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精选7篇）

1.理性主义 篇一

论新中华理性主义

与旧“中华理性”不同的新中华理性主义，是自觉地扎根于中华文化、自觉地为中华服务、自觉地以中华或中国的眼睛看待世界的中华性，与以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开放精神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理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的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开放精神是相互联系而又与理性相通的。新中华理性主义的勃兴，有助于削弱、清除旧“中华理性”的.负面作用、影响，有助于解决我国面对的失序、失衡、失范现象，并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应该加强关于新中华理性主义的研究，促进新中华理性主义的勃兴。

作 者：萧君和  作者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广东 佛山 528000 刊 名：中华文化论坛  PKU英文刊名：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年，卷(期)： ”"(2) 分类号：G02 关键词：中华性   新理性主义   民主精神   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   开放精神  

2.理性主义 篇二

关键词：社会环境,文化特征,理性内核

J.S.巴赫 (1685---1750) 一生为我们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各类音乐作品.从现有的资料看, 巴赫的音乐作品有“康塔塔二百多部 (世俗性的占有二十多部) , 弥撒曲五部, 完整保存下来的两部受难乐, 二十三首协奏曲, 十七首钢琴组曲, 《平均律钢琴曲集》两册, 以及大量的经文歌、清唱剧、管风琴曲、室内乐以及管弦乐作品”[1]。这些作品以其极高的艺术成就而奠定了巴赫在音乐史上的巴洛克音乐的高峰地位, 其勃兰登堡协奏曲、马太受难曲等都是今日人们耳熟能详的常听曲目。其为键盘而写作的大量作品也是今日钢琴学习者无法回避的基础。如其《平均律曲集》第一次使十二平均律从音乐理论变成音乐实践, 被誉为钢琴音乐的“旧约圣经”[2]其为了培养儿子而写的小作品---15首二部创意曲和15首三部创意曲也成为了当今音乐学习者的最佳范本。

巴赫在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今天已经毋庸置疑, 最初人们多认同其音乐的宗教性, 随其声名显赫, 研究深入, 争议愈多。本人抱着向各位先生虚心学习的态度,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通过巴赫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文化特征针对巴赫作品的理性内核做一浅显的讨论。

一、宗教性与世俗性并存

巴赫生活的时代"充满着浓郁的宗教氛围, 宗教思想深深地渗透在人们的思想和言行之中。虽然不再是天主教的禁欲苦行式的宗教思想, 但巴赫的出生地爱森纳赫小镇, 正是新教的开创者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重镇。由于天主教教庭追求圣迹, 并往往以庞大的教堂建筑来显示上帝的伟大, 以致大量出售赎罪券来筹集巨资, 德国的金钱大量地流入到罗马, 人民因此贫困不堪, 贵族因而愤恨不已路德既不满教庭搜刮钱财的行为, 也质疑教庭对于圣经的解释, 1517年在维滕贝格教堂大门上张贴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3]路德重新解释了禁欲观念, 他认为内心的信仰与世俗的生活并不矛盾, 宗教信仰应发自内心, 不需要教会作中介, 教徒有权直接阅读、自己体悟和理解圣经。鉴于当时尚无德语的圣经, 路德遂亲自将 (圣经) 译成德文, 用德语写了许多众赞歌, 在礼拜时由普通教徒共同演唱"打破了天主教会对宗教音乐的垄断。众赞歌歌词采用德语曲调, 也多取自当地世俗歌曲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 随后新教地区的中学开始开设音乐课程, 各地教堂多数设有管风琴和唱诗班, 平民有了接受正规音乐教育的机会。虽然路德所领导的宗教改革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其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 对旧的宗教神权有一定的打击性, 更多的尊崇了大众的权利, 但这种宗教改革并不是对宗教本身的否定, 恰恰相反, 路德的宗教改革不过是要废除已经变得脱离了神圣纯洁轨道的宗教机构的权威, 重新树立宗教的神性对一切民众的统治。

巴赫生活的时代和地区正是在生活上比较接近世俗的新教思想的宗教环境, 身为新教改革倡导者的教堂管风琴师, 巴赫的音乐作品的音响风格以及音乐形象包含有宗教性和世俗性的双重特征。他谱写了许多充满戏剧性因素的大型声乐作品, 其中《马太受难曲》、《b小调弥撒》是最有影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 巴赫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教徒, 将基督耶稣描述成一位甘愿为人民大众牺牲的形象, 通过宗教音乐形式 (受难曲、弥撒、经文歌、康塔塔等) , 抒发了对人类灾难、痛苦的怜悯、同情以及对和平与幸福未来的渴望。与前人的作品相比, 巴赫这种充满宗教情感和世俗化生活气息的作品更为广阔地揭示了人的内心世界, 是对罗马旧教派的一种对抗。

