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尔库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合

试论马尔库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合（精选11篇）

1.试论马尔库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合 篇一

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简析

科技的高度发展孕育了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培养了人们的肯定式思维,肯定式思维维持了极权主义社会的延续.对人类解放的先验理性准则的充分辩护,这一“理”的缺失是马尔库塞悲观的根本原因.建立科技理性和人文理性协调发展的.社会才是现代文明的真正出路.

作 者：白新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刊 名：理论与现代化英文刊名：THEORY AND MODERNIZATION年，卷(期)：“”(2)分类号：B089.1关键词：马尔库塞 实证主义 科技理性 人文理性

2.试论马尔库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合 篇二

在这个前提下,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工人阶级成为“单向度的人”而不自知。活在被控制的环境里,技术的合理性使人们忽略了制度的不合理,技术带来的自由选择权让人们误以为自己拥有了自由。究其本质,资本主义私有制仍是社会矛盾的关键所在,技术只是沦为了有效统治的工具,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成为一种新极权主义。

一、不自由的“自由”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愈益完善的机械化生产逐渐改变了被剥削者的态度和地位,体力劳动者在减少,脑力劳动者在增加,不必再受到身体的劳累,让人得到一种满足感。然而,这种劳动方式,是另一种对人生命力的占有、消耗和麻醉。机械化加快了劳动速度,机器操作者和工人们仍然被榨取剩余价值,剥削从来没有停止。“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1]

(一)自由平等的体现

经济的自由选择。在被技术赋予的优质生活条件下,人们从过去疲惫而又劳累的生活状态里解放出来,可以不用靠出卖体力劳动来摆脱肮脏与贫穷。人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都能得到发达工业带来的好处和利益。人的生存条件大大改善,阶级差别似乎趋向平等化。社会的物质条件为人们所共享,且可以自由地选择。

政治冲突得到稳定。战后的民主体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巩固,政党制度和普选制的完善给予了民众形式上更大的民主权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都得到加强。民主政治的发展协调了社会矛盾,缓和了一些摩擦,各党派在内政外交方面开展合作,为了应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拉拢对立阶级,阶级斗争被冲淡。不同阶层之间的碰撞也得到调和,显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联合和团结,冲突暂时被稳定下来。

思想上的幸福满足感。“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2]人们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丰富,在需要被满足中感受到幸福。过去贫苦而辛劳的苦役让人们对生活产生否定,机器使人免于体力的消耗,并将其“纳入受到管理的人们所组成的技术共同体之中”。人们的思想从“被奴役”转变为“被支配”,这是两种意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人已经不觉得自己受到压迫,他们满足于机械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模式。

(二)不自由的实质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提出,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自由,实际上是被控制的自由,人们只能在被提供的选项中进行选择。

纵然技术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但没有人可以摆脱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控制。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们都生活在经济束缚中。在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上,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付出和回报不合理。“企业活动的自由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一件幸事。不是工作的自由就是挨饿的自由,它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艰辛、不安和焦虑。”[3]虽说人们可以对自己的时间自主支配,可这样的“自由”背后是无从选择。对生活必需品的谋求占据了工人阶级几乎全部的工作时间并且一生都无法摆脱。

政治权利的突出运用体现在对机器的操作和技术的掌控,通过利用工业文明中的技术,可以巩固现有的社会和政府。“社会控制所强求的正是对于维持欺骗性自由的需要,这些自由是垄断价格中的自由竞争,审查制度下的自由出版,以及商标和圈套之间的自由选择。”[4]民主体制的完善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未触及根本。

“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批判功能就被剥夺。”[5]人们享受着丰富的物质条件,受大众媒介的影响进行消费,受群体行为感染盲目从众。这些都是“虚假的”需要,是社会的需要并非个人真实的需要。“单向度的人”也可以说是迟钝的,受到公众舆论摆布而失去内心自由的人。马尔库塞认为,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二、不合理的“合理”

如果是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因各种因素,衍生出许多不合理的部分,那只需克服这些不合理的部分,社会便可恢复正常秩序;但若是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中,纵然有部分合理性,对社会的变革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一)技术合理,对技术的使用不合理

技术本身是中立性的,但由于技术不能独立于对它自身的使用,中立性就无法维持。技术的使用对象会影响它的立场。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世界里,而发达工业社会又是一个政治世界,技术发展带来的好处暂时稳定了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技术沦为政治统治的有效工具。于是,政治上的不合理通过对技术的不合理使用表现出来。

