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

外来人口（15篇）

1.外来人口 篇一

xxx2017来外人口管理制度

为维护社会稳定，创建平安的环境，将流动人口管理列入重要日程，坚持统一领导，协调配合，落实管理与服务并举的原则，建立完善的制度措施，强化管理工作，保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一、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不断强化组织领导，着眼解决流动人口管理的突出问题，以服务为基础，以引导合理有序流动，维护社会稳定为主线，不断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二、以抓服务为宗旨，加强基层管理工作

我场坚持以“共聚一地、共建家园、共保平安、共创繁荣”的管理理念，强化相关人员的法制观念，坚持平等化、亲情化的人性管理。开展治安防范宣传教育，提高流动人口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让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参与管理服务。

三、以增强归属感为主旨，营造和谐氛围

关注外来人口生存、生活质量。认真落实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政策，切实强化计划剩余服务，从各方面着手，不断增加外来人口的归属感。

Xxx

2017年3月1日

2.外来人口 篇二

从公安机关内部看:

(1) 是管理理念不同步。当前, 公安机关对外来人口管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表层, 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重点、分层次管理与怎么管、管什么缺乏研究, 对与防控体系建设、入户调查工作的有机结合缺少方法。少数民警直接责任人意识不强, 把所有的工作甩给协管员, 也不对协管员工作进行指导、检查, 导致许多工作措施无法落实, “双脱手”现象比较普遍。

(2) 是管理重点不突出。部分公安机关把登记、发证作为外来人口管理重点, 工作中注重固定住址和集中居住区的人员登记, 忽视散居和流动性外来人口登记, 对临时居住重点嫌疑人群、逃避登记人员、无证人员、无业和经济反常人员缺乏必要的管理措施, 使管理工作出现盲点和死角。

(3) 是管理责任不落实。多数用工单位 (业主) 和房屋出租户主与派出所签订了治安责任书, 但大多流于形式, 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工作的较少;一些基层干警怕烦畏难, 运用法律武器推进管理的积极性不高, “谁用工, 谁负责”、“谁出租, 谁管理”的责任还没有真正落实。

(4) 是管理效果不明显。近年来, 外来人口犯罪嫌疑人办证率不高, 暴露出以登记、办证为核心的外来人口传统管理模式的弊端, 即办证的基本是有职有业、遵纪守法的稳定人群, 违法犯罪人员则很少登记、办证, 从而导致公安机关无法全面掌握散居社会的外来人口情况, 人口管理服务现实斗争的效果不明显。

(5) 是考核导向不明确。长期以来, 衡量外来人口管理好坏的标准是外来人口的登记、发证、注销“三率”, 考核的重点也是外来人口管理的“三率”, 没有把外来人口身份核查、列管重点人口作为管理与考核的重点, 从而形成为登记而登记、为发证而发证、为注销而注销的工作现象。

二、做好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的几点对策

(一) 在工作模式上, 实现五个延伸:

(1) 是工作重心从办证向登记、核实身份延伸。当前, 公安机关对外来人口的日常管理主要是办理暂住证, 相当一部分违法犯罪嫌疑人员没有纳入管理, 失控于公安机关视线之外。因此, 要调整以办暂住证为管理重点的做法, 将对基层的考核重点转向通过外来人口管理及时查获在逃人员、发生案件后及时提供涉案人员身份、地址、体貌特征等基本线索上来。

(2) 是从单一管理向社会化管理延伸。截至今年6月, 我市在册外来人口超过61万, 比去年净增25万, 超过前三年增长总和, 通过登记抓获“三逃人员”达到124人。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给基层民警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 因此, 要通过外来人口信息的社会化采集和管理, 把发现、登记、发证等工作转嫁给户口协管员和企事业单位, 使社区民警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 腾出更多精力抓好外来人口中的重点人员管理。

(3) 是从居住地管理向务工地管理延伸。当前, 外来人口暂住地和务工地分离、不在同一派出所辖区的情况比较普遍, 且外来人口的务工地比暂住地变动频率快、在务工场所活动时间长于居住场所、务工场所及周边的作案机率高与暂住地。因此, 公安机关对外来人口管理要将暂住地管理和务工地管理相结合, 暂住、务工两地公安机关都要将暂住人口纳入管理范畴, 在登记录入信息和建立台帐方面, 宁可重复交叉, 不可漏管失控。

(4) 是从固定人口管理向过境人员管理延伸。当前, 违法犯罪的流动性日益增强, 一些非暂住人员往往在过境本地途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因此, 要通过加强过境人员信息系统建设, 及时发现、查获隐匿其中的流窜作案人员;要在公众聚集场所、车站、码头、建筑工地等外来人口藏身落脚的地方, 加强流动热运信息的采集和身份核查, 及时发现和抓获过境人员中的违法犯罪嫌疑人。

(二) 在管理措施上, 突出三个重点:

(1) 是要突出重点人员。按照暂住人员的现实和潜在危险程度, 实行分类管理制度, 通过信息化手段和必要的人工干预, 实现对危险性较大人员的自动分类、预警和提示, 全面加强重点对象的日常管控工作, 具体包括:无业闲散人员, 特别是独居或租房独居、经济反常的无业闲散人员;逃避登记、无身份证件、持假证人员;双差生、流失生及其他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来自地域性犯罪地区、有流窜犯罪倾向的人员;可能进行职业性违法犯罪的特定行业从业人员;其他可能对社会有潜在危害的人群。

(2) 是要突出重点部位。首先, 抓好房屋出租户管理, 按照公安部《租赁房屋治安管理办法》逐一审核办证, 把不履行治安责任、不主动申报出租登记、经常变换承租人且情况复杂的出租房作为管理重点, 加大处罚力度, 减少漏登漏管。其次, 抓好外来人口集中的单位, 落实用人单位对从业人员的登记管理责任, 严格实行过境、落脚人员的登记和比对查询制度。最后, 抓好外来人口相对集中的行业, 对收旧拾荒、打造首饰、运输销售等行业, 经常性开展治安检查, 及时发现和打击其中的违法犯罪嫌疑人。

(3) 是要突出重点环节。在核查环节, 要通过人员与警务综合信息系统、全国在逃人员等数据库的自动比对, 提高外来人口身份的核查率。通过身份核查, 查实外来人员的身份、地址、现实表现, 为外来人口分类分级管理奠定良好的数据基础。在考核环节, 要着重强调登记率、发案倒查率、漏登漏管率。对已经离开暂住地的外来人口, 应及时注销, 但不宜过分强调, 因为在现实斗争中, 漏登漏管的危害比已登记而未及时注销的要大得多。通过考核, 从导向上保证民警的主要精力放在登记、倒查等重点环节上。在协作环节, 要齐抓共管, 综合治理。

摘要：外来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是当前治安管理的重点。它服务于打击犯罪, 又体现了公安机关执法为民的要求;既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 又影响社会治安形势。就我市而言, 随着桥港时代的到来, 南通由交通末梢和向交通枢纽型城市转变, 全市外来人口数量呈跳跃上升态势, 对社会治安带来了严峻挑战, 公安机关在外来人口管理中必须运用新的机制、方法和手段, 全面提升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

关键词：外来人口,管理,问题分析

参考文献

[1]普艳梅, 李长亮.当前重点人口管理存在问题原因分析[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0 (02) .

