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观公正的案例

社会价值观公正的案例（精选12篇）

1.社会价值观公正的案例 篇一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我们向往公正主题班会

教学目标：

1、要帮助学生树立公平意识，理解公平的作用及 如何树立公平意识。

2、学会公正待人，与他人之间公平竞争、公平合作。

3、努力培养合理真切的社会公正感和对待社会生活中不公正现象的理智感。

教学重点：

1、要帮助学生树立公平意识，理解公平的作用及 如何树立公平意识。

2、学会公正待人，与他人之间公平竞争、公平合作。

教学难点：如何理解公正的相对性和如何理智地面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适用年级：五年级 学生情况分析：

由于五年级的学生开始进入少年期，思想由幼稚趋向成熟，依赖向独立半成熟交错；他们掌握道德观念，开始对社会关注，并有自己的见解，但易被影响；

面对学校和社会的信息开始选择性接受，有自己的见解；学习兴趣广 求知欲和好奇心增强，开始独立思考、追求与探索；自我意识发展，自尊心和自主性进一步增强，仍缺乏自我约束力。因此教师要注意在这个时候做好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正，作为我国公民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和孩子们一起来学习探讨。教育形式：小组讨论法

课前准备：学生准备排演有关公平的小品。教育过程：

一、复习导入：

1、同学们，你们还记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个大字吗？

2、其中的公平就是指社会公平和正义，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是国家、社会应然的根本价值理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是离不开公平。

二、辨别公平：

学生表演有关公平现象的小品片段。

情景一：一次五年级篮球赛，裁判误判一球，五1班的参赛人员要求改判，裁判没有理睬，五1班篮球队拒绝继续比赛，篮球赛不欢而散。

情景二：期终语文考试，章卫的试卷被老师少给了5分，可语文老师说凡是6分以下的误差一律不改。

情景三：班级公开竞选班长，刘大海和钱小龙是两位候选人，钱小龙竞选前许诺如果他当班长，就请全班同学吃饭，最终钱小龙以微弱优势当选。

讨论：谈谈上面的现象中，哪些是公平的，哪些是不公平的，为什么？

（分12个小组讨论，四个小组代表发言。）

明确：公平是相对而言的，没有所谓的绝对公平的存在。理解公平，我们要善于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对待公平，我们更要有宽广的胸怀和理智的行为。为追求理想的公平，我们更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

三、各抒己见

1、讨论：你认为学习和生活中怎样是公平？学生结合班级中实际事例发言。

家庭生活中，------------------------------同学交往中，------------------------------

师生关系中，------------------------------社会生活中，------------------------------

2、为什么我们需要树立公平意识？

明确：社会公平的实现，离不开我们的共同努力。社会需要公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同样需要公平。以公平之心对待周围的人和事，能够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有利于我们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我们需要树立公平意识。

3、如何树立公平意识？

（1）树立公平意识，需要我们在竞争与合作过程中遵守相同的行为规则。举例说明。

（2）树立公平意识，需要我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利益，尊重他人的权利。

成绩是可以用分数来计算，美德却无法用分数来计算。

四、教师小结：

建立和谐的社会，需要追求公平，维护和平，打击邪恶，扫除不公。我们每个人都要树立公平意识，培养正义感，努力做一个负责任的好公民。

教育反思：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的大字，学生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但学生对这12个词的了解仍停留在表面，而且并不会觉得和他们生活有什么联系。所以，我选取了“公正”这个主题，一方面是由于这本身就是属于公民层面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都是离不开“公正”的。

五年级的学生，仍属于儿童阶段，对于纯理论的东西他们是没有兴趣听的，所以在教学设计的时候我就安排学生进行小品排练，让学生在动态的表演中，抒发自己的见解。而且，在让学生了解公正的内涵时，还注重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让学生结合自身情况来谈感受，更易于学生接受。

2.社会价值观公正的案例 篇二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不公正,公正伦理

一

一个民族没有优秀的精神品格, 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个国家, 没有凝聚人心的民族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就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强大的凝聚力和卓越的创造力。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然而,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同样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发展, 世界上各种思潮相互碰撞和交织的机会越来越多, 各民族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已成必然。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其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和谐社会是指公平、合理、有序的社会, 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社会。然而, 中国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仍然很明显。

(一) 利益差别扩大。

第一, 社会利益分配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出现分化, 不同的利益群体矛盾突显。第二, 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过大。第三, 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过大。

(二)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

政府职能虽然从行政干预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向, 但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 导致了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管理方面的错位、越位、缺位现象严重。在审计部门立案侦察的土地使用过程违规案件中, 80%都是由于政府的插手所致;社会信息的不公开透明, 致使许多人丧失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在公务员录用方面尤为明显;司法不公, 造成冤假错案;官员的腐败导致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大大降低;在我国特有的信访制度下, 反映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信访数量呈持续上升的趋势, 特别是群体性上访事件年均递增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二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 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 而构建和谐社会的支点就是公正伦理, 它是解决这些不和谐和越来越深冲突的良方妙药。

(一) 公正伦理的含义。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 公正就是为一定的道德体系所认可的对社会成员之权利和义务的恰当分配。就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而言, 公正所描述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权利和义务的均衡状态;它坚持人们的劳动贡献同其应得酬报, 社会功绩同其应得奖赏以及罪与罚等等之间的一致性或正相关关系, 它要求按同一的道德标准, 同样的对待相同的人和事, 不同地对待不同的人和事。公正伦理属于道德领域的范畴, 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 它早已超越本身的范畴, 触及到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 人类对公正伦理的追求就不曾间断过。

在原始共产制的生产关系下, 为了维护集体的生存和利益, 平等、忠诚、团结互助就成为氏族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历代的思想家无不找寻着实现公正理想的制度、体制和手段。在我国,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以“仁”、“义”、“礼”作为其公正观的具体内容, 贯穿儒家伦理思想的始终, 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特别强调“舍生取义”的道德价值, 认为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罗尔斯在《公正论》中提出“公正的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或者说的准确些, 就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分配的方式。”公正也只是一定社会关系下的相对公正, 其标准是历史的。就不同的社会制度而言, 人们评价某一社会制度更公平, 是相对与某一特定尺度而论的。当然, 科学的公正观必须符合历史规律性, 必须与历史的客观事实相一致, 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但从来都不能超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所允许的限度。

(三) 公正伦理关系到社会的凝聚力的强弱, 关

系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关系到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当前, 坚持以人为本, 充分体现社会公正, 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合理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 彻底消除不公正的社会体制, 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法律地位, 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使他们同等的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并从制度上保障社会公正的实现。

三

公平正义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它要求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解决, 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谐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等的和谐共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应该着重从政治、经济、教育等不同领域维护社会公正, 促进社会和谐。

(一) 弘扬权利平等原则,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每一个人都有权争取和享有平等的公民地位、权利、承担平等的公民职责。公民的政治参与, 既是一个实现民主的过程, 也是一个自我管理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应该是局部走向“国家消亡”的过程。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国家消亡”, 实际上并不是指国家的消灭, 而是国家的权力还归于民, 回归社会。社会的信息更透明———即每个选民都有权获得应当由自己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的相当信息———社会才能更公正, 社会权威性才能树立起来。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说, 它的公民的选举人有公正选举有才、有德、有能力之人为国效力的义务, 而不是按亲疏远近或采用某些手段来推举被选举人。

(二) 现代信息化的社会竞争, 主要是人才的竞争, 究其更深层次是对教育资源的竞争。

在我国城乡之间、贫富之间都存在教育不公的现象。每年高考似过独木桥, 北京地区的考生就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全国一流的北大、清华。尽管其他地区的考生可能比他们多几十分, 但户籍所限就没有进入国家一流大学深造的机会;同一地区相同分数的考生会因为家庭背景的不同而有差异, 有的会因为家庭贫困交不起高昂的学费丧失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当然, 我们确认公民享有受教育机会均等应是指义务教育的机会均等。接受九年制的义务教育, 可以使公民享有生存权利、发展权利。国家应大力投资于义务教育, 改善农村的中小学教育, 实现教育公正, 是成为社会公正的重要指标。

