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心得体会

万历十五年心得体会（精选4篇）

1.万历十五年心得体会 篇一

《万历十五年》读后心得（知产17-62班 王兴旺）

古语有云，读书力求以一隅而观之得以三隅反，即所谓触类旁通是也。然则并非人人皆能如此，但求读有所得，思有所想，便是我等的追求了。

话从书名开始。《万历十万年》是本书作者黄仁宇亲自翻译的中文名，因为此书原版是由英文写就，此书的英文名就叫《1587：A Year With No Significance》。从实际意义说来，英文版题目更加能够体现此书的宗旨，没什么特别的一年，在中国漫漫四千年历史中万历十五年确实不算什么大年，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起义，缺少一些震古烁今的改革，就连边境都是风平浪静。那这样平淡的一年有什么值得作者叙述的呢？莫不是家长里短？显然不会，反之，黄仁宇在书中论述的是一个庞大腐朽的帝国如何一步步走向崩溃的。1587年的历史事件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换一个视角来解读历史，世界变得更立体。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第一，本书的结构及行文思路。从1587年入手，黄仁宇以六个人的故事将这一切娓娓道来，而这六个人可以说是明帝国最具代表性的六个人：万历皇帝朱翊钧，内阁首辅申时行，一代权臣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以人物为中心来编排本书结构，一是符合黄仁宇所说的大历史观，从技术出发，从小事入手解构历史，二是为了便于读者接受，从商业角度着想。这是一本介于学术和商业的书籍。涵盖经济 政治 社会结构 军事 以及当世的思想的历史著作。我感觉作者贯穿始终的就是对明王朝以及类似的王朝以宗法及道德运作国家机关的分析和批评。作者以各个看似联系不怎么紧密的几个主题来分别阐述作者的观点，形式类似于小说的细致。作者分析的立场以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作者是“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章——万历皇帝 第二章——首府张居正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第二，本书的核心理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核心观念——{依靠儒家学说培养精英分子，从而形成读书阶级进而形成文官阶级，依靠统一的价值观约束统治阶级（宋明清重文抑武文官阶级代表了统治阶级），在被统治阶级以道德宗法约束，主要方式为对士大夫阶级的模仿和绝对服从。但是缺乏灵活有效地法律规则，社会运作完全依靠所谓的道德掌控。国家机器的运作从皇帝到首府都只是被操作，本人的意志被彻底的压制，失去了高效的机会，除旧革新更是不可能做到的，依靠惯性去维护。一旦平衡打破，就是推倒重来。}我阅历尚浅，因此不能判断作者对明代的制度描述是否合理，但是就给读者很大的启发。个人到公司国家，它们的运作必须达到有实质的操作规则去遵循并且给予做事者足够的空间去利用，强调人的价值给予人的欲望和需求一个合适的平衡，而且制度要想与时代保持一致就必须赋予它能改变的规则，制度不能赋予它神化或者虚无的力量否者就会僵化。简而言之就是运作的有价值且高效的方法。僵化的制度就像寄生虫，会蚕食掉整个帝国的活力，这将从帝国的官员开始。明代的文官薪水很低，中层官员依靠薪水过活都很艰难何况下层。而明代的文人的文化讲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私奉献精神（历史惊人的巧合）一方面是自身物质的需求与微薄薪水，另一方面是个人想要享受生活的欲望与无私奉献的马克思主义。呵呵，这种想畸形的制度，前后矛盾，试想想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官员阶级，官员阶级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这样社会会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人的内心会造成什么样的阴暗。其实在我们身边遍地是这种矛盾，企图磨灭人性的做法。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第三，本书中对于人性的挖掘与思考。《万历十五年》里描述了几个关键人物—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阴阳两面（书中的原话），一方面他们可能在做符合自己的价值观且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另一面却是内心对权力利益的贪婪，矛盾集于人的每个细胞。随便举个例子，如你去参加志愿者活动，当去了的时候你希望能遇到美女能一起工作，当然这个例子不太恰当。究其原因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与人的内心深处的诉求不相符合。这个我的阅历还不足以让我解释这些现象，我估计愈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内心的斗争愈是痛苦。不知道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是怎么做到的，圣人就是圣人，我等只能高山仰止。圣人难为，凡夫易得，生活在滚滚红尘中的婆娑生灵们哪儿能不沾惹上三分烟火气呢？此书最让我感兴趣的便是他以人叙事，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展现给我们看，把一个横断面截开后看前因后果，才发现历史是由人构成的，是人的细节、感情、欲望所驱动的，而非历史书那种平铺直叙、四平八稳、理所当然的逻辑（历史书上的平板脸谱化，很容易把伟大的人物都描绘成单细胞白痴）。不过，对于人性的挖掘或许不止于此，万万不可觉得自己真正能够洞悉人性，否则就将堕入高育良式的陷阱。

