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精选11篇）

1.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篇一

学科代码：050201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

（本科）毕业论文

《简爱》中的女权主义意识及对当代女

性的启示

The Feminism Consciousness in Jane Eyre and the Enlightenment for modern women

系

别：外语系 专

业：英语教育 班

级：2010级4班 学

号：102014040010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完成时间：2014 年 3月

独 创 性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题为《简爱》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及对当代女性的启示的毕业论文是本人在指导老师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注释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与本研究相关的所有人所作出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出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许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有关保留、使用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规定，即：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毕业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毕业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许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可以将毕业论文《简爱》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及对当代女性的启示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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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签名：

年 月 日

《简爱》中的女权主义意识及对现代女

性的启示

摘 要：《简·爱》是现实主义时期著名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品,她被认为是一位卓越的女作家。因为她在小说中描述的是与传统不同的女主人公简·爱勇于追求自由、平等和独立的精神。它也是作者的自传体小说。小说通过对简·爱的性格进行剖析，证明了简·爱是一个标准的女权主义者。简·爱这个人物形象，博得读者的爱怜，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不仅表现在外表的朴实无华，而且还表现在她性格上的独特魅力。简·爱因其性格中所具有的强烈反抗意识而特别地引人注目。她坚持自己的原则去不断反抗不公平的社会。她用尽全力去追求自由，平等，独立和真爱。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她最终获得自尊，自由和真爱。

关键词：女权;反叛;独立;平等;真爱

Abstract:Jane Eyre is the most famous work of Charlotte Bronte, who is considered as an extraordinary woman novelist.Because the novel throbs with the heart-beats of its author, both literary critics and the readers have taken great interest in its unconventional heroine Jane Eyre, whose unconventionality is shown in the heroine’s pursuit of liberty, equality and independence.It is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in a certain degree.This essay attempts to prove Jane is a real feminis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er personality.Jane Eyre is a typical and magnificent representative in English literature, not only for her plain but famous appearance but also for her character’s outstanding and alien.The image of Jane Eyre is brilliant for her rebellious character.She always insists on her principle to rebel and fight against the unjust world bravely.She still tries her best to pursue freedom, equality, independence and true love.By unremitting efforts she finally gets dignity, freedom and

true love.Key words:

Feminist;Rebel;Independence;Equality;True love

目 录

前 言 ·······················

一、作者女权主义思想的产生 ·························································

二、《简爱》中女权主义思想 ··························································

（一）自尊心、自信心、反抗精神 ·······························································

（二）简爱的爱情观 ·······················································································

（三）简爱的独立性 ·······················································································

三、《简爱》中女权主义反抗意识 ···················································

（一）为生存而战 ···························································································

（二）为获得认同和尊严而战 ·······································································

（三）为独立平等而战 ···················································································

四、简爱的女性意识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

五、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

I

前 言

当今社会，女权主义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女权主义泛指妇女要求平等权利的社会思潮。又称男女平权主义、男女平等主义。女权主义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提倡妇女在人类生活所有领域与男子具有同等权利。女权主义具有广泛的文化内涵，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伦理等领域。

在19世纪的英国，一位批评现实主义的文学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写出了一部代表女性主义思想的小说—《简·爱》。这部小说是夏洛蒂·勃朗特“诗意的生平写照”。书中的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心地纯洁、善于思考的女性。她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磨难，但她有倔强的性格和勇于追求平等幸福的精神。这部小说以浓郁抒情的笔法和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引人入胜地展示了男女主人公曲折起伏的爱情经历，歌颂了摆脱一切旧习俗和偏见，扎根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深挚爱情，具有强烈的震撼心灵的艺术力量。它最为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敢于争取自由和平等地位的妇女形象。

一、作者女权主义思想的产生

所谓女权主义，归结起来就是：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它是女性观察、审视任何事物的思想与主张，是一种基于反父权制政治利益的结盟，是一种具有特殊政治目标中女性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总和。

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1816年生于英国北部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她所生活的的三十年间正是英国社会动荡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并越来越暴露它内在的缺陷；劳资之间矛盾尖锐化；失业工人的贫困；大量的童工被残酷地折磨至死。社会和时代的不幸已经让这位女作家的家庭穷困潦倒，家庭的不幸更是让她陷入巨大的困境当中。母亲早逝，八岁的夏洛蒂被送进一所专收神职人员孤女的慈善性机构。在那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她的两个姐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因染上肺病而先后死去。于是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回到家乡，在荒凉的约克郡山区度过了童年。15岁时她进了伍勒小姐办的学校读书，几年后又在这个学校当教师。后来她曾作家庭教师，但因不能忍受贵妇人、阔小姐对家庭教师的歧视和刻薄，放弃了家庭教师的谋生之路。她曾打算自办学校，为此她在姨母的资助下与艾米莉一起去意大利进修法语和德语。然

到相爱的过程当中，简爱的那种叛逆精神、自强自尊的品质深深地征服了罗切斯特，而罗切斯特的优雅风度和渊博知识同样也征服了简爱。

简爱与罗切斯特的婚姻变故促使她离开了桑菲尔德府，离开了她心爱的罗切斯特。经过了寒冷饥饿的折磨无家可归的简爱终于进了她的人生的又一个驿站—圣约翰家。对于亲情的十分看重当她从叔叔那里继承了两万英镑的遗产时，她毫不犹豫地决定和她的三个表哥、表姐平分这份遗产。可见在简爱的眼中钱尽管很重要，但是比起亲情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与当时一切以钱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认为“我不至于自私自利到不讲情义，不讲公道到不分是非，忘恩负义到不像人样”[2]。这是她对当时的金钱社会的有力抨击和尖锐的痛恨。

圣约翰是一个知识渊博，长相英俊的传教士。但是他不会享受生活的乐趣，整天到晚和时间挑战。他认为工作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包括生命和爱情。圣约翰为了他的伟大事业到东方印度传教，他十分痛苦地压抑了这份欲望。简爱对于他的选择简直是不可思议，有爱却不敢爱，有了爱情却不敢追求。另一方面当圣约翰发觉，简爱是一个有见识、有才智的女子的时候，他就向简爱求婚了，不是因为他爱简爱，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娶简爱为妻，对他的事业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是多么自私的想法。

简爱和罗切斯特的心灵感应使他们走到了一块，尽管当简爱回到桑菲尔德府时她面对的是一个双眼已瞎，一只手已经残废的罗切斯特。但是，在简爱看来这些都是不重要的。只要罗切斯特爱她她也爱罗切斯特就已经足够了。她毅然与罗切斯特结婚，当起了罗切斯特的妻子和护士。两年以后命运垂青了，这么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罗切斯特的一只眼睛也恢复了视力，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看到简爱经过了重重的波折以后终于实现了她向往的爱情—平等自由的爱情。而罗切斯特也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真爱。

（三）简爱的独立性

从小就成长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环境中的简·爱，经历了同龄人没有的遭遇。这些遭遇，使得简爱从小就向往平等、自由和爱，这些愿望在她后来的成长过程中表现无遗，在主人公的爱情观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简·爱追求政治、经济、人格平等的新式爱情观，她不像其它女子一样爱上罗切斯特的财产，她是真心爱罗切斯特的，并且她一再强调平等。

生活。尽管如此，小简爱并不屈服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 为了捍卫自我独立的人格 , 她奋起反抗 , 开始与舅妈和表哥作斗争。她终于早熟起来并且化作了一种短暂的力量来摆脱难以忍受的压迫。在可恶的的舅妈面前小简爱没有屈服让步 , 没有在绝望中放弃，相反 , 对于简·爱来说 , 舅妈家好像是培养她坚强性格的沃土 , 反抗在她的思想中扎下了根。她意识到“片刻的反抗已经难免给我招来异想天开的惩罚 , 于是我像任何一个反抗的奴隶一样 , 在绝望中下了个决定 , 要反抗底”[5]。就是这样她开始有了为生存而战的勇气。

简爱经常被表哥打，一开始她尽可能地忍受着被打的痛苦，习惯性地屈从于约翰。“习惯了约翰的辱骂，我从来没有回答的意思，我所关心的是怎样承受辱骂带来的打击”。[9] 由于小简爱毫无理由地被训斥和毒打，她终于反抗起来。这种无法忍受的痛苦超越了她的恐惧心理，给予她无穷无尽的力量。所以她痛骂道“你这男孩子又恶毒又残忍!简直像个杀人犯—你像虐待奴隶的监工头—你像罗马的皇帝!”[6] 毫无疑问这场革命导致了更严重的惩罚。她被舅妈关进了

红房子，成了“古怪的小家伙”有着“苍白的脸庞、胳膊”和“明亮的恐惧的双眼”“像一个真正的幽灵”。[2]

约翰的暴力行为，姐姐的漠不关心，舅母的厌恶还有仆人的偏见。这些不公平的行为使她开始意识到忍受是没用的，为了维护作为人自身的权利，她开始公然反抗一切不公正的现实。简爱心中一直指责瑞德夫人，而一想到自由，胜利，灵魂便感到无比惊喜。她认为凭借自己的口才有能力挑战瑞德夫人的权威，在内心深处，小简爱知道她在为平等生存的权利而活着。

（二）为获得认同和尊严而战

简爱在被家人认为是“坏孩子”赶出来之后被送往孤儿院。（当时看来是慈善学校的一种）通常在这里小孩受到压迫和非人的虐待。她的视眼变得开阔了，性格中带着更加愤怒的火花。由此可见，简爱为获得认同和尊严而战在罗伍德学校渐渐发展起来。融科赫斯特先生是学校里最为贪婪虚伪的代表，对简爱的最初印象是像动物一样大大的鼻子，突出的门牙。他在学校惩罚人的责任称为拯救所谓的灵魂，他迫使学校所有的女孩剪掉头发，饥寒交迫，像奴隶一样对待她们，简爱也不例外。当简爱摔坏了凳子时受到公然惩罚。她被罚站在凳子上一个半小时，融科赫斯特先生不仅公然羞

在简爱的话语里，没有谦卑，没有顺从，不仅为自己也为所有长相平庸的女性呼唤平等。尽管深深地爱着罗切斯特，当发现他已有合法妻子时，简爱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两条路摆在她面前，一是简爱当他的前妻不存在继续呆在丝绒菲尔德庄园，如果这样她就能以情人的身份拥有更多地财富，但是违反了她追求平等的权利。或者简爱选择离开她深爱着的罗切斯特，尽管内心苦苦的挣扎着因为她知道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在一起。为了维护婚姻的平等，她拒绝当罗切斯特的情人，告别富有的生活，过着流浪的生活。简爱违背了当时的女性传统的世俗观念，强调男女之间的平等[7]。简爱挑战当时的男权社会，声称精神平等，地位平等，她批判不合理的阶级观念，同时她认为她与罗切斯特精神上是平等的，最终，在罗切斯特一无所有，且身变残疾时，她却选择回到他的身边。

四、简爱的女性意识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平凡的简·爱虽然相貌普通，出身卑微，然而却拥有一颗金子般善良的心。罗素曾说过：“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善良如空气，没了它，我们的生活无法想象。简·爱的善良除了我们理解的同情心外，更有着超越于普通人之上的无私与宽恕。

在简·爱舅妈里德太太临终时，她陪在身边的那一幕感动了无数读者。从小说中，我们看到里德太太简直就是简·爱苦难的源头，随着收留她，疼爱她的舅舅里德先生的去世，冷酷无情，虚伪自私的里德太太把简·爱当作佣人一样对待，将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处刁难，对这个失去双亲的可怜孩子，不但不给予同情与关爱，反而处处苛责，纵容自己的孩子欺负。更可恨的是，她把简·爱送进了标榜惩罚肉体以拯救灵魂的人间地狱般的慈善学校里，并且在前来接简·爱的布鲁赫尔斯先生面前撒谎怒斥简爱是一个撒谎而讨厌的女孩子。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深深伤害过自己的人，简·爱原谅了。

