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8篇）

1.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篇一

中国当代著名数学家介绍

1．国际著名数学大师，沃尔夫数学奖得主，陈省身 1931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34军获硕士学位．1934年去汉堡大学从Blaschke学习.1937年回国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到1945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初赴美，旋任芝加哥大学教授.1960年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1979年退休成为名誉教授，仍继续任教到1984年．1981年到1984年任新建的伯克利数学研究所所长，其后任名誉所长。陈省身的主要工作领域是微分几何学及其相关分支．还在积分几何，射影微分几何，极小子流形，网几何学，全曲率与各种浸入理论，外微分形式与偏微分方程等诸多领域有开拓性的贡献．陈省身本有极多荣誉，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1）及国家科学奖章（1975），伦敦皇家学会国外会员（1985），法国科学院国外院士’（1989），中国科学院国外院士等。荣获1983／1984Wolf奖，及1983美国科学会Steele奖中的终身成就奖．

2．享有国际盛誉的大数学家，新中国数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奠基人 华罗庚 华罗庚是一位人生经历传奇的数学家，早年辍学，1930年因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熊庆来的重视，被邀到清华大学学习和工作，在杨武之指引下，开始了数论的研究。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任研究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48年开始，他为伊利诺伊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委员和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席团委员等职。还担任过多届中国数学会理事长。此外，华罗庚还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罗庚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在美国施密斯松尼博物馆与芝加哥科技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中，与少数经典数学家列在一起。他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又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荣誉博士。华罗庚在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广泛数学领域中都作出卓越贡献。由于华罗庚的重大贡献，有许多用他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引理、不等式、算子与方法。他共发表专著与学术论文近三百篇。华罗庚还根据中国实情与国际潮流，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研制。他身体力行，亲自去二十七个省市普及应用数学方法长达二十年之久，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3．仅次于哥德尔的逻辑数学大师，王浩 1943年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毕业。1945年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哲学部毕业。194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0～1951年在瑞士联邦工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51～1953年任哈佛大学助理教授。1954～196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第二套洛克讲座讲演,又任逻辑及数理哲学高级教职。1961～1967 年任哈佛大学教授。1967年后任美国洛克斐勒大学教授,主持逻辑研究室工作。1985年兼任中国北京大学名誉教授。1986年兼任中国清华大学名誉教授。50年代 初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后又被选为不列颠科学院外国院士，美籍华裔数学家、逻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

4．著名数学家力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家翘 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1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1944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3 年起先后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教授、学院教授、荣誉退休教授。林家翘教授曾获: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Timoshenko奖，美国国家科学院应用数学和数值分析奖，美国物理学会流体力学奖。他是美国国家文理学院院士(1951)，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2)，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0)。从40年代开始，林家翘教授在流体力学的流动稳定性和湍流理论方面的工作带动了整整一代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探索。从60年代开始，他进入天体物理的研究领域，开创了星系螺旋结构的密度波理论，并为国际所公认。1994年6月8日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士。

5．我国泛函分析领域研究先驱者，曾远荣 1919年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部，一直读到1927年7月。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耶鲁大学学习并研究数学，1933年取得博士学位。1934年8月至1942年7月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1938年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50年2月，受国立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孙光远教授写信聘请到南京大学任教直至退休，曾在南京大学建立国内最早的计算数学专业。长期从事泛函分析研究，是我国开展这一领域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在广义逆等研究领域成就卓著。

6．我国最早提倡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的学者，赵访熊 192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当时清华学校是公费留美预备学校，竞争激烈，在江苏只招3名学生，他在众多考生中名列榜首。毕业后即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电机系学习。他1930年在电机系毕业，被哈佛大学数学系录取为研究生，且于1931年获硕士学位。1933年他受聘回国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1935年被聘为教授，从此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参与创办国内第一个计算数学专业。赵访熊于1962年和1978年先后两次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1980－1984年兼任新成立的应用数学系主任，并受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委员。他担任过中国数学会理事、名誉理事。1978年至1989年担任第一、二届计算数学学会理事长及第三届名誉理事长和《计算数学学报》主编等一系列职务。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我国最早提倡和从事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之一。自编我国第一部工科《高等微积分》教材。在方程求根及应用数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7．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吴大任 1930年与陈省身以最优等成绩在南开大学毕业，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1933年夏，在姜立夫的鼓励下，吴大任参加了中英庚款第一届公费留学考试，被录取到英国学习。他本想到剑桥大学攻读，因抵伦敦时间错过了该校入学的时机，改入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注册为博士研究生。1937年9月初，吴大任到武汉大学任教，之后即随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后来长期担任南开大学领导工作与教学工作，著、译数学教材及名著多种。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研究领域涉及积分几何、非欧几何、微分几何及其应用（齿轮理论）。1981年他任国家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数学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编委兼几何拓扑学科的副主编以及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一和第二届委员。8。著名数学家，北大教授，庄圻泰 1927年考入清华学校，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34年，熊庆来教授接受庄圻泰为自己的研究生，1936年于该校理科研究所毕业。1938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曾任云南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庄圻泰留任北京大学。此后除继续担任复变函数课程的教学任务外，他还陆续讲过保角变换，拟保角变换，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等专业课。九三学社社员。长期从事函数论研究，在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上取得重要成果。著有《亚纯函数的奇异方向》，合编《AnalyticFunctionsOfOneCom·plexVariable》(在美国出版)9．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四川大学校长，柯召 1931年，入清华大学算学系。1933年，柯召以优异成绩毕业。1935年，他考上了中英庚款的公费留学生，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深造，在导师L．J．莫德尔（Mordell）的指导下研究二次型，在表二次型为线性型平方和的问题上，取得优异成绩，回国后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四川大学。1953年，他调回四川大学任教至今。在这40余年间，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数学人材，在科研上硕果累累。与此同时，他还先后担任了四川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作为学术带头人和学校负责人，他卓有成效地抓了几个重要方面的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应用数学，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人材。其研究领域涉及数论、组合数学与代数学。在二次型、不定方程领域获众多优秀成果。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0．中央研究院院士，首批学部委员，许宝騄 1929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33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1936年许宝騄考取赴英留学，派往伦敦大学学院，在统计系学习数理统计，攻读博士学位。1940年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回国后不久就发现已患肺结核。他长期带病工作，教学科研一直未断，在矩阵论，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面发表了10余篇论文。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中国开创了概率论、数理统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内曼－皮尔逊理论、参数估计理论、多元分析、极限理论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是多元统计分析学科的开拓者之一。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1．中科院院士，原北大数学系主任，段学复 1932年考入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当时称为“算学系”）。1936年夏，段学复获得理学士学位，毕业留校任助教。1941年8月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近40年。长期从事代数学的研究。在有限群的模表示论特别是指标块及其在有限单群和有限复线性群构造研究中的应用方面取得突出成果。指导学生用表示论和有限单群分类定理彻底解决了著名的Brauer第39问题、第40问题。在代数李群研究方面与国外学者合作完成了早期奠基性成果。在有限P群方面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在数学应用于国防科研和国防建设方面作了大量工作。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2．我国拓扑学的奠基人 江泽涵 毕业于南开大学，1927年参加清华大学留美专科生的考试，考取了那年唯一的学数学的名额，后在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留学，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1930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做研究助教。1931年起，长期担任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并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曾兼任理学院代理院长。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早年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为该系树立了优良的教学风尚。致力于拓扑学，特别是不动点理论的研究，是我国拓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13．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筹建者 田方增 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第一年读机械工程系，第二年起转入算学系。1940年秋受聘为清华大学算学系助教，1947年秋考选为中法公费留学生，1948年转巴黎大学，回国后被中国科学院聘为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副研究员，筹建中国科学院批准成立的数学研究所，几十年来田方增为数学研究所的建设以及中国数学学科特别是泛函分析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一些重大的数学活动。他被聘为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数学组成员，参与了1956年制订的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有关项目，1978年、1983年接连两届被选为中国数学会理事，在理事会任期内受托为泛函分析学科组负责人，致力于泛函分析基本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是在中国建立中子迁移数学理论研究组的主要学者之一。为发展我国的泛函分析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

14，陈景润 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福州。1953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7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在华罗庚教授 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历任中国科学院 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学季刊》主编等职。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这一成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这项工作，使之与王元教授、潘承洞教授共同获得 1978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其后对上述定理又作了改进，并于 1979年初完成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 80 推进到 16，受到国际数学界好评。对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科学实验、尖端技术、人类生活密切关系等问题也作了研究。发表研究论文 70 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

中国古代著名数学家：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157/50和3927/1250。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等。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祖冲之之子祖（日恒）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应用这个公理，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王孝通在不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2.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篇二