统治通过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技术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6]因此,技术合理性反而保护了统治的合法性,理性的工具操作和经济协作,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应运而生。

(二)合理制度中的不合理内容

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体现在制度设计的逻辑性,但制度对被统治阶级却体现出不合理的方面。

马尔库塞发现,资本家和工厂主变成官僚的统治角色,在理事会和董事会巨大的统治范围内,政府和国家意愿,显而易见的剥削根源,消失在客观合理性的外表后面。技术带来的好处让工人们忽略了自身不平等的地位和被奴役的现状。但真相是,人已经成为依附机器的工具,他们是受到控制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要移植成个人的需要,社会控制的破坏性和压制性也得到辩解和开脱。“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7]统治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身体的奴役到思想的控制。放在今天来看,媒介依然是技术的体现,意识形态的控制是通过媒介宣传来引导公众舆论,无知的受众被蒙蔽,甚至维护制度中不合理的内容。

“人们服从于社会而丧失了自我,这种支配的力量来自意识形态化的科学技术”[8]。这种极权主义以科学技术为基础,是和平理性的经济技术协作,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这样的极权力量是强大的,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广大无知群体成为统治阶级的傀儡,社会呈现一种假象的和平,少数意见被湮没,大众的思想被同化。

不过,即使这种新极权主义能够使人丧失批判和否定的能力,它依附的资本主义终究逃不脱灭亡的命运,私有制和雇佣关系积累的矛盾在等待一个质变的界点,等到受压迫和剥削的人们认清了这种极权主义中变相的合理性,从愚昧中觉醒,反抗和变革就会到来。马尔库塞将资本主义的病态发展归结为技术的发达是站不住脚的,技术本身的中立性使它不分立场,技术对大众的一视同仁也体现为它的合理性。占少数的统治阶级不可能将这种合理性惠及大众,致使技术成为社会控制和极权的有力支撑。因为马尔库塞自始至终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考量社会的问题,无法跳脱自身的局限。要得到真正的广大的自由和解放,最终需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注释

1[1][2][3][4][5][6][7][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版.

3.试论马尔库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合 篇三

我在想我们今天做企业，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高度的结合才能走过去，没有理想主义我们不能走向未来，没有现实主义我们活不过今天。

新商业文明下的社会责任，什么是商业文明?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情况下，所有的企业都必须思考自己的问题，上一个世纪的企业存在是寻找机会，并且把这个机会做大、做持久、做好。在二十一世纪，所有的企业必须是解决社会的问题，假如我们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我们不能持久，我们的公司也在问这个问题：什么东西让我们阿里巴巴持续发展二十年，

只有一样东西，就是

4.试论马尔库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合 篇四

《爱欲与文明》是马尔库塞思想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以前，马尔库塞一直致力于提出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进入 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爱欲与文明》为标志，他开始用弗洛伊德理论补充马克思的思想，试图提出一种批判的文明理论。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下的压抑性理论出发，针对弗洛伊德提出的文明与爱欲的不可调和性，提出了人类文明应建立在非压抑性秩序的可能性。他认为，爱欲的解放不仅不会阻碍文明的进展，还有可能解决在现实原则的压抑性秩序下许多无法避免的潜在危机——其中就有关于人与自然的危机。

一、原始本能下人与自然冲突的起源

马尔库塞将人与自然的冲突起源，归结于为了满足不被限制的性欲而引起无疑是不当的，马尔库塞的这一理论观点，虽然来源于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但是，从人类自身的发展看，人类原始本能中的这种性欲的满足表面上是一种动物性的内驱力;但从本质上而言，更是一种从自身的快乐出发却不顾及周围环境及其人类整体发展的“私欲”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马尔库塞的人与自然观是很有启发性的二、压抑性的社会秩序下人与自然的潜在危机

弗洛伊德“把性欲看作是一种本质上与文明相抵触的破坏力量”。马尔库塞将这种压抑称之为基本压抑，“而这种基本压抑乃是人从原始人向现代人发展的标志”。即基本压抑从理性上摆脱了非理性本能的放纵，从而保护了自我的生存，因为此时，必要的压抑使自然的缺乏与贫困不能再对人类产生控制，而且基本压抑“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满足，因为„吞没‟自然，打破自然的强制，正是人类所特有的快乐原则的形式”。那么，在这种压抑性社会秩序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就可以不存在了吗?马尔库塞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及其辩证法，遵循弗洛伊德所谓的文明辩证法，对它们加以改造，然后指出:在压抑性的社会秩序下，人与自然存在着潜在的危机。

