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形式

2024-07-20

监管形式（共13篇）

1.监管形式篇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固定形式

印刷品广告监管有关问题的答复

工商广字[2005]第154号

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你局关于《对跨省发布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管理有关问题的请示》（工商广字［2005］206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依法领取《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登记证》后，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发布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发布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发布单位应当依照《印刷品广告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发布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对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发布单位违反《印刷品广告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六条规定，发布标注”XX专刊、专版“字样的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的行为，应予禁止。

二、对违法经营、发布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的行为，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查处。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违反《印刷品广告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发生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依法处罚后，应当及时将案件的有关材料移交《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登记证》核发机关，由其依照《广告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规定，停止违法行为人的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业务，缴销《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登记证》。

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2.监管形式篇二

关键词：管理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监管

农民参与管理与监督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简称新农合) 可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卫生部等七部委局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知》 (卫农卫发[2006]13号) 指出:探索农民参与监督和民主管理的长效机制, 保证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构建农民参与合作医疗管理与监督的有效实现形式, 是新农合制度生存与发展的政治基础与群众基础。

新农合的管理者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县、乡 (镇) 、村各级党政领导。政府是新农合的责任主体[1], 政府的政治意愿、政策与制度安排、财政支出、建立管理组织与机制对新农合的顺利推行起着直接和决定性的作用[2]。二是各级经办机构工作人员, 如县、乡 (镇) 合管中心工作人员、村监管员等。经办机构是新农合政策的落实者, 直接面向广大农民, 为农民服务。它承担着新农合政策的宣传、具体实施和操作。经办机构负责人对政策的掌握是否准确、管理手段是否先进、服务程序是否规范、服务态度是否端正, 直接影响着新农合工作的进行和发展, 也影响着农民对新农合政策的积极性。

新农合管理者对新农合工作顺利开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样在农民参与新农合监管问题上, 管理者也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本次调查目的是了解新农合工作中的相关管理者对农民参与监管的看法和经验, 从管理者层面上分析农民参与新农合监管的影响因素, 探索其有效实现形式。

1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函调

对全国新农合先进试点县 (市、区) 和全国第一批试点县中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263个试点县 (市) 进行农民参与合作医疗监管现况调查, 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调查问卷76份, 调查问卷由各县市新农合经办机构人员填写。

1.2 领导干部培训班问卷调查

在安徽省2007年度新农合领导干部培训期间, 运用开放式问卷的方式对安徽省的17个市、45个县 (区) 党政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 了解农民参与监管的可行性及有效实现形式。共访谈55人, 收回有效问卷55份。

1.3 典型调查

选择安徽省岳西县、绩溪县、南陵县、宁国市。采取半结构深入访谈、专题小组座谈会等形式了解农民参与监管的可行性及有效实现形式。共访谈432人, 其中党政领导干部220人, 经办机构负责人212人, 共收回有效问卷432份。

2调查结果

2.1 管理者对农民参与新农合监管的看法

领导干部培训班和典型调查访谈表明:各级管理者均认识到农民参与监管非常必要。目前新农合管办不分离, 既是运动员, 又是裁判员, 有效的监管很难实施, 容易产生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况。同时, 新农合是一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 而农民自身对其运行过程知之甚少, 大大影响农民的满意度, 对新农合工作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农民参与监管有助于提高新农合运行过程透明度、取信于民, 还可以调动与激发农民参与新农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2 管理者认为农民参与监管的内容

在函调与典型调查收回的506份有效问卷中, 77.47%被调查者认为农民应该了解的信息是新农合补偿方案, 74.31%被调查者认为农民应该了解新农合补偿 (报销) 情况, 其次分别是定点医疗机构的收费 (64.03%) 、基金使用情况 (41.70%) 、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质量 (34.58%) 、经办机构的服务情况 (9.68%) 。

2.3 管理者认为农民参与监管适合的方法、途径

在函调中, 93.2%各级经办机构人员认为农民参与监管最适宜的方式是补偿报销公示 (信息公开) , 66.2%被调查者认为可以采取农民代表参加管理监督委员会的形式。

2.3.1 信息公开制度

在典型调查中, 管理者认为采用公示栏、电视的信息公开方式效果最好, 均有83.80%的支持者, 宣传单和报纸的方式也被认为效果较好 (65.28%) 。在信息反馈的有效形式的调查中, 被调查者认为举报或投诉电话、设立意见箱和村民委员会的途径最有效, 比例分别为68.06%、50.69%和48.38%。意见反馈单位一般是上级合管中心或合作医疗管委会与监委会 (见表1) 。

2.3.2 村监管员制度

村监管员制度是我国地方新农合机构建立的一种农民参与监管的制度。对于这种制度, 在典型调查中, 各级管理者认为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65.97%管理者认为有助于宣传新农合, 吸引更多的农民参合;62.04%认为有助于为参合病人的报销提供咨询和服务;61.81%认为有助于保障参合农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和59.95%认为有助于及时收集并反馈农民对新农合的意见和建议。

2.4 影响农民参与新农合监管的主要因素

访谈调查中, 各级管理者认为农民参与新农合监管首先要有政策支持。同时, 应建立农民参与新农合监管的规范制度, 并培养农民参与监管的意识, 提高农民的责任感。部分管理者还对农民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是否能胜任监管工作表示出了担心。此外, 农民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合适的人员经费补偿等问题都会影响农民参与新农合监管。

3讨论与建议

新农合已成为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制度的主体形式[1]。保证新农合健康持续发展, 有效的监管必不可少。而在实际工作中, 监管却是最薄弱的一环。如仅依靠卫生部门或政府, 一方面相关部门人员有限, 监管面较狭窄;另一方面容易受到诱导需求、以权谋私等不良风气的影响。在新农合监管中应体现还权于民、惠及于民和取信于民[3], 因此如何更好地实现农民参与监管,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是一值得积极研究与探索的问题。