一、韦利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同情

从一开始把研究和翻译中国文学和文化当作自己的工作, 到后来主动介绍中国, 韦利的情感发生了转变。他从鸦片战争中看到了西方国家的伪善和残暴, 便以林则徐的日记为底稿翻译撰写了《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韦利在该书中表示他作此书“不是从军事或外交角度出发, 只是把一些关系密切的材料, 如日记、自传、自述等拿来翻译并再现它们的本来面目”[2], 因为在英国出版的关于鸦片战争的书籍大多出于英国人之手。当韦利从受害者的视角来观察这场战争时, 可以看出他对受害民族的同情, 因为这个视角折射的正是对侵略者自述的有力反驳。韦利曾表示, 凡是对中国所遭遇的侵略和攻击无动于衷的人同样也会对纳粹的暴行无动于衷。这些文章和言论都反映了韦利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文物被大量掠夺。许多材料都显示,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 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流向国外。这再一次激发起欧洲人对中国的关注, 但关注的目光是不同的, 有好奇的目光、有鄙视的目光、有探究的目光, 也有同情的目光。不同的目光中流露出对中国复杂的情感。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他在20世纪初中国人民灾难深重之时多次来中国“考古”, “在中国西部边疆没有设防的年代, 以最低的代价掠走了所有他能找到的文化瑰宝, 出境之后再按投资和回报的份额分配所得”[3]。如今, 他运走的文物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印度博物馆、英国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牛津大学图书馆、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等地。敦煌的经卷、佛画、法器、壁画、文稿、汉简、残绢、漆片等文物为斯坦因在考古界铺垫了扬名之路, 但他获得这些文物的手段受到中国人和外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谴责。韦利就是其中的一位。韦利从1912年起在大英博物馆工作, 主要负责编辑斯坦因从中国敦煌莫高窟骗走的书画。直到韦利辞职的两年后 (即1931年) 他才完成一部《斯坦因所得敦煌绘画目录》的编写, 该书由当时拥有斯坦因运回文物权的大英博物馆及印度政府联合委托协会出版。面对斯坦因掠走的这些中国文化遗产, 韦利深感内心不安。尽管他很喜欢博物馆中的中国画, 但“这些仍然没有阻止他频繁地提出这样的看法, 应该把这些卷轴归还中国, 这是常识”[1]。遗憾的是, 韦利在政治上的声音是微弱的, 能量是有限的。他的言行惹恼了当局, 他1956年被授予的荣誉勋位也因此被取消。格拉齐分析韦利这种做法的思想根源时认为, 韦利是出生在英国的犹太人, 这种身份影响他终生, 使韦利对弱势群体怀有强烈的同情心。

二、韦利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声援

韦利不是一个政治家, 但是他对二战前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韦利的弟媳这样回忆这一时期的韦利:“阿瑟很快就认识到希特勒上台意味着什么。他往返于中欧各地。他在德国那边有朋友, 他对德语以及现代德语作家如卡夫卡的了解, 还有他的犹太背景, 都使他对此敏感。他的同情心始终倾向于左派。有一个时候, 他曾经考虑过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可读性强的英语, 但是他根本没时间做这件事。他憎恶纳粹支持的一切事物。他还帮助一批从德国出来的学者在英国重新安家立业, 其中第一位就是他的好朋友古斯塔夫·哈隆, 后来当上了剑桥大学中文教授。其后, 他还帮助了许多流亡者, 他们并不是他的私人朋友。”[4]韦利不仅帮助置身纳粹铁蹄下的欧洲人, 他也非常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关心中国前途的英国人士组织了“全英援华运动总会”, 从物质、政治和道义上援助中国人民抗战, 不善言表的韦利此刻担当起援华总会的副会长之职。这一年同为援华总会副会长的中国作家王礼锡归国, 英国著名老作家威尔士、英国戏剧家普里斯特利、英国著名小说家沃尔蒲、诗人宾扬等纷纷写信, 向中国的领导者和人民表示敬意与支持。韦利也发来一封情真意切的信, 他写道:“这个创造丰富, 为世人所称道的国家, 现在英勇地为生存而抗战。我和这里一切知道中国在文学艺术上功绩的人民一样瞻仰中国人的奋斗, 而深表同情与赞叹。”[5]

韦利有一种不妥协的性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身为自由撰稿人的韦利被派到英国情报处负责审查往来于英日、英中间的信函工作。著名作家萧乾在《欧战杂记·友情》中有一段关于韦利的回忆, 谈到韦利在二战期间的情形:“打仗的时候, 像他那样已经过了兵役年龄的自由职业者, 照样也得为战争服务。他供职新闻部, 负责检查中文信件。因此, 那时我给《大公报》写的大量通讯, 都经他检查过。文人显然不太会保密。他时常露馅。有一次他对我说:‘昨天你那篇文章, 头上可给我剪掉了’。更糟的是, 他在英国一份重要文艺刊物《地平线》上发表了一首‘仿中国诗体并赠萧乾’的诗, 题名《检查》。经过十年动乱, 我那本《地平线》, 自然早已不存在了。1979年访美时, 在聂华苓家看到那年十月十一日台湾《联合报》, 副刊上登着香港中文大学余光中教授的译文。”韦利的这首诗记录了1940年7月16日不列颠空战, 他把对战争的痛恨和对人民的同情都融入他的创作之中。萧乾说, 今天读来, 觉得它不但透露一个检察官的矛盾心境, 也描绘了当时伦敦政府部门在大轰炸中的景象。诗中写道:“一间斗室装十架电话/和一架录音机, 我怎能专心/用蓝笔改删不过是儿戏/卷宗的纠结并不大难解/外国的新闻也不难检查/难的是检查今日的心事……/难的是坐视盲人骑瞎马/向无底的深渊闯去。”这首诗不仅描述诗人在做检察官时的心境, 也反映了战争带给人们的精神伤害, 半年之内一千条的“停发”稿件, 而这部分稿件才真实地反映了战争中的残酷现实。作为检察官的韦利对此非常不满, 人们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都要受到限制, 可见战争的恐怖达到了极点。这首诗的最后几行韦利巧用中国一组意象倾诉了他面对这场战争造成的混乱的反感、痛苦和控诉, 他借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排调》中的“盲人骑瞎马, 夜半临深池”, 来提醒陷入战争狂躁的人们是该清醒地时候了, 形势危急, 如不“悬崖勒马”就会走向灭亡却全然不知。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无奈、对战争的厌倦和对人类前途的担忧。

三、韦利对日本文学翻译的放弃

韦利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以及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还体现在他主动放弃了他曾经付出很多心力的日本文学。韦利曾成功地翻译了日本的俳句、能剧和小说, 他曾把日本文学翻译推向了一个高度。英国著名作家西特维尔用这样的语言来评价韦利对日本文学的翻译:“他享有我所认识人中的最普遍的欣赏和最高的才智……他通过翻译《源氏物语》重新创造了一部世界文学名著。”[6]莫里斯称他翻译的《源氏物语》创造了“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1]。但是自1933年《源氏物语》六部全部翻译出版之后, 韦利就没有再出版过任何关于日本文学的专著, 也很少提及日本文化问题。这对于韦利个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1959年日本政府授予他三等瑞宝章, 表彰他对翻译日本文学所作的贡献, 但是出于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抵触情绪, 韦利没有去领取这枚奖章。1965年, 日本学士院又将韦利放入名誉会员之列, 韦利没来得及作任何表示就于次年离世。韦利在特殊情况下主动放弃自己曾经非常喜欢的日本文学翻译和研究与当时日本在世界上扮演的侵略者的角色, 这和韦利个人政治态度密不可分, 他潜在的左倾思想及他对帝国主义战争受害者的同情在需要他忍痛割爱时充分显现出来, 昭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爱憎。

虽然二战期间韦利担任新闻报道审查官直至二战结束, 但枯燥而繁忙的工作没有让韦利停止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 他在工作空隙坚持翻译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经典。这一时期他出版了《中国古代的三种思维方式》、《译自中国诗》、《西游记》的节译本《猴》 (Monkey) , 后者在《西游记》的英译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西蒙称赞韦利所翻译的《猴》为英国文学、世界文学及中国文学都作了重要贡献。韦利在二战之时推出这部具有反抗精神的中国文学名著, 用自己的译笔向混乱的世界表达一位翻译家、汉学家的愤怒。此外, 韦利还利用自己的翻译呼吁世界关注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他曾在所译的《道德经》序言开篇中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鸣不平, 指出在当时刚刚出版的两部有关人类历史的普通著作中竟完全没有提及或用极少的篇幅带过中国这一人类文化极为重要的部分。他本人出版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为普通的人类学家的研究提供一个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不能忽略的中国。韦利提醒西方应该借用“他者”来反观自身, 检讨和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类。

自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韦利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中国文学文化的翻译和研究之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据记载, 韦利弥留之际当他的妻子说英文词“you too”时, 他头脑中出现的却是汉语中“幽途”, 汉语已经成为他生命的烙印。在他的葬礼上, 没有牧师将其送入天堂的祈祷, 而是选择了一段《孟子·告子章句上》“牛山之木尝美矣, 以其郊于大国也”。韦利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之旅, 始于1916年他翻译在《中国诗歌》那本小册子封面上的“孺子歌”, 终于亲友吟诵的“牛山篇”。韦利已离去, 但他的灵魂中回荡着的是中国文化悠远之音。韦利在《亚细亚评论》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感激中国”的文章, 文中表达了自己对处于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人民的同情, 盛赞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 呼吁世界来了解真正的中国。他说, “最近二十年有专家不断给媒体写文章, 说我们使用的印刷术不是来源于中国, 也有专家说中国并未发明过指南针。事实是, 我们在知识上应该感激中国, 而我们对此所写的太少了。”[7]韦利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情感, 他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西传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应感谢韦利, 感谢他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当中国人民处在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痛苦挣扎中、中国社会经历巨变的时刻给予中国人民深深的同情和支持, 感谢他持续不断地翻译、介绍、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 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大门。

参考文献

[1]熊文华.英国汉学史[M].学苑出版社, 2007.

[2]程章灿.家里人看魏理http://blog.sina.com.cn/s/blog-4aa18c0d010008nb.html

[3]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M].上海三联书店, 2004.

[4]萧乾.萧乾自述[M].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3.

[5]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M].上海三联书店, 2004.

[6]萧乾.萧乾自述[M].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3.

