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

浅论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精选3篇）

1.浅论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 篇一

大幅增加农民收入 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中共昌乐县委书记 王树华

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减少农民、增加居民、“消灭”农村，最直接的方式是把更多的农民转移到非农领域，最大限度地引导有条件的农民进城居住，鼓励支持农民向小城镇聚集，组织农民向新型农村社区集中。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近年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昌乐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尽管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与形势要求相比，差距还比较大，必须在这方面狠下功夫。一是解决“怕”的问题。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存在“怕”的思想：怕自己不行，没有信心，底气不足；怕风险，怕赔本，怕干砸了，不敢创业；怕劳心费神，不愿吃苦受累，习惯过穷日子。为此，我们引导广大群众要牢固树立“敢”的意识，克服自卑、树立自信，勇往直前、永不止步；要敢闯敢试、敢担风险，不畏挫折、不怕失败，大胆试、大胆闯、大胆干；敢于吃苦受累，敢于掉皮掉肉，不管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坚持不懈地干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二是克服“满”的思想。重点克服知足常乐、固步自封的心态，牢固树立奋勇争先、1

争创一流的意识，不断提升标杆，勇于跟富的比、与强的赛，是全村第一的要向全镇先进看齐，是全镇先进的要向全县一流看齐，是全县一流的要向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最好迈进。三是提升境界。引导农村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解放思想，坚持用十年后的眼光看待今天的现象，用十年后的思维研究今天的问题，用十年后的办法发展今天的事业，着力解决境界、气魄和胆略问题，切实做到敢想、善变、能干，既跟得上又拿得下。要带头创新求变，对看不惯的变观念、想不通的变思路、推不动的变办法，不断开创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二、全民创业，增收致富

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人口比例结构，关键是解决一个“钱”字。全民创业就是解决“钱”的问题，在全县上下大力弘扬“追求财富、创造价值、倡导竞争、激励奋斗”的创业文化，鼓励支持“干部干事业、能人办企业、群众创家业”，努力实现“人人有技能、个个有岗位、家家有产业”的目标，尽快在全县形成“泛老板化”的新局面。

一方面，坚持“农内”创业，重点是推进规模化种植、工厂化养殖、标准化生产，全面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规模化种植，就是加快土地流转，将土地向龙头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集中，发展农场经济，实现集约经营，提高生产效益。工厂化养殖，就是加快养殖基地和小区建设，大力实施统一购进、饲养、防疫、销售的工厂化运作模式，增强养殖业抗风险的能力。标准化生产，就是围绕主导产业，加快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积极推行有机农产品生产模式，把种、养、加的各个环节纳入标准化范畴，努力提高农产品品质。特别是重视和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以合作社、龙头企业为载体，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把农民纳入到“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合作社＋农户”的一体化运营体系中来，使农民有组织、有计划地进入市场。

另一方面，坚持“农外”创业，主要是发动农民大胆离土创业、离乡创业，积极上项目、搞企业，办实业、创家业。一是宣传发动，营造氛围。发挥舆论宣传的导向作用，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专题宣传活动，营造起人人想当老板、个个争当老板的浓厚氛围。二是分类引导，多渠道创业。加大对农民创业的扶持、服务、指导力度，不断拓宽创业空间，能搞工厂的，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让其当老板；不能搞工厂的，加强培训、提高技能，让其当职工；不能当职工的，加强引导、提供岗位，让其当民工，并动员他们通过土地入股的方式创业，真正让所有的农民群众都在创业中有所作为。三是党员干部带头，发挥表率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青年团员在全民创业中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既要立足实际，发挥优势，带头创业致富，又要乐于带富、善于帮富，现身说法、传授经验，成为全民创业的引导者、组织者和服务者。