3.1 农民参与新农合监管必要且可行

参与式管理理论是国际上应用于贫困地区项目合作时一种流行的方法, 它强调赋权于民。农民是参与式管理的主体和内在条件 (内因) , 地方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是外在力量 (外因) [4]。农民的支持和积极参与是新农合成功的基础[2]。农民对新农合实施情况的监督, 可以规范化新农合工作过程各环节, 使各项工作更透明化, 减少管理漏洞;还能极大地调动参合农民的积极性, 增强参合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和信任度, 从而保证了农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5]。

新农合工作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 农民希望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制度运行、资金管理等关键环节的监管。从经济角度看, 农民参与监管工作成本较小;另外, 农民代表本身更容易收集到村民的意见建议。

综合各方面来看, 农民参与新农合监管是必要的, 具有可行性。

3.2 建立健全新农合监管机制, 为农民参与新农合监管提供政策上的支持

现阶段新农合的治理结构表现为, 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程度低, 农民在新农合管理中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6]。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治理的有效方式, 主要内容就是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可以将农民对新农合的监管作为村民自治的一项内容, 以法规的形式加以规定[7]。并制定具体规章制度, 保证农民参与监管能真正实现, 同时明确和保证相关农民监管员的权利和义务, 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使农民愿意参与监管, 监管结果能落到实处, 充分保障农民的利益。

3.3 农民参与新农合监管的有效实现形式

信息公开和村协管员制度, 是在本次调查中发现的, 由当地新农合经办机构结合本地特点, 因地制宜建立的合理的农民监管形式。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是将新农合纳入村务公开范畴, 通过公示栏、广播、报纸等形式定期进行公示, 接受农民监督举报。村协管员主要从农民代表中选举产生, 负责收集反馈民意、村级公示、监督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与价格等。

调查表明, 信息公开和村协管员制度可以增加新农合政策实施过程的透明度, 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提高了农民的信任感和满意度, 推动了新农合工作的顺利开展。

构建以村民自治为基础, 以规范的信息发布、反馈制度和农民监管员工作制度为核心, 与行政监管、社会监督和法律规范相衔接的管理监督体系, 是农民参与新农合监管的有效实现形式。

参考文献

[1]张立强, 李强, 汪早立, 等.新时期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科学发展的几点思考[J].中国卫生经济, 2009;28 (3) :37-38.

[2]刘军安, 卢祖洵.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支持结构及均势模式探讨[J].中国卫生经济, 2007;26 (12) :27-29.

[3]叶宜德, 汪时东, 汪和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05;19 (5) :31-32.

[4]李少惠, 贺炜.农村社区参与式管理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及职能[J].河北学刊, 2008;28 (1) :134-137.

[5]于晓媛.山西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状况分析[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07;30 (6) :49-51.

[6]朱俊生.新农合的管理亟需加强.中国保险学会网.

3.监管形式篇三

《办法》界定了网贷内涵，明确了适用范围及网贷活动基本原则，重申了从业机构作为信息中介的法律地位。网贷机构以互联网为主要渠道，为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信息搜集、信息公布、资信评估、信息交互、借贷撮合等服务，具有高效便捷、贴近客户需求、成本低等特点，在完善金融体系、弥补小微企业融资缺口、满足民间资本投资需求、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办法》规定，从事网贷业务，应当遵循依法、诚信、自愿、公平的原则，对出借人及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以及合法的网贷业务和创新活动，予以支持和保护。

《办法》明确了网贷监管体制机制及各相关主体责任，促进各方依法履职，加强沟通、协作，形成监管合力，增强监管效力。按照《指导意见》提出的“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及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分工的有关规定，《办法》明确了银监会作为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对网贷业务活动进行制度监管，制定统一的业务规则和监管规则，督促指导地方政府金融监管工作，加强风险监测和提示，推进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指导网贷协会等。同时《办法》还明确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以及相关主体法律责任。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辖内网贷机构的具体监管职能，包括备案管理、规范引导、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等。

《办法》规定，所有网贷机构均应在领取营业执照后向注册地金融监管部门备案登记，备案不设置条件，不构成对网贷机构经营能力、合规程度、资信状况的认可和评价。同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备案后的网贷机构进行分类管理，并充分信息披露。

《办法》明确了网贷业务规则和风险管理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加强事中事后行为监管。根据《指导意见》提出的“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办法》以负面清单形式划定了业务边界，明确提出不得吸收公众存款、不得归集资金设立资金池、不得自身为出借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等12项禁止性行为，对打着网贷旗号从事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实施市场退出，按照相关法律和工作机制予以打击和取缔，净化市场环境，保护投资人等合法权益。同时，《办法》对业务管理和风险控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实行客户资金由银行业金融机构第三方存管制度及控制信贷集中度风险等，防范平台道德风险，保障客户资金安全，严守风险底线。

《办法》注重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明确对出借人进行风险揭示及纠纷解决途径等要求。《办法》设置了借款人和出借人的义务、合格出借人条件，明确对出借人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评估和实行分级管理，通过风险揭示等措施保障出借人知情权和决策权，保障客户信息采集、处理及使用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同时，《办法》还明确了纠纷、投诉和举报等解决渠道和途径，确保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投诉和举报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办法》强化信息披露监管，发挥市场自律作用，创造透明、公开、公平的网贷经营环境。《办法》规定网贷机构应履行的信息披露责任，充分披露借款人和融资项目的有关信息，并实时和定期披露网贷平台有关经营管理信息，对信息披露情况等进行审计和公布，保证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同时《办法》坚持市场自律为主、行政监管为辅的思路，明确了行业自律组织、资金存管机构、审计等第三方机构的有关职责和义务，充分发挥网贷市场主体自治、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作用。

《办法》作出了18个月过渡期的安排，在过渡期内通过网贷机构规范自身行为、行业自查自纠、清理整顿等净化市场，促进行业逐步走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办法》在广泛征求意见并完善后将尽快出台，从根本上改变网贷机构缺乏准入门槛、监管规则和体制机制不健全的状态，有利于治理行业乱象，引导行业进入规范经营和稳健发展的轨道，并为下一步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配套措施提供依据，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4.wake的形容词形式形式篇四

接受腿部动手术时，她一直醒着。

I was finding it hard to stay awake.

我已困得难熬。

He lies awake at night worrying about his job.

他担心工作，夜晚躺在床上睡不着。

Suddenly he found himself awake and fully alert.