二、强烈的空间感与动力感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到了巴洛克晚期 (1700～1750) 资本主义萌芽已开始出现, 伴随着它的出现, 人们在思想上开始更多的要求平等、自由, 反对封建专制, 维护自身权利。同时, 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 加强集权, 限制人身自由, 从政治上, 精神上以宗教来限制人们的思想。这就造成了互相矛盾的两大运动“专制主义”与“启蒙运动”同时出现在这一时期, 并且互相作用。启蒙运动从根基上攻击基督教的集权思想, 反对教会全权支配管辖生活, 否定教会的权威。要求根据自己的思维与观察发表见解, 而非听从教会的指导。这一运动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平等自由, 反映在艺术创作中的表现为:空间的概念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运动的观念使作品充满了时代的活力。

目前, 蜚声法国和欧美乐坛的爵士钢琴名手雅克.路西耶, 以改编古典大师的作品为爵士风格新品最为擅长。雅克.路西耶评价巴赫的艺术价值时表示, 巴赫改变了音乐的法则, 走得很远, 他发展了一种绝妙的结构, 和弦、声部非常丰富。这是巴赫音乐的一大特点。像这一首《赞美曲》, 几乎每半拍就有一个和弦, 12个音符有7个和弦, 很丰富, 音乐音响的立体感非常强烈。

巴赫的低音非常出色, 在键盘上弹G大调很简单。但这已经具有爵士乐的风格了, 低音高起低落, 是一个歌唱性的低音, 而不仅仅是在键盘上敲低音音符, 是在歌唱。如果忘了G大调, 还有低音紧接着, 绝不停止, 永无止息。而这就是巴赫音乐的重要特点。没有沉闷的部分, 像这样没有主题地去弹, 很有意思。所有的东西都有价值, 音乐没有停歇的时候, 始终充满了动感。

三、人类至上的哲学观念

晚期巴洛克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人类至上”哲学观念的形成。它主要强调人, 而不是“神”, 它认为人力高于自然力, 人征服自然。这种观念依然来自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人民亲身经历了科技带来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 重新认识到人自身的能力和价值。在美术领域, 作品内容由圣母玛利亚换成了飞翔的天鹅与欢乐的海豚;在音乐领域, 世俗题材的增多等等。总之“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深入发展, 成为晚期巴洛克的主导精神。[4]

巴赫最后一部键盘作品《赋格的艺术》被誉为音乐家的“哲学著作”, 他以音乐思维中的高度逻辑性和结构的严密性来反映音乐所包含的数理与宇宙的和谐之美, 这部作品在巴赫逝世时仍然没有完成。乔安娜麦克瑞格谈到《赋格的艺术》时说道:“最后一首赋格曲是第14对位曲, 篇幅很长。有很多段, 以3个主题为基础, 第一个主题严肃、庄严;第二个主体却非常轻快, 为作品带来了活力;第三个主题更有意思——非常私人化, 曲子他的名字“B—A—C—H”。因为在德语里, B就是降B音, H是B音, 所以他的名字听起来是这样的巴赫在键盘上听起来就是这样的。这是他第一次用自己的名字去谱曲。非常有意思, 因为它是这么容易拼写, 他是第一次写这样的赋格曲。这部分结构很严密, 有很多紧密的连接巴赫在去世之前, 没有完成这首赋格曲, 因此音乐猛然被切断。人们认为这是四声部的赋格, 作品最后的切入点, 重新诠释了赋格的艺术。

巴赫被后世尊称为“西方音乐之父”。他是巴洛克时期最后的辉煌!他的创作思想及艺术成就是前无古人的!他生在了一个启蒙时代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 这对与他的创作非常重要, 他的所见所闻成为他一生的创作财富。他的作曲手法先进、严谨, 为音乐从巴洛克时期过渡到古典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声乐作品外, 巴赫奠定了现代西洋音乐几乎所有作品样式的体例基础, 他为西方艺术的发展构建起理性的音乐大厦!■

注释:

参考文献

[1]盛原.我们一起爱巴赫[J].钢琴艺术, 2006.01.

[2]林华.我爱巴赫.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01.

3.理性主义 篇三

鲁迅发明“拿来主义”这个词的原意，直接针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间接针对的是崇洋媚外。“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所谓“新文化”，其实就是西方文化。与之相对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旧文化”。在胡適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新文化以“全盘西化”的口号扫荡中国社會，似乎中国传统旧文化只有裹小脚、留辫子、娶小妾、八股文之类的糟粕，因此，传统文化几乎统统被置于应彻底抛弃的行列，甚至竟有人提出要取消汉字。然而，当时很多“新文化”也非常拙劣，一味地模仿西方，弄得不伦不类，贻笑大方。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个传统文化的回潮，当时称为“发扬国光”，也有人称为“复古”，其对立面就是“全盘西化”。鲁迅就是在反对“全盘西化”、提倡“发扬国光”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拿来主义”的。