三、搭建平台，提供载体

缩小城乡差距，除了要解决“钱”的问题，还要搭建好载体平台，搞好配套服务，为农民变居民、农民变市民创造有利条件。

一是加快宜居宜业城市建设。一方面，强化产业支撑带动作用。大力推进工业化，通过抓招商引资、现有企业膨胀和新上项目建设，尽快形成城市建设的核心支撑力量和拉动劳动力就业的主导力量。抓好现有企业膨胀，积极引导企业加快膨胀扩张步伐，加大上新创新力度。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抓住昌乐被评为“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地方”的有利时机，立足境内火山、宝石、温泉、石祖林、齐文化等资源，加大包装、宣传、开发力度，大力发展旅游、餐饮、文化等产业，努力为更多的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和创业平台。另一方面，加快宜居环境建设。重点推进城建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健全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不断扩大劳动和社会保障覆盖面，让进城农民享受到与城区居民同等的居住、教育、卫生待遇和生活保障，彻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二是提高小城镇的承载能力。坚持高起点规划，做到功能分区、设施配套、特色鲜明、经济繁荣。功能分区，就是科学合理地安排生活、办公、商贸、产业等功能区，避免走弯路、枉花钱。设施配套，就是在总体框架下，统筹考虑道路、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避免建了拆、拆了建。特色鲜明，就是根据当地文化特色、资源条件、区位优势等科学定位、彰显特色，不能千城一律、千镇一面。经济繁荣，就是大力建设经济百亿元镇和财政亿元镇，强化经济支撑。大力发展优势产业，不断延伸拉长优势产业链条，进一步壮大镇级财源；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不断引进和新上大项目、好项目，努力培

植新的镇级财源。高标准建设，坚持分片开发、组团建设，分步实施、一次成景；严格建设标准，提升建设档次，不干则已，干就干出境界和水平、干成“亮点”和“精品”。三是加快新农村建设。就是按照“富裕、文明、有特色”的标准要求来建设新农村。富裕，就是群众收入高，人均纯收入明显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在全县领先。文明，就是民风淳朴，村容整洁，社会和谐稳定；基层组织健全，村级班子坚强有力。有特色，就是在村庄规划、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某个方面或某些方面独具特点，既可以是产业村，也可以是生态村、文化村和旅游村。

四、搞好服务，创造环境

一是强化服务意识。牢固树立“投资者发财、昌乐县发展、老百姓受益、干部出业绩、共建共享成果”的发展理念，设身处地的为投资者着想，全力以赴帮助投资者解难题、搞服务，让他们愉快地扎根昌乐、创业发展。推行“包办式”服务，坚持把企业和投资者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把企业和投资者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竭尽全力解决。端正服务态度，对投资者、企业、群众提出的问题，只有义务说怎么办、什么时间办好，没有权利说不能办、办不了，真正做到问题能解决、困难能克服、事情能办好。大力发扬“5＋2”、“白加黑”精神，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星级服务、限时办结”工作机制，确保最短时间内将事情办好，让投资者称心满意。二是变通服务。牢固树立“服务发展无禁区”的观念，只要不违法，能怎么办就怎么办，怎么能办好就怎么办。

别人没有的政策我们可以有，别人没想过的招数我们可以想，别人没用过的办法我们可以用，就是要穷尽一切办法搞好服务，全力以赴推进经济发展。三是加大整治力度。进一步加大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破坏发展环境行为的查处力度，狠抓反面典型，无论是谁，只要是撞在“枪口”上，就要严惩不贷，决不手软。

2.浅论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 篇二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社会经济后果

形成城乡较大收入差距的原因,既有改革前工业化战略剥夺农业剩余等原始因素,又有城乡在承担改革成本、占有公有资产上的`不公平等继续存在的亲城市、歧视农村的因素.这种不合理收入差距不但削弱了社会的稳定,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

作 者：叶文辉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刊 名：商业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COMMERCIAL RESEARCH EDITORIAL DEPARTMENT 年，卷(期)： “”(15) 分类号：F0144 关键词：城乡分离   歧视农村   社会稳定   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  

3.中国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篇三

编者按：今年春节后，媒体上刊发了不少回乡见闻、回乡散记等，颇受追捧，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在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之下，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受关注度。编者特约此文，与读者分享一位“三农”问题研究者对中国农民的某些观察角度。

需要从多个角度着眼，才能更好地把握真实的农民群体形象。

我国外出农民工大约有2.7亿，这些农民工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

我国的农民比起城里人更加嵌入于“理性不及”的传统与文化当中。

总而言之，现代中国农民所展示的积极和消极两面形象，与其他阶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

（一）我国还处在政府与市场转型阶段。政府正从管治朝着治理转型，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朝着市场经济转型。与此相应，我国的农业正从小农经济朝着现代农业转型，我国的农民则与其他社会职业一样，均处在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

在国人当中，看高农民者有之，看低农民者也有之。不过，看低者的人数要远远多于看高者。我国农民总体上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农民工的处境中看出。一是经济方面，比如工资福利待遇差；二是社会方面，比如有些地方农民工子弟往往不让进当地普通学校，只能上子弟学校，甚至还出现过强行关闭子弟学校，同时又不安排农民工子弟进当地学校的事情。又如公交车上的一些乘务员可能对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动辄横眉冷对；三是政治方面，比如人大代表 1 和政协委员中的农民代表比重偏低，农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组织；四是政策方面，比如迄今为止我国仍然存在城乡户籍隔离制度，尽管当前各地在引入居住证制度。