第四，就来说说此书与人民的名义的渊源吧。在《人民的名义》迎来大结局时，有一本书被反复提及，那便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就像祁同伟常读的天局一样，成为了剧中另外一个反面人物高育良的核心设定。《人民的名义》中至少两处提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处是高小琴的妹妹高小凤以《万历十五年》为媒介成功勾搭高育良，一处是吴惠芬说侯亮平借了她的《万历十五年》还没还。可以说《万历十五年》是高育良成功的开始，也是它堕落的引子，更是侯亮平最终击溃他的终极武器。高育良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他从《万历》一书中钻研透了中国古代官僚系统的一个很大的弊病：文官抱团腐败，多重领导导致系统纠错能力底下，即便皇帝万历也对此一筹莫展。说一个浅显的例子，假如抓捕丁义珍时，不用开省委常委会，那么就不会有人通风报信。丁义珍一旦被捕，后面的剧情还有这么跌宕起伏吗？老书记赵立春当政的三十年里，高育良并没有什么杰出表现，却靠着传统官场的揣摩上意、妥协、和为人处事的学问一路高升，甚至一度超过了政绩突出的李达康。高育良很像《万历》一书中的高拱，而李达康则非常像另外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张居正，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在历史上的位置和“高李配”惊人相似。在整部剧中高育良非常热爱对官场进行分析，他的话很有智慧，这让很多观众对他恨不起来，他的身上有很多学者型官员的特点。高育良深知万历年间的文官习惯，即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伦理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深刻理解官场的规律：官比事重要，人比理权威。这样的智慧让他高升，然而最后，这样的智慧还是害了他。用《万历》作者黄仁宇的话说，道德不能代替技术，更不能代替法律。道德的标准和尺度太多，最终道德会沦为权力者的玩物 第五，在对比读过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后，我要提一些对此书的批判性思考，或许不成熟，但思想的进步总是来自于对前人思考的扬弃。黄仁宇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这种情景。至于那个社会到底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说，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未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研究透彻。他把水烧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这点就是《潜规则》中说的“合法伤害权”。合法伤害权不过是对合法暴力的合法应用。各个社会集团，以及各集团内部，就是根据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种资源也是追随着这种能力流动的。而合法伤害权才是明帝国灭亡的核心所在，也是整个专制王朝时代无法摆脱黄宗羲定律的制度性因素所在。可惜，黄仁宇似乎意识到了这点但未能直接点明，而提出了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的因素。我看来，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结语：与其说这本书是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倒不如说在还原一个，明代官僚体系与一个复杂的社会。这个年份本身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普通的一切背后反映的东西。黄仁宇就是带着解密的心态，解答“李约瑟的疑问”，解答“中国为什么近代落后于西方”这些问题，所以黄仁宇先生所选取的历史上面的例子有取舍，这种取舍是好是坏不好说，但是至少做到了最基本的有明确的出处。真正想学习历史，入门阶段看看这本书还是可以的，深入研究还是需要自己去阅读一手史料和学术著作，但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则是非学术性的，即使距离明代已经有了几百年，我们会看见一些精英阶层的文人官吏如何治理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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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领悟 篇二

作为申时行的前辈和推荐人，张居正一心想要改革，想要以法治国，然而他只能做到强推政令、利用他的门人和私人勉强在部分地区推行。不仅如此，他深知“为官之道”，自己不做表率，却只想动他人的“馒头”，改革难以推行也是自然的。况且，一切归根究底是官员的俸禄过低，没有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就想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没有错，但改革前的分析做的不够。这就好比没有奠基就像盖摩天大厦、没有铁轨就像要火车跑起来。

申时行深知张居正错在何处和改革行不通的原因，为了与文官集团和解或者向其示好，在上台后就将仅施行一年的改革制度取消了。

作者还花了较大的篇幅来论述文官集团的形成，和伦理道德与行政效率的关系。文官集团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既遵从四书五经的伦理道德，也同样不会放弃吞没百姓的钱财、收受他人的贿赂以维持自己相当标准的生活。正直，是一件商品，用来在皇帝面前展示的。