我认为，鲁迅在1934年写《拿来主义》一文时，对自己过去过分偏向“五四”新文化、痛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有了一定的反思，从否定传统文化的道路上退回了一些。因此，鲁迅“拿来主义”的对象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拿来主义”也是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按照鲁迅在文章里的阐述，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有继承、有吸收、有改进、有抛弃。换句话说，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主张客观地对待传统文化。这一态度的产生，一是因为“全盘西化”过于偏执，二是因为针对“全盘西化”而反弹的“全面复古”过于顽固。因此，鲁迅的“拿来主义”主张对传统文化要动脑子、有眼光，自己去“拿来”，实际上也是对“全盘西化”的间接批评。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特意提到西方的“送来主义”在中国引发的“恐怖”，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对于“全盘西化”的否定。

然而，在鲁迅首创“拿来主义”很多年后，一些人对于“拿来主义”的理解与鲁迅当时的本意已全然不同。现在的“拿来主义”更主要的是要从西方“拿来”，而不是鲁迅所说的要从传统“拿来”。现在的“拿来主义”在某些时候甚至等同于鲁迅批评的“送来主义”。当年西方送来的是鸦片、枪炮、香粉、电影，如今，有些还在继续送来；有些已不再好意思厚着脸皮强行送来了；有些换了新东西，仍源源不断地“送来”。而现在很多人打着鲁迅的旗号高喊“拿来主义”，其实就是鲁迅批评的“全盘西化”，对“送来主义”照单全收。与此同时，现在的“拿来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差不多也就是全部抛弃，统统视为垃圾。事实上，这正是鲁迅反对的，这样使用“拿来主义”，鲁迅地下有知，恐怕也不会同意。

在现代条件下，我们在对西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时，应该要有些新的认识，要有自己的头脑和眼光，这样才能判断西方文化的本质，才能知道哪些是需要“拿来”的，哪些是不该“拿来”的，哪些是需要“拿来”后加以改进的。当然，“拿来主义”在这里多少也有点儿天真或不准确，因为，我们希望的“拿来主义”与西方希望的“送来主义”并不合拍。西方想送来的东西，有些是免费的，有些是要付钱的，甚至是强行摊派的。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西方免费送来的东西往往是钓鱼的诱饵，我们某些人则以为那是“拿来主义”成功的证明。而我们想拿来的东西，绝大多数是拿不来的，是需要付钱的，一厢情愿地“拿来”，很容易被西方起诉、惩罚。所以说，对于西方，我们兴高采烈地想象着“拿来主义”，却常常会被西方视为“偷盗”。因此，我们也发现，“拿来主义”有时就是“买来主义”，“拿来主义”也经常成为内外勾结的幌子，这可能就是某些人偷换鲁迅“拿来主义”概念的动机。

针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与针对传统文化的“拿来主义”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对于传统文化，如果想拿来，一般不会有什么障碍，最多讨论一下，拿来后到底好不好？是否适合现代？而且，对于传统的“拿来”，基本上是免费的，没有“买来主义”，也没有“送来主义”。但是，对于西方文化，我们发现，某些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确实是有用的好东西，我们非常渴望“拿来”，甚至愿意花大钱，彻底兑现“买来主义”，西方还不愿意，比方说高科技，这似乎可以称为“拒绝主义”。所以，对于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除了要有头脑、有眼光，挑选着“拿来”外，还不能太一厢情愿，以为我们只要想“拿来”，别人就愿意给，以为我们想买来，别人就愿意卖。已经有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我们渴望“拿来”，却遭到拒绝，根本“拿不来”“买不来”。

如果说，我们判断传统文化如何“拿来”可以用西方文化做参照，那么，对待西方文化如何“拿来”“买来”，也需要用传统文化做参照，同时还需要用中国现实做参照。这应该是现代中国人对待“拿来主义”的态度。

4.理性主义 篇四

教育价值观：追求科技理性或以之作为罗盘来引导教育思想,作为标杆来衡量教育理论的价值,强调“控制”、“效率”的中心地位,强化一种现代科学十分青睐的确定性、普适性、控制性的教育模式。

价值取向评价：在“科技理性”下,人们追求控制,追求效率，学生的存在价值被严重忽视。“科技理性”这种价值取向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不可预测性，忽略了活动过程本身的价值

实践理性，是建立在对意义的‘一致性解释’的基础上、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理解环境的人类的基本理性，其核心是“理解”，它注重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教育价值观：与“科技理性”相比,在“实践理性”下,人们对学生阶段的定位有所变化。学生不再只是受控制的对象,其主体性得到了较大的尊重和提升,实践理性比较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价值取向评价：学生在理解具体情境过程中参与课程创设,在实践中丰富自身经验,获得对自身价值的理解，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学生阶段的存在价值。但是, “实践理性”阶段学生只是被部分地理解而不是全部内容,本真内涵与意义只是被或真或假、或是或非地不清晰地理解,没有如其本来面目地理解而达到其“应然”状态。

解放理性，是人类对“解放”和“权力赋予”的基本理性。是通过对社会构建的批判性分析与研究而形成自主的行为，兼具自主与责任双重属性，其核心是对主体给予“权利”。教育价值观：在“解放理性”下, 课程失去了普适性、确定性、控制性、线性和序列性等现代主义课程的特征,而更加突出其非确定性,非线性和多元概览等特性,教师与儿童真正成为课程的主体。学生通过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可靠性,批判性的洞察而从事自主行动。