(三) 社会保障公正。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还是覆盖面小、低水平、低层次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在城市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下岗、失业群体, 再加上失地农民、农民工, 以及广大的农村人口, 这些弱势群体很难全面享有国家的各种社会保障。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 特别是对广大农民来说, 养老医疗保险保障还可望不可及。然而, 现代社会的社会保障机制, 是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 它不仅仅是社会贫弱者的保障, 更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保障。

(四)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公正伦理。

和谐社会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平等, 也要人与自然的公正和谐。在工业化社会, 人们强调对大自然的探索、开发、利用, 征服自然为人类服务。这种不公正对待大自然的后果导致资源进一步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生物物种灭绝, 人类已经受到大自然公正的报复。庆幸的是, 世界各国都已觉醒:人类充分享受自然权利的同时, 必须承担起合理利用资源, 保护自然的义务, 缺乏这种权利义务公平分配, 人类自身最终也将无法生存和发展。

社会的和谐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我们不能忽视价值观的引导和价值体系的建设, 不能忽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建设。当前我们要努力消除不和谐的因素, 将和谐文化和和谐思想作为党和人民自觉的思想指导, 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中不断加强和教育人民, 促进社会和谐, 加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 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各种社会形态的显著特征。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我们加强意识形态建设, 必须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 才能切实有效的真正做到和谐, 树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象。

参考文献

[1].俞可平.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5, 1

[2].庞元正.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3].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4].程立显.伦理学与社会公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5].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6].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3.社会价值观公正的案例 篇三

一、案例特色

基于学校革命传统教育的经验，以及学生成长所需的现实要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在传统德育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内容，探索了新的教育形式和途径，继承和创新了革命传统教育。

1.强化传统基地建设

雨花台区实验小学紧扣雨花台这个“点”，创建了“红领巾广场”“红领巾苗圃”“红领巾管理区”“雨花台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在烈士纪念碑前敬献小白花、描碑文，参观纪念馆，表达对烈士的哀思；在红领巾广场举行“新生入队仪式”，组织毕业班学生在知名烈士墓开展“感恩教育”等系列活动，激发学生的爱校、爱国情感。如今，雨花台已成为雨花台区实验小学对学生进行红色教育的大课堂。

2.着力开发文化阵地

雨花台区实验小学把雨花台的教育资源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让红色教育浸润校园。如校园内建设了“夯实做人基础，走向成功之路”“学习革命先烈，继承优良传统”等主题浮雕，建设了“成长在雨花台下”少先队文化长廊、“红领巾气象站”“娃娃电视台”等红色教育阵地。通过着力开发文化阵地，优化校园环境文化，激发了学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3.争创英雄中队

雨花台区实验小学以“学英雄、争创英雄中队”为主线，以丰富多彩的英雄中队活动为载体，把爱国主义教育与中队成长结合起来，把英雄的名字写在队旗上，印在学生的心里，使昔日的英雄成为学生崇敬、学习的榜样，激励、引导学生“继承先烈志，当好接班人”，并先后命名了“卢志英中队”“何宝珍中队”“孙津川中队”等十二支英雄中队。

4.开展“小小讲解员”活动

2000年，雨花台区实验小学尝试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把抽象的道德教育和具体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促使学生从被动接受基地教育转变为主动接受基地教育，由此诞生了“红领巾志愿服务队”。

16年来，讲解队的队员们一直在雨花台纪念馆为游人讲解烈士的故事，宣扬烈士的精神，在讲解烈士事迹的同时，队员们把烈士身上蕴含的伟大民族精神不断内化为民族自豪感，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用自己出色的表现，赢得了游人的阵阵掌声。

小讲解员的岗位吸引了众多学生的积极参与，小讲解员队伍一天天壮大，讲解内容也一天天丰富。小讲解员们在网上查阅资料、翻阅史料、走访烈士家属，及时充实自己的讲解稿。此外，雨花台区实验小学编写并完善了《小讲解员专用培训教材》，为小讲解员培训提供了范本，也给其他学生提供了优秀读本。

随着“红领巾志愿服务队”的发展与成熟，小讲解员的活动场所由雨花台纪念馆扩大到学校的少先队文化长廊、校史馆等校内景点。小讲解员的接待任务也逐渐加重，经常向慕名而来的新疆、内蒙古等访问团进行宣讲，但他们从不叫苦叫累，积极把握每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为班级、学校和社会服务。

二、取得的成效

雨花台区实验小学的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特色鲜明，在南京市、江苏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华日报》《南京日报》《扬子晚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我校学生庆少先队建队60周年活动，江苏卫视、江苏教育等媒体对此次活动及我校红色教育做了重点报道，我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被《中国少年报》《南京日报》《南京晨报》等媒体报道了30次。

2009年，我校的王皓楠同学先后荣获“中国百名好少年”（南京市仅2名学生获此称号）、“南京好市民”称号，二十多名学生分别被评为“全国好少年”“江苏省优秀少先队员”“江苏省美德少年”“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雨花台区实验小学先后被评为“全国德育先进校”“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等，“红领巾志愿服务队”被全国少工委命名为“全国特色小队”，授予“魅力杯”，被团省委表彰为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五小”优秀团队。

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案例 篇四

红旗区小店镇闫屯小学 宋耀荣

党的十八大用二十四个字，概括出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它们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二十四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对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行了表述。通过学习使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懂得了道理、真是受益匪浅。作为一名普通小学教师，该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平凡的岗位上追逐自己的梦想，是我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什么样的价值观就决定什么样的梦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按照，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八个字去做好，那将是对国家对社会做了有价值的事情。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社会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为梦想而奋斗。这就要求我们把平凡的工作做好，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认为应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是树立人生价值观的基本目标。

做为一名爱岗的小学教师，首先要有责任感。责任感能激发人的潜能，也能唤醒人的良知；有责任感的老师，总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真正关爱孩子。热爱自己的工作就是爱岗，爱岗就是爱国。而失去责任感的教师不仅丧失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必将在麻木中失去教育的良知。我常想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就是想让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和精心的呵护。我们要肩负起这个重大责任，每天时时处处在教育好孩子的同时，还要保护好孩子的安全。多一点责任心，就会减少孩子的一点伤害，对孩子、对家长、对自己、对学校都是有利的事情。

做为一名敬业的小学教师，必须要有一种职业的敬畏感。一个敬畏工作的人，面对要做的事情，没有消极怠工的情绪。因为有发自内心的做人准则和道德标准，她的内心是安定的、平和的，她会提高自身的修养，自觉约束不端行为，“以心灵感召心灵，以激情唤起激情，以智慧启迪智慧，以灵魂丰富灵魂”，才能收到“教育无痕，润物无声”的效果。

二、努力学习、勇于探索是实践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当今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新的事物、新的理念、新思想、新的知识，层出不穷。素质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把小学生培养成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以学习来促进自身发展，从而改变自己工作和生存状态。新时代教师责任之一，是终身学习，并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拓展自己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孩子的需求，做孩子的引导着和领路人。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一生一世用不了”。教师只有勤于学习，不断探索，不断反思，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糊弄孩子，愧对灵魂。由于学生模仿能力强，所以平时要为孩子树立良好的形象，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良好的教育。“身教胜于言教”，“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三、培养创新精神是小学教师价值观的精髓

教育要面向未来，我们必须走在时代前列，关注教育观念与教育现状的发展，关注先进的教育理念。老师的好奇心越强，孩子的创造性就越高。作为一名小学教师，要加强对教学方法的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平时要多向好的老师学习。学习她们创新的教学方法，不断探索多种方式和手段，把孩子身上的创造潜能激活起来、释放出来。孩子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创新的老师。这就需要我们富有创新精神，才能培养出创新的人才。俗话说：“心灵手巧”平时多让孩子动手操作勇于探索，多问孩子为什么？多培养孩子的逆向思维能力，孩子会越来越聪明。因为逆向思维是孩子的创造思维。孩子具有了逆向思维能力才有创新精神。同样具有创新精神的老师，才能培养出创新的人才。