3.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篇三

何平：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人类社会中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中的财富创造和积累是存在一定规律的。什么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下一个推动器呢？

弗格森：其实，在人类社会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太多所谓财富积累的，至少在十八世纪之前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导致了十七世纪以来资本积累的增长。我说十七世纪，是因为我认为资本积累的确是从那时开始的，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显然更加重要。

在《文明（Civilization）》这本书中，我提出，有六种重要的因素在西方而不是世界其他地方首先出现了，而这些因素应该是对欧洲及北美成功的最好解释。竞争这一概念被合法化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成为了一个合法化的用语；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并让技术改变生活成为可能；基于产权的法律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优势，产权真正始于英国，那儿的法律系统给予了产权以明晰的定义；现代化的医疗显然是近现代西方独有的一个现象；还有职业道德，这个词也最早出现在西方，它意味着你必须有效率并高强度地长时间工作；最后是消费社会，一个你我都身处其中的世界。

所以回答你对于当下经济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就在于结合我刚才说到的那些要点来实现可持续的资本积累：竞争，法治，科技变革，现代医疗，职业道德及消费社会。我们可以看看周围，其实在中国，上述的条件大部分都满足，当然并非所有的都满足。例如法律体系的转变似乎在中国才刚刚起步，还有一点是要确保竞争存在于整个经济体系中而不只在一些特定的市场中。

何平：你相信可以在能源消耗和资本积累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吗？

弗格森：绝对。我们可以得到一条有关二者关系的曲线。在资本积累的初期，能源消耗增长非常快，例如在一些非洲国家。但是到了某一阶段，使用能源的效率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例如现代的欧洲社会，当然欧洲这一阶段的到来晚于美国；在这一阶段，社会对能源的使用变得更加高效，以至于曲线达到了一个高平台上。在那之后，甚至可以到一个下行的阶段，即资本积累还在增长但能源的消耗却减少了，例如消耗更少的石油燃料。这个目标绝对可以达到，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美国仍然是一个非常浪费的国家，如果美国人都像德国人那样生活，那么每年消耗的能源还可以大幅度减少。

何平：下一个是有关家族企业、财富继承方面的问题。中国在高速发展的三十年间涌现出了一些非常富有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面临财产继承方面的问题。在西方，有些家族的财产传承了几代人，例如你为之写过一本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你能分享一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如何进行财产继承的？

弗格森：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家于18世纪后期法兰克福狭窄的市井小巷之中，到十九世纪中叶，罗斯柴尔德家族变成了几乎没有争议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这个家族至今还非常富有且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

他们如何做到这一切呢？

我在我写的书中介绍过，这个家庭在结构上非常特殊，不同于一般的家庭。一旦家族赚了钱，他们用两种非常特别的方法来维持财富。

其中之一是近亲通婚，即不和家族之外的人通婚，这一习俗维系了整整几代人。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很多孩子，都互相结婚。

第二件事是他们建立了一套相对风险厌恶和聚焦长期的商业模式。他们的投资非常长期，跨度可达三到四代人之久，眼光非常长远。对于风险厌恶，他们家族有一句名言：“把最后的10%留给别人”，虽然这在当时看上去是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

这两点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长期保持了财富的积累，而竞争对手则倒下了一批又一批。银行业成功的要点之一非常简单，那就是不能破产，他们始终没有破产，这就是他们现在仍然在世界上存在的原因。

有人能够复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吗？至少有一点很难复制，就是你必须得有五个孩子。罗斯柴尔德的家族事业仅传给男性后代，所以这儿指五个男性。例如五个孩子中有两个非常聪明，有一个孩子稍微笨拙一些，另外两个则过于风险厌恶，你就知道谁更加适合来继承自己的家族事业。这仅适用于你有很多孩子的情况。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就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这个孩子很有可能不是你可能拥有的最优秀的孩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很难复制，他们有众多的子女，并从中选出最聪明的孩子来扩展自己在不同国家的事业，并越做越大。

最后一点，我曾和大家在几堂课前谈过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他是20世纪初一个非常成功的苏格兰资本家。卡耐基将自己所有的财富都捐赠给了别人，什么都没有留给自己的女儿。他在一篇有关财富的文章中写到：“你不能紧握自己的财富不放，如果你将财富留给后代，它将腐蚀你的子女。将钱留到死后不一定能使它实现价值，最好是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将它合适地用掉。”所以卡耐基认为，你应该用三分之一的人生学习，三分之一的人生赚钱，并用三分之一的人生将钱花掉。不得不说，我非常认同这种人生哲学，如果世界上有更多的人像卡耐基这样做，我们的世界无疑会更好，同时他们的子女也会更好。

何平：我个人对于中国富有家庭孩子的印象，可能是他们并非不够聪明或者不够优秀，而是缺少去创造财富的动力。

弗格森：的确，你很难将创业家一辈的饥饿感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人。

何平：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做到了。是什么让他们做到的呢？

弗格森：一种强大的使命感。就像他们反复说的，他们是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犹太家族，所以他们的事业也是为所有犹太人谋求福利，当然不光是为了犹太人，也为了其他的理由。这给了他们家族每一个人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我们必须是犹太人心目中的标杆。正因如此，他们从不会觉得自己赚钱的原因是要变得富有，也不会以变得更加富有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这种理念，我认为是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故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种信念在当下已经很难被找到。我之前见过几个亿万富翁，他们有些人也有这种使命感，但极少数人能够将这种使命感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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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所以你认为中国富有家庭需要做的是将使命感传递给自己的子女？

弗格森：我觉得需要向自己子女传递的是，钱本身不能成为一种目的，财富并不全是有关消费。如果你恰好有一笔财富——因为运气是创富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么你必须多花些精力去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不仅仅是消费。这对于一个资本家来说是非常基本的观点。美国之所以有今天，在我看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初那些企业家有一些超越金钱本身的使命感。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并不只有他们有这种使命感。

我写了一本书介绍西格蒙德沃伯格（Sigmund Warburg）——一个没有罗斯柴尔德那么出名但也非常重要的银行家。我在书中试图说明沃伯格是一个试图将道德伦理带进金融世界的重要银行家，沃伯格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非常明晰的道德目的。

而今天，我很少能够看到资本家有一套自己的道德标准，或是道德义务，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在金融危机刚过去不久的时候，我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庄严的内厅里做了一个演讲，主题是“人类、金钱及道德”。圣保罗大教堂挤满了人，要知道圣保罗大教堂旁边就是伦敦的金融区。面对教堂里拥挤的听众，向他们传递“没有道德感的金钱会带来的恶果”是我非常难忘的经历。

何平：事实上，我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有关谷歌和百度的。你一定知道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差别，谷歌正扩大着自己良好的口碑而中国的百度则遭遇了一些丑闻。我相信这一定和你刚才的回答有一些关系。我的问题是，在西方是否也有类似百度的例子呢？你们是如何处理这一类问题的？

弗格森：我得谨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并不知道百度丑闻的细节。对于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来说，承认自己不知道什么事情是不是格外困难？我从另一个教授那里学到，不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他在国外旅游的时候由于试图回答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问题而陷入了窘境。

何平：其实就是用户搜索结果的显示，是由信息来源方所出价格的高低决定的，纯粹的利润驱动搜索排行。当一个病人想要搜索一家合适的医院时，却找到了一家错误的医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弗格森：我并不认为谷歌的搜索排序和商业利润没有任何联系。我知道Facebook有一套独特的结果排序方法，其排序是根据一套内部的偏好制定的，但对于外部会有一套另外的说法，尽管很多Facebook的用户并不相信。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会和国外的互联网巨头有太大不同。这些公司都拥有太过巨大的能力与能做的事情，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间可能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对这些公司的行为进行约束。

我认为垄断企业仅仅是对企业自己有好处，而对于公共利益来说，并非好事。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强烈反对垄断行为，而且最终肯定会有人站出来对这些垄断者的权责进行管控和监督。因为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似乎垄断企业都有滥用自己能力的倾向。

中美关系：切勿急躁

何平：我们知道现在中美在很多国际事务中都是一种互相对立的关系，例如南海争端问题，再比如在朝核危机问题上，双方最近才达成一些共识。你认为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何在？未来将会如何发展？

弗格森：如果说中美因为南海中一系列岛屿的争端而出现冲突，这是非常荒唐的，那将是灾难性的资源损失。我承认双方存在观点上的差异，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双方的合作关系。在1972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时是这样，在今天也应该是这样。美方在南海问题上的观点是，南海必须推进海洋法公约，促进航行贸易的自由发展；而中方的观点是南海诸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有权利用岛屿及其周围的领海。但问题在于周边的国家例如菲律宾、越南也对这些岛屿宣示主权，而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的行为在我看来并不是由于自身利益的驱动，而是想充当这个区域问题上的仲裁人。

我们必须避免冲突的产生，因为当我们意识到这个区域有多少贸易运输时，主权可能不应该是首要关心的问题，尤其解决主权问题可能会引发冲突，而没有任何人能够从冲突中获利。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在朝核问题上，我认为北京方面最近也意识到了双方可能达成的共识，我相信这些问题在十年之内都会有不错的进展。

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哪一个总统上台都不应该改变这些，不管是南海朝核等国际问题还是国际贸易。就像特朗普（Donald Trump）自己说的那样，自己很难不因外界压力而在国际贸易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急躁，因为这本来就是历史问题。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海上力量，就像之前的海上霸主英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冲突肯定不是什么好主意。我曾说过，历史规律是，当新生的力量对已存在的力量提出挑战的时候，冲突在所难免。但我仍然希望中美不要走上这条路，就像过去英国和德国走过的路一样。我认为关键在于不要让领土争议问题成为冲突的导火索。

我们应该多看看历史，我们可能存在不同，但最重要的是可以协商的氛围。所以我们不要有军事上的摊牌，而是要互相认识到不同并承认差异性。这是一个很棒的英语表达——Agree to difference，我们可以在有些问题上承认双方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

何平：但还有另一种观点是，美国想平衡这一区域内的力量？

弗格森：只有在大范围且涉及到更多军事行动时，美国才会去平衡力量。就如中美建交时签署的文件中所记录，美国并不想在亚太地区采取任何平衡区域内力量的策略。相反，美国想和中国形成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所以地域性问题一定不要因为有多重利益在其中就升级为国际性的问题。

