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

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精选8篇）

1.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 篇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反腐历程

我们党一贯重视自身队伍的建设，坚决抵制剥削阶级影响，防止和清除党内的腐败现象。研究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则能够了解我们党对腐败现象的一贯态度和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建国前的反腐败斗争

1、大革命时期的重要《通告》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有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的3万余人。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难免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趁革命高潮之机捞取个人利益。因此，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涨时，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不良分子，必定会使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任务，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才能巩固革命营垒，才能树立起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个《通告》是我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党在幼年时期就十分警惕剥削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并郑重表示党对腐败现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2、土地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斗争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

山，向赣南进军，迅速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比井冈山时期更加高涨的革命局面。但是，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在红四军党内、军内以及根据地政权中也逐渐产生了某些消极腐败现象。有的人不愿意在艰苦的乡村创建根据地，要红军开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还有少数人置军令军纪于不顾，带着钱财，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这些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影响红军战争和根据地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因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除对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外，还提出了党和军队干部的廉政建设问题。《决议》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军内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如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平均主义等，指出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瑞金红色政权的建立，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代表人民利益、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政治保障。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有少数干部滋生了消极腐败现象。他们乱用公款，挥霍浪费，甚至发生贪污犯罪现象。因此，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帮助红军战

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驱逐各地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廉政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为后来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的廉政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3、抗日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我党领导人民在敌后和边区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革命队伍中出现了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消极思想，继而又出现贪污腐化现象。此类现象在基层政权中尤为严重。针对这种情况，陕甘宁边区党委重新公布了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立即执行。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其他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也都颁布了类似的条例法规等。、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官员下山“摘桃子”，任意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私人房屋指为敌产加以没收，而后据为己有。国民党的这种贪污抢占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共产党员中某些不坚定的分子。当时在新解放区也发生了一些贪污现象。因此，1946年7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

二、建国后的反腐败斗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从领导根据地解放区的局部政权转变为掌握整个国家命运的执政党，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是共产党面临的比革命战争更加严峻的考验。

1、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是要掉队的。新中国的成立使一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表现为居功自傲，不求上进，贪图享受，甚至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为此，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是整顿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倾向，中心是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保持党的群众基础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

2、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五”计划期间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果，极大地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领导地位，但也助长了部分领导干部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有些党员干部在名誉地位、生活待遇上孜孜以求，开始欣赏和追逐特权，并出现了打击报复、压制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这些情况虽然是极少 4

数，但如不认真解决，必然影响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然损害党与群众的关系。

1956年9月，我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7]。1957年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进行和风细雨的有步骤的整风运动。目的是依靠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

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败

1970年初，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权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进行反对贪污、浪费和投机倒把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各方面开始进行“整顿”，不仅

提出要解决各级领导班子的“软”、“散”、“懒”的问题，还极力扭转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中的腐败风气。他批评了“肿、散、骄、奢、惰”现象，列举了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公私不分，请客送礼，修建楼堂馆所等种种表现，严肃地指出，“有的人发展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

4、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

第一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届四中全会，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重建与巩固的阶段。在此阶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一系列反腐败重大决策与战略部署：恢复和重建党内各级纪律检查机构以及司法行政监察机关；开展以打击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重点的专项斗争；全面整顿党的作风与组织，开展关于党风党纪的制度建设（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坚决查处共产党员索贿问题的决定》）等，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开辟了在不搞群众政治运动的情况下健康有序地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新途径。

第二个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六大，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大力推进的阶段。在此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定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思路：整体部署、全面要求的基础上，规定重点任务，并通过阶段性成果的积累，逐步达到总体

目标要求。具体来说，就是逐步建立健全反腐败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立“自律”、“整顿”、“查案”与“纠风”多项并行的反腐工作格局，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归结起来，就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

第三个阶段从十六大以来，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创新发展的阶段。在此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分开来说，就是完善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制度，努力形成有效规范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完善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的制度，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完善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惩处制度（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在党的十七大上，党创造性地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并将之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而且“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宽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标志着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确立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2008年5月，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进一步构建中

