Ａ从事Ｂ不从事Ｃ现在还不清楚
4所选就业单位
Ａ国企B企私企C外企
5是否会选择自我创业
A会Ｂ不会Ｃ不清楚
6是否有过创业意识
Ａ有过Ｂ从没考虑过
7未来收入期望（大学刚毕业）
Ａ1000元以下Ｂ1500-3000Ｃ3000-5000D5000元以上 8未来就业地区
Ａ一线城市Ｂ二线城市Ｃ回家Ｄ没考虑过 9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是否有用
Ａ有用Ｂ没用Ｃ不是特别有用不过还可以 10现在是否在了解相关就业信息
Ａ经常关注B从没了解过C偶尔了解一下11通过 哪 些途径了解就业信息
A图书馆B上网C同学、朋友、家人推荐
12你觉得大学是否需要为 以后就业做准备
A需要B不需要C没考虑过
13实现职业目标是否重要
A重要B不重要C没想过
14能否准确认识自我A能B不能C没必要自我认知
15如果父母要你选择你不喜欢的职业你会接受吗A接受B不接受
16你认为职业是
A因为喜欢而做B因为做而喜欢
17你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选择一个可以解决就业问题的工作么 A愿意B不愿意C没考虑过
18对你就业方向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19、对于学校的就业指导，你最希望获得哪方面的信息呢？
7.中国医改未来方向 篇七
一是我国动画播出市场被“洋动画”长期占据。长期以来, 我国的电视台依赖进口动画节目, 进口动画节目更是曾一度创下90%的市场占有率。由于外商采取交换、低价出售、甚至免费赠送的进攻战略 (进来的大多是赢利过的老片子) , 不但轻松拿下了我们的市场, 而且还在价格上造成了所谓“约定俗成”的恶果:电视收购价格一直在极不合理的水平上徘徊, 严重阻碍了国产动画业的发展。
二是我国动画产品和衍生产品空间被“洋动画”和其衍生产品严重渗透和侵占。动画片市场分为三个层次:动画片本身的播出市场、卡通图书和音像制品市场和卡通形象衍生产品 (服装、玩具、饮料、儿童用品等) 。在国外, 这种“制作-播出-衍生产品的开发”已经形成非常成熟的产业链。在这一链条上, 动画片只是一个环节, 真正获得利润是靠衍生产品的开发。但是在我们的市场上, 热销的卡通读物大多是舶来品或其翻版;文具、玩具、儿童服装、电玩以及娱乐网络市场等衍生产品市场到处都是洋品牌的踪迹。据统计, 目前我国3亿多儿童每年的玩具花费在500亿元以上, 但实际上国内每年只能产销相当于80亿元的玩具, 余下部分全部被洋玩具占据。
三是我国的动画教育偏移本土文化。从我国的动画片市场来看, 美国、日本、韩国的居多, 各国动画片都蕴含着本国提倡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并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吸引了大批的青少年观众, 成为其忠实受众和产品消费者。据统计, 在中国青少年最喜爱的动漫作品中, 日本动漫占60%, 欧美动漫占29%, 而国产 (包括港台) 动漫只占11%。我国动漫产业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但是80%的孩子喜欢的卡通人物都是美少女战士、名侦探柯南、奥特曼等这样一些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洋卡通形象, 很少有我们民族自己的英雄。许多中国传统文化, 本应该是在本国动画中学会, 但我们的孩子们许多都是从日本的动画片中知道的。如在《中华小当家》中体现的中国食文化、在《聪明的一休》的斗智情节等, 这不能不说明当前国产动画的文化内涵问题。孩子们在这种非本土文化的熏陶下, 已经越来越远离生身土壤的养份了。
二、中国动画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是受众群体定位不准。现今带动世界动漫的主流是日本动画。日本动画的观众群体很广泛, 除了一些限制级的动画之外, 基本上是全年龄都适合看的动画片。而中国动画相对来讲观众群比较单一, 消费群体一般主要是以4-13岁的儿童为主, 适合13岁以上年龄的青年观众观看的动画基本上没有。即使是有一些开明的动画人知道青年动画市场有多大潜力, 也由于力量单薄而无缘这个市场。
二是产业政策支持不到位。我国的动画产业由于定位不清导致长期处于边缘位置, 加之国内动画产业起步较晚, 难以得到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和促进。随着国家对动画产业的发展关注, 2000年3月起国家广电总局陆续出台相关措施扶持国产动画产业。为了给国产动画片腾出最好的空间, 广电总局规定, 从2006年9月1日起, 每天在17时至20时的黄金时间, 所有电视台的动画频道、少儿频道、青少年频道、儿童频道看到都将是国产动画片。可见国家扶持国产动画产业的力度在不断加大。
三是国产动画片需求缺口巨大。广电总局2004年的统计表明, 动画市场每年缺口高达25万分钟左右。仅以北京电视台动画频道、金鹰卡通频道和上海炫动卡通频道等三家卫星动画频道为例, 如果三家动画频道每天播出18小时, 国产动画片播出时间达到广电总局要求占该频道总播出时间的60%计算, 全年所需国产动画片时长就达709560分钟, 但据了解2005年度全国动画制作单位经审查批准立项的剧目总长度仅为226585分钟。而且, 在国家政策的不断推动下, 全国少儿频道和卡通频道正不断扩容。
四是动画创作的资金不足, 市场回报率过低。我国投入动画片创作资金的主要渠道一般有两个:一是中央电视台每年投入3000万元;其次是来自民间的资金每年投入5000万元。要想满足目前国内电视台的播出需求, 国产动画片的制作资金需求大约是上述投入的十多倍或几十倍, 这么大的资金缺口, 仅靠国家投入或事业拨款是不现实的。而动画又是一个投资大、回收周期长的产业, 难以获得资本青睐, 民营动画制作公司数量虽多, 但规模都不大。