何平：但其实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是“重返亚太”的提出者，而据我所知你是支持她的？

弗格森：正如我在一本书中所说，很多政治问题是存在于两个邪恶的实力之间的，我们要做的只不过是分辨谁更“不邪恶”一些。在这个问题的选择上我认为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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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所以你认为希拉里是较不邪恶的一边？

弗格森：是的，我本应是一个更热情的支持者，但她为了应对桑德斯（Bernie Sanders）走得太“左”了。尽管如此，如果让我在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间做选择，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后者。

何平：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际贸易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美国最近通过了TPP，即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你认为这和之前的WTO协议有什么不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经济。

弗格森：我认为TPP通过美国国会的概率不大。

何平：为什么？

弗格森：因为我认为美国人高度怀疑这个协定的价值，我认为它很难获得大部分人的支持。因为政治原因，我认为可能很难真正看到TPP能够干些什么。TPP比之前的协定更加复杂，而且更加具有地域性，例如中国并不是这个协定中的一员。因此，我并不认为TPP代表多数人的利益。

我认为，像WTO等组织取得了很多成就，是因为他们制定的自由贸易制度对一些强大的国家例如美国和中国也不会有任何偏袒。例如在布什政府时期，为了抵御中国的出口，美国想改变关税政策，但立马发现自己失去了WTO的支持。

国际贸易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和我们所创造的平等大环境分不开。我们应该支持WTO进行反关税，而不应该进行地域化的贸易限制。我们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学到的就是，国际贸易的好处比贸易限制的好处要多。

MBA学生：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影响其他的国家？巴西应该如何改变自己针对中美的国际政策？

弗格森：能够有一个巴西人提问非常棒。拉丁美洲崛起的故事非常让人兴奋。我们看到即使是在最近历史上非常艰难的国家例如阿根廷，也能够通过和平的民主进程完成一些根本性的变革。我对于拉丁美洲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但我认为巴西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清理自己过去的政治问题，我不认为这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目前，巴西的经济从商品价格的复苏中获益不少，由此可以看出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糟糕。

巴西是一个高度依赖商品经济的国度，所以需要借鉴中国经济的成功，并且需要借鉴所有亚洲经济的成功。

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中美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中国+美国，而是与整个世界经济息息相关。例如中国对国内经济的刺激其实可以帮助世界上所有的人。我认为我们在处理一个高度融合的体系。经济的全球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家比输家要多得多，尽管有些人赚得比其他人要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要破坏它。巴西能够做的就是对自身的体系进行清理，让自身更加高效地运转。

MBA学生：中国制订了“一带一路”的政策并且牵头建立了AIIB（亚投行）。我们知道在亚投行一事上，英国和美国的态度非常不一样。我的问题是，您认为美国在长期内会对此做出什么回应？以及这将怎样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

弗格森：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的问题中应当包含进俄罗斯，因为如果我们谈论欧亚大陆的政治而不去谈论俄罗斯这样一个占据了巨大领土的国家是不合理的。

近年来欧洲和中国关系的进展非常棒。英国在没有获得华盛顿方面支持的情况下参与了亚投行项目是非常好的信号，因为这既说明英国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而不是美国让英国干什么英国就干什么，也说明了美国在有些问题上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在北京和亚投行的一个高级官员见过面，很高兴听他说亚投行已经取得了一些不错的进展。毫无疑问，亚投行将是一个能够和世界银行合作并做出贡献而不是与之竞争的机构，而且亚投行还能够对那些急需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提供帮助。

从政治层面上看，“一带一路”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这个政策到底多大程度上代表一种基于互惠的地域合作关系，而不仅仅是为中国的企业创造利益。另外中国是否能对“一带一路”上这些国家施加经济之外，例如政治及文化层面的影响，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我觉得未来中国和欧洲利益会越来越趋于一致。

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何平：这个问题与您在哈佛的同事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有关。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表达了如下观点：世界格局的形成取决于冲突，而冲突主要发生在文明之间，例如中国、美国、俄罗斯等。而宗教信仰，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则是不同文化之间最核心的差异，尤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差异更大。你的妻子是一个穆斯林对吧？

弗格森：对，我的妻子曾是一个穆斯林，现在不是了。她曾是反对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箭头人物，她对于穆斯林女性权利所做的工作对我非常有启发。我的妻子是一个愿意为被伊斯兰极端组织所威胁的当地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奉献生命的人，我希望她的工作能够在中国被更多人知道。

她在最近的一本新书中写到了对伊斯兰世界的改革——对其最基本的架构进行立法修正，并和十六世纪基督徒对穆斯林做的事情进行了对比。这是一本非常勇敢的书，并且创造了几项销售记录。但就我个人观点而言，这种改革非常难进行。因为世界显然无法和伊斯兰中最激进的那一部分和平共处，这一部分只能通过反恐来镇压，而无法通过立法来改变现状。而且伊斯兰教中最激进的部分还会不断刺激新的恐怖分子诞生。

可能大家觉得中东问题离我们非常遥远，但如果大家增进对中东的了解，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我还有一个观点。我在哈佛见过亨廷顿，对他《文明的冲突》也非常欣赏并觉得很有启发性。但我在基本的一点上不认同他的看法：我意识到不同的文明已经在一起经历了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文明之间更倾向于冲突而不是共处这个观点在我看来非常危险。冷战之后世界上大部分的矛盾都并非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而是在文明之内。例如世界上大部分的恐怖分子都来自穆斯林内部极端组织，他们压迫其他穆斯林受害者。我在我2004年的一本书《Colossus》中支持这样的观点：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文明间的冲突，而是由冲突构建起的文明。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关注文明内部的潜在冲突而不是过多聚焦于文明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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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所以你并不认为不同文明之间会有严重的冲突？

弗格森：对，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证据。我所看到的，正如我在课上反复强调的，是一种融合（fusion）。例如电影事业：美国好莱坞及中国电影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取得了卓越成就。所以文明之间的融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有的时候会发生摩擦，有的时候我们会难于理解对方的观点，但这是融合过程中一些非常自然的挑战，我认为这没有问题。

何平：所以你认为在美国，中国的孔子学说会一点点占据主导地位？

弗格森：我并没有说它会占据主导地位。在美国，任何人都有充分的自由选择一种特定的思想、宗教或是信仰。我认为中国的孔孟思想来到美国，可以和其他任何一种异域的、新奇的、不一样的思想去竞争，这很好，没有哪一种思想可以轻松占据主导地位，在二十一世纪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有一段时间，大家在讨论“可口可乐化”（coca-colanization）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可能性，即世界上所有人都会喝可乐，吃汉堡，看美国电影。但这并没有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

这样来看，我非常乐观地支持我们可以交换思想，互相借鉴与融合。因为人类这种物种本来就擅长获取（picking）、混合（mixing）、并通过实验（experimenting）将一些或许永远不会在一起的东西放到一起。音乐家一直在做这种事情，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家将各种不同的音乐混合到一起创造出更加美妙的音乐，这也是现代艺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

所以文明之间的融合是一件好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对此感到焦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相互交流，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中国的艺术家欣赏西方的艺术品，西方的剧作家观摩中国的电影，等等。

何平：你认为这种融合趋同的过程是稳定的？

弗格森：对。真正的问题都在体系内部，因为内部有太多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而并非文明之间直接的交流。例如中国需要解决高度杠杆化公司的信贷泡沫问题，而美国需要解决自身的供给问题。有许多机构存在问题，像没有作用的立法机构，没有维持公平的教育机构等等。

所以世界上大多数问题都是机构导致的，没有良好运转的机构太多了。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关注穷苦家庭的孩子是否有机会读清华和哈佛这样的好大学这个问题，我们就应该去相关机构寻求解决。这并不只是与国家或文化相关的问题，而是在全世界都存在，并且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解决。就像科学可以在任何地方发挥效用，并不存在伊斯兰科学，毛泽东科学，只有科学，而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都研究得不够。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关注真实的问题，而不是不停创造“假”的问题，这样我们都能做得更好。

（感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正烨对本文的录音整理。）

4.国际著名经济地理学家彼得 篇四

国际著名经济地理学家彼得·迪肯教授作客大夏讲坛

作者：张仁开 2005-09-169月15日晚，大夏讲坛第16场学术报告会在校新逸夫楼报告厅举行。受我校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的邀请，国际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终身教授彼得·迪肯先生做了题为《缠结之网：跨国生产网路与区域一体化》的主题报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校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教授、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书记谷人旭教授以及学校社科处的相关同志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吸引了来自资环学院、商学院、法政学院等数十个院系的学生。整个报告会为时 2个小时。

报告会开始前，资环学院城市与区域经济系主任杜德斌教授代表全系师生对彼得教授的来访表示热情欢迎，并对筹办此次报告会的工作人员表示了衷心感谢。彼得教授主题发言之后，同学们踊跃提问、就相关问题与他进行了热烈探讨。彼得·迪肯教授是最早研究经济全球化现象的地理学者，在地理学界和商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曾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地理系主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顾问和瑞士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近年来对中国经济的国际化问题颇有研究。

