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古代都城特征(精选4篇)
1.简述中国古代都城特征 篇一
审美特征:
一、强烈的现实性
1、语言通俗化、平民化。
中国戏曲按照传统的观点,到宋元时期达到成熟,主要代表就是杂剧和南戏。南戏最初是以一种民间艺术的姿态登上戏曲舞台的,有文人以宋人之词,加上里巷歌谣、村坊小曲,市女顺口可唱,自由亦复自然。
2、表现大众生活,传达百姓感受,引起共鸣。此类南戏的主要代表作有高则诚的《琵琶记》等。
3、反映社会问题。
北方的杂剧虽然并不像南戏那样深入民间,还有比较规范的“宫调”系统,但是却以反映沉重的社会问题为主流思想,揭露了腐朽的封建思想和社会现实。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对贪官污吏、权豪之罪恶的揭露,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对思想苦闷的解脱等等,都在元杂剧中得到体现。其代表作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窦娥冤》、《西厢记》等。
进入现代,尤其是解放后,一批反映新中国人民生活翻天覆地变化的戏曲也陆续搬上了舞台,成为时代的艺术。
二、虚拟性
通过剧中人的语言,借助观众的联想,构筑特定的景物和环境,“戏随人走”。
西方戏剧重实轻虚,侧重真实自然的舞台表现方法,具有写实性;而中国古典戏曲重虚轻实,讲究虚拟写意的程式表现,具有写意性。
三、程式化
戏曲表演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式规则,舞台上不允许有自然形态的原貌出现。一切自然形态的戏剧素材,都要按照美的原则予以提炼、概括、夸张、变形、使之成为节奏鲜明,格律严整的技术格式。演唱中的板式、曲牌、锣鼓经,念白中的韵味、声调,表演中的身段、手式、步法、工架,武打中的各种套子,以至喜怒哀乐、哭笑惊叹等感情的表现形式等等,无一不是生活中的语言声调、心理变化和形体动作的规律化,即程式化的表现。诸如马鞭一挥就表示上路启程,舞台“圆场”瞬息千里,一支船桨即舟载行人等等,都是“程式化”写意美学的具体表现。
三、“意境”美学
有的学者认为,戏曲的起源应追溯到诗歌产生之初,因为诗歌在产生之初就具有表演性和音乐性。的确,戏曲与古典诗词的关系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形式上,戏曲的唱词多数直接引用诗词的格式,前面标记有词牌名或曲牌名。南戏就是“以宋人之词”,和曲而唱。反之,戏曲的有些唱词完全可以单独成诗成词,如《西厢记》: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假如脱离了《西厢记》,这依然是一首绝妙的散曲。而在内容上,戏曲也受到诗歌的影响,追求“意境”美学。王国维在概括元杂剧和元南戏的美学特征时说:其最佳之处,都可“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心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宋元戏剧考》)。所谓“意境”,即寓情于景,以景抒情,情景交融,在人的思想情感与天地自然之间达到高度的结合、统一。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所以只有利用语言来创造意境,与诗歌不同的是,戏曲作为一种音乐、舞蹈、语言等的综合性艺术,在实现“意境”创造的过程中,既要利用语言这一基本要素,又要利用音乐、舞蹈、舞台设计等多种手段,而各种要素之间又是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
戏曲艺术呈现过程中,审美主体的思想情感往往决定当时的舞台呈现和音乐走向,即移情入景,使实境染上感情色彩,具有情趣,并随着主体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作为审美客体的实境被情感色彩渲染之后,又引起主体情感的波动,并在其中得到升华。观众在情景合一所产生的美感中获得的审美境界绝不只是停留于对舞台形象实境的审美认知,而是通过实景的启示和诱发,获得一种更加隽永的直觉感悟和艺术趣味
因此,戏曲的艺术呈现更注重一种情与景的融合、和谐和互动式的关联,而观众和演员也在这一氛围中获得一种默契,共同完成一次审美活动。
从内容上来看,中国戏剧特别强调抒情、传神、整体美。例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表现青年的爱情故事,两者都非常富于抒情性,但两剧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莎剧在哲理性、动作性方面见长,抒情性则是汤剧见长,莎剧远远不及汤剧。汤剧那笼罩全剧的氛围,那人物内心情态的表现,都具有诗化的特征,具有非同一般的感情容量。“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响,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一缕细长柔弱的晴丝吹进了静静的庭院,逗起了情思,春天少女的心绪是多么如游丝般的摇曳飘忽啊!慢慢地等待那激动跳跃的心平静下来,唯恐他人觑见内心的秘密,陡然在镜里看见自己的面影,一霎那的慌乱,梳好的头发都激动得乱了......你看少女的感情多么细腻丰富!
