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传统文化

2024-11-16

北京传统文化(共8篇)

1.北京传统文化 篇一

2016年北京中考满分作文赏析:文化中的北京

【优秀作文】

文化中的北京,故事里的中国

在8月份去了一趟北京,带着虔诚与敬仰来到了这座古老的城市,虽然沧桑却不失辉煌,5天的时光让我喜欢上了这个充满魅力的城市。

北京是壮阔的,它带着有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山河、寺宇、宫殿、楼阁,带着几千年而不衰的悠久文明,酝酿着坦荡而大气的民族。

北京是感性的,它富有人情味,人性化的街道,诗情画意的景致,闲逸舒适的生活,发展着美丽、纯朴的文化。

北京是和谐的,它象征着旧中国的灵魂、文化,同时又代表着新中国的开始、未来,含蓄着高调的城市生活和朴实的乡村生活的协调。

这是个壮丽的城市,从南门入城,经过一重重城门才能到达壮丽的皇宫,红瓦明墙,雕栏玉砌,飞檐楼角,历史的沧桑并未掩盖住它的浑厚。合抱的古柏,

堆砌的假山,满池的荷花,精致的石雕,倒垂的杨柳都在诉说着北京的美丽。北京是一个帝王的梦,宫殿、花园、寺庙、百尺林荫、宝塔、祭坛、太学,处处都有着皇家的印记,华丽、庄严、肃穆。而这样的北京,却充满了更多的平民气息。入夜,后海被点亮了,红色的花灯亮起,微亮的天色在古树的枝叶间若隐若现,小船闪着明晃晃的`黄光在后海上摇曳着。后海热闹起来了,大把的人群出现在后海的长街上,逛街、用餐、饮酒……而传统的北京小吃总是备受欢迎,豆汁儿、葫芦串儿、烤串儿也只有在露天摊子上才能吃出味来。在我看来,霓虹灯的五颜六色是比不过茶座上亮起的点点烛光的,整条长街上晃动的光芒映在湖面上,星星点点,伴以清亮的水流声,整个后海,活灵活现的描绘出一幅古典游乐图……对北京的感慨,不是某地某景,而是它壮丽的氛围。

这是个清静的城市,方方正正、匀匀称称的北京被布局整齐得像个棋盘,以故宫为中心,九门对称,天地日月四坛相环,偶尔会有斜街,名字也很可爱,烟袋斜街,樱桃斜街。传统的四合院带着庄严肃穆,每个院子中央会有一个金鱼缸,梁上挂着一个鸟笼,院落旁会栽种着一棵石榴树,显得平和可爱。胡同与四合院是一体的,胡同两边由若干四合院连接而成,胡同有些也会编号,从两条到十二条,觉得变得太死板了,也会给胡同取名字,云居胡同,草园胡同,都十分别致。胡同常常是安静的,它远离了车水马龙,远离了喧嚣,能进胡同的只有三轮车和人,要想让一辆车开进去,实在是难为了司机。北京人容易满足,他们对物质要求不高,他们不愿离开破旧的胡同,大都安土重迁,几十年,甚至几辈子的也有,老北京们在胡同里是扎了根的。他们说话都有些源远流长,清脆的口音,极快的说话速度,语言的背后就有历史的痕迹。就算不住胡同和四合院,住在闹市附近,也能有平静闲逸的享受,高楼大厦间总会有几条老旧的步行街。想要感受那份闲适,不妨在城中任意几个公园内徘徊散步,或坐在街头的茶桌边消磨整个下午,斜倚着松树下小憩,此时此刻享受独处,品位心灵的自由。

这是个有故事的城市,过去这里是官僚贵族的世界,京城里举办的繁复而隆重的仪式渐渐孕育了一种皇族文化。这样的文化虽然壮阔凛然,但只是在腐朽中的表面辉煌。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皇族的轻易没落给北京增添一分脆弱的伤感与怀旧的感伤。北京的历史旧迹很多,事物再美好也会“逝者如斯”,看着圆明园西洋楼的旧址巍峨的矗立在苍空之下,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帝国的辉煌,而在旁就散落着无数石楼的碎片,参差排放的石块中央曾经是个宽阔的喷泉,那四个大柱子间应是天子御座,唯一的残桥上曾有大块汉白玉,曾经的享受消磨,曾经的宏伟,曾经的辉煌,全都在历史的风云中消逝了。历史是反复的,经过浩大的斗争,新北京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成立。老北京开始与新北京融合,中国也不能老当一个古玩店,它得顺应时代,向前走。北京开始包容各种色彩——有新的色素和旧的色素。古旧的城楼和鼓楼为居民报时,无数条外环路相接舒缓着交通,有古城,古树,古桥,每一处都有沧桑的历史。有鸟巢、水立方,每一处又诞生着新的元素。

2.北京传统文化 篇二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 北京的文化底蕴深厚, 文化机构汇聚, 文化企业众多, 文化人才荟萃。在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发展之际, 北京应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的示范带动作用, 打造全国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示范区、文化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兴文化业态的领航者。北京市宣传部长、副市长鲁炜曾在讲话中表示“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 北京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也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2]

一、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融合下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首都经济重要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仅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实力不断增强, 在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方面也有了较大提升。北京市文资办主任周茂非在报告中提到:2011年, 北京文化创意总收入突破9000亿, 实现增加值已达到1989.9亿元, 占GDP的12.2%。在北京市的服务业当中, 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产业的第二大产业。然而, 从城市功能和产业发展需求来看, 北京市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传统的优势行业还面临着转型升级, 特别是需要提高文化产业中的科技含量。同时, 像设计创意、动漫网游、数字新媒体等新型的业态总体规模也偏小。这就要求必须加快推进文化、科技融合的步伐, 以先进科技为支撑促进文化产业的顺利转型。北京科技资源最丰富、科研能力最强、科研人才最集中、科研成果最丰硕, 具有明显的科技资源和创新能力优势。其中, 各级科研机构213所, 两院院士人数在全国的比例为36%, 各类高校北京有80余家, 申请专利、授权总量都居全国省市前列, 特别是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5.8%, 这个数字已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充分利用北京优势, 促进科技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是新形势下北京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

通过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的融合, 北京着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 以数字出版引领未来阅读方式的变革, 用创意驱动特色文化城市的建设, 构建文化创新战略, 提升文化影响力。同时, 科学创新还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复兴、文化的跨界融合等提供了新路径。具体来说, 这些年北京十分注重研发与文化的密切结合,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徐徐展开的画卷, 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清明上河图》, 再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独家数字内容供应商, 这些重大科技项目是北京文化创新与科技团队的完美体现。

“十一五”期间, 北京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20%。“2010年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1692.2亿元, 比上年增加近200亿元, 占全市GDP比重的12.3%。2011年,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收入突破9000亿元, 实现增加值1938.6亿元, 现价增速14.2%。”[1]具体来说, 在出版领域, 具有零污染、低成本的纳米绿色制版技术研发获得重大突破, 纳米绿色制版技术已在怀柔产业化、报刊等领域应用。在数字电视发展上, 率先攻克了交互式多媒体服务软硬件系统和基于有线线缆回传的双向机顶盒。此外, 喷墨数字印刷技术、三网融合关键技术、文物保护监测技术等一大批项目, 展现着北京科技与文化融合的繁荣景象。

“十二五”时期, 北京将全面推进“双轮驱动”战略, 力促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发展。2012年5月, 在第八届文博会上, 科技部、中宣部、文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首批16家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北京市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海淀园为核心, 联合石景山区石景山园、东城区雍和园、西城区德胜园共同建设中关村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2012年1月至8月, 示范基地所在的海淀区文化创意产业总收入超过2200亿元, 占整个北京的42.8%。

中关村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建成以来, 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双轮驱动战略, 坚持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融合发展、辐射带动、开放交流原则, 逐步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 努力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按照规划, “到2015年, 示范基地力争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2100亿元, 年均增速15%。”[3]2020年, 基地将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4000亿元, 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企业7000家以上, 力争在20年内将北京建设成为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著名文化中心城市。

