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会宁农业现状

甘肃会宁农业现状（共5篇）（共5篇）

1.甘肃会宁农业现状 篇一

“赴甘肃会宁爱心支教行”大型募捐活动具体事宜

亲爱的同学们：

哈师大基础教育学院“西部阳光--爱心支教行”已经开启篇章。感谢大家前一阶段的大力支持，为了让此次活动更有意义和实际效果，我们想为孩子们再准备多一些的书籍和文具。同学们准备的有些书孩子们用还有点早，所以我们想专门买一些针对小学生看的书籍，还有孩子们需要的学习用品，希望同学们再多一些支持，多一些关怀。献出你的一点爱心，可能就是你一瓶水的钱、一件衣服的费用，也许就能改变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我们期待着，用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热情共同给贫困儿童撑起一片希望的蓝天！

募捐时间：6月19日（下周星期二）中午12点

募捐地点：西区主楼门前

募捐物品：

1、爱心包裹：（考虑到同学们的时间方便和路途遥远，所以由

我们准备物品，大家到现场买即可）。

1元包裹（1支铅笔、一块橡皮）

2元包裹（2支铅笔、一块橡皮、一个格尺）

10元包裹（1支铅笔、一块橡皮、一个格尺、一个文具盒）20元包裹（2支铅笔、一块橡皮、一个格尺、一个文具盒、一本书）

50元包裹（2支铅笔、一块橡皮、一个格尺、一个文具盒、一本书、一个书包）

2、物品捐赠：

儿童书籍、学习用品、衣物、玩具等

募捐原则：大家爱心自愿，捐赠爱心包裹或物品都可以。

哈师大基础教育学院

2012年6月15日星期五

2.甘肃会宁农业现状 篇二

一、甘肃农村中学音乐教育现状分析

(一) 学校重视程度不够 . 在汉岔中学初一、初二年级音乐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笔者发现每个班级每周只设置了一节音乐课, 相对于其他主课一天一至二节的课时量, 音乐课在学校课程体系设置中显得备受冷落。而且有时部分主科教师会要求音乐教师让出音乐课, 用来为学生补习主课, 这意味着每周一节的课时量都无法保证。

(二) 音乐教师专业素质较差。据笔者调查了解, 全校共有音乐教师2人, 都没有音乐教育专业背景。在走访调查中, 笔者发现并非汉岔中学, 周边地区农村中学的音乐教师大都无音乐教育专业背景, 有些学校的音乐课甚至由部分爱好音乐的主课教师兼代。这些缺乏音乐专业理论知识的教师将音乐课上成了鹦鹉学舌般的唱歌课。如此课堂自然无法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国家音乐课程标准要求, 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三) 学生基础音乐素养偏低。在对汉岔中学部分学生的采访中, 笔者了解到:学生群体喜欢上音乐课, 但是原因更多是因为音乐课上没有学习压力。在对学生的音乐兴趣进行调查后, 笔者发现绝大部分学生对古典音乐毫无了解;一部分学生由于家庭原因接触过中国民族音乐;而少部分学生关注非主流流行音乐。这种情况从小学开始, 并持续到中学。

(四) 音乐教师待遇水平低下。介于音乐课程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弱势地位, 音乐教师在学校中的受重视程度自然比不上主课教师。由于不涉及升学考试, 音乐教师的晋升机制无从规划, 职业发展前景不良。长此以往, 导致音乐教师积极性难以被激发, 难以培养自身责任感, 如此一来教学质量自然无从谈起。再加上农村物质资源匮乏、生活条件差的现实无法对优秀音乐教育人才产生吸引力, 这也是农村中学音乐教育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五) 学校音乐教育相关配套设施匮乏。交通环境差、经济不发达等先天因素导致农村物质资源匮乏, 再加上不受重视, 使得农村中学音乐教育相关配套设施无法得到保障。配套设施的缺乏已成常态。在汉岔中学, 音乐教室形同虚设, 室内仅有若干件简单小型乐器, 一架老旧的电子琴。音乐教师大部分课程不在音乐教室中进行。学校内每个年级共享不足一个班使用的一套音乐教材, 而且这些教材几乎被闲置。辅助教学工具的缺乏使得教师的教学工作无法顺利开展, 学生的学习效率低下。

二、对甘肃农村中学音乐教育现状的思考及对策

(一) 改变观念。教育必须以人为本。苏霍姆林斯基说:“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 , 而首先是人的教育。”音乐教育的好坏关系到学生的人格塑造。当今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 而不是只会考试的机器。因此, 核心观念的改变是重中之重。

(二) 加强音乐教师的培训。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音乐教师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学校音乐教育的质量。对于学校现有的师资而言, 当地教育管理部门应积极组织音乐教师参加各类提升专业技能的培训。如2012年9月~11月, 甘肃省农村一线教师在西北师范大学参加为期3个月的国培计划, 全省数百名农村一线教师接受了专业知识以及教育知识的培训, 这一培训有效提高了教师队伍的专业能力。

(三) 从基础教育抓起。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曾说过:“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音乐教育从小学就要开始认真对待, 当地教育管理部门在小学音乐课程的设置上应着重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塑造主流、高雅的审美观。