对于传神,容易理解。同样是内心善良,外形丑陋的人,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西莫多是写实的,实实在在地化装得很丑,而《玉堂春》中的崇公道,脸上略加几笔,鼻子涂一片白,我们就明白了,这就是不求形似,而求传神。
中国戏剧强调内容上的完整性,强调有头有尾,强调内在联系,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整体美。
和国内的文学体裁相比
同诗歌、散文比较,戏曲具有小说般的容纳广阔生活、结构复杂事件的艺术能力。戏曲文学运用托物比兴、情景交融,更丰富,也更酣畅。
戏曲文学对托物比兴、情景交融的造境方法进行了广度的扩展和深度的开拓。在戏曲文学中,景物描写总是与人物性格刻画融为一体的,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心境不同,对景物的领会、感受和描述也就不同。
与诗词不同,戏曲文学的意境主要不是指剧作家和客观对象、剧作家和人物形象的关系,而是指剧中人的主观情思和客观的自然景象的关系——后者隐含于前者之中。易言之,戏曲文学的意境实质上是戏曲形象自身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戏曲剧本的篇幅,杂剧一般为四至八折,戏文、传奇一般为三十至五十出,少则数万字,多则十数万字,由生、旦、净、末、丑等角色扮演十几个以至几十个人物。这样的艺术容量,足以相当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戏曲在结构众多人物和复杂事件时,往往不作平铺直叙,而是利用折与折、出与出之间的自由转换,灵活地调动时间和空间,使事件的进展曲折变幻,波谲云诡,同时又脉络贯通,一气呵成。
同小说比较,戏曲具有诗歌般的抒情写意的艺术能力。
古典戏曲文学继承了中国诗歌传统的托物比兴、情景交融的造境方法,包括借景言情、景中有情、情中有景等多种表现形式,其结果是构成诗的意境。
与话剧相比,中国戏曲具有相对的固定性。话剧可以让每个演员根据自己对剧情的体会,根据实际生活和塑造人物的需要设计自己的动作。同时从结构方法上来看与传统的话剧也有区别。话剧虽有一条主线贯穿全剧,但是它的一幕或一场,情节的主线与副线总是纵横交织,如同绕成的线团一样,形成一个立体的团块。而中国戏曲常常采用点线结合,每一出戏一条主线,每一场戏一个中心事件,强调一线到底,有头有尾,脉络分明。比如曹禺的《雷雨》,幕一拉开,复杂的人物关系,尖锐的冲突,立刻就呈现在观众面前:四凤与鲁贵、鲁贵与大海、四凤与繁漪、繁漪与周萍、繁漪与周冲、周朴园与繁漪、周朴园与周萍,参差交错,四幕戏就是四个团块,全剧用一根隐伏的主线,把四个团块串联、组合起来,展示了一幕深刻的人生悲剧。比如《西厢记》共五本二十折(有说二十一折):第一本里面第一折,惊艳;第二折,借厢;第三折,酬韵;第四折,闹斋。确实是一折一个中心事件。
2.中国古代宫廷宴简述 篇二
中国宫廷御宴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历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我国在原始社会时期,“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盖巢穴为初民之居处。而其饮食则由果食时代,进而为鲜食时代,再进而为熟食,则神农时也。火化始燧人,民间渐脱菇毛饮血之俗。”(《中国风俗史》)到唐尧时,“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尧粝粢之饭,藜藿之羹。”(《淮南子·精神训》)是说取用一种灰色野菜和豆叶煮成的一种菜羹。相传唐尧长期与民共食此羹。虞舜继位后,虽然有了各种美味,但也常食“藜藿之羹”以怀念前人。
到了夏朝帝启为王时,开始建立帝王宫廷。为宫廷服务的膳食机构也随之而设。夏朝宫廷首设“庖正”专门负责帝王膳食。《帝王世纪》说“桀有昏德,为酒池,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太平御览·尸子》:“桀,欲长乐以苦百姓,珍怪远味,必南海之荤,北海之盐,西海之蔷,东海之鲸。”同时。九州进贡珍贵食物增多。婚礼、丧礼、祭礼、养老礼开始实施,饮食之礼为尚,宫廷御膳萌芽。
商朝是我国奴隶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宫廷膳食机构相应扩大。从成汤开始,宫廷就设有御厨。还有“庖正”、“内饔”、“宰夫”、“司鱼”等各类膳食官员,分别主管帝王的膳食和祭礼等。商宰相伊尹。原是御厨。因善调五味,做“鹄鸟之羹”,并有治国安邦之才,被商汤赏识而任宰相。此外,商朝开始“鼎食制”,天子、诸侯膳食开始分等级。“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土三鼎”,一鼎即一菜,这是商朝规定的祭祀和宫廷官员用膳的制度。