当这位曾虐待过自己的舅妈临终时，在没人在身边的情况下，她去探望了她，并对她所受的巨大的痛苦产生了怜悯之情，她弯下腰吻了吻她，深情地叫了一声“舅妈，亲爱的舅妈”并妥善安排了她的后事。简·爱在此的表现，让每一位读者都看到了什么是宽容，什么是善良。马克·吐温曾说过：“紫罗兰把它的香气留在那踩扁了它的脚踝上，这就是宽恕。”

性的人格尊严看得高于一切。小说光明的结局告诉我们，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也要有自由、尊严、平等。在当今社会，要将人的爱情观等于尊严加平等这道公式上。付之实现往往离不开金钱，人们都疯狂的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淹没爱情，在穷和富之间选择富，在爱与不爱之间选择不爱，很少有人会像简爱一样，为了爱情和人格抛弃所有。简爱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种返璞归真化繁为简的感觉，是一种不计较得失的简化感情的简。它犹如一杯白开水，净化读者的心灵，同时引起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共鸣。简爱这一形象变得高大而不同凡响，她闪现出的强烈的女性意识象暗夜中的火把，为广大妇女点燃了希望之光。这对当代女性自我意识的提高与觉醒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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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大学生活一晃而过，回首走过的岁月，心中倍感充实，当我写完这篇毕业论文的时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感慨良多。

首先诚挚的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郎玉珊老师。她在忙碌的教学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审查、修改我的论文。还有教过我的所有老师们，他们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同时，也要感谢四年来年陪伴在我身边的同学、朋友，感谢他们为我提出的有益的建议和意见，有了他们的支持、鼓励和帮助，我才能充实的度过了四年的学习生活。

2.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篇二

在绘画历史上, 由于男性和女性的地位不平等, 绘画艺术家中主要以男性为多, 而女性艺术家一直比较稀少, 女性艺术家是被放逐在男性权利之外的“边缘文化”, 在中国, 女性艺术家在绘画史上甚至有过“缺席”的历史。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增强和提高, 女画家开始关注回归女性天然的本性, 本能地将目光投向女性自身, 极尽笔墨、淋漓尽致地表达着女性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世界。中国女性画家们从题材的选择、绘画的形式、技巧的运用等多个创作环节, 多角度呈现出当代女性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世界。

二、情感意识在现代中国女性画家的绘画作品中的表现

(一) 母爱——闫平

母爱是女性所特有的, 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女性画家本身是家庭生活的重要成员之一, 再加上母性赋予女性画家特有的宽广的胸怀, 从而在不自觉中会将这种情感在其绘画作品中体现出来。大部分中国当代女性画家对于这一题材都很偏爱, 这是出于女性的天性使然, 同时又可以扦发出对于子女的爱, 母爱的扩展还表现为对生活现状和人情百态的关注。在中国当代女性画家中, 闫平、喻红、纪京宁、栾伟丽等很多都进行过关于母爱的主题创作。

闫平, 1956年出生, 山东济南人, 1983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 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油画家学会理事, 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教授, 被提名为“中国90年代最具代表性画家”。闫平极其重视对色彩轻松自如的运用, 是中国当代女性画家中用色最具特色的画家之一。闫平的《母与子》系列作品, 如同生活日记一般将母亲对儿子的悉心抚养和疼爱完整而细腻的表达出来, 她所描绘的场景大多数作者身边的常见的的一些母子生活片段, 如哺乳、抚摸、嬉戏下棋等, 洋溢出温馨的家庭和亲情气氛。作品绘画过程中用笔肯定、硬朗, 正如母亲的坚强和理性, 色彩以粉色系为主, 显得柔软而温暖, 正如母亲柔和的内心。闫平将用粗犷的笔和飞扬的色彩母亲这一身份的细腻心理特征表达得非常到位。

(二) 男女之爱——申玲

“性”历来是一个敏感而又尴尬的话题, 尤其对女性来说, 这种尴尬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延续至今。90年代以来, 中国很多的女性艺术家的艺术思维的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和突破, 主要就在于对自我身体的表达和研究, 她们逐渐开始以和重视男人一样的想法来对待女性身体甚至于“性”。申玲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她的创作特点是将色彩的表现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大限度地发挥色彩所传达出的视觉冲击。她的作品的选材主要以“性”为主题, 而且大部分是以自己的丈夫作为原型, 毫无掩饰地描绘出男女关系, 甚至直接表现出性关系如《花凉鞋》《抱着你》等作品。此外, 她用自己独特的调侃方式, 通过饱满的画面、绚丽夸张的色彩、热闹喧嚣的气氛以及健硕的人体, 呈现出真实的生活, 表达出百无聊赖的迷茫和仿徨, 具有浓厚的反讽意味。

(三) 自爱——喻红

喻红, 出生于60年代, 1995年获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硕士学位, 现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喻红是中国画坛受到广泛赞誉的青年女画家之一, 是当代中国女性艺术的代表, 其作品的取材大部分源于日常生活, 表面上看起来简单易懂, 实际上是在特殊语境中所产生的一种反思。她用画笔将鲜活的生活和生命记录下来, 用单纯的视角将现实世界与心理世界融合在一起, 其画风有着新生代画家独具的风格与特征。她试图通过自己、女友印象中所有关于“她”的形象, 来关注女性、关注自己, 追寻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但其作品始终被女性的个体经验所缠绕。俞红的作品主要通过对自我形象的描画来充分表现出女性自我建构的过程和方法, 并体现出女性自我构建过程中受制于人和社会的各种心理。其代表作品《紫色的肖像》就是很好的体现, 很好的表达出这种愿望:作品通过写实的表现手法, 将自己置身于强烈的紫色背景下, 构建全身形象进行自我欣赏, 构图怪异、姿态荒诞, 而表情显得模糊而浪漫, 使得整个人物形象仅仅以抽象意识的符号存在。总之, 这幅作品暗喻了女性追求自爱、自尊、自理的的情感意识需求。

三、情感意识对现代中国女性画家的绘画作品的影响

女性画家独特的情感意识和情感体现, 使其绘画作品语言呈现出独有的面貌, 使女性绘画从束缚走向了自由, 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 影响和滋养着绘画艺术史的发展。女性画家情感意识的独特视角与男性有很大的不同, 正是由于女性的敏感, 使她们的情感抒发也必须出一种超凡的感觉。由于大部分女性画家具有对人性的关爱和重视生命价值的情感体验, 因此她们的绘画作品常常具有一种感性的艺术特征, 以自述的方式将自己的情感意识最大化的呈现出来。她们往往以自身为出发点来充分发掘女性的潜能, 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特质、女性意识以及女性独特的视角来进行创作, 用自己的情感体验及情感意识形成自身的独特语言, 这种情感也使得她们通过绘画将生活的感受细腻的出现出来, 同时也通过画面描绘出的社会与生活、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女性画家通过这种独特的情感意识视角, 在使其绘画作品中充满了人文关注情怀, 并用饱满的形式和语言表达出来。

这种独特的绘画形式和强烈的情感意识的表达, 充分体现出中国女性画家走向世界的能力, 也体现了她们的社会价值。通过女性画家的绘画作品, 我们可以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到社会中的一些现象, 认识到那些被遗漏了的某种情感、某种意识。女性画家情感意识的独特视角, 充分体现出女性绘画艺术的价值所在, 对绘画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女性独特的情感意识的表达往往比男性更加勇敢、直接, 更加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女性画家的绘画作品大部分都比较注重对情感的表达, 她们将自己对生活、生命的热爱和强烈的情感融注于艺术作品中, 并以感人的内涵和动人的形式语言体现出来。因此, 情感意识的表达是女性画家进行绘画创作的直接原动力, 它能够使女性绘画作品中充满了感性和灵性。

四、结语

上90年代是中国女性画家成长的时期, 她们注重对情感的释放, 在不断审视自身的同时, 也交织着对男性世界的认同和排斥、对外部世界的参与与逃避。这些情绪在题目的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 并且随着女性意识的强化而超越了男性传统的绘画模式。她们往往非常关注女性话题, 并以女性意识和情感意识的表达作为创作风格的切入点, 关注于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属性, 并以真诚和自信的表达方式通过绘画创作体现出来, 从而进入了艺术的自在状态, 有了女性艺术的定位。

参考文献

[1]冯丹.当代中国女性油画家作品个性情感的解读[D].沈阳师范大学, 2012.

[2]梁冰.中国当代女性油画绘画语言浅析[J].华章, 2014.12:107-108.

[3]姜凌.女性绘画与意象审美研究[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3.06:74-76.

3.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篇三

关键词：铁凝;女性意识;依附性;母性;自身价值

铁凝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具有实力的女作家之一，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在铁凝的《棉花垛》《麦秸垛》《玫瑰门》三部作品中，通过对女性意识的审视，她们的身上闪现出生活在男性之城中的依附性，传统的母性，以及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打破依附性与母性的生命状态。

《棉花垛》通过讲述乔、米子、小臭子的故事，借助战争这一残酷复杂的背景，揭示了作为第二性的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心理和不可逆转的轮回的悲剧命运。《棉花垛》中的“米子”，美丽性感，生长在紫花遍地的乡村，却不稀罕下地种棉花。从一个男人泄欲的工具变成一个男人生育的工具，这似乎就是女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地位和全部价值。铁凝在作品中着力表现的是处在以男性为核心的社会像米子这样的女人，她们的内心深处有很强的依附性，她们甘愿居于从属地位并对男人的占有表示默认。在这里，铁凝以悲悯的目光和强烈的自省意识，审视女性依附男性的心理，揭示出这种依附与女性悲剧命运的关系，作为女人的本欲被毁灭。铁凝呼吁的是：女性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女性自身对男性长期依附的心理，有效地配合了外界环境对她们的压抑和剥夺。

“鲁迅指出，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鲁迅认为母性是女性内心世界中最基本的欲望。”铁凝在《棉花垛》中审视了女人作为第二性对男人的依附心理，以及在这种依附下悲剧的命运，在《麦秸垛》中作者用大芝娘坎坷的人生故事，及母女两代的命运轮回，表现出生活在传统男性话语中神圣的母性。在这里的女人的生命本能在伸展，在逐步突破压抑，对抗着自身的依附心理。铁凝在作品中表现了大芝娘这一“圣母”的形象，在下一代中塑造了“沈小凤”这一涌动生命，她大胆，炽烈，决绝。作为沈小凤的对立面杨青，她在女性群体中与沈进行着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波伏瓦在《女人是什么》中剖析到：“女人互相认同，所以她们能互相了解;然而又由于同样的原因，她们彼此对立”，此时的女性开始远离男权中心而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对于男人的依附淡化了，女人积极追求自身的欲望，追求作为一个女人神圣的母性，铁凝进一步深化了女性对自我生命体的认识。

《玫瑰门》中男性失去了风采和气魄，失去了诸如责任、义务、胸怀和气魄等传统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内容和乔装打扮，女性在对男性人物的精神优势中凸现了主体性。铁凝在此将《棉花垛》中女人对男人的依附磨灭了。女人独立并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铁凝在《麦秸垛》中写出了神圣的母性，而这被称为救渡女性生命的唯一的方舟，铁凝在《玫瑰门》中消解了母性穿越历史时空的万丈光芒，对女性生生不息永恒历史循环以及女性自身价值进行了深层的传达。《玫瑰门》中神圣的母性被颠覆了，《棉花垛》与《麦秸垛》被喻为生理的象征，而《玫瑰门》被喻为“从女性的生理到女性的心理的象征”，铁凝在《玫瑰门》中表现出女人在任何现实条件之下都具有一种从容和坚韧的生命底蕴，而且又是女性的韧性要远远大于男性，相比之下男人则更多表露的是怯懦和虚伪自私的本性。女性在“没有男人”的时候，取得的是对生存选择的更大的自由，摆脱对男人的依附，是依靠自身力量去战胜艰难的自由以及独立走人生道路的希望。

《棉花垛》中鐵凝写出以男性为依附的女性意识，一方面不能否定女性的本能欲望，一方面在内心对于男人的依附性的压制下让女人无法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她们的自我价值无法伸展。《麦秸垛》中铁凝一方面展现女性对延展生命的热忱，一方面展现的是女性“破土而出”敢于炽烈地追求自己最纯美的部分，此时的女人正在努力争取博大、宽厚的灵魂。而《玫瑰门》中女性寻找自我的方式变得更加坚韧，女人们颠覆了传统对男人的依附而恢复女人的“本来”面目，女人改变了男人主动索取、女人被给予的模式，反而男人在女人的攻击中不知所措，畏畏缩缩。传统的母性在这里也被女主角颠覆，为了摆脱对男人的依附，走向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即便是被人认为是浸着毒汁的罂粟花，但女性之门被打开了。

参考文献：

[1]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97.