四、坚守职业道德、不计个人得失是践行教师价值观的基础。

小学教师是辛勤的园丁，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许多美丽的光环戴在我们头上，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高尚的道德，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要求教师时时为人师表、处处为人示范。但是教师往往是清贫的，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大背景下，金钱和权利的诱惑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教师同样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承受着来自经济和社会压力的同时，往往还承受着更多的道德约束，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教师的心理状态通常是比较矛盾的。如果抵御不了各种不良因素的诱惑，就有可能做出出格的事情。作为当代小学教师的一员，不仅把这一职业当成谋生的需要，而且要把它当成一项事业来追求。超越自我，建设好自己的精神乐园。要努力维护教师队伍的形象，恪尽职守，严格自律，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时代的发展要求，那些损人利己的反面案例，伤害孩子的不良行为，损害了教师的形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从事小学教学工作将近二十年。我常想我的价值在哪里？又发挥多少？核心价值观的学习让我自省，也更督促我践行教师职业道德，无私奉献，不计个人得失，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5.公正案例 篇五

1．小王系某国有公司工作人员。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准备派其到国外深造。2002年7月，小王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举行的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考试，其所在单位也为其争取到了赴关公派留学的指标。小王与公司签订了《出国留学协议书》，其所在单位上报了相关申请材料。其后，小王接到有关部门通知，要求其必须将《出国留学协议书》办理公证，方可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小王认为，办理公证是公民个人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手续麻烦，遂认为是有关部门故意刁难自己。问：根据《公证暂行条例》规定分析有关部门的要求是否正确?答：(1)有关部门的要求是正确的。(2)“自愿公证与法定公证相结合的原则”是《公证暂行条例》规定的公证制度的基本原则。

(3)当事人申请办理公证是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任何机关、组织无权干涉。(4)但对于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规定必须办理公证的事项，当事人必须办理，该事项方为有效。(5)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教育部和司法部)的规定，《出国留学协议》必须办理公证手续，否则无效。

2．王公证员与江律师系夫妻关系，公民吴的财产继承一案委托江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同时向王公证员所在的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问：王公证员依法应否办理该项公证事务?为什么?

答：王公证员依法不应办理该项公证事务，应自行回避。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4条的规定：公证员与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正确办证，应当予以回避。在此案中，王与江是夫妻，江律师又是吴的代理人，因江与王的特殊关系使得王与吴之间产生了利害关系，可能会影响正确办证，故王应予以回避。

3．李某家住A市。2001年3月21日，李某到A市公证处申请办理遗嘱公证。遗嘱中写道：其死后，愿将其在B市的五间房屋的其中二间的产权转让给其女婿王某。A市公证处经审查核实后，依法制作并出具了公证书。问：A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是否有效?为什么?

答：A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有效。根据《公证法》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可以向其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公证机构提出。案例中，不动产(即二间房屋)虽然在B市，但李某申请办理的是遗嘱公证，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范围，因此，A市公证处依法制作并出具的公证书有效。

4．案例：居住于A市的李某有一子居住于8市，李某想在退休后能和儿子一家生活在同一城市，以便相互照顾。现李某看中了B市的一套公开销售的商品房，欲购买并打算对该房屋的买卖合同进行公证。问：(1)李某应向哪个城市的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2)李某可否委托其子代为办理该公证手续?(3)李某应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答：(1)李某应向8市的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我国《公证法》规定，涉及不动产的公证业务，应当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受理。(2)可以。我国《公证法》第26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公证，但遗嘱、生存、收养关系等应当由本人办理公证的除外。”本题中的公证是对房屋买卖合同的公证，故李某可以委托其子代为办理公证手续。(3)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房屋买卖合同等。

5．赵某出生于南京市，大学就读于上海，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公司工作，目前被公司派往加拿大工作，现因办理移民手续，需要提供出生公证。问：(1)赵某应向哪个城市的公证机构申请公证?(2)赵某应提供哪些证件和材料?

答：(1)上海。(2)申请人的身份证件。接生医院签发的出生证，或申请人住所地居委(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信。

6．某公证处办公室设在某一幢公寓楼内，甲某向该公证处申办提存公证，提存标的物为现金100万元，验收完毕时，银行马上要下班关门，公证处的会计认为时间来不及，遂将此提存物放入保险柜内。当夜，因住在楼内的其他房客不慎引发火灾，导致提存物灭失。问：这100万人民币的损失应由谁来负责?

答：应有公证处来负责。依据《提存公证规则》第27条第2款规定：“提存期间，提存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责任由提存受领人负担，但因公证处过错造成毁损、灭失的，公证处负有赔偿责任。”对于大额现金，公证处不得留存，而应存入银行。公证处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社会公正的现实求索 篇六

社会公正的现实求索

本文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公正的发展总趋势与所取得的新进展，也剖析了处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社会公正的实现所面临的新挑战，进而从现实与发展的视域，提出进一步树立正确的公正观念，提高公正的.实现水平，规范公正的规则制度，以促进全社会公正程度的不断提高。

作 者：吕福康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永康市委宣传部 浙江永康 321300刊 名：浙江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ZHEJIANG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4)分类号：B0关键词：社会公正 实现程度 现代建构

7.社会价值观公正的案例 篇七

1.什么是社会法

社会法就是为了追求和实现社会公正, 也可以称为是个人法, 还可以理解为国家法律的一分子, 是现代法律制度中一个单独的法律部门。社会法主要是为了保障社会关系, 保护我国很多弱势群体, 使有关的劳动关系得到维系和调整等多个方面。社会法从整体利益看, 就是为了维护和均衡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及缺陷。社会法是是国家通过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保障生态发展等问题, 所产生的一个法域。社会法通过采取多方面相关保护措施, 侧重保护弱势群体。都知道弱势群体在经济身体等方面都相对较弱, 所以社会法就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这些弱势群体, 提供了强有力的维护和保障。社会是每一个地球人共同的家园, 相信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会对每一个家园里的人公平公正。也让我们共同相信社会法的力量, 相信国家的力量, 相信爱的力量。

2.社会法的主要特点

社会法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 所以说公正就是社会法立法的主要特点。自古至今, 我们就知道很多关于不公的事实, 包括人与人地位的不公, 出身的不公, 自身价值的不公等等, 也因此“公正”一词也就成了世人所一再追求的目标。在发展中的中国, 发展中的社会, 公正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人, 能共同享受社会带给人类的成果和价值。社会法还是因为诸多社会问题所形成的, 它最大的宗旨就是反歧视, 保护弱势, 社会法的社会效益越高, 整个社会就越公正, 人民就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分享社会成果, 那么社会法必须健全完善, 才能实现它的真正目的, 保障多数人的合法利益, 真正的实现立法宗旨。社会要想真正实现公正公平, 社会法必须发挥其真正目的。法律的存在, 已经成为控制社会的手段, 社会进步发展, 法律必须实现调整各种社会利益的矛盾, 从而维护社会的利益, 人类的利益。也希望社会法能真正的发挥其特点, 改善当今社会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维护人民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3.社会法的主要意义

社会法的真正意义所在, 就是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竞争所不能实现公正的最有力的武器。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建设, 经济社会, 以人为本, 保障市场经济体制, 才能做到真正以人为本。而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为了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发展生产力, 打击不公现象,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延续到今日,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现社会, 经济发展飞快, 使得穷富差异大, 然而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可以做到实现公正的, 社会公正对于经济健康的发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不公正的社会, 必然会产生现在社会面临的不公现象, 和越来越多的弱势边缘群体。所以社会法必须合理的实施, 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保障人民生活的正常运行, 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新社会的力量, 感受到新社会带给人类的有利条件和幸福感。前面说到百姓的无奈呼声, 说到国家面临的两极分化严重问题, 和弱势边缘群体需要保护的问题, 这些都催促着社会法的运行和实施, 社会发展快, 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所为之庆幸的事情, 可是在发展的同时, 不可忽略了需要保护的群体, 和需要改善的社会问题。社会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有力保障, 我国当今社会, 两极分化严重, 穷富差异越来越大, 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相互竞争, 这是目前所面临的严峻的社会问题, 国家必须做出有关的决策, 来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以及保证社会公正, 这也是国家当前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 社会法就必须发挥其真正作用, 为实现整个社会公正做出重要的意义。