国特色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全新模式。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2007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讨论时提出了“八荣八耻”。他说：“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三、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非常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把反腐斗争作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来抓，亲自部署这项工作。

1、习近平：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问题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有利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王岐山：坚决纠正“四风” 决不允许走过场

2013年7月8--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黑龙江调研时指出，“四风”已严重威胁到党的肌体健康，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复杂而严峻。查摆“四风”问题越具体，教育实践活动才会越深入。要自上而下，省级领导班子成员要作表率，带头找问题，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要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层层落实责任，务求实效。“四风”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纠正“四风”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巩固八项规定成果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说出一条做到一条，言必信、行必果。要严明纪律，提高制度执行力，端正学风文风会风，坚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使社会感受到改进作风的新成效，让人民满意，让中央放心。

3、习近平：提出反“四风”要解决送礼问题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在西柏坡调研时指出，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作好表率。

2.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 篇二

一、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 根据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大学生思想行为发展的阶段特征, 我们将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历史变迁分为四个时期。

(一) 1949—1966年: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熏陶下的强烈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新中国建立后, 大学生与全国人民一道, 以主人翁精神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建国初期, 国家面临内忧外患, 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党和政府组织和领导了抗美援朝、土地革命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这三次运动大大激发了大学生建设新中国的爱国热情。 1954年11月到1955年9月, 中共中央先后批转了加强青年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 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三个文件。 通过这次集中的道德教育, 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道德意识逐渐成为大学生信仰的主流。 在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引领下, 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认同, 对集体、社会和他人的强烈利他主义意识和牺牲奉献精神。 尽管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党和政府缺乏一定的理论和思想准备, 但这并未动摇大学生主流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对国家、社会、他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

(二) 1966—1976年:“崇高理想”与“造反有理”引领下的政治盲从

这段时期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表现为对政治的盲从和狂热, 错误的责任认知在狂热的责任情感驱动下, 责任行为出现偏向和失范。 尽管在“文革”后期, 他们逐渐清醒, 但狂热的政治盲从给国家、社会以及大学生自身带来的伤害却是难以弥补的

( 三) 1977 — 1989 年: 自我实现与振兴中华的弥合与冲突

粉碎“四人帮”后, 大学生在对历史、政治的批判中, 开始反思以及对自我存在价值的思索。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拉开了大学生思想解放的帷幕; 改革开放的热潮刺激着大学生敏感的神经, 大学生积极关注、参与、投身改革, 针砭时弊, 参与政治, 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社会矛盾有所凸显, 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鼓噪怂恿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放松, 导致这段时期部分大学生思想发生较大波动, 一些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出现偏向。

(四) 1990年初期至今:自我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之间寻求平衡的务实意识

90年代初期, 经过一段时期的反思, 大学生重新开始了精神家园的寻找①。 1993年, 北京大学成立“爱心社”, 明确提出“不要问国家能为我们做些什么, 而是要问我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的口号。 1994年12月, 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成立, 推动着大学生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热情。 大学生关注社会重大现实问题, 把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能够冷静地看待社会问题, 理性地对待政治参与。 但同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确立、发展和深化, 也带来了一些人对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过分看重。 而全球化、信息化的扩张, 带来了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在部分青年大学生中产生影响。过分的关注自我导致了小部分大学生对社会和集体意识的弱化, 社会责任意识显现出更多的个人色彩。 这段时期大学生对政治的关注从抽象宏大的政治理想转向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 政治价值倾向表现得更为务实和理性。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历史时期, 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变迁呈现出以下特点: 社会责任意识的内容由单一向多元发展, 由完全对集体、他人和社会奉献、牺牲的利他主义责任意识, 发展为包括自我责任意识在内的注重权责统一、利他与利己相结合的责任意识;责任意识的内容也由宏大抽象转向具体细微, 由理想、 崇高转为世俗、务实。 “参与”无疑是表达社会责任行为最好的词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 大学生社会参与从内容、模式到途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社会参与的内容由完全的政治参与转向广泛的,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层面、多方位的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的模式由单一的动员型参与向自主型参与为主转化。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反思

