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北漂”的奋斗

一个美国“北漂”的奋斗（共3篇）

1.一个美国“北漂”的奋斗 篇一

如果你的人生也遇到了这么一个和善的招生办老师，你真的很幸运，他至少看了你的调剂申请表，至少对你说了一句不是完全敷衍的话，而你呢，也是通过自己十足的意志，一步步走到这时候来了，那么后面的事就交给上天吧。

一个周五还是周六的上午，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问你是xxx同学吧?你还愿意来a校复试吗?我停顿了几秒钟，然后说愿意啊!当然愿意啊!

挂了电话的时候，我嚎啕大哭，真的是嚎啕大哭，即使失恋也没有这么哭过，因为这半年多，的确太辛苦了，我抄了好几本语言学笔记，又背了十遍，我把该死的政治书也吃下去了，我做了这十年来的卷子，不计其数……然后我哭着给妈妈打了个电话。五分钟以后，北语终于给出了分数线，我过线了。这一天，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啊，原来上天不会轻易辜负我们的努力。可是我没有好好准备复试啊，而且b校的语言学复试非常难，我很发愁。两个复试在同一天，我必须二选一。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么幸运可以二选一，最后我选择了相对简单的a校，因为据我了解，a校当年有复试的真题集出售。我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去买了真题集，开始了为期三天的备考。

笔试、面试……是的，后来我就去a校上学，这个我曾经多么向往的学校。

4、大龄女硕士的生活

但我仍然没有钱，考研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和家里给的钱，而专业学费是一年10000,我申请了助学贷款，每年可以贷6000,然后报了一个汉办的语言项目，一个月还能领500生活费，当然我不光是为了生活费，这个语言项目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这一年是人生中学得最多最充实的一年，我用一年的时间学习了德语和专业课，当然每天六节德育课的强度也是这辈子不会再有的学习经历吧。但是出于对语言的喜欢加上自己的努力，我差不多一直是班里最好的学生，最后也顺利拿到了四级证和优秀学员的称号。很有成就感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我没有存下什么钱，我的钱本身就很少，还要买衣服，买化妆品——对啊，大龄女青年还不化妆那可怎么办啊，就算平时不化妆，遇到重要的面试还是需要的吧。其实我们宿舍的女孩子都比我省钱，她们基本上都来自农村，家里都有兄弟姐妹，不过也有男朋友的接济的。她们的男朋友有的在部队，有的已经工作，她们还要考虑结婚和房子的事。我也不是觉得省钱不好，以我的经验来看，我们不需要为了省钱而错失一些机会，一些让自己快乐或成长的机会，一些让自己体验那美妙青春的机会，这些机会往往稍纵即逝。是的，我们的人生就是不可复制不可重来的，我们的青春也是一样，谁不曾有过一无所有的青春呢?

而我，终于等来了我的机会，考研之前我的考虑就是选择这个喜欢的专业，参加一个海外项目。然后我如愿以偿地通过了澳洲项目的考核，虽然没有等到德国项目，那也无妨。但是很遗憾，我是宿舍里唯一一个获得这个机会的人。如果我是另外那几个没有通过的，试想一下，我们交了同样的学费，也同样参加了语言项目，却有如此不同的结果，心里会不会怨恨这个世界的不公的呢?我真心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尤其是求学阶段这样朴素的愿望。可是仔细想想，成长的经历确实不同，每个人获得的机会也不同，可是面试的时候一套漂亮的套装，一双不错的鞋子就是你的武器，而平时所谓的不务正业的兼职或者社会活动也是无形中为你的竞争增加了筹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让自己更爱美更有学识更有见识也更沉稳。当然运气也是要有的。

这个澳洲的项目，使我获得了人生的第一小桶金。在我们出国以前就得到了七个月的报酬，我揣着10000澳币，踏上了飞机。为什么我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拿着钱先去还助学贷款呢?因为贷款是免息的啊，而且那时的我仍然不想存钱，我怀着伟大的青春梦想，打算一边在澳洲教学，一边游澳洲，并且写一本关于澳洲生活的书——虽然写书的计划最后被搁浅了。