3.外来人口：都市的繁荣指数 篇三

在北京，外来人口的贡献之大恐怕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他们的工资、劳保、福利待遇普遍较“本地人”低不少；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作人口”——而本地户籍人口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的退休者至少占三分之一

两年前装修房子，狂跑家装市场，家装公司一家又一家找、装修队一个又一个谈，挑来挑去，比来比去。当时感到的一个怪现象是，装修工压根儿没有北京人。大致说来，北京的装修市场的师傅们主要是来自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的农民工，我找的这家比较大的装修公司，装修工清一色是工钱最贵的江苏农民工，而像拆墙、运沙、打孔这类更粗的活儿，装修队也节约成本在街头找零工干。这类零工，更是没有北京人。

装修快完，开始跑塑钢窗市场，这个市场来自全国的人都有，但以江西人居多，还是没有北京人。我家的空调、热水器、电视、饮水机各从不同厂家买，送货的和安装空调、热水器的工人陆续上门，也没有一个北京人。家电“大卖场”或许略有几个北京人，但外地售货员却是占了绝对多数。窗帘市场则以浙江人为主，虽然偶能碰到几个北京人在“布艺城”卖窗帘布，但负责上门安装的却完全没有北京人。装修完工，“开荒保洁”，保洁公司也全是雇外地农民工，北京人踪影丝毫不见。

就这样，我从开始装修到最后入住，无数道工序工种，数不清的师傅，愣是没和北京人打交道。北京的建材、家装、家居市场如此巨大，却少有北京人，这些外地农民工创造了多大的GDP啊！进一步推算，多少年来北京一直在大兴土木，“大型工程”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几乎都是外地农民工，创造的GDP更是不得了！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劳动，别看人虽多、劳动强度虽大，但创造的GDP其实不高。

那好，天安门正南六七公里就是北京南苑乡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区”。这“大红门服装商贸区”由当年赫赫有名的“浙江村”发展而成，现在已是华北最大的服装集散地，京城“八大商圈”之一。京温大厦、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等30多个大型服装批发交易市场在此巍峨矗立，鳞次栉比，每天车水马龙，挂着全国各地车牌的大车小车拉着大包小包的服装进进出出川流不息。笔者手头有北京市有关部门2003年的统计数字，这里日货物平均吞吐达2000多吨，年总交易额为300亿元人民币，占北京市同类商品交易额的54.5%，是长江以北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地，其货物不但辐射全国各地，还远销欧洲、俄罗斯、乌克兰、朝鲜、韩国等地区和国家。这还是五年前的数字，今天的数字一定远不止此！

或许有人还会说，这些仍是知识含量低的劳动，他们创造的GDP其实仍不能说高。

“IT”“白领”无疑是知识含量高、技术含量高的职业。如今北京IT业的从业人员相当部分都是外地人，有些小公司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是外地人。每日匆匆忙忙出入写字楼的“白领”，外地人也占相当部分。

如今艺术也成巨大的“产业”，798和通州宋庄那些光怪陆离的艺术家们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北漂”。各类媒体从业人员中外地人也越来越多，我曾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或到某些节目当“嘉宾”，接触的工作人员从记者、编导到摄影、灯光等等，“外地人”占了绝大多数

所有这些“外来人口”，从胼手胝足的农民工、为利奔波的商人到前卫时尚的艺术家和白领，为北京创造了巨额财富。据统计，2007年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633万人，其中北京户籍人口1213.3万人，外来人口419.7万人；常住人口人均GDP已达7000美元。这“人均”中外来人口的贡献之大恐怕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他们的工资、劳保、福利待遇普遍较“本地人”低不少；而且，这四百多万绝大多数都是“工作人口”，而本地户籍人口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的退休者至少占三分之一。

4.北京市外来人口租赁合同 篇四

出租人：（以下简称甲方）姓名：_________

单位名称 ：_________

地址 ： 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

承租人：（以下简称乙方）姓名：_________

原籍 ：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

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就下列房屋租赁事项订立本合同，共同遵守。

一、甲方同意将座落在_________区_________镇_________（村）街_________号的房屋出租给乙方（包括乙方之家属名单）作_________使用。房屋使用面积_________平方米，该房屋的基本情况载于合同，乙方愿意承租。

二、甲乙双方愿意共同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房屋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接受当地房屋土地管理机关的监督、管理。

三、甲乙双方议定上述房屋月租金为_________元；租赁期限自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止，共计_________个月。租金按月结算，由乙方于每月的15日前向甲方交纳租金。

四、在租赁期限内，甲方承担下列责任：

（一）依约将房屋及设备交付乙方使用。

（二）负责对房屋和设备的定期安全检查，承担房屋设备的正常维修。如因维修房屋须乙方临时搬迁时，甲方应提前通知并与乙方签订回迁协议。因甲方延误房屋维修致使乙方的人身、财产遭受损害的，甲方负责赔偿。

（三）甲方出卖房屋，须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乙方。

（四）租赁期内，甲方需提前解除合同的，应事前征得乙方同意。

（五）租赁期届满甲方要求收回房屋，应在租赁期届满之日前三个月书面通知乙方；如该房屋继续出租的，乙方在同等条件下，可有优先承租权，并应订立新的租赁合同。

（六）如乙方死亡，应准许本合同附件二中乙方之家属中的其他合法居住人办理合同更名手续。

五、在租赁期内，乙方承担下列责任：

（一）依约按时交纳租金，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用途。

（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将房屋转租、转让、分租或与第三人互换。

（三）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对房屋进行扩、改建、装修或增加设备。

（四）要爱护和正常使用房屋及其设备，发现房屋及其设备自然损坏，应及时通知甲并积极配合甲方检查和维修。因乙方责任造成甲方或第三人的人身、财产遭受损害的，乙方负责陪偿。

（五）租赁期届满或解除合同之日应交还承租房屋和设备给甲方，如需继续承租房屋，应提前三十日与甲方协商，双方另签订合同。

（六）乙方另有房屋居住，甲方提出退房的，乙方应交还承租房屋给甲方。

六、违约责任：

（一）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条款或违反国家、本市有关房屋租赁管理规定的、另一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二）乙方逾期交付租金，应付违约金。

（三）租赁期内，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而单方面解除合同，另一方除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外，还有权收取违约金。

七、违约金、赔偿金应在确定日期内付清。

八、如因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租赁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互免承担责任。

九、租赁期内因房屋拆迁，双方应共同遵守《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不遵守而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承担。

十、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采取协商办法解决，协商不成时，可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起诉。

十一、房屋在租赁期内，应按规定向税务机关交纳税费。

十二、本合同未尽事项，甲乙双方可另行议定。

十三、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须到房屋土地管理机关登记备案。

十四、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执一份；一份送房屋土地管理机关备案。

十五、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_________

甲方（签章）：_________乙方（签章）：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章）：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签章）：_________委托代理人（签章）：_________

联系地址、电话：_________联系地址、电话：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年___月___日

附件

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产权证号_________房屋结构

四至界限_________东_________西_________南_________北

附图↑北

甲方（签章）：_________乙方（签章）：_________

乙方之家属名单

序号 姓名 原籍 性别 与乙方关系 身份证号码 甲方签章

1_________

2_________

3_________

5.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的考察报告 篇五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外来人口管理工作，做好外来人口大量导入带来的挑战分析研究，4月22日到23日，受X副书记委托，由X副区长带队，政法委、劳动局及计委有关同志一行11人，到江苏XX市考察学习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经验。按照安排，我们先后考察学习了群叶打工公寓、千叶打工公寓、玉山镇同心外来人口管理站、周市镇市北社区外来人口登记服务站的工作、管理情况，并与XX市政法委外口办、发改委、计生委、劳动局、公安局等部门有关同志进行了座谈，研讨学习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经验。现将简要情况汇报如下：

一、XX市外来人口基本情况。

XX市是一个新兴的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城市，辖10个镇和1个国家级技术开发区，辖区户籍人口63.7万人，登记外来暂住人口62.5万人，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基本是1：1，外来人口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外来人口总量不断上升。登记外来人口数为13.5万人，20*年登记数为62.5万人。外来人口每年以48%的速度递增。

2、外来人口文化水平较低。XX市外来人口中80%来自农村，80%是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

3、外来人口以经济活动为主，主要分四类：一是“白领”，以人才引进为主，有较高的学历，他们思想、工作、生活比较稳定，约占10%;二是“蓝领”，以打工为主，居住相对集中分布在工厂企业，占外来人口总数的77%;三是“灰领”，即自由职业者，以小商小贩为主，占总数的8.2%;四是“黑领”，即“三无”人员，居无定所，素质较差，对社会危害大，约占2‰。