(四) 提高音乐教师待遇。首先, 要吸引人才, 国家要出台政策鼓励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生到农村一线任教。其次要想留住人才, 首先学校要有一个愿景, 能够让教师看到学校的希望和前途;其次, 学校要为教师提供清晰明确的晋升机制, 让教师能看到自己的前途;再次, 薪酬和绩效考核须设计合理;最后, 良好办公环境和积极向上的学校氛围是必须的。良好的待遇能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和积极性, 从而保证教学质量。

(五) 改善音乐教育环境。在实际情况允许的情况下, 当地政府应出台相关扶持政策, 成立专项资金, 用来吸引高层次音乐教育人才, 完善音乐教学环境, 和购买音乐教学相关设备。可以为音乐教室添置不同乐器, 配备多媒体电脑、投影仪、音响等设备, 提高教学效率, 使音乐教学更加生动形象, 从而改善农村中学音乐教学环境。

摘要：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数字、一把是字母、一把是音符.雨果道出了音乐教育对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性。然而, 在甘肃一些经济不发达农村, 中学音乐教育的现状让人担忧。笔者在甘肃省会宁县汉岔中学支教过程中, 通过调查当地中学音乐教育现状, 引发思考并提出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村中学,音乐教育,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3.甘肃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 篇三

一、甘肃农业保险现状分析

甘肃省自2007年开始与全国同步开展农业保险,2007至2015年,农业保险累计提供风险保障1113亿元多,覆盖到所有市州、县区。累计实现保费收入27.53亿元,累计承保畜禽15398万头(只),农作物12523万亩。处理农户赔案31万件多,支付赔款15.4亿元,受益农户200余万户次。现开办11个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品种:玉米、马铃薯、青稞、小麦、棉花、油料作物、能繁母猪、奶牛、牦牛、藏系羊和森林,我省投保赔付总量居全国第一。部分市州开展蔬菜、中药材、苹果、玉米制种、肉牛、肉羊、葡萄、大樱桃、烤烟、茶叶、枸杞、李广杏等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品种保险试点。2015年,甘肃农险保费收入7.69亿元,占财产险保费收入的8%,是除车险外第二大险种,发展前景广阔。

二、制约甘肃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农业保险覆盖面低,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不足

2015年,全省已开办的种植业中玉米、马铃薯、青稞、冬小麦、棉花5个品种的保险覆盖面分别只有3 8%、60%、37%、31%、46%;养殖业中能繁母猪、奶牛、牦牛、藏系羊等4个品种承保面只有60%、46%、98%、91%;森林承保面27%,而全国已达到67%。甘肃农业保险覆盖面低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不足。我省绝大部分农户种植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小,农户种植的面积分散,农业生产收入低。2015年甘肃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367元,不到城镇居民纯收入的1/3,而且农民收入来源单一,收入不稳定,购买力明显不足。我省农业生产者的学历水平大都不高,自身教育水平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很难意识到农业保险对其生产的巨大帮助。一旦由于自然灾害而使其遭受损失,他们首先想到的会是“天灾”,面对自然灾害,他们选择的是听天由命,依靠政府的救济补偿抵消一部分损失,使得农户的投保积极性很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

(二)地方特色优势产业险种开发不足,不能满足其发展需求

甘肃省属东西狭长地带,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差异比较大,各市州都有不同的特色优势产业。目前,甘肃省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的险种有11个,其中奶牛、藏系羊等10个险种属于普通种养产品,只有马铃薯属于甘肃省资源优势产业。甘肃省内气候变化多端,生态脆弱,常遭受干旱、冰雹、沙尘暴等极端天气的危害,给农民的生产和收入造成很大的损失。目前,我省的设施蔬菜、玉米制种、经济林果、中药材、肉牛、肉羊等特色优势产业种养收益高,生产风险大,农民对特色优势产业农业保险的需求大,但是,受到财政补贴制约,特色优势产业农业保险无法大规模发展。

(三)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支持力度不够,资金筹措较难

我国的农业保险补贴由各级政府共同分摊,甘肃省不管是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补贴还是中药材、苹果等省级财政补贴都是由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和农户共同承担。从理论上看,对强化不同主体积极参与管理、提高补贴资金的多元化具有多种优势,但事实上,地方财力不足的地区,农险补贴则加重了地方财政支出的压力。由于省财政困难,财政支出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补贴,地方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能力较弱。近年来省财政又对部分县区财政实行直管,原来市州承担的补贴资金也要由县财政承担,县上筹集资金的压力较大,政策性农业保险配套补贴资金难以到位。有些地方政府限于自身财力,为减少财政负担,对地方配套规模做出限制,直接影响农业保险参保规模的扩大。以已经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生猪保险为例,近年来,中国保监会甘肃监管局一直在努力将甘肃省的生猪纳入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范畴中,由于省级财政困难,一直没有成功。