周朝的宫廷御膳更为完善。周代的食官归“天官”之列。根据《周礼》的叙述,又分为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甸师、兽人、放人、鳖人、腊人、食医、酒正、酒人、浆人、凌人、笾人、醢人、醯人、盐人、幂人等二十余种,共二千二百九十四人。其中直接操作人员共一千八百一十六人,管理官员四百多人。仅仅为了周王室的少数成员膳食,就设置了这么庞大的食官阵容,御膳之盛。可想而知了。
周代,名菜已成批出现,其中有天子食用的“八珍”:淳熬、淳母、炮豚、炮羊、捣珍、渍、熬、糁、肝膂;羹菜:大羹、和羹、铡羹、鸡羹、羊羹;还有糯豚、濡鸡、濡鱼、濡鳖、牛炙、羊炙、豕炙、鱼炙、鱼脍等各种菜肴。宫廷饮料有“六清”、“五齐”、“三酒”等。值得注意的是,周代设置了“食医”。“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百珍之齐。”就是说,医官掌管着御膳的调和剂量。剂量要相成相宜。膳食荤素与主食搭配适宜。调和五味,春天酸味宜多,夏天苦味可盛。秋天辛味应足,冬天多一点咸味,甘甜四时可调。这些宫廷菜点的制法与理论,是前朝所没有的,又为历代所应用。可以说,《礼记》是我国最早的御膳食典。
秦汉时期的宫廷食礼和等级,基本上沿用了周代的制度,但在宫廷采用的食物和菜点、烹调方法、炊具与食具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食物中的蔬菜,除了周代沿袭下来的三十多种外,又增加了从西域和国外引进的黄瓜、茄子、大蒜、胡萝卜等数十种,还出现了豆腐和豆制品。肉食品除了牛、羊、猪、狗、鸭、鸡外,鹅、兔、雁、鹤、鹿、豹、熊食用较多。但汉代最普遍食用的以狗肉为首,其次是猪。宫廷名菜有狗肉、煮鹅掌、禁筠、鲭鲜、王侯鲭、鹿脯、胃脯、脍残鱼、虾蟆、玉盘、黄瓜、脍鲈鱼、烤猪、七宝羹、莼菜羹等。
在汉代,由于铁制炊具和食具代替了铜器,汉代普遍使用了铁锅。铁锅传热快。食物易熟,这就促进了烹调技术的发展。除了烧、蒸、脍、炒、煮外,还有作寅法、鱼鲜、脯腊、羹腥法、蒸、炙法。作菹藏、生菜法、素食等三十多种烹调方法。在《齐民要术》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汉代早、中期宫廷膳食的概况。
隋代,那个靠杀父而登上皇帝宝座的炀帝杨广在宫中花天酒地,饮馔极丰。他所食用的馔品,一部分名目保存在谢讽所撰《食经》中,如急成小饿、飞鸾脍、咄嗟脍、剔缕鸡、龙须炙、君子钉、紫龙糕、象牙健、白消熊、专门脍、折筋羹、朱衣饿、天孙脍、月华饭、无忧腊等五十多种。这些自然都是美味,不过现在人们没法完全弄清它们的配料及烹法,有些馔品甚至令人不知所云,弄不清菜肴究竟为何物,要再现当年的风味也许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了。
唐宋两代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强大的朝代,物资丰富,粮食满仓,烹调技术十分发达,宫廷御膳大为发展。
唐代承袭隋制设光禄寺“掌酒醴、膳羞之政,总太官、珍馐、良酝、掌醢四署”。其中。太官署掌供祠宴朝会膳食。珍馐署掌供祭祀、朝会、宾客之庶馐。良酝署掌供五齐三酒郁鬯。掌醢署掌供醯醢之物。宫廷的饭有雕胡饭、黄粱饭、御黄米饭等以及各种饼食、馄饨、冷面等数十种。炙菜、脍菜、蒸菜、烧菜、炒菜、羹菜各有数十种,如驼峰炙、象鼻炙、玲珑牡丹蚱、野猪鲜、驼蹄羹、清凉腥碎,还有遍地锦装鳖、熊白啖、五生盘、醋芹、雪婴儿、凤凰胎、光明虾炙、箸头春、乳酿鱼等名菜上百种。
唐代建都长安后,宫廷曾召集了全国各地名厨入宫,制作御膳,烹调技艺精巧。如“消灵炙”,是将一羊之肉仅取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败臭”;又如“浑羊殁忽”一菜,实际是用一只烤鹅,但为了保证鹅肉肥嫩,烹制时,用羊肉裹包,待羊肉烤熟,里面的鹅肉也熟了。还有出骨的蟹肉制细卷、鸡丝等。
唐代有国宴、龙凤宴、曲江宴、烧尾宴等,仅大臣进献帝王食用的“烧尾宴”,就用菜五十八款。举行国宴时,动辄有数百人参加,排场大,十分豪华。
宋代宫廷食用的御膳菜点也有数百种。名菜有烧羊肉、羊舌签、螃蟹羹、鲜鱼脍、坑羊、荔枝腰子等上百种。宋代宫廷宴会排场更大,光是清河王张俊进献宋高宗的御宴,用菜用点达二百三十余款,用莱之多,前所未有。