在那个普通百姓人微言轻的时代，大多数人将做官看做发财致富的道路，而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多数官员的利益，所以行不通。制度好与不好，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好的;反之则不好。既得利益者没有评论的权利。而张居正作为既得利益者，不仅说旧有的制度不好，改了它，还不加遵守。制定了规矩，只来约束旁人，而不约束自己的，当然就群起而激愤了。

申时行懂这些，他尽量避免惹怒这些个人，尽力做好皇帝和大臣们的传话筒，从不惹是生非，用力维护着平衡，没有出大错，也没有出彩的地方。

同张居正比，申时行可能过于平和了，但他参透了社会运行的规则，知道自己无能与它对抗，所以他选择了适应，不做那个出头人。从他本人做和事佬的决心来看，他尽力了，做的不错。

3.读万历十五年心得体会 篇三

《万历十五年》经过记录在16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乱，反映了当时社会，高级官员的悲惨人生。

这本书用传记的手法叙述了当年张居正他生前得志、扬名立万，死后失势、遭掘棺之耻；大英雄戚继光在张居正生前位至“总理蓟州军务”，在张居正死后罢官家居；名士李贽失势后，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海瑞，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可是作为一个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即便是郑贵妃、张鲸、冯保、高拱、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不成为以德替法制度的牺牲品。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德替法制度，到明代为极限，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本书告诉我们在以德替法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为民、为官之人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帝王维护或保护的不是他的子民，而是他的统治地位。为了帝国的传承，帝王能够牺牲一切，包括所谓的“德”。“德”字何解，就是执法公正不阿，待人谦虚，对朋友不分高低官职。对底下臣民则应当视如儿女，这就是君王所要有的“德”。

没有保障的为官之人整天就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没有保障的为民之人不屑为朝廷尽忠，在异族的铁蹄下，明帝国最终灰飞烟灭。我想一个国家的潮起潮落不全在于国主，民众才是最重要的，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想让船跑得快，水才是关键。顺势的话，朝廷会发展和快，逆势则会慢，严重的话船也保不了。最终，大臣们的贪福之心也所以破灭，居民们的生活保障就得看下一个君王了。

历史沧桑，万历皇帝万世传承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齐消失在我们目光尽头，渐渐的久远。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2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评价很高的书。暑假中读后颇有感触。下头分几个部分谈一谈。

一、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以往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之后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我独特的思考。

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为了写书、做论文，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二、谈谈这本书。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书中有如下论述：“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它每年要向27个不一样的机构缴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一千两。与其相似，全国布满了这段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齐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书中可见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犹以为甚，乃是明朝衰落的症结。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不得善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原先仅有英文版，后应国内读者要求，才有了中译本。其英文版原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正是由于很多历史学者忽略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年份里发生的事情才未有所得，而作者却以审慎的态度洞悉了这段时间内那些看似细枝末节却能够以小见大的变化，才能由此独到的见解。

三、谈一谈引申出来的思考。就以中的海瑞为例。海瑞作为一个御史，尽他的职责，直言敢谏，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直指皇帝的过错，实为清正。而他的作风不但皇帝看不惯，连朝中百官都人人对他的行事习惯有怨言，其中不乏许多忠良之士，原因何在？

海瑞的信条和个性固然令人尊敬，却没有一人按照他这个榜样来办事。原因就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另一套为大众所理解的形式方式。海瑞的行事方式乃是正道，而这正道上已是人迹罕至。

举一例说明：当时朝廷上派遣钦差到各地巡查。名为巡查，实则捞油。每到一处必是明里或暗里的向地方官员要好处。而地方官员也正好趁此机会送钱打点，一则为自我官场升迁打基础，二则能够保住官位，在所辖之地横征暴敛而不被处理，两厢情愿，心照不宣，何乐而不为？而两袖清风的海瑞可不管这一套，青菜豆腐招待上官，钦差几次暗示却反被海瑞参奏一本，引得人人自危，就怕自我的那点事儿也被揭发。