5、美好的澳洲生活

我被分在m市的一所公立学校，运气嘛，人人都会有好有坏，鉴于我这些年运气不赖，这一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我去的学校比较穷，比起那些顶级私校来，我们学校穷得连合约的住宿都无法提供了。我寄人篱下，而且再过两个月就快没地方住了。

不过这一切都不影响我的旅行计划，我拿着自己的钱，和项目的小伙伴们去了塔斯马尼亚，又和学生们去了悉尼，在歌剧院花大价钱看了《蝴蝶夫人》，在海滩晒太阳，不过比起那些富有的学生们，我坚持只吃超市买来的食材，自己在旅馆厨房做。因为我的钱不够奢侈的消费啊。后来我又自己设计了一条自助线路从墨尔本-阿德莱德-爱丽丝泉-达尔文-阿德莱德袋鼠岛-墨尔本，这条纵贯澳洲的路线没有人响应，我坚持要自己走，后来豆瓣有个小女孩决定加入我。这场旅行，使我永生难忘。是的，如果没有钱，我们就无法成行，如果我把钱还贷款，或者害怕浪费，那么着永生难忘的体验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我坐上了世界上最长的火车线路，见到了“世界的中心”——乌鲁鲁，了解了土着人的生活，在沙漠的星空下露营，去帝王谷攀登，在达尔文看海，在阿德莱德见到最美的春色，在袋鼠岛遇到海豚海狮海豹……这一切都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记忆。

6、北京，北京

,我回到北京，完成学业，并且也是一波三折地找到了一个工作，有户口，专业对口，一切看起来都太完美了。但是，别人看不见的是我顶着病痛复习笔试，为面试买衣服，买皮鞋，做讲课准备，自己一遍又一遍投简历——对，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一次求职了，这一次我比那些刚进入社会的女孩子们更清楚自己要什么，我不再像六年前那样漫无目的地海投简历，也不再对石沉大海的邮件灰心丧气，我抓住每一次可能的机会，不管自己写论文改论文有多累。

9月，我入职，在此之前我在单位附近租了房子，就在这里，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我的先生当时于我还是陌生人，因为一条搬家的微博出现在我的世界里，他说考研调剂时我曾经从论坛里加了他的msn,问了关于传媒大学的一些调剂信息——这些我可能确实记不清了，因为我问的人太多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停止关注我的博客，后来是微博——直到入职前我一直保留着写作的习惯——然后他就这样出现我的生命中，的6月29,他拿着玫瑰和戒指——还有两本印着我名字的诗集，向我求婚了。那些诗，都是一个北漂女青年怀着理想、迷惘写下的贴在博客里的，那些照片，都是那个女青年在北京的点滴时光——我终于相信，我们的现在都是由过去组成的，过去的每一个行为每一次思考每一段经历造就现在的你，没有那些迷惘的岁月，也不会有我的诗歌，尽管它们并没公开发表过;没有那些艰难备考的日子，我的先生和我也许不会有任何的联系;没有过去的我，就不会有现在的我，现在的我们。

2.一个美国“北漂”的奋斗 篇二

租车业在欧美发达国家是一个体系完善的成熟行业, 租车人只需凭借身份证明和信用卡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交接车手续, 并且服务周到。据调查, 25天以内的短租业务一般占到70%至90%的比重, 庞大的租车群体孕育出赫兹、安飞士、欧洲汽车等拥有数十万租赁车辆的跨国巨头。但是, 将这项业务移植到中国之后, 竟出现了水土不服, 国内租车公司个人短租比例远不足三成, 国际巨头赫兹很快在国内市场就遭遇了滑铁卢。

幸运的是, 外资企业的惨败给本土企业提供了契机, 巨大的落差背后是中国汽车租赁业发展的无限空间。一时间本土行业群雄并起, 竞争态势风云渐起, 连风险投资也对这一行业青睐有加, 投下巨额资本, 血战租车业……