4.结语

“改革开放富起来, 我们走向新时代”这句歌词唱出了中国人为社会的发展而骄傲, 为新时代的创新而喜悦, 为改革开放的富足而欢呼。邓小平爷爷使我们整个国家富了起来, 他肯定不希望他把中国带向富强以后, 如今的中国却是这种状态, 百姓却是这般无奈。中国是富强的国家, 中华民族是有爱的民族, 多年的艰苦岁月和战争都没有挡住我们国家的发展, 那么社会问题更不是大问题。现在的社会法必定会实现社会真正的公平, 我们期待那一天。

摘要：不管是小到一个学校一个单位, 还是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公平”二字都会时时出现, 从上学的时候, 我们就都说老师要对每一个学生公平, 工作后我们又说单位要对每一个员工公平, 甚至会说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也许社会就是不公平, 那是因为社会只顾着向前发展, 却遗忘了路途上的“公平”二字。会法的实施和运行, 必定会消除人的这种认为不公平的思想, 在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

关键词：社会法,实现社会公正,经济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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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为农, 吴谦.社会法的基本问题, 概念和特征[J].财经问题研究, 2011 (5) 。

8.赴死,只为寻求更公正的社会 篇八

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鲜花烂漫，在清朝专制统治下的广州，响起了一阵阵枪声、炸弹声、冲杀声和尸体倒下的声音，黄兴等100多位志士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史称广州起义（或黄花岗起义）。成败的结局其实早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志士们赴义时的从容与慷慨。这些人大部分是一介书生，并非久经沙场的战士，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敢、坚韧和那纷飞的血肉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谭人凤说：“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事虽未成，而其激扬慷慨之义声、惊天动地之壮举，固已碎裂官僚之胆，震醒国民之魂。”罗家伦把这一幕称为“壮烈的开国序幕，灿烂的碧血黄花”。主帅黄兴右手被打断两指，足部也受了伤，他能幸免于难纯属偶然。当他从死亡线上逃出来，遇见从香港带200多个志士连夜赶来赴难的赵声时，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两人相抱痛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一代雄才赵声不到三星期悲愤呕血而死。受伤而疲乏的黄兴，相见时也晕过去了！”

有人不惜牺牲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也有人冒险为牺牲者找到了埋骨的青山。没有暴露身份的同盟会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与广仁善堂商量丧事，共有72具死难烈士（无论阵亡还是被处死刑）遗骸埋葬在广州白云山南麓的红花岗（红花岗也从此改名黄花岗），统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实牺牲的人远不止这些，据调查确认的至少还有14人，黄花岗烈士起码有86人，这还不包括受牵连被杀的。据时在广州新军任管带的革命党人应德明回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失败后，清军戒备森严，下令闭城三日，搜查革命党人。凡属没有辫子的、穿黄军衣的以及来路不明白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制台衙门前伏尸累累，被杀的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所谓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据可查的烈士，其余殉难的人无可稽考，约在二倍以上”。此外新军各营中以革命党人名义被杀的人数约等于黄花岗的烈士数，“死于非命，惨不忍言”，“其处死之法是用七寸长钉，对准头脑，一钉致命，随即用蒲包一裹，弃尸海中，惨酷形状，令人酸鼻”。（《黄花岗起义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卷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些死难者，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被无辜牵连的，100年来，又有多少人想到过他们呢？黄兴或孙中山所悲痛的，都是“吾党菁华”的丧失，其他被杀者并没有进入伟人的视野。在想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同时想起了这些几乎已被历史遗忘的死难者，因为他们的生命也同样宝贵。

黄花岗一役，赵声气死，胡汉民心灰意冷，黄兴悲痛之极决心暗杀清廷官僚为死难同志复仇。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再想起那些年轻的殉难者，他们的热血多少次模糊了黄兴的双眼。他曾写下《蝶恋花•哭黄花岗诸烈士》一词和“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春云湿黄花” 一联，献给死难的同伴。事隔10年，孙中山先生还悲痛不已，认为 “吾党菁华，付之一炬”，悲痛与惋惜之情长久地埋藏在他们的心灵深处。

英烈的音容笑貌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风尘中，但他们慷慨赴义，浩气凛然，毫无畏惧地面对比他们强十倍、百倍、千倍的专制暴政，这一勇于赴死的精神风貌，百年后依然震撼着我的灵魂，使我感到生命的价值所在。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长短，多少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不肯谢幕，却不过是一抔粪土而已。但这些英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终将长存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人类不畏暴政、追求理想的精神丰碑。

一封封绝命书是那个时代的强音

100年前的春天，英烈们在广州街头或郊外的刑场上倒下。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死去的，他们只是为了做一个人，像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奴隶一般佝偻在权势的脚下。一个不愿做奴隶的时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曙光初露。他们知道，一个人生命的结束，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和人生意义的终结，因此谭嗣同才那么勇敢地面对死亡，秋瑾才那么坦然地迎接死神。菜市口和绍兴，乃至整个中华大地至今仍飘荡着他们不灭的英魂。为了做一个人，就是这普普通通的理想激荡着多少青年的灵魂，使他们勇于赴死，毫不犹豫地走向百年前的广州。黑云压城，难道成败会在意料之外？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精卫填海，是夸父逐日。他们浩浩荡荡，写下绝命书的时刻，让我无可抗拒地想起了那些远古的神话，那些足以传诵千秋万代的史诗般的神话。我完全相信他们决不是想要成为神话才踏上腥风血雨的征程，他们都是普通人，为的是过上更美好的普通生活，自由、幸福的生活，不仅仅自己，他们希望的是整个民族都能摆脱奴役、压迫和不平等。为了寻求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他们义无反顾。砸碎暴政的锁链，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和国，这就是他们牺牲的初衷。林觉民写《与妻书》时，方声洞、李晚写绝命书时，这一切都表达得清清楚楚。

由于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人知的林觉民《与妻书》曾经感动过一代代年轻的心灵，其他英烈志士的绝命书同样感人肺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久违了，这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这样真诚无悔的理想主义！久违了，能如此打动人心的文字！英烈的生命虽然早已结束，但当我们重读那些用鲜血写下的绝命书时，他们鲜活的生命仿佛就在眼前。

林觉民在《与妻书》中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念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涕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正因为真情毕露，豪气冲天，在慷慨赴义之前写下的这些文字才如此感人。我始终相信世上一切能够传世的文学都是因为它包含了人类最真实的感情，呈现了一个没有装饰的内心世界。这些文字不是书斋里皓首穷经刻意创作的，却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一部数千年的中国史，有如此多的人在赴义时写下如此大气磅礴而又儿女情深的绝命书，恐怕只有黄花岗起义这一次。

方声洞（林觉民的福建同乡）曾两次东渡日本，学军、学医。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的福建支部长。他和哥哥方声涛以及姐、嫂都是同盟会员，还亲自介绍妻子入会。当初在日本讨论赴义名单时并没有他，但在林觉民等回国后，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告别妻子，离开日本。慷慨赴义前一天，他在广州写下给父亲与侄儿的两封绝笔书，它们和林觉民的《与妻书》一样是用生命谱写的一曲理想主义的乐章，是血性男儿的真文字。

方声洞在《禀父绝笔》中说：“此为兒最后亲笔之禀”，“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唯从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

在给侄儿的绝笔中，方声洞又说：“此举如能成功，则吾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盖祖国已强，吾同胞已能享文明之幸福。如事败身死，则吾之责已尽，而吾侄则有无穷之责任在。”

广东的李晚从南洋回国，过家门而不入，在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时饮弹身亡。前一天他写下了《与家兄诀别书》，“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事成则汉族光明，或败身殉，愿毋我念”。

黄兴也写下了多封大义凛然的绝命书，在给邓泽如的信中他说：“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绝笔于此，不胜系恋。”同一天他给梅培臣等人的信也说“书此以当绝笔”。此外，黄兴还有一封致孙中山、冯自由的绝笔书，“今夜拟入，成败既非所逆睹……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绝笔上言”。（这封绝笔《黄兴集》没有收，见中华书局《孙中山藏档选编》——作者注）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黄兴当时也是抱了从容赴义之心的。所以，起义失败后盛传他已战死（实际上他只是负了伤，幸免于难，在香港养伤），他的朋友杨笃生还为此忧愤交加，在利物浦蹈海自杀。