[2]张容.第二性[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5：184.

4.舒婷诗歌中的女性自我 篇四

【摘 要】 作为朦胧诗派的主将和当代诗坛的代表性人物,舒婷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敏感而鲜明地记录了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大陆女性最内在的精神流向,对爱情的表现温馨而柔婉,对友情的吟咏真挚而睿智,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深沉而浓郁,传达了女性的觉醒意识以及女性对平等独立价值观的认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女性的社会角色,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独具特色的“这一个”.舒婷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不仅标志着“人”的复归和“女性”的觉醒,同时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家庭道德伦理观念。她的具有东方色彩的女性书写,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诗歌的发端。【关键词】 舒婷 诗歌 女性意识

作为朦胧诗派的主将和当代诗坛的代表性人物,舒婷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敏感而鲜明地记录了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大陆女性最内在的精神流向,对爱情的表现温馨而柔婉,对友情的吟咏真挚而睿智,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深沉而浓郁,传达了女性的觉醒意识以及女性对平等独立价值观的认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女性的社会角色,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独具特色的“这一个”.她的被认可,或许正由于她是朦胧诗人中最早关注个人内心情感的女性诗人。如果说北岛是作为一位觉醒者(新的英雄)用“以恶抗恶”的方式来反抗那个旧有的英雄神话,体现了社会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舒婷的意义则是以一个被当代新诗史长期有意忽略和回避的“自我”形象,来反叛那个“大我”、“非我”的世界。她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民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于‘人’的一种关切。”“许多年来,我们把时代和人民供在遥不可及的圣殿。事实上,在城市上空参差的鱼骨天线,在乡间小路吱吱响的小扁担,不也是这个时代的两个侧面吗?人民不也是我、你、他?”[1] 可以说,通过“我自己”来感应世界,表现“人”,是舒婷的诗最突出的特点。她使“人”脱离那些长久以来被人为地强加在身上的种种光环或桎梏,呼唤人与人的理解,不独表现祖国之爱、人民之爱和生活之爱,也表现父母之爱、朋友之爱、恋人之爱。她的作品所表现的“自我”及“爱”的主题,既承接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传统,又具有新时代鲜明的精神特征。她以真实的“我自己”作为诗歌的表现对象,着眼于自我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既有那勇敢追求理想的“沸腾的我”、“深思的我”,也有忧伤地抒发内心苦闷的生活中“迷茫的我”。她的诗里,“小我”与“大我”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表现个人(自我)“沉迷的痛苦”、“苏醒的欢欣”与表现时代的“不可抗拒的召唤”,在作品中达致了有机的统一。这种新的女性自我的出现,使舒婷诗歌既和以往的“情诗”绝然不同,又与作为反叛众人一腔的“战歌”、“赞歌”而爆发的“另一种战歌”(即“朦胧诗”)有所偏离,内涵繁复、深厚,不独探寻着“人”的归来,而且预示了“女性”的苏醒。就在这一支支新的“人之歌”、“女性之歌”中,舒婷以女性之躯对于传统文化心理和家庭道德伦理的承担,在“政统”与“道统”的狭缝中挥舞一张花手帕,柔弱而又坚强,展现了女性温柔生命中最令人惊悸的“绚丽的美”。

一、“人”的复归

舒婷诗中的“人”,已不单单是新旧“战歌”中的“政治的人”或“大我”,而是一个生活中的女性,一个真实的“我自己”。她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既是“与风雪搏斗”的“一代人”的画像,又是一个温柔、忧伤,需要母亲与恋人安抚的女性。诗人一方面勇敢地“要求真理”,另一方面也“不掩饰我的软弱”: 我钉在

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 为了完成一篇寓言

为了服从一个理想 天空、河流与山峦 选择了我,要我承担 我所不能胜任的牺牲 于是,我把心 高高举在手中„„

可是我累了,妈妈 把你的手

搁在我燃烧的额上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她喊出了“一代人的呼声”:“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我绝不申诉/我个人的不幸/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回忆。/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下 一片触目的废墟„„ 但是,我站起来了, 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 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 能把我重新推下去。”(《一代人的呼声》)但并不在火热的呼声中消抹去自我,她写友谊和亲情、爱情,写日常生活里的别离与悲欢,在坚强、冷峻之外显出“别一种”的温婉亲切,丰富和拓展了当代新诗里的自我形象。《自画像》中,她写道: 她是他的小阴谋家。祈求回答,她一言不发, 需要沉默时她却笑呀闹呀 叫人头晕眼花。她破坏平衡, 她轻视概念, 她像任性的小林妖, 以怪诞的舞步绕着他。

而在《女朋友的双人房》、《天职》等诗里,她写家居日子中女性的忙碌和满足,写极其平常的家庭生活中的“我”:“孩子的眼泪是珍珠的锁链/丈夫的颜色是星云图/家是一个可以挂长途电话的号码/无论心里怎样空旷寂寞/女人的日子总是忙忙碌碌∥一间小屋/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是一位英国女作家/为女人们不断修改的吁天录”(《女朋友的双人房·三》);“顺路去黄家渡市场/买两斤鸡蛋半个西瓜/恨菜贩子不肯杀价/趁其不备抓了两根葱/某一天我自觉/履行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为世界和平操心个不停/也没忘了/给儿子做碗葱花鸡蛋汤”(《天职》)。这样的自我形象,已绝然不同于以前的那个“大我”,虽然还不能说这个“自我”已经趋近了“人”,但至少是对于“政治的人”、“单一的人”的一种背离。对“人”的关切与对“爱”的呼唤,使舒婷的诗具有一种人道主义的色彩,那种刚强而又感伤的气质,构成了她诗歌中严酷的理性与浪漫的情感之间特有的矛盾和平衡:“要有坚实的肩膀,/能靠上疲惫的头;/需要有一双手,/来支持最沉重的时刻。/尽管明白,/生命应当完全献出去,/留多少给自己,/就有多少忧愁。”(《中秋夜》)舒婷正是这样面对自己和承担自己,在多重“自我”的相互冲突中继续着她对于“人”的追寻。

二、女性意识的觉醒

舒婷的爱情诗突破了“文革”时期文学的禁区,体现了她对完美爱情大胆而热烈的追求。对女性独立人格和命运的关注,使舒婷的诗歌洋溢着鲜明的女性意识，成为中国诗坛的一道奇特景观。她的爱情诗总体上有三个层次:一是纯然抒写甜蜜而缠绵的“爱的忧伤”(如《赠》、《四月的黄昏》、《雨别》、《无题》等);二是借“爱”和“友谊”反映社会生活和同时代人的理性思索(如《也许?》、《岛的梦》、《这也是一切》、《?。!》、《赠别》、《路遇》等);三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如《致橡树》、《神女峰》等)。《致橡树》是舒婷爱情诗的代表作,诗中所抒发的对于独立人格与平等观念的呼唤,可视为现代女性的爱情宣言: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

也不只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 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诗中的“我”既不愿作附属、陪衬,也不愿作袒护与滋润男性的日光、春雨,而是要作为平等的、并肩站立的“另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不独是对传统的“夫贵妻荣”、“夫唱妇随”观念的反拨,同时也是对于那种极端主义的“女权”意识(认为女性应凌驾于男性之上并提出所谓的“性别政治”、“性别战争”、“性别反殖民”等)的警惕。鲁迅先生曾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而无“妻性”;[2](Ｐ531)并呼吁道:“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2](Ｐ321～323)舒婷的诗行,当可理解为对“人的儿女”爱之觉醒的呼唤:“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蔼、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深入分析，这首诗体现了三个层次的女性意识:自我觉醒、自我审视、自我超越,是时代与经历孕育诗人诗歌女性意识的主旋律.诗歌中的女性意识是对传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的传承,人格独立是当代女性文学回归这种女性意识的表现.在《秋夜送友》、《小渔村的童话》、《双桅船》等诗中,诗人也表达了“我常愿自己像/南来北去的飞鸿/将道路铺在苍茫的天空/不学那顾影自恋的鹦鹉/朝朝暮暮离不开金丝笼”的自我期许,渴望着“我们”共同来完成“那首诗”。诗人思辨道:“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这里,有对于传统女性的狭小天地的拒绝,有对于历史及惯性的反思,更有对各自选择的尊重和基于相互尊重的未来的确信。这种对于女性独立人格的省视与追求,强调“平等”的观念,强调女性的自我意识,其实就是对于“没有爱”和“无所可爱”之历史的反抗,它使舒婷的诗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女诗人的“男性化”作品而以一种温婉细腻的抒情风格,标尺着中国现代诗中女性意识觉醒——“人”的觉醒——的新里程。近30年来中国的女性文学,大致呈现为“服饰——欲望——肉身”三个进程,而每个进程又各各展现出互不认同、辩证反思的阶梯性色彩。(1)服饰阶段:政治斗争的工具与装饰——(以男性为主体的)爱与婚姻的配合物和润滑剂——伦理道德的附属品或辣味调料。(2)欲望阶段:“女性之灵”的黑色臆想——放纵声色的肉体狂欢。(3)肉身阶段:性别角色(类)的本位意识——女性个我的生存之思。虽然还不能说这期间中国的女性文学、女性诗歌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上个世纪最后30年文学历史发展的一个个浪谷间,却可发现中国女性在恒久压抑下所透出的一阵又一阵闪电,相信每一个敏感的人都清楚这些闪电意味着什么。从政治的附属(样板戏及战歌、颂歌)到对婚爱、伦理的依附,这不仅是女性自我寻找的最初阶段,同时也是文学、诗歌在转折时期审视自身的一个必经阶段,这是离心运动中的一个停顿、一次休憩;而女性诗歌之旅中的“黑夜意识”与“黑色沙漠”,可以说是一次最深邃辽远的性别冥想,体现出一种女性意义上的形而上玄思与“女性之灵”失落的深层忧虑——只可惜这种灵的探求很快被20世纪90年代铺天盖地的肉色潮水所覆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与整个社会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审慎反思相连,女性诗歌也在欲望之海的涌动中拨云见日,重新踏上自我寻找之途。这种新的寻找,首先表现为对于女性角色“类性”的寻找,继而是对具体的女性“个我”生存境遇的叙写与反思。应该说,这两种寻找其实是相互包容、彼此渗透的,“类”从“个”里去发现,“个”由“类”中去深味,最终都指向了“女性”——“人”的生存。而舒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女性灵与肉、族(“一代人”)与别(女性个体)的诗歌书写,正是这两种寻找的发端。