五是国产动画内容匮乏, 质量普遍不高。从总体上看, 国产动画节目受欢迎的程度并不高。像央视动画制作中心的《西游记》、《哪吒传奇》、《我为歌狂》等受欢迎的精品动画只占极少数。目前大量的国产动画一般重形式轻内容, 只注于画面优美, 制作技术高超, 但内容空泛, 故事情节明显低幼化。而且配音、音效较差, 往往一味模仿国外动漫, 动画形象创新不够, 没有鲜明的个性和吸引力, 丢失了民族特色。
六是动画市场混乱, 产业链不流畅。首先我国的动画市场转轨尚未完成, 市场运作起步较晚, 缺乏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 整套产业链还未形成。目前国内动画的制作、发行、品牌推广甚至衍生产品开发均由同一公司完成, 而在国外, 其中每个环节都有专业企业去做。其次市场混乱造成动画片投入与产出比例严重失调。再者盗版市场严重阻碍了动画及其衍生品市场的正常发展。中国许多动画公司是靠替外国进行加工制作动画片成长起来的。许多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动画如《犬夜叉》《浪客剑心》《棋魂》等大部分的加工程序都是在中国一些动画公司进行的, 这种“纯”加工制作, 使产业结构出现了中期生产较强, 前、后期生产薄弱的状况, 使属于自己的优秀原创动画作品少有出现。
摘要：当我们还沉浸在我国动画的辉煌历史中时, 而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 早已将动画作为一个产业加以培育和扶持, 并逐渐渗透到中国市场,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时的中国动画界才认识到, 动画已经不只是电视、电影和图书, 而是一门综合性的现代化大型产业了。由于不了解市场运作的规律, 中国动画企业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市场运作, 中国动画没有形成“产业链”, 于是象孙悟空这样的优秀国产动画形象几乎定格成了中国动画的一个历史情结。如何从产业的角度促进我国的动画业快速发展成为摆在所有中国动画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8.再议医改市场化方向 篇八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需要民间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医改的重点在于打破以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医疗体系，扩大社会办医规模，通过医生的职业转型和事业转型，实现分级诊疗
近期，“魏则西事件”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引发了方方面面的探讨，如监管存在哪些漏洞、竞价排名乱象如何规范、法律制度如何完善等。特别在医疗改革领域，“魏则西事件”后，一些人认为，以莆田系为代表的民营医院伴随医改市场化出现，社会资本进入医疗产业存在诸多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不是该归咎于医改市场化？日前，《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国恩。
解析“魏则西事件”
中国经济报告：近期，“魏则西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人们热议，你如何看待“魏则西事件”？
刘国恩：我认为，“魏则西事件”一方面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另一方面此事件有利于我们全面、客观、深刻地审视和反思中国目前的医疗体系，从而推进医疗体制改革。
各方对“魏则西事件”有不同看法。百度、莆田系、武警二院都存在一定责任，从对这些责任的反思中，可以透视出未来中国医疗改革的方向。但我认为，这些责任不是导致魏则西死亡的关键因素。首先，魏则西患的是肿瘤晚期疾病，基于现有的手术、放疗、化疗等医疗手段，这种疾病基本上无法治愈。所以，他在生命的后期只能去寻找有一线生机的救治方法，于是在百度上找到细胞治疗法。目前，这种方法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是一种新的处于探索阶段的肿瘤治疗方法，但结果是不幸的。其次，百度对商业机构收费排名的行为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全球大多数搜索引擎公司都是如此，但会区分并标明付费广告排名与基于市场评析的排名。再次，莆田系医院在为魏则西提供医疗服务时，可能存在放大治疗作用、误导魏则西就医的行为。这涉及到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信息扭曲等问题。武警二院这类公立医院是否要继续外包科室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事实上，公立医院科室外包本身没有问题。有些科室、技术、科研人员仅仅依靠自身去建设可能会成本大、周期长，通过与社会力量的结合可以使科室、技术发展得更好、效率更高、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服务。但外包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贪污、浪费等行为，是需要监管的。