1.教育应遵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的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围绕“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总的价值目标, 始终遵循着明确的价值取向。 但在不同时期, 具体的价值目标和做法又产生了一些偏差, 导致教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分离。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直秉持重工具性、轻目的性的价值取向, 过分强调政治价值趋向和意识形态教育, 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过积极作用, 但同时, 这种忽视大学生道德发展规律的做法, 必然造成一些消极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思想政治教育开始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强调教育的经济价值趋向, 到20世纪90年代, 教育产业化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不但教育要适应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目标更明确, 教育本身也被当做一个产业来发展。 而功利主义等思想的抬头, 使一些大学生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趋向明显增强。 无论是“政治人”还是“经济人”, 都是单向度的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②人是类本质、社会本质和个体本质的统一, 是多样化的存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人是多样化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出发, 回归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价值上来, 尊重个体人格、个体权益、个体主体性的发挥。 同时,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 在承认追求自我价值合理性的同时, 积极引导大学生将个人与集体、社会辩证统一起来, 将对自我的责任意识与对他人、国家和集体的社会责任意识统一起来, 和谐发展, 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由“社会需要”范式向“人学”范式转变, 使大学生成为和谐的“道德人”和“社会人”。

因此, 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 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和价值取向, 要坚持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 为社会政治和经济服务, 为它们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 但同时, 思政教育也是一门科学, 有其自身遵循的客观规律, 应处理好教育主客体关系、 遵循教育对象自身发展的规律, 实现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倾向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和谐统一, 从而推动和促进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健康发展。

2.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育应该坚持主体价值、主流价值和主导价值的和谐统一

主导价值, 指主导意识形态提倡的价值规范, 是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价值规范, 对社会其他价值观及其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主导、引领和规范作用。 任何一个社会, 统治阶级总是要传递和灌输特定的价值观念, 使其成为该社会的意愿。 主流价值, 指社会绝大多数人所信奉、接受, 并能影响未来社会走向的社会价值;主体价值则指的是个体价值, 例如大学生作为主体所追求的个体价值。 当主导价值与主流价值、主体价值趋于高度一致时, 会形成同向合力, 社会责任意识会被强化;而三者发生偏离时, 社会责任意识则会被弱化。 因此, 我们要努力使主导价值、主流价值和主体价值趋于“整合”。

改革开放以前, 主导价值与主流价值、主体价值高度趋同, 必然促使大学生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的主导价值并未发生本质变化, 但社会大众所信奉的价值观却有所变化。 具体而言, 由原来一元、整体、理想和精神的价值观变为多元、个体、世俗和物质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对社会大众产生了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 主导价值、主流价值始终处于互动、融合、共存、矛盾和冲突的关系之中。 当主流价值与主导价值统一或融合时, 会促进大学生主体价值趋向于主导价值, 自觉承担起“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当主流价值与主导价值发生冲突或矛盾时, 大学生主体价值则会产生困惑。 因此, 必须坚持社会主导价值的核心地位,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努力使社会主流价值、大学生主体价值与社会主导价值和谐统一, 从而促进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良好发展。

3.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育应充分重视和发挥文化的教育、引领、导向功能

50年代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文化、 造就了那个年代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理想和热情;“文革”十年, 对传统文化的践踏和戕害, 致使大学生文化人格丧失;80年代, 两次西方“文化热”, 导致了一些人对西方理论生吞活剥、盲目认同, 对中国国情错误判断、妄自菲薄, 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产生虚无主义倾向;90年代以后, 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和世俗文化成为主流, 消解了一些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文化应该有舆论引导、社会教化、精神延续的功能。 对待文化的态度应该是拿来主义的扬弃原则。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时期, 对传统文化的全盘抛弃, 导致文化失去根基, 无所依托;对外来文化的全盘接受、盲目认同, 导致了食洋不化。 一味的媚俗或自娱来渲染自我、消解崇高、取悦世俗, 则必然带来无价值观和无道德观的泛化, 这将导致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消解。 因此, 对待文化, 我们应采取拿来主义的扬弃态度,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引领和导向功能, 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思想, 积极促进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育。

参考文献

[1]杨雄.中国青年发展演变研究[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8.