与宫廷豪华的御宴相比,宋代的文人社会还是提倡饮食节俭之风的。如撰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他与文彦博、范纯仁等这些身居相位的同道们相约为“真率会”,每日往来,不过脱粟一饭,清酒数行。相互唱和,亦以俭朴为荣。其他如苏东坡、陆游等大家也亦如此。
辽、金、元三代的宫廷御膳与汉族不同,都以牛、羊肉
为主,主食以饽饽面食为主,饮料以乳酪为主。辽、金还大量食用野味,元朝则以蒙古风味为主。在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中,曾记载了元朝宫廷御膳一般菜点、珍馐和饮料莱两百一十一只,其中帝王常用的“聚珍异馔”有九十四只,以羊肉和牛肉为主的占90%左右,多数为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菜点。如马克答吉汤、八儿不汤等。元代的宫廷御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重食与养、食与医的结合,这是元宫廷太医忽思慧的一大创造发明。
明朝宫廷御膳机构庞大,上设尚食局,下设光禄寺和太常寺,其御膳房管理人员高达近五千人,宫廷御膳常用菜点有二百款以上。四季名菜较多,春食鲜虾、河豚、蛤蜊肉、桃花;夏食笱鸡、白肉、莲汤、鲥鱼;秋冬有蟹肉、糟猪蹄尾、糟瓜茄;冬食羊肉、烧鹅、烧猪、酒蚶、糟蟹。为了供皇家吃银鱼,还专在天津设了“银鱼太监”。在《明宫史·饮食好尚》中详细记载了明代的宫廷食谱。
嘉靖时候,光禄寺办御膳所开销的银两,一年要用三十六万两之多。嘉靖皇帝见开销太大,疑心有人做了手脚。说:“现在我这个做皇上的。妃嫔仅十余人,宫中也罢除各种宴筵,如此有二十年了。朕的日用膳品。都是些下料,根本没法咽下肚里,十坛供品,还抵不上一餐茶饭。朕真不知道这三十余万用到了什么地方?”于是便自查伙食账,查来查去发现了许多窟窿。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手脚做到了皇帝身上,在封建社会中,一点也不稀奇。在后来清代宫中也有类似的舞弊行为。《清宫述闻》说:“光绪每日必食鸡子四枚,御膳房开价至三十。”买来的鸡蛋比银子还贵,也算够黑的了。可是,在皇帝的脑瓜中,也许认为鸡蛋大约就是这个价钱。《春水室野乘》记载:乾隆召见汪由敦,问道:“你一大早就来上朝,在家可曾用些点心?”汪答日:“为臣家计贫寒,每天早餐不过吃四个鸡蛋而已。”乾隆愕然,回问:“鸡蛋一个需费十金,四个就要四十金!朕尚不敢如此纵欲,你却还自言贫穷得很。”汪大臣知道皇帝被蒙事,不敢直言,唯唯而退。
清代是我国宫廷御膳发展到最高峰的时期。历代所有的名菜、名点、名酒、名宴都云集于宫廷,用料之精、菜点之多、烹调水平之高,宴会排场之大,均超过历代。
清宫御膳的机构特别庞大,御膳房众多。故宫内部就有皇帝、太后、皇后、朝廷大臣的各种膳房。同时,在圆明园、颐和园、承德山庄、热河、滦河、张三营和沈阳盛京故宫等处都设有御膳房,人员达上万人。乾隆和慈禧太后时,每餐用菜百品,除猪、牛、羊、鹿外,鱼翅、海参、燕窝、鲍鱼等各式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乾隆皇帝认为食以养阴为主,御膳中增加了“燕窝金银鸭子”、“燕窝三鲜鸭子”、“燕窝烧鸭子”、“燕窝熘鸭条”等,形成“四燕”、“四鸭”。到了慈禧太后时,几乎顿顿都离不开“四燕”、“四鸭”了。
一般认为,“满汉全席”是清代宫廷规格最高、用料最贵、用菜最多的国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客观地说,“满汉全席”是源于清代继于民初的一种大型宴席。此种宴式应该是在满清入关后逐渐形成的。它既和宫廷宴式有关又和其无关,主要还是在民间炒作起来的。满清入关前,宫廷筵席非常简单,就是皇帝出席的国宴,也不过是十几桌、几十桌,食品主要是牛、羊、猪、兽肉,用解食刀割肉为食。
清入关后,宫宴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六部九卿中设了光禄寺卿。我们天津就曾出过两位光禄寺少卿。一位是咸丰“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一位是题写“劝业场”的华世奎。当初的宫宴满汉席是分开的。康熙举办的三次“千叟宴”都是分满汉两次入席。后来才在满族传统饮食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原南菜(主要是苏杭菜)、北菜(津齐鲁菜)的特色,建立了较为丰富的宫廷饮食。而热闹的“满汉全席”只是官府、民间商家的一种接驾或接官宴式而已。(详见拙文《满汉全席是否源于天津?》)