二、北京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融合主要特点与不足

文化产业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不断改变着文化的业态。一方面, 文化和科技互相驱动, 促进产业升级驱动经济发展。文化因素提升科技产品的文化内涵与商业价值, 技术手段变革改变了文化内容制造与传播的方式与途径。另一方面, 科技与文化融合带来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

(一) 主要特点

目前, 北京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融合主要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识产权是科技与文化融合新业态的核心;二是中关村是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阵地;三是创意产业是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四是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由单项突破走向协同创新。

1. 知识产权是科技与文化融合新业态的核心

文化产业领域的科技与文化融合以数字化技术为主, 即以知识产权为核心创新产品形态, 掌握关键专利技术, 以内容为制胜的根本。例如, 北京市中关村石景山近年来的发展非常迅速, 主要得益于一批文化创意企业以及其技术创新和版权内容为主的运营模式。2012年石景山区的文化创意企业实现收入超过240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将近20%。

2. 中关村是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阵地

2009年3月以来, 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关村国家示范园区, 并相继出台“1+6”系列先行先试政策, 推荐人才特区建设和服务业综合改革等系列创新试点工作, 并取得显著效果。使得中关村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发挥了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促进了科技与文化的融合。2011年, 示范区文化创意企业6201家, 总收入4600亿元, 示范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4.4%。2012年上半年, 示范区文化创意产业延续良好发展势头, 总收入、利润、实缴税费和出口总额等指标均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速度。

3. 创意产业是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

对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而言, 融合高新技术, 已经成为产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010年,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为12%, 居全国第一 (详见表1) 。2011年,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约1989.9亿元, 同比增长14.2%,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2.2%;全年文化创意产业收入达到9012.2亿元, 增速超过21.1%。2012年仅前8个月, 北京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单位收入达5203.5亿元, 同比增长12.9%。

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首都的支柱性产业。与此同时, 一些由科技直接推动的高端的文化业态, 比如动漫网游、数字出版等, 这些新兴业态代表着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已逐渐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 (2003-2011) .http://www.bjstats.gov.cn/sjfb/bssj/ndsj/

4.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由单项突破走向协同创新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由单项突破走向协同创新, 由单纯注重研发走向产学研结合这是北京文化与科技融合所呈现出的重要特点。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引导以及市场需求的强力带动下, 融合发展、协同创新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并已经转换成为许多地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企业推动自身转型升级的战略举措。而主管部门的引导、地方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 也使得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层次与水平不断提升。

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也由单项突破走向协同创新, 由单纯注重研发走向产学研结合。比如, 《文化资源数字化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文化演出网络化协同服务及应用示范》两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研发团队, 就整合了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国家图书馆、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广州大剧院、中国传媒大学等相关产、学、研机构的研究力量, 针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关键科技问题, 展开协同攻关, 并在第一时间将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在2011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和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申报中, 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 他们联合相关的科技研究机构, 组成产学研结合的团队, 以联合申报的方式承担了项目。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结合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正在初步形成。

2011年初, 中央歌剧院就与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共同成立了数字化舞台工程联合实验室, 承担了文化部“数字化舞美科技应用研究”项目, 2012年中央歌剧院又承担了国家科技提升计划项目《模块化舞台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该研究实现高新技术和文化艺术完美结合, 突破学科、领域、行业的壁垒, 充分利用国防现代化的技术优势, 融合军用高端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内容, 从智能创意、虚拟世界、高效实时交互等技术体系入手, 整合、提升传统人工操作、人力生产的文化产业发展能力。将数字化高新技术在舞美领域大胆运用, 并加快与大企业的全面合作, 构建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为核心特征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是中央歌剧院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目标。

(二) 不足之处

当前, 北京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1. 科技对文化发展支撑不够, 仍需建立和完善支撑、引领文化发展的科技体系

特别是在文化产品的创作力、表现力、竞争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还有待进一步借助科技的引领和支撑, 实现整体提升。科技与文化融合意识有待加强, 融合深度和广度有所欠缺。目前, 文化创意与科技成果结合的方式和途径越来越丰富,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空间更为广阔。文化与科技融合也必须化传统的被动接受为主动寻求结合点。同时,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方式应当更加丰富多元, 要有基础技术推动文化发展的一面, 更要有文化创意促进技术研发的一面。

2.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基本工作机制不完善、驱动力不足

目前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基本工作机制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策机制都存在问题。

(1) 就市场层面而言,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市场机制还未完全建立, 在当前文化与科技融合条件下, 亟需构建适合自身要求的自主创新市场激励机制和体系;发挥政府主导功能, 强化企业主体地位, 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建设, 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需求导向相结合的动力机制;综合现有的自主创新具体模式, 在文化内容、文化传达、文化演化等领域, 从技术层面分类培育和形成多元化的自主创新模式。

(2) 就政策层面而言, 形成文化与科技融合自主创新发展的有效激励, 需要加强具体政策措施的支持和引导作用, 为我国文化科技融合的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提供动态、多元的政策体系, 不断完善和优化政策供给体系, 实施重点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突破战略。建立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政策机制, 需要在以下方面给予足够的注意:有效结合自主创新生产力与文化产业发展政策, 强化财税金融政策支持的疏通和引导作用;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保障和激励作用;加快推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转化平台建设;针对重大创新领域提供专有的政策支持体系;强化文化创新人才队伍的政策激励。

(3) 就体制层面而言, 文化系统和科技系统长期以来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 文化体系的科技意识不强、科技体系对文化不精通, 导致多年来我国科技与文化各自发展、互不往来。因此, 需要在体制改革上做足文章, 打破两个系统长期分隔的局面, 尤其是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上, 要实施柔性人才政策, 以智力服务为核心, 突破工作地、工作单位和工作方式的限制, 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打破体制性障碍。

3.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效率不高

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效率低下的状况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导致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缺创意”, 文化科技难融合。用现代科技传承文化, 技术在其中并非最重要的因素, 传承正确与否才是关键。而传承文化这座摩天大厦的地基则是创意。创意是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是文化产业的经济魔方。科技与文化的融合, 创意则是中间的媒介。创意为媒的根本是人才, 而人才的匮乏成为了直接的制约因素。

(2) “少资金”, 自发对接有难度。除了缺少创意, 资金不足也成为了令不少文化企业头疼的难题。成立于2008年的北京前门文化有限公司, 设计的所有产品都带有浓厚的前门地域文化符号, 目前开发了40余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商品。由于缺少资金, 企业的研发投入小, 产品的开发深度不够, 反而影响到市场。

(3) 科技环境存在不足。关键技术支撑作用尚待挖掘, 科技应用仍显不足。以动漫行业为例, 由于电脑绘图技术、渲染技术等关键技术长期被国外厂商垄断, 国内应用水平不高, 使得我国动漫行业活动始终处于产业链低端, 即使有好的创意, 但无法通过先进科技手段成为优质的可视化产品, 故无法与DISNEY等国外力量竞争。2009年全国原创电视动画片, 北京市为9357分钟, 杭州市为27409分钟,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科技应用明显不足。

(4) 创意产业人才不足, 人才结构失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急需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高层次、高素质的文化创意人才, 一批兼具创意与技术背景、实现创意内容产业化的高级经理人。以动漫游戏产业为例, 2009年, 我国仅影视动画和影视特效人才缺口就达15万人。2010年以来, 平均每月的动漫招聘岗位约1000个, 这其中, “动漫美工、程序开发”相关岗位占到85%。创新的主体是企业, 优势资源应该向企业流动, 而现在的优秀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进入政府部门了。如何形成优势资源的企业化流动机制也值得我们思考。[5]

(5) 品牌意识缺乏,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有待增强。缺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难以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国际化整体水平的提升。就北京影视行业而言, 规模较小, 目前仅有歌华等少数具有影响力的传媒集团, 还没有形成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传媒集团。

三、北京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融合双轮驱动战略核心与具体措施

为了适应当前北京文化发展形势, 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需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和文化的融合, 加快形成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双轮驱动”发展模式, 这“符合首都作为国家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发展定位, 是对过去科技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化和拓展。”[6]