突然他发觉自己醒了过来，而且高度警觉。

His speech is bound to awake old fears and hostilities.

5.不能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篇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出席指导专题民主生活会

按照中央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安排，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近期分别到各自的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出席指导联系点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强调要从严从实抓作风、持之以恒改作风，不断巩固和扩大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联系一个县。5月9日，总书记到河南省兰考县出席指导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此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分别前往各自联系点出席指导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李克强到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张德江到福建省上杭县，俞正声到云南省武定县，刘云山到陕西省礼泉县，王岐山到山东省蒙阴县，张高丽到吉林省农安县。

常委们十分关心联系点教育实践活动。今年3月，常委们分别到各自联系点实地调研指导，此后，又多次了解联系点教育实践活动进展情况，要求高标准开展、高质量推进，把联系点建成示范点。出席专题民主生活会前，常委们分别认真审阅联系点县委常委班子和个人的对照检查材料。抵达各自联系点后，常委们听取了专题民主生活会准备情况汇报。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县委书记代表县委常委班子作了对照检查，班子成员分别作了个人对照检查，并相互提出批评意见。常委们详细了解县委常委班子和班子成员查摆出来的有关问题后，对“四风”问题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和危害性进行了点评和分析。

总书记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发表讲话，对所联系的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给予肯定，认为会议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开得严肃认真、富有成效，使大家受到了一次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专题民主生活会聚焦“四风”实实在在查摆问题，有具体表现和典型案例，自我剖析有特点、像自己；贯彻整风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抓关键、点要害，真刀真枪、很有辣味；剖析问题深入，联系思想实际、成长经历，对照理想信念、党性修养，找根源、谈教训、辨得失，做到了与人与事与思想见面；整改措施具体可行、有针对性，进一步明确了班子和个人的努力方向，体现了从我做起、真转真改的态度。

常委们强调，要认真贯彻总书记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健康深入开展。专题民主生活会是一个新的起点，教育实践活动越往后越要坚持从严从实的要求，发扬认真精神，着力在深入深化上下功夫。不能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影响活动健康发展。要采取有效措施，举一反三，防止和避免活动走形变味、做成夹生饭。要在增强思想自觉中深化活动，着力解决“总开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在把握目标要求中深化活动，坚持高标准高质量，不折不扣做好各项工作；在真开门中深化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评判，以群众满意为评判标准；在强化领导示范中深化活动，切实发挥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受教育与抓活动两个主体作用。

常委们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集中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加强作风建设无止境。无论是正在开展第二批活动的单位还是第一批活动单位，都要将改进作风当作永恒课题。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要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要巩固发展，关键是要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作风背后反映的是纪律问题，党员干部要时刻以党纪为准绳约束自己，增强组织意识和纪律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解决作风问题，根本上要靠制度，要将制度的笼子扎得紧一些、密一些、牢一些，用制度管住干部的行为，用制度规范权力的运行，用制度固化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

6.监管形式篇六

The crew are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have no common language.

船员来自不同国家，语言不通。

Asked his nationality, he said British

被问及国籍时，他说是英国。

The republic is a melting pot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这个共和国是多民族的大熔炉。

Rob may be entitled to dual nationality.

罗布或许能拥有双重国籍。

All nationalities were represented — but the English predominated.

7.《公猪案》：褪去形式的形式篇七

暌违近二十年的作家李杭育在二○一五年秋季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公猪案》。对于诸多素来习惯以文学史结论去机械地应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家以及媒体记者而言，《公猪案》的问世似乎令他们感到猝不及防。众所周知，李杭育早年以葛川江系列小说奠定了其“寻根文学”领军人物的地位。即使在这部《公猪案》出版以后，我们所眼见的部分媒体报道还是依旧热衷于高频率地使用“寻根作家”“寻根文学代表人物”等词句来描述这位“好久不见”的写作者。这多多少少反映出现如今的文学史著作在强调“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代表作家”创作生涯中那些迥异于“代表作品”风格特色的“异质作品”。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提到：“终极悖论时期要求小说家不再将时间问题局限在普鲁斯特式的个人回忆问题上，而是将它扩展为一种集体时间之谜，一种欧洲时间，让欧洲回顾它的过去，进行总结，抓住它的历史，就像一位老人一眼就看全自己经历的一生。”（《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假如说，米兰·昆德拉强调的是欧洲作家对于“欧洲时间”的再确认。那么在小说《公猪案》中，则体现出作者李杭育对于“中国二十世纪百年史时间”的某种迂回的探索与追问。这部带有鲜明新历史主义色彩的小说首先体现在对共名历史的解构，体现在对由权威历史话语建构的集体记忆的消解，由一桩又一桩近乎相同的“公猪案”引开去的是作者对晚清太平天国运动、解放土改运动，以及改革开放这三个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的重新体悟。小说《公猪案》并没有试图去呈现中国将近一百五十年的全息景观，而是借助三组“来福/旺财”的人畜经历折射出历史巨轮轰鸣前行过程中普通个体的波折境遇。在小说的三段故事中，人物的诸多行为活动都明显受到自我欲望的驱使，这种私人化的欲望诉求又通过“合法化”的历史理由得到实现。无论是曹主席在红色时代背景底下以革命之名义枪决了素有嫌隙的富农胡连升，还是清兵营帐中的胡把总将拌有人肉碎末的饲料倒入兵营槽沟喂猪，无一不体现出作者对公共历史叙事的强有力拆解。假如说李杭育在早期作品如《流浪的土地》《最后一个渔佬儿》《人间一隅》中依旧保留着“理一理我们的‘根’，也选一选人家的‘枝’”式的精英化姿态（参见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那么《公猪案》则展露出一种更为直接、更为全面的民间立场。