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到清代这几千年中,历代皇宫都有自己的宫廷御膳。其花色品种之多,制作之精细,形状之美,口味之佳,均胜过一般的地方名菜。此外,还有许多礼仪以及“以乐侑食”、“伴舞”等与御宴相配的服务礼仪与饮膳形式,严而有序,相当繁琐。
中国宫廷御膳是中国名菜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帝王都以“食”为礼,讲究吃喝玩乐。挥霍民脂民膏,创造了许多珍贵的名菜,如周代的“八珍”,隋唐的金商玉脍、缕金凤蟹,两宋的旋鲜、蟹酿枨,辽金元三代的貔狸、柳蒸羊,明代的烤鸭、清蒸鲥鱼,清代的炙鹿肉、八宝豆腐等约有千种之多。随着年代变迁,封建王朝更迭,大批御厨流落民间,于是大量宫廷菜成为地方名菜。如陕西的“炸鹌鹑”、“奶油锅子鱼”,就是由唐宫名莱“箸头春”和“乳酿鱼”演变而来。北京的烤鸭、浙江的赛蟹羹、扬州的文思豆腐、四川的太白鸭子、广东的烤乳猪,亦是如此。
此外,中国宫廷菜早在唐代开始就传播于世界。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中国粽子已成为日本宫廷的“御粽”。秦汉宫廷食用的腌赢莱(腌酸菜)是由鞑靼人从中国引往欧洲的。“满汉全席”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先后流传到日本、新加坡、美国、法国等地,一时形成了品尝中国宫廷菜热。总之,中国的宫廷宴及菜点,不仅是中国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而且在世界的食文化中也是独树一帜,异彩纷呈。
3.简述中国古代都城特征 篇三
浙江温州市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孙双武
摘 要:从近年来新课程历史高考试题的命题选点来看,《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专题是命题的“高发地带”,每年都有试题出现。本文拟从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等四个阶段,对新课程历史必修1专题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知识进行重新整合、梳理和适当的拓展,旨在帮助学生理清线索,形成知识系统,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本专题的知识体系。本文对现行的四个历史新课程版本教材均可适合。
关键词: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特征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发展进程来看,主要包括先秦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等四个阶段。
一、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萌芽──先秦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制度包括世袭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和分封制度。
古代中国的世袭制度起源于夏朝的启时,他用王位世袭制度代替了禅让制度;世袭制度最终形成于西周,与宗法制度的盛行密切相关。宗法制度初步形成于商朝晚期,西周以后进一步严格化、完整化、系统化,逐步周密有序。西周初年,周公制作礼乐制度,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确立宗法制度。宗法制度的内容包括了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度。至此,绵延三千多年的家国同构的帝制社会逐步形成。古代中国的分封制度起源于殷商时期,完善成熟于西周。西周的分封制度一度扩大了西周的疆域,巩固了西周的统治,但西周末年成为削弱西周君主统治的重要因素。