(一) 战略核心

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的双轮驱动战略核心在于多层面、全方位实现北京科技与文化的协同创新与深度融合。主要体现在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一方面, 科技对文化有着重要的支撑与推动作用。在物质层面主要表现为科技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在制度层面主要表现为科技对文化制度变迁的驱动作用;在精神层面主要表现为科技实践对文化内涵的丰富以及文化价值观的演变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 文化对科技的发展具有引导和制约作用。在物质层面主要表现为文化引领下科技形态的演变;在制度层面主要表现为文化制约下科技制度及科学管理的完善;在精神层面主要表现为文化驱动下科技文化的繁荣与渗透。

北京科技和文化创新双轮驱动战略不是简单的科技加文化, 而是通过科技来实现支撑文化和生产力发展, 通过文化的创新发展来引领科技的进步和应用, 将科技创新渗透于经济发展的各个产业和环节, 文化创新致力于探索发展精神动力和提升软实力, 从而形成了双向互动、协同创新的过程。

(二) 具体措施

北京深入实施“双轮驱动”战略, 需要在战略和实践两个层面具体落实。

1. 从战略层面, 要加强顶层设计, 着重打造4个平台

把文化与科技融合与协同创新作为首都文化和科技发展的整体战略, 着重打造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的4个平台。

(1) 科技文化创新项目研发平台。以中关村海淀园等科技园为龙头, 联合科技共同成立研发公关团队, 对当前文化企业和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科技难题进行研发。抓好重大项目, 紧紧围绕文化需求, 加大数字电视、数字出版、三网融合、物联网等关键技术的攻关, 推动科技成果运用。

(2) 科技文化创新企业融资平台。进一步加大资源整合力度, 成立北京市文资办, 统筹协调全市文化资源整合、重大项目投资等推动金融产品创新, 放大政府资金的杠杆效应, 吸引社会资本的全面加入, 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3) 科技文化创新产品交易和中介平台。促进资本、人才、技术等各要素的优化配制, 培育和发展面向社会从事文化科技咨询、技术评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文化科技中介服务, 让科技与文化创新成果快速进入市场的同时有效降低文化科技创新风险。

(4) 科技文化创新知识产权平台。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体系, 加强文化科技融合的知识产权管理、创新、保护和运用。凡进入北京市场的文化与科技的制度创新产品, 一定要事先确立知识产权, 唯有如此, 才能切实保护科技与文化创新的智力成果, 为二者的融合和可持续创新提供保障。

2. 从实践层面, 加强成果转化应用, 着力打造4 大体系

要加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科技研发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着力打造以科技创新支撑文化创新与发展的4大体系。

(1) 文化科技资源整合体系。通过建立多层面、立体的网状联系, 促进文化与科技全方位交融, 通过高科技含量的文化制作、包装、传播及成果应用催生出全新的文化业态和文化产品, 基于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的新兴文化产业, 如移动多媒体电视、手机广播电视、数字出版、数字广告等。

(2) 文化科技成果应用体系。北京将继续坚持研发与转化并重的宗旨, 加强文化科技成果的中介服务, 完善交易市场, 为成果转化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提供支撑, 将先进成果应用到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新兴业态、保护文化名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 不断提高技术成果应用和转化。

(3) 文化科技融合的承载体系。近年来北京市重点实施高清数字电视交换推广工程、数字文化社区、云计算和云服务平台等一大批重点项目, 北京将充分利用首都在区位、文化、科技和资本方面的优势, 着力建设中关村国家级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支持文化科技园与文化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 推进一批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科技含量高的重大文化科技项目, 实现文化科技创新成果的项目化、市场化和产业化。

(4) 文化科技融合的支撑体系。在体制机制上要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 建立和完善都市合作机制, 整合各方力量, 推动首都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政策上要完善认定标准, 在项目、用地、资金等方面先行先试。在人才培养上建好人才发展平台, 引进和培养文化科技领军人才, 把首都建成文化、科技的人才高地。

参考文献

[1]蔡灵, 沈哲彦.2013-2017年中国文化产业深度分析及发展规划咨询建议报告[M].中投顾问, 2012.

[2]石丹.2012中国文化产业30人高端峰会举行[N].朝阳报, 2012-9-24.

[3]李苑, 韩业庭.首批16家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N].光明日报, 2012-5-21.

[4]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队.北京统计年鉴 (2003-2011) [EB/OL].[2013-2-1.[http://www.bjstats.gov.cn/sjfb/bssj/ndsj/.

[5]王一鸣.2012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盘点及调整策略[J].中国市场, 2012, (50) .

3.北京传统文化 篇三

兼收并蓄,多元呈现

在很多餐饮人看来,京味饮食文化仍然是行业内的一个空白点,尽管以全聚德为代表的一批餐饮企业在京味菜的振兴与推广上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相比其他菜系与品类,京味菜以及京味的饮食文化的发展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什么是京味菜?京味菜的核心是什么?凭借着对北京饮食文化的独特理解与坚持传统与创新兼收并蓄的烹饪理念,权茂北京菜正在努力为顾客找到问题的答案。

“京菜也是一种融合菜,北京菜主要来源于鲁菜,包括北京本地的一些小吃,比如麻豆腐、卤煮,又融合了像爆肚之类的回民饮食。”此外,北京不同的区域的菜品也有着迥异的特点,宫廷菜、官府菜、胡同菜……多元的区域美食共同构成了北京菜的丰富内涵。张权告诉记者,权茂北京菜就是要做一口兼收并蓄的大锅,将所有京味菜的元素都容纳进来,将京味菜的多元、包容与厚重原汁原味的呈献给消费者。“我们的理念,是将宫廷菜、官府菜、胡同菜以及一些特色小吃进行整合创新,打造汇集北京美食,传承京味文化的知名品牌。”

坚持纯正口味,注重菜品创新

麻豆腐、炖吊子、腊八豆三黄鸡、酥皮秘制大侠、京味烧小牛肉……但凡是来权茂北京菜用餐的顾客,张权都希望他们能够记住餐厅的这些主打菜品。“京味菜的关键在于它的味道经得住反复体验,几乎没有一道菜是十分辣的,味道普遍相对更为厚重,我们希望顾客能通过这些菜品,真正感受到北方人的深厚情感与直爽性格。”张权告诉记者,权茂北京菜严格遵循中式烹饪的传统技法,努力将原汁原味的北京味道呈献给顾客,“炸就要外焦里嫩,让顾客口口留香;烹就要锁住肉质的水分,保证食材的鲜嫩口感。”为此,权茂北京菜搭建起一支深谙宫廷菜制法的专业团队,由知名宫廷菜传人高徒领队,按照宫廷菜的规章制作为顾客献上一道道美食。

在让顾客享受到纯正京味菜的同时,权茂北京菜致力于为菜品注入更多的时代特色。京味菜的创新,是餐厅出品的主要特色,张权告诉记者,权茂北京菜正在推进北京小吃的正餐化,通过将宫廷菜与老北京小吃的巧妙融合,为顾客带来更加美妙的用餐体验。老北京所熟悉的麻豆腐,也可以像吃鹅肝酱一样,和烤面包搭配在一起。“我们要让京味菜与时俱进,时尚起来,做符合现代人口味的餐饮,我们的创新需要时间来检验。像梧桐的创新菜品Fusion水煮鱼,在刚推出的半年时间里饱受质疑,两年之后却成就了桌桌必点的传奇,创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面对挑战,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

稳扎稳打,循序渐进

对于权茂北京菜今后的发展,张权并不急于品牌的快速扩张,在他看来,权茂北京菜就像是自己的孩子,需要静下心来悉心照料,权茂这一品牌才会慢慢强壮起来。“一个新生命,想要在一两岁的时候就活灵活现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显然是不可能的,首先要保证有正常的呼吸,保证能够独立行走,随着慢慢成长,他的特点也会逐步显露出来。”张权认为,作为一个新兴品牌,在产品上多下功夫,满足顾客的基本需求,为餐厅积累充足的客源是餐厅经营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对餐厅不断进行精品化改良,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在品牌运营成熟之后,再对外进行扩张。