反思“魏则西事件”，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医疗过程中所涉及的各方，如何在未来把服务质量、效用、管理做得更好。我们需要冷静、全面、客观地审视这些问题，而不能完全否定或片面肯定当前的医疗改革方向。
中国经济报告：在“魏则西事件”中，民营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都有一定的责任，政府应该怎样完善对医疗体系的监管？
刘国恩：就“魏则西事件”来看，民营医院莆田系和公立医院武警二院都负有责任。首先，莆田系作为一个商业机构，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条件和发展契机需要与武警二院合作办医。其次，武警二院的科室外包，是否存在变相的利益输送，是否存在将武警二院的服务平台廉价转移到个人的问题，这就涉及法律层面，如果数额较大就构成了犯罪。因此，通过“魏则西事件”，我们可以吸取两个方面的教训：第一，如何监管民营医疗机构；第二，公立医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将科室外包出去来交换自己的利益。
我认为，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向现代医疗机构转型，把能够留下、应该留下、必须留下的公立医院留下来，而把不应该留下来的公立医院社会化。中国公立医院占整体医疗体系比重偏大，存在管理效率低下、管理成本高等问题，让国有资产为社会办医提供支持，让第三方机构进行公开透明的全面评估，更有利于管理中国庞大的医疗体系、有效解决医疗拥堵问题、减少国有资产流失。
医改重点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指出中国公立医院改革提出的分级诊疗目标是找准了靶点，你现在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吗？
刘国恩：目前，中国医疗体系是以公立医院为中心进行资源配置的体系。这个体系导致大医院基本上垄断了整个医疗市场，技术、财务和人才等都高度集中在大医院，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看病难、看病拥堵现象。事实上，大医院不需要提供所有的医疗服务。“医院”在现代医学的定义是指提供住院服务的固定场所，换句话说，医院是专科大夫提供住院服务而非全科大夫提供非住院服务的平台。绝大多数患者需要的只是门诊治疗，需要住院、会诊、手术服务的患者才到大医院找专科大夫治疗。但由于中国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医院，导致人们很难在自己家门口接受全科医疗服务，而不得不到大医院排队。如果能把门诊服务转到社区平台，就能实现人们在家门口就医。“社区平台”是指大量医生开设的社会诊所。具有分散、广泛、方便就医的特点，是民办医疗的核心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正是要通过分级诊疗来实现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中国医疗体制改革需要民间和社会的力量，需要社会资本的参与，应该扩大社会办医规模。一家民营机构做了不正确的事情，并不代表整个行业都应该被抑制发展或逐出市场。民营和公立医疗机构都有好坏之分，如果因为“魏则西事件”就认为要限制或阻止民营医院和社会办医的发展，这样的观点与医改的政策和解决问题的方向背道而驰。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避免再次出现魏则西式的悲剧？政府应如何推进社会办医规范发展？
刘国恩：我认为，民营医院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但它并不是天生就不行。很多国家或地区，比如，英国、美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民营医院口碑比公立医院更好。医疗机构的品质好坏不取决于私立还是公立，而是取决于医疗机构所处的市场和制度环境。
社会办医是中国近几年才提出的改革方案，因此，中国民营医院发展的时间短，规模、品牌、质量都比公立医院弱。应该看到，民营医疗机构发展不足是现行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魏则西事件”中的莆田系令人不满，但莆田系之所以会找武警二院合作，正是因为武警二院作为公立医院有更好的条件、平台和品牌，这反映出民办医疗机构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从根本上看，这正是中国医疗市场没有完全开放的结果。民营医疗机构所处的市场条件不公平、不公正，导致它们只能寻找不正当的机会生存下去。
实际上，中国基层医疗机构的数量非常庞大，乡镇卫生服务中心远比公立医院的数量多，但看病的患者仍然不多。这表明，仅仅有机构存在是远远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医务人员、平台、技术、医保等资源配置水平。比如，在土地、用电、用水方面，对公立医院有很多优惠政策。如果政府能够给予民营医院同等价格的生产要素，民营医院就能缩短与公立医院的差距。
因此，中国政府需要推出市场准入、监管、保险、融资等相关政策，促进社会办医，改变医疗资源扭曲的现象，让医生走出大医院在老百姓家门口开办诊所，搭建民营医疗服务平台。政府只有给民营医院提供与公立医院一样公平的竞争条件，才能使之健康发展。
医改障碍
中国经济报告：反观中国现行医疗体系，你认为阻碍医改的主要制度障碍何在？