社会压力加速行业成长

交通拥堵、高油价、停车费攀升让不少人对拥有一辆自己的车望而却步, 限购政策的出台又让买车像中彩票一样要靠运气。买车不易、用车不便, 以租代购成为一种经济而便利的选择。数据显示, 2011年以来我国汽车市场降温趋势出现, 甚至在年中出现负增长, 中国汽车业已告别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期, 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交通环境压力大增、汽车售后服务跟不上及养车费用高昂等多种冲突在不断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

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数据, 截至2011年8月底,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高达2.19亿, 而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亿辆。租车与购车这两个原本完全不对等的市场格局正悄然改变。用一嗨租车公司董事长章瑞平话说就是:“租车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去培育面向大众的短租市场, 就是在与日益恶化的城市交通赛跑。”

据测算, 如果全年实际用车时间低于100天, 租车就比买车更划算。以一辆普通家用轿车为例, 散租每日租金不到200元, 租100天总费用低于2万元, 而购买家用轿车每年保险费、养护修车、车辆折旧的成本将超过2万元。更重要的是, 租车出行可以提高车辆使用效率, 缓解因为汽车保有量急剧增加而日趋突出的交通、能源和环保等一系列问题。

租车业的发展空间, 显然充满了想象力。在美国, 3亿人口就拥有2亿辆私家车。据此推算, 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 如果要达到美国那样的汽车普及率, 汽车保有量将近10亿台。“现在汽车保有量仅1亿台, 不少城市的交通已经要靠限行、摇号勉力维系了, 拥有10亿台车的情形无法想象。”从汽车租赁车辆占整个车辆保有量的比例来看, 美国已达到了1.2%, 而我国现在仅停留在0.4%左右, 不堪重负的交通环境必然促进这一比例达到甚至超过美国, 这个成长空间是巨大的。

事实上, 从2005年起, 我国的汽车租赁市场就经历了第一轮高速增长, 五年来的复合增长率高达30%。当前我国拥有驾照的人数已经达到1.6亿, 其中2/3是没有车的“本本族”, 这部分人群均可视为租车业的潜在客户, 当然还不包括大宗企业用车。根据罗兰贝格预测, 中国租车市场未来五年将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增长, 到2014年, 中国汽车租赁市场车队规模将达到30万-40万辆, 年营业额将达380亿元。

汹涌而来的融资大潮

电梯里、地铁上, 自去年以来高频率出现的广告一个是团购网, 另一个是租车。以至于瑞卡租车融资发布会上, 其CEO黄骥希望媒体转达对神州、一嗨两位老总的感谢, 正是他们的宣传攻势, 加速了租车行业被民众认可的过程。

行业巨大的前景空洞让各汽车租赁企业都加快了企业布局, 各种扩张计划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风投的入注下, 几大巨头也都纷纷拉大了战略布局。风投的追捧, 有些类似于之前追捧电子商务、团购网站的情形。

2010年8月, 由高盛牵头, 上海一嗨租车完成了第三轮融资, 融资金额7 000万美元;去年9月, 联想控股以股权加债权的形式向神州租车注资12亿元人民币;去年11月, 日本三菱商事为浙江车友租车提供融资2 000万美元。今年8月, 瑞卡租车启动融资。

随之而来的, 便是猛烈的扩张。

神州首先全线下调了租车价格, 最高降幅达到50%, 紧接着斥资2 500万元收购了上海华东租赁, 又斥资6亿元买进6 000台营运车辆。一年时间, 神州自有车辆从1 000多台猛增至22 000多台, 进驻的城市由28个增加到58个。

一嗨也全力跟进。目前在全国50个城市已拥有营业网点近300个, 可用于租赁的车辆数千台。在立足上海主阵地外, 加快了对北京和广深及重要旅游城市的布局, 目前“京计划”正在进行, 不仅车辆数量剧增, 广告宣传也开始发起进攻。据悉现已成功渗入了全国50多个城市, 而这一数据还在不断扩大。

瑞卡则将自己精准定位于经济型租车市场, 并总结出了“经济低价”、“不限里程”、“精选车型”、“4S维护保养”四大竞争优势。至尊租车等企业也同样以咄咄逼人的气势扩张。