“今后的权茂,要具有像大董般在产品钻研上狠下功夫,又要有像西贝莜面村一样精选菜品、优化服务的经营模式。”权茂北京菜的菜单会越变越薄,对菜品进行精选,只把最优质的、最具特点的菜品与主食呈现给顾客,一方面优化菜品结构,一方面简化出品操作。在服务上,张权强调在服务细节上要更加用心,记住顾客的喜好,了解顾客的用餐特点。“服务的重点在与沟通,餐前沟通、餐中介绍、特点突出,这些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对于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尽管是人均200元的消费,但是我们要让顾客享受到五星级的服务。”

张权告诉记者,在今后的五年中,权茂北京菜要开到20家店,不仅仅是在北京,也要在其他省会城市生根发芽,“让全国各地的顾客都能尝到咱们真正的北京菜。”

案例手记

多元包容、兼收并蓄、富有活力,权茂北京菜这样定义京味饮食文化。餐厅以北京宫廷菜为主体,融合官府菜、胡同菜以及北京特色小吃等多种类型,采用中式传统烹饪技法,带给顾客亲切厚重的用餐体验。此外,小吃正餐化的创新探索,让权茂北京菜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桥梁,深入诠释了餐厅对京味文化的独特理解。

4.浅谈北京胡同文化 篇四

去北京旅游的人们,多少都会被北京的胡同文化所感染。胡同作为北京的一大地域特色,历史悠久。它不仅构成了北京城的交通网络,而且是北京居民生息活动的场所,成为反映北京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舞台。胡同文化是北京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部分,是北京传统文化在民俗生活中的生动体现。北京胡同由四合院民居组成。老北京们世代居住于“皇城根儿”下,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形成了乐观悠闲的气度和善良恭谨的品格。下面通过资料考察,从北京胡同的历史、四合院建筑特点以及“老北京”的朴素民风三个方面入手,谈谈对北京胡同文化认识。

一、北京胡同的历史

北京的胡同形成于元朝,是伴随着元大都城的建立开始出现的。忽必烈定都北京后,谋臣刘秉忠以琼华岛(今北海公园)金代离宫为中心,开始主持大都城的规划设计与修建工程。按照《周礼??考工记》关于帝王都城的设想,皇城居城内繁华区当中,皇城以外分布着阡陌纵横、状如棋盘的街巷,其布局体现了浓厚的井田制色彩。全城街道以南北干道为主导,小街、胡同基本上沿其两侧平行排列,与南北干道呈东西交叉状。据《析津志》载,“元大都大街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胡同宽六步„„元朝的一步为五尺,当时的尺合0.308米,那一步就是1.54米。可见当时的胡同宽为9.24米”。所谓“通衢交错,列巷纷纭”,这就将大都城里皇城以外的居民区划分为五十个坊。关于坊内民宅,据《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大都城基本建成以后,“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富有)及居职(当官)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名作室”。元世祖忽必烈将一块块八亩见方的地盘分赐给臣民建屋造宅,就意味着将其固定在他所规划的坊巷格局中加以统一管理.这是坊巷胡同形成的政治原因,也体现了坊巷胡同的政治功能。明朝的北京,仿“城必有郭,城以卫民,郭以卫城”之制,将皇城之外,又分内城、外城两重。内城大部分街道胡同承袭元大都旧制,只将五十坊改划为三十六坊,而外城是明定都北京一百多年后加修的。明成祖迁都北京后,由于北郊经常遭到北元军队的骚扰,市场只能在南郊发展,同时江南地区的丰富物产也通过水陆交通线云集南郊,所以北京城商业中心由内城转到外城。外城前门、宣武门、崇文门外,以市场、商品、作坊、店铺命名的街巷胡同大量涌现,如前门外的鲜鱼口、豆腐巷、煤市街、羊肉胡同、炭儿胡同、柴儿胡同、珠宝市、草市等等。这些胡同同时又是市场所在地,体现了胡同的经济功能。

清朝内外旧城的总体布局与明朝大体相同,街道胡同有所增加。这一方面因为明朝的一些官府、仓、厂被废除改建为居民区或王府,另一方面因为旗民分城而居的制度增加了外城人口,便出现了许多规则或不规则的新胡同。

二、北京四合院的特点

北京胡同由一座座等级高低有别。规模大小不同的四合院连接而成,成为北京民居的一大特色。北京的传统四合院遗存以清代居多,院落四壁都有墙壁,外面的人看不到院里,院里的人也看不到外面,一家人的活动都在院墙之内,与外界相通的唯一渠道就是大门,而平时大门是紧闭的,因而四合院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封闭式文化,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封闭式的住宅使四合院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关起门来自成天地;院内,四面房门都开向院落,一家人和美相亲,其乐融融。

四合院的房屋布局是既定的,对家庭成员的居住安排也有严格规定,反映出传统大家庭的等级观念,“长幼有序”的传统要求。布局上一般是正房高于侧房,面积也比侧房大,住房安排上一般是家长住在正房,晚辈住在厢房耳房,一家老少,从上到下,什么辈分的人住什么样的房,一切都是按规矩来,没有可争议的。这种安排不仅突出了家长的地位,而且有助于家族内部的秩序,强化等级观念。根据北京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四合院中的房子以坐北朝南的北房为 2 最好,其次为西房,再次为东房南房,有“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的民谚为证。因此,内宅中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北房三间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年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两侧多做卧室。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北京四合院的布局和功能上也体现了北京传统文化的正统性。

三、北京胡同的民风

北京的四合院存留至今,大多数已演变成多户群居的大杂院。较之单门独户、封闭规整的四合院而言,四方杂处、半私密性的大杂院更能体现“老北京”的风俗人情。北京城的平民百姓在胡同和大杂院里演绎着他们平静从容、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即使是深处困窘时。也没有人自暴自弃、自轻自贱,都在挣扎着寻求自己做人的“体面”和尊严。这种“挣扎”又是阿Q式的,伴随着北京土话的插科打诨,用对己对人的善意嘲讽消解生活的不足。无法实现“天棚、鱼缸、石榴树”的精致富足,就在屋檐下用破脸盆种上五颜六色的“死不了”,夏天,草茉莉的清香也能飘出去很远;春天够香椿芽、秋天打枣;养猫遛鸟逗蛐蚰,喝茶下棋扭秧歌。老祖宗留下的乐观心态和悠闲气度是人们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法宝。

大杂院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聚居之地,院落是公共的,水龙头是公共的。甚至厕所被盖在胡同里,也是公共的。基础设旌的简陋带来了生存竞争的严酷。一不留神就会引起邻里纠纷,小家庭的秘密也会被别人窥探去成为饭后的谈资。然而,世代浸染的儒家文化培养了人们温和善良、谦让恭谨的品格,公共的空间也为人们提供了沟通交流、消除隔阂的场所,使得温馨和睦的总体气氛得以形成。长期的友好交往基于这样一些观念上的共识: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爱护弟妹,3 扶助弱小;一家有难,大家支援,一家有喜,同祝共贺;互通信息,互通有无,邻里守望,集体防卫。

这些共识构成了胡同文化的精神内核,闪现了北京传统文化的光辉。

参考文献

5.读北京历史文化有感 篇五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文化名城,也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北京以其悠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物古迹遗存闻名中外,在被推出的中国七大古都中,名列前茅。

北京历史悠久,它作为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秦汉以来,北京地区一直是中国北方的重镇,名称先后称为蓟城、燕都、燕京、大都、北平、顺天府等等。北京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也有更多具有北京特色的东西,如:京剧,四合院,京味的小吃,还有我们不能不说的京腔。

北京的主要景点有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故宫、天坛、北海、颐和园、圆明园、长城等等。

北京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各种类型的演出、国际性的展会等一应俱全。京剧被誉为中国的“国粹”,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华丽的戏服、动听的唱腔、百变的脸谱,令人印象深刻。著名的长安大戏院、湖广会馆、老舍茶馆、中国京剧院、梅兰芳大剧院和中国国家大剧院等都常有传统的京剧演出。