事实上，李杭育不断借助形形色色人物之口道出历史的虚无缥缈，历史的语焉不详。《公猪案》的文学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以一种解构历史的方式来增强历史的层次感和多样性。小说虽然讲述了三段“人（来福）与猪（旺财）”之间的故事，然而作为后设视角出现的楼法官，则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对以来福、旺财为代表的历史现场感提出了质询。特里·伊格尔顿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由阅读它们的社会‘重新写过’，只不过没有意识到而已；实际上，没有一种作品的阅读不是一种‘重写’”，“而为什么被人们看作为文学的东西显然是一种不稳定的事物，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此”（《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换而言之，楼法官重新审视来福与旺财之间故事（主要集中在清末太平天国运动、解放土改运动这两部分）的行为正是对历史事件的“重新写过”。在楼法官（代表“现在”）与来福/旺财（代表“过去”）的跨时空的精神对话过程中，一道又一道被正统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历史褶皱以全然暴露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于是，如何阐释三件“公猪案”间的承接关系，怎样理解公猪旺财身上混杂的“兽性”与“人性”，以及楼法官、来福、月秀等人兼具的“在场者/旁观者”双重历史身份，都似乎蕴含了纷繁复杂的言说意味，“以或然律或偶然性来阐释历史选择与历史走向”。种种这些成为《公猪案》这部长篇小说无法被文学史轻易“碾压”的原因所在。

二

钱理群先生曾在写作《周作人传》时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汪晖将这种“历史循环论”理解为一种“‘循环的’历史直觉”（《循环的历史—读钱理群著〈周作人传〉》，《读书》1991年第5期）。我们在阅读《公猪案》的过程中，就颇为震撼地感受到这种交替循环的“历史直觉”。三个同名为“来福”的男人，三头都唤作“旺财”的公猪，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芸芸众生中三个独立发生，毫无枝蔓纠葛的故事，也可以看作是某种吊诡历史意志操纵下的命运的重叠延续。这是个体与时间真相的激烈交锋，作者选择了用寓言解构现实，用荒诞诠释人性。故事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来回跳跃，历史的帷幕屏障被不断撕碎打破。然而时间维度的往返穿越并未造成故事情节的断裂游离，相反，恰恰是由于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策略却显现出作者李杭育暗藏玄机的创作意图。

事实上，正是《公猪案》三段故事中，旺财近乎相同的命运结局引发了我对于历史循环的再思考。小说中的旺财是一头“魁梧、彪悍，面目狰狞，发狂时嘴缝里还会伸出一对獠牙”的家猪，它的身上首先体现出显而易见的兽性：好吃懒做贪图享乐，放纵源自本能的生理欲望，爱撒欢似的漫无目的地游走奔跑；与其同时，旺财身上也充满着人性的光芒：它懂得如何领导一支母猪队冲出太平军重围回到主人身边，理解主人来福内心的苦衷，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配种来帮助主人缓解经济压力。在清咸丰十年发生的“公猪案”中，旺财虽然未因咬死张屠夫而被判刑，但之后却在大南庄数十壮汉的围殴下被乱棍打死；在土改时期发生的“公猪案”中，死死咬住曹主席（曹得标）脑袋的旺财被民兵阿尧一枪打崩了脑袋；而当“公猪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重演之时，主人来福迫于无奈，只得将咬死人的旺财交给兽医执行“安乐死”。我们可以发现，公猪旺财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一种宿命使然般的历史循环，在不同的时间维度周而复始地进行、上演。而旺财身上的“人性”成分正是在反抗这种带有宿命色彩的历史循环中体现出来。然而“人性因子”的张扬最终在相应的时代中被统统击溃，无情绞杀，这无疑揭示了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群体、人伦与政治间难以言明的复杂关系，也体现了普通个体难以逃脱历史意志操纵的尴尬生存境遇。于是，小说《公猪案》结尾处，公猪旺财临死前所做的那个“很深远很悠长的梦”便应运而生了更加深层次的隐喻意味。在荒诞乖张的现实面前，象征非理性的“梦”成为了弱小生命或逃避或反抗的最后场所。旺财的梦中会发生什么呢？或许那是曾经经历的种种的再一次循环往复，但又或许，在旺财的梦里，它最终实现了超越时间、超越历史的精神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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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猪案》以青芝坞为叙事的结构点，间接呈现出了三个“何其迥异”又“何其相似”的时代。在最初阅读《公猪案》的时候，笔者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疑问：让来福/旺财这组人畜关系以一种“罗拉快跑”的方式周而复始地出现在文本中是必要之举，还是一种“为了形式而形式”的执意为之？这个疑问在细细研读小说的过程中得到了解决，开始逐渐意识到这种个体命运的无意识的历史循环正是对于鲁迅及其生命思想的遥相呼应的对接。鲁迅在《在酒楼上》写下的那只“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的“蜂子或蝇子”，于《公猪案》内，化身为来福，化身为连升，化身为月秀，化身为梨花，让他们在“惨淡人生”与“虚妄印迹”间来回颠簸，“最后沉没于黑暗中”（鲁迅《影的告别》）。李杭育在观念上和意象上显然超越了同时期的部分写作者，因为他对于历史发展的认识把握是建立在对普通个体命运的悲观性态度基础上，故而来福用菜刀割掉旺财（旺财已被村民围殴致死）的阳具，并将之悬吊在竹竿上的行为就在无形间构成了一种“反抗绝望”的精神体验。这显然与鲁迅在《希望》中所言“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的暗夜”的生命态度不谋而合。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猪案》其实是一部有关“孤独”的小说。因为“反抗绝望”就意味着个体必然要学会通过“向内转”的方式进行自我对话，进而近距离审视自我灵魂深处的徘徊与抉择，焦虑与不安。当来福肩扛那根悬挂着阳具的竹竿在乡间小道上边走边念念有词之时，某种源自内心的“灵魂仪式”已经悄然完成。而不管是对于小说内的来福，还是小说外的作者，他们终将伴随着孤独而行而眠。但也因为这份弥足珍贵的孤独感，使得他们的人生由枯竭进入充盈，由狭窄迈向宽广。