价值取向评价：学生不再是被动地充当媒介和桥梁,不再是“教师工人们”工具,原料,被加工品和容器。在此理性下,学生的主体性 , 创生性在教育情境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 他们通过对课程的自我创生与理解, 是自主、生长与独立 , 是自身的释放与解放。

当前，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应在教育目的上坚持以人的发展为本，在教育目标上追求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在课程设计上彰显人本化、个性化，在课程文化上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在课程内容上实现现代化、综合化、生活化，在课程实施上以科学探究为核心，在课程评价上体现多元化。为了满足学生发展的不同需要以及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借鉴发达国家的科学课程设计经验，根据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区域性发展的特点，中小学科学教育课程应是多形式的结构，强调灵活性、多样性和选择性。

当前正在实施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确立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价值目标，强调学生对知识的探索和体验，提倡研究性学习和探究能力的培养，设立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管理机制，还特设了研究性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注重学校和教师自主开发课程和组织课程实施。对学生的评价不再仅仅看学习成绩和分数，而是强调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有机结合。这体现了课程实施取向的深刻变化，由过去单一的忠实取向向相互调适取向和创生取向转变。

行为目标价值取向：本质上是受“科技理性”的支配，体现了“唯科学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它以对行为的有效控制为核心。

行为目标所体现的唯科学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有很大的缺陷

使得把课程开发、教学设计、人的学习过程之间的有机联系割裂开，使得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的创造性、人的学习的主体性则被泯灭了

生成性目标价值取向：对实践理性的追求。

强调学生、教师与教育情境的交互作用中不断产生出课程与教学的目标。

表现性目标价值取向：是对解放理性的追求

价值：强调学生个性发展与创造，自主性和主体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指向人的自由和解放

三种取向的比较及启示

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相互适应取向，课程创生取向的关系：(281-282页)

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相互适应取向，课程创生取向共成一“连续体”，连续体的一端是计划的课程，对应着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另一端是创生的课程，对应着课程创生取向、中间是修改的课程，对应着课程实施的相互适应取向、三种取向是包容与超越的关系：相互适应取向是对忠实取向的超越，课程创生取向是对相互适应取向以及忠实取向的超越、课程实施研究从忠实取向经相互适应取向发展到课程创生取向，反映了人们对课程变革的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

如何评价课程实施的三种取向(282-283页)

(1)三种取向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课程实施的本质。忠实取向强化了课程政策制定者和课程专家在课程变革中的作用；课程创生取向把处于具体教育情境中的教师和学生在课程开发，课程创造中的主体性解放出来；相互适应取向把外部专家所开发的课程与对这种课程产生影响的学校情境，社区情境的因素均予以考虑。所以，三种取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2)三种取向各有其局限性。忠实取向把课程变革视为线性地实施预定的课程计划的过程，使课程变革成为一个机械的、技术化的程序，抹杀了课程变革的直接参与者——教师和学生的主体价值、相互适应取向带有折衷主义色彩，它在兼具其它两种取向的优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具有它们的局限性、课程创生取向具有浓厚了理想色彩，它要求教师要根据具体情境的特殊需要创造自己的课程，要求学生也应成为课程的主体，由于对实践界的要求太高，它的推行范围也就很有限。

(3)从忠实取向到相互适应取向，再到课程创生取向，意味着课程变革中从追求“技术理性”到追求“实践理性”，再到追求“解放理性”，这体现了课程变革的发展方向。

从课程实施三种取向之关系看我国课程改革(283-284页)

课程实施的三种取向为我国的课程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应把课程实施研究纳入课程变革之中，使之成为课程变革这个系统的有机构成(2)课程变革应将具体教育情境和社区情境的因素纳入自身之中，相应地，课程变革政策应具有变通性(3)课程变革必须最大限度地弘扬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参与精神，这是课程变革成败的关键。

从影响课程实施的基本因素看我国当前课程变革中存在的问题(293页)

(1)一项课程变革计划能否得到成功实施，取决于该课程变革计划本身的特征，学校的特征，学区的特征，外部环境的特征四类因素间交互作用的状态与水平。

(2)课程实施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是：①四类因素缺一不可；②四类因素间交互作用的状态和水平是理想的，即是说四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动态作用能够产生合力。

5.理性主义 篇五

丰台实验学校共产党员 吴福义

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的前提是首先明确啥叫形式主义啥叫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有以下典型表现：用华众取宠代替实事求是；用投机取巧代替实干苦干；用粗枝大叶代替一丝不苟；用走马观花代替深入实际；用僚草应付代替严谨作风；用高喊口号代替实际工作；用三心二意代替全心全意；用虚张声势代替雷厉风行；用欺上瞒下代替求真务实；用表面文章代替表里如一。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

在我们的习惯思维当中，往往把经常出现在我们身边而见怪不怪的事物看成是不变的，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默认了，从而，在往后的认识中、行动上，甚至在意识形态上极易产生固化的东西而还自以为是并坚决的贯彻着。