然而, 业内人士称, 租车行业竞争态势已趋于定势, 蓝海已渐成红海。随着前期几家大型连锁租车企业的频频大力度的市场宣传, 各品牌已逐步快速培养和获取了相当数量的前期用户群。此外, 在网络建设上, 几家大型连锁租车公司无一例外地选择先占领一线优质市场, 继而再向二、三线市场拓展的策略。

还缺乏规范的市场格局

统计显示, 国内目前约有4 000多家汽车租赁企业, 前10大汽车租赁公司所占市场份额尚不足10%, 产业的集中度非常低, 若发展到类似美国前5大租车企业占据90%市场的水平, 势必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整合期。但不可否认, 汽

车租赁行业必将在未来带来我国交通出行方式的重大变革, 其竞争格局也将会在其不断的演变发展中逐渐显现。

追溯国内外汽车租赁业的发展史, 可以了解到, 早在90多年前, 美国等国家便已有租车企业出现。时至今日, 已造就出赫兹、安飞士等行业巨头。而1989年, 国内第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福斯特汽车租赁公司才在北京成立。2002年1月赫兹进入中国市场, 2006年伊始便宣布终止在华业务。尽管也有汽车租赁市场刚刚起步购车成本过高的因素, 但是信用体系的不完善还是被认作是赫兹败退的主因。

时至今日, 在网络上, 我们还能看到各种对租车公司的投诉, 比如租车手续繁琐, 所需证件繁多;不能异地还车, 耽误客户时间;没有办理租车全险, 在出了交通事故之后, 汽车租赁公司往往推卸责任, 将高额的赔偿推给客户处理。服务细节上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 无疑是阻碍中国租车业向美国等领先市场看齐的拦路虎。

据介绍, 在国外汽车租赁早已成为一种成熟的消费方式, 是一种融资手段, 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汽车租赁公司, 一般都有金融公司在背后支撑, 有的甚至就是金融公司直接投资做的。国内市场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同时, 政策环境也是其发展的一大掣肘, 目前国内针对汽车租赁市场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 不利于规范发展。所以, 中国汽车租赁业若想获得大发展, 必须要学习借鉴外国的经验, 与金融公司、汽车厂商合作。

汽车租赁行业属于一个重资本的服务业。一方面需要数额巨大的资金投入, 另一方面, 民众真正接受这种出行方式还需要时间, 也需要企业的消费教育。如同买房一样, 中国消费者对于汽车, 在乎的不仅仅是使用权, 更在于拥有权。第一批优质用户已逐步被几家大型企业所瓜分, 而剩下的则是需要更大转化成本的潜在用户, 对于企业的整体运营推广的资本要求越来越高。

此外, 对于后进入者, 成型的网络渠道建设将又是一项艰巨挑战。遍布全国的网络和高效调度各地车辆资源方面前几位的公司已经过数年的摸爬滚打, 各自寻求到一套适合自己的方式。而后进者势必要在此方面投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成本以快速完成竞争力提升。稍有不慎, 将可能血本无归。这其中除了资本层面的因素, 还有一个关键——如何快速获取行业人才。

不过, 在一嗨董事长章瑞平看来:“像中国很多新兴的行业一样, 租车业很快会进入过度投资期。归根到底, 汽车租赁还是一个新兴服务业, 这个行业有着特有的发展定律, 如果过分地拔苗助长, 受伤的不仅仅是企业本身。”

神州租车公司执行副总裁姚军红说, “中国租车市场的环境与几年前相比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汽车文化的逐步形成刺激租赁市场快速发展。拥有私家车的人越多, 未来租车的人也越多, 因为这些人已经习惯开车出行, 去外地出差或旅游没车会很不方便;二是经济环境的变化。租车从奢侈品转变为普通消费品, 信用卡的流行也令租赁公司的工作效率和财产安全性大为提高;三是法规不断健全。2007年以前, 汽车租赁公司归出租车公司管理, 必须要经客运部门审批才能拿到运营资质, 全国性的公司每个城市都要办一张牌照。2007年之后这个法规被废止。”