三

与诸多强调“以重击重”的作家不同，李杭育在写作这部《公猪案》时采用了一种“省电低耗”的叙事模式，这也让小说《公猪案》极具“轻逸”的飞翔气质。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详细论述了他对于“轻逸”这个概念的理解：“我指的不是逃进梦景或者非理性中去。我指的是我必须改变我的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当写作者面临一系列创作难题的时候，选用“轻逸”的叙述策略可能更为便捷地深入到普通个体的生存状态内核。当作者在描摹来福外貌的时候，他会如此写道：“……这个男人看上去年纪在二十五到六十岁之间……脸上和身上都透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至少三百天都走在路上的那股韧劲。”对于一个常年为生计而奔波操劳的庄稼汉而言，一张“看上去二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的面孔和一股子“三百六十五天里至少三百天都走在路上”的韧劲就足以诠释出其生存境遇中的艰辛与不易，其性格品质中的坚忍与刚毅。而诸如清军兵营刑场行刑时的场景描绘，剪不断理还乱的青芝坞乡情书写，以及旺财在带领十六头母猪和几窝猪仔突破重重围阻时的心理描摹，都可以显现出《公猪案》这部小说内蕴的“轻逸”品质。

除此之外，就笔者所见，李杭育在《公猪案》内确立了一种独特的文本形式。让一个优哉游哉的汉子和一头生机勃勃的公猪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来回穿梭，在残缺的时间碎片之中完成了历史长河的延续，在刹那间体悟到了永恒的意义。这种创作形式的确立，恰恰是为了褪去由主流意识形态所长期主导支配的形式枷锁，或者可以说，是“以形式的方式消解形式”。

小说《公猪案》展开了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个叙事空间。对于同一桩历史事件，我们看到了从不同视角出发所得出的不同注解。如“咸丰县志”“奏折”“诉状”等历史物件无疑代表着具有权威性与公共性的叙述视角，这些建立在统治阶层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叙述视角常常为了切身利益而需要对那些讳莫若深的历史暗角作屏蔽处理。我们在咸丰县志中读不到为何咬死张屠夫的旺财被判无罪；我们在奏折中读不到青芝坞清兵营区里的各种内幕猫腻；我们当然更不可能在历史卷宗中读到为何让民兵阿尧承担了土改时期那件“公猪案”的主要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带有权威色彩的叙述视角必须要对那些“藏污纳垢”的历史记忆进行“格式化”，从而才能确保自己的“冰清玉洁”“名正言顺”。久而久之，这种“格式化”的处理过程就成为一种形式枷锁，紧紧扼住历史真相试图“发声”的“喉咙”。

而以来福、月秀、梨花为代表的民间叙述视角则对这种“权威叙述形式”提出了反驳。在他们眼中，“青芝坞”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显然已经超越了那些泛黄档案中从属于地理概念之下的“青芝坞”。他们知道阳光与晨风对青芝坞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稻草与玉米对青芝坞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风花与雪月对青芝坞而言意味着什么，而所有种种在权威形式的叙述底下可能只是一串无尽哀伤的省略号。当三组“来福/旺财”在全然迥异的时代背景底下遭遇到近乎相同的生存困境时，其实也就意味着由正统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形式幻象”遭到了彻底毁灭，那双扼住历史真相的“无形之手”也同时消失殆尽。

8.监管形式篇八

passer-by / passers-by 过路人 shoe-maker / shoe-makers鞋匠

looker-on / lookers-on 旁观者 father-in-law / fathers-in-law 岳父

若没有主要名词，则通常在最后一个词尾加s：

go-between / go-betweens 中间人，媒人 know-all / know-alls 万事通

【注】由man / woman用于另一名词前构成的合成名词，两者均变为复数：

man doctor / men doctors 男医生 woman writer / women writers 女作家

2. 字母、文字等的复数形式

原则上加词尾 -’s：

there are two i’s in the word “skiing”. skiing这个词里有两个字母i。

mind your p’s and q’s. 要谨言慎行。

all the –’s should be changed to +’s. 所有的负号应改为正号。

若不至于发生混淆，也可只加词尾-s：

he was born in the 1930(’)s. 他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

your 3(’)s look like 8(’)s. 你写的3看起来像8。

3. 度量衡单位缩写词的复数形式

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变复数时通常不加词尾-s，如m(米), g(克), kg(千克)等;有的变复数时通常不加

词尾-s，如hr(小时), no(号码)等;有的变复数可加词尾-s也可不加，如km / kms(千克), cm / cms(厘

米)等。有个别缩写词采用双写缩写字母的方式构成复数形式：p.10 (第10页)，pp.10-15 (第10至15页)

9.龚正：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监管体制篇九

龚正：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监管体制

作者：

来源：《浙江人大》2012年第10期

在9月27日召开的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专题询问会上，副省长龚正作了表态发言。他说，省政府及政府有关工作部门将认真听取省人大常委会的意见，自觉接受监督，查找不足，不断改进工作。

龚正强调，下一步食品安全工作要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广泛开展宣传，着力营造保障食品安全的良好法治环境。特别是要强化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从源头上筑牢食品安全的防线；要加强执法队伍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确保执法人员准确理解、全面掌握食品安全“一法两规”，不断提高执法水平；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的食品安全法律意识，形成保障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10.监管形式篇十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既往的“意识社会学”存在两种向度的局限性：要么将其化约为“知识社会学”；要么从经验性的传统角度，把它进一步化约为关于“组织起来的知识”的习俗机构（诸如教育机构、宗教机构等等）的社会学①。“知识社会学”是卢卡奇的学生曼海姆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曼海姆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泛化的处理，将其视为“受社会环境所制约的、是人们（包括参与意识形态分析的人们）所共有的思想与经验模式的交织体系”②。这样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分析就过渡到了一般阐述，不再是一个党派的思想武器，而成为对社会与思想史的一种研究方法，被称为“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试图分析影响思想（包括自己的思想）的一切社会因素，从而“为现代人们提供对整个历史进程的一项修正观”③。但是雷蒙德·威廉斯认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将意识局限于知识的时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排除了明显归属于社会范围的“所有这些其他的现实文化过程”④，所以他提出“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文化社会学的“最基本的任务是对这一复合体内部的各种相互关系作出分析。这种任务有别于那种只针对习俗机构、构形和传播关系的、已被化约了的社会学；同时作为社会学，它又完全不同于孤立的形式分析”⑤。文化社会学把各种影响因素认定为一个“整体的、相互关联的社会物质过程”⑥。