按理说海瑞的做法并无不妥且是极为正确，可在当时的规则之下必定是要引起惊涛骇浪的。何也？是时此种上下官员的交易方式已经不再是地下的受贿而似乎有正大光明的趋势。系统之中的每个个体已经在此制度中找到了自我的平衡点，找到了晋升的途径和维持生计的办法，习惯成自然，只要人人都能够得到自我想要的，灰色交易市场已经构成，为什么要改变呢？偏偏就在此时，海瑞半途杀出，非要搅个天翻地覆。一旦当前的系统被颠覆，每个个体都必须重新定位去适应新的规则和关系，此刻的既得利益到时候就不明白能否找回，谁愿意去改变呢？海瑞的行为就像一个印第安部落里闯入的欧洲人，无异于砸天下所有当官的饭碗。习惯了一套能够让他们获益的规则的人们会在有人想颠覆它的时候奋起反抗的，习惯和利益是罪魁。海瑞正是所以被碰得头破血流，赋闲在家，晚年凄惨。制度造成了这一切。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3

初次接触书名，给我的直觉，无非是写万历十五年那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该书的英文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国近三百年，我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但但摘取这一年，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读史能够明志，读史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那深邃沉淀的历史。我细细翻来，每一天读那么一小段，合上书本之后，又再去慢慢回味。瞬间，那种弥漫着焦虑，挣扎，痛苦的人物，一个个活生生起来。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和事佬申时行，思想家李贽，军事家戚继光，清官海瑞，以及万人之上的万历皇帝，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现实的遭遇和治理天下的宏大梦想，都有着无法弥合的冲突。这些人都没有善终，甚至于抄家罚没。这是一本以平淡的1587年为基本支撑点，然后让人物陆续施展自我的政治包袱，现实与梦想的碰撞，失败后的毁灭。

作者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方式，一丝一缕的分析，视野直指上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来统治天下。历朝历代，都是经过庞大的文官集团，实行郡县制，来统治全国。隋代以后，经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这些文官从小就饱读经书，满脑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爱民为基本的做官准则，时刻要体恤民情，以民为本。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吏，薪俸很低，要维持自我家庭的生计，享受锦衣玉食，根本无法实现。然后就行成了一套官场的历史潜规则。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鱼肉百姓，实现自我小团体和大团体的利益最大化，为自我的贪污找到更合理的借口。在封建社会，历代帝王，都是宣传以德治国，没有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被历史潜规则打破。同时官员为官的行为，又缺少及时的监督和制约，这就造成了官员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完全为自我的小九九做打算。官员的脸只会向上看，只对上级负责，又怎样会对百姓负责？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的尴尬和不安，也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理解的官场潜规则。当文官们在扪心自问和尴尬之后，聪明的大脑很快就会

适应这样的官场潜规则，搜刮起民脂民膏，哪里还会有怜悯之心？

在这一制度下的悲情人物，首推海瑞。海瑞是个清官，是个楷模，正是因为寡而鲜，才能成为模范，满朝文官都是海瑞，何来楷模？当海瑞在孔孟思想的熏陶下，立志做为一个清官的时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实已经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发生了冲突。很多文官，都明白自我去贪污是不对的，可是，你要想在这个圈内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去贪污，去随波逐流，否则，仅有头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体系，给予了海瑞无穷的力量，让他无所畏惧的站在反对贪污的最前沿。可是，整个文官集团，都满足于现状，并安于现状的时候，他们所理解的孔孟之道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一方面认识到遵守道德体系要丢官罢官，一方面又要宣扬道德体系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就会表面装作清廉的样貌，背地里哗哗的数银子。越是高调的文官，越是最大的贪官。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给他做了一个幌子的时候，私欲就能够无限制的膨胀。当道德能够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我的私欲，每个人从骨子里并不鄙视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可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这就是封建社会文官集团的现状。

对于孔孟之道的作用，历代皇帝都极力推崇。他们和他们的文官集团想用道德的力量，来统治他们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体系来保障乡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1587年，万历领导下的文官们在勾心斗角的时候，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发动了对英国的全面战争。西方也拉开了全面的工业革命。历代皇帝都会被推崇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万历从懵懂无知的小皇帝，到励精图治的精干皇帝，再到颓废无为的慵懒皇帝，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年轻的时候，多么的想建立一个强盛的大明帝国，并且亲身去实行各种礼仪规范。来实现以“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可是，当他在看穿了这些文官们的阴阳两面以后，思想发生很深的变化，开始了消极怠工。他的消极怠工，不是针对个别文官，而是针对整个道德礼治体系。在传统戏剧里，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了解了万历的遭遇之后，也明白过来，皇帝并非能够随心所欲，皇帝只可是封建帝制里的一颗最大的棋子而已，并且始终受着道德礼教体系的压抑和控制。