4、外来人口滞留时间延长，在XX定居趋势上升。其中，暂住一年以上占30%，相当部分在昆居住数年以上，有的举家定居XX，成为新XX人。

5、外来人口违法犯罪比例高。近年来，外来人员违法犯罪一直占查获违法犯罪总人数的70%以上。20*年，XX市查获刑事作案人员1524人，外来人员1282人，占84.12%。

二、XX市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1、确立了本地化的管理理念。正确看待外来人员对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反作用，确立“共处一地、共创繁荣、共保安宁、共树新风”的指导思想，将外来人员视为“新XX人”，不排斥，不歧视，与本地人一视同仁，并在具体管理方法上提出融管理、教育、服务为一体的管理理念，调动外来人员参与XX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建立了网络化的管理组织。成立市外来人口管理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领导任组长，市有关职能部门为成员，下设办公室，由相关部门抽调16名同志组成。同时，开发区、各镇成立了外来人口管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市现有各级管理办公室58个，登记管理站283个，共有专兼职协管员2435人，治安人员1014人。经费保障问题，由市、镇两级财政共同为每个登记的外来人员拨款31元，其中：公安20元、劳动和保障8元、计划生育2元、外口办1元，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经费保障。

3、形成了多样化的管理模式。形成五种管理模式：一是以外企单位内部管理为主的“校园式”;二是以房屋出租社会管理为主的“卡片式”,如所参观的玉山镇同心外来人口管理站，每户出租业主有一个档案，在其中租住的外来人员每人一张卡片记录其信息，由专兼职协管员进行管理;三是以社会面上集中居住为主的“旅馆式”，如所参观的群叶打工公寓、千叶打工公寓，分别居住外来打工人员4500人、4000人左右;四是以建筑工地集中管理的“营房式”;五是以“三无”人员为主的“救助式”。

6.外来人口 篇六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城市化发展的巨浪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有2.94亿人, 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增加3 108万人, 增长11.89%。人户分离人口中流动人口就有2.47亿人, 接近全国人口的1/6。全国就业人员中, 仅农民工就有2.77亿人, 比上年增长1.3%, 其中外出农民工1.69亿人, 占据了流动人口的68.42%。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大城市, 但是又未落户于大城市, 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在城市的城郊结合部或城市边缘区形成了诸如“城中村”“棚户区”等外来人口聚居区。不可否认, 他们对入住城市的经济建设起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但外来人口聚居区也带来了诸如公共设施缺乏、建筑布局混乱、社会治安差等一系列的城市问题。

我国对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关注和研究均起步较晚, 并且目前多发生在社会学、经济学领域, 城市规划领域对此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缺乏认知与对策的系统研究。十八大报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十三五”规划 (2016—2020年) 都明确指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推进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 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在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投入力度。基于此, 本文在对相关政策与已有研究成果文献综述的基础上, 就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原因、基本特征以及建设管理现状进行分析, 通过比较不同改造模式的优劣, 结合我国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自身情况, 提出针对外来人口聚居区建设管理的几点政策建议。

1 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原因

1.1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我国人为建构起的隔离化和等级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城市与乡村的人口流动纳入到严格的控制之中, 农村剩余劳动力迫于生计流向各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 但城市却表现出“经济吸纳、社会拒人”的双重状态, 即承认大量外来人口对本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 却又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上存在制度化的排斥和疏离。这一点有别于国外外来人口聚居区, 是中国国情所特有的。

1.2 城市用地扩张的管理漏洞

在以粗放型为特征的城市建设大背景下, 土地经济疯狂发展, 全国各地的城市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扩大城区面积, 开辟新的城市中心或次中心, 而各级地方政府的首选用地就是距离城市最近的城郊结合部。由于用地性质和区划管理变动, 城郊结合部一度出现无明确管辖或者管辖关系混乱的状况, 加上大规模、长期性的土地开发项目在城郊结合部的建设,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 因而在管理漏洞和就业吸引双重原因下, 外来人口聚居区在城郊结合部这个“真空地带”的形成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1.3 级差地租

房屋租金随着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延伸依次递减, 受城市地租及土地区位的影响, 城市边缘区的房屋租金远低于城市中心, 并且日常生活开销也较低, 因此这些地方成为外来人口的首选区位。加上城市边缘区商业、娱乐等设施不齐全, 政府对外来经商个体户的管理松弛, 为外来人口在聚居区的创业和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

1.4 文化与收入差异

由于外来人口多为同乡或带有亲戚关系的打工团体, 他们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工作技能、语言和生活习惯等, 但是又与现代都市的主流社会存在较大差异, 虽然置身于城市之中, 但精神无法融入到城市中去, 这使得他们从事着相同或者相关的产业, 聚居区内部联系交流广泛且密切。不管是低技能的农民工还是高端的“类白领”, 他们均是由于收入水平低下, 被迫选择居住在环境恶劣, 建筑拥挤的外来人口聚居区, 其收入低下究其原因无非两点:

1)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后, 只得从事建筑业、零售商业等低端服务业和制造业, 无法从事技术型的工作;

2)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校毕业生或者中等文化水平的技术工人, 他们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 但是在人才济济的大城市中难以发挥自己的技能优势。

1.5 规模效益

这些聚居区一般都有自给性公共服务, 即外来人口为外来人口服务的现象, 形成内部的产业循环。便利的服务行业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聚居于此, 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 产生更大的服务需求又再刺激更多的服务行业产生, 如为流动人口服务的餐饮、零售、理发、客运等。

2 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基本特征

2.1 人口构成特征

人口构成上我国目前外来人口聚居区以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为主, 农民工多是同乡, 生活习俗等相同, 多从事低薪的社会服务业, 如零售商业、建筑业、制造业等。外来人口中的高校毕业生多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 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较低, 从事着低技能白领工作。

2.2 产业联系特征

根据产业联系强弱, 这些聚居区可分为两大类型, 即一类为纯居住性质, 具有缘聚型聚居区的特征;另一类是除了有居住功能以外, 还承担了生产加工功能, 形成区内以进货、生产加工、营销等环节为一体的产业组织形式, 导致内部功能结构混乱, 存在“重生产, 轻生活”的特征, 这类聚居区多是业聚型聚居区。这些外来人口聚居区多分布在城郊结合部和城市边缘带, 并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有向城市远郊区迁移或者向周边蔓延的趋势。

2.3 景观格局特征

在景观方面, 外来人口聚居区与城市景观格局存在着强烈的反差, 聚居区内建筑密度大、质量低、采光通风差、土地利用率低下是典型特征, “一线天”“握手楼”等特殊景观在外来人口聚居区随处可见。

2.4 社会管理特征

外来人口聚居区多是犯罪率高发区域, 环境卫生差。但就社区邻里关系来说, 外来人口一开始在城市中几乎不拥有任何的社会资源, 他们只能依靠家庭亲族关系聚居在一起, 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社会网络, 共享信息和资源,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信任与承诺, 使得聚居区内人情味与生活气息浓厚, 这一点对于拥有良好物质空间环境的封闭式小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3 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建设管理现状

3.1 物资空间层面

外来人口聚居区为城市经济建设的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不可否认, 但是同时也为入住城市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大量的社会问题, 由于不同研究者对于外来人口聚居区对城市的效应权重不同, 国内目前在对于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治理上存在巨大的分歧。“拆除派”主张最优的治理措施就是拆除重建, “保留派”主张在原有区位上进行聚居区自身的改造提升[1]。在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情况下, 部分地方政府对外来人口聚居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新建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安置社区, 但是由于地处偏远, 基础设施与就业严重不足, 反而加剧了新的聚居区的形成。国家虽然提出了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等服务于外来人口的住房政策, 但住房的选址、布局形式和使用上却没有得到有力的实施。

3.2 政策制度层面

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给外来人口以及城市带来了各种弊端和问题, 国家推出了户籍改革制度, 提出户籍随人转的基本原则, 外来人口如果常住某地, 即可获得该地的户籍。这项政策本来立意是好的, 对不同规模的城市进行外来人口的限制或者放宽, 可以引导外来人口向中等城市迁移, 减少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但是中国的东西方、内陆与沿海区域差异太大, 外来人口宁愿在特大型城市蜗居也不愿在一般城市就业与生活, 另外, 对于已经习惯了“人户分离”的大量外出打工者来说, 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 城市的户籍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使得户籍改革制度仅能解决部分外来人员的户籍需求, 而未能有效解决绝大多数人低收入人群在聚居区内生活质量的问题。