[2]房宁, 王炳权, 马利军, 等.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3]俞海洛.当代中国大学生思想史研究 (1949—1988) [D].浙江大学, 2005.

[4]廖小平.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辨证——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主流价值观的变迁[J].教学与研究, 2008 (8) .

[5]林晓, 梅萍.建国以来大学生的信仰变迁与历史反思[J].思想理论教育, 2010 (23) .

3.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 篇三

1.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榜样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社会观念、道德习俗、行为模式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黄继光、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都是这一时期先进榜样的代表，1950年毛泽东高度赞扬这些典型“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動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这一社会转型时期，倡导和践行的总体价值目标是集体主义。这些榜样在全社会范围树立起道德风向标。他们的道德行为主要反映了政治道德与职业道德，其品质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精神”。这样的品质与当时国家的主流价值取向一致，适应了为当时政治服务的需要。这个时期榜样教育的突出特点是依靠强大的党政组织体系和报纸、杂志、广播等宣传媒体，使得每一个榜样的出现都造成全民性的影响，其普及程度是后来的榜样所不能企及的，因此被称为榜样教育的“黄金时期”。

2.“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榜样教育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相应的，榜样教育也陷入畸形发展的泥潭。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仍然塑造出了一大批先进榜样，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楷模邢燕子、金训华；艰苦奋斗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劳动模范陈永贵等。文革前后，榜样教育陷入了是非不分的混沌状态。当时的“榜样”可以说主要都是政治产物，甚至为迎合政治的需要，随意塑造，譬如名声大噪的典型“大寨”，今天是艰苦奋斗的典型，明天又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典型。榜样的出现和树立绝大多数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些榜样中既有体现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和传统道德精神、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集体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又有迎合当时政治需要带有明显功利倾向的机会主义者。

3.改革开放中的榜样教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一批先进榜样应运而生。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使经历了“文革”动荡的国人深受感染；中国女排以“五连冠”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国人找回了自信和骄傲。同时，张华、张海迪、徐洪刚、孔繁森等一大批道德楷模纷纷涌现。

在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理想信念也经历了很大的改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榜样大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道德品质，以他们顽强拼搏、奋斗不息的精神，成为广大群众学习和效仿的对象。这一时期，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崛起和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榜样教育也呈现出承前启后的特征，榜样教育的多元化趋势初露端倪。

4.新世纪以来的榜样教育

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进入到更加开放、多元、个性的发展阶段，大众传媒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给社会生活带来多样变化，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以人为本”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整个社会快速向平民化时代过渡。随之，榜样形象也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甚至全球化：既有有关部门推出的时代先锋、道德模范，也有社会机构评出的感动人物、公益英雄。这一时期为大众所认同的既有洪战辉、文花枝、丛飞等道德典范，还有杨利伟、翟志刚等航天英雄，也有姚明、刘翔、邰丽华等文体明星，更出现了网络创富传奇人物丁磊、张朝阳等新世纪人们追捧的成功人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间崇拜英雄的氛围已经淡化，人们的价值追求与生活方式更加现实化，对于道德榜样的追求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取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榜样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加速转型的过程中，社会道德价值观空前嬗变，榜样教育作为社会教化的模式与方法也受到人们不同程度的质疑。榜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正面引导原则最基本、最生动的体现。在新形势下进行榜样的宣传教育，就必须进行创新。但是创新并不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而是要建立在对过去经验和教训的继承与借鉴基础上。

1，榜样必须具有时代性，符合主流价值需要

马克思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时代性，榜样是时代的产物，其价值也在于符合时代的需要。战争年代邱少云、黄继光；和平时期雷锋；改革开放以来的孔繁森、李素丽；新世纪徐洪刚、文建明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年代，但一经宣传都能很快在全社会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反响，符合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里，榜样在道德上体现了为政治服务的精神，认为人的道德风范是实现政治理想的前提，树立典范、发挥“榜样的力量”成为国家政治的需要。