四合院是老北京城最主要的民居建筑,一座座青瓦灰砖的四合院之间形成的窄巷,就是著名的老北京胡同。穿过蜿蜒曲折的胡同,走进迷人的四合院,会让人真正领略到老北京的风韵。

6.北京传统文化 篇六

卢元镇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020-85212252

lyzh@scnu.edu.cn 1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引言

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特例。在1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与奥林匹克结下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曾因奥林匹克而蒙羞,有过疑虑、对峙、隔阂,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奴役的历史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迫使中国与奥林匹克靠拢。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与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的。而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与奥林匹克重修于好,实现了相互选择和理解,消弭了冲突,促进了融合,中国终因奥林匹克而重获殊荣和辉煌,而奥林匹克终因中国的介入更成功、更完满。

一、两种不同体育文化的建构与运行

如果把古代体育分成东西对峙的两大高峰的话,那么东方古代体育以中国为主,西方古代体育以希腊称雄。由于地理交通的阻隔,这两大高峰没有得到聚首,因此,便按照各自的文化逻辑建构并运行着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形成了世界体育文化的参商二星。20世纪60年代初,战败国日本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举办了东京奥运会,试图重塑国际形象;80年代末,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鼓噪,举办了汉城奥运会,试图在国际市场亮相。这两届奥运会也都一定程度展显出了东方文化色彩,但毕竟是在广义的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带进行,与中国的原文化擦肩而过。虽然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上增加了柔道、跆拳道两个项目,并把这两项运动推到了世界范围,然而这毕竟不过是在奥运会上打了两块东方补丁而已。而2008年奥运会终于使两大文明会聚北京,其深远的文化意义不言自明。

(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迥异的文化基因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古代希腊政治和文化因素支持着自身的体育发展,并导致了古代奥运会的诞生。在古代希腊,如果说民族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诞生,体育的普及起了内因作用,其宗教文化因素起了外因作用,那么产生这种“里因外合”效应的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生活在这种地理生态环境中的希腊民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主要来源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近海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制盐和经商谋生;山地居民从事游牧业;平川居民从事农业。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发达的商业贸易,进而形成频繁的人际交往,平等人际交往是自由民广泛存在的前提,自由民之间形成契约式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萌发了相对自由的信仰和行为,最终导致科学、艺术与 2 体育的繁荣。

与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依托的不是狭长的半岛,而是相当宽阔的平原;不是海洋,而是河流。中国的四周是高地、沙漠和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簸箕形状的地形特征,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是中国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对土地的绝对依附,而且越在古代,生产力越不发达,这种依附就越显著。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单位是“家”,发展到后期便成了氏族单位的一种有内在血缘联系的广义大家庭。这样,中国社会的血缘机制的退化便十分缓慢而不彻底。血缘社会中各种民俗规矩不是被逐一消除,而是不断修改和完善,中国的“周礼”与孔子的“礼”与“仁”都是这种修善与发展的标志。这为宗法等级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发展致使凡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发展,因为这都可能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冲击,给专制统治造成不稳定因素。体育,尤其竞技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因此它是等级制度的天敌。

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以及民众对土地的绝对依附,使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重视渗透、协调、和谐与中庸而反对斗争、冲突与对抗。中国体育更多重调节、轻冲突、重关系、轻实体的特征,而很少有“更快、更高、更强”的色彩。中国体育中找不到赤裸裸的你争我夺,以及激跃的跑、跳、投。因此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复杂的文化机制下,难能成长出以普遍的争斗和征服为特征的运动竞技。

(二)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相向而行的体育文化逻辑

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期,正好是希腊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国家。尽管有的城邦民不盈万;国家政权也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但这些城邦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与此相应,在希腊自由民的核心概念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希腊人发展了他们独特的信念,认为人之可贵绝不在于作为一个万能统治的工具,而在于人的本身潜力,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完善自己。政治上的民主,人民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再加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观念信仰,为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古代希腊体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遇到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那种君临一切的专制制度,这是希腊体育的幸运。

与古代奥运会诞生发展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春秋时代。这时的中国已处于奴隶制开始解体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中国已远远领先于古代希腊。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变革,教育中也一样高度重视体育,如“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前4项都是重要的体育活 动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颇有希腊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色彩。这些活动内容理应在中国产生高度发达的体育运动。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条件却被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治”抑制了。后来孔子所极为倡导的“礼”与“仁”便是这种宗法等级的翻版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一直缺乏支撑自身体育发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近代欧洲体育重新勃兴的时候,而中国体育一片萧条,特别是竞技体育几近于零。

(三)不同的宗教观念造就了不同的体育理念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众神居住在希腊北部巍峨的奥林匹亚山上,那里有12位巨神在维持着天地之间的秩序。希腊人认为,诸神平时在山巅上欢宴作乐,有时则离开他们的宝座下降凡尘,参与人事。有时还因人事之故,各主一方,明争暗斗。人们只有同这些神灵建立恰当而和善的关系才有利于生存,这样,祭祀神灵便成了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希腊人以各种活动表示对神的崇敬和感激。因此,体育竞技便以祷告神灵、祈求福祉,寄托意愿的方式纳入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表述之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这种精神表述的集中表现,是希腊人内在精神(对神的崇敬)的外在表现(用形体动作)。

远在史前的上古时期的中国,各氏族部落在战争、狩猎、采集活动之前也有专门的宗教仪式,这些活动也一样是指望获得某种成功而企图使神灵对自己发生好感的献媚。而中国原始宗教的这些活动内容与希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是宗教活动不是由于欢乐的心情所导致的快乐行为,而是由于恐惧祈求上苍显灵,从而具有巫术性质;活动内容则是求欢悦的歌舞,而不是寻冲突的竞技。

马克思在对古代各文明古国进行分析时,用形象的语言讲道:“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唯有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希腊人那种天真烂漫,赤身裸体,酷爱体育的作派,与尚武卫邦,崇尚力量等奥林匹克精神不无关系。而中华民族的“早熟”不能不说是与体育文化的少年老成息息相关。

二、中国对奥林匹克文化的选择与融合

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选择、改造、变异、融合等变数,或从善如流,或狭路相逢,或长期对抗,或强权征服,然而高势位文化总要向低势位文化流动,先进文化总要起到主导作用。奥林匹克文化就起到了这样一个领头羊和征服者的作用。

(一)奥林匹克文化具备强者文化的特质

近现代奥林匹克是欧洲各工业帝国为全人类选定的一种游戏方式。19世纪中叶,希腊人企图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努力的落空了,因为希腊人已经沦落了,不再是强者。而英国人在英伦三岛创建了许多室外竞技运动的方法,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时严谨的德国人不失时机地走出来,对奥林匹克遗址的开发,使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披上了“文艺复兴”的外衣。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做出诗人般的诠释,为近现代奥林匹克确定了当时作为强者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山姆大叔对奥林匹克的夸张式的投入和商业运作,推动了奥林匹克的高速发展。而美国对国际奥委会的粗暴控制,再一次显示了强权政治的特征。

100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能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同时,融通性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兼收并蓄上。奥林匹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世界化的提升和推广。

从国际奥委会两份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件中不难看出奥林匹克运动肩负的责任和敏锐的目光:一份是《奥林匹克宪章》,一份是《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她们是姐妹篇,相距100余岁。如果说姐姐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妹妹则倾心于人类与自然的相处。如果说《宪章》是一篇关于和平的宣言,那么《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则是一篇关于发展的倡议。而和平与发展珠联璧合,构成人类未来的两大主题。

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叶,那时黑暗、沉闷的中世纪刚刚结束,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晨曦中,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文化的沟通,注定了20世纪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世纪,此时应运而生的奥林匹克必定不再是区域性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后遗症,世界性的战争阴云从世纪初就笼罩着这个蕞尔小球,上个世纪人类的两场浩劫和无数次局部战争,把世界搞得满目苍痍。奥林匹克充分意识到必须融入世界的和平潮流,才能获得生存权和话语权,也才能赢得注意力和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全家福”如此看重,而对各种“抵制”行为万般厌恶的缘由。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第48届大会第36次全体会议上会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提案的理由。