符号系统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它有“内在的”一面，即符号依赖于关系，又在关系中形成；它又有“外在的”一面，即这种系统依赖于那些使它活动的制度机构，并且在这些机构中形成（因而这些制度机构既是文化的，同时又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还有整体性，这也就是说，一个“符号系统”经过恰当的理解，那它就既是一项特定的文化技术，又是一种特定的实践意识的形式——这些迥然互异的因素在物质性的社会过程中实际上是统一的。⑦

运用“文化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当代作家培养机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变迁，能够很好地揭示其中各种复杂关系的冲突、交接；同时也呈现出它在不同时代涵盖的意识形态要素。

丁玲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作家培养机构，它似乎从开办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早夭的命运。第一任所长丁玲身上所携带的不仅有她自己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向“左翼”作家转向的复杂性；更有以她为代表的“左翼”内部由“左联”时期经延安一路延续到新中国的各种矛盾冲突。这些冲突表面上体现为“宗派主义”的矛盾，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冲突，也非个人的矛盾化解能够平衡得了的，否则中央文学研究所缩编为文学讲习所之后，由周扬派过来的公木也不会同样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建立本身是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但在具体办学过程中，却远远跨越了对苏联的模仿，即便在形式上，它也没能做到它的范本“高尔基文学院”那样的“正规化”。“正规化”问题一直是中央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不少领导和学员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但是这个问题最终没能解决，也反映出我们还是要在中国具体环境当中探索自己培养社会主义作家的模式。

正如高华所分析的，中国共产党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就进行了自己的教育实践。最初奉行的是“阶级论”的教育理念，用以对抗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的“教育独立”思想。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国共产党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十年间，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党和苏维埃政权首先将教育定性为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同时也否定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单位而单独存在的观点。主张学校不是简单传授知识的读书机关，而要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者⑧。但是对苏联的学习并不是一以贯之的，经过整风运动，根据地教育排除了另一种阶级论教育观——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阶级论教育观。这两种教育观在本质上并无明显区别，但是，苏联教育模式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重视学校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延安的阶级论教育观则更注重政治教育的通俗性和实用性，以及生产技能训练。根据地教育是抗战环境的产物。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动员，教育内容也是为战争和为生产服务，表现为教育内容的简单化和学制的灵活性。⑨

这种教育理念和实践特征在1938年创办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的办学当中得到鲜明体现。为了培养更多的文艺干部为抗战服务，毛泽东亲自发起创办延安鲁艺，并且在鲁艺办学出现“关门主义”的倾向后，迅速通过“整风运动”来扼杀这一苗头。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按照列宁主张的文学“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思想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确立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标准。《讲话》的精神和延安鲁艺的办学传统随着新中国政权的确立从延安到达北京，成为中央文学研究所“幽灵”般的传统。

但正如“文化社会学”方法所揭示的，机构建立之后，影响它的将会是由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整体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分析的每一种因素都将是能动的：在许多不同层次上，每一个因素都将体现一些真实关系。在描述这些关系的过程中，真正的文化过程将显现出来。”⑩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后，丁玲作为所长有自己的抱负，可是上级的领导、底下的工作人员，甚至学员，也都有自己的想法。抛开这些复杂的关系不算，丁玲按照《讲话》精神来办学，紧跟政治，不使中央文学研究所落下当时的任何一场文艺运动，还重点培养工农兵出身的作家，可是仍旧摆脱不了“无产阶级作家”培养的悖论性困境。比如怎样对待传统，怎样选择“经典”，怎样教学，哪些教哪些不教，怎么教；在学员读书的时候如何使他们避免受到“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侵蚀”；把工农兵学员纳入学校体制，进行“专门化”培养，如何能够保证他们原有的阶级属性不被“腐蚀”。这些从苏俄传统中就已携带来的悖论，似乎成为“无产阶级作家”培养无法抗争的“宿命”。正如大家之后看到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举办不到三年就被压缩规模，直到1957年干脆被撤销关闭。丁玲以及与她相关的“文研所”“文讲所”的一些領导干部、学员被打成“右派”或者“右派倾向”分子，宣告这一作家培养机构探索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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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传统”总会在不同的时代经由后人有选择性的恢复。时隔二十二年之后，在“思想解放”和“文学热”的背景下，1980年作协恢复了文学讲习所的建制。“新时期”的文学讲习所当然不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鲜明地为政治服务，但是如果我们借用福柯分析“监狱”等机构的设置所使用的观察角度，同样会发现新时期文学讲习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正如德勒兹分析的，福柯的《监视与惩罚》探讨监狱这种“事物”：它既是一种环境建构（“监狱”环境），也是一种内容形式（内容就是囚犯）。但这种事物或形式并不指向意味着它们的“词汇”，也不指向以它们作为所指的能指。它们指向完全不同的词汇及概念，即犯行或犯行者，它们表达一种论述违法、刑罚及其主体的新方法。我们称这种陈述建构为表现形式11。形式以两种含义被使用：它形成或组织材料；它形成或目的化功能、赋予其目标。不止监狱，而且医院、学校军营、工厂作坊都是被定型材料。惩罚则是一种形式化功能，治疗、教育、训练与驱使劳动也都是12。学校这种机构的功能类似监狱，是“作为内容的形式，界定着一个可见性的区域（“屏视式监狱”就是说，是一个人们每时每刻可以观察一切而又不被发现的地方）”13。

文学讲习所这种机构体现的是一种“内容的形式”，也就是说它的形式本身就是内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即便是在被很多人称为“纯文学”的80年代，文讲所的存在也随时向我们提示着文学的“不纯”。它必然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它必然延续政治教育、承担对文学艺术进行规训的功能。我们从它恢复之后的第一期招收的学员构成就可以初步地感知到这一点，这一期学员基本来自承担了社会情绪抚慰，参与政治重建秩序的“伤痕文学”潮流当中的青年作家和重要的知青文学、改革文学作家。“我们自己时代的主导生产方式的改造也必然伴随着同样激进的对在结构上与之共存的所有古老生产方式的重建，这种改造也必然要由这种重建来完成。”14当然，重建肯定不是照搬，也不可能照搬。“象征形式由处于具体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人们所接收，这些背景的社会特点塑造了象征形式被他们接收、理解和评估的方式。接受过程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吸收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创造性的解释和评价过程，一个象征形式的意义被主动地构建和再构建。”15新时期的文学讲习所从形式上接续了20世纪50年代的“家谱”，把恢复后的第一期排为总第五期；招生方式、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也基本延续50年代的传统，但也创造性地增加了新的政治教学内容和文学内容。