3.3 社会文化层面

我国目前对于外来人员的精神文化需求未有足够的重视, 大多数时候城市把他们当作是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苦力, 却忽视了他们也是有思想的社会人。进城务工人员由于出生背景、文化程度的差异, 加之经常受到一些不公平的歧视, 大都不能很好的融入城市。

4 不同治理模式比较分析

我国外来人口聚居区, 是实行“整治”还是实行“善治”的治理模式, 具体做法对应是拆除重建与还是保留提升, 尚未有统一的定论。就“整治”来说, 最通常的做法就是以旧改新, 流程为“拆迁—补偿—重新安置”, 这样做可以一次性解决聚居区长期存在的物质空间形态上混乱的问题, 公用设施得到了保障, 环境卫生得到了治理, 建筑质量、采光通风等得到有效改善, 短期效果明显。“善治”派学者则认为这种模式仅仅从改造方面对聚居区进行治理, 而不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 只是治标不治本。拆迁过程中伴随着复杂的社会问题:补偿是否能满足大多数住户的需求, 新建住房的时候, 这些外来人口将会被如何安置, 是否会在城市的另一角落形成新的聚居点, 保障房建好以后, 外来人口是否会入住等, 这些都将会是治理改造的障碍, 无疑是重蹈国外发展中国家的覆辙。就“善治”来说, 在留存乃至扩大出租屋经济的前提条件下, 通过政府与企业一起改善聚居区基础设施、社会保障, 提供社会技能培训等手段, 来提高外来人口在聚居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认可度, 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这种模式具有长远的社会效应, 容易在聚居区得到有效的实施, 但是资金和社会投入高, 见效比较慢, 会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 容易造成政府管理脱节。因此, 在今后的城市规划中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根据不同城市的具体情况, 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对外来人口聚居区进行有效的治理。

5 结语

7.外来人口 篇七

[关键词]上海；外来人口；城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9-0017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外来人口数量增长很快，外来人口已经成为上海常住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增长的主要来源，对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数据，到2015年末，上海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33.62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81.65万人。上海市“十三五”规划指出，要“落实国家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要求，统筹人口与产业发展、城市布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如何在守住人口底线的新形势下，更好发挥外来人口对上海城市发展的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1990年以来上海外来人口概况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用工制度、户籍制度及国有企业改革等各项改革的深入，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伴随旧城区改造、新城区开发、地铁、轻轨及高架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上海对于劳动力总量需求急剧增长，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涌入。进入新世纪以后，虽然外来人口增速略有放缓，但绝对数量依旧很大。2015年外来常住人口数量比1993年增长了291.1%，而同期常住人口数量只增长了74.9%。从2000年到2015年间，外来常住人口从2000年的305.74万增加到2015年的981.65万人，15年间增长了221.1%，平均每年增加45万人；外来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总量从2000年的23.1%增加到2010年的40.6%。也就是说，在2010年，上海每五个常住人口中就至少有两个是外来人口。但是，2015年出现了新变化，外来常住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比前一年减少了10.41万人。[1]

除了数量与增长速度的变化，外来人口在年龄构成、文化程度与区域分布上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外来常住人口的年龄构成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显示，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占外来常住人口总数的85.61%和88.86%，且主要是20-44岁青壮年劳动力，分别占70.28%和69.09%。

（二）外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外省市在沪6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比例最高，“五普”和“六普”时分别占52.7%和55.2%。2010年，6岁及以上在沪外来常住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14.1%，高中文化程度人口占16.3%，比2000年上升了15.5个百分点。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

（三）外来人口多分布在近郊地区。根据“六普”数据，浦东新区、闵行、松江、嘉定和宝山等区是外来常住人口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5个区共容纳外来常住人口575.97万人，占上海外来常住人口的64.2%。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居住成本相对较低和交通相对便利等是吸引外来人口居住的主要因素。

二、上海外来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对外来人口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外来人口也增添了上海的活力，对上海城市建设、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各种挑战与压力。

（一）外来人口为上海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外来人口壮大了上海的劳动力队伍，缓解了劳动力结构性不足的矛盾。2010年，外来人口来沪原因中，“务工经商”的人口共703.07万，比重达78.32%。[2]但由于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等方面因素的限制，上海外来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是二、三产业中的制造加工、建筑施工、餐饮服务等，这些岗位基本都是一些以脏累的体力劳动或社会地位及收入水平较低的工种为主，上海本地人一般都不愿参与。外来劳动力满足了上海这些部门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成为这些部门从业劳动力的主力军。

与此同时，上海处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时期。随着“四个中心”建设重点领域人才紧缺及高层次海外人才的引进，外来人口的职业结构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才的比重上升。一批批有着较高学历、在上海居住和工作多年的“新上海人”，正在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中坚力量。

外来人口还延缓了上海人口高龄化速度，改善了上海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减轻了本地劳动力的抚养压力。上海户籍人口自1993年开始自然负增长，且此后的20年间，除了2012年外，都一直是处于负增长状态，外来劳动适龄人口的迁入，使上海人口和劳动力的高龄化趋势及年龄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改善。“六普”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5.1%，比户籍人口低8个百分点。

（二）外来人口丰富了上海多元文化内涵。上海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城市，作为上海近代文化特征的“海派”文化，是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大众化的、具有世界性的新文化，移民是其中最活跃、最忠实、最有效的载体。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自安徽、江苏、河南、四川、浙江、江西的外来常住人口分别占到外来常住人口总量的29.0%、16.7%、8.7%、7.0%、5.4%、5.0%，合计71.8%。而在上海的境外常住人口达到了20.83万，其中来自香港、台湾的人员分别达到1.93万和4.49万，外籍人员中，来自日本、美国、韩国三个国家的人员数最多，分别是2.97万人、2.36万人和1.98万人。[3]来自五湖四海和世界各地的外来人口给上海带来了多样的文化和习俗。他们带着自己的文化而来，在这上海生根发芽，构成了“海纳百川”的上海文化。

（三）外来人口给上海城市管理带来挑战。大量的外来人口给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上海作为一个常住人口千万级的特大城市，土地、水、能源、公共设施、教育医疗资源等承载能力逐渐面临饱和。快速增长的外来人口给城市公共服务带来巨大压力，加大了城市人口的密度，也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例如犯罪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环境问题、文化冲突问题等等。

教育方面，大量的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入学给上海教育资源带来很大挑战。外来人口集中的郊区，义务教育资源出现短缺。截至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外来人口子女占全市在校生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9.6%上升到45.1%，在一些街镇外来在校生已经超过了户籍在校生。上海市连续多年新建各类学校以解决外来人口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以缓解人口出生高峰和城市人口在城郊结合地区集聚所产生的入学矛盾。外来人口的高速增长也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治安形势的复杂与恶化。外来人口本身构成比较复杂，自身文化素质良莠不齐，受城市各种限制性政策等约束，相当一部分难以与城市居民处于竞争的同一起点，其实现个人价值与目标的资源、手段都相对稀缺，因而容易产生利用非法手段谋取个人利益的倾向。近年来，非上海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持续走高，目前占全市未成年人犯罪比率已高达80%。[4]住房方面，近郊区“城中村”、群租房、违章搭建等问题日益突出，与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有一定的关系。

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外来人口自身的问题，更是与整个管理体制滞后有很大关系。

三、新形势下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举措

外来人口为上海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如何更好的发挥他们的作用，值得我们思考。

（一）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优化外来人口结构。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区域外来人口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也必然引起其就业结构的变动。由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外省市农村地区的农业人口成为上海外来人口的主力军。“六普”资料显示，在上海897.7万外来常住人口中，有79.4%的人口是农民。上海是农民工集聚的重要地区。