记得在文革时期，就有一种现象。上头来精神了，一级级传下来了，大小会召开了，重点口号划出来了，各种媒体宣传了，典型事例搞出来了，几个重点人物选出来了，随着时间流逝，这股热度慢慢的凉了，随着就会有新的精神又来了。久而复使，慢慢地就行成了一种标准的模式，这种模式因为好用，所以经久不衰。

党的十八大所倡导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就是要人们要切实解刨自己，回顾以前、对照现在，展望未来。从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使命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纲领中去找自己的位置。给自己画画像，再深入到群众中去找自己的位置，给自己画画像。进一步振奋精神，勇于改正缺点，坚决坚持正气，不背包袱，轻装前进。而不是用对付的手段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把这次洗刷灵魂的大好时机又搞成雨过地皮湿。更不要用官僚主义的手段自以为是，主管武断。曲解文件精神。把好端端的加油、补钙、警醒、提高的大好时机又当成耳旁风，这样只能说你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这次党内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并不是新的发明创造，而是一直延续我党的最高纲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展开的。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现在就是服务人民。多想想我们干的事情是不是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干的？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我觉得说的都是大实话、真心话。切实从人民利益出发，真正做一些人民有利的事情要比那些热衷搞形象工程，整些个排比句似的经典语录要强。万变不离其宗，离开了正确轨道你搞得再轰轰烈烈也是徒劳的，甚至是与出发点背道而驰。

自己要在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当中认真学习上级指示精神，吃透文件内涵。联系自己在工作当中的表现，总结经验、自查不足。听取一些群众的意见，争取在临退休的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思想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6.论西方语言学中的理性主义 篇六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古希腊是欧洲语言研究的发源地。古希腊人的语言研究常常与哲学研究难解难分, 语法被当作哲学的组成部分。古希腊最早接触语言问题的是一批哲学家, 他们把语言问题当作哲学问题的一部分看待, 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语言现象。公元前4世纪, 古希腊哲学进入系统化时期, 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总结了以前各派的哲学思想, 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柏拉图创立了“理念论” (又称形式理论) , 他认为理念存在于感官事物之外, 普遍存在于个别之外。他认为理想的世界存在于被智慧捕捉到的理念之中, 从而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研究范式的基础。柏拉图为了论证其理念论提出了“回忆说”。他认为, 人的感觉只能认识变灭的、不真实的事物, 而不能认识永恒的、真实的理念, 人们关于理念的知识通过回忆才能获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唯理论“天赋观念”的雏形。受认识论的影响, 柏拉图在语言研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他认为真实存在的是事物的本质, 即他所谓的理念, 理念世界只能由思维来认识, 而知识也就是对理念的命名;意义在于语言 (名字) 和事物间的“自然关系”, 似乎由认识者对着理念说出便成。[3]

古罗马与古希腊来往已久, 到公元3世纪古罗马帝国征服古希腊城域之后, 古希腊虽然是战败者, 但是它的科学文化却对古罗马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罗马人所用的拉丁语与古希腊语的结构比较接近, 所以古罗马人在继承古希腊人的学术和艺术方面成就的同时, 也把古希腊人关于语言学的思想争论和语法范畴运用到对拉丁语的研究中去。沿用希腊语法理论和语法范畴描写和分析拉丁语是古罗马语法研究的特色。因此, 其认识论的基础主要是经验主义。

二、中世纪

中世纪学术的突出特点是, 教会势力增长, 并且左右着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 基督教势力强大, 经院哲学达到全盛。

这一时期在语言学上最值得关注的是经院哲学影响下出现的由摩迪斯泰学派的学者们建立的思辨语法。思辨语法遵循理性主义传统, 它是把普利西安和多纳图斯对拉丁语语法的描写融入思辨哲学体系的产物。与过去单纯教授学生不同, 在思辨语法学家看来语法的理论基础应当属于哲学家的研究范围。于是, 哲学在语法研究中的地位得以确立, 并导致了普遍语法观念的产生。在中世纪, 拉丁语是当时唯一的学术语言, 思辨语法学家虽然用拉丁语写作, 甚至举例也使用拉丁语, 但是, 他们却试图对拉丁语语法所体现出的规则赋予一种普遍的有效性。从12世纪开始, 思辨语法学家不再满足于对语言现象的描写和说明, 而是要探索语言的内在原因和深层的语言理论问题。如果说以普利西安为代表的古典语法学家及其拥护者面向语言材料, 其材料主要来自文学文献和古典用法, 那么, 思辨语法学家则主要面向语言理论。此外, 在例证的选择上, 思辨语法学家也呈现出理性主义倾向。他们几乎用程式化的形式编造自己的例句, 不考虑实际的言语, 也不管适用的情境是不是可能。

三、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

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 逐渐波及整个西欧, 16世纪达到高潮, 16世纪末接近尾声。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的伟大文化运动, 是一个自我觉醒的时代。极力宣扬人文主义, 提倡以人为本, 反对宗教桎梏, 要求个性解放, 提倡研究古典希腊和罗马的哲学、文学和艺术, 追求科学知识, 主张客观的科学调查研究, 是当时的总体精神面貌和基本科学特点。