5.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篇五

20世纪20年代: 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穆木天冯至

20世纪30年代: 林徽因戴望舒李广田艾青卞之琳何其芳南星辛笛覃子豪纪弦

20世纪40年代: 王佐良陈敬容杜运燮穆旦罗寄一郑敏唐祈袁可嘉牛汉屠岸

20世纪50年代: 周梦蝶羊令野方思余光中洛夫罗门蓉子痖弦昌耀林泠

20世纪60年代: 郑愁予任洪渊杨牧叶维廉食指

20世纪70年代: 江河北岛芒克多多舒婷刘自立严力杨炼梁小斌顾城 20世纪80年代(上): 周伦佑于坚翟永明王小妮欧阳江河廖亦武孙文波吕德安韩东骆一禾

20世纪80年代(下): 孟浪陆忆敏陈东东万夏杨黎张枣李亚伟西川海子小海

20世纪90年代(上)诗阳李元胜马永波臧棣树才伊沙余怒吴晨骏戈麦蓝蓝桑克西渡杨键徐江安琪

20世纪90年代(下)孙磊木朵康城朵渔胡续冬巫昂范想廖伟棠沈浩波吕叶马兰庞培宋非杨小滨章平

20世纪20年代

徐志摩 〖再别康桥〗〖偶然〗〖我等候你〗 闻一多 〖幻中之邂逅〗〖孤雁〗〖死水〗 李金发 〖夜之歌〗〖爱憎〗〖时之表现〗 穆木天 〖苍白的钟声〗〖苏武〗〖落花〗

冯至

〖十四行集（节选）〗〖蚕马〗〖帷幔——乡间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

林徽因 〖仍然〗〖无题〗〖秋天，这秋天〗 戴望舒 〖雨巷〗〖烦忧〗〖我用残损的手掌〗 李广田 〖秋灯〗〖笑的种子〗〖地之子〗

艾青

〖时代〗〖大堰河——我的保姆〗〖给太阳〗 卞之琳 〖断章〗〖妆台（古意新拟）〗〖古镇的梦〗 何其芳 〖预言〗〖圆月夜〗〖声音〗 南星

〖守墓人〗〖石象辞〗〖响尾蛇〗 辛笛

〖航〗〖风景〗〖再见，蓝马店〗 覃子豪 〖过黑发桥〗〖瓶之存在〗〖吹箫者〗 纪弦

〖幻象〗〖狼之独步〗〖过程〗

20世纪40年代

王佐良 〖他〗〖巴黎码头边〗〖1948年圣诞〗 陈敬容 〖珠和觅珠人〗〖出发〗〖题罗丹作《春》〗 杜运燮 〖Narcissus〗〖山〗〖秋〗

穆旦

〖合唱二章又题∶Chorus二章〗〖森林之魅〗〖葬歌〗 罗寄一 〖音乐的抒情诗〗〖一月一日〗〖序〗 郑敏

〖Fantasia〗〖寂寞〗〖成熟的寂寞〗 唐祈

〖游牧人〗〖女犯监狱〗〖时间与旗〗 袁可嘉 〖沉钟〗〖走近你〗〖冬夜〗

牛汉

〖鹰的诞生〗〖汗血马〗〖华南虎〗 屠岸

〖纸船〗〖城楼图铭〗〖潮水湾里的倒影〗

20世纪50年代

周梦蝶 〖逍遥游〗〖菩提树下〗〖托钵者〗 羊令野 〖蝉〗〖秋兴〗〖无题十二行〗

方思

〖仙人掌〗〖夜歌〗〖竖琴与长笛（节选）〗 余光中 〖芝加哥〗〖白玉苦瓜〗〖秦俑〗 洛夫

〖烟之外〗〖湖南大雪〗〖巨石之变〗 罗门

〖麦坚利堡〗〖第九日的底流〗〖观海〗 蓉子

〖一朵青莲〗〖晨的恋歌〗〖夏，在雨中〗 痖弦

〖山神〗〖深渊〗〖给超现实主义者〗

昌耀

〖花朵受难〗〖现在是夏天〗〖朝朝暮暮（五首）〗 林泠

〖阡陌〗〖散场以后〗〖不系之舟〗

20世纪60年代

郑愁予 〖错误〗〖崖上〗〖最后的春闱〗 任洪渊 〖北京古司天台下〗〖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组诗）〗〖汉字，二零零零（组诗选三）〗

杨牧

〖水之湄〗〖延陵季子挂剑〗〖林冲夜奔（节选）〗 叶维廉 〖赋格（Fugue）〗〖水乡之歌〗〖追寻〗

食指

〖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鱼儿三部曲〗

20世纪70年代

江河

〖没有写完的诗〗〖回旋〗〖从这里开始（组诗）〗 北岛

〖回答〗〖宣告〗〖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芒克

〖阳光中的向日葵〗〖死后也还会衰老〗〖城市〗 多多

〖致太阳〗〖手艺〗〖玛格丽和我的旅行〗 舒婷

〖致橡树〗〖神女峰〗〖会唱歌的鸢尾花〗

刘自立 〖一日又见庞德〗〖芳香如我的消失〗〖理性析梦〗 严力

〖还给我〗〖反省创造无奈〗〖我是雪〗

杨炼

〖人与火组诗（选三）〗〖《易经》、你及其他〗〖诺日朗〗 梁小斌 〖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你让我一个人走进少女的内心〗

顾城

〖弧线〗〖生命幻想曲〗〖回家〗

20世纪80年代(上)周伦佑 〖镜中的石头〗〖想象大鸟〗〖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 于坚

〖作品111号〗〖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零档案〗 翟永明 〖女人（组诗选四）〗〖静安庄（组诗选二）〗〖黑房间〗 王小妮 〖青绿色的脉〗〖悬空而挂〗〖白纸的内部（二首）〗 欧阳江河〖傍晚穿过广场〗〖咖啡馆〗〖玻璃工厂〗 廖亦武 〖辞〗〖海〗〖渊〗 孙文波 〖歌颂〗〖回旋〗〖客居〗

吕德安 〖群山之中〗〖死亡组诗〗〖陶弟的土地〗 韩东

〖你见过大海〗〖沉默——歌词〗〖有关大雁塔〗 骆一禾 〖诗歌〗〖女神〗〖蜜〗

20世纪80年代(下)

孟浪

〖冬天〗〖这一阵乌鸦刮过来〗〖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陆忆敏 〖美国妇女杂志〗〖年终〗〖出梅入夏〗 陈东东 〖未完成〗〖时代广场〗〖炼丹者巷22号〗 万夏

〖彼女〗〖渡湖〗〖度光阴的人〗

杨黎

〖鸟之后〗〖少女十四行〗〖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 张枣

〖何人斯〗〖十月之水〗〖卡夫卡致菲丽丝〗 李亚伟 〖中文系〗〖少年与光头〗〖秋天的红颜〗

西川

〖把羊群赶下大海〗〖虚构的家谱〗〖厄运（节选）〗 海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弥赛亚（节选）〗 小海

〖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田园〗〖村庄组诗（节选）〗

20世纪90年代(上)

诗阳

〖人类的宣言（长诗节选）〗〖影子之歌（长诗节选）〗〖致半岛与太阳的影子（散文诗）〗

李元胜 〖走得太快的人〗〖翻书的时候〗〖必须〗

马永波 〖日子如一对沉默的僧侣〗〖连通器∶一道做错的物理题〗〖本地现实∶必要的虚构〗

臧棣

〖完成〗〖个人书信史话〗〖抒情诗〗

树才

〖忘掉昨天吧〗〖对不起虚无也结束不了……〗〖多么薄，多么寒冷〗

伊沙

〖结结巴巴〗〖某日经过广场〗〖《等待戈多》〗 余怒

〖布道者〗〖衰老〗〖现出〗

吴晨骏 〖回到纸上〗〖不知名的东西〗〖断章〗 戈麦

〖誓言〗〖沧海〗〖天鹅〗 蓝蓝

〖一件事情〗〖盲者〗〖遗失〗

桑克

〖夜泊秦淮〗〖漫长与不可以的狂欢节〗〖组诗∶农场〗 西渡

〖午后之歌〗〖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雪〗〖蛇〗 杨键

〖在黄昏〗〖悲伤〗〖骰子的八面〗 徐江

〖世界〗〖写在七月的玄言诗〗〖感伤〗 安琪

〖未完成〗〖第三说〗〖之七〗 20世纪90年代(下)

孙磊

〖诗歌〗〖述说〗〖声音〗

木朵

〖五月的悲伤〗〖暗器〗〖十面埋伏〗

康城

〖之前〗〖来不及品尝你身体里的酒和火焰〗〖溯溪〗 朵渔

〖宿命的熊〗〖西风颂〗〖我的厨子，我的下人（组诗）〗 胡续冬 〖水边书〗〖槐花〗〖蔚秀园〗

巫昂

〖情歌没有镜头〗〖有两个不眠之夜〗〖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 范想

〖车过仙鱼桥〗〖献诗〗〖春日臆想曲〗

廖伟棠 〖夏天，神秘主义的失败之歌〗〖草莓果园〗〖歌(组诗)〗 沈浩波 〖词语的变迁〗〖雨中抒情〗〖屋檐〗

吕叶

〖是谁在中间走着〗〖如此纯净的夜〗〖时间加速度〗 马兰

〖一代人〗〖献词〗〖荷花少女〗 庞培

〖夜歌〗〖风中的味道〗〖蔷薇〗 宋非

〖林中路〗〖虚构图案〗〖轮回（节选）〗 杨小滨 〖灯塔〗〖音乐会〗〖四季歌〗

章平

〖远不可及的事物〗〖三座房子放在三个位置〗〖我从瞬息穿过这枚镜子〗

徐志摩林徽因余光中舒婷北岛席慕容

喜欢林徽因，一定程度上因为她是最美的才女。我喜欢顾城

6.著名科学家名人名言 篇六

科学始终是不公道的，如果它不提出十个问题，也就永远不能解决一个问题。——萧伯纳

优秀的科学家必定是某种程度的狂人。——卡皮察

科学不能或者不愿影响到自己民族以外，是不配称作科学的。——普朗克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因为它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是照亮世界的火把;但学者属于祖国。——巴斯德

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达尔文

科学是使人的精神变得勇敢的最好途径，

——布鲁诺

人借助于科学，就可纠正自然界的缺陷。——梅契尼科夫

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巴甫洛夫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