大量低廉的外来劳动力虽然在短期内会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但从长远来看，会进一步削弱企业产品开发、技术引进、设备更新、管理优化等企业创新动力，增加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难度，抑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反过来，上海可以通过调整落后产能，升级产业结构，合理控制就业年龄段人口，以优化外来人口结构。例如浦东陆家嘴区域主要发展金融业，形成金融业人口的集聚，张江高科技园区形成了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低碳环保等为重点的主导产业，吸引了大量相关领域的人才集聚。“十三五”时期，上海将着力加强“四个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形成此方面的产业集聚和外来人才集聚。同时，也应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能耗制造业、高污染行业的比重，改变农村人口为主的外来人口结构。

（二）完善落户政策及居住证积分制度以调节外来人口层次。上海市政府1993年12月发布《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外来人口在上海投资、购买商品住宅或者被上海单位聘用，具备规定条件的，公安机关就会在他的户口凭证上批准登记并加盖蓝色印章。“蓝印户口”政策曾对上海的招商引资、引进人才起到积极的作用。2004年4月这一政策停止执行。2004年8月出台了《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对外来常住人口实行居住地管理办法，分类发放居住证，并在2008年开始，实施“居住证”有条件地转成户籍。

2001年，上海在国内率先提出构筑国际人才高地的战略。先后提出了文化、金融、港航、生物与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汽车、航天航空等重点领域的人才开发。自2003年8月至2007年2月，两轮“万名海外人才集聚工程”共集聚了海外留学人才和高层次海外人才两万余名，在上海市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推进，2015年10月上海推出更加开放的国内人才引进政策，重点引进五类人才：创业人才、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风险投资管理运营人才、企业高级管理和科技技能人才、企业家，在居住证积分、居住证转户籍、直接落户三个政策梯度上分别进行突破，形成梯度明晰、相互衔接的创新创业人才引进政策体系，给准备前来上海、留在上海、扎根上海的创新创业人才以稳定预期。

政府根据上海发展不同阶段对人才的需求，适时出台相应的人才引进政策，可以调节外来人口的层次，以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城市发展。

（三）加强外来人口的权益保障和社会服务。上海城市的发展，不仅需要高学历的专业人才，也离不开数量众多的基层劳动者。优化外来人口结构，提高外来人口层次，并不意味着要压缩低层次的外来人口的生活空间。相反，政府应该在外来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上做文章。由于外来人口中相当一部分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可以从他们的居住地入手，提供更为全面的社会服务。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区开始从以管理本地人为主转向管理本地人口与管理外来人口并重转变，各街道纷纷成立了外来人口管理机构。进入新世纪以来，社区对外来人口从“重管理”到“重服务”，改善外来人口的就业、居住、社会融合等生存环境，保障外来人口的基本权益，增加其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归属感。

2004年，上海市推出新的居住证暂行规定，在本市居住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只要有稳定职业和稳定住所，都可以申领居住证。持证人员可参加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可以为其子女申请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等。上海还通过各种形式，对外来人口进行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和就业技能。21世纪初，上海在外来人口集中的企业、工地和街道社区建立起一大批民工学校，教授的内容除专业性技术技能外，还包括基础知识教育、法律法规教育等，有助于外来人口适应现代城市文明、融入城市。

注释

①本文中所研究的外来人口，主要是指外来常住人口，即在沪居住半年（含）以上的非本地户籍人员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于上海市历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1990年、2000年、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1995年、2005年人国人口1%（上海3%）抽样调查，《上海统计年鉴》（1990-2015年）

[2][3]上海统计局.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手册[EB/OL].http：//www.stats-sh.gov.cn/sjfb/201203/239823.html.

[4]上海未成年人犯罪率急剧上升八成为外来青少年[EB/OL].http：//sh.sina.com.cn/news/b/2014-05-15/084094894.html.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8.外来人口 篇八

为了吸引和留住外来人员来更好的建设星子我提出几点建议：

1、拿出一部分保障性住房专供外来务工人员和外来公务员使用。充分做好保障性住房的规划，保障房价格不能太高（廉租房每户40—50平方米左右,收费一般在70-150元/月之间，经济适用房价格每平方米为当地人均月收入1-1.5倍左右，他们可以承受，因为现在物价飞涨），具体价格标准由物价部门核定。

2、严格外来务工人员保障房建设工程的各项政策，防止保障房建设项目被其他项目挤占，确保保障房建设工程真正造福于广大的外来人员群体。

3、在目前工业园厂房比较集中的附近地区，整合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一些零星边角用地，由县政府牵头建设适当规模的集中式外来务工者保障房，来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低于市场价让优秀骨干企业、创新企业和发展潜力大的企业购置一栋或多栋不等，确保企业用工难、留人难及住宿问题得到解决。

9.外来人口 篇九

根据团市委发布的《宁波市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截至目前，宁波市共有外来人口430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240.8万人，占总数的56%，宁波成为浙江外来人口第一大市。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昨天下午，团市委举行座谈会，主要就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进行了广泛讨论。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单一

王晖是余姚市小路下村村委会办公室主任，1995年来宁波打工，现已完成大学本科自学考试。王晖认为农民工文化生活比较单一，主要就是打牌、逛街，有条件的也只是看电视和上网。市外来人口服务与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陆浩然也在工作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活动大多封闭在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为纽带的圈子中，精神文化生活往往难以满足其需求。

要大力开展他们的专业技能培训

在调查中，将近90.6%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拥有初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占到了43.1%，高收入岗位对学历技能的要求，推动了他们在业余时间不断通过各种途径接受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从他们最希望接受的培训来看，专业技能方面占到了40.5%。

“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主要为了赚钱，新生代农民工将打工视作是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追求的是身份、地位和文化的提升，在陆浩然看来，新生代农民工已更关注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我市从2004年起就开始实施进城务工青年素质提升工程，每年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即达万人以上。

10.人口高官登上“人口大讲堂” 篇十

针对前一个时期社会上“计划生育政策要调整，生育二胎的口子要全面放开”等传说，张维庆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国现在的低生育水平还很不稳定，地区间计生工作的发展并不平衡，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况且，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陆续进入生育期，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出生的独生子女亦进入生育旺盛期，按政策规定这部分人可生育两个孩子。未来10年，我国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生育高峰。因此，现在不是调整生育政策之时，‘十一.五’期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只能稳定，不能动摇。控制人口的工作稍有闪失，就会影响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提起流动人口问题，张维庆认为，流动人口的出现有利于计划生育。因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务工经商的群众，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并不愿多生孩子受牵挂，仅有一小部分人甘愿做“超生游击队”队员。我们要善于把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与培训结合起来，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是因为搞计划生育造成的，这里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种因素在里面。对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的人口问题，张维庆寄予厚望。他认为：现阶段，东北三省人口和计生工作的重点主要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时要努力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积极应对老龄人口、就业人口、流动人口增加带来的问题。还要在全国优先做好区域性人口规划的制定工作。辽宁省农村有应该奖励的计划生育家庭6万个，在奖励的兑现上要带个好头。

11.外来人口 篇十一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11年9月—2012年12月外来流动人口中正在接受治疗的肺结核患者364例, 其中男性232例, 女性132例。同期抽取正在治疗的188例本市户籍肺结核患者, 其中男性123名, 女性65名, 进行焦虑、抑郁量表对照测评。

1.2 方法

(1) 抽样方法:采用分阶段单纯随机抽样 (肺结核常规疗程6~8个月) , 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每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分期选取外来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30例左右, 进行SAS、SDS量表测试, 全区12家镇、街道合计364例。 (2) 干预措施:分期举办各类活动, 通过心理咨询、讲座、访谈、互动和交流等多种形式, 引导外来流动人口患者相互诉说患病经历、内心感受和困惑, 使患者了解患病带来的心理困扰及应对方式, 从其他患者成功治愈的过程中学习经验, 使患者间彼此支持和共同感受。在心理干预过程中, 为患者制订个性化方案, 及时发现治疗管理过程中患者出现的心理问题, 进行疏导并给予一定的帮助, 干预时间一般为半年。 (3) 质量控制:由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专家对参与干预项目的区CDC工作人员和12家社区结防医生进行系统专业的技能培训, 统一问卷调查和量表测试的规范要求, 闵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防科抽取5%病人进行现场质控, 质量符合率>95%。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Excel数据录入, 采用SPSS 17.0软件作统计学描述和分析。