姚军红就此认为, 目前中国汽车租赁业发展的经济环境、道路环境都已具备, 很快就会迎来一个爆发性增长。只是市场上缺乏大型的真正有诚信、标准化运作的公司, 行业自身结构还不太成熟, 老百姓对这一行还不太熟悉。

如果说赫兹进入中国生不逢时, 那么本土的租车企业算是赶上了好时候。2003年, 中国才刚刚进入“信用卡元年”, 当年全国信用卡发卡量仅300万张, 而2010年, 这一数字已高达2.3亿张。这么庞大的信用卡数也预示着租车行业未来巨大的利润空间, 当然最终能否出现本土的赫兹, 还得看中国企业能否尽快抹平服务细节上的差距……

租车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去培育面向大众的短租市场, 就是在与日益恶化的城市交通赛跑。

3.一个北漂家庭的迁徒 篇三

在北京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内蒙古人李长春不得不开始“找关系”。来京四年后，这个人到中年的汉子开始逐渐变得像个城里人。

2009年，李长春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像他一样尚未在北京“站稳脚跟”的人有37.4万。他们散落在二环以至五环各个偏僻的胡同、平房、地下室里，怀揣着不同的梦想，要在北京城这个富贵之都找到一席之地。

还有726.4万人在公安部门备案登记，显示他们是合法在北京居住的流动人口。刚刚办完奥运会的北京，恢复了昔日的拥堵，截至这一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已经有1972万人。这让很多专家大跌眼镜，因为据2004年确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北京到2020年的目标常住人口才会达到1800万人。

北漂一族的不断扩大，使人口增加的数字提前10多年突破旧规划。

在茫茫人海中，人生地不熟的李长春并不显得太孤单，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而在属于他的小小家庭中，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男人却显得有些孤独——父亲已经病逝，母亲、妻子和女儿，都在与他相隔500公里开外的老家——当他想她们时，却不能“说走就走”，他要考虑时间和票子的问题，即便这两样都不在话下，如果没有“关系”，连买张回家的火车卧铺票都很难。

生存并不难，但要“漂”为成功者，对于李长春们来说，却漫长而残酷。

“进县城”——第一次的选择

1979年，李长春出生在赤峰市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

“人无厕所猪无圈、鸡粪羊粪撒满院”是昔日翁牛特旗广大农村地区的真实写照。在李长春7岁的时候，翁牛特旗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旗。

李长春的父母都是农民，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5个姐姐。小时候的李长春可谓集父母、姐姐们和亲戚的宠爱于一身。初中毕业后，李长春就不愿意再继续上学了。在农村地区，如果男孩子不再上学，就意味着要出去赚钱了，况且李长春的父母都年事已高，他必须尽快担起家庭的重任。

1995年，16岁的李长春开始外出打工。

在这之前的两三年，中国经济迎来了新一波的“升温”，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深化期”，各行各业的工资和收入格局也发生着变化。彼时，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喜欢当一名建筑工人，穿着质朴的粗布衣服，每天曙光微露，就开始在上百米的钢架上攀援，直到傍晚，衣服沾满了灰尘，才会出着一身透汗结束一天的工作，时间长了，便能练就强健的体格和坚韧的性格。

在老家附近一个县城，李长春跟着一支规模不大的建筑队当学徒，每天能有20元的收入，而他的师傅，每天也只比他多拿10块钱。按照每月工作26天来计算，一个月下来，李长春便能够拥有520元的收入；一年下来，能够拥有6240元收入。

现在回想起来，李长春觉得那点儿钱真是少得可怜，可是查阅国家统计局数据，却不难发现，在当年，李长春的收入并不算低——1995年，全国职工全年平均工资为5500元，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134元。

像李长春一样，改革开放初期出生的这一代人，在成年后迅速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县城、市，以及省里的大城市，寻找可以发家致富的工作。据2000年人口普查，1995—2000年之间，超过2596万人从西部进入东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王桂明的研究表明，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推动了东部城市近10%的GDP增长，贡献了东部GDP增长的近15%。