(四)农业保险赔付率高,保险公司承保积极性低

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和弱质产业,它不但要承担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而且还要承担自然灾害风险。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为了降低农业风险带来的经济、社会损失,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但是,农业保险险种的高风险和高赔付率是造成保险公司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2015年,甘肃农业保险保费收入7.68亿元,向52万户次农户支付赔款5亿元,平均赔付率达到65%。数据显示,2014年,省级财政给予保费补贴的定西中药材、静宁苹果两个地方品种,苹果保险保费收入916万元,支付赔款2153.6万元,赔付率2243%;中药材保险保费收入1180万元,支付赔款3523.8万元,赔付率299%。2015年,平凉市、天水市遭受“4·13”、“5·30”风灾和冰雹袭击,当地苹果、大樱桃受灾严重,果品保险支付赔款2600万元,是保费收入(2060万元)的1.26倍。正宁县试点烤烟保险,支付赔款515万元,赔付率465%。商业性保险公司无法获得直接经济效益,打击了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

(五)缺乏农业灾情核定标准及专业人才,农民理赔难

一直以来,理赔是保险业务最难把握,也最容易带来分歧的环节。况且,农业保险不同于普通商业保险,农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查勘理赔的高难度性和对定损人员的高要求,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队伍中专业技术人员处于极度缺乏的状态。农业保险理赔的重要环节就是去现场勘查、定损,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员和经费,没有专业和负责的协保员,在自然灾害发生致使农作物大面积受灾时,保险公司不能及时勘查理赔,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投保积极性,加之由于没有技术性较强的专业仲裁机构,灾害损失难以确定,赔偿容易出现理赔纠纷,从而影响下季作物的投保进度和投保率。另外,极个别参农保户素质不高,加之核灾标准难以确定,增加了道德风险发生的机率,给保险公司带来损失。

三、甘肃农业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农业保险的宣传和引导,提高社会影响力

农业保险是一件新生事物,需要不断探索和总结。农民的广泛参与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抓好宣传工作,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至关重要。在宣传内容上,首先,要突出农业保险是党和政府出台的一项重大的支农惠农政策,与商业保险有着天壤之别;其次,结合近年来受灾赔偿的案例,帮助农民算好账,看到参加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实惠,使农民自觉投保;再次,向农民详细解释保险条款,使他们知道农业保险的报案、保护现场、理赔等操作流程,让农民了解农业保险、接受农业保险、受益农业保险,在宣传方式上,要用通俗易懂的宣传手册、广播、电视、标语、网络平台等行之有效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广泛宣传,扩大影响,真正做到农业保险家喻户晓。

(二)完善政策扶持机制,减轻县级财政压力

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必须以政府财政支持为主,甘肃省根据当前财政现状,可适当加大中央、省、市财政补贴比例,从政策上对财政困难的县级政府在农业保险上给予特殊的政策倾斜,对保险公司实行一定的激励措施。依据甘肃省正在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可以将保费降至大部分农民可以接受的水平,取消贫困户农业保险的自缴部分,让更多的农民得到保障。同时,对农民自治合作组织,包括专业合作社、种养协会、经销协会以及以农产品加工企业为核心的订单农民集合等社团和法人组织的经营亏损进行补贴。

(三)开发推广新险种,扶持特色优势产业

结合甘肃农情,按照中央支持保大宗、保成本,地方支持保特色、保产量,有条件的保价格、保收入的原则,在各地积极开发和推广农业保险创新产品,如天气指数保险、区域产量指数保险、农产品成本价格保险、农产品收入价格保险等,用这些新型的农业保险险种替代传统的农业保险险种,既能有效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又能降低承保公司的赔付率。各市州可以根据自己的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发展计划,选择农作物品种试行农作物价格保险,取得试验成功后再逐步推广。

(四)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水平,培养复合型人才

农业保险在费率厘定、防灾减损、查勘定损和报灾理赔等环节的业务,不仅涉及保险技术,还涉及复杂的农业技术,需要大量精算、管理等复合型人才,这就要求农业保险专业人才既要精通保险技术,又要熟知相关的农业技术。而甘肃乃至全国,该领域的专业人才缺口较大,甘肃应加强对农业保险专业人员在技术和素质上的培训力度,招聘专业对口的优秀人才加入农业保险队伍。农业保险经办人才的技术能力和业务素养的提高,能更好地防范道德风险,推动农业保险更好的发展。

摘要：甘肃省自2007年开始与全国同步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在各级政府部门引导和各方协同推进下,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办险种和承保覆盖面迅速扩大,农业保险覆盖到所有市州、县区。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也逐渐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文章就现有农业保险已不能有效满足农户多层次的风险保障需求等问题提出一些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甘肃省,农业保险,现状,制约因素

参考文献

[1]严琳霞.浅议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3(07).

[2]2015年甘肃省农业保险保费情况[EB/OL].http://news.dajiabao.com/hangye/3000.html,大家保保险网.

[3]甘肃省700亿元风险保险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EB/OL].http://gs.people.com.cn/n2/2016/0626/c183283-28565814.html,人民网.

[4]欠发达地区的“蔬菜险”如何走得更远[EB/OL].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60621/3775653.html,中国财经网.

[5]姜晖.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大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2014.