三、道德承诺与伦理依附

当然,舒婷诗中的女性意识,并没有超出广泛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范畴,这是即使在“朦胧诗”备受诟病的时期她的作品也仍然赢得广泛赞许的深层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舒婷的诗歌不同于冰心女士的“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他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繁星·一五九》),其道德承诺与伦理依附不是建立在“超人”的“爱的哲学”之上,而是包含了更多的社会理想与现实内容。仔细考察,舒婷诗歌之所以获得中国读者的普遍称誉,并不是因由某些批评者所说的“撒娇美学”,[4](Ｐ102)而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因素的成功调和: 其一,“出”与“入”。舒婷写有不少歌咏祖国、反思现实的诗篇,其中对于历史苦难的思辨并不是要走向偏激的否定或悲观的“离去”,而是转向于真实的面对和乐观的劝谕,忧愤而又热诚,表现了炽热的爱国情愫及勇于承担责任的中国式“入世”思想。典型的作品如《献给我的同代人》、《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代人的呼声》、《在诗歌的十字架上》、《会唱歌的鸢尾花》及《也许?》、《这也是一切》等诗,欲扬先抑,似“遁”实“即”,“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在追求祖**亲的富饶、荣光、自由及“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上,在“要求真理”的信念上取得认同和统一,悲观的怀疑最终归结于对于责任的担负:“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这也是一切》)。

其二,“叛逆”与“忠贞”。爱情诗在舒婷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诗歌在歌颂新的婚姻爱情、批判传统女性观的同时,却又执着的恪守中国家庭伦常,虽反叛然又“不逾矩”,其“美丽的忧伤”实与中国传统文学中温婉的“闺怨”有相通之处。《神女峰》的名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背叛的是古代的“烈女”、“贞女/节女”观,但渴望着的仍是“人间天上,代代相传”的“人间月明”,这种“美丽的梦”对于一般意义(一般情势)上“贞节”来说,并非很是“违拗”。而《惠安女子》中那个“天生不爱倾诉苦难”、“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忧伤地站在海天之间,在封面和插图中成为风景、成为传奇的女子,与《天职》、《女朋友的双人房》里的妻子、母亲,实并无多大的不同。《女朋友的双人房·三》接着唱道:“我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女奴/孩子是怀中的花束/丈夫是暖和舒适的旧衣服/家是炊具、棒针、拖把/和四堵挡风的墙/家是感情的银行/有时投入有时支出∥小屋/自己的小屋/日夜梦想/终于成形为我们的/方格窗棂/分行建筑”。应该说,舒婷爱情诗中伦理女性与后来的“女性诗人”(乃至“下半身”诗人)笔下的性别女性,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正是因为她的女性形象仍然带有“女为知己者容”的娴静、坚贞、忍韧、贤惠的东方色彩,她创造的“美丽的梦”才会引起世人的共鸣与婉叹。

其三,“情感”与“理性”。从气质上说,舒婷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但理性成分的加入使得她的诗体现出一种对于情感的“控制”与“警惕”,她有意识地“封闭”自己的情感闸门,使“感情的引领”因为要服膺于“思想的加减乘除”①而呈现出婉曲、深致的特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舒婷的创作中,除了矛盾意象的选择与蒙太奇画面的快速转换外,她还大量借助其特有的假设、让步、转折句型来表达自己委婉曲折的情思,使作品的情思流向起伏曲折,意境繁复幽深。比如前引诗行中的“与其„„不如„„„”、“如果(假如)„„”、“想(愿)„„然而„„”、“尽管„„”、“可是„„”等句式,又如:“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我怎敢惊动你的安眠?∥我还不敢这样陈列爱的礼品,/虽然我写了许多支歌/给花、给海、给黎明。”(《呵,母亲》)“即使月儿肯收容你的背叛/犹有寂寞伴你千年”(《奔月》)“我献出了/我的忧伤的花朵/尽管它被轻蔑,踩成一片泥泞/我献出了/我最初的天真/虽然它被亵渎,罩着怀疑的阴云”(《在诗歌的十字架上》)“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想这样安慰你/然而我不敢∥„„如果你是树/我就是土壤/想这样提醒你/然而我不敢”(《赠》)“要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又何必苦苦寻觅/要歌唱你就歌唱吧,但请/轻轻,轻轻,温柔地∥„„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未如期/也许有一次热恋/而不能相许/要哭泣你就哭泣吧,让泪水/流啊,流啊,默默地”(《四月的黄昏》)„„舒婷的一些名作如《致橡树》、《也许?》、《?。!》等,甚至通篇都由这样的假设、让步、转折句型生发延展而成,表现出诗人情感流泻与理性思索在升腾转和中的细腻绵密与峰回路转,不独增加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在“人”的发现中所具有的道德伦理深度,也为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形式带动内容,感情引发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史上，舒婷已留下了宝贵的脚印。一般来说，男性诗人对自己的性别角色远不如女性诗人敏感，男性诗人，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写起诗来很自然地是着眼于包括女性在内的整个人类。真正成熟的女性诗人亦应如此，她们应该有鲜明的女性角色意识，但又要超越这种意识。只有当她们也像伟大的男性那样，不仅是着眼于性别，而且是着眼于全人类而讲话的时候，她们才取得了真正意义上与男性诗人平等对话的资格，才在写作上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换句话说，真正女性诗歌所提供的都应是女性自身的和人类的双重信息，女性诗歌既是女性的，更是人类的。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舒婷的优秀诗篇是做到了这点的。

[参考文献]

5.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篇五

摘 要:20世纪是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年代。张爱玲就是一位女性意识极强的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中就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女性化写作的风貌。张爱玲女性意识成因中的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关键词:张爱玲;文学创作;女性意识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坛里属于一位传奇式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文学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的关注。张爱玲是自“五四”以来最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同时,她摆脱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那种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自出机杼,创造出自我独特的语言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作家的这种女性意识并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也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它更强调一种否定精神,这种否定精神包括了作家对男性权威的否定,也包括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它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因此,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受到了许多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认同与赞扬。1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因分析 1.1环境因素

上海是张爱玲文学生命的起源地和写作场。正是因为上海所具有的远离主流文化的独特环境,促进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长。张爱玲注定要以文学来证明自己,因为她除了发展自己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也注定只有在上海才能成名,因为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成就了她的文学品格,是其文学的生长土壤,培育的温室,只是战争的爆发,使张爱玲的创作时间得以提前。上海作为最早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外国租界和非老城的华界演出了上海的全部现代史,上海文化的本质是中国城市结构向现代化的表征。市场竞争的现实造就了不拘泥、不保守等现代人品格。在文化事业方面,上海的文人自觉远离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出现了立足于凡人本位意识的海派文化。商业文明催生出一大批以卖文为生的文人。现代化通讯印刷事业的发达,培养了一个由市民组成的大众读者市场,世俗文化代替了以载道为目的的正统文学。海派知识分子自觉的坚持世俗立场,消解英雄圣人,以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哲学为其精神特征。可见,上海的文化氛围给张爱玲提供了抛弃浮华,冷静审视的外在环境。女性历史浮出地表的时机为她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商业文化中人性缺点的暴露为她提供关于人性劣根性研究的场所,在传统与现代交接的最前沿,人生存处境的尴尬微妙又被张爱玲敏感的心所捕获。1.2心理因素

张爱玲的童年生长环境,父母亲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以及成年以后的际遇等等属于张爱玲自我的独特体验是形成她的女性意识的重要因素。她的身世、性格、际遇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着其女性意识的特点。张爱玲有一位初具现代个性主义思想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种种恶习而离家出走,以刚强维持着女人的尊严,这对张爱玲形成现代个人主义品格无疑具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生活方式、文化历史等原因,张爱玲的母亲并未参与抚养孩子的工作,而由一个年迈的女佣完成,这也是张爱玲缺少最基本的依赖感的心理根源。在尚未与母亲同住之前,对母亲生活方式的向往,对母亲独立个性的敬佩以及在父亲家里无爱的生活使张爱玲对母亲有一种“罗曼蒂克”的爱。后来与母亲同住,张爱玲心目中高贵美丽的母亲毁了女儿的自尊,毁了女儿对母亲近乎崇拜的爱,这使张爱玲无论何时何处,对人性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有一种清醒的冷静与冷漠。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挥霍祖产,坐吃山空,与妻子关系僵化,与姨太太打架,以及花天酒地,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完全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也缺乏人最起码的自律意识,这使他不可能担当起为儿女榜样的角色。甚至因为女儿去亲生母亲那里住了几天,就对女儿丧失人性的毒打,将其关在地下室一年多,对女儿的生死置之不理。对于父亲,张爱玲看到了父亲生活的错位状态,除了完全看不起之外,与对母亲所代表的自由利落生活的向往相反,她对父亲的生存状态由衷地觉得可悲。这样的家庭使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毫无爱心的环境里,父母本身的自私冷漠等缺点在促使张爱玲早熟的良心发现的同时,形成对丑恶人性冷静旁观和束之高阁的人生观之最初契机。加之性格内向,天资聪颖,使她以少年难得的老成和深刻,抛开亲情的纠缠,而利落的站在人性的高度,对长辈进行审视。2泯灭的母爱

张爱玲对女性的“自审”,有一个重要且极个性化的内容,即对“母亲”的自审。在传统文学创作中母爱涵义总是与圣洁、崇高、温柔、善良等等美好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冰心及与之同时代的女作家群体几乎都是讴歌母爱的能手,在她们笔下,母亲被形容为一个安顿灵魂的温暖怀抱,躲避风雨的安全港湾。她们坚信,母爱才是真正的归宿。而张爱玲却将笔触深入到母亲隐秘的内心深处,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冷峻地注视着母亲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沦落,透视母亲心灵深处中那未被常人察觉的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一种心安理得的让权于男权社会而又不惜以葬送母爱为代价的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两类母亲形象,一类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等,她们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与统治欲;另一类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等。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原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角色,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旁人,随他们的思想滚动而滚动。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常见的女性,但她又非同一般。她已经褪去了“母亲”的伟大而神圣的光环。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自身人性丑恶的直接表现者。她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锁,不仅压抑着自己的情欲,压抑着爱恋,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的幸福,黄金是七巧一生的想望,也是她一生唯一指望能得到的东西。她向往健康美好的爱,却被自己的大哥卖断;在姜家,她也曾有过爱的挣扎,但一次是被自己的小叔子拒绝,因为她不是他棋盘上的棋子,一次是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终于获得财产之后,拒绝了主动上门的小叔子的示爱,她要保住她唯一实在的东西———黄金。爱,在此时,已是多余而危险的东西,这次拒绝使七巧彻底失去了情爱的机会,变成了完全为金钱所奴役的疯狂女人。“张爱玲将在权力的绵密网络中抵抗着的女性日常的斗争以‘疯狂女人’的形象呈现,讲述了‘家族制度’的机制中,阶级、性别、世代的桥梁———母亲为什么、何时、怎样由被害者变为加害者,权力交替是如何完成的。”