在小县城变大、大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做着“脏”“累”“差”工作的李长春们即将遇到成家难题，而他们的家将安在哪里？

二次“进城”，女人“看家”

在建筑队干了3年后，李长春回家了。父母老了，在外打工时他心里总有牵挂，于是干脆回家种地。21岁时，经人介绍，李长春与同在翁牛特旗、与自己同龄的女孩罗秀环相识。

罗秀环在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个妹妹，小学毕业后便在老家附近打工，在基建公司做砖瓦工，认识李长春之后，她觉得这个男孩挺可靠，转年冬天便嫁给了他。婚后，罗秀环就不工作了，而是在家里一心一意地照顾丈夫的父母。李长春仍然在田地里劳作，农闲的时候干点零散的小活，小两口也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是一个夫妻俩都记忆深刻的年份——2002年，他和她都23岁，他们的大女儿李佳音出生了。

“三代五口”，是个典型的中国家庭，而养家的压力主要在李长春身上。大女儿3岁的时候，经济压力使李长春再次决定外出打工。

这一次，他同样选择了离家很近的地方，一是因为孩子小，二是因为父亲的胃病比较严重。但他决定要冒个险——去矿山、下矿井。这个活计让李长春每月有1500元的收入，比起之前的建筑工作几乎涨了两倍，但让家里人替他担忧的却是无处不在的生命危险。

最终，李长春坚持了没多久，便放弃了。那段时间，他失去了父亲。

父亲离世后，李长春下决心暂别母亲和妻女，他离开内蒙古，转战几个城市，最后落脚到大城市天津。独自在天津闯荡的那两年，他每天在港口卸车，忙得不可开交。而他的老婆，依然守护在他年迈的母亲和他们幼小的女儿身边。两地分居的夫妻生活，让他和她只好把生活的重心分别放在工作和家庭上。

李长春们在报纸上有了新的称呼——农民工。统计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跨省流动的迁移人口总数约为8000万人次，农民工（不包括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的数量非常庞大，从80年代早期的两三千万增加到2009年的一亿五千万。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数以亿计的农民彻底告别了千百年来的“乡土社会”。

nlc202309011908

对于李长春来说，工作后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出现在了2009年。他来到了首都——北京。这一年，李长春30岁，正好迈进了“而立之年”。

四口之家，三人“团聚”

李长春最先进入的是北京北部郊区之地——昌平。

像大多数人一样，打工者总是从外围逐渐进入城市的核心地带。在昌平，他一待就是三年。李长春交了好几千元的学费，拜一位“老相识”为师，学着做皮具护理的手艺。和李长春一起学徒的还有几个人，但只有他坚持干到了现在，他解释为，“干我们这行的，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干不了几天就腻烦了”。

在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李长春还不敢把“家”带过来。他们像候鸟一样，在春节期间往返。有数据显示，总计2.3亿中国人一年中多数时间不在他们自己家中度过，而是在另外一个城市里生活，这种家庭的分离带来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诸多社会问题。

过了段时间，李长春把老婆接到了北京，时隔六年后，夫妻俩又能每天都呆在一起了。那年，女儿李佳音9岁了，已经进入了翁牛特旗的一所小学。

李长春和罗秀环并没有把女儿带到北京，因为在北京上学，“学费等费用太大了，承受不了”；而在老家上学，“都不要钱，只需要交一点点书本费。”李长春说，他要忙着工作，也没时间管孩子，他还要考虑自家的孩子和那些城市里的孩子“比拼”的问题，“别的孩子要上补习班、要上钢琴班，还要上舞蹈班，这些咱的孩子不也都要去吗？可是这方面的钱一个月就要好几千。在我们老家就不用上这些班。”