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的万历首辅张居正。他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多年的积弊，表面上一扫而光，国库充盈，而实际上他为明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最大的祸根。他死后遭遇清算，其实与万历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造成的。从小就理解孔孟之道教育的张居正，身居首辅之后，一心只想把大明江山，打造的秀美绝伦。他所实施的改革制度和现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他没有从根子上发现，一次大改革措施，要从根本上能让绝大多数文官相安无事，否则理论上的完美，最终也是以惨败收场，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他的死后被清算，甚至他生前所提拔的官吏受到牵连，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官体制上有缺陷的时候，他以个人之力，想改变整个时代，则是多么的渺小无奈。以至于之后的首辅申时行，好像看透了其间玄机，做起了和事佬，成了一个万历皇帝和文官之间的缓冲剂，为此不惜牺牲原则。他们二位的做法，初衷都是好，都是想让大明帝国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可是张居正的缓冲剂失效了，造成了他死后的被清算。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能够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

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杯具。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一样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一样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一样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一样。《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我的私欲。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4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以该年前后的历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可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本书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能够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万历时期是东西方礼貌相遇，交流碰撞的时期，西方礼貌首次叩开了东方的大门，是东西方礼貌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西学集团，传播西方礼貌。

“万历时代”时“非君浪潮”高涨，民本主义盛行，是封建皇权统治遇到极大冲击挑战的时代。“万历时代”是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是蕴育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万历三大征，扬大汉雄威于寰宇，威震敌胆，蒙古、倭寇望而却步，再保大明六十年国运，实为不易。

“万历时代”是市民社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统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动荡和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万历年代大科学家纷纷出场，出现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华夏科技礼貌再次站在世界高峰。

“万历时代”李贽等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治社团纷纷出现，学派繁荣。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时代。

万历年代出现了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是个艺术蓬勃发展的年代。

“万历时代”市井文学灿烂，出现了世界级的戏剧家汤显祖，是个文化事业昌盛的时代。

“万历时代”是彻底击败日本，昂首东方，是中华帝国最终一次辉煌的年代。万历也是满清初起，世风堕落、思想多元化。危机和挑战并存的时代。

“万历时代”的生机活力比死气沉沉的康乾盛世强百倍，明朝的文治武功到了顶点，是中国历史的岔路口。

对于明清比较有两部书不可不读，其一《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二《停滞的帝国》。尤其读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一般不抱偏见的人对明朝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会有一个颠覆性的转变。我们能看到物价低廉、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的明代社会。我们也能看到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西方传教士，以及一大批宽容、开明有良好学识、修养的明朝君臣士大夫形象，以及晚明社会宽松、自由、平等、活跃的政治氛围。这与《停滞的帝国》描述的满清帝国衰败、贫困、闭锁、愚昧的社会现状截然相反。

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你还能发此刻明代“士”这个阶层上，人格是平等的，是不论官职大小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不适合当时的情景。在学术上也是人人平等，所谓学霸、舆论导向倒是不可思议的。

回顾那段历史，无论如何是看不出儒学对西方礼貌和西方科技有强烈的抵触倾向，封闭、保守。反而是敞开胸怀，热烈欢迎。用徐光启的话说是“易佛补儒”。

与利马窦神父捣乱的主要是一群迷信的农民，以及一些愚昧的乡绅。而佛教才是利马窦神父针对的主要敌人。士大夫地位身份越高，越能理解西方文化，越能依法保护西方传教士，越能和利神父成为至交，对利神父的学识赞赏不已。

这说明儒学原先是欢迎西方礼貌的。而“五四运动”后，学界却几乎一致公认“儒教”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所以要上溯到孔子，打倒孔家店。五四以来的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一向影响到今日。他们的误区就在于：对于“满清统治”对儒学的恶劣影响研究不透、不深。从而把满清统治下的理教，当成了儒学的正宗。

其实想了解明末的真实情景能够看一看中华书局出版的《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大中国史》和《利马窦中国札记》。从这些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能够看出明末的中国还是十分富裕和强大的，其中有些人比如达·克路士对于明朝和当时的中国人给予了极高的赞赏，甚至能够说是崇敬，这和数百年后英国人对于清朝乾隆“盛世”鄙视性的描述大相径庭。尽管一些西方传教士也尖锐的指出了明朝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政治腐败、火器威力不如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比较落后等等)，，可是毫无疑问的是那时的中国与西欧差不多处于同一齐跑线，本来是有机会与西方礼貌共同发展的。可悲的是这一切都伴随着满人的入侵结束了，之后英国人来到中国时只把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人当蛮族了。所以说明朝是中华帝国最终的辉煌。而万历朝又是中国最终一个盛世(迄今为止)。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5