刘国恩：中国60多年来的医疗体系是以公立医院为中心进行资源配置，医务人员拥有医院的事业编制。这样一来，医生倾向于到规模更大和级别更高的公立医院供职，民营医院很难吸引到优秀人才。这些政策阻碍了基于医生自主执业的初级全科医疗目标的实现。
大部分大夫在大医院成为专科医生的现状与实际医疗需求越来越脱节。过去中国传染性疾病还比较多，人们去大医院接受集中诊疗比较有效。但现在疾病的构成发生变化，高血压、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护理的疾病增多。事实上，这类疾病的诊断非常明确，不需要去大医院挂号、排队、住院，而仅仅需要医生提供长时间的管理和看护。因此，这类患者完全可以在医生开办的社区全科诊所接受服务。从数量上看，中国每年的住院服务仅占整个医疗服务的10%。所以，随着医疗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医疗服务供给侧也应进行改革。改变医生的构成，让200多万大夫逐步从专科大夫转变为全科大夫。
中国医生大部分是专科医生，这是历史和制度造成的结果。第一，医院在进行收入分配时，医生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基本工资+奖金，大医院的奖金一般是基于每个科室对整个大医院的贡献大小发放，由于全科科室的创收很少，提供全科服务的科室就越来越不受医院重视。第二，中国医生大部分在事业单位性质的大医院工作，职业发展要在体制框架内向前发展，仅靠临床水平、品牌和口碑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看重医生发表文章的能力。这就引导医生把重心放在研究尖端、疑难、罕见病症等前沿问题。医生如果提供全科服务，研究的是感冒、发烧、拉肚子等小问题，必然难以发出高水平文章。
所以，中国医疗体系改革中需要理顺医院和医生的关系，让医生从大医院解放出来，到社区和基层提供门诊服务，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事实上，医生的事业发展依靠自己的服务平台会更好，收入也会更高。那时，大医院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拥堵，也就不会存在号贩子现象。
具体来说，关于医生的改革需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下得去，让医生变成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人、社会人；第二，要留得住，目前，医生是由医院分派到基层诊所，而不是为自身事业发展，所以，很难留得住；第三，要用得上，医生要进行职业转型，从专科大夫转型为全科大夫，医院则要大力养全科医生，加快建立全科医学体系，为中国医疗体系转型提供必要的医生资源。
倒逼医改提速
中国经济报告：国外民营医院有哪些比较好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效仿和借鉴？
刘国恩：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主导办医的代表是英国，实行全民医保，即老百姓看病就医不需要保险，由政府买单。当然，一些特别昂贵、不在政府购买清单里的药品或者特别紧急的手术，患者需要自己掏钱或去私立医院。
英国的医疗体系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门诊服务，即全科医疗服务，也就是不需要住院的服务，平常的感冒、发烧、拉肚子等小病就可以到非医院的诊所去接受全科服务。非医院的诊所是由全科医生开设，由政府买单，可以解决大部分老百姓的基本看病需求；另一方面，当全科医生无法判断患者病症时，其会把病人推荐给上一级的专科大夫。专科大夫主要提供急诊、住院、手术等专科服务，患者就医的费用由政府买单，专科大夫获得固定工资。所以，英国的医疗机构是由政府建立和私人创办两个部分构成，两部分都由政府买单。这种医疗服务体系为医生提供了创业发展的机会，并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医疗拥堵的问题。
因此，中国医改要解放医生，通过改革实现医生的职业转型和事业转型，最终实现分级诊疗。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来，“互联网+医疗”在中国迅速发展，你如何看待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前景？“互联网+医疗”是否会倒逼医改提速？
刘国恩：“互联网+医疗”是一个新事物，我们应该对其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尽管这样做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如果不发展，失去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大于出现问题所付出的代价。目前，我们对“互联网+医疗”的形式、作用各方面了解仍很少，所以，应该允许它犯错误、出问题。
“互联网+医疗”的优势是方便快捷，交易成本会大大降低。医生通过无形的网络平台，可以超越物理空间，不需要面对面，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诊断并把药品邮寄到病人家中，省去了患者去医院排队挂号的时间。另外，由于在网络上进行医疗诊断，互联网可以集中大量医生资源和医疗案例，更好地配置医疗资源，大大提高疾病诊断的精准度。同时，网络诊断可以给医生留下看病记录，这是传统医疗无法实现的。患者还能够对医生进行评价，形成看病记录、名声和口碑的大数据，为其他患者提供参考。