从曹七巧这种残暴和冷酷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父权社会中,即使女人有幸获得了经济大权,她们也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成为“父权”的代言人。而她们这种对于“黄金”和“权力”的掌握,却是靠牺牲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幸福,她们做人的权力换来的。尽管她们穷极一生所得到的金钱和权力已经在手中了,但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却已荡然无存。她们的眼中不再有美好的事物,唯有的是生存的残酷。她们只能拼命地保住这唯一自己还可以掌握的东西,至于关心与呵护儿女,给他们以温情与爱,则不在她们所考虑的范围之内。而另一方面,她们对自己失去的东西的追逝,却表现在对下一代的变本加厉的剥夺上。长期的压抑已经扭曲了做“母亲”的心,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女也休想得到。人的私欲在这里得到无限的膨胀,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可是她们连起码的动物性也丧失了。黄金、权力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但可悲的是连自己也改变了,变得自己不再是自己,“母亲”也不再是“母亲”。

张爱玲对文学传统中大量充塞的颂扬伟大母爱的作品抱有反感态度,称其为“滥调文章”。母亲也罢,其他人也罢,作为一个“人”,就逃不了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自私、虚伪、冷酷、软弱、自卑———这是张爱玲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她把亲子关系还原为普通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对母性做出了极个性化的审视。3盲目的情爱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对女性心理痼疾揭示最深、笔力最集中的是女性的“依赖性”,这在女性追求情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她笔下,无论新派还是旧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自觉,心甘情愿成为男性世界中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的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一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甘为男性世界中永远的奴隶,她们即便已经挣脱了封建旧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丧失了独自求生的能力,她们皆渴望有所依附,首先解决物质的生存困境。她们除了做“女结婚员”外,别无他长,张爱玲认为:“安稳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所谓求安稳,就是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依托终身。最典型代表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的曲折而苍凉的恋爱过程,正是一场求安稳的爱情冒险,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住娘家,兄嫂骗取了她的所有积累后就排挤她。后来她与留学生范柳原恋爱,离沪到港,范柳原对她并没有真心,这使她既矛盾又痛苦。曾一气之下回到上海娘家,但排挤依旧,还加上流言和白眼,为了寻求自己的归宿,她只好又投入范柳原的怀抱,当情妇也在所不惜了。白流苏住在娘家,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但兄嫂的白眼使她呆不下去,这是她求安稳的社会外力。她的恋爱受了许多委屈,还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然而她还是不由自主的往这条路上滑下去,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她,而这股力量实质就是她对能够有所依附的婚姻的渴望,她必须去寻找男人对她的爱,才能立足于社会,满足她内心的渴求与虚荣,这是求安稳的内驱力。在那动荡的、人心叵测的世界里,她好像作了一个梦似的,她感到天地万物的一切全不可靠,靠得住的还是“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张爱玲在一篇文章中曾感叹:“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形成了依赖性,而且在更高层面的爱情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男性的爱与不爱,是她们生命价值的核心。做一个男权社会认定的女人,这是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最好的归宿。“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是得到不了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白流苏苦苦奋斗的经历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争取被爱”,她费尽心机,历经波折,终于胜利了,因而惹得女人们嫉妒和仇恨,倘若她失败了,她将遭到所有人特别是女人的歧视,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在婚恋中皆埋葬痴情,丧失浪漫,消灭幻想,冷静地争取一个有所依靠的现实。4沦丧的自爱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是谈不上“自尊、自爱”的,不仅她们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沉重的是连她们自己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作为母亲的女人,或者甘于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即便是有了经济大权后,仍惶惶不安,以极端冷酷的方式对待周围的亲人,以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金钱和权力;或者其思想行为完全被丈夫的思想行为所代替,丧失了女性主体意识,只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这种种行为其实都和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息息相关。作为妻子的女人,将婚姻作为幸福的赌注,将男人当作生活和爱的依靠,把依附男人当作自然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也与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密切相联的。自卑感是女性甘于被异化,被屈辱,自认弱小,产生依赖性的根本原因。

曹七巧表面看起来是个非常强悍的人,但实际上自卑感才是她内在的心理特质。以一个麻油店老板女儿的身份嫁到官宦人家做了“正头奶奶”,尽管嫁的是一个落泊世家的残废公子,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权势,以及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仍让她逃脱不了出身低微的自卑。对姜家的人,她在泼辣的嘲骂,无忌惮的牢骚后面,隐藏着充满自卑的奉承与讨好,她和新奶奶亲热,和云泽小姐套近乎,讨了没趣还要赔笑脸。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一家人仍往她头上踩,连丫环也看不起她,卑贱的门第永远是她的耻辱。

她的种种行为都源自于她内心深刻的自卑感。她在权势的威压下感到自卑,产生不安全感,她只能寻找“金钱”作为依靠。为了克服这种自卑,寻找到安全,她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外部力量和权势能压迫出人的渺小,人内在的物欲也能使人丧失自我,深感自卑。天真美丽的葛薇龙第一次踏进她香港姑妈梁太太的府第,绝没有想到要身着华服出人头地,她只是为了读书,是物欲使她丧失了自我,是自卑使她一步一步走进深渊。深宅幽院,阔太太的气度,丫环的骄横,挤压出了她心中的“穷”字,不由得她不自卑,也激起她对享乐生活的向往,姑妈为她张开了物欲的大网,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使葛薇龙飘飘荡荡,心旷神怡。她不是不懂姑妈的用心,但在强大的物质诱惑面前,道德是脆弱的,她自然地接受了物质的满足来驱逐内心的自卑。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既有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又有来自于自身在强烈的物欲和贪欲下的渺小感,这就决定了她们不可能走上自尊、自爱、自强之路,她们只能依靠男人,依靠金钱,依靠权力去寻求中间的平衡,但恰恰相反,她们只能在自卑、自贱的泥塘中越陷越深,永远也改变不了卑微低贱的地位。

张爱玲在“母爱”、“情爱”和“自爱”等方面对女性意识进行了自审,与致力于揭示“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先生有着传承关系。张爱玲延承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弱点尤其是女性自身弱点的批判传统。

女性若没有对其奴性心理、依赖性、自卑感等心理痼疾的自觉反叛,任何社会的解放也不能达到女性真正意义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经济的独立、社会的解放,更需要对千百年形成的女性意识的重建。“自信、自尊、自立、自强”应该是女性意识新的内涵。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展露女性的心理痼疾,借以表达她对女性主体意识所作的理解和阐述。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她也实践着自己标准,始终是自立自强,独立自主走向人生舞台,并且取得成功。时至今日,张爱玲对女权的观照和解构,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正确和健全的女性意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解放至今天,女性意识的重构与建立,仍然是一个需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6.论诗经中爱情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篇六

-----文献综述

本论文主要通过《诗经》爱情诗歌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在男女轰轰烈烈的爱情生活里凸显周代礼乐制度下女子的社会地位以及婚姻状况。主要从女性视角、男性视角两个不同的观察角度出发，以男女之间的感情发展的不同状态为主要切入点，描写她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对爱情婚姻的理想追求，反映她们丰富多彩、迥异不同的形象。体现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标准。总结出几种类型，这些观点中有哪些被后世所接收，举出后世不同时期的作品为例与他们对接，以描绘爱情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与《诗经》比较，体现《诗经》爱情诗中的追求婚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后世诗歌影响颇大。

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从男女性不同视角出发，以及在男女感情发展的不同模式中，总结出《诗经》中的女性各种形象类型，并结合时代背景叙述她们自身的特点；章惠在她发表的《<诗经>婚恋诗中的女子形象》一文中显现了对《诗经》的精辟小结，她在文中指出按婚恋状况将女性形象分成三个类型：恋爱女性；新婚女性；婚后女性。从诗经中撷取典型诗歌，在各种精彩或悲情的故事中，在各种幸福或悲凉的婚姻生活中，细致的反映了周代人民的爱情婚姻观，塑造了一批丰富多彩的恋爱女主人公形象，在对这些女性形象分析中，可以了解到周代女性对于爱情热情奔放的追求，对婚姻的忠贞和专一。本文在对《诗经》爱情诗歌的挖掘中，不仅仅单从女性自身角度出发，在分别从对爱情满怀憧憬的恋爱女性，面对婚姻的女性，满心急切盼望的待嫁女，美好甜蜜的新嫁娘，贤良淑德的人妻人媳，婚后哀婉悲戚的弃妇，惶恐幽怨的思妇，以及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女性等具体描绘时，同时独具创新的换了一个角度在对男性的侧面描写中，尽可能的深入描绘典型的女性形象，比如男子爱恋相思的女性，以及黯然悲伤追忆的女性。对《邶风•静女》《郑风·褰裳》《郑风•将仲子》《桃夭》《氓》这些经典诗歌进行分析，展现出或热情活泼或痴情怯懦或哀婉悲戚的女性形象，在人物的具体分析方面，张国际的《<诗经>爱情诗中女性形象的悲剧色彩 》；郝雪霞的《<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杜娟和宋娟的《<诗经>中女性的爱情悲歌--浅析<诗经>中的弃妇诗》；杨晓丽《<诗经>中“弃妇”形象浅析》；于淑华的《怦然心动—怀春女子的心灵之歌—诗经女性爱情意识的文学阐释之一》等文章为论文对于《诗经》中爱情诗歌的主题把握，尤其是对其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提供了参考。

论文的第二部分，主要从文学角度出发，分析描写女性类型中艺术手法的运用、语言的运用等，在这一研究目的下，论文收集了大量关于《诗经》描写的艺术手法的书籍和文章，章太炎的《诗经二十讲》中论述了《诗经》的“采诗”和“赋‘诗’”，分析了《诗经》的说比兴艺术手法同时分别阐述了《诗经》的艺术表现，在他所述的《诗经恋歌发微中》更有深入描述。朱丽娜的《浅论<诗经>的比兴艺术》；栾春磊的《踏寻诗的足迹，浏览爱的画卷--解读<诗经>中的爱情诗》；张彩云的《<诗经>爱情诗探略》以及百度文库中对于《诗经》中女性形象描写的各类手法的论文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词赋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深厚，常运用比、兴等文法，借物以抒情。这些文中基本都列举诗中充满人文感情异彩纷呈的各类意象。再对于具体典型诗歌进行详细分析，“比”、“兴”艺术手法突出描写的爱情具有含蓄性，本文也从《诗经》的语言方面入手，根据典型爱情诗歌的具体描述，体现《诗经》语言的真实平淡，精炼押韵。

论文的第三部分，是从文化角度出发，结合时代观念，尤其周代历史、风俗等方面，对《诗经》中体现出的不同女性类型作研究，总结出周代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以及女性地位、价值和文化意义。在雒启坤的《<诗经>散论》中作者从《诗经》创作时的西周、春秋社会结构入手，深入探讨“诗”的作者所深之阶层，诗与西周、春秋贵族政治思想及其变迁轨迹《诗经》所反映的西周、春秋地域文化的特点。作者认为《诗经》是西周、春秋时代中国文明为我们留下的最完整、最生动的硕果之一，它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思想感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石俊霞的《谈<诗经>爱情诗中女性的美》；谷婵娟,王长坤《论<诗经>中的女性美》具体体现了在礼制初成的周代，对女性形象的要求除了外在的审美需要之外，还包括对女性品德、品格的要求。体现出的周代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内外兼修。杨娟的《从<诗经>中的婚恋诗看春秋时期女性在婚恋中的地位》反映女子生来就注定无法与男子享同等的权力，也没有同等的期望和责任。古代的女性，只开放给男性，女性只属于家庭。在对这些相关资料进行加工整理之后，关于这一方面的文化定位也拓展到对于女性的价值意义的浅析上，不难看出，古代女子，对于寻找归宿，是极为迫切的。婚姻是女性最佳的生存保障，《诗经》中描写的女性有着自己对于婚嫁的自主观念，但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和束缚，只有极少数的女性能自己把握自己的幸福，许多女性还是要承受着不公的命运。