其实要看准农民群体的形象特点并不容易。与我们看待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记者编辑和工人一样，我们对农民群体不能一概而论。正如哲学家波普尔所言，一个人不能绝对把握真理，但可接近真理，其方式是试错。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尽可能通过试错的方式日渐更为准确地去把握农民群体的形象特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描述农民群体这样一个职业群体的时候，往往采取先入为主、一概而论的态度。需要从多个角度着眼，才能更好地把握真实的农民群体形象。

（二）现代中国农民这一职业有些特殊性，它集众多职能于一身。在某种程度上，农民既是企业家，又是经理人；既是老板，也是打工仔；既是技术员，又是庄稼汉；既是地主，也是佃农。

对农民的地主-佃农身份，国人可能容易犯迷糊。根据宪法，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怎么会变成“地主”了呢？这是因为集体是有边界的，由其成员农民组成，农村土地虽然归集体成员共有，但毕竟集体成员人人有份。但是，农民怎么又变成佃农了呢？这是因为农村集体所有的农地又依法承包给了农民，这样农民等于佃租了农地。

我国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工”的重要性实际上排在“农”之前。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我国都是推行赶超战略，“三农”虽然被重视，但实际上城市地区和工业化更被重视。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户籍控制政策和统购统销等政策措施，长期压低对农业生产要素的回报，把由此挤压出来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地区，用于推进工业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于1984年基本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并到1992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城乡户籍隔离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天，近年来才有较大松动。1998年以来我国各地政府大兴土地财政，迄今为止仍以无补偿或低补偿方式大量征收农民土地。

过去十几年里，政府对“三农”的支持则是史无前例。连续十二次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均锁定“三农”，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政府的实际政策仍然朝着城市倾斜，比如城乡户籍隔离政策毕竟还没有完全撤除，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也有待提升，还没有完全基于公平市场交易价格实行补偿。

当代中国企业家会对传统中国所遵循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感到天然的反感。毕竟“商”在这一等级秩序中排在末位，这与现代人的观念大相径庭。到了现代，企业家的地位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就是企业家阶层的重新出现。多少人都想成为企业家，都以成为企业家为荣，这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熊彼特甚至说过，在经济和社会的金字塔中，企业家应该占据塔尖位置。

很多国人认为农民守旧、保守、目光短浅、不思进取。这不符合我们对农民群体的就近观察。我们一般很难把农民和企业家这两个群体扯在一起，但中国的情况是：农民与企业家有着巨大的交集。我国外出农民工大约有2.7亿人，这些农民工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愿意冒风险背井离乡去打工谋生。这么多农民工背后有着大量的留守老人、妇女或儿童在支持他们。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大量乡镇企业，成为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乡镇企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中，大量是农民企业家，像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万向集团鲁冠球和华西集团吴仁宝。

（三）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或多或少嵌入于习惯与传统当中。其实“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以及“温良恭俭让”这些行为规范，在任何文明体中都可以发现，只是存在程度不同，表现形式也可能不同。而在我国，反而是在农民当中更能发现这些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国的多数村庄虽然已经脱离了封闭的传统村庄的范畴，介于半封闭社群与开放社群之间，但农民比城里人更为嵌入于传统。试图回到过去很难，很多现代化派人士可能也不屑于回归传统。社会学家将我国农村发生的这种现象称为传统的“断裂”。这种“断裂”差不多发端于阎锡山于民国之初在山西大搞“村本政治”，从那时起，权力开始直接介入村治，其后一发不可收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重视对农村的外部正式制度供给，所谓“破四旧”、“文革”、村级民主，其实都属于此类，其结果就是传统的“断裂”。社会学家 陆学艺警告中国可能走向“社会结构的断裂”。著名人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萧凤霞女士曾经说过，很多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村庄已经消失，而且一旦消失，就难以复原。不过，部分传统已经内化在农民的言行中，世代相袭，父母言传身教，必然在子女身上留下一些烙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将传统和文明视为一种自发秩序，属于“人的行动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是一种演化秩序。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它是“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不服务于单个人的特定目的，不是由单个人的理性所创制，不为单个人所完全把握、影响或者操纵。它是很多人互动的结果，又为很多人接受，体现在很多人的行为当中。这种高频度行为所体现的特征，又被瑞典社会学家伯恩斯称为“文化”。这种文化或者传统里面，有着大量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因素，也难免有着一些与个人自由不兼容的成分。在古代的“礼”中，就包含了大量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因素。孔子在2500多年前“述而不作”，其弟子将其言行编入《论语》，其中大量内容属于孔子对当时存在的自然法和习惯法规范的提炼和总结，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国的农民比起城里人更加嵌入于这种“理性不及”的传统与文化当中。中国文化区分大传统和小传统，其中儒家文化属于大传统，而民间信仰或者农民的日常生活文化被称为小传统。比如很多农民会祭拜财神爷，在农闲时节或节日期间往往打麻将，这种财神文化和麻将文化均属于小传统。儒家的某些传统对经济发展有利，比如反对官员经商，重视教育。但是，如果要说中国农民旺盛的企业家精神从何 而来，则需要更多归因到上述小传统。生活条件的恶劣与生活压力较大，助长了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发挥。温州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当地农民在古时候就需要依赖海洋和经商生存。那里在宋朝时居然出现功利主义色彩浓重的永嘉学派。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农民就闹过分田到户。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的商业文化迸发出力量，在发展实业方面找到了着力点。