9.中国医改问题及路径 篇九
——专访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国恩
2009年4月6日新医改方案出台，至今已逾三年。三年新医改成效几何？揪心的大病医疗路在何方？医患关系僵局如何破冰？未来医改的水有多深？带着各方关注的问题，本刊采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刘国恩。
中国医改就是要扶住弱势
记者：一般的逻辑是，商品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但是中国为何同时出现“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呢？
刘国恩：从理论上来讲，价格越高，需求就会减少，供给就相应增加。但如果我们说一个东西非常稀缺，我们说物以稀为贵，供给不足和价格高位就同时出现，中国医疗服务就是这种情况。中国医疗卫生体系还是一个计划管制和行政化特点非常强的体制，供给严重不足。供应越不足，看病就表现得越难。因为看病难，但是大家对医疗又有很强劲的需求，反过来又把价格往上推。
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管制，价格无法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如果价格机制足够灵活，能够反映医疗服务市场供需的话，当需求很旺盛且价格又很高时，潜在的利润就会刺激企业增加供应，企业之间竞争又会把价格降下来。所以“看病贵”“看病难”的实质是计划经济体制中价格管制导致价格无法调节供需。
记者：中国新医改重在“基本”，但对医疗卫生的需求随收入和人群是存在差异的，医改如何让不同收入和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公平地享受医疗服务？
刘国恩：关于公平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该清楚医疗保障的属性。如果今天中国实施的是商业医疗保障，那么就应该遵照责权对等的原则。责权对等就意味着，缴纳保费多的人就应该享受更多的、更好的医疗服务。在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这是一个能够被接受的原则。
然而中国目前搞的基本医疗保险属于社会医疗保险。中国的三大医疗保险中，职工医疗保险是单位、个人和政府共同缴纳保费的商业保险，责权对等原则是适用的。对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公共财政缴纳的保费比例占到80%，这就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性的医疗保险。社会性医疗保险更强调公共财政的作用，个人会因为收入和能力在缴纳保费时存在差异，但对医疗卫生服务的使用上不应体现这种差异，这就是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应该体现的公平原则。从长远来看的话，中国目前的三大医疗保险应该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属性和定位——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主导。
记者：中国的三大医疗保险以后要不要衔接？如果衔接起来会有什么问题？
刘国恩：这三大保险以后要不要衔接？甚至要不要合二为一或者合三为一？变成一个全民医疗保险，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如果以后能够变成一个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缴纳保费不再按照个人在社会上的差别的时候，无非就是三大保险的保费来源而已。企业、政
府和个人各向里面贡献一部分，参加以后再使用的时候尽量要让个人收入和能力与使用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脱钩。
这样的话对于缴纳保费较多的人看上去是不公平，尤其是把职工保险放进来以后他们缴纳的多而跟缴纳保费很少的人使用上是一样的。但你要考虑到我们这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就是要考虑社会中收入较低、能力较差的人，我们要通过税收、保险去补助和关爱弱势群体。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念并选择社会医疗保险，那我们希望通过财政之手、企业之手和个人之手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起到一个扶住弱势的作用，用一部分富裕人的收入去补贴穷人。
当然我们也可以调整保费的缴纳比例，比如加大财政的投入。从目前中国财政增长的速度来看，公共财政加大对基本医疗保险保费贡献的比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同时，正如十二五医改规划提出的，我们要鼓励有条件的个人和单位购买补充医疗保险，以实现每个人对医疗卫生的不同需求。
记者：对当前中国医改的评论认为，“中国医改应设立以穷人和大病为主的医疗保险制度，而不是搞适度普惠型的福利保障体系”。您对此作何评论？