种种由钱而引发的因素，让李长春和罗秀环把女儿留在了老家，他们每年给孩子的姥姥将近一万元钱的生活费，算是“雇”孩子的姥姥帮忙带孩子。

照看孩子的问题解决后，两口子就可以安心地在北京赚钱养家了。罗秀环来北京和丈夫团聚后，夫妻俩只是一起去了趟天安门，其他的景点，例如故宫、长城、北海等等，他们只是听很多人说过，虽然很想去，但没有时间。2011年9月1日，李长春离开师傅，开始自己创业，他在朝阳区青年路西里国美第一城小区经营起了自己的一家小店——亮鞋行。

去年，罗秀环又为李长春生下了二女儿李佳霖。此后，李长春和妻子罗秀环、女儿李佳霖就生活在了这间20平米出头的小店里，那就是他们的家。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像李长春一样的农民工数量已高达2.4亿左右，而且在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农民工占比超过50%，建筑业中农民工占比超过80%。举家迁徙的农民工已成为城市的新型居民。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民工中举家迁徙的已达到3000万，占外出农民工的近20%，他们在城市居住长达7年甚至十几年。

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难题逐渐引起从政府到社会的广泛重视。李长春们找各种“关系”融入城市的时候，中国新城镇化的浪潮才刚刚开始。

北漂者的“城市style”

租下门店，一年要花费六万元，但李长春总归还算是有了自己的小家。

进入“亮鞋行”后，一眼便能看到的是四列六层高的鞋架，上面紧凑地放着各式各样的鞋子：男士的、女士的，皮鞋、靴子、布鞋、凉鞋、运动鞋……架子上还零星地挂着一些名牌包包，小店的右侧摆着两个舒服的大沙发，上面放着李长春订阅的一份《京华时报》，下面摆放着各种修鞋和皮具护理的工具。

不是普通的擦鞋，李长春也从师傅那儿学到了“会员制”这个新商业模式。现在，“亮鞋行”的会员已经达到了六七百人，一些住在星河湾、黄渠的人，听闻了“亮鞋行”的手艺后，也跑到这里来找李长春做活。

这些会员中鲜有人知道，在这间小店的最深处，还“藏”着8平米左右的空间，里面有一张大床，每天晚上，李长春家的三口人就要挤在这一张床上休息。三口人的衣物、一家子的生活用品，放在大床上方和床头边的架子上，罗秀环还要在这里面为爱人和孩子做饭。

在小女儿李佳霖出生的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突破两千万。刚来北京的时候，李长春的母亲身体不好，他需要经常回家照看。从北京到赤峰坐火车要十多个小时，而且车次并不多，有时候连硬座票都抢不到。在这座城市里，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重新打通，成了维系这些外来者的另一种人脉网络。李长春靠自己西北味的乡音，认识了一些老乡，其中一个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困扰他的火车票问题，还可以提前拿到卧铺票。

有时候，得到顾客的关心，也会让李长春和罗秀环感到温暖和幸福。国美家园小学与他们小店仅相隔一条小马路，学校里有几位老师，也是“亮鞋行”的会员，有些老师非常关心李长春家大女儿的上学问题，他们建议他去学校找找“关系”、找找校领导，把孩子进京上学的问题解决了。

但李长春想了想，还是放弃了，因为“从哪个方面想都行不通”。

每年寒暑假，李佳音都会来北京与父母团聚。有了小妹妹以后，她很开心，也很羡慕妹妹可以在父母身边。每到这个时期，李长春和罗秀环都会更强烈地感受到，老人与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观念是有“代沟”的，例如李长春看不惯大女儿坐在沙发上还要将鞋子脱掉的习惯，他认为那样“不像个小姑娘”，所以每次见到女儿，李长春都要给她纠正；李长春还觉得父母不让女孩子天天出去玩，要呆在家里的观念太老了，应该改改；而罗秀环则无法理解自己的父母不给自己女儿零花钱的问题，“哪个孩子现在都有零花钱，就我们孩子没有。”

对这个城市，李长春谈不上喜欢，这间冬天没有暖气的房屋，在寒冷时也并不能带给他们太多的温暖。他的目标是攒够了钱，回老家翁牛特旗，或者赤峰安居。北京高企的房价让他很难想象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