2. 结果

(1) 364例外来流动患者年50岁以下328人 (90.11%) , 50岁以上36人 (9.89%)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41人, 中学242人, 大专及以上81人。188名本市户籍患者年龄构成50岁以下82人 (43.62%) , 50岁以上106人 (56.38%) ;文化程度为中小学及以下30名, 中学100名, 大专及以上58名。 (2) 364名外来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中, 大部分在患病后不同程度出现忧虑和担心, 需要专业人员对他们开展心理指导的有306名, 而认为随便或不需要的患者数为58名。在患病后会产生各种担心和忧虑, 其中担心影响日后健康状况的259人 (71.15%) , 怕传染给家人的310人 (85.16%) , 担忧增加家庭负担的182人 (50.00%) , 怕遭到周围人歧视的148人 (40.66%) , 担心被周围人排挤的114人 (31.32%) , 同时出现了焦虑、恐惧、自卑、悲观和害怕等不良的心理反应。 (3) 干预前对364名外来流动患者和188名本市户籍患者分别进行了SAS焦虑量表、SDS抑郁量表测评, 结果显示差异无显著性, 见表1。SAS焦虑自评量表常模标准分≥50判断为焦虑;SDS抑郁自评量表常模标准分≥53判断为抑郁。 (4) 364名患者在参与心理支持活动前后分别进行了SAS焦虑量表、SDS抑郁量表测评, 结果显示干预前后患者焦虑和抑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2。 (5) 通过心理支持活动后, 患者和家属的自信心有了提升, 积极配合治疗, 规范服药, 按时复诊复查, 管理依从性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截至2013年10月364名患者中, 已治愈和完成疗程共355名, 成功治疗率达到97.53%, 其他变更诊断1名, 继续治疗中2名, 回原籍或中断治疗6名, 与同期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成功治疗率相比有了明显的提高。 (6) 364名肺结核患者中, 对心理支持活动形式感到满意和比较满意的351人, 13人评价一般;感觉有较大帮助的358人, 帮助不大的5人, 没有帮助的1人;对活动内容认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305人, 尚能理解和接受的58人, 难以理解和接受的1人;认为活动中学到的知识对今后防治肺结核有帮助的352人, 帮助不大的12人;总体满意度较好。 (7) 通过干预患者对不良行为的危害性有了新的认知, 认识到对疾病传播的潜在影响, 在行为习惯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其中358人做到了咳嗽时避让他人、354人在传染期与别人谈话保持一定距离、331人减少了外出聚餐等集聚性活动、332人减少公共场所活动频次, 干预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3。 (8) 效果评估为期半年的干预活动结束后, 分别对364名外来流动人口患者进行了问卷测评, 大部分患者认为通过心理支持活动后, 原有的担心和忧虑及出现的不良心理反应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见表4。

3 讨论

许多研究表明[2], 外来流动务工人员工作的不稳定、收入低、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缺乏、语言交流障碍、文化差异等, 可能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尤其是肺结核病发生明显病理改变以后, 患者会产生消极、多疑、恐惧、悲观和孤独等心理, 造成治疗的不规律, 使病情加重, 形成病理、生理之间的恶性循环, 从而影响疾病的治疗和康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大部分外来流动务工人员在得了肺结核病后, 出现不同程度的忧虑和担心, 继而出现一些不良的心理反应, 需要专业人员对他们进行心理指导;与本市户籍患者焦虑、抑郁量表测评比较, 两组患者虽然无明显差异, 但是外来务工人员焦虑和抑郁的比例高于本市户籍患者, 提示该人群更需要社会的关爱和心理帮助。

另一方面, 外来流动人口流动性大、居住环境相对较差、人员密集, 使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3]。改善肺结核患者的负性情绪, 纠正患病后不合理的认知[4], 能够从根本上做好肺结核传染期隔离, 提高患者服药的依从性, 以达到减少疾病传播。本次干预研究发现通过心理支持活动, 外来人口患者和家属对疾病有了新的认识, 大大改变了一些不良行为习惯, 而且通过互动交流病友间互相勉励督促规范治疗, 管理依从性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成功治疗率达97.53%, 较同期外来人口肺结核患者 (85.00%左右) 有了明显的提升。

本次研究结果还显示外来人口肺结核患者焦虑和抑郁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干预前后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P<0.01) ;通过心理支持活动后, 大部分患者原有的担心和忧虑及出现的不良心理反应, 有了不同程度的减轻;现场评估通过干预对治疗肺结核过程中遇到的心理问题, 患者基本都认为具有不同程度的帮助;对活动形式、活动内容在理解和接受方面都普遍认为满意;患者满意度总体评价较好。

本研究通过多种形式普及结核病防治知识的同时, 引导患者倾诉患病经历、内心感受和困惑, 从其他患者成功治愈的过程中学习经验, 通过心理支持干预提高患者对肺结核疾病的认知态度, 改变观念, 增强自信心, 提高肺结核病的治疗管理依从性和治愈成功率。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 国内外对疾病与心理的研究越来越多, 特别是国外, 而我国还缺少这方面的理论依据, 近些年来在国内研究比较多的领域是身心医学领域, 如对糖尿病、癌症等病人的心理健康研究较多, 而有关肺结核病与心理的研究较少。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 抗结核药只能医治身体生理病理性损害, 而心理支持也是肺结核病控制的要素之一[5]。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对外来流动人口中的肺结核患者开展心理支持干预, 是行之有效的辅助防治结核病的策略, 投入低、收益较大, 但是尚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摸索和研究, 进一步完善和规范, 为提高和帮助外来人口进一步做好肺结核疾病的有效规范治疗, 杜绝疾病的进一步传播, 并为相关部门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关键词：外来人口,肺结核,心理支持,效果评估

参考文献

[1]姜云, 李红, 刘晓东, 等.肺结核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调查与护理干预[J].天津护理, 2011, 19 (2) :96-97.

[2]钟静, 何丽燕, 何庆秋.广州市海珠区流动人口肺结核流行因素分析[J].中国自然医学杂志, 2009, 11 (1) :25-27.

[3]孙婵娟, 李桂仙.对流动人口肺结核强化服药期患者家属实施护理干预的研究[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2012, 33 (15) :2084-2085.

[4]张玉千, 金卫华, 谭芳.心理干预对结核病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J].职业与健康, 2013, 29 (18) :2298-2301.

12.外来人口 篇十二

——上海市新桥镇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中心的调研报告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到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镇地区,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务工人员的居住、医疗、同住子女教育等问题是当地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我们调研组于4月11日至15日考察了上海、浙江的城乡统筹建设情况。松江区新桥镇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中心的统一运营、规范管理等做法对北京城市化发展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一、基本情况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地处上海市西南郊，位于松江区东北部，属于城郊结合部，是松江区重点发展的城乡经济开发地区之一。入驻实体企业1000家，商贸企业1400家，外来务工人员8万人，当地户籍居民2.44万人，外来务工人员是当地居民的3倍。但是，大量的外来人口，并不意味着无序。近年来，新桥镇积极探索创新外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让外来务工人员在居住、就业、子女教育等领域逐步享受到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进而和谐融入当地社会。从2005年始，新桥镇党委政府决策建造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中心。截至目前，新桥镇已经建成并交付使用四处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中心（以下简称集中居住中心），分别是新华公寓、春申公寓、杉华公寓及场东公寓。四处集中居住中心共占地面积221亩，建筑面积12.86万平方米，现共居住外来人员1.4万人，占外来人员的20%左右，150多家实体企业员工，占实体企业15%。“十二五”期间，新桥镇规划建造集中居住中心30万平方米，除了企业为自己员工安排集体宿舍外，基本上解决新桥镇所有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问题。