刘国恩：首先，我认为对大病和穷人的医疗保险和对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是一个医疗保障体系的两个重要内容，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对立关系。我们采取付费的基本医疗保障体制，让更多的人参与医保，使一般疾病通过大多数人对风险和经济负担的最大程度的分担来解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民参与医保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当前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对于一些如白血病等重大或罕见疾病，我认为可以通过现代金融手段在基本医疗保障以外设立重大罕见疾病的辅助保险，解决参保人员的负担问题。
中国目前确实提倡和鼓励个人、单位和地区在基本医疗保障之外尽量去参与重大或罕见疾病的医疗保险。十二五医改规划特别提到了，商业医疗保险补充基本医疗保险，主要应对重大且罕见疾病的支付问题。所以它是我们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但我不认为我们要提倡福利制度，至少对中国目前的阶段还不适合。从全球来看，有相当多的国家都没有采取以税收为主的福利保障制度。英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建立的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福利保障体系，但大多数欧美国家还是采取基于付费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包括日本、印度、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都如此。所以中国医改搞福利保障体系显然是不现实的。
政府应该在大病医疗中承担责任
记者：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个人和政府责任，但随着中国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将参与到医疗救助中来，比如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的 “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通过社会力量改善弱势群体健康的例子。您如何看待这种民间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工作？
刘国恩：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救助的范畴。社会救助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如果一个人既
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也没有购买重大罕见疾病的补充保险，而他又发生了这样的重大疾病。这种情况下，就属于社会救助的问题而非保障体系的问题。
救助体系是比较昂贵的，主要取决于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实力。为何发达国家在救助制度方面比发展中国家好得多呢？这不是说我们不同情重大疾病的穷人，而是经济实力本身受限。但中国近些年经济发展比较快速，国家财政力量也越来越强，民间的一些救助能力也在逐渐增加。可以适当地充实和加强救助制度，但这个应由民政部来推行。但我认为救助制度应逐步跟医疗保障制度相衔接，让越来越多的重大或罕见疾病患者通过大病保险救助。
记者：如果大病通过保险解决的话，由于个人发布的几率较小，同时也面临着缴纳保费的压力，一些低收入者可能不愿意参保。
刘国恩：很多贫困人口和流动人口，加入这种重大疾病保险的可能性比较低的话，可能是由于经济上的能力也好，流动状态也好，所以我认为重大疾病的建立更多的需要政府在这方面有一个鼓励和支持。对于一些特别贫困的人群，政府可以替他缴纳更高比例的保费，甚至是全额买单。我们也希望以后这种重大罕见疾病能够全面衔接起来，他就不会因为人口的流动而失去获得保险的能力。
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等他得了大病，再从某个资金来源里面拿出很大一笔钱来救助他。对于一些突发性的大病，民政部的救助制度实际上是没有一个保障机制，重大疾病的发病者完全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这也是为何社会上一直呼声不断的缘由。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两会上指出，“全面推开尿毒症等8类大病保障，将肺癌等12类大病纳入保障和救助试点范围”。医疗界提醒“早期体检、早期治疗、早期诊断”，对大病医疗效果较好，有专家认为大病以预防为主，建议体检进医保，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国恩：如果一个人游离于保障体系之外，那就意味着他事前无预防，事后需要急忙“救火”。但如果你在保险体系里面的话，你参加重大罕见疾病的保险体系以后，保险机构本身就有极大的动力，也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帮助这些参保的人群，在前期做体检和预防。因为你要这些参保热都不发生和少发生的话，那他节省下来的开支就会多。