宋教仁从上海赴广州前，有人劝阻他，他回答说：“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当广州事败的消息传到上海，《民立报》的同人都以为他已献出“一颗头颅”。

烈士中的大多数都是文弱书生（海外留学生或华侨居多），只凭着一腔热血，却表现出如此大勇，能够如此无畏地面对死亡，这才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壮哉，黄花岗！如今的中国人真应该去读一读黄花岗志士们的绝命书，读一读那些闪烁着人性中最美好光芒的宣言书。

没有理想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他们都是那样年轻，林觉民24岁，方声洞、喻培伦25岁，林文26岁，所有已知道的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9岁！就是作为领导者的黄兴也不过37岁，赵声31岁。 历史学家罗家伦以饱含激情的语言写下：“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热忱。我们现在重读黄兴在发难以前写下的绝笔，真是坚绝悲壮，雄心万丈；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最蕴藏在光明纯洁的青年胸中！”没有青年的理想，没有对生活的信念，没有追求理想的热忱，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据罗家伦统计，在烈士名单中有9个留学生、28个海外侨胞（其中有华侨学生、商人、工人）、3个记者、两个教师、12个工人、14个农民、14个军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完全超越了某个阶级的局限，轰轰烈烈地牺牲在一起。由此可见，自由、幸福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并没有阶级、职业、贫富的界限。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先驱，不管他们生前是学生、工人还是教师、农民，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共同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的英名镌刻在黄花岗纪念碑上，也镌刻在所有后来者的心中。

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1906年留学日本，精通英、德等国语言。林文曾任东京《民报》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经理。还有四人是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的工作人员。他们以拿笔的手拿起了枪、拿起了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百年前的羊城，勇敢地面对死亡。他们是真的猛士，是民族的精华，他们用热血谱写了一曲最动人的理想之歌。

黄兴“因出血过多，头部时为昏眩”，勉力用左手写下了《致海外同志书》，力赞林文、方声洞、喻培伦、李文甫等先烈，称未死的朱执信“奋勇争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受伤之后，仍“其勇有加”。由黄兴口述、胡汉民执笔的长篇报告中，他们痛悼同伴死事的壮烈，通篇饱含着真挚的感情。

一年后，黄兴在南京黄花岗一周年纪念会上说：“七十二烈士虽死，其价值亦无量矣。且烈士之死义，其主义更有足钦者，则以纯粹的义务心，牺牲生命，而无一毫的权利思想存于胸中。”对他们“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予以极高的评价。

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一个碧血橫飞的春天；一个绝望的春天，一个希望的春天；一个死亡的春天，一个再生的春天。百年前先烈们倒下的那一幕，不仅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都会感动着人性未泯的人们。让我们在他们曾经流淌热血的土地上，抬起头来，仰望苍穹，在通往人类自由、幸福的路上继续跋涉、前行。

（作者系文史学者）

9.社会价值观公正的案例 篇九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司法系统的运行充斥着普通非专业民众难以理解的法言法语和推断技术，专业的价值选择和论证，司法运作的系统与社会系统如何有效的沟通，形成共识以实现认同并非易事。而笔者在与实務界的访谈中，发现部分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对“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理念仍存有质疑。其中有两个代表性观点，其一，认为个案审判中总有一方输或赢，输的一方必然会给出负面评价，并在其生活圈子进行传播，因此受其影响，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整体认同有时不会客观，不能成为评判其工作成效的依据；其二，认为司法审判只要是依法判决，形式正当即是公正的，不需要用社会认同来证明自己。

无疑，在认识上这两个疑问不解决，我们的讨论就无法进行下去。先来分析第一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看似比较符合事实，但笔者认为其实具有武断性，主张这种观点者既对参加社会认同的主体缺乏了解，也对所运用的方法缺乏认识，只是从其工作的表面对事情进行一种简单猜想做判断。尽管有时的确存在有部分诉讼当事人因利益受损而扭曲对司法工作的评价，但社会认同并不能简化为当事人的认同，具体结果需要大数据来予以证明，而这个大数据中，案件当事人只是其中一个元素，广大的社会民众、社会行政系统、社会企业系统、社会非营利组织系统、社会新闻媒体系统、国家立法、监督系统、律师等法律共同体系统等，都是重要的元素，进入大数据的统计来做出评价。因此，以为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整体认同有时不会客观，不能成为评判其工作成效的依据的观点实际隐含着的是单一性的思维，把某一个元素做了过分夸张的分析。进行司法公正认同的社会主体是多元的，同时评价方法也很重要，评价方法必须强调要具有科学性、专业性、综合性等，评价要对司法行为、司法过程等总体状况起到平衡作用。另外，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还有评价标准问题，评价的标准必须具有社会的高度认可性，而不是人云亦云，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要做深入分析。

第二种观点实际提出对司法公正社会认同命题本身的质疑。但这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即法院的司法审判权依靠国家法律取得合法授权的同时，是否其审判的正当性可以被认为不证自明。有人也许说，那当然不是，我们有司法自控系统，司法自控系统的专业性，可以在保证司法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司法公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人们更多的仅根据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框架去构建一个对外隔绝的司法自控系统，以排斥一切外在因素对司法的影响，实现司法对自身的监督和制约。

这种逻辑分析看似合理地捍卫了司法独立性，其实却掩盖了司法独立需要满足的一个基本前提，即法官裁判在合法性基础上的科学理性问题。而现实中，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有时也会存在不当运行，影响法官裁判在合法性基础上科学理性的实现。而法官作为自然人，有的可能专业修养或职业道德缺失，有的可能法律知识或逻辑能力存在不足，又加上市场经济发展所伴随的“物欲主义”影响，使有的法官在这个封闭系统运行中出现惰性、臆断、滥权等消极表现。法官裁判远非一定会保证司法公正，或审判的正当性可以不证自明。有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绝对的权利会造成绝对的权力滥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公正不能通过司法自身予以证明，司法公正社会认同这个命题是真命题，而非假命题。

我们可以对司法实践做具体分析证明上述观点。在实践中诉讼争论集中于案件的事实、法律的适用诸方面。案件事实的争论涉及的是案件证据的认定，这种争论在大陆法系存在认定是意见由法官一方确定，在有的地方就出现错判，影响司法公正。在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公众陪审团参加庭审并对事实进行认定，公众来自生活中的经验及其理性的辨析为认定事实筑起一道公正之门。而当法律事实已明确，法官在法律适用上，必须阐明根据，说明法理，以解释并回应公众的合理质疑，其论证做到合法有据、语言明确、推理清晰。如果法官只是一意孤行，缺少对公众意见的有效摄入和回应，缺乏科学而严谨的法律思维和推理，这种妄判的风险就很大。而作为代表公平与正义的法官职业要求法官遵守职业道德并忠实于肩上的国徽及心中的宪法。法官的这种义务来源于法官接受职务时的受托和承诺，并有义务接受民众对他的监督。总之，解决社会上的诉讼争论，客观上要求司法对体制外的各种意见进行收集、整合与回应，利用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机会，赋予每个公民一个可以挑战偏颇司法权力的机会，并通过这种特殊方式，确保法官做出理性裁判，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民意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客观性维度由此确立其意义，成为司法制度得以确保自身合法性的依据。

由此看来，法律实践不能也无法避开社会认同。而已出现的如立法后评估、依法行政评估、法治评估等，也是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重要的评估工作之一。在法治的国家，无论立法、执法或司法，都必须要应对社会评判，社会大众是法律的服务对象，他们对法律实施有效性有着决定性的话语权。司法系统同样需要正视社会的认同，司法的权威性并非因为你是司法本身而自然而生，确立司法的权威性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占云发：《司法因公众认同而权威》，http：//old.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712/26/280128.shtml，2015-02-08。] 可见，“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不仅是一个真命题，而且是研究者应当着力深入思考的一个议题。

但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体现着司法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从现有的研究状态来讲，由于过去人们主要只从司法系统进行思考，没有把二者有机相联系，现有的研究成果不多。其实，进一步要讨论何为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的内涵，何为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研究的价值，何为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的标准及其何为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的历史类型等。