在论文的第四部分，主要对于总结的这些形象塑造深度分析，以及反映她们的文化定位对后世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价值等方面的塑造有积极影响。

在研究原著过程中，关于这一方面的文化定位而言，《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审美价值以及女性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影响相当深远的，早期文学代表作《九歌》和《孔雀东南飞》。吴广义1995年《<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刘春燕《谈<诗经>与<楚辞>爱情描写之异同》；刘英波《试论汉乐府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这些文章都为论文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依据，《楚辞》经典中，屈原在九歌中塑造的几位女神形象，就将人类的美德美貌赋予她们，这是对民歌的点石成金，它保留并升华了民间的审美心理而汉末著名民歌《孔雀东南飞》所塑造的刘兰芝形象，完全再现了诗经中对女性形象的各种品质的刻画，《楚辞》和《孔雀东南飞》的巨大成功和深入人心，是对《诗经》中窈窕淑勤俭敬孝等等诸多特征的传承，是诗经女性形象的长久文化积蕴的结果，并以此形成了中华文化中女性形象的精髓。

姚志国的《从诗经女性作品探析中国早期女性的价值观念》文中深入阐述了《诗经》对封建社会时期价值取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儒家礼制为主要的思想文化，后世却有不同的发展和解说。诗经是我国唯一一部不染脂粉俗气的情爱文学圣典作为中华民族青春时代的自由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诗经情感诗昭示后人，要摆脱非人的镣铐，回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境界，《诗经》中的爱情诗，表达了劳动人民对性爱问题的严肃态度，反映了劳动人民忠诚老实的本质、健康的感情、谆朴善良的面貌和崇高的道德水平，《诗经》爱情诗中的追求婚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后世诗歌乃至世俗爱情观的影响影响颇大。

7.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篇七

舒婷的诗歌从女性生命、情感出发, 以独特的女性话语和女性笔触构筑了一系列新颖的女性意象, 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丰富情感和深沉意识, 创建了一个独具女性魅力的艺术世界。舒婷的诗歌从女性意识的角度为女性是个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例证和借鉴。

一、浅析《致橡树》与《神女峰》

《致橡树》作为舒婷诗歌的代表作之一, 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爱情诗, 诗人以橡树为对象表达了爱情的热烈、诚挚和坚贞。诗中的橡树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 而是诗人理想中的情人象征。因此, 这首诗一定程度上不是单纯倾诉自己的热烈爱情, 而是要表达一种爱情的理想和信念, 通过亲切具体的形象来发挥, 颇有古人托物言志的意味。

首先, 橡树是高大威仪的, 有魅力的, 有深度的, 并且有着丰富的内涵——“高枝”和“绿阴”就是一种意指, 此处采用了衬托的手法。诗人不愿要附庸的爱情, 不愿作趋炎附势的凌霄花, 依附在橡树的高枝上而沾沾自喜。诗人也不愿要奉献施舍的爱情, 不愿作整日为绿阴鸣唱的小鸟, 不愿作一厢情愿的泉源, 不愿作盲目支撑橡树的高大山峰。诗人不愿在这样的爱情中迷失自己。爱情需要以人格平等、个性独立、互相尊重倾慕、彼此情投意合为基础。

诗人要的是那种两人比肩站立, 风雨同舟的爱情。诗人将自己比喻为一株木棉, 一株在橡树身旁跟橡树并排站立的木棉。两棵树的根和叶紧紧相连。诗人爱情的执著并不比古人“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逊色。橡树跟木棉静静地、坚定的站着, 有风吹过, 摆动一下枝叶, 相互致意, 便心意相通了。那是他们两人世界的语言, 是心灵的契合, 是无语的会意。

两人就这样守着, 两棵坚毅的树, 两个新鲜的生命, 两颗高尚的心。一个像勇敢的卫士, 每一个枝干都随时准备阻挡来自外面的袭击、保卫两人世界;一个是热情的生命, 开着红硕的花朵, 愿意在他战斗时为其呐喊助威、照亮前程。他们共同分担困难的威胁和挫折的考验;同样, 他们共享人生的灿烂, 大自然的壮美。

《神女峰》是作者在长江上看到神女峰美景后, 有感而发创作的。全诗分为三部分, 第一段写了诗人看到神女峰的一系列动作, 第二段写了诗人的情感, 第三段则进一步抒发了澎湃的情感。神女峰是屹立在江边悬崖上的一座小山峰, 它的命名来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 是古代女性坚贞忠诚的化身。这座巫峡挺立的山峰, 在一般游客眼里, 只是一片美丽的风景, 而作者却赋予了它新的意义。

“挥舞的花帕”代表了世俗中对女性贞洁的观念, 而突然收回的手则昭示了诗人心中的惊醒与悸痛。从“紧紧捂住自己的眼睛”能看出诗人为神女说代表的手封建思想桎梏的古代女性伤心落泪。在凄美的爱情故事流传的同时, 诗人仿佛体会但当事人心中的凄苦和无奈。“心真的能变成石头吗”一句, 拨开了覆盖在神女峰传说中表面的虚化, 揭示了女性内心不为人所知的悲凉。“为眺望远天的杳鹤”而错过的“无数次春江月明”表示无限惋惜。并进一步对这种散发着男权气息的“妇道妇德”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作者从一个女性的眼光, 用悲天悯人的情怀写出了复杂细致的情感, 体现了女性独有的敏感细腻, 在一些常常被人们漠视的常规现象中发现尖锐深刻的诗化哲理, 并把这种发现写得既富有思辨力量, 又楚楚动人。

二、《致橡树》和《神女峰》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舒婷的《致橡树》显示了作为女性意识的早醒者的思考。在传统的文学叙事中女性总是作为一个弱者、牺牲品、男人的玩物被言说。在少男、少女甚至是中年人群中, 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急流》恐怕被认为是对爱情的崇高解释, 他肯定为了爱情牺牲个人幸福的价值观念:“我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山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的游来游去”。诗句以美丽低婉的笔调书写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像一个神话供奉在我们的心底。这种崇高的爱情观念, 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的脑海中传递, 女人们更是情不自禁地向往着做小河中的一条快乐的小鱼, 做一只为大树唱歌的小鸟儿, 做一条攀援的长春藤。

诗人要的就是这样的伟大爱情, 有共同的伟岸和高尚, 有共鸣的思想和灵魂, 扎根于同一块根基上, 同甘共苦、冷暖相依。作者反对千百年来, 人们总是歌颂那种一味付出型的“爱情”。孰不知, 恰恰是单纯的付出使女性丧失了自立与独立的机会。此时的舒婷, 像一名战士, 她宣告自己、宣告所有要求自立的女性, 决不做男性的附庸!不做攀援的凌霄花!不做痴情的鸟儿!不做源泉!不做险峰!不做日光!不做春雨!决不为男性的存在而存在!

诗人对一向奉为美德的旧观念、旧伦理做了坚决的否定, 表达了新时期的新女性的新的觉醒、新的背叛。作者用最形象的事物, 使自己争取自身尊严、独立地位的抗争决心跃然纸上。在这个基础上, 作者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我必须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是橡树, 高大坚实;我必须是一株木棉, 自由生长。舒婷号召所有女性要像“树”一样独立地生活, 决不做一枝无骨藤萝。

诗歌《神女峰》反应了女性对自身自由和解放的追求, 同时批判了以人的幸福作为牺牲品的旧道德。在男权主义社会里, 女性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男性按自己的道德标准把女性定格在贤妻良母的位置上, 以妇德来约束女性的行为。长期以往, 女性不得不认同这些规范, 并慢慢转化为自身道德律令。虽然被人赞誉为贞洁的典范, 受后人膜拜, 但却不能享受生命的快乐, 这种荣誉是虚伪的。“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是对真正爱情和生命的向往和追求, 是对封建道德的强烈批判, 也是对男权主义文化的声讨。这篇诗歌多愁善感, 作者委婉的表达了作者由神女峰产生的一系列联想, 和面对神女峰这千年流传的人间神话进行的“煽动性的背叛”。作为朦胧派的代表人物, 全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审美特征。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 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 对人的自由心灵奥秘的探险构成了全诗的思想核心。最后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的全新的观念, 颠覆了古老的封建道德观念, 追求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真诚善良的人性回归, 追求社会和尊重和人的价值及社会权利, 追求自我的物化和物化的自我。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反传统的全新的剖示。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首诗并不是一首闺怨诗, 而是提出了新的希望, 大胆追求幸福。

诗歌不仅在立意而且在艺术性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挥舞花帕”、“突然收回”、“捂住眼睛”, 这些细微的传情动作, 表达了诗歌的细腻和极强的抒情性。江涛, 高一声, 低一声展现了十足的韵律感和建筑美。作者以神女峰作为象征, 把象征手法和一项手法相结合。作为朦胧诗一分子舒婷的《神女峰》体现了朦胧诗的艺术特色, 而最后一句更是这种朦胧特点的一种聚焦。它给人以“言有尽, 而意无穷”的诗歌美的感受。

《神女峰》作为舒婷诗歌的一篇代表作, 无论在诗歌艺术上和主题挖掘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整首诗充斥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气氛。体现了对封建思想的解构, 对传统女性观念的唾弃, 现代女性意识的充分张扬和释放。

三、小结

两首诗, 同是爱情诗, 同游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解放, 但两种爱情观, 一种是理想中的自由平等, 同甘共苦的爱情, 一种是在现实中克服束缚, 适合自己的爱情。舒婷曾说, 《致橡树》发表后, 有不少女性找到她向她索要“橡树”, 甚至哭哭啼啼;诗人在游览三峡时一见到神女峰立即有感而发, 写下了《神女峰》, 算是对《致橡树》的回应与解答。两首诗, 虽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女性觉醒意识的诗歌, 但本人认为, 《神女峰》相比《致橡树》更加成熟, 为中国女性谱写了一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的爱情之歌。

参考文献

[1]舒婷.舒婷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2]谢超, 陈晓涛.女性意识的“破”与“立”——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解读[J].新余高专学报, 2004 (04) .

[3]李丛中.朦胧诗的命运[J].作品, 1981 (3) .