20世纪过去了,人类还没有摆脱战争的漩涡,又遭遇了新的麻烦,在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美丽的地球被放肆地涂鸦,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居住地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地球变得十分脆弱,人类陷入万分无奈。于是,奥林匹克的大脑再度陷入沉思。1999年国际奥委会修订通过了新版的《宪章》,在阐述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时添上了这样的字句: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落实到《议程》中就赫然写上了“可持续发展”五个大字,如果说奥林匹克在20世纪以追求和平为主要 宗旨,那么,21世纪就要以“美好”为中心主题来做文章,因为和平的世界还未必美好,美好的世界要以和平为前提,还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准。

因此可以说,奥林匹克这个强者维护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正因为此它成为了强者,拥有了无数的追随者。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的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奥林匹克文化的支撑

获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奥林匹克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地不惜代价要得到奥林匹克的承认呢?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强者的文化,还是一种强者向往的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所追求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继希腊文化为核心的欧美文化走上现代化后,在21世纪最有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复兴文化,强国强种为己任的民族。因此,中国选择与奥林匹克文化的结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那将是与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进程脱节,也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相悖的。可以说,奥林匹克的介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粘接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形象化扩展与延续。

奥林匹克这种强者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对创造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民主精神、开放态度和科学观念的,也是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和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的心理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次全民现代化观念的基本训练,因此与奥林匹克融合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使一代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成长起来,取代了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人不尚空谈,讲究实效;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务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奥林匹克的渗透变得更有生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有奥林匹克的介入将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奥林匹克关于“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精神的提倡,奥林匹克强调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作用,以及奥林匹克对尔虞我诈欺骗行为的坚决抵制,都可以为社会树立良好诚信的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优质的道德平台。奥林匹克是一种全世界共同遵守相同规则的活动。它在选材、训练、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面需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求严格地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与市场经济颇有相通之处。认同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游戏、接受公平竞争的观念并担当起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角色,非体育莫属。

高水平竞技运动本质上是人类竞争意识的最公平、最公开、最公正的较量。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人平等的权利、个 6 人自由选择与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市场经济满足个人欲望,可以带来巨大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推动力,同时也必须用道德和法律来制约个人私欲的破坏性。宣扬这种权利,把行使这种权利的过程加以规范,体育竞赛是最好的榜样。

体育规则的制定,竞赛的组织、胜负的判断、人才的选拔都有充分的民主性,这常常令许多社会活动家们羡慕不已,视为一种民主程序的典范。在这里,每位运动员都享有参与与退出、选择与被选择、解释与申辩等民主权利。每个运动员力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战手,同时又要承担义务允许对手在平等地位上与自己竞争。这一点恰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

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对外开放,必然要清除长期封闭和僵化给民众带来的昏聩麻木的情绪,鼓励奋发进取,使中国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通过体育竞赛所获得的胜利来振奋民族精神,实质上是树立一种和平竞争的国际化观念,有利于国民积极参与开放型的竞争,接受机遇和挑战。随着体育文化交流的率先启动和日益增加,国外丰富的体育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使体育中蕴涵的一部分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挥发了启蒙功能。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充当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开路先锋。体育在全社会建立和发扬开放的观念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林匹克文化是对中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逆反。追求过程的平等,容忍结果的差异,是一种需要公众接受的理念。正如市场经济必然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不参与竞争的人无论怎样妒忌、愤怒、哀怨、漠然,都无济于事。因此,体育对竞争观念的宣扬,有着重要的迁移价值。

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这样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就在这样一个人类主体意识开始巨大觉醒的时代,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言而喻,现代奥林匹克仍然高举着主体精神的旗帜,它高度重视参加者自身的内在需要,高扬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可以说,我们今天提出的“人文奥运”就是对奥林匹克做出的关于人的积极应答。

(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和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运动并非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对吸收奥林匹克和接纳奥林匹克运动有着不少天然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做贡献的强烈愿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天性”,推动了与奥林匹克的结合。在历史上,中国曾为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出过大力,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在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壮大的实力,决定了我们中国必须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在体育运动领域,我 7 们不仅要参与奥运会,而且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我们不恐惧外来异质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较小的排他性。从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兼容性的特质来看,对奥林匹克是持欢迎态度的。奥林匹克是全世界共有的价值体系,中国对奥林匹克的态度,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延续,是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标志。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是与奥林匹克主义一脉相承的。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特色。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渗透中华民族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些特征与奥林匹克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解决

任何异质文化发生碰撞,都要产生火花,这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展自身的民族,终将会学习和接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近现代奥林匹克对中国的传入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体育文化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80年代末,中国决心承办奥运会则标志着这一结合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导致自身的灭亡的厄运。因此13亿现代化建设者大军接受了奥林匹克的挑战,这是历史积郁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开始承认、接受、消化、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技术方法,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基本完成了西方体育的体系化建设,在更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完全按照奥林匹克的面貌改造了中国的体育。一向以怀疑、排斥、抵制西方文化而著称的近代中国,竟然在一个“全盘西化”的领域,遵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沿用西方的技术方法,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愿望,而表达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这在文化交流史也是十分罕见的。

(一)世界体育文化单一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

在历史上,西方体育文化曾搭乘在殖民化的轧道机上,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修剪得整整齐齐。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弱 势文化,在“弱肉强食”的规律面前,变得如此苍白。各种民族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当今,奥林匹克作为一种强者文化,对各种民族体育文化的产生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作用,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着、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座标系。而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成熟的,还是萌芽态的,无论是单一民族的,还是跨国的、多民族的,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

由于体育文化所特有的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扩散倾向的世俗性,变异改造的保守性,以及流行普及的易接受性,这一主体体育文化一旦占有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具备了专制主义文化的特征,而这种文化是以欧美价值观念为基调的,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从而使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受到极大的伤害。今天奥林匹克与卫星电视、互联网、微软、好莱坞、百老汇、可口可乐、NBA、迪斯尼、摇滚乐、柯达等文化产品纠合在一起,在全世界涌动着,呼啸着,成批成批地倾销着,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闯入各国的精神世界,使许多弱小几乎民族忘记了自己民族体育文化的过去,使多数青少年不知民族传统体育为何物。

(二)中国体育文化对重建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的单一化,文化单一化的灾难性后果是扼杀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绝灭。谁也不愿意看到体育文化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逼近这样一个黯淡的前景。

那么,人类的这一文化困境如何解脱?

纵览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各国体育文化的现实,只有中国体育文化可以站出来为保留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做出尝试和努力。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没有缺环的悠久历史,造就了源远流长且不断演化的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长卷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积淀了体育文化的厚度;第二,中国辽阔的版图和多民族的文化结构,生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不仅有汉民族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不仅有宫廷的,还有民间的,不仅有军事的,还有娱乐的,不仅有养生健身的,还有竞技休闲的,这一体育文化的大千世界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中国众多的人口负载了巨大的体育文化力度,因为体育传统文化积淀的力度是与该文化活的载体的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人口越多,体育文化的创造性和传承性就越好;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自觉性和较少功利性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曾实行过短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从整体上讲,我国从汉唐以还,一直在吸收着外来的体育文化,也将中国的体育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中国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也有输出中国文化的勇气,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涵养、改造具有顽强的毅力、海纳百川的宽容和天衣无缝的技巧;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都表现出那种雍容、和平、温良、宽柔的品格,这种亲和力是其它类型文化所欢迎的。这对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世界众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寄予希望,英国罗素先生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不少世纪,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采用,它将会造福于全世界。”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之后,也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讨论未来世界发展时说:“面对21世纪,我们的中国学所当承担的课题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批判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并且与利己及追求利润的原理相对抗;如何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准则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体育文化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即人类可以做到什么;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要性,即人类应该做到什么,因此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全力以赴”,而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体育以追求功利作为发展动力,在形成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同时,要动用、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走上商业化、职业化和滥用违禁药物是必然的。而中国体育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目标是修身、养性,主张是内外俱练、神形兼顾、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平衡统一的原则。中国体育文化更具有业余的性质,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当世界走向老年化的时代,它理应受到老年体育的青睐,在讲究健康和休闲的今天,它的体育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交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需要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来源,对中国体育文化的需要是21世纪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涵义决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希腊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的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其中包括奥林匹克文化。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中国画、中医、中草药已经大踏步走出国门,逐渐被西方接受,即便是100年前从西方引进的电影艺术也开始反哺世界。那么,中国体育文化何以不能融入世界体育的潮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呢?