三、非压抑性的社会秩序下人与自然的统一

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一再指出，死亡本能的“派生物”与爱欲的各种“神经症的反常表现”是一股破坏，即存文化的逆流。但是，马尔库塞认为，它们恰恰破坏的是压抑，“它们的目的不只是反对现实原则，实行虚无，而且要超越现实原则，达到另外一种存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传统西方哲学的基本发展，也就是理性的发展，逻各斯作为存在的本质，与从属于快乐原则的技能和态度处于对抗之中，也就是说:“当哲学把逻各斯看作存在的本质时，这种逻各斯就已是统治的逻各斯了，已经是人与自然必须服从的理性，这种逻各斯不仅发号施令，为所欲为，而且确定方向”。所以，在压抑的文明下，对人与自然的各种斗争、征服活动都是无法避免的。

5.试论马尔库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合 篇五

新天学区钱寨小学 赵文国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去年“五四”青年节、“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总书记分别在北师大和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提出培育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青少年儿童抓起。学校要发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作用，就要在着力开发教育资源，搭建活动载体，建立长效机制方面做足做细做好文章，让青少年学生学得其所，知之乐之且行之，最终使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根植于心的基本素养和如影随形终身践行的良好习惯。

突出“形象化”，着力开发学习资源，使其乐学乐行

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作，往往是言者谆谆，而听者浑浑。怎样才能让青少年学生更乐于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呢？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认知规律，努力将枯燥抽象的大道理转化为形象生动的小故事、小事例，这样，学生才更易于和乐于接受，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学校要花大力气开发多样化、形象化的教育素材和学习资源，让核心价值观“活”起来，让青少年有所学、乐于学、学得到。

一是要在传统文学经典中萃取学习素材。传统文学经典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经典诗文书画中蕴含着人类最美好的道德情操，历经千百年而熠熠生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富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级各类学校要在认真教好教材中的古诗文的基础上，组织骨干力量，萃取更多的富含道德教育养分的经典诗文，让核心价值观以经典文学作品为媒介，通过学生的诵读、吟咏、体味、铭记、传播，入眼、入耳、入心，最终积淀内化成一代青少年学子的文化基因和道德底色。

二是要立足本土开发教育资源。

中华大地处处蕴含丰富鲜活的传统文化特质，这种地域文化资源因其本土亲缘和地域独特性，成为当地青少年易于接受、乐于感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级各类学校要在开发本土教育资源方面下功夫。

三是着眼身边发掘示范典型。“有样学样”是青少年的行为特点，学校要注重发挥榜样的道德示范效应，用先进典型感召和引领广大青少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要用好历史上少年英雄的故事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涌现的大批少年英雄的事迹教育、感染、引导青少年；一方面要注重挖掘和创树身边现实生活中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好人好榜样，激励青少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突出“生活化”，着力搭建活动载体，使其善学善行

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活化”，要善于“修渠”、搭载体，力求让青少年知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一件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

一、是用好传统教育活动载体。我们长期开展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月”活动和经典诵读、书香校园、行为规范教育、学雷锋见行动、青年志愿者、亲子义工、缅怀先烈、国旗下讲话等主题教育，形成了一批优秀的教育活动载体，要充分利用好这些现成的活动平台，使之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

二是开发更多生活化的新载体。

首先，要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让课堂主阵地成为知晓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渠道。其次，要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学校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广泛开展国学讲堂、知识竞赛、文艺演出等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学校文化的厚重底色，让核心价值观成为学校文化的主流。第三，要把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家庭、社会扩展，倡导家长通过言传身教，形成爱国守法、遵守公德、珍视亲情、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的良好家风，营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庭教育氛围。第四，要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网络等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用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网络文化优质资源，搭建青少年网络生活的新载体。

突出“日常化”，着力建设长效机制，使其常学常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而知之、行而践之是核心，常学、常行是关键。要避免抓抓停停“一阵风”和“雨过地皮湿”的浅短效应。

一是切入点要小，使其易于实践。

育德入心，成德于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找准切入点。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无处不在，学习感知它可以是一句诗词，一笔书写，一幅图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时不有，见面点头致意、随手关门、按时到校、讲卫生、言语文明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忠实践行。切入点越小，就越易于实践，就越有实效。