恐怕令很多一直主张“纯文学”观点的人们要失望的是，新时期文学讲习所的学员们似乎并不抵制这种意识形态建构，而且积极参与其中。在为庆祝鲁迅文学院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文集里，我们看到很多有关文讲所的文字，也是充满深情地回忆了那段“苦中作乐”的学习时光，尤其是其中的“同窗情谊”。学员们带着正面的感情认同自己的母校，对这一段资历引以为傲。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

交换过程的社会有效性是这样一种现实，它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参与其中的个人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正确逻辑；就是说，它是这样一种现实，它的本体一致性暗示出参与者的某些非知。如果我们“知道得太多”，洞悉了社会现实的运作机制，这种现实就会自行消解。

这大概就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维度：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虚假意识”，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幻覺性再现，相反它就是已经被人设想为“意识形态性的”现实自身。“意识形态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正是它的存在暗示出了参与者对其本质的非知。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有效性，是意识形态有效性的再生产，它暗示单个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意识形态性的”并非是对（社会）存在的“虚假意识”，而是这种存在本身，虽然它为“虚假意识”所支撑。16

这段学习经历确实为不少学员积累了必要的“象征资本”，从他们当中出产了不少作协官员和获各种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家。他们也通过一种情感的记忆与抒发，将自己融合进了有关80年代文学热的整体“感觉结构”当中，想象性地弥合了意识形态和“纯文学”之间的缝隙。

相比起来，90年代那段受市场经济冲击的鲁迅文学院办学反而没有80年代在“文学热”时代背景掩护下的天时地利。看上去，“政治”松绑了，办学自由了，而实际上这段日子对于鲁迅文学院来说最难过，经费上失去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招生也需要收费，为了筹措资金，需要换着花样办班吸引学员。这一段时期，也是工作人员觉得对学员“最难管理”的时期。因为“收费”这样的经济行为改变了学员的认同结构。佛克马和蚁布思对“经典”构成的分析很适合这个时期“政治”和鲁迅文学院关系的描述，“只有当一政治或宗教机构决定对文学的社会作用较少表示担忧时，它才会在经典的构成方面允许某种自由。但如果这种自由将被给予了的话，那么结果有可能是文学（和作家）将会失去它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某些重要意义”17。“自由”有时候意味着“你已经不再重要”。

鲁迅文学院再次迎来它的“黄金时代”是新世纪之后，中宣部拨款为鲁迅文学院改善办学环境，每年拨巨款支持他们开办“高研班”。“高研班”从形式上努力恢复延安鲁艺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办学传统，采取短训的形式，讲座式教学。由于师资力量强大，都是各级专家、领导，对学员的要求也高，而且直接与主旋律评奖制度等挂钩。“高研班”从此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金字招牌”，每年一个省（直辖市）的指标根本不够分配，各地都出现争抢名额的现象。在这种利好形势下，鲁迅文学院不仅加强了对传统作家的培训，对80后作家和网络文学作家也进行培训。尤其是网络文学班，目前还属于探索的阶段。

虽然表面形式接续传统，但新的辉煌恢复的其实不是政治和文学的蜜月关系。学员对新世纪鲁迅文学院的认同更多的是出于对“象征资本”的追求。约翰·B.汤普森区分了三种形式的资本：“经济资本”，包括财产、财富和各种金融资本；“文化资本”，包括知识、技能与各种教育资格；以及“象征资本”，包括积累的赞扬、威信以及与某人或某位置有关的认可18。进入“高研班”，从现实的考虑能够走进主流的文学“圈子”，利于获得各种国家级文学奖项，结识各类高级官员，成为他们的“学生”。这些资本日后还可以与经济等其他资本相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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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看，为何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到文学讲习所到鲁迅文学院，很多人追求的“正规化”理想一直不能实现。因为这种机构的设立本身其实就是为了“使这个‘圈子’的扩展得到有效的控制，并且使这种扩展在文学规范的秩序中进行”19。它一开始的理想就不是设立成大学中文系，更不是一般的“普及”机构或在西方社会很常见的那种“小说创作速成班”之类的培训机构20。从培养效果来看，这种机构选择作家与其说是“培养”不如直接理解为“控制”。“压制性主体（不管是主人、殖民主义者或是统治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准客观性过程，这一过程似乎事实上已不可挽回地存在着。这一控制过程甚至进入到人体本身的体验。”21事实上，几十年来，很少有作家是依靠这种机构“培养”出来的，大多数是已经有了创作成绩才有“资格”进入这个机构，然后这个机构又更明确地赋予他们一种更稳妥的“资格”。这个机构成功“培养”出来的大多数是文学工作者，比如官员、编辑等等，倒不是作家。对此机构来说，他们的培养“结果”不如“形式”的存在本身来得重要。

杰姆逊用“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来指称“由不同符号系统的共存而传达给我们的象征性信息，这些符号系统本身就是生产方式的痕迹或预示”22。这些不同符号系统会包含限定性矛盾。对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分析，就是要寻求解释文本内部一些断续的和异质的形式程序的能动存在。“如果得以适当完成，应该揭示这些古老的异化结构——及其特有的符号系统——在形式上的固持，在所有新近产生的和历史上原生的种种异化——如政治统治和商品物化——的重叠之下，已经成为所有文化革命中最复杂的文化革命即晚期資本主义的主导因素，在这场文化革命中，所有先前的生产方式都以一种或另外一种方式在结构上相共存。”23这也是我们试图通过对中央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这种机构的沿革史的分析试图呈现的复杂性所在。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一独特当代作家培养机构的存在无论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历经80年代发展到现在，它的形式一直作为内容而存在，它的形式本身就是意义，在这个形式身上，各种诸如文学、政治、社会或者经济等等关系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尤其到了新世纪，它越来越发展为一种“象征的形式”。从它这里，“各种有意义的行动、物体和表述——关系到历史上特定的和社会上结构性的背景和进程”24一一呈现出来。揭示它们，也是我们研究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④⑤⑥⑦[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147、148、148、149、14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③151824[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译，54、54、168、163、150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⑧⑨高华：《革命年代》，170、17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⑩[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赵国新译，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1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12[法]吉尔·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杨凯麟译，35、3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3杜小真：《福柯集》，56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