4.甘肃会宁农业现状 篇四

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发展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现有农业保险产品已不能有效满足农户多层次的风险保障需求。通过调研,分析甘肃农业保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利于农业保险发展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一、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㈠国外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国外农业保险始于200多年前西欧的农作物雹灾保险。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农业保险机构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办农作物雹灾保险的国家。此后法国、美国、奥地利、丹麦、瑞士等一些国家也先后开办了农作物雹灾保险。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先后开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验。亚洲各国政府认识到农业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经营农业保险经常出现超亏损,因此政府一方面从财政上给予补贴,通过再保险分担农业风险;另一方面给予保费补贴。从保险对象上看,亚洲国家大多以稻、麦、豆类、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保险对象。从保险形式看,亚洲国家的农业保险一般采取国家建立,国有保险公司经办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合作组织两种形式。

㈡国内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恢复农业保险以来,农业保险在困境中崛起,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近些年的发展却处于萎缩状态。2004年以来,在政府持续关注农业发展的形势下,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在全国积极开展取得重大突破。到2014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325.7亿元,承保金额1.66万亿元,向3500万受灾农户支付赔款214.6亿元,承保主要农作物突破15亿亩,占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61.6%。

我国对农业保险进行政策支持外,还进行了农业保险制度及险种的创新。国家为了支持多种形式农业保险的发展,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在2013年3月开始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和推进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产品创新方面,借鉴国外农业保险取得的成功经验,从2009年开始,先后在安徽、上海、江西推出小麦、西瓜、蔬菜气象指数保险及在大连市推出海水养殖风力指数保险。2011年,上海市农业委员会率先推出绿叶菜综合成本价格保险,开创了国内农产品价格保险的先河。随后,北京顺义地区推出。针对市场风险的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养殖保险,四川省成都市在试点区率先开展蔬菜价格指数保险。这些创新产品在试点区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二、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㈠甘肃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从2007年开展能繁母猪保险试点以来,截至目前,甘肃省政策性中央财政农业保险补贴范围的有能繁母猪、奶牛、玉米、马铃薯、青稞、牦牛、藏系羊、森林、冬小麦、棉花10个品种。2014年,参保农户185万户次,支付赔款3.85亿元。全省农险发展已位居全国中游、西北第二,藏区养殖险走在全国前列。其中,能繁母猪和奶牛保险保费补贴在全省范围内实施,玉米保险保费补贴范围覆盖天水、酒泉、张掖等9个地州市区,马铃薯保险保费补贴范围覆盖白银、天水、武威等10个地州市,青稞、牦牛、藏系羊保险保费补贴地区为甘南州和武威市天祝县等藏区,冬小麦保险保费补贴地区为兰州市、平凉市、庆阳市、临夏州、陇南市5个地州市,棉花保险保费补贴地区为酒泉市。每年由省级财政安排专项补贴资金的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品种保险有武威、张掖、酒泉和白银等地的设施蔬菜、玉米制种、啤酒大麦,平凉市的静宁苹果,陇西、渭源的中药材及其他地区。

2014年,能繁母猪、奶牛、玉米、青稞、牦牛、藏系羊、棉花保险工作由人保财险甘肃分公司承办,马铃薯、冬小麦、森林保险工作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承办。

㈡甘肃省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尽管在短期内改善农业保险市场的供求关系,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病和局限性。商业性农业保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相比有其优势,在参保方面采取自愿非强制性的原则;在保险费的赔偿设计方面,保费设计具有对称的、非固定金额,可随行就市,灵活定价。甘肃在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同时,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产保险两家公司也在开展一些纯商业化的农业保险业务。如葡萄、肉牛养殖、肉鸡养殖、生猪养殖等。但是通过对两家保险公司的走访发现,目前商业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承保面非常小,主要原因是商业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比较高,理赔勘定缺乏第三方机构认定,农民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度不高,购买积极性不高。因此,在推广过程中困难重重发展缓慢。

三、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创新

随着农业保险的深入推广,甘肃省现有的农业保险产品已经不能有效满足农户多层次的风险保障需求。指数保险是农业保险的一种创新发展,与传统农业保险产品不同,指数保险的赔偿并非基于实际损失,而是基于预先设定的参数是否达到触发水平,主要包括天气指数保险,区域产量保险,价格指数保险等。其中天气指数保险又称气象指数保险,是将一种或几种气候因素如降雨量、温差等指数化,并以这些指数为触发值,当指数达到触发值后,投保人就可获得相应赔偿,而不考虑该投保人是否遭受损失。区域产量保险是基于特定区域农作物历史产量来厘定费率并进行赔偿的保险。价格指数保险是当农产品价格低于既定价格指数时,对投保人给予赔偿的农业保险产品。全省从2013年开始研究玉米气象指数保险,并进行中药材产值保险和蔬菜价格指数保险的试点。

㈠玉米气象指数保险

近年来随着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大力推广,甘肃省玉米种植面积逐年扩大,2015年,全省玉米面积1513万亩,是甘肃三大粮食作物之一。玉米种植多遭受旱灾,为了使农业保险在玉米种植中发挥保障作用,2013年,甘肃省提出玉米气象指数保险的概念,兰州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王振军以西峰区作为研究区域,依据该西峰区玉米生产遭受的旱灾风险,设计不同干旱程度下的理赔指数,并根据不同程度干旱灾害的灾损率和与之对应的发作频率厘定玉米旱灾气象指数保险的保险费率。为当地政府完善玉米旱灾气象指数保险提供技术支撑和实证分析的建议。同时还对黄土高原区玉米气象指数保险的理赔指数及保险费率进行了研究,设计出甘肃黄土高原区玉米生产在不同气象灾害下的理赔指数,并根据不同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和与之对应的灾损率厘定出玉米气象指数保险的保险费率[1]。