二是建立长效机制，使其勤于实践。学校要充分结合青少年心理特点，构建和完善评估激励机制，为鼓励青少年不断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强有力的动力保障。一方面，要选树传颂“校园好故事”“校园好榜样”，发掘身边的好人好事，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寻访、优秀集体创建和校歌、班歌征集与宣传活动。一方面，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宣传，凝聚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正能量，加强青少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评价和督导机制，形成常态化、生活化教育模式，增加践行核心价值观在学生素质综合评测中的比重。

三是着眼点要远，促其养成习惯。

6.试论马尔库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合 篇六

新农村

按照党的组织体系结构，农村基层党组织主要是指乡镇以及村一级党组织。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村级党组织的影响力问题。党的十七和十七届四、五中全会提出，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臶，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在农村就是要大搞民生工作，让农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农村各项健身不断的完善，在此党组织发挥作用和影响力是重重之重，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政组织的影响力，整合农村政治资源，充分有效地发挥农村党组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已经成为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影响力弱化的原因分析 所谓农村基层党组织影响力弱化，是指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在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严重下降，对农村社会的动员能力、整合能力降低。这种现状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使村党组织权力性影响力受到了严峻挑战，党组织的权力影响力削弱。

组织的影响力分权力影响力和非权力影响力。权力影响力是以资源占有为基础、以合法的强制为凭借、以一定的制度为规范的社会支配能力。1949年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一元化领导体制，经济上实行的公有经济体制，农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这种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决定了长期以来，在中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牢牢地控制村庄的管理权，掌握着村内经济、政治资源，享有直接决策、管理、控制和利益分配的绝对权威，成为农村实际的“执政者”。但是，从2O世纪踟年代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和以村民直选为标志的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使村级原有的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影响力受到了空前挑战。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经济自由得到空前解放的同时，也使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从一元经济结构向多元经济结构转化，经济资源从集中向分散转变。伴随非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有些村子几乎无集体经济可言，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分散的家庭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关系日渐淡化。这种状况，一方面造成农村党支部可控制的经济资源大幅减少，可利用的经济资源严重短缺，权力性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严重削弱。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的萎缩，使广大农民(也包括党员)从集体经济中获得的各种利益在减少，甚至消失。农民在经济上对村级正式组织(包括党组织)依赖程度大为减低，党组织对农民在利益方面的吸引力、影响力大大减弱。

其次，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使村党支部领导权力的合法性面临挑战。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和非集体经济发展挑战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直接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力的话，那么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则直接挑战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力的合法性。合法性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公民与权力的关系。民主政治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合法的权力必须经过合法的渠道产生。也就是说，合法性内涵着民众对于组织权力的普遍认同。自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村民民主自治就成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特色。村民自治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就是自下而上地选举村委会。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促进了农村改革、发展、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村民政治民主参与意识和积极性、满足农民政治参与要求的同时，也使农村政治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使农村党政关系从一元权力结构向二元权力结构转型，出现了两个权力主体一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从根本上说，这两个权力结构的存在都是为了更好地代表和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两个权力主体的权力来源不同，导致两个权力主体在实际的权力运行中的矛盾与冲突不断。

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是由村民直选产生的，其权力来源于村民的授权。①村民直选用现代民主政治最为认可和倡导的方式赋予了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合法性，大大提升了村委会及村主任的社会地位。

根据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规定，村党组织作为执政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享有对村内重大问题的政治领导权；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的主要载体，拥有对村庄重要事务的自治权。但由于现有法律制度未能明确划分领导权和自治权的边界和范围，造成自上而下渠道产生的村党支部很容易与自下而上产生的权力结构——村委会之问产生矛盾和碰撞，两个权力主体在重大村务决策和管理上互不相让、互不配合，关系紧张。村委会与党组织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造成村里工作难以正常开展，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目前，在很多乡村基层频发的诸如弄虚作假、乡镇企业与农民负担过重、乡村内部管理中的混乱、乡镇干部中的****现象等，都与因权力体制缺陷而引起的权力运行失范有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组织的影响力，使农村群众对党组织的权威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各种民间组织发展迅速，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特别是宗族势力和宗教组织的发展，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形成了很大冲击。