进入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在奥运会上称雄,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体育善假于物表现出的一个侧面。我们要调整体育的价值观和体育政策,开展多角度的研究,将中国体育文化推介到世界上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体育文化,无论哪一代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三)对“东方运动会”的殷切期待

今天我们不仅要把过去的文化遗迹保存下来,继续向西方传播,让世界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而且要以中华文化为基元,在现实文化的基础创造上成为当代无可争议的国际典范。这就要把中华文化过去的运行规范、习惯方式推到新的境界,需要当代中国文化人做出新的努力,其中包括体育文化人。这就要求体育文化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加大,中国承担起复兴东方体育文化的责任已经众望所归。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搞以我为中心。但是在建设代表先进文化方面需要为世界做出实际贡献,包括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标志,笔者曾建议将中国的民运会与全国体育大会合并,逐渐加入中华文明圈的国家或地区,再加入亚洲地区各国,最后在推广到其他东方国家,创办一个全新概念的“东方运动会”。

东方运动会不是奥运会的对立物,但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而任何一种具有新的文化个性的东西在诞生的一刻,都会遭遇阻力,只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只要勇于挑战现代世界体育主体文化的权威,只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一定会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

东方运动会决不是东方民族体育的简单叠加和集成,而是一种新型体育文化的再创造,这也许是东方运动会得以问世和赓延的文化难点。但我们深信具有东方智慧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会取得成功。

7.“北京精神”的深厚文化底蕴 篇七

一、“北京精神”的内涵

“北京精神”的“爱国、创新、包容、厚德”, 是首都市民共有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规范, 反映了北京的精神风貌。

“爱国”作为“北京精神”的核心, 是“北京精神”的第一要义, 彰显了“北京精神”的高度, 深刻反映了北京作为首都讲政治、顾大局、树正气、重奉献的市民风貌。北京有着爱国的光荣传统, 从“五四”运动、“七七”事变到开国大典、迎接香港和澳门回归, 到抗洪抗震救灾、申奥行动与奥运会成功举办, 都是北京人爱国的生动写照, 体现了北京人心系祖国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新时期, 北京人的“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祖国,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要理性爱国, 把对祖国的满腔热情转化为振兴中华的强大力量。

“创新”作为“北京精神”的精髓, 体现了“北京精神”的活力, 是北京推陈出新、继往开来、不竭发展之源。创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与动力。没有创新, 人类社会就没有进步与发展, 只能是死路一条。北京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从周口店“北京人”的智慧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再到今天北京正迈向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都无不体现北京市民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创新给北京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包容”作为“北京精神”的特征, 体现了“北京精神”的大气与睿智, 博大胸襟和非凡气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造就了北京人包容的地域风格。北京精神的“包容”既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宽广胸怀, 又有雍容大度、和谐共生的心态与气度。2008年北京奥运会,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的主题, 充分展现了北京有容乃大的风采与魅力。在今天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时代,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 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 更需要包容的智慧。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进程中, 要善于吸纳和借鉴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 使北京更具凝聚力和吸引力。

“厚德”作为“北京精神”的品质, 是“北京精神”的灵魂, 体现了北京这座城市的人文精神。北京历史文化悠久, 有着3000年建城史和800年建都史。不同历史时期、众多民族的优秀文化的交融赋予了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 也培育了北京市民崇德、尚德、重德、厚德的品格。新时期的北京不仅传承了北京的尚礼、厚道、助人等优秀的厚德风范, 而且与时俱进, 增添了新的内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为北京市民的厚德注入了时代气息。

“北京精神”的“爱国、创新、包容、厚德”, 相互依存, 缺一不可,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爱国”是北京精神的核心、主线, 正是对祖国的真挚情感, 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的热爱, 才赋予了北京人奋发图强、勇于创新的精神, 赋予了北京人包容博大的胸襟, 赋予了北京人崇礼厚德的品质。“创新”是“北京精神”的精髓, 它给“北京精神”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使“爱国”不是停留在空谈, 落到了实处, 使“包容”与“厚德”有了强大的动力支撑。“包容”和“厚德”是“北京精神”的特征与品质, 它是“北京精神”的人格化, 展示了“北京精神”的宽度与厚度, 使“爱国”更具时代风采并恒久永续, 使“创新”赋有世界眼光和道德的坚守与责任。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北京精神”的深厚文化底蕴

“北京精神”展示了北京人积极向上、锐意进取、和谐共生、文明有礼的大都市形象, 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同时, “北京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

“北京精神”的“爱国、创新、包容、厚德”, 简单的八个字, 不仅浓缩了丰富的内涵, 而且有着十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它是绵延不断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文脉的基本精神所在,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旨。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由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 它博大精深, 融各地域文化为一体, 主要包括儒、释、道三大流派, 而其中以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最为深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旨所在是以义为先, 保家爱国;革故鼎新, 自强不息;以和为贵, 宽厚包容;尊道重德, 崇礼厚德。这正是今天“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育今天“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基本元素。

(一) “爱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爱国”是“北京精神”的核心, 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就中国来说, 几千年来, 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 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 具有无与伦比的经验。从中国历史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历经5000多年, 经历无数次的大风大浪和兴衰变化却岿然不动, 并保持民族的生机和活力, 其中爱国精神就是其凝聚力与向心力。

以义为先、保家爱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 这里的“爱国”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特质和核心。与西方国家不同, 中国古代的半封闭的大陆性自然环境和以土地、家族为中心的“农业宗法式”式社会结构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整体意识、群体观念及保家爱国的精神品质。中国传统文化视“大统一”为社会最高理想, 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 强调群体价值, 把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称为“公”或“义”, 并放之首位, 反对把个人私利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当个人与群体、民族、国家发生利益冲突时, 宁舍小利而取大利 (义) , 甚至为了民族与国家“杀身成仁”、“舍生而取义” (1) 。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倡导以内圣之功达外王之力, 积极入世, 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们提倡“国耳 (而) 忘家, 公耳 (而) 忘私” (2) , 主张“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3) , “义以为上” (4) , “见利思义” (5) , 强调整体利益和社会责任。孔子在“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的时代, 忧国忧民, 周游列国, 祈盼“克己复礼”, 达到平天下的目的。孟子提出:“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 (6) “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 (7) 对民族、国家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儒家思想的熏陶、影响下, 中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民族英雄, 谱写了许多爱国诗篇, 彰显了中国人的爱国精神。

在中国, 爱国传统历史悠久, 爱国精神源远流长, 它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封建时代, 皇帝是天下一统的象征, 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 爱国精神主要表现为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本民族利益, 以及忠君、治国安邦, 等等;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爱国精神主要表现为反帝和反封, 要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 寻求和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当代中国的爱国精神, 应该是对历史上中国爱国精神的积淀与凝练, 是对中国历史上爱国精神的弘扬。作为“北京精神”的“爱国”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优良传统, 又增添了新的时代特征和北京特色。

北京精神的“爱国”不仅是北京人的光荣传统, 而且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所在。

(二) “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创新”是“北京精神”的精髓, 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革故鼎新、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 这其中包含着“创新”之精髓。《周易》首卦《乾卦》告诫人们:“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古代先哲认为:人应该效仿天道刚毅坚卓, 自立自强, 积极进取, 永不停息, 奋斗不止。而天宇运行不息之源就在于革故鼎新, 在于“变”与“新”, 也就是“创新”。创新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根本与不竭动力,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只有创新才能发展, 才能长久。可谓“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8) 。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创新的精神, 强调“新”、“变”。《尚书·康诰》告诫人们:“作新民。”做人要革旧更新, 不断进取, 不断创新;《诗经·大雅·文王》说:“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周虽然是个古老的国家, 但它仍能顺应天命, 不断求新。做人要创新, 国家也要创新, 都要“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9) , 要天天变, 时时变, 锐意进取、推陈出新, 因循守旧, 不求变化创新, 必然灭亡。