想喝水时，仿佛能喝下整个海洋似的——这是信仰;等到真的喝起来，一共也只能喝两杯罢了——这是科学。——契柯夫

科学总是革命的、非正统的;这是它的本性;只有科学在睡大觉时才不如此。——萨尔顿

7.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篇七

赵院长:对于我们这个学校的历史, 你们的主编曾老师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曾老师曾经就读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院, 原来就和中国音乐学院在一个院里。在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之前, 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大概是这样定位的:1949年以前, 从教育理念到人才培养模式, 基本依据西方音乐教育体系;1949年以后, 又融入苏联音乐教育体系——当然, 苏联的体系也是以西方为基础的。那么, 有没有民族音乐教育的专业呢?有。但它是支离破碎的, 不入主流或被边缘化的。

到了1963年, 文化部的主要领导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中国刚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 经济开始恢复, 因此, 文化的发展自然而然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经济发展, 必然也要有如同今天说的这个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因为文化发展, 必须要有自己的系统。所以, 当时成立中国音乐学院, 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民族音乐的教育体系——一个理论、创作、表演这几个方面结合的体系。这个问题在1963年被提出来后, 1964年便成立了中国音乐学院。

今年是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五十周年校庆。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首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后任代院长的人民音乐家马可 (1) 同志 (首任院长为人民音乐家安波 (2) ) 在中国音乐学院成立大会上就说, 我们的任务, 就是建立民族音乐的教育体系;安波同志也说, 如果不去建设这个体系, 中国音乐学院就没有办法教学, 没有教学的依据。这就是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特色非常鲜明的、有中国人的音乐话语体系和话语支撑的这样一个体系。

当时动作很大:中央音乐学院的民乐系 (中央音乐学院当时有民乐系)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 (就是今天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前身) 全部规划到了新诞生的中国音乐学院当中。

这件事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除机构的调整外, 全国各地从事民族音乐理论、创作、表演的大师都先后调进了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在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作曲、表演三大结构中建立了五个系:音乐理论系、作曲系、声乐系、歌剧系、民族器乐系。

比如, 歌剧系是学习、探索民族化歌剧的, 也就是走《白毛女》、《小二黑结婚》那条路。当然, 咱们的歌剧, 跟西方歌剧比较起来, 在音乐结构上还比较简单。但人民大众那时候是非常喜欢的, 在过去的革命年代中发挥着重要的号召作用、进步的引领作用。因为成立了这么几个系, 有这样一个队伍、这样一个架构, 从1964年起, 不到两年的时间, 在国内已产生了巨大影响, 并有相当多的成果。

所以, 中国音乐学院的建设, 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建设。在以后几十年的发展岁月中, 我们的历任院长们就是以这样一个体系的建设去考虑和探索的:不只是培养表演和作曲, 因为它一直是一个体系的建设的延伸, 因此, 理论研究同样重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 我们又开始增加了艺术管理系、音乐教育系。其中, 音乐教育系就是培养传统音乐传承教育方面的人才。

2000年, 由于行政管理格局的调整, 在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这个背景下, 教学格局也有所调整——中国音乐学院增设了钢琴系、指挥系、管弦系等, 前几年还成立了音乐科技系。但是, 不论成立什么系, 总还是围绕着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来建设的。比如, 钢琴系主要的特色是别的学校没有的——主要是去发展中国的钢琴音乐, 聚集它的创作和演奏去向世界传播;管弦系同样是创作、表演中国的管弦乐。但是, 要发展钢琴和管弦乐这样发源于西方的艺术——人家有几百年的历史, 成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 我们还必须得把它学好。若不把它学好, 是不可能真正发展中国的钢琴音乐和管弦音乐的。

所以, 我认为, 走中国民族音乐化的道路, 在中国音乐学院乐学院是一个传统, 是它的历史使命。别的学校也可以做做, 也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但中国音乐学院不能不做, 这是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如果它不做这个, 就没有必要办这个学校。这是具有特色的体系建设。当然, 这个体系的建设的建设, 中国音乐学院要主动、自觉地把全国带动起来, 包括我们的“两会、一节” (3) , 都是在围绕这个体系建设都是在围绕这个体系建设, 把全国的相关学校都团结起来, 来共同完成这个大事业。

所以, 中国音乐学院走中国民族音乐的特色之路, 是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其次, 理论研究、创作实践、表演实践这三个环节, 必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不存在我们哪个环节比较突出、比较强。这三个环节, 如果不相互支持的话, 它们不可能向着一个整体目标发展。所以中国音乐学院这些年来, 虽然在表演方面培养的人才很多, 但一定不要忘了, 这是一个体系的建设成果。外界不要以为学校就只是教表演。中国音乐学院的定位是一个教学科研型的学校。我认为, 我们突出表演人才的培养, 是建立在强大的理论和创作支撑的基础上的强大的理论和创作支撑的基础上的。我们把创作比作整体学科建设的发动机, 理论研究是思想库, 表演才能作为一双翅膀飞起来。这就是整个思路。

本刊记者:从学院的“两会、一节”中, 我们看到了中国音乐学院是在围绕学院办学特色和“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办学目标, 做传统音乐传承传播的大事业。您作为学院的掌舵人, 请您谈谈其下一步发展思路和目标是什么?尤其是在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传播方面?

赵院长:刚才我们提到“两会、一节”——其中的“两会”, 一个是“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区域音乐文化教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一个是“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这两个会都是两年开一次, 主要是以开会的形式与各个学校加强联系和学术交流。事实上, 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也是中国的传统音乐的有机组成, 为了强调, 把这个课题划分一下, 而且特别重视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和传承。因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名字还有一个内涵:既然带着“中国”, 就应该是56个民族的音乐学院——这里面有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这56个民族都有权利享用国家的优质音乐教育资源, 都有权利获得来这个学校学习的机会;另一层含义更深, 就是要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 如果没有56个民族的音乐资源的话, 那构建起来的能叫中国民族音乐的教育体系吗?56个民族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撑, 这些资源就是我们教育教学的资源和学生学习的资源——培养他们合理的价值观、音乐观的资源。

所以, 我们的“两会”, 就是围绕这个目的来做的, 且如前面说的, 要大家共同努力。仅凭中国音乐学院一个学校, 是不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伟大事业的。因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或说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是由不同区域/民族的音乐文化构成的。如果每个地区的院校都能积极主动地把区域音乐文化作为最有特色的传承工作来做, 就能把整个体系支撑起来。所以, 我们通过“两会”等平台努力加强和地方院校的联系和交流, 共同来做好这件事情。两年一次很正常, 效果也很好。

“一节”就是“北京传统音乐节”。此事缘起如下——我刚来那几年, 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几位教授, 如李西安教授、樊祖荫教授、谢嘉幸教授等, 来一起商量要打造一个综合的、实践表演的平台和理论交流的平台, 目的是给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提供一个开阔视野的平台, 同时也是一个传统音乐教育的平台, 并通过这个平台把优秀的民族音乐资源及其魅力进行展示。当时我们就想, 北京市里有一个“北京国际音乐节”, 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北京现代音乐节”。其中, “北京国际音乐节”基本上都是在传播世界各地的音乐, 但其中并没有多少中国音乐的位置, 显得似乎有点音乐文化上的“不自信”;而中央音乐学院的“北京现代音乐节”, 内容是前沿的现代音乐, 而现代音乐也基本上是西方的——它的“现代音乐”的定位还未脱离西方的“现代”。

那么, 在那样的定位中, 就容易导致我们国家的音乐文化生活的导向里面缺少了中国的传统民族音乐文化——而这个传统, 为我们保存着保存着对于未来有着重要创造价值的鲜活的基因。为此, 我们决定要创建一个自己的传统音乐节, 并在商议后定名为“北京传统音乐节”。第一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的口号就是“重新认识传统, 尊重传统, 再发现传统”。在此之下, 再组织几个板块, 以后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每一届形成一个主题, 然后有几个板块。

第一届开幕式的主题是“北京音乐八百年”。我们知道, 北京从元大都开始, 文字记录其建都有八百年的历史, 很多的音乐体裁在北京产生, 而且后来和北方其他地区的交流也多。文献记载中的一些东西, 我们通过研究工作把它复原, 策划了一个“北京音乐八百年”的主题, 然后设计了几个板块, 如“四方水土”、“八面来风”等。这里面有区域音乐, 还有少数民族音乐、世界民族音乐、中国传统音乐等。第二届的主题叫“五彩丝路”。“丝路”不光是指陆路的这个丝绸之路, 它的概念放大了, 除了海上的丝绸之路以外, 大凡和中国进行过交流与沟通的其他音乐文化, 其相关的内容我们也放进去了——也就是把“丝绸之路”作为了传播、交流的载体。第四届, 就叫“大河颂”, 我们把人类的音乐文化的缘起和传播方式, 借助河流的走向及其孕育两岸艺术文化的传播途径展开——包括印度的恒河、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中国的长江、非洲的尼罗河等, 以此分成不同的板块, 并把相关国家的传统音乐请来, 在不同的河流区域中展示不同的传统音乐文化。

这次, 在今年10月, 配合着校庆, 将设计一个叫作“国乐魂”的主题, 从国乐传承的角度展开——从刘天华开始, 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的传承。中国的国乐 (民乐) , 进入到高等教育当中的时间很短, 其正式成为课程, 可以说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了。正式将“国乐”作为一个学校当中的专业来建设的, 是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的民乐系。当时虽然在建设, 但是被各界重视的程度不够。而其实质性的学科建设, 还是在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以后。

音乐节在刚开始办的时候, 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它在学科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 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 逐渐拓展了它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发展、走向世界走向世界, 乃至城市文化建设方面的影响。

这“两会、一节”, 将来我们还要把它们继续办下去, 办得更强、更好, 办成一个鲜明夺目的传统音乐艺术教育、传承与传播的品牌。

本刊记者:我们了解到, 在“两会、一节”的基础上, 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中心”于今年5月份正式成立了, “中心”成立的意义、远景和发展策略是什么, 可否请您给我们进一步介绍一下?