进入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民间组织大量涌现。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04年底，我国已登记注册民间组织近29万个，其中社团15．3万多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3．5万多个，基金会936个。在农村也出现各种各样民问社会组织。农村的民间组织主要有三类：一类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它们已经成为农村民间组织的主体；第二类是各类农村民办非企业单位，如学校、卫生所、科研组织、敬老院等；第三类是农民自发组织的团体，如老年协会、计生协会、红白喜事协会、文化演出协会、体育协会、环境保护协会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农民已自发成立了近13万个协会。农村大量出现的民间社会组织，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沟通人际关系，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的，在农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民间组织自主性的不断增强，些民间组织开始成为村务管理的主体和影响村民生活的主导力量，直接问接地控制或影响了部分群众，使农民对村级正式组织(包括党组织)的依赖程度大为减低。有些民间组织为了扩大影响，经常拉拢一些有影响的党员干部参加，使他们成为小团体的代言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农村政权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的削弱，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组织和怀有一定政治意图的组织有所增加，一些沉寂多年的旧权威开始复苏，出现了“宗族权威、宗教权威和武力权威”和党政主体权威互动的局面。这些都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产生了很大冲击，对农村党组织的权威和影响力构成了严重影响。

(三)农村党组织建设受到严重削弱，凝聚力、战斗力弱化是导致其影响力下降的内在因素。从非权力影响力的角度分析，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从根本上讲是来源于党支部组织的凝聚力、干部队伍的创造力和党员队伍的战斗力。目前村党支部影响力的弱化固然同权力资源的减少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党支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其影响力弱化的重要因素。

首先，组织涣散，创造力、凝聚力不强，战斗堡垒作用未能有效地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有影响力，首先要有凝聚力。凝聚力越大，吸引力越强，影响力就越强。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受到严重削弱。在不少的村子，党支部软弱涣散，有的处于瘫痪状态，有的被宗族宗派势力所控制，有的党支部缺乏带领群众致富的本领，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根本无从谈起。

其次，基层组织党内民主发展不足，党员对党组织的的认同感和向心力降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党员作为普通村民的民主权利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制度保障和满足。这对农村党员党内民主权利的行使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与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相比，基层党内民主发展的不充分，农村党员民主权利缺失，导致党员对党组织的认同感下降。

其三，农村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年龄老化、思想僵化、能力弱化，难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的政治先进性和社会威望降低，党的形象资源流失。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前，加入党组织是提高社会地位的主要渠道。进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使农民有了自主权，党员的价值观趋于多样化，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和环境的方式增多，使他们对党组织的依赖程度大为减低，加入党组织的动因不足，要求不强烈，造成党员后备力量、干部后备力量都相当缺乏。二是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经商，造成农村基层党组织中青年党员的比例过小，战斗力不强。三是在少数地方农村，党支部书记为维护其地位，不愿发展新党员，党员队伍萎缩，造成了党支部书记难选，少数村子根本就选不出支部书记。四是长期以来，在很多村子，党员的教育与管理缺失，造成一些党员组织观念、纪律观念淡化；部分先富阶层党员的群众观念下降，自我致富意识强，带领群众致富意识淡薄；流动党员中的“三不党员”(不参加组织生活、不交纳党费，不做党分配的工作)、“口袋党员”(党组织关系接转证明长期放在个人身上，造成流入地和流出地党组织都不能管理)增加；有的党员参与农村赌博、封建迷信活动中；部分党员干部在贯彻落实党的一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与群众的联系和沟通、廉洁奉公等方面还有差距。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侵犯群众利益，使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对立。直接破坏了党在农村的影响力。

二、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影响力的对策思考

农村党支部的影响力，直接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着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加强村级党支部建设，提高村级党支部的影响力，作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要方面。要紧密结合当前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发扬改革创新精神，从多层面大胆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一)合理配臵权力资源，科学区分党支部的领导权与村委会的管理权，巩固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核心地位。执政资源是政党执政的基础条件，是提升执政影响力的决定因素。在执政资源的构成要素中，权力资源、法理资源、组织资源是最基础的要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与其所占有的执政资源成正比。因此，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必须完善有关法律和党规，科学合理的配臵农村权力资源，规范各自的职权。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但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就其属性来说，是实体法，只可能对一些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进行概括规定。保障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的规范运作，必须根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订和落实一系列可操作性强的程序性制度，从制度上合理划分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范围，尤其要明确村党组织对村民自治所承担的“领导、支持和保障”的责任及履行责任的方式，从制度上来保障和落实党支部对村委会及其他农村社会组织的领导权。