㈡中药材产值保险

2014年,甘肃省保监局研发农业保险的地方险种“中药材产值保险”,在定西市陇西、渭源两县开展试行。每亩保费由政府补贴80元,药农承担58元至70元。与小麦、马铃薯等农业保险不同,这个农业保险不仅保产量,而且保产值。以党参为例,每亩保额2200元,可涵盖党参全部种植、收获成本。如果当年承保的党参,亩产乘以当地药材交易市场最近一个月内收购价的最低价,依然低于2200元,短多少钱,保险公司就赔多少钱。中药材产值保险不仅是分散农业风险的保险工具,也是破解药农小额贷款难的信贷工具。参保中药材产值保险的药农在春耕之际,还可以保险单为担保,在当地农信社就种植药材所需农资进行贷款。

㈢蔬菜价格指数保险

2015年,为降低市场价格波动对设施蔬菜造成的损失,防范农户和农场经营风险,促进农业生产,甘肃省财政厅和甘肃省农牧厅共同支持地方开展特色保险试点工作,支持金昌市永昌县开展价格指数保险,补助资金200万元。永昌县选择2万亩娃娃菜和青笋两种蔬菜品种作为第一批价格指数保险试点品种,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市分公司承办,保险公司与农户根据往年市场价格确定一个约定价格,娃娃菜0.27元/亩,青笋0.29元/亩,在成熟期15天的采集期内,若市场收购价高于约定价格,保险公司不用赔付,若低于约定价格,保险公司按照约定价格与收购价的差值进行赔付。截至目前,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市分公司统计,永昌县完成娃娃菜和青笋两种蔬菜品种价格指数保险面积1557亩,收取保费30多万。保险公司与农户根据往年市场价格确定一个约定价格,娃娃菜0.27元/亩,青笋0.29元/亩,在成熟期15天的采集期内,若市场收购价高于约定价格,保险公司不用赔付,若低于约定价格,保险公司按照约定价格与收购价的差值进行赔付。

四、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面临困难

一是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不足,宣传力度不够。甘肃省是全国经济欠发达省份,受南北扁平、东西狭长的地形影响,绝大部分农户种植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小,农户种植的面积分散,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低。2014年甘肃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736元,不到城镇居民纯收入的1/3,而且农民收入来源单一,收入不稳定,购买力明显不足。全省农业生产者的文化水平大都不高,自身教育水平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很难意识到农业保险对其产生的巨大帮助。一旦由于自然灾害而使其遭受损失,他们选择的是听天由命,依靠政府的救济补偿虽可抵消一部分损失,但农户的投保积极性很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在政府方面,对农业保险的宣传不到位也是制约农业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查发现,全省许多地方的农民至今未听说过农业保险这一概念,更别提能够积极购买农业险种。

二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财税补贴支持力度不够,资金筹措较难。我国的农业保险补贴由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县政府和农户共同承担。如此设计,从理论上看对强化不同主体积极参与管理、提高补贴资金的多元化,具有多种优势,但事实上,对地方财力不足的地区农险补贴加重了地方财政支出的压力。甘肃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补贴,地方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能力较弱。近年来甘肃省财政又对部分县区财政实行直管,原来市州承担的补贴资金也要由县财政承担,县上筹集资金的压力较大,政策性农业保险配套补贴资金难以到位。有些地方政府限于自身财力,为减少财政负担,对地方配套规模做出限制,直接影响农业保险参保规模的扩大。以永昌县的蔬菜价格指数保险为例,原计划2015年的投保面积是20000亩,由于县政府财政支出困难,最终的投保面积只有1557亩,只完成计划面积的8%。

三是农业保险品种创新不足,赔偿金额低。我国在2009年推出了小麦气象指数保险,随后陆续推出了绿叶菜综合成本价格保险、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养殖保险,使农户得到了更多更实惠的风险保障。我省属东西狭长地带,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差异比较大,各市州都有不同的特色优势产业。目前,甘肃省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的险种有10个。其中奶牛、藏系羊等9个险种属于普通种养产品,只有马铃薯属于甘肃省资源优势产业。由于气候变化敏感,生态脆弱,常遭受干旱、冰雹、沙尘暴等极端天气的危害,使农民的生产和收入造成很大的损失。在农业保险品种的创新上发展缓慢,缺乏创新,没有因地制宜的设计出符合各地特色产业的农险产品。除此之外,保险赔偿金额较低也是制约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一个瓶颈。2012-2014年甘肃省政策性保险保费财政补贴以牦牛为例,一头成年牦牛2014年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16000元,而保险赔偿金额每头只有2000元,赔付金额只是市场价的10%~12.5%,致使农民对相关保险缺乏兴趣。