到文艺复兴后期, 欧洲的自然科学 (尤其是力学、天文学、数学) 的发展和研究方法, 对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 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实验和分析,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另一方面, 自然科学的发展, 要求从哲学上进行概括和总结, 要求提出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个基础上, 产生了哲学上的理性主义。

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 一些语言学家认为, 人类或者至少是达到文明程度的人类, 具有一种普遍的思维结构。这种普遍的思维结构基本上可以独立于任何语言。因此, 可以用一种普遍的语法表达。就这个问题, 英国的维尔金斯的《论一种真正的文字和一种哲学语言》是同类作品中最有影响的。他提出了编制“世界通用语法”的设想。在他看来, 这种“语法”应当包括能够满足所有交际需要的各种词类及简洁的句法规则。他的目的是想建立一种所谓的“哲学语言”, 这种语言结构严密, 而且具有一套适用的原则, 这种语言既可以写, 又可以说, 全世界各民族的人都能够用它交流思想。然而, 维尔金斯等人的设想是天真的, 他们没有能够创造出什么“哲学语言”。但是, 他们的努力说明当时的语言学理论有了新的发展, 他们是在探索语言到底是如何构成的。他们相信不论讲哪种语言, 人类都具有一种相同的思维结构, 所以人的思想才能够用一种普遍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观点也正是法国波尔—罗瓦雅尔学派的指导思想。波尔—罗瓦雅尔学派以笛卡儿的哲学为基础, 认为人的理智高于一切权威;因为人的思维和理智是相同的, 表达思想的语言也应该有相同之处。他们试图阐述语法的普遍原则, 揭示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语法在表达思想上的一致性。[4]

四、17、18世纪近代语言学时期

17、18世纪是欧洲各国哲学发展上的重要阶段, 当时在认识论的研究方面, 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展开了对人类知识起源的讨论。哲学家在讨论这一问题时, 时常涉及语言问题, 并特别就语言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最先详细论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的是英国的哲学家洛克。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出版后不久, 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就开始写作《人类理智新论》。在关于语言问题的认识方面, 他们的观点既有相似之处, 也有不同的地方。其中的不同之处正是洛克的经验论立场和莱布尼茨的唯理论立场相互对立的反映。18世纪下半叶, 人们普遍对语言的起源问题产生兴趣, 赫尔德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语言起源理论, 虽然用词激烈, 但并没有背离唯理论观点。

这一时期, 普遍语法哲学理论在英国的杰出代表是詹姆士·哈里斯。他将其普遍语法理论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基础上, 但又非常了解和重视各种语言的表层差异。他反对当时英国流行的经验主义态度, 捍卫天赋观念的思想;而且在坚持普遍语法观点的同时, 还认为人类建立普遍或一般概念的能力必定是神授的, 词则是这些概念的符号。

此外, 洪堡特是生活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语言学家, 他的语言理论的哲学背景相当复杂。他受康德哲学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另外, 他又受到18世纪理性主义, 尤其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的不少影响, 同时还接受了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不少观点。不同的哲学背景使他的语言理论观点表现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兼而有之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 洪堡特可以说是连接近代和现代的过渡型人物。

五、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

19世纪语言学的主要成就集中在历史比较研究领域。经验主义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起到很大的作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注重语料的收集和对比分析, 一改18世纪关于语言起源和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缺乏足够例证支持的现状, 将理论分析建立在充分的语言材料的基础之上, 体现出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特点。

六、20世纪现代语言学时期

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在20世初出现了一个大转折: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主流的时期结束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以结构研究为特征的新时期。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索绪尔, 他反对只研究历史, 而不注重语言的现实结构的情况。继索绪尔之后, 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他们仍然坚持经验主义的立场。布龙菲尔德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语言中可以用经验主义的归纳式作穷尽描述的地方。

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大致的回顾。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 理性主义以其思辨的特色在语言学发展的各个阶段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应该认识到, 经验主义语言学派和理性主义语言学派只是就其理论倾向和侧重点而言的, 并不表示二者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对立的。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 例如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普遍语法, 就借鉴了大量经验主义对语言学的描写成果。

总之,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认识论学说, 凭借各自的优势共同构成了语言学发展的全貌, 并且加快了语言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参考文献

[1]蒋永福, 吴可, 岳长龄.东西方哲学大辞典[Z].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779.

[2]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31.

[3]周昌忠.西方现代语言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12.