（李瑜青，华东理工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

组稿：蒋晓伟

10.浅论中国社会公正的重要性 篇十

关键词：公平正义,价值取向,政治改革,市场经济,和谐社会

早在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就对社会公正理论做过详尽阐述。墨子的“天均”概念, 韩非子的“明主之道, 赏必出乎公利”, 管子的“以公正论, 以法制断”等, 体现了公平是天定法则, 社会成员不论贫富贵贱、地位差距, 都要做到一视同仁, 强调公正与私行的对立;汉武帝时期公正理论发展为以“仁爱”为本源的较为完善的社会公正体系。直到清朝灭亡, 中国仁人志士从未停止过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古代中国的公平正义, 不仅可维护巩固封建君主的统治地位, 也使得过度偏私不公的王朝走向灭亡。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 在党的领导下, 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公正思想, 将马克思主义公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正义学说的内容与中国的时代发展进程相结合,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义理论。站在新的起点, 面对新的形势, 时代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新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公正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进之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民主自由的性质是完全、完整的, 人民可以广泛行使民主权利, 真正当家做主。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社会与社会之间可以达到最完整、最直接的平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使上层建筑向相对公正的方向发展。这是其他性质的社会所不能比拟的公正。

二、社会公正是“中国梦”的重要价值取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承载着社会公正道义的责任, 蕴含着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中国梦”的理论本质是对社会公平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就是人民的幸福梦, 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 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我们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就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 多从社会发展水平、从社会大局、从全体人民的角度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从这样的视角审视我国现阶段的诸多有违社会公平的现象, 通过社会发展, 依靠规范法律、完善制度和政策保障, 是完全能够逐一解决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人民群众的呼唤, 用实践践行社会公正, 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公正理论, 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为推进社会公正营造良好氛围。

三、社会公正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灵魂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政治体制弊端日益凸显, 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继续前进。邓小平曾说:“不改革政治体制, 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成果, 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阻碍现代化的实现。”因此, 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入, 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就越突显, 而社会公正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灵魂所在。

国家的宏观措施, 是调节市场的有力杠杆, 而杠杆的支点便是社会公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 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要落实好中央各项惠民政策, 更多关注困难群众,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具体来说, 就是在切实把握经济宏观调控杠杆下, 攻坚政治权利寡头, 开放政治制度监督空间, 使各项惠民政策深入民心, 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公正的政治参与平台, 让人们的政治权益在公正的氛围中得到保障, 进而发挥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达到政治体制改革目的。

四、社会公正有助于维护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当前我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所包含的基本价值取向, 是建立一整套合理的基本制度计划和制度安排的依据, 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所必须依照的准则。公平正义是消除矛盾和保障稳定之本, 社会公正能使人们得到满足, 无论生活在哪个层次的人民都有行使平等权利的欲望, 党和国家政府机关做到公平公正, 从组织源头上杜绝社会不和谐现象, 增加政府的公信度,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使人们享受生活的安乐, 共同分享改革开放成果, 对维护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社会公正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发展

经济发展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及文化的发展程度。社会公正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都与他们的利益是否得到了公正的保障息息相关。当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 生产生活积极性便会提高。相反, 当人们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 便会影响生产热情, 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中国已逐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民群众较高层次的精神诉求也随之提升。社会公正逐渐在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能否享有公平自由的权利, 能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 能否在公平的社会中得到不断提升, 是现今人民最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 推进中国社会公正任重而道远, 只有公平正义理念深刻植入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才能使政治改革、经济建设、社会和谐有条不紊地落实, 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良好根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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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桂理昕.社会公平是中国梦的重要价值取向[N].广西日报, 2014-08-21.

11.社会价值观公正的案例 篇十一

一、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大力发展生产力

一个贫穷的社会不会实现真正的公正,即使要去实现所谓的公正也只能是平均主义式的虚幻的不可持续的公正,实际上是共同贫穷,而贫穷显然不是公正。所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两种转型叠加的国家发展道路,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为实现社会公正把握了正确方向。

在总结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邓小平多次说到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生产力关乎社会主义本身,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间接可以判断和检验我们政策的对错。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压倒一切的标准理所应当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不要空谈社会主义,要切实做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工作。“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①1986年,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华莱士关于“致富光荣的口号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时说:“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②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富不是穷,要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二)反对干部特权化

邓小平曾多次深入批判了特权现象,分析了特权产生的根源,提出用制度消除特权的基本思路,为社会公正的实现扫除了很多障碍。一般来讲,特权不是法律和制度规定的,只要是法律和制度规定的权利就不称其为特权。

邓小平对特权问题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我国之所以会存在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因为我国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现代化还没有实现,中国曾经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因素的残余不容易得到有效的清理,仍然存在,建国后,保障人民群众各项权利的制度和法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系统的建立和不断的完善,并提出解决这个问题要靠制度建设。他指出:“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③邓小平对现实中的特权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深刻地认识到特权现象不仅高级干部中有,而且各级各部门都有,已经形成了社会问题。他认为:“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④他认为这种行为是严重脱离群众的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干群关系,必须坚决改正,“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⑤

(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社会主义社会理应实行按劳分配,然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个原则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和贯彻,而是把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实行过了头,采用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建国初期,人们刚刚从极度不平等的充斥着剥削和压迫的旧社会走出来,这时政府采用较为平均的分配方式,消除了不平等,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这种只强调人们的分配结果和财富基本一致的平均主义方式,短期还可以奏效,长期看来,随着人们的新鲜感淡化,会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压抑劳动者的创造性,致使劳动生产率低下,社会丧失活力。因此,承认每个个体人的禀赋和能力的差异性,承认每个个体人对社会贡献的劳动不同,坚决切实贯彻按劳分配成了当务之急。

邓小平首先对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进行批判,强调要破除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把劳动者被压抑的积极性、主动性解放出来,社会主义不能搞共同贫穷落后,“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⑥邓小平更进一步打破了社会主义老路的常规,提出了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⑦他还指要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改变以往的仅仅重视革命精神、十分轻视物质利益的错误导向,“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⑧邓小平还指出,不能按政、按资,要按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来分配我们社会的财富。

(四)走共同富裕道路

邓小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终极目标。按照邓小平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共同富裕之路应该是这样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动未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两个大局思想体现了社会公正的一个基本的道理:平均主义。这种不讲求效率,不按劳分配,使社会缺乏活力,压抑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分配方式不是社会公正;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同样不是社会公正。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就会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

解决了让一部人富起来的问题后,应积极主动解决先富带后富的问题,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⑨邓小平还指出,少数富不是社会主义,要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共同富裕能带来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两极分化带来的却是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改革的失败。邓小平把防止两极分化问题看得很重,“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⑩1993年,邓小平与其弟邓垦谈话时更表现出了一种满怀忧虑的心情,他说,发展起来之后必须解决好分配问题,这个问题比发展问题更加复杂、难以处理,要想尽各种办法解决贫富悬殊,不然总要出问题。邓小平对贫富分化问题的解决的时间是有着明确的估计的,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1

二、当代启示

在改革开放这条强国之路上,我国已经走过了快四十年的时间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可以说怎么称赞都不过分。与此同时,我国在现有的发展水平上,还存在大量社会不公现象。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法治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更加重视自己的公民权利,要求政府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社会公正问题已经成为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键问题。面对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的社会公正问题和解决社会公正前所未有的坚实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这时候认真学习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破除一切不符合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观念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一些不符合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观念大行其道,严重影响着社会公正的维护和实现,有损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一是所谓“原始积累不可避免”。这种观念认为,我国为了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必须走西方国家现代化“原始积累”的路径,即一些人受到剥削,少数人迅速暴富,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人类社会发展是具有复杂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具有特殊性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借助后发优势是可以避免所谓的“原始积累”的。今天的中国,“以人为本”和人权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我国有了各种制度和方法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调节能力,历史也证明韩国、中国台湾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转型也避免了所谓的“原始积累”。