赵院长: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中心”这个名称, 是在考虑了好几个方案的基础上, 最后确定下来的。它是在过去的工作内容的基础上, 和学院的特色定位结合起来考虑的。“研究中心”的工作让谢嘉幸教授主持。谢教授年龄到了, 退了, 但是给他建立一个中心。他目前身体也好, 干劲也大, 而且思想也很解放, 对传统也有很深入充分的认识。这个“研究中心”是一个音乐研究机构, 挂靠在音乐研究所, 主要每年做研究规划的课题, 把“两会、一节”的内容也放在其中——即“两会、一节”的办公、组织、执行处在研究所。

在这个“研究中心”里, 我们已经在开始关注音乐的传播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重视了。过去我们所讲的传播是在一个狭义的概念上的, 不像你们是研究所有的音乐传播现象的。我们音乐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对传播的领域, 特别是新发展出来的这些传播问题和现象已经注意到了, 但是关注得还不太够。

我们学校如果还不注意音乐传播这个问题, 如果不把它纳入到中国音乐教育体系里面去考虑的话, 恐怕和现在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就有差距了。因为在学校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也就是十年前, 中央领导同志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温家宝总理在给学校的贺信里面, 就把这一条写上了, 就是:“民族音乐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这个是从一开始建校就有的目标, 最后还加上了四个字“走向世界”。对于我们来说, 现在我们有协同创新中心, 也有传播、传承的“研究中心”, 中央领导同志又赋予中国音乐学院一个新的使命——它不光是传是传承自己的, 它还要向世界去传播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对当今的世界音乐文化格局而言,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也要思考在世界多元文化中, 中国音乐文化应当做出什么贡献。我们需要立足传统, 只有立足传统, 才能对世界音乐文化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而且, 如果我们不继承传统, 不了解传统, 我们的文化自信何来?但是, 如果仅仅知道自己的传统, 不知道世界的音乐文化, 不把自己放在世界音乐文化当中去认识, 同样也不会自信。因此, 另一方面, 我们要有世界的眼光, 没有世界眼光, 就不可能认识到我们的音乐文化对世界音乐文化的意义。如果拥有世界眼光, 我们的胸怀是开阔的, 即使“和而不同”, 也是尊重不同的音乐文化的。我们要用宽广的胸怀, 去做出中国人的贡献, 给人类的音乐文化的进步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做出贡献。

总之, 我们不但要将中国音乐学院全力打造成为中国民族音乐人才培养的高地、中国民族音乐科研和信息基地基地, 还要将它打造成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对外交流的基地——即向世界传播中国音乐文化的窗口。也就是说, 要在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国音乐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方面有所作为。在文化交流全球化的背景下, 我们在经济实力提升的同时, 还需要提升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况且, 经济要可持续地发展, 也必须要有文化深厚的支撑。举行文化活动本身也是一种表达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的有效方式, 也有助于突出传统音乐文化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应有的地位。

我们当下又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遇期, 那就是国家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的教育也必须要抓住这个机遇的教育。我们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有文化自觉一个和自信的人、有世界眼光的人、胸怀宽广的人, 也希望学生们能够作为中国音乐的传播和传承、弘扬、走向世界的种子, 播撒到各地去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完成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应该完成的使命。

我们的“研究中心”要把我前面提到的、过去的那几件事再做扎实、做强大, 在理论的层面, 为整个的学科建设发展提供思想, 并搭建一种新的平台。它的任务还是很重的, 也是很有意义的。

本刊记者:赵院长, 我们阅读了您的相关论著后, 看到了您作为一名学者, 有着开阔的胸怀和视野, 秉持多元文化价值相对论的理念, 并以学者的冷静、客观、中庸, 对民族音乐研究怀有深厚的感情, 研究成果严谨、细致、丰厚。您为什么对民族音乐研究这一领域情有独钟?能否结合您的成长经历, 给年轻的学子们分享您的感悟?

赵院长:过去我学音乐, 学的全是西方音乐。比如, 在大学里, 我和声学学得不错, 毕业留校 (新疆师范大学) 以后, 本来系里想让我教和声学的, 但是当时已经有一名老师在教这门课了。而当时教育部刚发布了师范院校的教学大纲, 其中, “民族民间音乐”这个课没有人教, 大家都不教。曾老师可能也知道, 当时人们对民族民间音乐的认识, 是一个不自信的状况。跟西方的东西相比, 好像不能在一个平台上对话。当时我就想:“好, 我就开始准备这个课吧!”

在准备这门课的过程中, 机遇是什么呢?当时杜亚雄来了——他到新疆来采风, 他以前的一个同学就把我介绍给他。我跟着杜亚雄先生出去实地调查了大概有一个多月, 他在新疆的那段时间搜集的材料, 就是为了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里面的新疆部分。这次调查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观点和视角呢?这不像过去采风是作曲采风, 录了音, 回来将音调特点什么的勾勒一下, 再作为人们创作的主要依据。这次完全是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借鉴了民族学和语言学的视角, 用这些视角, 再加上音乐学本身的知识, 去观察这些民间音乐、去调查这些民间音乐。在这个过程中, 我一下子感受到, 民间音乐, 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知识宝库!民间音乐真是太伟大了!

我们对民间音乐的观察视角不一样了, 我们和民间音乐接触的亲密度不一样了……那种融入式的方法, 那种和民间艺人近距离交流、接触的互动方式, 使我进入一个全新的科学实践的空间。那时候, 交通也不方便, 我们背着沉重的采访器械, 风里来、雨里走……尽管很累、很苦, 但是这个学科震撼了我。它有这么多的知识!我觉得, 学了这些知识以后, 过去那种比较狭隘的胸怀, 一下子就拓展了, 视角和眼光一下子就打开了。自此, 我更加热爱民族民间音乐这个领域, 尤其非常喜欢民族音乐学!紧接着, 1983年到1984年, 我就在中国音乐学院的创研部进修了一年民族音乐学。

那时曾老师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也住在我们院里, 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他们辩论的文章, 其中有关于民族音乐学问题的文章——对这个学科的名称、定义、概念体系、内涵等方面, 不断地进行讨论。在大家讨论的过程中, 我对民族音乐学有了更多的认识。然后, 从1987年开始, 我就把过去的一些感兴趣的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首先就是新疆蒙古族音乐的问题。我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待过7年。这7年的经历非常丰富, 很有意思。我开始研究新疆蒙古族音乐。我是1987年开始的硕士生阶段的学习, 当时就研究蒙古族的和新疆的音乐。那个时候, 我努力按照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去实践, 在导师的指导下, 去具体地操作一个民族音乐文化的单元。这是一个系统的工作, 对我的锻炼还是比较大的。我的硕士论文是《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 后来发表在了《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上面。对我个人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训练。

后来我调到新疆艺术学院, 上“民族民间音乐”这门课。上课时, 重点考虑的是区域的音乐文化, 其他的就给学生们教一些基本的东西, 主要是对新疆音乐进行研究, 把新疆音乐放到中国音乐的整体当中来看。

我在扬州大学博士毕业的时候是1998年。黄翔鹏先生在生前曾对我说, 希望我博士毕业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去。而周吉当时到了扬州, 陪我喝了一晚上酒, 就谈让我回到新疆去的事情, 我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我父母也是这样的。我父母说, 新疆培养了你, 你就应该回到新疆去工作。我2006年才来的北京。2005年我在美国待了半年。

我准备从新疆调往北京时, 当时提出来过来以后就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了——那时候我已经是新疆艺术学院的院长, 我想我不做领导了, 就做一个在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方面作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老师吧!但是, 领导研究了以后还是让我来担任副院长和常务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金铁霖教授。

我的音乐之路, 其实和家庭没有什么联系。因为我父亲是从事法律的, 1979年因国家法制建设, 他被从新疆调到全国人大法工委, 从事立法工作。父母他们和音乐都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喜欢音乐是在上中学的时候——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我到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 也是以知青的身份下去的。下去以后在农村待了一年。那里成立新型的文艺单位, “换血”的时候就把我们十几个人引进去了。中间经过了一次整编, 突出了民族特色, 汉族人只留下了两个, 进来了一大批当地蒙古族的。汉族和蒙古族就住在一起。我们那时就像亲兄弟一样, 所以我还学会了他们的风俗习惯、语言。

本本刊记者:我们曾经在您之前的文章中看到了您强调了音乐学习过程中的综合素质的问题, 请问您, 这一点在当下的民族音乐学习中有什么样的意义?现今民族音乐的学习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赵院长:强调综合素质的话, 音乐学这个专业本身, 特别是民族音乐学, 它之所以能够对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有所贡献, 就是因为它能和其他的学科主动地去接触并吸收其养分——吸收观察的视角、具体的方法、方法论上面的东西, 来帮助完善自身——它的特色、它的学科建设等方面。它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它的名字本身就体现了它是结合了民族学和音乐学的。我最近有一个想法, 就是民族音乐学这个学科在院校的教学里面, 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 对这个学科的健康发展影响很大, 学科对知识体系的贡献也会大打折扣。就是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音乐”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越来越少。比如“Ethnomusicology”, 有人说, 变成“Eth NO music ology”——没有“音乐”的“音乐学”了。首先, 它应该把音乐看作一个人类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不可替代的认知方式, 它有它独特的方法, 因为它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也是人们对世界认识的结果, 是世界观的反映。就像过去我们认识世界只是靠一些数理的公式——我们是从小学、中学上来的, 世界的物质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公式来认识的。那么人文社会科学, 比如哲学、经济学, 也都是一系列的范畴, 用来认识它的。但是音乐这种方式所表达出来的认识成果是其他方式所替代不了的, 它们应该是互补的。所以, 音乐学的研究, 研究音乐的人, 要思考音乐学这个领域能够给这个知识体系做出什么贡献, 要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很多文章看起来就像一个人类学报告, 但在人类学里面看, 它又还只是“ABC”的问题——并不解决音乐学里面应该解决的问题。从人类学的角度看, 它也写得很一般, 只不过可能别人一看, 觉得“哦, 你还涉及音乐”罢了。民族音乐学, 最终还是要解决音乐学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民族音乐学当中最有特色的研究资料应是科学的、完整的、全面的、真实的田野调查资料。这个基础工作做不好, 就会得出一个空洞、庞大的结论。甚至有的人就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去简单观察了一下, 就是所谓搜集了他的论文的材料——这种情况也不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 民族音乐学材料有可能和文献形成互证,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把西方的理论拿来生吞活剥。把一个现成的理论拿来以后, 就套用到国内这么具有多样性的环境、这么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民族中来, 套用到各种各样的音乐文化上面去——简单地套用, 生硬地套用, 结果得出来的是一个结论。