14222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90、66、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2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17[荷兰]佛克马、蚁布斯：《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2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比如芝加哥最成功的独立作家工作室“作家阁楼”等。英美国家很多大学普遍开设创意写作学位项目，美国当代作家几乎都获得了创意写作学位，绝大多数知名作家也都在大学任教于创意写作专业。参见杰里·克里弗：《小说写作教程》，王若定译，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1[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2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毕红霞，南开大学文学院）

11.县食品药品监管局监管工作思路篇十一

县食品药品监管局监管工作思路县食品药品监管局突出机制建设部署思路

县食品药品监管局结合近年来监管工作的实践，以及监管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从长效机制建设着手，研究和部署工作思路。

一是围绕保障民生安全，强化科学监管机制。从强化监管责任体系、技术监管体系、信用评定体系和应急预案体系入手，促进餐饮、涉药行业自律，提高科学监管能力。

二是围绕提高监管效率，探索信息化监管机制。面临监管任务繁重和监管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必须从信息化监管入手，破解监管任务和监管力量悬殊、监管手

段落后的难题。

三是围绕消除风险隐患，建立风险监管机制。抓实风险隐患排查、紧盯重点企业和严控风险环节三项工作。通过资料分析、抽样检测、实地检查和鼓励举报等方式，积极排查风险隐患，四是围绕强化监管力度，形成社会化监管机制。做好投诉举报、宣传报道和网络问政三项工作，使公众成为遍布城乡的食品药品义务监督员。五是围绕夯实监管基础，巩固常态化监管机制。从健全基层网络，夯实监管基础，开展示范创建，加强胶囊监管，落实专项整治，强化教育培训等入手，巩固监管工作。

六是围绕强化队伍建设，建设规范化管理机制。通过改进作风、改革审批、改善监管，规范监管工作，打造人民满意机关。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积极探索科学监管长效体制机制

为适应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改革、体制调整新形势，夯实工作基础，促进食品药品监管事业科学发展，以来，甘肃省兰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制度废改立工作小组，提出建立八大体系，加强六方面制度建设工作思路，着力构建工作协调运转、决策权力阳光、分工科学合理、执法保障保证、监督考评公正的食品药品监管制度体系，努力解决制度缺失和体制障碍的突出问题，探索建立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长效体制机制。一是加强食品药品安全责任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工作职责制度。按照以事设岗、以岗定人的原则，重新修订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确保职责统一。同时按照“地方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要求，构建基层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体系的基本框架。二是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按照食品药品监管需要，制定日常监督管理办法、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办法、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等，细化工作职责，量化工作任务，确保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形成食品药品监管制度保障体系和企业诚信自律体系的基本格局。

三是加强突发事件应对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应急预警工作制度。按照突发事件的特点，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局系统应对处置突发事件工作程序与流程、药品不良反应、药物滥用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报告制度、24小时值班制度等，明确不良事件的报告范围及方法、步骤，通过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演练提高突发事件的预警和应对能力，形成科学合理的安全监测评价预警体系和快速有效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雏形。四是加强依法行政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工作程序规定和准入设置规定。按照保障安全，方便群众，促进发展的原则，明确准入条件，制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机关工作程序规定，明确工作流程及各环节的工作原则、任务、方法和要求，完善办文、办会、办事的程序

和规定，确保准入阳光运行，执法公平公正，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构成依法严格监管的质量保证体系和互联互通的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的制度基础。

五是加强监管能力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培训学习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制度。按照必须和因需的原则，制定定期培训，上岗培训、学习交流、外出考察、法制宣传以及培训考核等规定，强化干部培训和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监管队伍素质和公众对食品药品安全的认知程度，形成依法严格监管的质量保证体系和面向社会、贴近公众的宣传教育体系的基本模式。

六是加强队伍管理与监督制约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的廉政建设和机关管理工作制度。按照廉政建设和队伍管理工作要求，制定工作禁令、工作纪律、休假制度、考勤办法和廉政监督、问责办法等规定，形成廉政建设有实效，全员自律有保障的制度体系，确保打造出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良、务实创新、廉洁

12.监管形式篇十二

2月11日习总书记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作出指示的。他指出，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形式主义流弊已久，新形势下又不断流变、形式翻新，要防止新形式主义抬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八项规定开始，全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如：一些领导干部调研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调研现场成了“秀场”；有的地方层层重复开会，用会议落实会议；部分地区写材料、制文件机械照抄，出台制度决策“依葫芦画瓢”；一些干部办事拖沓敷衍、懒政庸政怠政，把责任往上推；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将责任下移，“履责”变“推责”。那么怎样防止新形式主义，值得深思。

把硬性规定改为合理考评。比如有的单位规定写心得，一定要写多少字，多少篇。建议可以将这种规定改为一种鼓励性质的机制，鼓励那些真正有真情实感的大作向媒体、书刊等处投稿，鼓励大家多提意见和建议，并进行适当的评比奖励和表彰。这样情况下写出的稿子才有活力和内容，也不至于使得某些干部忽视本职工作而浪费宝贵的办事时间，影响工作效率。

把解决问题作为重要标准。老百姓心里有杆称，党员领导干部你是否为民着想，解决了几个问题，做了几件实事，作为重要标准。问题找出之后，要敢于“亮丑”，带队的领导要认真落实好责任人，并将问题在村务公开栏里面公示，提出办理解决时限，提出奖惩要求。这样一来，老百姓应该非常拥护。而不是一路前呼后拥领导们走了之后一年半载“音讯全无”，基层的问题依然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