但是要注意榜样不能政治色彩过浓，因为榜样是教育人民的，是通过人们对榜样的学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素养，激励人民积极上进。如果政治色彩过浓，榜样也就可能会成为政治家的棋子，这样的榜样甚至会引起群众的反感，其教育和引领作用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2.榜样必须具有自发性、鲜活性和群众性

榜样是被群众认可的先进人物及其先进事迹，他们在群众心目中应该是真实的、鲜活的而不应该是超凡脱俗、远离现实、可望不可及的虚构。

我国在榜样的树立和宣传中，一贯重视榜样的群众性，绝大多数榜样都产生于平凡的工作岗位。他们都是从火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实践中自发涌现出来的，都是群众或一般干部。榜样的群众性，决定了榜样的可学性。作为普通群众中的一员，他们在平凡的岗位取得了不平凡的业绩，体现了高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精神，容易为群众接受，比较好地解决了理论、理想与群众结合的问题，群众愿学、能学。榜样作用的发挥也正在于此。

榜样人物一经宣传必然被给予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他们虽是典型，但也是生活、工作、学习在现实中的平常人，同样也有自己的苦与乐、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因此，决不能一味地强调他们

去奉献，而是在要求他们发挥好榜样作用的同时，真诚地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好工作、学习、生活甚至思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为他们的不断进步创造条件。

3.样教育重在实事求是，贴近生活

榜样是现实生活中的榜样，只有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榜样才能获得群众的认同。邓小平在谈到如何学习榜样时指出：“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人生搬硬套。”对榜样的宣传、表彰，应该做到恰如其分，不能随意加入主观色彩，要真实，符合实际情况。作为榜样，他必定有值得别人学习和效仿的东西，但榜样如果是一个“高、大、全”的完人，必定是一个“假人”“虚人”。所以，在树立榜样的过程中要还榜样以真实的形象，要让人们体会到榜样也是普通人，他做了很多令人敬佩的事，同时也有很多需要克服的缺点，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只要付出了足够的努力，都可取得与榜样一样甚至更大的成绩。所以在宣传榜样时不应该回避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不能把榜样无限拔高，甚至神圣化、万能化、终身化，更不能无中生有添加事迹。否则，人们会对身边的榜样产生反感，会从心理上加以否定。

4.榜样教育必须多元化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构成社会系统的各个领域都应有自己的领军人物，才能使得各个社会成员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都可以找到自己参考、学习、模仿的对象。因此，榜样应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榜样是多样的，榜样的树立和宣传也应该多元化。

在宣传榜样时要注意采取正确的方法，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首先，充分发挥我国社会动员机制覆盖广、效率高的优势，通过传达通知、领导题词、发表社论以及有组织地举办英模报告会、巡回演讲团、先进事迹展览会等方式，重点在单位组织体系内进行榜样宣传；其次，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通过综合运用各种传媒工具，让英雄模范人物及其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广泛传颂、家喻户晓；再次，充分发挥国民教育体系的功能，使青少年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榜样精神的熏陶。

5.正确处理新老榜样的关系，力争使榜样具有更强的持久力

4.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 篇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基本形成、发展完善和高度成熟四个阶段。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深刻意识到，生态环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文明建设是和谐共融的有机整体，生态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创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生态文明建设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尊重和遵循客观自然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成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论和观点。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思想，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生态观演进历程中的时代背景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在“十二五”时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绿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客体关系的角度，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不仅可以认识自然，而且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于）自然。”①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②毛泽东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二重性的规律，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但是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以建设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做一场新的“战争”，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③“我看到报纸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④在“向自然开战”的号召以及“人定胜天”的“信念”下，人们狂热地、不自觉地掀起了“大跃进”、“全民炼钢”运动以及十年文革期间的以粮为纲、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活动，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结果是大量森林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建设欲速而不达，增加产量的期望也化为泡影。毛泽东在晚年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后，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