四是缺乏农业灾情核定标准及专业人才,农民理赔难。理赔是保险业务最难把握也最容易带来分歧的环节,况且农业保险不同于普通商业保险,农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查勘理赔的高难度性和对定损人员的高要求,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队伍中专业技术人员处于极度缺乏的状态。农业保险理赔的重要环节就是去现场勘查、定损,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员和经费,没有专业和负责的协保员,在自然灾害发生致使农作物大面积受灾时,保险公司不能及时勘查理赔,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投保积极性。加之由于没有技术性较强的专业仲裁机构,灾害损失难以确定,赔偿容易出现理赔纠纷,从而影响下季作物的投保进度和投保率。

五、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一要提高农户投保意识,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农业保险的参与主体是农民,没有农民的主动参与,农业保险的发展无从谈起。我省农民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差,农民参与保险的意识低,许多农民觉得农业保险可有可无,不是非买不可,觉得即使买了农业保险也不会起大作用的。农业保险的发展在于真正提高农民风险防范和自愿投保意识,只有农民真正了解保险、选择保险,才能有效推进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因此,政府和保险公司应采取不同宣传方式和宣传手段来宣传农业保险,如甘肃12316三农信息服务平台、村委会公开宣传栏、农村村口墙体文字宣传等,向农民宣导农险保费的重要意义,让农民了解投保的益处,切身感受参保的积极作用,逐步由依赖政府救助意识寻求向自我保障转变,提高参保积极性。

二要完善政策扶持机制,减轻县级财政压力。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必须以政府财政支持为主。根据全省当前财经现状,可适当加大中央、省、市财政补贴比例,从政策上对财政困难的县级政府在农业保险给予特殊的政策倾斜,对保险公司实行一定的激励措施。依据精准扶贫工作的要求,可将参保费降至大部分农民可以接受的水平,取消贫困户农业保险的自缴部分,让更多的农民得到风险保障。同时,对保险公司农民自治合作组织,包括专业合作社、种养协会、经销协会以及以农产品加工企业为核心的订单农民集合等社团和法人组织的经营亏损进行补贴。

三要发展新险种,扶持特色优势产业,提高赔偿金额。从甘肃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开发新险种。在气候上,由于我省农作物多遭受旱灾、涝灾、雹灾、风灾,严重的影响着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经常发生“谷贱伤农”情况。如2014年榆中县菜花每斤5分钱贱卖的伤农事件,严重的挫伤了农民的种菜积极性。针对这些实际情况,甘肃农业保险应借鉴发达省市的经验,发展气象指数保险和价格指数保险。同时应积极创造条件,在当前10种已纳入中央财政补贴险种的基础上,争取尽快将各地特色产业保险纳入中央补贴范围,提高赔偿金额,激发农民的投保积极性,让农民觉得购买农业保险能够使他们得到实惠,减轻受灾损失。

四要加强机构人才等基层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农业保险技术性强,不仅需要大量精算、管理等复合型人才,更需要懂农业技术和保险技术的一线人才。全省目前,普遍面临着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企业在内专业人才匿乏、经营技术落后等问题。经办单位通过引进和自己培养等方式吸引人才进人农业保险领域,政府规范协同运作机制,建立保险公司与基层政府协同推广农业保险的规范机制,支持承办农险公司在乡镇铺设基层农村网点或者建设三农服务站。投保和理赔两个关键环节,因此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对协助办理农业保险业务的基层涉农机构的业务指导,制定合法、科学、有效的业务管理和理赔制度。

参考文献

5.甘肃会宁农业现状 篇五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转移,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决定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配置结构会由一、二、三转为三、二、一的格局。纵观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律, 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也都会出现:第一产业 (农业部门) 的劳动力比重下降, 第二、三产业的劳动比重上升的趋势, 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但是, 统计数据却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甘肃”。

一、甘肃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国际上将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降到15%以下、就业比重降到20%以下, 作为完成工业化的标准[1]。表1统计的是甘肃省近十年的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情况, 文章所有数据来源于2003—2013年的《甘肃发展年鉴》。

数据表明, 直到2006年甘肃省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才降至15%以下, 似乎达到了工业化的状态。但是结合该产业的就业比重可以看到, 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63.23%远高于20%的标准, 离实现工业化相距甚远,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很不协调。配第克拉克定理中关于就业的描述是这样的:由于产业间收入的差异, 劳动力会向更高收入部门转移, 于是出现了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缓慢变化,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逐步提升的过程, 这才是产业结构和劳动力配置的合理方向。但甘肃省的数据清楚地显示:产值最低的第一产业竟占据了劳动力数量的60%左右, 而产值相对多的二、三产业只占据了劳动力很小的份额, 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对应的就业结构出现极大偏差。此外, 依照经济学原理, 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应该是趋于一致的, 但是结合图1来看, 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不一致的。此现象反映出的问题就是:甘肃省第一产业拥有了“过多”的劳动力, 转移现状令人堪忧。

另一方面, 从“就业产值弹性”来说明甘肃省劳动力存在的问题。就业产值弹性, 是指某一时期某一行业就业比重变化量百分比与产值变化百分比的比值, 即行业产值平均每变动1%, 劳动力相应变动的百分比[2]。公式表达为:

转化为对数线性模型进行测度, 令

对其求自然对数, 得

式中的β1即Ee。

根据2002—2013年的《甘肃年鉴》整理得到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和产值数额, 运用Eviews软件, 分别对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和产值数额依照公式进行回归方程分析, 数字1—3分别代表第一、二、三产业, l表示劳动人数, y表示产值数额, 得出如下方程。