二、主要做法

1.依托新桥镇资产经营公司推进集中居住中心建设

一是分散建设。新华公寓建立的最早，2002年10月竣工，是民意村委托上 1

海申桥建筑管理有限公司承建，2004年撤村撤队时由新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购；其次是春申公寓，于2003年8月竣工，由春申村承建，2010年9月1号由新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购；场东公寓和杉华公寓是由新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建，分别于2007年5月和2009年3月竣工。二公寓基本情况。集中居住中心的小区环境、建筑品质等同于一般商品房。新华公寓总面积22000平方米，平均造价1000元/平米，共计540套；春申公寓总面积27000平方米，平均造价1000元/平米，共计997套；场东公寓总面积46216平方米，平均造价1945元/平米，共计492套；杉华公寓总面积25128平方米，平均造价2234元/平米，共计公寓房360套、配套门面房28套。

2.统一出租基本实现资金平衡

集中居住中心的出租原则上是由新桥资产经营公司与企业签署合同，不与个人发生租赁关系。中心出租房的户型结构有小户42平米、中户71平米及大户108平米（含厅、厨房及卫生间）。根据不同户型，每户居住人员容量控制在每人居住面积不少于6平米。四处公寓房的建筑用地是新桥镇统一划拨的，2004年撤村撤队时，按每亩2.5万元补偿失地农民。场东建筑成本9000万元、杉华建筑成本5600万元、新华回购成本2300万元、春申回购成本3500万元，总成本2.04亿元。每年的管理成本大约500万元。目前，四处公寓出租率达97%以上，2010年租赁收入3000万人民币。据测算，预计8年回收成本，实现盈亏平衡。

3.统一管理服务

四处集中居住中心均由新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新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物业公司提供集中居住中心的专司保安、保绿、保洁和保修，不另行收取租户的物业服务费。集中居住中心配备了活动室、阅览室、宣传栏、健身点、篮球场、会所、民工子弟小学、幼儿园、中心卫生室、人口和计划生育咨询室、外来人员登记站、治安联防站、物业公司、商业餐饮、银行邮政电信等网点，不断完善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和管理。

4.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集中居住中心

2002年新华公寓和2003年春申公寓的建筑用地是村集体土地，新桥资产经营公司回购之后属于镇集体土地，2007年杉华公寓和2009年场东公寓的建筑用地是镇集体土地。据新桥镇经管所桑所长介绍，“十二五”规划30万平米的集中居住中心的用地指标在申报之中。

三、主要成效

1.居安——集中居住中心的小区环境、房屋品质、安全保障等同于商品房 不仅有完善的水电气等配套设施，而且有夜间行政值班、夜间联防巡查、楼组服务中心、走访企业、走访住户等制度。中心底楼设置成门面房出租给便利店、洗衣房、生活日用品店、小吃店等，在这里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生活非常方便。

2.居廉——外来务工人员能用低廉的价格租到合适的住房

在集中居住中心，外来务工人员每月仅需要大约600元就能租一个面积大约为40多平米的独立房间供6个人居住，按0.5元/天/平米（含物业服务费）租赁费用计算，居住员工的每月房租在106元以下。不仅有独立的卫生间、煤气灶，还有轮班工作的门卫及清洁工负责楼道卫生。多数外来务工人员房租由企业按人承担30-50%的费用，部分企业员工房租由企业全额承担，水电等相关生活费用由员工自己承担。因此，员工实际居住费用低廉。

3.居好——集中居住中心管理有序、服务到位

在集中居住中心，专门设立了外来人口居住中心管理委员会，并建立长效常态的规范服务体系。管委会相当于“居委会”，对外来人口实行小区化管理，获得小区居住人员的基本信息，了解住户所想、所需及日常困难。管委会还探索多元化的社区服务，建立了社区服务站、社区人口计划生育指导室、社区图书馆等，提供生活、健康、文化等多方面的服务，并选出一批居住时间长、思想品德好的居民代表当楼组长，制订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代表座谈会，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让代表参与小区建设和管理。外来务工人员越来越感受到自己也是当地社会的一分子，在认同中进一步融入，在融入中进一步认同。

4.集中服务机构还解决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难题

除居住外，外来务工人员还面临着寻找工作、子女入学、就医等难题。当地政府依托集中服务中心，为外来务工人员解决各种困难。一是外来务工人员就业问题。松江区2006年专门设立了“来沪人员就业服务中心”，在新桥镇工业区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设立了求职窗口，为外来人员提供免费、规范的政策咨询、求职登记、职业指导、招聘及培训等就业服务。二是同住子女教育问题。新桥镇已通过公办学校吸纳（初中）、建立公办学校分校教学点（小学）和设立国有民办民工子弟小学等形式，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同住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同住子女入学率达90%以上。三是外来务工人员医疗问题。医疗机构有管委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委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松江区和闵行区区级医院（20分钟车程）等。新桥镇还指定医疗机构和计生服务机构，免费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基本项目服务。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市民化的推进，使来沪务工人员真正做到在工作上安心、生活上舒心、子女入学上放心，进而和谐融入当地社会。

调研组组长：张秋锦

调研组成员：焦守田王 新王修达杨万宗

张英洪陈雪原贺 潇黄 丽

13.外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计划 篇十三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社区拆迁频繁，私有住宅的萎缩，据初步的计算，目前本社区的暂住人口在800多人左右，且分布在我社区各个角落，全社区出租户达150多户，这给我社区各方面的管理带来了压力，特别是在卫生、治安、计生等方面造成一定的影响。针对这一情况，我社区特制定了外来人口管理计划。具体如下：

一、提高认识，明确目标

1、提升外来人口的地位，争取做到与本社区人员一致看待；

2、提高外来人口的素质，做到外来人口与本社区人员和睦相处，创建“和谐社会”；

3、把本社区建设成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精神文明的和谐社区、平安社区。

二、成立组织机构，严格管理。

1、针对外口管理，本社区专门成立了二付班子的领导小组，责任明确；

2、针对外来人口不稳定，混乱且易违法等情况，加大对巡逻队的装备投入，配合派出所做好本社区的治安工作，保一方平安；

3、配合外口中心做好本社区外来人口的统计、服务、宣传工作；

4、不定期地组织人员，对本社区外来人口居住点，出租私房进行卫生检查工作；

5、外来人口育龄妇女实行登记制度，严格控制计划生育。

三、真诚服务

1、平时多组织些文艺活动。比如放电影、节日文艺活动、开放活动中心丰富外来人口的精神生活；

2、开展一些宣传、教育活动。特别是法制宣传，要多组织宣传和培训，从而提高外来人口的法制观念和其它认识；

3、对育龄妇女开展一些妇女保健方面的培训，并对广大外来人口、育龄妇女进行各方面的计生服务和咨询。

城北社区社区居委会

14.外来人口 篇十四

1 我村外来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及总体特征

我村外来流动人口总量约9330人, 其中, 男性6636人, 女性2694人。此外, 还有不少未登记在册和申领暂住证的流动人口, 全村流动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从暂住时间来看:居住一个月以下的834人, 居住一个月至一年的4445人, 居住一年以上的4885人。从从业结构看:主要从事一线工人、个体工商等工种和行业为主。从来自地区看:省内3029人, 省外6301人。此外, 我村流动人口还具有如下特点: (1) 文化水平较低, 法制意识比较薄弱。我村流动人口多数来自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欠发达的农村, 受教育程度以中小学居多, 法制意识相对薄弱。我村外来流动人口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0%, 文盲占4%, 文化素质较低, 对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认识比较低, 进而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难题。 (2) 来源广泛, 成分复杂。我村外来流动人口主要来自我省苏北的地级市和全国其它省 (市、自治区) 。在构成成分中, 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即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 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为主, 以内地农村人口为主, 以从事加工业、建筑业、餐饮业、运输业、服务业等劳动强度大, 收入报酬低为主。 (3) 居住分散, 外来流动性大。流入我村的外来流动人口以租赁房屋居住最多, 其次是居住在沙钢宿舍, 其他居住在居民亲戚家的则数量很少, 外来流动人口在我村不仅居住地分散, 而且外来流动性大, 给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