这一时期,我国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处于萌芽、雏形时期。具体表现在:在王位和爵位的继承上实行世袭制度;在地方管理上实行分封制度;在王族内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点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西周监察职能的官员开始出现。此外,神权与王权的结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结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也是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典型特征。先秦时期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雏形和萌芽,为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制度主要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御史刺史监督制度、郡县郡国制度、察举征召制度等。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萌芽于战国时期,正式形成于秦朝,两汉继承发展。与这一制度
相配套的是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和郡县制度,其构成了秦汉时期中央和地方政治制度的主体。鉴于春秋战国的长期战乱,秦朝推行郡县制度以加强对地方的管辖,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两汉出于秦朝短命而亡的教训,推行郡国并存的地方管理体制,意在遏制非同姓诸侯势力的发展,结果却出现了诸侯割据“尾大不掉”的局面;为此,汉景帝通过武力镇压,汉武帝用“推恩令”、“附益法”、“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设立“中朝”遏制“外朝”削弱相权等手段,才实现“大一统”局面,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巩固。为加强对诸侯王和地方官吏的监督,汉武帝推行刺史制度,“以小驭大”;但到东汉时期,刺史的权力不断加强,汉末成为州牧,掌管军政大权,其监督职能逐步丧失。汉武帝为选拔人才佐君治国,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加强的需要,采取察举制度和征召制度,以品德和才能作为推选人才的主要依据,从而选拔出了大量具有雄才大略的有识之士;他们治国安邦,成效显著,使汉武帝统治时期达到西汉的鼎盛时期;然而,东汉察举推选制度逐步倾向于乡举里选和门第族望,推选作用终于丧失殆尽,且为九品中正制度起了奠基作用。
这一时期,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最突出的特点是处于形成时期。具体表现在:皇权不断加强,君主丞相制度正式形成;相权不断受到制约而削弱;中央权力不断加强,地方权力不断被削弱。
三、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隋唐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制度包括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科举制度、三省六部制度、行省制度、御史监察制度、府兵制和募兵制度、节度使制度和都督府制度等。
由于三省六部制度的推行,宰相权力被分割牵制,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政府行政效率得到提升;隋炀帝正式推行的科举制度,把选拔用人的权力由门阀士族收归到中央政府手中,缓解了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长期存在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标志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走向完善。北宋时期,宋太祖把军权、行政权、财政权和司法权收归中央;中央还进一步限制宰相的权力,并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加强。唐代在地方设置道、州、县三级加强管辖,宋代则变更为路、州、县三级;元朝时期为加强对辽阔疆域的统治,调整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加强中央集权,推行行省制度,便利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也巩固了元朝对全国的统治,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一时期,御史台、都察院等监督机构的设置,使监察制度也逐步走向健全。