第一产业的就业产值弹性方程为:

第二产业的就业产值弹性方程为:

第三产业的就业产值弹性方程为:

由方程知, 第三产业的就业产值弹性0.048348是最高的, 说明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最强。其次是第一产业, 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次之。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产值弹性值是负值-0.117441, 说明该产业容纳的劳动力已经饱和, 需要劳动力的转出。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最强, 但是数据反映甘肃省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仅占到22%左右, 可见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远未发挥出来, 原因是第一产业中滞留了大批劳动力, 难以转移出来。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困境的探究

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容忽视, 它关系到农业现代化以致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问题[3]。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推力”来自于农业内部的转移动力, “拉力”即非农部门对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牵引力。

(一)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推力不足

拉尼斯———费景汉首先肯定了刘易斯的结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所需的劳动力, 另外还补充道“农业在为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同时, 还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农业剩余”[4]。这一补充意义重大, 若只强调两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转移而忽视了转移的“最根本动力”———农业剩余的话, 农业劳动力的流出也只会是暂时的现象而不能持久、稳定。没有农业剩余作为后备支持, 农业的基础性地位都未能得到保障, 劳动力就不可能从农业中释放出来。没有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支持, 也就无从谈及为工业的发展奠定根基, 进而劳动力失去了转移的动力。农业剩余的获得依靠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表2显示, 甘肃省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在提高, 但工、农业间的生产率之比在逐年拉大, 农业生产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点从表1中也能得到很好的印证:农业占据了数量庞大的劳动力, 但是对产值的贡献却只维持在大约16%的水平上。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农业剩余不充分, 劳动力很难从农业部门中释放出来, 即农业部门自身的“推力”不足, 表现出来就是大批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

(二) 未能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适度规模经营才能获得规模效益, 即要求各种生产要素 (土地、设备等) 进行最优化的组合并得到使用。土地方面, 全国范围内 (当然包括甘肃省) 由于历史的原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耕地被无限细分, 分散的、小规模的土地形式严重制约了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设备方面, 机械工业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效应:甘肃省整体复杂的地貌 (山地、高原、沙漠等) 和残酷的自然条件本身就对机械的使用造成了一定的干扰、限制。再者, 机械科技创新能力的缺乏和农民使用机械的力度不足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三) 第三产业发育迟缓, “拉力”作用不明显

“拉力”来自于非农部门对农业部门劳动力的牵引力。非农部门是指除农业部门以外的部门, 即第二、第三产业部门, 但是由“就业产值弹性”看来, 第二产业的就业产值弹性系数是负数, 说明该产业的劳动力已经饱和, 开始排斥劳动力, 所以在此只需要考虑第三产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据相关数据统计, 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早已达到了60%—80%的水平了, 目前国内的平均水平也已达到35%。但是据表1显示, 甘肃的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大约是22%, 相比之下真是“相形见绌”了。由此可见, 甘肃省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牵引能力远未发挥出来。立足甘肃省的实际情况, 将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归因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受产业结构刚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城镇化水平低, 对第三产业的承载能力弱。

1. 产业结构刚性抑制第三产业发展。

甘肃省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而资源型城市的主导产业会随着资源的枯竭而逐渐萎缩, 但受“路径依赖”的影响, 该地区的资源型产业无法实现顺利转型, 此时的资源优势变成了产业刚性束缚了。由于战略发展的需要, 解放初以来, 国家在西部地区进行的一系列产业投资等措施奠定了甘肃省工业基地的地位, 同时这种典型的“国家推动型外援开发”和“以资源为依托”的重化工业结构, 也造成了甘肃省工业“一枝独秀”的格局[5]。重工业本身对于劳动力的容纳能力就是十分有限的, 同时产业结构刚性会通过“挤出效应”致使其他产业部门长期得不到发展, 尤其是对第三产业的抑制, 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导致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承载能力无法发挥出来, 大部分的劳动力滞留在低效益的农业中。

2. 城镇化水平低, 承载第三产业能力弱。

城镇是孕育第三产业的载体, 城镇化水平决定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城镇发展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引发居民消费方式的转变进而带动了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朝向多样化、精深化发展;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融入、流转, 促进了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城镇化遵循的是以人为本的理念, 需要依靠科教文卫等第三产业去全面实现人的城镇化。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各项基础设施的配置才能得到完善、投资环境才能得以优化, 城镇的集聚效用才能发挥出来, 促使更多的第三产业在城镇“落地生根”。

2002年甘肃省的城镇化水平是25.69%, 直到2012年, 城镇化水平才达到38.75%, 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差距仍十分明显。刘爱英 (2011) 指出城镇化与第三产业为正相关关系, 且相关性强[6]。因此, 城镇化化水平低, 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不明显, 第三产业发育迟缓, 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拉力不足, 致使大批人口滞留于第一产业中。

三、劳动力转移的出路

从上述分析知, 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低、城镇化水平低致使第三产业发育迟缓是造成农业劳动力转移困境的原因。但正是因为有这些不足, 才有了改善的空间和余地。