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⑤

毛泽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生态认知水平，其思想的局限性以及对待自然的思维方式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首先，从毛泽东个人的角度来看。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领导人，他带领人民抗击敌人，通过一步步的胜利才成就了新中国的建立，这些革命经历造就了他骨子里是带有战斗意念的，在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实战主义的风格，“向自然开战”、“与天斗，与地斗”„„这些都是他“斗争理念”的体现。按照毛泽东思维逻辑的发展，在这场人与自然的“战争”和“革命”中，胜利者和生存者只有一个，因此产生了“人类要改造自然就必须征服自然”的认识误区。其次，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发展生产、建设国家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人民奋斗的最主要目标和最迫切任务，大量利用自然资源成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缺乏自然规划的情况下，改造自然的盲目性也随之而行，而且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

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国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刚刚开始，生态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毛泽东也没有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提上议事日程。最好的例证就是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论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和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却唯独没有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基本形成

经历了“大跃进”和十年浩劫，中国许多地方生态环境已破坏严重，水土流失、沙漠化等问题相继出现，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通过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充分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统筹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宝贵的论述，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基本框架。

第一，正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长期以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我国引以为豪的优势，然而邓小平对此进行了科学辩证的分析，他理性地指出：“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①庞大的人口数量无疑需要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这就意味着要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资源，生态环境将因此承载更大的压力，所以“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②，“也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问题”③。对于人口这一战略问题，既“要很好地控制（数量）”④，又要大力提高人口素质，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力资源的巨大的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⑤

第二，自然生态环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四川、陕北等地爆发了百年特大洪灾，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严重，邓小平意识到：“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到林业问题，涉及到森林的过量采伐，看来宁可进口一点木材，也要少砍一点树„„这些地方是否可以只搞间伐，不搞皆伐。”⑥他还进一步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不仅能避免经济损失，还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如：“水杉树好，既经济又绿化环境，长粗了还可以派用处，有推广价值。泡桐树也是一种经济林木，泡桐树长得快，板料又好”⑦；“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⑧

第三，依靠科学技术保护环境和开发资源。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⑨邓小平将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渗透到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他明确提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⑩此外，他还提出了利用科学技术开发新能源的思想，“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自然环境保护，都很重要。”11

第四，重视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没有社会秩序，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运转”，这是邓小平在总结文革教训后的深刻认识，因此，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2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3

邓小平对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迈出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关键第一步，生态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环境保护管理与执法机构陆续成立，全社会形成义务植树的良好风气，这些工作在今天确实产生了“绿化祖国、造福后代”①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发展完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在增大”②以及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实际，对中国生态环境问

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加宽阔的国际视野，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生态观，形成了一系列更加全面完善的生态环境建设战略思想。

第一，生态环境问题关乎中国可持续发展。自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推崇和追求的目标。江泽民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理念，指出：“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③；“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④ ；“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⑤

第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不断深化和拓展对生产力要素的认识。面对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巨大损失的现实情况，江泽民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到生产力的高度，创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⑥的科学论断，并指出：“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⑦2001年在海南考察工作时，他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要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真正明确，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

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⑧

第三，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继续“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⑨，“依靠科技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耕地，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⑩。可贵的是，江泽民还敏锐地看到了科技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11因此，要积极发展生态技术，使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2其次，“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为加强环保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13同时，要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有力的环保执法队伍，“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①，“坚决打击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②。最后，“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往往超越国界的限制——科技发展、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减灾救灾、禁绝毒品、预防犯罪、防止核扩散和防治艾滋病等诸多方面，都是全球性问题”③，“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④。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和合作，充分吸收借鉴国外有关环境保护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

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断提升国内生态环境建设水平。

国际性是江泽民生态观的一个鲜明特征，充分体现了党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不仅极大地推动我国国内生态环境建设走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为全球环境问题的改善和解决作出了突出贡献，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胡锦涛高度评价：“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地位，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推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这些成就和经验，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⑤

四、新世纪以来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高度成熟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面临着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上一届领导集体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将生态问题上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高度成熟和完全确立。