这一时期,我国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一步发展并走向完善、加强,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向边疆扩展。以宰辅制度的形成和官吏机构相互牵制和分权为突出标志,以各种配套的政治制度的纷至沓来为主要表现。如:三省六部制度正式确立,科举制度出现并日臻完善;节度使制度和都督府制度在边疆得以实施,“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出现而削弱了中央集权;府兵制度在改革中发展、衰弱,以职业性为特点的募兵制度正式形成;少数民族也逐步承认和引进汉族先进的科举制度、皇帝制度等封建政治制度,加快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宋元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继续发展和加强,行省制度的设立使古代地方行政制度达到成熟;保甲制度、将兵制度、宣政院制度的实施表明中央对地方管辖进一步加强。
四、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成熟、衰落和消亡──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制度有内阁制度、特务制度、三司制度、军机处制度、土司制度、八旗制度、理藩院制度、乌思藏卫所制度、僧官制度、****册封制度、驻藏大臣制度与金瓶制掣签制度等。
内阁制度正式设置于明成祖时期,出于加强皇权为主要目的,是导致宦官专权的诱因之
一。特务制度形成于明太祖时期设置的锦衣卫,明成祖时期设置的东厂和明宪宗时期设置的西厂等,是明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强化最重要的表现。明代废除行省制度在地方实行三司分权,也加强了中央权利。军机处设立于雍正帝时期,是清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最突出标志。土司制度形成于元朝,明代鉴于土司在地方叛乱,在贵州省局部开始推行“改土归流”的作法;清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使中原地区的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扩展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加速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八旗制度最早由努尔哈赤推行,一直沿用至清朝灭亡,是一种兵民合一、军政一体的制度,加速了满洲的封建化进程。理藩院设于清朝,系掌管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宣政院制与理藩院制的建立推行,有利于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有利于密切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乌思藏卫所制度和僧官制度是明朝在西藏地区推行的军政制度,**和**册封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分别是清朝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时期推行的政治制度,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实现了多元化、系统化管理,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
4.简述中国古代都城特征 篇四
摘要:文明不断进步,文明史关乎民族的总体性格且塑造着人类文明。在世界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我国文明拥有厚重的底蕴且折射出民族深层的心灵状态。古代文明积攒了珍贵艺术及文学,这些要素拥有无尽的活力生机,是文明的精华。对于此,有必要解析古代文学及艺术显现的各类特征,探析主要特征,为后续的深入解析提供参照。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主要特征