必须明确，党支部作为农村的领导核心，对农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拥有领导权，对本村负有政治领导责任。党支部的职责就是抓大事，把握和驾驭全局，主要职责包括：第一，村党支部要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要求，抓好上级党组织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支部的意图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实现领导方式的转变；第二，把握农村经济社会运行的趋势与特点，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遇到的重大问题；第三，支持和帮助村委会依照法律法规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尊重村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协调、动员各方面力量，形成推动农村发展的合力；第四，教育和培养党员干部队伍，加强党支部的自身建设和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配套建设，尤其要建立和落实重大决策由支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和党员议事制度，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组织保证；第五，做好新形势下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创造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第六，要对村委会的工作实施有效的监督，把过去以行政监督为主要手段转变为以法律监督和制度监督为主要手段。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民主选举的自治组织拥有管理权，其职责主要是负责处理具体事务，主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具体讲主要是：第一，协助基层政府开展工作；第二，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第三，依照法律法规，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第四，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和义务，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第五，依法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涉及村民利益的各种款项的收缴与使用、村集体项目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计划生育指标落实方案、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水电费的收缴等等，都必须及时公开并接受村民查询；第六，村委会要自觉地维护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重大村务要及时向村党支部汇报，争取村党支部的支持，同时还要定期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和村民的监督。

(二)加强党支部建设，提高党支部的组织影响力。农村党组织的影响力首先和主要的是组织的影响力。因此，提高党支部的影响力，必须切实加强党支部自身建设。

首先，完善党支部的民主选举制度，把人民公认原则纳入村党支部的选举过程中，依此增强党支部的合法性基础，提升其影响力。具体做法是：在村党支部的选举中，首先经过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民主测评、民主推荐，在此基础上由党员进行真正的民主选举，选出广大村民和党员信得过的党支部书记和委员。然后，以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为契机，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由支部组织党员公开民主的推选在村民中有较高威信的党支部成员或普通党员作为村民委员会主任的候选人，参与自治村民选举，尽可能使村委会委员和党支部委员交叉任职。这样，就使基层党支部成员通过民主选举取得了合法的领导地位，并把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真正纳入到村民自治的法律轨道，真正实现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后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使村党支部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机制的民主实践中得以更新，得以焕发出适应农村发展要求的生机和活力，真正成为新时期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从而改变因实行村民自治党在农村政治生活中受到削弱的政治地位，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其次，要适应农村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社会组织多样化和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发展的需要，创新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设臵模式，扩大基层组织的覆盖面，扩大影响力。一是打破行政村区域的限制，支部随着党员走；二是减少空白点，克服薄弱环节。引导农村党支部跨地域、跨所有制、跨产业整合联建，形成产业链、利益链、区域链、服务链等多种设臵形式，把党的组织渗透到民间社会组织中，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三是要开阔视野，通过挂职、下派等外部输入的方式，把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干部通过群众认可的方式配臵到农村基层党支部中，优化支部结构，提高整体素质。同时，根据不同的组织确定不同的职能和先进性标准。真正做到哪里有群众，那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那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有党的组织，那里就有党员在发挥作用。

其三，以加强能力建设为切入点，不断改进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提高党组织的非权力影响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基层党组织做党员和群众工作凭借的往往是行政权力。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能强制群众接受我们的任何主张。因此，做党员和群众工作更多是要凭借非权力的影响力。农村党支部成员必须转变观念，不断加强学习，增强素质，提高能力，以人格魅力和道德形象影响群众，靠真诚的服务感染群众，巩固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

(三)创新党员干部教育管理机制，提高素质，优化形象，提升党员个体的影响力。良好的素质和形象是党赢得群众支持的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组织及其党员的素质、形象是最好的领导教育方式。党员的模范形象对周围群众起着巨大的影响、带动和辐射作用，通过潜移默化的榜样力量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使群众由被动服从转为自觉拥护。提高党员个体的素质，发挥党员个体的影响力，必须建立农村党员教育的长效机制，把农村党员的教育纳入全党教育的系统中，创新培训模式，使农村党员教育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必须切实抓好农村党员的发展工作，在坚持党章关于发展党员必须坚持的“十六字”方针的前提下，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进“双优”工程，把农村致富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组干部，解决农村党员结构老化的问题。

要拓宽领域，采取基层党组织和劳务输出中介组织合作的方式，有组织地输出部分农村青年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深造，作为村级后备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培养，解决农村党员队伍活力不够的问题。要疏通出口，进一步加大不合格党员的处臵力度，以净化党员队伍，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要不断完善农村党员的管理方式和模式，建立规范有序、联系紧密、以流入地为主、流入地流出地共同负责的管理格局，做到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的基层组织，有党组织的地方就有正常的组织活动。要不断健全党员监督管理体系，健全党员激励约束机制，逐步建设一支年富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素质高、能力强的党员队伍，不断提升党员在农村的个体影响力。