[4]舒婷.致橡树[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

8.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篇八

【关键词】女导演女性意识 电影文化

建国后，女性在政治上、法律上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男性在他们的领地上给了女性表面上的平等。被压迫的女性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其中一些受到西方进步思想影响的女性们终于站出来为女性的权利而呼喊。勿庸置疑，当代中国妇女是解放的妇女。而且迄今为止。中国仍是妇女解放程度最高、女性享有最多的权力与自由的国度之一。因此对于女性的关注，尤为注目。长期以来。在关于什么是女性意识的问题上。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最为本体的理解，恐怕是女人对自己不同于男性的性别的一种自觉的注视和自我表达。女性的声音必须自己喊出来，女性的形象必须自己写出来，哪怕声音是嘶哑的，形象是不美丽的，女性书写女性，本身就应该是女性意识的一种苏醒。

首先来看当代女导演从社会文化语境上表达的女性真正对于平权社会的向往。当代女导演生存在一个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之中．现代语境使她们拥有了充分自由表达自我的权利和空间。她们可以将思想的触角触及任何一个时代和地方，她们可以大胆地表现那些近乎边缘的人物与情感。在社会转型期之中，社会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她们的身体、心理、思想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化，这种同步变化虽于无形之中，但生性敏感、敏锐、善于思考的她们却从中收获了自己的感受和认知。因此当她们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时候。多年的对人生和女性命运的思考必然会通过影像投射到银幕上。当代女导演和男导演拥有了平等的话语权和拍片的机会。对女性导演来说，把自己的感受记录在胶片上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因此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语境下，女性导演可以充分极致地表达自己。其作品中呈现的女性意识更为鲜明和激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引导下，当下中国女性导演对于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的认识，深刻地体现在她们作品中。她们充满热望地试图获取一种不同于男性叙述的女性视点，试图凭借电影传达一种女性独有的经验与世界。而女性意识则是通过作品本身呈现出来的。在女性影片处于非主流地位的现实下，女性导演意识的觉醒反映在作品中。我们呼唤着更多的女性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醒来，女性导演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呼唤着女性的觉醒，她们在影片中的表现无疑是其对女性的渴望。她们把自己的想法、愿望深藏在作品中，期待着女性能同男性一样站在历史的舞台上。一个平权的社会是一个祥和的社会，是一个有利于发展的社会。这不仅仅需要女性的努力同样需要有男性站出来为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努力。在女性导演的拍片制作中，女性成为叙事主体而具有了说话的主动权，并且在此时作者经常以女主角的自陈作为影片的叙事方式。就叙事而言，当本文选定了一个女性叙述人时，它就表明了一种叙述态度，一种让女性说话或写作的立场。女性的声音作为影片的结构者和推动者也表明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和叙述能力。这种采用女性第一人称进行叙事的方式为张扬女性意识提供了有力的通道。也强有力的推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为了争得女性说话的权利有些女导演甚至不满足于让女性仅仅作为第一叙事者，她们所幸让女性直接面对镜头去讲述自己、讲述女人的故事。女导演宁瀛的新片《无穷动》就是一部“女人在说话”的影片。影片中说话的四位女性只有一位是专业演员，其他的都是文化名人。影片讲述了洪晃扮演的妻子怀疑丈夫与另外3个女人有染，便在大年初一将她们约在家中聊天。其中大胆涉及性话题和性观念，意识十分前卫。大量的对话和观点成为了影片的主要内容，影片想告诉大家在这些人成功自信的外表下，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情感歉疚与内心深处无穷涌动的欲望体验。其实这种以让人物直接说话作为表现方式的影片，在国内很早就出现过。在西方女权运动的早期，在“个人即政治”的女权运动口号的影响下，导演们用直接电影的手法拍摄了大量纪录片，在这些纪录片中女性直接对着镜头述说她们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在这个人人都想获得话语权的时代。女性导演以她们特有的思维和情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话语环境，真正以女性的身份和视点去拍摄女人的电影。从这一点来说的确是创作的进步。当下中国的女性导演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她们创作的影片，呼唤中国女性的觉醒，表达她们对平权社会的无限向往。在她们的努力下，在所有中国女性的共同的努力下，真正的平权社会，是完全有可能会实现的。从中国电影出现了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来看。这标志着，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实际上也是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达到了一种理论认识的高度，开始以自觉的精神(这种自觉不仅指电影创作主体导演的女性意识的自觉，还指社会意识中，自觉赋予女性以社会学乃至心理学和完整的人性意义。)来呼唤并追求女性人格精神的完整与独立。伴随着西方女权思潮的影响与社会中女性自觉意识的追求，出现在银幕上呼唤“大写”的女性形象，为在社会中女性群体地位的改变，树立一种妇女价值观的平等、自主的体现无异起着一种先导作用。

其次，当代女导演从题材的突破上来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女性主体的深刻的人文化关注。中国女导演的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以中国人整体意识的觉醒为必然的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在中国，没有人的个性意识的全面觉醒和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和发展。在中国人的个性意识觉醒如此迟缓又屡遭断裂性焚毁的历程中，中国女性意识只能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相对同步地发展，而不可能超越。笼统的说。女性意识就是女性所特有的一种对女性自身的意识，即女性从生理——心理结构，社会——群体结构和历史——文化结构三方面来透视女性自身的意识，女性意识是衡量界定一切女性文学艺术作品的天然标尺，电影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出现“女性电影”的题材，尽管很久以来人们一直为研究什么是“女性电影”而争执不休，但是女导演以自觉的女性意识去关照女性题材，无疑应该是最为规范的女性电影。具体到电影创作中来看，有人认为“女性意识”必须要包括如下两层涵义：一是指影片文本中应蕴含和体现出女性独立自主、自强自重的精神气质和男女平等、互敬互补的平权意识：二是指影片文本不把女性置于男权文化的视域之下，成为男性的“色情奇观”，而是力求刻画和呈现女性自身的命运遭际、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的形象塑造意识。这两个层面的有机融合，才能构成较为完整的电影叙事意义上的女性意识。这也是女性意识在电影题材领域的一大突破。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妇女赢得了在世

界范围内程度最高的妇女解放。在诸多领域中她们都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话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其代表着新中国妇女踏入社会舞台的心理动机和目标追求，于是我们看到这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意识的觉醒似乎还有点模糊，正因为具有这种特殊性，在电影题材中开始了探索女性自我意识的艰难历程。倡导“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导演们对“女性意识”有着明确的认识。这一点从她们的影片中便可窥见一斑。她们塑造的女性形象性情坚强、人格独立，她们可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但决不会妥协、退让，她们要做命运的主宰，而绝不依附于男人、寄生于社会。总之导演们力图通过影片叙事树立女性的主体地位，表现她们的隐忍、坚强和伟大。这样的女·性形象绝对不会成为男人“观看”的对象，只会让男人尊敬、钦佩甚至自愧不如。这种特征在王苹影片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她的作品本文和语言方式直接隐喻社会的政治风云。政治片《霓虹灯下的哨兵》塑造了一位令人荡气回肠的农村女性。

从文化视角来看，在这些女导演的作品中，表现为对男权文化的嘲弄和对女权文化的欣赏。“女性”成为电影家执着关注的鲜明主题，成为理解、同情乃至讴歌的对象，电影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女权主义的观点对女性重新定位，具体表现为对女性情感的理解，对女性内心渴望的讲述，对女性(主要是传统的东方女性)悲惨遭遇的人文关怀，对女性权利的现代性思索、对女性的欣赏等，1994年关锦鹏导演的《红玫瑰白玫瑰》向来被认为是香港电影的代表作，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但显然已经改写了“红、白”玫瑰的形象色彩。男主人公佟振宝是“一只生活在暗处的小老鼠，天性必偷，又永远偷不成”，只能在压抑与痛苦中自欺“我要做一个好人”。关锦鹏毫无保留地演绎了张爱玲对男性的无情嘲讽，而却让红、白玫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觉醒。红玫瑰曾经只是游戏人间，但经历过失恋后，终于学会了爱，并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白玫瑰也从开始的一个没长大的孩子，慢慢地有了“性”的觉醒，从而慢慢地找到自我，可见关导演对女性的一贯欣赏“女人不分正经与不正经，只有爱与不爱”，亦沿袭了关擅长以细腻的女性笔触深入刻划女性心理的特点，在精雕细刻的氛围中完成了其对女性的“抒情”。而对于男权社会的批判，黄蜀琴的《人、鬼、情》被许多评论家誉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女性电影”。具有极强的女性觉醒意识。影片借助一个以扮演钟馗而饮誉海内外的京剧女艺术家秋芸的情感生活，像喻式地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它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在于影片打破了以满足男性视觉快感为基点来建构女性形象的传统模式。影片的开头出现在观众面前的秋芸只是一个背影，当我们通过镜子的反射看到她的正面形象，却是一张被五颜六色的油彩抹成的丑陋不堪的钟馗的脸。这表明秋芸是拒绝成为男人观看的客体或日“色情奇观”的，她要通过自我审视、自我抗争向男性社会、男权意识提出质疑和挑战，其女性意识觉醒的表露不可谓不鲜明。另外影片又完全从女性的角度揭示了女性自我的内心世界及沉重的心理负荷，表达着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秋芸之所以将整个生命倾注于舞台上“鬼情”的建构，实际上是一种试图逃离女性命运与女性悲剧的绝望的挣扎。秋芸在舞台上所出演的始终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经典的男性表象、英雄，“‘扮男’便成为经典的男权文化与男性话语的微妙揭示与颠覆”秋芸的悲剧主要来自于围绕在她周围的现实社会中“人情”的极度匮乏，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匮乏。最后，通过秋芸这个女性形象与钟馗男性角色相互贯串的作用，女性把渴望被当作一个女人受到尊重和爱抚的独有的心态和感情，实质上也是一种对女性的张扬的强烈女性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

9.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 篇九

杜甫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代表，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他的诗歌中形成了独特的特点。下面一起来看看!

一、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格调

“忧患”贯穿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始终，渗透文学与文化的各个方面，是最主要的表现主题之一，不管喜怒哀乐，“忧患”都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它始终是贯穿在中国文人字里行间中的一根明线，织成了中国文学的五彩纷呈。

中国古代诗歌以忧患始终，对国家的忧虑，对百姓的同情，对人生的关切，都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精神和格调。最早的“忧患”出现在《周易》中的“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使书中也充满了忧患的智慧：“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诗经》的千古诗篇到贾谊《吊屈原赋》的悲愤抑郁，再到杜甫诗歌中的沉郁顿挫，忧生嗟叹，“忧患”无不如影随形地伴着他们从过去走向现在，并将这种影响持续下去。

二、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

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怀，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目睹了唐代由盛而衰，经历了自己从“放荡齐赵间， 裘马颇清狂”的年轻到“忧端齐终南， 濒洞不可掇”的终老，从开始对个人功名的追求实现到忧国忧民的强烈意识，这一主题贯穿了杜甫的一生。

“沉郁顿挫”是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思想内容深沉凝重，表现手法曲折迂回，语言声律抑扬顿挫，这背后是他那颗兼济天下的柔软的内心。这条“忧患”的线不仅贯穿始终，范围也很广。他为自己的前途、全家的生活和友人的安危而忧虑，但这并非生活的全部，正所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及彼，由大到小，都是杜甫心之所系。他的视线能够跳出自己，投向更加广阔的现实，这是他超越前人被后人所铭记的原因。

“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中千重万叠，堪比山海的忧愁让人揪心。杜甫坚守温柔敦厚的诗教，但此时，也忍不住大声呼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百姓，怀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推己及人，忧国忧民，深厚的感情溢于言表。饮酒时“忧国只细倾”、题画时“时危惨淡来悲风”、观舞时“风尘倾洞昏王室”，正如南宋文学家周紫芝所说“少陵有句皆忧国”。

最能代表杜甫的“三吏”“三别”中“忧患”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安史之乱，兵事不息，烽火连绵，民不聊生。他在兵荒马乱之际离开洛阳返回华州，路上看见处在战乱中的人们是如何的水深火热，悲苦不堪，到处都是可歌可泣、可悲可恨的场景。诗中呈现的就像是真实的新闻纪实和感人的报道评论，他用不同的镜头和角度去记录他看到的、听到的、问到的种种活生生的现实，只有这样的现实才能刺痛观众心灵最深处的防线，让观众为之动容。

不同的人物、事件和境遇，但他们的不幸却都是相似的。《石壕吏》中“夜久语声绝， 如闻泣幽咽”的凄苦与悲凉;《新安吏》“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的无奈与悲愤;《新婚别》一个“暮婚晨告别”，一个“沉痛迫中肠”;《垂老别》“子孙阵亡尽”的老人却也不得不“长揖别上官”的悲苦;《无家别》看到“家乡既荡尽”后“远近理亦齐”无家可别的无奈与苦楚……每一幅画面都像一面镜子，还原了安史之乱后的真实面貌。杜甫用自己特有的镜头记录了安史之乱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书写百姓的苦难;他用广阔的视角频繁地写时事，提供了比事件本身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使得他的感情和这些画面彼此交融，呈现在了字里行间。