比如说乳腺癌，如果有保险的话，保险机构会为妇女们提供检查，在早期作为预防，不至于发展到后期遭受最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让他们游离于之外的话，最后社会要支付的成本或许会更多，个人付出的代价也会非常高。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通过救助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救助基金和前期的检查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
记者：中国过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高速增长，未来几十年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大病将上升，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环境污染引发的大病因无法自证因果，所以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类大病医疗问题，政府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刘国恩：对于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大病，很难通过个案来解决。你看到一家工厂在排污，如何把这种污染跟这种疾病联系起来？不管你诉诸法律手段还是现代科技的手段，难度都相当大且效果有限。其结果通常是，要么冤枉了工厂，要么给患者家庭带来不公。
如果我们知道一家企业在一个地区有系统性的污染，但对于导致的具体疾病和发生的时间我们不清楚，但我们知道这种污染长期对健康和环境是不利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环境政策，收取工厂污染的费用。然后把这些费用拿来补充到重大疾病补充保险，就相当于给周边百姓买了一份健康保险。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生病以后就不需要再去追踪是哪一家工厂发出了多大程度的污染导致了疾病，他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罕见疾病的重大保险基金得到支付。
并且我还要强调，污染费用需定向地来使用它，而且是通过建立保险基金这样的现代金融手段。如果每个地方的环保局都能这样来做事情，我想能解决多少冤假错案，也会减少多少因为案子复杂而往里面投进去数不清、填不满的费用，但最后官司还打不清。
记者：为解决看病贵问题，中国过去一直对药物进行价格管制，这使一些药物要么慢慢退出生产，要么改头换面成为非基本药物以高价出售；这是否意味着，大病患者需要自行支付更多的钱来购买进口药物和非基本药物？
刘国恩：基本药物制度是新医改和十二五医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根据我的理解，它的初衷是科学地遴选一批安全有效、临床必需、具有价格优势的药品，它的使用范围主要是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比如腐蚀性关节炎、偏头痛、高血压、糖尿病，它的实施重点在所有的政府办的基层医疗机构。
价格优廉，所以在遴选和招标当中可能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之类的现象，这是未来几年需要改进和完善的。但作为一项制度，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解决大多数老百姓的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治疗所需要的药物。
但我觉得这对于非基本药物和进口药的影响不是一个系统性的。既要坚持基本药物，但是又不非科学的强制全面推行。如果我们能够正确把握基本药物实施的对象、范围和地点的话，那结果既加强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良好健康地发展，老百姓在基层机构又能够得到很好的服务。总体来说，卫生医疗的资源也会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罕见和重大疾病也会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医患关系破冰在于患者分流和公立医院改革
记者：哈医大血案使医患矛盾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一部分评论认为，医生逐渐成为医改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国恩：哈医大事件导致1名医生死亡，2名医生受伤，本身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我认为我们应重视它，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一个恶劣的刑事案件。
目前的中国，通过强权和暴利来解决争端的现象还非常普遍，这是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哈医大事件首先就暴露了这一点。另一个方面，医生所在的行业是一个事故和纠纷频发的行业，比如有人就把它称为是“高危”职业。其实作为一名医生在这个行业里面从医就应该知道这种情况，并做好准备。
记者：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如何从制度上的设计怎么能够更好地规避这种现象呢？