7.理性主义 篇七

《闵希豪生男爵的冒险》中写的许多故事，如主人公闵希豪生用眼睛里溅出来的火星引燃了猎枪，打下七只野鸭；在战斗中，骑半匹马冲进敌营，取得胜利；还说他坐着炮弹飞翔在敌我之间的上空，了解敌情；甚至借助于豆藤爬上月球，飞上天去看月亮，观察火星等等，都是虚幻不实的。但是闵希豪生男爵却不是虚构的人物，而是实有其人。

闵希豪生男爵的全名为希罗尼穆斯·卡尔·弗里德里希·封·闵希豪生（1720—1787），生于德国汉诺威地区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最初是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国安东尼·乌尔里希三世的小侍从，随后在1735—1739年“俄土战争”期间受雇于俄国皇帝。1739年，他被任命为俄国布伦瑞克“胸甲骑兵团”的一名旗手，第二年晋升为中尉。他被派驻里加，并参加了1740和1741年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两次战争。1750年升为骑兵上尉。

闵希豪生于1760年退伍回乡，作为一位有社会影响的乡绅，在下萨克森州博登湖畔的领地生活，直到1787年去世。在这里，尤其是在晚餐和类似于贵族的社交活动中，他机智幽默又高度夸张地讲述他当兵、狩猎运动期间的趣事轶闻，被看做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

鲁道夫·拉斯佩（1736—1794）是汉诺威的一位会计师的儿子。他在哥廷根和莱比锡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语言学，毕业后先是任哥廷根大学的图书管理员（1762—1766），1767年任兰德格拉夫的图书、宝石和硬币收藏馆的管理员。他以对古英格兰诗歌的熟稔而获得学术声誉。1769年在出版了一篇有关大象等动物的头骨和牙齿的论文后，被选入皇家协会，1771年的一篇有关玄武岩的论文被歌德看成是“德国科学的一个里程碑”。但是他的散漫、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使他惹出麻烦。

1775年，拉斯佩开始偷盗兰德格拉夫的收藏品。张贴的逮捕令上描述他是“一个长脸的疯子，小眼睛、歪鼻子，步态颠簸”。于是他先逃往荷兰，再逃到英国。人们发现这位“殿下最卑微、最顺从、最忠诚的仆人”在出售他大约看管了五年的宝石和奖牌。

在英国，拉斯佩和詹姆斯·霍金斯主教成为朋友，霍金斯称他“比我记忆中的任何人都更有广泛的知识”。他的其他朋友还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霍拉斯·沃波尔等。出身显赫的沃波尔以他的中世纪恐怖小说《奥特朗托堡》开创了哥特小说的风气，还著有四卷《英国绘画轶事》。通过他的帮助，拉斯佩发表了《油画的起源》，实际上他对这个题目可能一无所知。沃波尔还将因欠费进监狱的拉斯佩保释出来。拉斯佩最后因疟疾而死于奥尔兰凯里郡的默克洛斯。

故事的来源（一）

传说拉斯佩在俄国认识了闵希豪生男爵，男爵向他讲述了一些诙谐幽默的故事。但研究者认为，实际上，书中的故事很少真正出自男爵之口。毕尔格翻译时，又增补进了一些故事。所以无法搞清，在阿斯佩的《闵希豪生男爵的冒险》里，哪些材料是来自闵希豪生男爵本人，哪些是毕尔格增补进去的。但学者研究认为，实际上，多数的故事，在闵希豪生出生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在民间流传。一位专家这样评论道：

“从性格特点看，闵希豪生比声言他已经活了一百多年的 （同时代的著名冒险家）圣日耳曼伯爵要幽默得多。（闵希豪生的）这些故事是来自早期旅行家的讲述和轶事。从古希腊起，奥德修斯英雄事迹的故事可以归结出一个个冗长的故事，例证在老普利尼的《自然史》（公元1世纪）、卢奇安的《对话录》（约公元2世纪）、拉伯雷的《庞大固埃》（1532）和《卡冈都亚》（1534）以及伏尔泰的《老实人》（1759）中都可以找到。《闵希豪生男爵的冒险》违背逻辑、背离物理定律或日常思维。‘编瞎话的男爵’在鲸鱼的肚子里跳舞；骑在一颗射出的炮弹上；打枪没子弹，用一根通条打出，把七只松鸡串成一串。他的马的后半截身子已经被放下的门闸切断了，他还能骑着它跑。这故事在海因里希·倍倍尔（Heinrich Bebel，1472—1518）的《倍倍尔诙谐故事集》（1508）一书中已经出现过。还有来自古代原始资料的故事，说暴风雪中，他把马拴在一个尖木桩上。第二天早晨，雪融化了，见这马就高高地挂在教堂尖塔的风信鸡上。”

作者称赞此书中的故事看起来非常荒谬，但却是“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公然挑衅”。

故事的来源（二）

拉斯佩的《闵希豪生男爵的冒险》中，的确有许多故事受惠于前人的作品。研究者曾经指出故事中的某些情节的最初来源。除了上述德国幽默作家海因里希·倍倍尔的《倍倍尔诙谐故事集》，另外还如：