二是所谓“国家财力不足”。这种观念认为,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决定了我国财力不足,无暇顾及社会公正。习近平指出,不能等蛋糕做大了再分,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12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财力已经能够实现基础性的社会公正,必要的是要大幅减少豪华性公共投入,这样我国能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公正,所谓“国家财力不足”已经不能再成为轻视社会公正的借口。

三是所谓“重视公正妨碍效率”。这种观念认为,效率要放在公正之前位于第一。这种看法错将社会公正与平均主义画了等号,社会公正不是平均主义,不仅不降低效率而且还提高效率、激发社会活力。社会公正问题不解决,高效率不可持续,甚至可能使积累的发展成果丧失殆尽。

为了更好地在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指导下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就必须摒弃上述有害观念,这样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初级的并不断走向高级的社会公正保障体系。

(二)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是“两头小、中间大”,在全体民众中,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都占少数,大多数人都是中等收入者。这样的结构有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是一个公正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它反映出这个社会是发展成果共享的社会;反映出制度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以及它们的实施是恰到好处的;反映出能力和收入的正相关,社会成员的能力大小相差不大,能力强者与能力弱者皆为少数,在能力与收入相适应的情况下,高收入与低收入者应皆为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然而,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不正常的金字塔型,低收入者比重过大,占70%左右,中等收入者比重过小,占20%左右。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13

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安全。有恒产者有恒心,当社会成员获得中等收入、过上体面生活,就希望社会安定团结;中等收入群体文化水平较高,心态较好,容易遵纪守法,希望用理性平和的法律手段而非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协调利益;中等收入群体还能够缓冲贫困群体和富裕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大量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帮助下,有利于贫困群体脱贫;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承受较大的社会风险,比如,常见的对社会和谐安全破坏非常大的经济危机。这些都决定了社会的和谐、国家的稳定需要中等收入群体占大多数,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摘要：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是带有鲜明的现代色彩的社会公正思想。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关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述,关于反对干部特权化的论述;关于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论述;关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论述。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启示着我们要破除一切不符合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观念,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12.从贫富差距到社会公正 篇十二

汪丁丁 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系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黄先海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曹正汉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经济研究所所长。

叶航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景跃进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冯克利 知名政治学者，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

一个一点收入差距都没有的社会，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社会，因为这意味着你个人的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承认，你的努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激励。

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心理的浮躁和焦虑、身份认同的危机、面对差距的愤怒和不满，所有的东西都凝聚在了一起。

整理|林夏生 鸣谢|世纪文景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而从另一方面看，收入分配不均、权力不受制衡、传统文化丢失、社会道德感普遍下滑等诸多问题随之而生。人们不仅要问，这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当下这个看似不甚协调的中国究竟将迎来怎样的未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获得生在中国的幸福感？

种种事实表明，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已非单一领域的研究可以解释，它们勾连纠缠、环环相扣，只有整合多学科视域，通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乃至哲学、历史学的协作合力，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新政治经济学，一个用整体逻辑与思考方式展开的学科，恰合了这样一个时下的思考需要。汪丁丁、陆铭、周濂、冯克利等著名学者在内的十来位编委，从各个学科领域出发，在《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中探讨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之道。这些原本存在于象牙塔内的学理式讨论，被摆在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语境之中。

而因为与社会民生问题的密切联系，新政治经济学也拥有了一个被理解的机会，进入每一个关心中国、愿意思考中国未来的普通读者的视野。

这十来位编委队伍中，有经济学学者、社会学学者、政治学学者，甚至也有哲学学者，虽然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但每一个都是业内的标杆性人物。通过他们跨学科式的思维模式，以及他们对社会民生问题的碰撞式对话，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诸多社会现状有了不同的解读，也有了更多解决的方法论，而中国的未来也得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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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三十年前的世界各国，计划经济国家基本上都是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很好的国家。我们要区分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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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过去几个月，亚马逊英文网站卖得很火的一本书叫做《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汤姆斯·皮克提，这本书通过扎实的论证表述了一个陈词滥调的结论，就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加大而不是缩小贫富差距，引发人们对社会不公的种种考量。虽然皮克提讨论的是西方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有很强的映射。收入不公、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公正议题，同样是当下中国必须要面临和回答的问题。

汪丁丁：收入分配的敏感性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怎么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及其程度呢，新的更客观的指标在学术界得到公认之前，基尼系数是唯一的参考值。基尼系数的上限是0.61，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指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平等的急剧增加，是在1998年以后，持续在0.5以上，大概已经有十年了（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4，2013年为0.473）。中国的基尼系数如果在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高于0.5，就相当可怕了。但我们要看到，基尼系数有自己的缺陷，它不能够反映收入分配，尤其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陆铭：收入分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里面涉及很多专业知识。对于老百姓而言，基尼系数的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强调今天的基尼系数度量出来有多高。一个一点收入差距都没有的社会，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社会，因为这意味着你个人的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承认，你的努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激励。看三十年前的世界各国，计划经济国家基本上都是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很好的国家。我们要区分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我的一个研究里面就讨论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它是可以用数量的方法去估计的。如何区分收入差距呢？一个收入差距跟你是谁没有关系；另一个则是跟你是谁有很大关系。我们的研究利用了中国的微观数据，去测量了每一个城市里的这两个收入差距。我们利用了中国的户籍制度，把城市里的人区分为本地人和居住在这里的外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测出来两个收入差距：一个收入差距，是这个城市所有人在一起的收入差距，跟你是谁没有关系；另外一个收入差距，是去区分城市里的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收入比例，这跟你属于哪个组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研究最终发现了什么呢？跟你是谁没有关系的那个收入差距，对我们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和快乐感、幸福感是起正向作用的；但是后者，那个跟你是谁有关系的收入差距就让你不高兴了。另一方面看，如果“我”属于社会上比较强势的组、户籍制度下比较强的组，也就是城里人，照理说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有益于“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当“我”处于优势的组别，一方面这个制度对你有好处，但是由于不公正所带来的社会不满意，可能会产生其他的后果，大家都怨声载道，可能产生社会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也会对身处优势群体的人产生负面影响。综合下来，我们发现对城里人也是产生负面影响的。

这个研究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在讨论收入差距问题的时候，还是得严格区分，不能一概而论认为收入差距不是一个好东西。收入差距的过大或者缩小，不见得就决定着结果的好坏，而是要区分是哪一种收入差距。研究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某一个制度，是把人区分为两类或者更多类，这个制度下所产生的收入差距，是歧视和不公正的，在社会会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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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收入流动性。这个社会的穷人和富人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穷人可以变成富人，富人可以变成穷人，收入流动性越大，对社会的经济和发展的影响越小——美国梦的本质就是流动性高，所以它虽然比欧洲国家的收入差距大，但是美国却可以相对比较好地容忍收入差距。经济学家研究到目前为止的结论发现，中国跟别的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收入流动性改革开放以来还是很高的，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收入流动性在逐年下降，更通俗一点地说，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调身份，就像我们现在讲你拼爹，用官二代或者农二代的身份来定义你，这都在提醒我们，社会中穷人变成富人的机会是越来越小了。这句话得从两个方面看，好的乐观的方面是说，到现在我们跟别的国家相比而言，流动性还挺好，平民也可以当总理；但是从趋势上来看，中国的确不乐观，这是需要我们警醒的，我们今天应该花大力气去除一些阻碍穷人变成富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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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身份的垄断、社会资源的垄断、政治领域的垄断，如果这些垄断不能消除的话，穷人变成富人确实有很多障碍，收入的差距就很难存在于我们理解的公平范围内，在我们可接受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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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海：近些年来中国的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当中是下降的，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通俗地讲，整个国民收入当中，一块是政府方，一块是资本方，一块是劳动者，而我们的研究表明，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政府收入和资本方收入占比在不断提升，而劳动力收入却在下降。这个走势加剧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国际上有一个SS定理，即斯托普尔和萨缪尔森定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伴随着对外开放的程度加深，本国丰裕要素回报是上升的。中国是一个劳动要素特别丰富的国家，伴随着对外贸易程度的提高，劳动要素回报理应是不断上升的，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背离了这个理论，劳动力占比在下降。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背离经典理论、背离主流社会发展的现象呢？我们的研究发现，这几年伴随着改革发展，中国在要素投入结构当中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中国的技术进步都是劳动集约型的，通过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越来越多出现少用劳动、多用机器的现象。再通俗点说，中国目前出现的现象，叫做机器换人，用机器替代劳动者，这样的话劳动者的地位就被机器所威胁。