《周易》作为儒家的经典, 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流派共同尊奉的经典, “变”与“新”是其主旋律和显著特征。《周易·杂卦传》明确阐发了“革故鼎新”的思想:“革, 去故也;鼎, 取新也。”提出:“生生之谓易” (10) , “变在其中矣” (11) , 宇宙永远保持生机与活力之源就在于“变”与“新”, 在于创新, 新陈代谢是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与此同时, 《周易》还进一步强调和赞颂除旧布新、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大德、盛德。《易传·系辞上》说道:“日新之谓盛德。”《易传·系辞下》又说道:“天地之大德曰生。”既然“变”与“新”是宇宙间最大的德性, 我们就应该遵循发展变化的规律, 树立创新意识, 以创新为切入点, “不可为典要, 唯变所适” (12) , 不要墨守成规, 因循旧章, 被经典所约束, 而应根据情况作相应的变通、创新。要不断进取, 不断创新, 才能生机勃勃, 充满活力。

近代思想家、政治家魏源在《筹鹾篇》中写道:天下“无穷极不变之法, 无不除弊而能兴利益之法, 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 指出中国唯一的出路在于社会变革, 只有变法才能结束危机四伏的局面。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宣扬维新变法的主张, 高倡中国社会变则存, 不变则亡。

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除旧布新、吐故纳新的创新精神。“北京精神”的“创新”不仅是北京发展的动力之源, 活力之所在, 而且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本。

(三) “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包容”是“北京精神”的特征, 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以和为贵、宽厚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最高价值, “贵和”、“尚中”是中国人的普遍追求。因为中和是天下之大本和天下之达道, 只有“致中和”才能“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13) , 主张“天人合一”, 人与人和谐。而要达到“和”的途径就是“包容”, 要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包容”的大智慧。《易经·坤卦》赞美阴柔之美, 充满着和顺宽容的包容精神, 告诉人们要像大地一样具有包容的胸襟与气度, 载养万物而不止。孔子在《礼记·孔子闲居》中教育人们要达到无私包容的境界。他说:“天无私覆, 地无私载, 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 此之谓三无私。”告诫人们要像天地日月一样具有无私包容的精神。

“包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中国人都自豪地称自己为“龙的传人”, 其实中国龙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它从外形到内涵都渗透着兼容与综合的包容精神。它集牛、虎、鹿、鹰、蛇、鱼等主要特征, 并加以扬弃和改造, 重新组合成新的形象——龙。它能天上飞, 陆上跑, 水中游, 海陆空本领集于一身, 无所不包。龙的传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容”的典型例证 (14) 。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它恢弘的气魄, 能借鉴吸收任何外来文化的优秀东西, 并融会贯通, 使之更加灿烂辉煌。如: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 印度佛教在东汉初年传入中国, 后来实现了佛教中国化, 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佛教禅宗等宗派, 并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竞长争高、甚至三教合流的局面。

可见,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 不仅是“北京精神”的特征, 而且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溯源, 是中华文明绚丽多彩、熠熠生辉的魅力所在。

(四) “厚德”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

“厚德”是“北京精神”的品质, 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

尊道重德、崇礼厚德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基本精神, 其中“厚德”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高的伦理道德理念和中华民族的美德。与西方文化崇尚自然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 十分重视人事论问题的研究。在人事论的研究中, 强调人的道德修养, 强调五伦, 强调德治。

“厚德”一词最早源于《周易》的《坤卦·象》:“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要像大地一样以宽厚之德容载万物。《大学》开篇就提出:“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彰显高尚的品德, 它揭示了大学的宗旨、最高目标就是要弘扬崇高的德性, 已达到最高境界的善, 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重德、厚德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德性最为根本, 是做人、安家、治国的基础。《大学》明确指出:“德者本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治国要先齐家, 齐家要先修身, 而修身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 (15) 。只有个人律己重德、修身养性, 才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道德至上的文化, 强调以道德为中心, 无论是做人之道, 还是治国之道, 都要把德放在第一位。道德不仅体现在个人的内在心灵与外在言行, 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 还体现在国家的治理上。做人要“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16) , 要有仁爱之心、宽厚待人、诚信礼让, 要“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17) , 要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8) , 成为君子、圣人、贤人或大丈夫等道德高尚之人;治国要施以德治,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19) ,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厚德”不仅体现了北京这座城市的人文精神, 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魂与内在之美。

“北京精神”的“爱国、创新、包容、厚德”, 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 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的基本精神特质。

8.北京奥运文化激励世界 篇八

奥运文化,是指奥运会为世界各民族文化提供了一個展现、交流与融合的文化舞台。北京奥运文化活动标志也充分诠注了中国文化的意义:标志设计表现为人与灯欢快舞动。灯笼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不可或缺的吉祥物,象征着团圆与喜庆,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北京奥运会文化节也是全人类的重大文化盛会,中华大地喜迎盛事,北京张灯结彩迎接各国嘉宾。欢腾共舞、喜气洋洋的二级标志设计,运用了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形式——中国书画艺术风格,与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相互映衬。

第29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将文化与文明紧密相连,文明与美不可分割。上个世纪90年代,学术大师费孝通先生在思考中华文化的命运时,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确认自己文化价值中与其他文化共建人类文化。费孝通先生将“文化自觉”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奥运文化诞生于希腊,那是奥运美的源头。龙应台说,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士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借举办奥运会的契机,北京广泛开展了文明与美引导行动,又向“文明都市”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北京街头,“脏、吵、粗、俗、窘、泼”等行为越来越少,随处可见市民自觉排队、使用文明用语以及展露友善微笑。秦皇岛市启动了“无烟奥运行动”,在全市宾馆、餐厅和出租车等7类公共场合采取各种措施禁烟、控烟,协助北京举办无烟奥运会。天津市的出租车行业目前面貌一新,数千辆新型出租车的车体更宽,座套清洁,司机服饰也非常整洁,很多司机还能讲一些简单外语。青岛市以“当好东道主,办好奥帆赛”为主题,全面实施“优雅、微笑、普及、志愿、风采”五大行动,广泛开展群众性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

季羡林先生更是一语道破了奥运文化的内涵:“人文奥运就是两句话,一句是宣传中国优秀文化,一句是吸收外国优秀文化。”入选“奥运人家”的北京市民朱宝华,在奥运期间将一间15平方米的正房卧室和一间8平方米的东厢房卧室专门收拾好,接待了外宾,获得北京旅游部门授予的“奥运人家”青花瓷牌。“四合院由东、南、西、北四面的房间围合而成,里面是一个中心庭院,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代,正房中间的椅子是专门给长辈坐的,因为父母是家里最受尊敬的人。父亲坐在左边,母亲坐在右边。”朱宝华这样向客人介绍。这座典型的北京民居,雕梁画栋,整修一新,院中的石榴树和牡丹花透着精气神,竹笼里的蝈蝈欢快地叫着。外国游客就这样住在北京人家里,体验中国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奥运研究中心主任金元浦教授说,讲究“平和、中庸”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之间存在着契合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讲究“中庸”“均衡”“过犹不及”,而奥林匹克精神的“更快、更高、更强”强调的是“对比”“进取”和“超越”,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奥林匹克精神虽然能够鼓励人们为理想奋斗、增强竞争精神,虽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过度训练给运动员带来的伤害、一味追求成绩而使用兴奋剂等,但是,中国文化中的“调和”“强身健体”等理念融入“更快、更高、更强”中,对奥林匹克精神做出了有益的补充。

北京奥运会让所有运动员和全球约四十多亿的电视观众,很好地鉴证了世界上唯一从未间断、绵延至今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它不仅激励着中国人民,也激励着全世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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