(四)建立利益整合工作机制，提高利益协调整合能力。美国政治学家里普塞特把政党称作“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这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政党作为整合工具的基本特性：既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又是起联合作用的力量。在当前的中国，利益分化日趋严重，党必须提高利益协调整合的能力和水平。但是，无论党对社会进行怎样层次的整合，农村党支部作为党在农村的领导核心，是党进行社会整合最基础、最不可或缺的组织要素和主体因素。因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分布最广、数量最多，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最密切，也最直接。可以说它们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致富奔小康的坚强堡垒，具有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教育、引导、示范、带动作用，其社会整合能力的强弱、水平的高低、效果的好坏，都必将更广泛、更具体地影响党对中国整个社会的整合水平与效益。而且，目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还在不断的深化和发展，农民阶层内部分化还在继续，农民工人、农民个体工商者、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身份群体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下，其利益取向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它必然会带来农村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农村党支部必须提高其利益协调和整合的能力。一是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和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进行整合。在目前出现农村社会组织多样化及多种整合力量并存的局面和趋势下，基层党内民主和农村民主政治的有效发展，有利于增强党员对党组织的向心力和认同感，有利于基层党组织充分获得支配、控制和领导各种基层组织的主动权，特别是通过选举、监督等民主渠道，提升农村社会对党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合法性认同和支持，从而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巩固党在同级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

二是联合各方力量进行整合。实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单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力量是很不够的。农村党组织要善于利于和整合各种资源，调动各方力量，特别是要善于利用村委会及各种群众团体和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构建以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委会为主渠道，以各群众团体、民间组织为重要辅助渠道的社会联动整合新格局。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主动提供平台，创造机会，让农村各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根据其职能特点，参与社会整合工作，并在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前提下，发挥出应有的利益表达作用，不断壮大党对农村社会的整合力量。

三是在整合内容和效能上下功夫。要找准并把握住广大群众及各个利益群体的共同利益之所在，把群众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相结合，把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与具体利益、眼前利益相结合。通过发展生产力、加强各阶层的思想教育、建立各个利益群体之间良性互动和公平竞争的机制等手段和方式，实现农村各阶层利益的整合，为实现广大农民群众共同的利益目标奋斗，使农村党支部真正成为代表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带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领导核心。

毕业论文

试论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影响力 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

7.试论马尔库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合 篇七

马克思主义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通过两种基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第一种形式，是后人与时俱进，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丰富、完善、修正和发展。比如，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获得胜利的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特发展。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在进行这样的理论创新时，后人总是面临 “左”的错误思想的障碍,根据我们党的经验，破除这个障碍的最好武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种形式，是本人与时俱进，对自己原来的观点进行丰富、完善、修正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至于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审时度势，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末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到80年代中期对时代主题看法的改变.。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从上述哪一种形式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与时俱进、勇于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8.试论胡适的个性主义人生观思想 篇八

试论胡适的个性主义人生观思想

通过东西方人生观的比较和对传统人生观的批判，胡适提出个性主义人生观的思想。一方面，他强调个体的.主体性自觉，个体要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助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从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角度出发，强调个体对于社会的责任，要个体在努力奋斗于改造社会的事业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作 者：刘美忠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刊 名：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3(1)分类号：B821关键词：胡适 人生观 个性主义 社会责任

9.试论内格尔非还原主义 篇九

试论内格尔非还原主义

内格尔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界出现的.反还原主义思潮中的代表性人物.内格尔认为,意识经验的主观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现有条件下是不可能还原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心说,即认为宇宙的基本物质成分,不管其是否属于生命有机体,都具有心理的属性,从而由物质成分构成的生命有机体具有某种意识.内格尔非还原主义理论是一种二元论,但他提出一些具体观点,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发展.