《万历十五年》经过六个人物的不一样视角，以讲故事的方式，给读者描述了一个“平平淡淡”的年份。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是年仅23岁的万历皇帝执政的第15年，是元辅张居正去世的第5年，是首辅申时行上任“调剂折衷”的第4年，是海瑞和戚继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当年，是李贽削发为僧的前1年。这一年，努尔哈赤吞并各部始定国政、女真部族崛起，西班牙无敌舰队准备开征英国。

这些事情看似毫无关系，但抛开历史的线性发展，切开历史的横截面进行比较，这些事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作者看来，这“平平淡淡”的一年恰是历史的重点。

本书用作者自我的话来说，能够算是“大失败的总记录”，万历皇帝、元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这六个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通通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并非个人原因能够解释，而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种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导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喜欢把自我代入到每一个主角中，抛开作为之后人的客观和理性，仅仅从“如果我是他，我会怎样做”这个角度来思考，结果十分惊人，大多数情景下“我”都无法做出第二种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深陷其中无法抽身。举个例子，万历皇帝最出名的事情莫过于“三十年不上朝”，身为一个皇帝，这的确很失职，但当你了解到年轻时的万历也有过一腔热血，想要励精图治、治理国家，在此过程中逐渐发现自我的权力被官宦集团用道德礼仪完全约束，批奏折本只需要画红圈走个流程，甚至连选妃、立太子都不能自我做主，皇帝只是“制度所需要的产物、帝国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这个时候就能够知晓万历皇帝消极怠政的根本原因，而不仅仅认为万历皇帝一无是处。

读历史类书籍的关键点在于，我们从历史中能够学到什么。在一个道德大于法制的社会里，人人重礼仪而轻实际，社会氛围虚伪矫饰，政治生态上下愚弄，人情之间黑色交易，规则与潜规则抵牾较量，而历史的惰性和惯性又让这些“癌症”延续至今。

身为一名国企员工，以个人愚见，国企归根到底仍旧是企业，当以效益为先，但我们的确有极小部分同志已然忘记了这一点，组小型团体，玩政治游戏，搞形式主义，路越走越歪。没有哪份工作是铁饭碗，公务员都已经试行合同聘任制，国企员工又岂能混日子玩心思，当你没能给企业带来效益的时候，面临的结果也只会是被淘汰出局。

努力工作，提升企业效益，企业效益高，反过来也会体此刻员工的福利待遇上，很多人把这件事搞反了，认为企业没有给到相应的福利待遇，就不认真对待工作。但需要明白的是，公司是一个平台，个人需要平台来体现价值，平台离开某一个人并不会有太多影响，请时刻认清自我的定位。

4.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参考 篇四

在明朝，整个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是皇帝，而是整个文官集团。这与我在高中历史中所学的皇权至高无上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触动文官集团的利益。明朝的文官们也可以为了集团的利益而舍弃自己的生命，甘愿为他人作为垫脚石，具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在这本书中，我也看到了世态炎凉。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排除万难推行万历新政，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张居正身居高位，独揽大权的张居正，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在他去世后，由于一些人的私欲，对张先生进行栽赃陷害，最终彻底激怒万历，将其抄家，家属流放。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采取的新政，也恢复为曾经充满弊端的政策。使得刚开始走向正轨的明王朝，继续走下坡路。这也注定了明王朝的毁灭。

呜呼!苦心孤诣的张居正倾尽半生的努力到头来竟换来一个这样的结局。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就是因为他没有看透当时的文官集团。他那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往往触动了大部分文官的利益，所实施的改革制度和现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而他的下一任首辅申时行则看似明白这一规则。他就作为文官们与皇帝的缓冲剂，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和事老”才得以全身而退。

亡国之理，在于不和。为了明朝政府的强盛，不得不去实行那些政策，但实行政策的同时，却无法保证文官集团的利益。如此矛盾的事实之下，较弱的“改革方”只能任由“保守方”吞噬。而如此进行下去，国力便日益衰微，俨然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和”这个字看似简单，却是连万历首辅也难以轻易做到。当百姓和，将相和，君臣和之时，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崛起，并致万乘之势。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