刘国恩：若要从制度上规避这种现象，我认为必须尝试找出事故或者纠纷发生的源头。
类似的高危行业还有警察和消防队，但为何医疗行业出事就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呢？
就医疗服务这个行业而言，它所服务的一般是心理上或身体上有问题的对象。一个身体或者心理有问题的患者到医院以后他可能会出现一种非理性和失控的行为，甚至出现极端的犯罪行为。一种情况是患者得了病，但他支付不起费用，经济负担太重使他绝望而出现一些极端行为。另一种情况是经济上有支付能力，但疾病本身无法得到有效救治使他绝望。一个非理性的患者，他可能认为是你庸医无能或者延误治疗。发生这两种情况的一般是重症病人。
对于第一种情况，我认为要从政策上解决看病的经济负担——通过建立全面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越完善，补偿水平逐步提高，肯定会有助于规避极端案件的发生。第二种情况是出事故最大的地方，这是中国整个医疗卫生事业长期要去解决的问题。首先，看病就医过程当中，医生和患者之间必须有良好的沟通。人们常说看起病来是“三分看病七分沟通”，沟通就是一个专业性的咨询和安慰过程。
记者：沟通和安慰需要时间，但目前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大医院排长队，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刘国恩：目前确实是这种情况，大家都涌到大医院，每天排着长长的队，医生根本没有沟通的时间。所以对重症病人来说，既感觉不到医生提供的治疗，也感觉不到医生对患者的关爱。
从长远看，需要建立更多的服务平台和扩大医生工作场所，使我们的医生分配给每一位病人更多的时间。医生对每个人的服务时间要长一些，服务要舒适一些。从短期来看，一个办法是将大医院中的非重症病人疏通到社区等基层医疗机构，大医院的时间和资源就会自然地倾向于重症和复杂病人。
十二五医改必须遵守经济学基本原理
记者：新医改三周年之际，您认为未来几年医改最难啃的骨头是哪一块？
刘国恩：十二五医改明确规定要推进三个方面的主要工作，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制，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公立医院改革。在我看来，公立医院也许是目前最难攻克的。
公立医院改革首先面临的是医疗服务人员的解放，全国270多万医生必须由机构人变成社会人和自由人，若不如此，我们前面提到的基层提供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就是一句空话。老百姓如果在社区里面看不到以优质医生为旗帜建立的诊所团队，就对基层医疗机构没有信心。
医生多点执业只是医生由机构人向社会人转变的第一步，以后中国的医生就应该像律师一样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医生根据自己的专长把自己的团队建在社区，这样的团队是跟很多知名医生有直接关系的，老百姓才会去那里看病就诊。等基层医疗机构吸引住人以后，大医院才能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分配给重大疑难杂症病人。
目前制约医生自由执业的最大障碍是社保制度。医生不敢自由执业，因为医生一旦离开
自己的单位，就等于失去了编制和保障。所以我们医改的一个方向就是逐渐使社会保障跟单位脱钩。
公立医院改革的第二个重点是产权问题。全世界最好的担任科研和教学任务的医院都是社会力量办起来的。中国为何不能向这个方向发展呢？只要政府给政策，我就不相信社会力量搞不出中国的哈佛大学医学院、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公立医院的改革，我们希望那些能够强化基层医疗的把它留下来，城市里面的很多大型的公立医院最后一定要实现社会化。
记者：但很多学者并不认同您这种观点，认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是“回到公益性”，公立医院走社会化行不通。
刘国恩：确实有一些学者认为公立医院就应该政府主导，政府要管好大医院。这不正好跟比较优势讲的完全相反吗？政府干嘛要主导大医院呢？
我认为如果政府主导这场医改，特别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话，其落脚点一定是在面很大、经济回报低、成本效益又很高，但社会资本不愿去的基层。政府应该把大医院的市场打开，让社会和商业资本进入。当社会资本进入大城市能够逐渐承担高端医疗卫生服务的时候，政府的资源就可以逐步从大医院和大城市撤出来转向基层医疗机构。这就是我说的结构调整，也是中国医疗卫生资源最佳配置的一个基本思路和方向。
最后我们会发现，中国医疗服务的体系会是政府和社会共同支撑起来的一个医疗体系，社会力量服务高端和大医院，公立医院牢牢地把住基层。这样才能解决中国当前医疗卫生领域总量不足，更是解决医疗卫生服务结构的扭曲问题，其实后者是最严重的问题。
记者：对于未来医改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您有何新期待？
刘国恩：如果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政府应该把持好大医院，那要实现三项重点肯定没有希望。但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政府在基层医疗方面将会有很大一笔钱，而社会力量又会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