三、杜甫忧患意识的根源

忧患意识不是发自杜甫，是在先民之初就与生俱来的。上古时期自然环境险恶，在先民心灵深处投下了阴影，从而使神话萌生出一种本能的忧患意识，神农、鲧、禹身上都折射出由于肩负历史使命而承载的压抑和忧患。这种忧患意识， 在历史进程中沉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

《诗经》和《楚辞》进一步奠定了忧患主题的里程碑，为后来诗歌和文学发展奠定了基调。春秋战国的孔孟继承了这样的基础，认为忧患重要并且必要，提出了“生于忧患”，并产生了更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杜甫认同并遵循儒家思想体系中以家国为忧的精神，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与自身处境，这种影响的渗透对他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体现在他的人格理想追求里。杜甫以“仁”为安身立命之本， 以儒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将儒家对人格的追求融入了自己毕生的理想。杜甫的人格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他的一生， 始终和苍生、社稷的命运紧紧相连。虽然他没有屈原的坚定执着， 也没有李白的潇洒飘逸，但他遵守儒学先贤，用“浩歌弥激烈”表示对儒家之道的坚持。在病重虚弱时，仍不忘以“仁”要求自己，心系百姓，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仁而爱人。不仅如此，他更希望用“仁”来鼓励和要求别人，“公若登台辅， 临危莫爱身”，希望他的朋友们能推行仁政，“上请减兵甲， 下请安井田”。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他将古圣先贤的意识贯穿到诗中， 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不断追求。

10.浅谈徐志摩诗歌中的死亡意识 篇十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没有坚实的爱情作基础。留英期间，徐志摩疯狂地爱上了淑女林徽因，他在一封给林的长长情书中倾诉道：“……抛开所有的犹豫和彷徨，走进那已经为你打开的门，管它里面迎候你的是天堂还是地狱。是地狱又怎么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况且，纵然是地狱，只要有彼雅特莉齐的提携引导，还愁不升上净界和天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基督教文化对徐志摩的影响。

徐志摩的人生理想是爱、自由和美。为了爱，为了美，为了自由，他可以不顾一切，甚至献出生命，去撞地狱之门。

在徐志摩，如果是为了获取生命存在的自由和生命的本义，生命终极就不是阴森恐怖，而是披着绚丽光华；就不是退缩与消逝，而是进取与升华的象征。“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倒着一口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为要寻一个明星》）。与其容忍真情贫缺、怯懦苟且的生活，倒不若出离了这狭窄的人间世，只要有夸父逐日的坚执，就必然能走向“恋爱、欢欣、自由”的“理想天庭”，这样的死是美丽的。

在徐志摩的诗歌中，还出现了行多飞物意象：生命终极出脱、化解为美丽的飞物意象。徐志摩认为，为自由而死，是非常美丽的。而后来徐志摩是飞着驾临西土，实现了他追求自由的梦想。

歌颂美丽死亡在徐志摩诗中频频出现，可以说，诗人受波德莱尔的影响是很大的。徐志摩曾盛赞泛称波德莱尔，并且亲自动手译介波氏的《死尸》一诗，还直接将“以死亡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思想引入诗歌创作实践，不断涉入死亡，污秽、恐怖等传统诗学的禁地，大胆探索生命终极，直面死亡，表现了生命的真诚超越和人格的自由追求。徐志摩还受过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泰戈尔等异域诗人的影响。下面让我们看看华兹华斯、济慈等诗人是怎样对待死亡的。华兹华斯写过一首十四行诗，追忆他的4岁时夭折的小女儿凯瑟琳。诗以骤然而起的喜悦开始：“一阵惊喜，有如躁动的疾风/我急忙趋身，去把喜悦分享。”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评判，诗人这首诗的“惊喜”肯定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为什么“我”会“惊喜”呢？是因为诗人和寂寞地睡在坟冢里的小女儿分享了死亡后寂静的愉悦！济慈在《夜莺颂》里也表达了自己对“静谧的死亡”的喜爱。这些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徐志摩。

丰华瞻曾经指出：“基督教对西洋人影响很大。基督认为死后有天堂，人入天堂，可以不朽。这使西方人得到一种安慰。……我们发现，旧时一般的.西洋诗虽然对死亡有所哀伤，但有一种安慰和宁静，甚至希望，因为他们相信死者在天国将有永久的生命。诗中常称死去为看到了‘天国的光辉’，看到‘黎明’等。”我认为，西方人在上帝死了之前的那漫长的岁月里宗教意识是较强的，西方十九世纪诸多浪漫主义诗人在他们的诗作中频频出现了对死亡的歌颂，对死神的欢迎。徐志摩深受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因此，徐志摩诗歌中对美丽死亡的描写，除波氏的影响外，还有济慈等人影响的痕迹。

徐志摩诗歌中频频出现的美丽生命终极意象，已经偏离中国传统审美的轨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虽然有儒、道、释三教存在的事实，但是中国是个宗教意识较为淡薄的国度，儒家思想的影响十分巨大。而儒家先师孔子面对子路的“敢问死”，只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引导人们要关注今生今世，执着今生今世，大谈特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当然，中国人中也有一部分信仰佛教、道教或基督教，但那所占的人数比例不大，大多数人在生与死的看法上追随孔子。由于大多数中国人不信死后有归宿，不信“来世”，因此，哀叹人生无常、青春短暂、慨叹光阴易逝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随处可见，而谈死亡的美丽、对死亡的艳羡，几乎很难找到。所以说，徐志摩在诗歌中频频出现的美丽生命终极意象，已经偏离了中国传统审美的轨迹。

11.《呼兰河传》中的女性意识 篇十一

【关键字】呼兰河传 女性意识 异化 男权社会

《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代表作，是一本回忆录式的小说，叙写了呼兰河这个小镇上的人与事。这样一部没有完整情节和丰满人物的小说，却承载着萧红沉郁而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包括了萧红的女性意识。本文将从两个方面阐述潜藏在这部小说中的萧红的女性观。

一、男权社会中不被解放的女性

法国著名的女权运动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谈到：“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定，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1从波伏娃的这句话可以看出，在当今的人类社会，即男性把握话语权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并非女性本身，而是一种根据男性的需要而塑造出来的“角色”。掌握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绝对掌控权的男性，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继而塑造出所谓的“女性”——柔顺，听话，三从四德，如藤萝一般攀附依靠在男性身上。而一旦出现有违这种刻板女性形象者，必然是会遭到摧残与扼杀。

尽管没有像波伏娃那般把这种现象上升到理论层面，萧红比同时代其他女性作家更为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在她的《呼兰河传》中可以体会到萧红对这种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刻板印象的存在进行揭露与鞭笞。

在小说开头部分的呼兰河小镇的描述中，萧红写到了在镇上的娘娘庙的塑像：“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2在这段描述中，萧红借给娘娘塑像一事，精妙而准确地比喻了男权社会中被塑造性格的女性。当男性掌握着社会的主要权力时，为了保证统治的稳固性，必然是要依靠强力将“对手”，即男性的对立面女性，塑造成性格温顺老实而又好欺侮，以保证女性不会试图推翻男性的统治。塑造娘娘像的是男性，这一点暗喻了男性掌握着塑造女性形象的强力，而塑像者并没有把娘娘像塑造得凶猛可怕，反而是塑造得温顺而好欺侮，这样的塑造选择正正印证了上文所述的观点。小说开头这样一个小细节就显露出了萧红深刻的女性意识。

这种刻板的女性形象不仅束缚着女性，同时也绞杀了与这种形象不符的女性生命。《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小说中的小团圆媳妇因婆婆的毒打而受伤生病，又因为愚昧不当的治疗方法以及惨无人道的“洗澡”，使她花季般的生命就这样凋零在这座寒冷严酷的小城中。而这个悲剧的源头，正是因为“院子里的人，看过老胡家的团圆媳妇之后，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不过都说太大方了，不像个团圆媳妇”3。正是因为她行事大方，脸上总是带着笑容，生机勃勃，不像团圆媳妇的样子，于是她的婆婆决定给她“下马威”，即试图将这个有别于一般团圆媳妇的女孩纠正成为符合女性刻板形象的团圆媳妇。这个花季女孩的悲剧命运由此而启。

在这个修改形象的过程中，团圆媳妇既妥协又抗争。明明只是个12岁的姑娘，却偏偏要说自己14岁，因为“他们看我长得高，说十二岁怕人家笑话，让我说十四岁”4。花季女孩本应该天真活泼，可小团圆媳妇却总是拒绝“我”一起玩耍的邀请，因为“他们不让”。团圆媳妇向这种女性刻板形象妥协了，她压抑自己的天性，隐瞒本我，以达到“他们”的要求。但同时她也尝试过抗争，每当她的婆婆打骂她时，她都哭闹要回家，可这种试图回家的抗争最终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与毒打中熄灭了。

有着小团圆媳妇一般悲惨命运的女性又何止少数！萧红深刻地认识到，把女性解放运动贯彻到底的手段，并非简单地提出男女同权，男女平等，而是要从根本上扫除人们思想中的这种由男权创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否则，再多声势浩荡的女权运动也无法使所有在男权社会中不被解放的女性获得真正的自由。

二、被舆论扼住咽喉的女性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遭到的不仅是被男权所塑造的形象禁锢和绞杀，还有社会舆论的压迫和摧残。正如上文第一点所提到的，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塑造成一个温顺又好欺侮的形象，一旦有违此形象者，便会受到绞杀与毁灭，而充当这摧毁的先锋，便是社会舆论。

《呼兰河传》除了记述了小团圆媳妇的悲惨经历，还叙写了一个同样悲剧的女性，王大姑娘。王大姑娘与磨坊的冯歪嘴子自由恋爱结婚，生下两个男孩，而王大姑娘在生第二个孩子以后便死去了。在这个悲剧当中，舆论一直充当着背后的推手，将王大姑娘推向死亡的深渊。

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自然不是温顺的，也非听话的，这样的王大姑娘与男权社会预设的女性形象相去甚远，而她打破封建礼教的勇敢行径也挑起了院子里众人的“不满”。于是在大家知道王大姑娘就是冯歪嘴子屋里的“野女人”后，一改之前的交口称赞，变成了无条件地贬低与诋毁，她身上的优点都被扭曲成值得指责的地方，“杨老太太，周三奶奶，还有同院住的那些粉房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说王大姑娘坏的”5。有的人说她力气大长得像一个抗工似的，有的人说她长得是一副穷骨头，只配得起磨倌。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变换的舆论导向，把王大姑娘塑造成一个极坏的女人，甚至还有人为她作传，还有造谣生事的探访员守在她的家门随时捏造谣言散播。

在这样一面倒的舆论下，东家把冯歪嘴子赶出了居住的磨坊，本来就受到饥寒折磨的王大姑娘的情况因此变得更差，同时成为众矢之的的王大姑娘，心中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更是不言而喻。院子里的人们都当作是看热闹一般围观着备受折磨的王大姑娘，却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救助被风雪还有如刀刃般尖锐可怕的舆论摧残的这一家人。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下，一个本来是“兴家立业好手”的王大姑娘，就这样把生命交付给了呼兰河城里的无情呼啸的北风。

萧红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作家之一，凭着独特而深入的社会视角，观察着整个社会的女性生存状况，形成了比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要先进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观。尽管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但是这些进步的女性意识散见在她的各部著作当中，闪耀着不一样的光芒。

【参考文献】

[1]萧红《呼兰河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

[2]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

[3]林敏洁《生死场中的跋涉者——萧红女性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第156页

2萧红《呼兰河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第81页

3萧红《呼兰河传》，第149页

4萧红《呼兰河传》，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