（四）很多学者往往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忖度农民的心态与行为，纠结于农民是否属于“理性农民”这一问题。其实，农民的经济行为一般都是有成本收益计算的，这就是说，农民是理性的。经济学家喜欢讲“理性人”模型，假设人是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者。但这只是假说，用在现实世界，只要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尽量经济地选择和投入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就是理性的。比如，浙东农民到虾塘打小工帮助抓虾，打工一个长潮约8小时，收入大概240元；一个短潮约4小时，收入大概120元。低于这一水平，则不接受这份短工。但是，近邻亲友之间也相互帮助对方抓虾，不计报酬，只提供一包烟，管一顿饭。很明显，农民与其他阶层一样，精于讨价还价。青年农民工出外打工，更是基于计算，虽则是一种对预期成本收益的毛估，不保证出外必然会挣到钱，但仍属理性计算。理性计算不能保证不犯错，只说明其有预期成本收益的计算，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现在沿海地区的工厂往往找不到足够的外来农民工，这也是农民工们理性计算的结果。随着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改善，农民种粮直补的增加，本 地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本地就业机会增加，外出打工的吸引力在减小。一些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一方面不愿意像父辈一样辛勤劳动，另一方面享受不到与本地人子女一样的舒适生活和平等待遇，对城市社会充满怨恨。可以说，沿海地区大中小城市不为长期在本地工作的外地农民工及其子女解决户籍问题，这本身已经成为其非理性的表现。

我国农民生活有着很大的礼仪经济和面子经济成分。婚丧嫁娶支出和人情费支出已经成为他们的巨大负担，他们为习俗和礼仪付出了巨大代价。因此，介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农民，其家计经常处于尴尬的处境。浙东地区的一些村庄里，婚丧嫁娶都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很多农民家庭为此负债，有些甚至为了婚礼借入“高利贷”。男方娶媳妇，一般需要造好新房子，或者在镇里买新居，然后要用红缎被包着10万～20万元送到女方家。女方可以留下，也可以悄悄退回男方。留下者一般在嫁女时提供加倍的陪嫁，甚至包括一辆10万多元的小汽车。来喝喜酒的亲友一般要带人情费，人均800～1000元。丧事方面的铺张也很惊人，比如出丧之前，亲朋好友和邻居们每日都来相聚，需要安排麻将桌、烟酒和用餐，费用很大。而且请乐队吹打，请道士做法事，均需要花费。对于所有参与者而言，这一礼仪很重要：大家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规矩做事，均会比较从容，否则会感到不知所措。虽然婚丧嫁娶均可收入一笔可观的人情费，但这方面的花费仍然是实实在在的负担，因为收入的人情费其实是需要分头归还的。如果别人家婚丧嫁娶，或者造房生子，也需要跟进人情支出。对于一位来自外 部的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而言，村民的生活就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笔者曾经调查过很多农户，村民们一般认为这确实是负担，但又是情愿的，没别的办法，必须跟进，否则不合礼仪，丢失面子。

农民之间存在大量的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分为无息和有息两种。多数农民是讲信用的。如果他们欠了你的钱，可能会拖欠，但一般不会否认欠了这笔债。传统上的父债子还这种家庭无限责任仍然有效。

最后需要关注农民的消费习惯和文化娱乐生活。很多农民存在不良的消费习惯，其文化娱乐生活也比较单一和贫乏。在一些沿海农村地区，青年农民习惯于抽高规格的香烟，比如中华牌，而且当地的礼俗是见面递烟。在娱乐方面，像电影和戏剧节目，每年一般是在节日或婚礼时组织观看，更多的时候是无所事事，到处摆麻将桌。据说一些沿海农村地区现在正盛行六合彩，流动赌博窝点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