这里就有一个价值判断，在中国，过度的资本投入，反而侵蚀了劳动力本身的利益，而且这种技术选择本身还有其制度背景。我们发现，在中国，中小企业的发挥空间很大，但是一些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典型的大量的资本深化，大量所谓的技术进步在替代劳动力。这背后是有一个制度在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劳动收入分配会不断下降的一个解读。

曹正汉：在中国，往往把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归结为市场化的改革，这是误导。中国收入差距很大，这是事实，但这就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吗？据我的判断，它是由垄断导致的——垄断不仅仅是指对市场上产品的垄断，垄断充斥着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包括政治的垄断、社会的垄断。举个例子，首先，我们观察到收入差距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就福利而言，体制内的收入明显高于体制外的，这是一个垄断，因为体制是不开放的；第二个，我们明显观察到，国有企业的职工人均收入明显高于私营企业，这既包括市场的垄断，也包括其他的要素资源的垄断。我们是一个扭曲的资本市场。国有企业为什么能有基于劳动的技术进步，因为它可以拿到很便宜的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拿到资金的价格比国有企业高很多，所以国有企业会大量丢资金来替代劳动，更新设备。

我们还可以明显观察到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它是身份的垄断。农民工可以进城打工，但是不可以享受市民的身份，他的能力就受到抑制了。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作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之间的这种分配上的差距在拉大，说明在分配当中资本的份额在增加，劳动力的份额在下降，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也跟垄断有关。

这可以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但显然，仅仅靠市场改革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身份的垄断、社会资源的垄断、政治领域的垄断，如果这些垄断不能消除的话，穷人变成富人确实有很多障碍，收入的差距就很难存在于我们理解的公平范围内，在我们可接受的范围内。今天的中国处在转型之中，处在改革进程之中，要想建立大家基本都认同的立于公平原则上的能够接受的收入差距，那些垄断都是需要努力去消除的。

叶航：我想从所谓的神经元经济学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过去一个世纪当中，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学察觉到一个特别大的悖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全球的收入都有极大的提高，但是当我们调查人的幸福感的时候，却普遍的出现了收入提高幸福感没有同步的提高，甚至出现了悖论，收入增加了，反而人们的社会满意度和幸福感下降了。所以又有调查认为，收入的增加和不公平的出现，严重影响人的幸福感。这样又带来一个问题，不公平现象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一般的解读，是“羡慕嫉妒恨”，是嫉妒吗？实际上从神经元经济学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这样。

陆铭的实证调查表明，强势组和弱势组的人面对不公平现象的时候都会感到不满意。神经元经济学一个基本的研究就是当人类产生不公平感时，强势组和弱势组调动的神经是否不一样。研究表明，不管你处在弱势组还是强势组，都会有不满意的时候。比尔·盖茨、巴菲特老是讲捐多少财产出去，其实这种不公平感并不仅仅产生在弱势组里。

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公平厌恶不仅仅在人类，在人类相似的灵长类中都有。早期在人类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时候，往往是合作生产，在食物非常有限的环境下，一个原始群体当中一旦出现一点点的不公平，比如食物的分配不均，对一个群体来说都是致命的。在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在人类的大脑神经中已经积累下对这种不公平的天生厌恶。我们必须承认，几百万年演化的过程在我们大脑当中刻下的烙印很难去掉。而作为政府，它必须首先要考虑到人们对不公平有非常大的心理厌恶。很多西方国家现在都在反思战后的财政政策，并花费很大的力气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市场化虽然时间不长，但政府依然必须面对这种巨大的不公平对整个民族国家带来的负面效应，事实上这种负面效应到一定时候，肯定会对我们的效率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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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的人对不平等得出的结论，不是为了追求更平等的关系，而是“吾可取而代之”，我可以取代他，到他的位置上去，让他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无可厚非，很多人是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像这样改变平等关系的欲望，可能对这个社会进步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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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用反向思维想一想，如果社会收入分配没有差异的话，人的天赋被否定掉了，人的积极性被否定掉了，这个社会就没有经济效益。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差距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是被认为公正的，是让我心服口服的？现在的社会，有富二代和官二代。人被撞死了，首先看你开的是什么车，如果是好车，那你就是富二代。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生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是制度原因。现在的“太子党”概念，反映的是上一代的职位和权势对下一代影响的程度。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心理的浮躁和焦虑、身份认同的危机、面对差距的愤怒和不满，所有的东西都凝聚在了一起。垄断问题、官本位问题确实都存在，但即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可接受的收入差距又是多少？

张静：有很多舆论认为，之所以中国现在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不平等，是因为我们搞了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但如果回头看在市场经济开始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你会发现，人们的自由程度增加了，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住所，改变自己的职业，包括你可以选择要上什么样的学校，选择期望从事于什么样的职业，所有这些的自由程度都增加了。

社会学有一个词汇叫做“机会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只有干部拥有比较通畅的机会结构，因为那是一个分配的体制，如果你不进入到干部的阶梯里面，你一生都不会有大的变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机会结构大大发生了变化，有很多原来从不具机会的，比如说农民、手工业者，或是普通的民众，都开始有了机会。

他们有的变为富人，有的变为成功商人，进入到社会其他各个非常成功的行业和领域。随着这个自由度的增加，在别的方面的发展也开始出现。虽然我们表面上看这个社会好像只在进行经济改革，但是由于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这种自主性和自由度的增加，可选择性的增加，换句话说，是机会结构迅速的开放，导致的其他方面变化的开始。

社会学以前做过一个针对普通民众的数据性调研。我们设计了很多的问题。比如，你愿意生活在一个竞争性比较强但是有较多选择机会、收入差距可能拉大、社会保障也无法确定的社会，还是说愿意生活在一个比较稳定、大家的收入都比较低、保障比较强、没有什么竞争、但是你也没有什么选择性的社会？我原本以为在选择方面会出现较大的差异，比如说低收入群体会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成功人士会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令我吃惊的是，80%以上来自所有阶层的民众都愿意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他们认为这是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的。这就说明大多数的中国人是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变化中受益的。

通过这个调查，我们还想要了解中国人的公平观究竟是什么。调查发现，有很多人愿意忍受相当大的差异。比如我们曾经问过民众，篮球运动员姚明的收入多得不得了，你认为这公平吗？每个人都说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姚明那么会打篮球，没有他的能力”，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回答的。但是有一种成功却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就是他的收入不是依靠他的能力，而是依靠他的权力、他的关系，依靠自由竞争之外的一些东西，依靠不平等的制度，就是所谓的身份体制所给予他的权力，大多数的老百姓都不接受这种收入。

冯克利：周濂一开始说的那本书《21世纪资本论》，说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与制度安排内在的规律性有着直接的关系。资本回报高于劳动回报，高于企业实业的回报，是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波浪式的发展。作者皮克提认为，资本的回报现在处在一个高峰期，就统计数字来看，这好像是一个客观的规律，所以他对趋势的改变也不乐观。这就涉及一个历史决定论的问题，就像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导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导致新制度的出现，又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中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它里面有一个决定论的问题。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好像不能看一时，得从长时段来看。这是一个很容易扰动人民情绪的话题。很多人本来是安于自己所得的，但经过学者一分析，反而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上。这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主观化的现象。我们的不公平感，并不取决于差距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这种差距的认识。

有的人觉得他比我收入高，是因为他的特权，因为他是官二代、富二代，他所享有我没法利用的社会资源、制度资源、权力资源，所以造成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感，是我们本能的一部分。但是有的人对不平等得出的结论，不是为了追求更平等的关系，而是“吾可取而代之”，我可以取代他，到他的位置上去，让他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无可厚非，很多人是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像这样改变平等关系的欲望，可能对这个社会进步毫无意义。中国现在很多人对于不平等现象的观点，并不完全是制度所造成，可能和很多人的心理有关。他知道不平等不是一个好事，但是和不平等应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关系，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一点，这依然会变成一种历史的循环论，就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