那么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应该何去何从呢?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有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异地”转移的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 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就业比重会相对上升, 而农业部门的会相应下降, 也就是说, 农业部门中富余的劳动力可以转移进工业部门中, 以从事非农产业的身份从农村、农业中转移出来。这种异地转移的模式尤见于改革开放30年来, 大批农业劳动力离乡背井向东部、沿海城市迁移的浪潮中。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中关于农业改造的思路, 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另外一条思路, 即“就地转移”。舒尔茨的理论相比于刘易斯的理论进步在于, 他并没有局限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把城市工业和农村农业孤立地看待, 而是提出了农村工业化的畅想。农村工业化的实质就是将各种生产要素 (人力要素、资本、机械) 注入传统农业中实行工业化的农业运作。农村工业同农业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 与农业的关联效应大, 甚至有些就是农业产业链的延伸[7]。这种转移模式允许农民可以不用背井离乡, 而是扎根本土就能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 即离土不离乡, 实现了农业劳动力就地化的非农转移。

四、甘肃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途径探究

上述的分析, 一方面找出了甘肃省农业劳动力转移困难的原因: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第三产业发育迟缓。另一方面, 也给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出路: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统筹两个方面考虑, 给出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建议如下:

(一) 实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加大转移“推力”

1. 加大农业机械使用力度。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在于未能实行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 而适度规模经营要求实现各种要素的优化组合, 其中就包括设备 (农用机械) 的使用。同时, 要依靠农业技术的革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而技术革新最终还要落实到农用机械的创新和使用上, 这是农业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应加大资金和科研支持的力度, 尤其是在农机的研发、应用上, 生产出的机械对于不同的耕地面积、土壤类型都要具有普适性。在推广普及方面, 各方面工作要落实到位:从宣传角度来说, 培育一批可以深入到田间地头、起示范作用的农业科技人员, 宣传、普及农机的具体操作方法。农民的文化层次普遍偏低, 注定了他们是接收新知识、新技能的弱势群体, 如果宣传、指导工作不到位, 会造成农民对机械操作只能“望洋兴叹”, 加大农机使用力度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了;从农民接受机械化操作方面来说, 首先要确保农民从心底渴望接受农机的使用, 其次协助他们使之有能力接受并且使用机械, 这方面需要依靠政府在财政方面设立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大多数农民朋友对于机械的使用, 最初是会存在抵触心理的:一方面是因为受自身技能素质的限制, 再者, 就是碍于购置机械的大笔费用。所以应按照上述方案实施, 只有全方位的提升农机使用力度, 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生产出更多的农业剩余, 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加大“推力”。

2. 落户于小城镇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

一方面,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先决条件。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的途径, 实现了土地要素的整合、劳动力资源的优化、规模效益的获得, 满足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

另一方面, 落户“小城镇”是理性的选择。从生产要素方面来看, 小城镇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 就近收获的农产品可以直接运送到当地的厂房, 进入产业链加工阶段, 节省了运输成本。同时, 生产过程对于劳动技能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可以直接吸纳当地最普通的农村劳动力 (以妇女居多) , 节约了劳动力成本。已婚女性农民由于受到家庭因素的制约, 难以离开乡村故土外出务工[8]。从产业布局方面来看, 选择乡村和城市都不切实际, 地广人稀的乡村无法实现生产要素的集聚, 也就谈不上产业化生产, 代价高昂的城市更是不太可能。唯有小城镇为乡村和城市间产业的空缺搭上了一条板。总之, 落户小城镇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进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同时, 这种转移就是所谓的就地转移模式———离土不离乡, 当地的农业劳动力从事的是区别于传统农业的、是与二三产业结合后的生产, 实现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就地转移。

(二)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加大转移“拉力”

1. 积极调整甘肃省的产业结构刚性问题。

在轻重工业的协调上, 扶持地方特色轻工业的发展, 重点发展名优特产品加工业, 促进轻重工业产业链的延长与融合, 提高加工层次, 使加工工业重心后移, 同时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 突出以丝绸之路为主线, 依托兰州、敦煌、天水等城市的旅游产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保险和现代物流业[9]。

2. 依托交通区位优势, 推进城镇化建设, 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已有研究显示, 甘肃省的主要经济绩效产生于以陇海、兰新铁路以及西兰、兰新公路和西安、兰州、嘉峪关、敦煌、乌鲁木齐航线为横轴, 以包兰、兰青铁路及包兰、甘川公路和兰州、庆阳航线为纵轴的“大十字”型骨架上[10]。要依托“大十字”的重要战略位置, 重点提升交通运输能力, 为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通提供便捷。依托区位优势, 在交通运输的结点处重点建设、发展城镇, 配以政府各项基础设施的完善, 全方位、多角度地发挥出城镇的集聚功能, 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而广阔的平台, 加大对农业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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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爱英.中国城镇化水平和就业结构关系的协整分析[J].特区经济, 2011 (2) :264-266.

[7]李金龙.发展经济学视阈下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以安徽阜阳为例[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 (6) :50-51.

[8]杨乐乐.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微观因素分析——基于全国7506个样本的实证研究[J].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6) :83-87.

[9]李兴江.甘肃工业化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