《闵希豪生男爵的冒险》有一段描写闵希豪生男爵从军队退伍，乘坐邮车回家乡。车子驶进一条狭隘的小路，因为两旁满是荆棘，不论多好的驾驶技术，没法并排驶过两辆马车。他便让车夫吹响号角，提示迎面来的车子给他让路，以免相撞。但是，因为“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太阳就像是被冻坏了一样”，以致“车夫拿起号角，用尽全身力气，也吹不出半点声音，我们都感到特别奇怪”。直等到了最近的一家旅馆，车夫把号角挂在炉子边。“不一会儿，号角居然发出‘嘟嘟嘟嘟’的声音。吓了我们一跳。”闵希豪生男爵说，后来他才明白过来，因为“刚才天气太冷了，号角被冻得不行，所以吹不出声音了，现在在炉边暖和了一会儿，刚才吹出的被冻住的声音就被放了出来”。他们一整晚就都听着美妙的号角声，进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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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相信，闵希豪生男爵或拉斯佩的这段故事，是受意大利卡斯蒂里奥内的《侍臣论》书中一个故事的启发。

巴达萨尔·卡斯蒂里奥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名侍臣和外交官。他先后曾为曼图亚的弗朗西斯科·贡扎加侯爵、乌尔比诺的圭多巴尔多公爵工作，又曾奉命前往英格兰替圭多巴尔多接受嘉德勋章；还不止一次跟随教皇的军队参加战争。他的由他后人在1528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侍臣论》，以对话体形式描绘了宫廷的生活，描写了理想的侍臣、贵妇人以及侍臣和王公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很有影响，被译成多种文字，使他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贵族礼仪的权威。《侍臣论》的英译本出版于1561年，相信闵希豪生男爵或拉斯佩都读过。

《侍臣论》（1528）里说到一个大意如下的故事：

“（意大利）卢卡的一个商人为置办皮衣远去波兰。因为当时波兰正在跟莫斯科人交战，卢卡的商人便被告知从那个卖皮货的县去往两方交界的中间地带。他来到第聂伯河边的波利斯特尼斯。在1512年的这场‘波利斯特尼斯战役’中，波兰军队在国王西格蒙德一世统帅下在这里抵御80000名莫斯科军力。莫斯科商人仍留在河的一边，只希望听到对岸大声告知皮货的价格。可是，天气是那么的寒冷之极，以致他们的话在到达对岸之前，就在空气中结成了冰。波兰人在河中央点起一把火，于是结冰成的固体话语在一个小时里就被融化，一点点掉在河畔上，虽然莫斯科商人已经离开了。但是要求的价格太高，卢卡的商人什么都没有买成就回去了。”

故事的来源（三）

另一段故事说闵希豪生男爵一次外出狩猎时见有一只“全世界最神奇的公鹿”，“头上长着非常漂亮的犄角”。可惜他铅弹已经用光，袋子里只有一把他吃樱桃留下来的樱桃核。于是他突发奇想，在猎枪里装好火药，再加上满满一大把樱桃核。他一枪打出去，虽然正好击中公鹿两对犄角之间的前额，但公鹿还是逃走了。一年后，闵希豪生男爵又来到这座林子里打猎，在林子深处看见一头漂亮的公鹿，两对犄角之间长着一棵一米多高的茂盛的樱桃树。他想起来了：上次让它逃走了，这次它可没这么好运了。果然，他一枪击中了它，使他不但吃到了烤鹿肉，还有新鲜的樱桃吃。

研究者发现，类似的故事，在民间传说中很多。如美洲土著的一个故事说一个猎人在摘桃子吃的时候，见有一头肥大的鹿，便用桃核当子弹射击。几年后，他发现这只鹿背上长出一棵树。他一直追这头鹿到一个教堂的院子里才赶上它，从鹿背的树上摇下许多桃子给在身旁的孩子们吃。另有一个故事讲杰克见森林里树和圆木上都长有很多桃子。原来，四年前他和他的朋友曾用桃核猎鹿。杰克离开后，想不到桃核却在林间和一些鹿的身上发芽成长了，有的长在鹿肩上，有的长在鹿背上，有一棵还在两只鹿角中间长成六英尺的桃树。

书的影响

尽管闵希豪生男爵和毕尔格实际上只不过是编选了许多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闵希豪生男爵的冒险》无疑是一部影响极大的书。如今不但有数以百计的外文译本，书里的故事还多次被改编。

早在20世纪初，就有《攻占北极》（英国1909）、《德克拉克男爵》（法国1909）、《闵希豪生男爵的冒险》（法国1911、意大利1914）、《闵希豪生》（德国1920）等影片拍摄发行。此后几十年里，闵希豪生男爵的故事一直仍是德国、苏联、加拿大、美国、捷克的导演们所选中的电影题材，包括1983年法国的一部卡通片《月光石的秘密》。甚至2011年，布拉格的“黑光剧院”也在上演改编的戏剧《闵希豪生男爵的冒险》。闵希豪生男爵的故事还被改编为滑稽剧和游戏，他的形象甚至被印到邮票上。在很多国家，成人和儿童们几乎没有不知道闵希豪生男爵这个“编瞎话的男爵”或“吹牛大王”的诨名的。

正如他的一位同时代人所指出的，闵希豪生的难以置信的叙事并不是要来蒙骗人，而是“为了讽刺他在某些熟人身上看到的这种不寻常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