本刊记者:民族音乐的生存和发展, 始终体现着音乐与社会、音乐与社会文化体系的关联互动和音乐的传播活动。民族音乐总是在社会文化体系 (如生产、民俗、宗教、群体聚合等方面) 中发挥特有的功能。我们在您的相关研究中, 看到了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走出的不同的传承、发展道路, 以及民族音乐在流传中的变异现象等。在当前的社会中, 音乐传播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请赵院长谈谈,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 民族音乐研究的发展将迎来什么样的新契机?或者说, 音乐传播研究如何助力于民族音乐研究在当下的新的发展?

赵院长: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所研究的民族音乐学, 它是一个开放的学科, 不断融汇着新的知识领域。从这个学科的形成历史和它成长的过程来看, 它都是借助其他学科的资源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综合和立体化地来认识研究对象的。我记得2002年在北京广播学院 (现中国传媒大学) 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上, 冯光钰先生提交的一篇论文叫《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播变迁与“同宗”现象》, 这篇论文强调、呼吁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意义。

冯光钰先生做过同宗民歌研究, 还做过曲牌研究。别看他是从单个曲牌入手, 他研究的可是曲牌在不同地区的分布, 他对每一个曲牌做背景介绍的时候都关注到音乐传播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 我也一直在关注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在我的研究中反复出现。比如, 我研究跨界、跨国民族的音乐文化——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这方面的。在做了一些文献工作以后, 我和王小盾老师一起做了田野调查, 一共四个月时间。回来后, 又在西北地区做了一些调查。我从这里面悟出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 跨界民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研究他们的音乐, 可以拓展很多我们对音乐问题的认识。像少数民族, 过去我们研究它, 只是研究境内的这一部分。而且, 通过编写“集成”等这些工作, 境内的材料已经掌握得非常清楚了。但是它是历史形成的现象, 要把民族音乐的发展脉络梳理出来, 中间缺失的环链还很多。特别是少数民族音乐、民间音乐等, 还都是口头传播的。跨界民族音乐就给我们提供了把这些环链修复起来的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让我们可以把跨界民族作为一个参照系来看。比如, 清代“陕甘起义”的回民, 他们是清代同治年间“跨界”出去的, 他们的音乐文化所保存的样式, 就是清代同治年间在西北地区流传的面貌——这不是我们想象的, 而是通过一个一个问题的实证来证明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很有意义。

比如说, 我博士论文里面有一节, “中亚东干民歌传承的方式”, 里面提到几个现象。《茉莉花》这个民歌也在那边流传。但是当时苏联的音乐家协会出版的一张唱片上, 这个“茉莉花”的名字被叫作了“毛李子花” (音译) 。这个“毛李子花”就是东干人 (1) 的概念。录音的人把东干人对这个民歌的解释在唱片上全都印出来了——他们说, “毛李子花”说的就是野李子树开花的时候, 一个年轻的人想着他远方的情人……这是非常浪漫的一种写法。这就是《茉莉花》的中亚版本。它的变化过程, 在我的研究中被整个梳理了一遍。首先, 这个歌传到了西北, 有移民的载体。再看“茉莉花”这个名字, 从语言上分析, 从词汇上分析——西北人喜欢在一个物件后面加一个轻微的“子 (儿) ”话音, 比如说, 将“眼镜”称为“眼镜子”, 其他还有“杯杯子”什么的……加一个“子 (儿) ”, 就比较亲切。从语音方面来说, 在西北方言里, “茉莉花”发音上又成了“毛李花”, 再加上“子”这个词缀, 就变成了“毛李子花”。但是这个词义没有变, 还是指向那个“茉莉花”, 只不过西北人把它叫作“毛李子花”。“跨界”了以后, 一百多年过去了, 而中亚这个地方也没有茉莉花, 于是, “毛李子花”这个意思就被转移到其他事物上去了。整个过程经历了从语音上的变化到词义上的变化, 语音这个时候只是声音的外壳了, 内容则就完全就变了。但是, 它的基本旋律没有变化, 而且唱词还保存着清代唱词的基本面貌。

从理论上来说, 这类研究拓展了、完整了我们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认识, 也给中国民族音乐史中难以描述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材料、新的方法——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新的方法。也就是说, 一个同源民族“跨界”的这个过程, 可以让我们从中去寻找历史上怎么样延续自己的传承的传承。在不同的空间, 共时上有什么延展和变化。从学科上来说, 对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建设而言, 这也是拓展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进一步说, 对跨界民族所进行的音乐文化研究的意义, 有时候并不仅仅是停留在学术的层面, 而是远远超越了民族音乐学学科本身, 关系到政治、经济、宗教乃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

说了这么多问题, 都和音乐传播有关系。如果专门做一个题目, 换一个视角, 研究跨界民族音乐文化传播, 或者从音乐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的共时的延展和历时的延续, 那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而且今天我举的一些例子都是很有意思的, 将来我们的音乐学研究, 特别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 必须自觉地注入这种传播学的视角。这一定会提升我们理解问题的能力, 让我们看问题更加全面、深刻。

在学校的学科建设方面, 也要及时关注这样的问题题。特别是今后如果有机会, 咱们可以组织一个题目, 来讨论这些问题。音乐学学科从方法、视角和实际上, 比起过去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在音乐学的研究中不关注这个问题的话, 恐怕是脱离了实际。

本刊记者:感谢赵院长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感到, 今天在您这里酣畅淋漓地聆听了一堂中国传统音乐和民族音乐学前沿课, 我们相信这对我们今后的栏目和专题设计都有所启发, 也相信不同的读者在这里面也从多方面有所收获!在此衷心祝愿中国音乐学院与相关兄弟院校的“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事业继续做强做大, 更加辉煌!也衷心祝贺中国音乐学院50周年华诞!谢谢赵院长!

注释

1马可, 作曲家、音乐学家。江苏徐州人。长期从事戏曲音乐和歌剧艺术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创作领域涉及管弦乐曲、电影音乐、歌剧 (如在《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中担任主要作曲者) 、秧歌剧 (如《夫妻识字》、《周子山》) 、歌曲 (如《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工人有力量》、《吕梁山大合唱》等数百首) 等。——编者注

2安波, 作曲家、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山东牟平县 (今烟台市牟平区) 人。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音乐组组长。主要作品领域涉及秧歌剧 (如《兄妹开荒》) 、歌剧、儿童歌舞剧、戏曲编曲、歌曲、民歌改编等等。——编者注

3指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区域音乐文化教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北京传统音乐节。另, 2012年第四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开始设立“太极传统音乐奖”, 该评奖有时与前三者合称为“两会、一节、一奖”。——编者注

8.中国著名温泉小镇 篇八

汤山，中国最为著名的四大温泉故乡之一。积蓄了千古神韵。传承六朝遗风，是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钟灵之地。温泉多分布于汤山东及东南城一带，泉水来自地下2公里处。水温常年保持摄氏65—67摄氏度，且冬夏温度相差不大。据化验，汤山温泉水中富含钙、镁等3 0多种微量元素。对关节炎、风湿症、高血压等多种顽疾疗效显著。千年前，汤山温泉就曾于南朝萧梁时期御封为“圣泉”；1918年。被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赞誉为“美善之地”。以汤山集镇为中心的汤山温泉旅游得到迅猛发展。出现了超五星级酒店软硬件标准的香樟华苹、深受上海及苏南人青睐的颐尚温泉等近10家中高档温泉洗浴设施。

广东从化

从化是世界闻名的温泉之都，地热资源非常丰富。从化拥有热泉眼13个，温泉地下热水日自涌量达10000立方米。每年可供700万人次享用。从化温泉是含有氟离子和弱放射性氡以及钠、钙、鉀、镁、二氧化硅等多种对人体有益元素的重碳酸钠型热泉。有重要的医疗价值。被誉为“岭南第一泉”。度假区内除了各种温泉疗养设施外，还集食、住、行、购、娱、游于一体。是一处多功能型的休闲度假场所。

北京小汤山

位于北京昌平的小汤山，是“中国温泉之乡”。温泉不带硫磺味，而且富含锶、锂、偏硅酸等矿物质和多种微量元素，水质甘甜、淡黄清澈，水温常年保持在28℃~32℃，上难得的纯温泉，因而享有“一盆金汤”的美誉。明清时期逐渐成为两代皇家的温泉行宫。现在小汤山建有九华山庄、龙脉温泉度假村、富来温泉山庄、电信都市温泉度假村等多家温泉浴场。成为北京最大的温泉旅游会展基地，进而形成现代娱乐、康复疗养、休闲度假、民俗风情、会议会展为一体的当代温泉产业集聚区。

重庆东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