第一，生态文明的实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

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⑥这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对“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刻认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将这一认识进一步高度概括和升华为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并对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作了具体阐发：“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⑦这为我们正确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第二，生态文明中的公民素质——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人类文明的进步取决于社会公民素质的提升，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⑧胡锦涛多次强调，这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人口意识、资源意识、节约意识、环保意识”⑨；“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和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组织在推进人口资源环境事业发展方面的作用”①，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搭建平台；加强对领导干部和重点企业负责人的生态文明理念培训，切实“增强环境忧患意识和做好环保工作的责任意识”，“把中央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各项决策和部署落到实处”。②

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第三，生态文明中的经济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胡锦涛在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篇就提出，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仍然处于较低层次，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比较粗放，这些问题是导致“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③的主要原因，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要“真正把做好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④具体包括：大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抓好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⑤，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⑥，“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⑦；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⑧；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循环”。⑨

第四，生态文明中的社会类型——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观念的更新和经济模式的转变，还需要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公民行为的再调整，因此，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先进思想，强调“以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把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⑩

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11“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2

第五，生态文明的最终目标——建设“美丽中国”。十八大报告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把生态文明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要求全社会“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通过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节（全面促进资源节约）、保（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大路线，“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13，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崭新目标。

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新的发展理念，不仅升华和凝练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认识，而且将人类文明由原来的仅仅局限于“社会的世界”扩展到了“自然的世界”，建立了一个更为完整、更为科学的现代文明体系，切实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渴望优质生态产品、优良生态环境迫切需求的积极回应，以不断满足人民过上更好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五、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一个不断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以及认识深化的螺旋式上升过

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程，回顾分析这些生态思想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现实影响，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生态环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条件，在整个自然界面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相对有限的，绝不能随心所欲，依靠透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换来的一时的、表面的经济增长，这样只会导致“自然界对我们进行报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①最终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尊重并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不能取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服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全面进步、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短视行为，时刻注意在利用生态环境资源过程中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在改变生态环境中建设保护好生态环境，为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生态文明是我们党对生态环境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升华和理念提炼，其本质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模式的一种现代体现。纵观人类文明形态的每一次大发展、大变革，都取决于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因此，推进新时期的生

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物质（资金、资源、环境）投入向主要依靠知识、智力开发和技术进步的转变，大力发展以资源节约、低碳排放、循环利用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和生态技术，在全社会推广形成必需型、健康型、生态化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环境，以低能耗的生产体系、适度化的生活体系、可循环的资源体系、创新性的技术体系和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良性循环中不断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文明建设是和谐共融的有机整体

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独立游离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外，而是体现和渗透在其中的。它不仅包括人类在生态问题上所有积极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建设，而且包括生态意识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建设，因此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具体来说，在经济层面，要促进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绿色化”、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在政治层面，党和政府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把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作

魔域私服一条龙 XD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层面，要加强生态文化和道德教育，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在社会层面，要推动人们形成以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为主导的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四）生态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创新

5.新中国成立以来举行了多少次阅兵 篇五

从1949年开国大典至建国六十九周年，中国共举行了15次大阅兵，其中举行了14次国庆阅兵，1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的阅兵。

1、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受阅以海军两大排为前导;接着是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共一万人，由东向西行进。空军十七架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行受阅，其中有四架是携弹飞行。

2、1950年第二次国庆大阅兵，朱德总司令在阅兵式上发布命令，就朝鲜战争爆发、台湾的局势，要求人民解放军做好战斗准备。此次阅兵最壮观的景象是骑兵的一千九百匹白马以六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3、1951年第三次国庆阅兵，受阅最前列的方队是正在军事学院受训的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高级军官。本次阅兵还首次出现民兵大队。

4、1952年第四次国庆阅兵，首次参阅。本次阅兵民兵大队的成员来自汉族和多个少数民族，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手里拿着新式的武器。还有乘坐一百六十辆摩托车的摩托化步兵方阵。

5、1953年第五次国庆阅兵，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火箭炮兵方队第一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

6、1954年第六次国庆阅兵，出现了伞兵的方队，但并没有跳伞。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则是最后一次接受检阅。

7、1955年第七次国庆阅兵，为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第一次阅兵，官兵穿着新制式军服，佩戴军衔、领章，军容焕然一新。