作 者：黄树光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湖北,武汉,438000刊 名：黄冈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年，卷(期)：22(2)分类号：B08关键词：哲学 内格尔 非还原主义

10.试论马尔库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合 篇十

[摘要]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国情的重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想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才能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产生出更多的现代理论成果，当前，我们依然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的现实实际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三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的有机整合，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载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其获得中国形态和内容、别赋予中国作风和气派，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之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契合点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同性，这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1.民本和人本的群众观念。中国古代浓烈的民本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熹的“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荀子的“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格言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民为邦本”和“爱民恤民”等思想的经典阐述。由于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这种“民本”中的“民”显然是一种不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存在，但毕竟也看到了民众在稳定国家和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透露出一种朴素的人本气息，是一种朴素的群众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思想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认为劳动是群众创造的，离开劳动群众，人类社会就无法存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谈到怎样研究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时候也指出人们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正是这些广大群众的、整个民族的、整个阶级的行动“引起重大历史变迁”[2]。

2.对理想社会期待和追求的共同指向。中国古代的先哲在创立各自的思想体系的同时，基本上都要描绘一幅社会和人生的理想蓝图，作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无论是何派何家都憧憬向往着“大同社会”，《礼记?礼运》中对此作过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马克思主义视全人类的解放为无产阶级的使命，主张推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统治，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最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与高度幸福。这样一种追求共产主义的过程是以现有的历史基础为前提的不断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3.知行统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一致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和“注重践行”的思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践的概念，而且也只是道德层面的践履笃行观念，但它们所呈现的力行意识，与马克思的实践品格具有内在的统一之处。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品质，但它毕竟还是在西方文化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从文化背景到思想内容，从理论源流到思维方式无不带有西方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想要在东方大地上发芽成长就必须考虑民族化的问题，只有注意了解具体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才能更好地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要求，只有与民族特点民族文化相结合，才能转变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也才能使中国人民更好地接受。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是传统文化内在发展的需求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有很多优秀的传统是我们要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的，但也不乏有一些糟粕是我们应该摒弃的，正如张岱年所说：“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两个方面。有消极方面，也有积极方面。我们要消除消极方面的流毒，同时也要发扬积极方面。”[4]毛泽东也认为：“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要发展，必须吸收新鲜的文化养料。”[5]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通过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民族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和作风气派，在华夏大地上的土壤找到新的生长点。

（四）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革命实践的需求

中国是人类的文明古国，这个古老而庞大的文明古国曾经光彩熠熠地屹立在世界中，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之后，中国逐渐地衰落了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为了救亡图存，改变内忧外患的局面，各个阶层的仁人志士先后掀起了三次救亡图存的高潮，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虽然都有其进步的意义，但中华民族的命运依然没有改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随后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神州大地上迅速传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这一理论，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支撑，马克思主义符合当时中国的革命需要。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历程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国情的结合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在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随后的革命建设和实践探索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开路先锋，不仅如此他也提出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原则。因此，他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要求艺术上和学术上都可以有多种形式和多种声音。

（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处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态势下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体系的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到了新的高度。邓小平沿用中国古代的“小康”概念，创造性地把“小康”理想运用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礼运》一书中，和“大同”社会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社会。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合的优良传统，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复杂的国内外新情况，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有高度契合处，这种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整合的成果。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面对新的世界形势，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在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和谐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以“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蕴含着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和世界和平的美好向往。

（四）以总书记为代表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的情况下，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讲座时指出：“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伟大理论创新成果都蕴含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发扬光大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已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完成了自身的变革和升华。所以，在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更深的结合、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结合，使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壮大，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支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1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9

[3]杨天宇.礼记译注（上）[M].上海：上海书籍出版社，1997

11.试论马尔库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合 篇十一

我家住河南省邓州市一个农村家庭，对家乡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状况感触颇深。首先就是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这与社会主义农村综合改革是分不开的。1978年后，在农村迅速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迅速解决了我国的粮食问题，2006年，全国范围内废除农业税，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的农业税传统，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为全国人民提供了坚实的粮食基础。其次，全国范围内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制度，解决了农村学生上学难的问题，这对提高人民整体文化素质起到了推动作用。

然后就是建立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继续扩大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部属师范院校的师范生免费教育等等。这些农村改革能够得到落实，无一不依赖于党和政府坚定的方针政策，从而使农村有计划、有节奏快速发展，走向小康。

基层和群众的创造性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基础力量。我国的许多改革都是由基层和群众自发做起来的，然后由政府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到全国的。在我家乡河南省邓州市，由政府和群众共同拟定的“4+2工作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谓“4+2工作法”，也叫做“四议两公开”，即农村所有村级重大事项都必须在村党组织领导下，按照“四议”、“两公开”的程序决策实施，“四议”：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包括建立健全既保证党的领导又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等也作出指示，肯定邓州农村创造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是基层建设的制度创新之举，是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的有效实践形式，要求将这一好经验在全国农村推广，并在推广中不断完善。通过“4+2”工作法的实践和完善，基层民主深入人心，农村党建扎实推进，乡风文明日新月异，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