2 我村现行的外来人口管理办法

联兴村依托新市民事务窗口、房东协会、流动人口服务窗口, 根据《张家港市新市民积分管理暂行办法》 (1) 、《苏州市流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办法》 (2) 的有关规定, 运用信息化的管理手段, 通过日常化的有序管理, 力求建立人口流动相对稳定的管理制度。

3 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存在的问题

(1) 户籍划分遭歧视传统的“安土重迁”思想严重影响现代文明的发展, 人为地区分外来人口和本土居民, 加剧了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大量外来人口的到来, 也影响了社会治安的稳定。由于文化水平较低等原因, 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找不到稳定的工作, 经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如此面对高消费与自身打工谋生艰辛, 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3) 。 (2) 管理体制不健全。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涉及公安、计生、城管等多个部门, 联兴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主要是借助新市民中心的暂住户管理, 以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等。但是, 两部门的运作和管理在理念和具体执行上存在差异性和局限性, 单独执行相关的管理制度, 各自有一套对流动人口信息的采集, 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 信息资源利用率低, 信息浪费严重。 (3) 教育漏洞。多年来, 子女教育成为困扰外来人口的一个重大问题。基于户口限制, 公办学校多数拒绝接受外来子弟入学, 而一些外来人口子弟学校, 学校条件、教学质量、教师素质远远落后。而外来人口的子女又会是城市发展的主力军, 他们的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到城市发展的可持续。然而在那种状态下培养出的建设者, 势必会影响整个城市的发展。 (4)

4 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建议和对策

(1) 充分发挥各部门的管理职能。建议政府加强对新市民中心的管理, 完善规章政策, 充分发挥其在外来人口的管理职能, 加强村委会、居委会、相关部门、乡镇街道的配合协作, 促进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 (2) 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机制建设。依托张家港市新市民共进协会联兴分会、联兴村房东协会平台, 在新市民事务中心的指导和监督下, 逐步实现对村外来流动人口的自治管理。包括深入了解外来人口的所需所求、综合信息的采集, 协助相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进行普法、社会公德、卫生安全、维权等宣传教育工作。 (3) 构建综合信息共享平台。建议整合公安、新市民中心、计生等部门的外来流动人口的信息资源, 建立全村流动人口数据库, 实行一方采集, 多方使用的信息采集和共享机制, 及时更新信息, 并适时对数据库信息进行校对, 建立集居住、治安、就业、就医、计生等管理服务功能于一体的流动人口综合信息平台。 (4) 促进流动人口综合素质的提升。强化用人单位对外来流动人口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 鼓励流动人口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作用, 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参考文献

[1]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张家港市新市民积分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Z].2012 (3) .

[2]苏州市人民政府.苏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办法[Z].2011 (122) .

[3]贾植芳.中国流动人口心态调查[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2 (3) .

15.外来人口 篇十五

关键词：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生育水平;人口控制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人口问题错综复杂的时代，各种人口问题亟待解决，生育政策也因此处在一个全民关注的阶段，本文以大理州统计局“六普”数据为基础资料，通过统计分析，研究大理州人口生育水平及人口控制问题，以期为今后大理州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和建议。

一、大理州人口生育水平现状

（一）总体生育率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人口发展经历了前30年高速增长和后30年低速增长的两大阶段。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人口再生产由旧中国时期的高出生、高死亡率进入到高出生、低死亡率的人口高增长时期;8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深入，中国人口出生率开始逐年下降;进入90年代末期，我国人口再生产实现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到2000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26743亿，成功实现了“九五”计划将人口控制在13亿的奋斗目标;到了201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8[1]。据2010年的《世界人口數据表》显示，2010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5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5个。可见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许多。根据大理州“六普”数据显示，全州常住人口为3456323万人，与2000年的“五普”数据相比，人口总数增加了159771人，增长485%。目前大理州的生育率为101，比全国生育率118还要低。

（二）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及总和生育率

年龄别生育率又称分年龄生育率，是指某年龄组妇女平均每千人生育的活婴数。根据大理州“六普”数据显示，大理州育龄妇女的总的生育率达到2698‰，生育率最高的值出现在25-29岁，即8967‰，20-24岁之间生育率也比较高的数值，即5061‰，15—19岁以及40岁以上的生育率较低，分别为384‰和084‰。由此可见，大理州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及总和生育率属于宽峰型。

（三）育龄妇女生育特点

在大理州育龄妇女中，不同的年龄别，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不同的职业，其生育孩数、活产子女数、存活子女数也存在相应的差异[2]。在大理州育龄妇女中，未上过学和拥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平均活产子女数最高，其中未上过学的大理州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为229个，小学文化的为184个，而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最少，分别为048和06个，但是平均存活百分比却越高，大学专科、本科的妇女胎儿成活率达到了9986‰、9936‰，而未上过学的妇女，胎儿存活率仅为9583‰。可见，学历越高，平均活产子女数越低，但胎儿存活率越高;学历越低，平均活产子女数越高，但相应胎儿存活率越低。

在大理州育龄妇女中，平均每个妇女存活子女数最高的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存活子女数较少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和相关人员，存活子女数分别为082个和084个;与此同时，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存活子女数占活产子女数的百分比却最低，为9857%，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存活子女数占活产子女数的百分比却最高，为100%。可见，不同职业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具有较好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的妇女，其子女的存活率就相对较高，反之，在农村等偏僻地域从事农业、林业、牧业、渔业、水利业等职业的妇女，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科学知识缺乏，医疗卫生保健水平低下，其生产的子女存活率相对较低。但总体来说，相较大理州“五普”数据，大理州的人口健康素质有了一定提高，存活子女数占活产子女数的百分比有所上升，儿童的死亡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二、相关建议

（一）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建国以来，我国生育水平经历了50、60年代无计划的高速增长、70年代大幅度下降和80年代的徘徊波动后，迎来了生育胎次逐渐减少、世代间隔不断延长、多孩比重逐年下降的新阶段[3]。30多年来得益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口。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18左右，已经低于国际公认的21的人口更替水平。进入21世纪，我国仍持续维持低生育水平。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我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不能简单的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终结。由于人口再生产自身的发展规律，尽管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我国人口数量仍要保持继续的增长态势。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等多家单位的预测，即使目前生育水平，中国人口还要持续增长40年左右，到2040年达到高峰值154亿左右后，才能实现零增长及负增长[4]。也就是说，中国人口总量还要在现有规模上再增加近3亿人，与之相伴的还有资源的持续短缺，环境的不断恶化。与之类似，虽然目前大理州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合理分布的状态，但是此时全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不可取的，且极易引起生育水平的反弹，从而造成无法回避的不利影响。

（二）逐步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

在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前提下，适当对生育政策进行合理的调整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因为持续的低生育水平确实也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二胎政策”就是在此时期出台的一种微调的方式，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始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据了解，2014年3月28日，云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批准通过了《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草案）》，大理州也于当日正式开始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建议大理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儿童抚养福利等系列配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育和抚养儿童的压力，激励更多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生育二胎，以促进大理州生育政策的良好运行。

（三）进一步关注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

根据“六普”数据显示，目前大理州十二个县市，总人口为3456323人，总人口性别比10282，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069%;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931%;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下降了528%，60岁及以上人口则上升了215%。大理州已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和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阶段，与此同时，还会带来一连串的社会不良反应，比如社会保障欠缺、劳动力供给短缺、外来移民大量涌入等。因此，必须尽快结合实际情况，审时度势，跳出片面观念和固定思维的模式，未雨绸缪，出台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配套保障制度，从而保证大理州人口生育问题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作者单位：1.大理学院科技处;2.大理学院基础医学院）

参考文献：

[1]杜鹏.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与人口老龄化[J].中国人口科学，1995，47（2）：13-14.

[2]雷敏，冯九璋.女性文化程度与生育率[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9（2）：15.

[3]于学军，杨书章.从21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变动趋势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和艰巨性[J].人口研究，2000，2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