古代文学艺术拥有多样的特征:在独特民俗及地域影响下,文学艺术凝固了人本的深厚内涵,有着趋同的特性。古代文学融汇了个体情感及更广的社会趋向,二者是并重的。同时,文学艺术整合并汇聚了多方传递过来的文明要素,拥有多样的审美情趣。古代艺术及文学反映出直观形态的民族性格,文学艺术由此而融汇于传统文化。在古代时期内,文学艺术带有厚重的影响;在现今社会中,这些传承的珍贵文明也会显现长久的影响。
一、深层的人文内涵
文学艺术自古就依循了人本精神,是以人为本的。我们民族拥有根本的创造力,这种力量是潜在的。在古代文明中,人类衡量了现存的万物,是世间的精灵。定势思路下的这种文化衍生得出了以人为本,人本烙印于深层内心。相比于更为敬重神灵的其他民族,我们民族更注重于人类,觉得人生应能构建功德且获取更高层次的愉悦心情。追寻幸福及彼此的关爱,实现根本的内心理想。例如孔子,为达到设定好的内心目标,不惜舍弃原本安逸及温暖的日常作息,废寝忘食以至于没能感觉出自身正在衰老,这就折射出自信及充实的人本内涵[1]。
人本思路也注重了应有的正确追求,要追寻真善美。相比于儒家,庄子超脱了繁杂的日常,对待生命持有浪漫及本真的心态。庄子珍爱自然,在超脱环境之内寻找出自由,这也从另一视角折射出个体更高的本真及尊严,符合人本思维。古代艺术诞生于真实的人间,但超脱了平日生活,歌颂了人类本源的创造价值及动力。例如《山海经》创设了神话意境,优美意境让人更加神往。
艺术产生初期,艺术品可被用作祭祀。然而,即便早期创设的多样艺术品也更紧密关系着平日生活且拥有生活气息。例如:鱼鸟等图形被描绘于彩色陶器,另外各类容器常常刻有图腾类的神秘景物,这些都折射着深层的内在追求。河姆渡早先培育的文明、其他区域采掘出来的多样文物也显现了日常所见的生物形状,反映了直接状态下的先民生活。
二、注重双重的文艺功能
古代艺术及传承的文学都注重抒发情怀,也更注重教化,在更广范围内融汇了个体及社会。艺术及文学拥有双重的本身功能,二者都不可予以忽视。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艺术发源于古代且拥有了教化的厚重内涵。早在春秋战国,儒家把诗歌看成教化必备的承载,借助诗歌以此来推进教化[2]。各家著书立说,是为宣传本身拥有的社会愿景及宏观理想,社会及个体不应被割裂。强烈关注政治,诗歌及多样艺术都应服务于根本的道义。
从总体视角看,艺术及古代文学承载着双重的情感抒发,既有社会教化又有个体深层的情感。例如:明太祖很欣赏剧目,借助剧目以此来传递自身的教化内容,改善社会风化。在《琵琶记》之中,妻子娴熟、子女孝顺这一道德优势尤为凸显,这种剧目指引着人们行善,注重教化及人伦。从客观视角看,这种剧目也显露了批判的倾向,暴露社会弊病因而有助督促改进。戏曲采纳了个体视角然而折射出更广的社会内涵,兼具双重的性能。此外,绘画的多样作品也表征了外在形态,寄托了厚重的内心情绪且融汇了诗画意境。
三、善于接纳改变
传统文艺拥有深藏的底蕴,古代文学艺术相对来看应是稳定的且反映民族特质。但与此同时,古代文艺也应经过接纳而被现代接受,融汇于共有的精神本质。在根本的导向上,要注重不变的价值认知,例如坚持向善且打击淫盗、坚持高尚而摒除庸俗。秉持根本的趋向,这种前提之下也要趋向于包容,真正与时俱进。孔子拥有这种俱进的思路,时代精神被融汇至艺术文学的内在实质。从题材及形式、外在的风格看,文艺都在历经长久的更新。
例如:《左转》充满了情感,强化道德判断,这种原则是不可变更的。但与此同时,这种巨著也显现了随着时代而变更的内在精神,含有抒情的意蕴。只要社会更新,多样的文学及叙事题材也将随之快速变更。随着时代变更的文学艺术添加了多样的色彩,更值得体悟及欣赏[3]。
四、结语
经过历史洗礼,古代艺术及文学传承下来,成为共有的民族财富。古代文学承载了厚重的文明基因,艺术记载了多年累积的日常习俗及优良品格。这些文化要素拥有鲜明的本体特征,也指引着未来的进步走向。探析古代文艺的特性有助于体悟深层的根本内涵,传承优良艺术及文学。
【参考文献】
[1]莫砺锋.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J].文艺研究,2011(10):35-48.
[2]吴建民.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生命本质[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 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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