李长春的选择颇具代表性，北京市统计局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暂住人口为784.2万人，比2011年减少41.6万人。有专家就指出，北京生活成本高等因素，是导致暂住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但还是有更多的北漂家庭选择了留守，他们的下一代已经是城镇化的一代，他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nlc202309011908

（链接）

专家观察

孟晓苏（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汇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城镇化不仅不会对家庭伦理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地，城镇化完整而非畸形的实现，还有利于家庭伦理的维护，是“正能量”的。过去，农民进城，带来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年轻人犯罪比例的偏高。城镇化的完整实现，将有利于农民家庭的改善，包括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这不光是社会管理的问题，通过土地流转，将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胡建国（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主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镇化主要是城市空间扩张，而没有实现人的城市化，这突出表现在城市没有接纳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是将他们排斥在城市之外。那些走出了农村却融入不进城市的农民工及他们的家人成为城市中的边缘群体，这对农民工家庭造成严重的冲击，他们子女的教育、家庭生活等问题由此产生，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出现，农民工夫妻常年不能团聚。这种局面不仅影响着农民工家庭关系，甚至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严重的影响，成为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的重要内容。

当前，中国新一轮城市化正在兴起。在这一轮城市化进程中，解决人的城市化是关键，核心则是解决农民工问题，我们的城市如何接纳农民工及他们的子女，让那些农村留守儿童能够随着父母也进入城市，而不是从小就生活在父爱、母爱缺失的环境下，让他们不再对父母是有陌生感和距离感；我们的城市如何让农民工夫妻不再常年分居，让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人也能正常地生活在家庭中，这是今天我们强调社会和谐与包容不可回避的问题。

当然，城市接纳农民工与他们的家庭会带来诸多的问题与体制的冲击。但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化的理解过于经济理性，总是在算经济账，算成本，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这使得我们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缺乏人性关怀。这种仅把人视为经济人，你来我这里打工，干一天活给你一天的工资，干完了走人的思维亟待改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不再仅仅视为经济增长的需要，要跳出刺激消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思维，从社会建设的角度去设计相关政策。

杨桂宏（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因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就业，这对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家庭类型多元化、不完整等特点。然而，不论哪种类型家庭的出现，无一不反映出农民工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因此，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看似农民工自身的家庭问题，实则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问题。

总体来看，农村家庭结构因农民工流动所带来的变迁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隔代家庭比例上升，二是分离的核心家庭增加，三是漂泊家庭的出现。这几种家庭结构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是与现代化的发展不相适应的。

要改变农民工流动对农村家庭结构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要制定公平的社会政策，为社会每个个体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政府应该缩小地域和城乡间的教育差距，从社会政策方面做到发展机会的平等。其次，在市场接受流动人口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加强流动人口的家庭管理和服务工作，使流动家庭定居下来。这样在城市化进程中流动儿童才会获得公平发展机会，留守儿童也会因政策的改变而逐步减少。再次，在破解二元社会体制方面，应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和措施。政府在社会政策的改革上只有推进区域、城乡和阶层间的一体化，才会使个体发展有公平机会，社会结构的转型才能更合理化、现代化。

北京能住多少人？

1958年660万人，比1948年增加457万人；1978年872万人，比1958年增加212万人；

1988年1061万人，比1978年增加189万人；（1993年 取消粮票，外地人开始大量来京）

1990年人口普查：1081.9万人；1998年 1246万人，比1988年增加185万人；2000年人口普查：1381.9万人

1948年至1958年（增加457万人）和1998年至2008年（增加951万人）为两个北京人口增长的“高峰十年”

“六五”计划期间，北京提出1985年将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840万人左右；20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1000万人”

1990年代初，又提出到2010年将常住户籍人口控制在1250万人左右；2006年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把北京市人口保持在1800万以内；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但对未来五年北京的人口规模并未做出控制性的指标。

一项由北京社科院完成的《北京人口调控国际比较研究》的报告中称，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过快。

北京的人均基本建设投资全国第一，每年新完工住宅都相当于新建一个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