8、1956年第八次国庆阅兵，是十三次国庆阅兵中唯一一次在大雨中进行的。应邀参加中共八大的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参加了观礼。阅兵乘坐的汽车是第一批出厂的国产解放牌汽车。

9、1957年第九次国庆阅兵，国产喷气式轰炸机、歼击机第一次接受检阅。

10、1958年第十次国庆阅兵，最引人注目的是解放军在开国后创建的军事学院和步兵、炮兵、坦克兵、工程兵、空军、海军等军事学校的将校学员们。

11、1959年第十一次国庆阅兵，参加典礼的各界群众是前十一次国庆阅兵中人数最多的一次，达七十万人。受阅的装备中最新式的自动步枪、大炮、坦克、高速喷气歼击机，都由我国自行制造。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实行“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1964年国防部颁布的列条令中，第一次列出阅兵条款。随后，由于“”及其他原因，连续24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

12、1984年第十二次国庆阅兵，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阅兵，此次阅兵式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装备最新、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大阅兵。受阅的武器装备全部是国产现代化兵器，压轴的海军导弹方队、空军地空导弹方队和战略导弹方队尤为引人注目。其中战略导弹是首次向全世界亮相。

13、十月一日第十三次国庆阅兵。参阅军种全，兵种多。这次参阅的陆、海、空、二炮、武警和地方武装，代表了我国武装力量构成的所有成分。这次国庆大阅兵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参阅都是精锐之师，这样的规模和阵容，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14、十月一日第十四次国庆阅兵。参加方队之多，六十辆花车，过十万游行人员参加，引来许多国际友人的关注。

6.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 篇六

70年，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历程。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来说，却足以书写一篇大文章。

70年间，中国卷烟流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恰恰要从一张“网”说起。

中国烟草行业在社会发展、祖国繁荣的大背景下，不忘初心、不负使命，在卷烟流通中逐步打造出一张利国惠民之网。这张网体现了规范，竞争有序、不断完善；

这张网代表着效率，迅速反应、统筹集约；

这张网追逐着时代，推陈出新、精益求精。

一张网，网出了前进的新动能、事业的新发展。

编织一张竞争有序、不断完善的规范之网

“过去卖烟经常是穷忙活（方言，出力不讨好之意）。”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末的卖烟经历，山东省枣庄市零售客户张运霞感慨不已，“进货基本不用出门，会有提着皮包、拿着样品的人主动上门，同规格卷烟有好几个价格。”

看上去，送货上门是“服务”贴心，但因为价格混乱，“走量不走价”式的销售模式很难让客户盈利。

而如今，张运霞不用再为经营发愁。“经营方面有帮手，店面翻新有指导，经营越来越规范，盈利也越来越稳定。”提起现在的好日子，张运霞脸上笑开了花。

“赚钱了、日子好了”是老客户张运霞的亲身感受，在这背后，是中国烟草几十年来在卷烟流通领域的深度探索和深耕细作，是一张规范的“网”在发挥作用、释放力量。

这张网，是中国烟草事业在70年发展历程中淬炼出来的，是经验的总结、智慧的凝聚、责任的体现。

卷烟流通网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有之。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卷烟流通领域国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卷烟实行划区供应，就近调拨。全面实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国营商业的批发零售网络全部建立起来，卷烟批发经营全部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形成了初步的卷烟流通网络。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一模式的存在有着积极意义——初步形成了流通渠道单一的国营商业独占的局面，基本杜绝了卷烟自由交易，逐步统一、规范了全国卷烟市场。

但受生产物资、设备的限制，这张网只是初步理顺了卷烟流通脉络，而对于卷烟经营、消费的支撑力明显不足。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后，行业进一步理顺了体制机制。省、地（或中转站）二级采购调拨，县级公司属地批发，同时委托糖业烟酒公司和供销社代批发。

后来，随着供销社逐渐退出经营领域，烟贩子乘虚而入，使得卷烟经营渠道和经营方式受到严重冲击，许多个体零售客户进入批发环节，形成国营“三级”批发后的“四级”“五级”批发，全国卷烟批发市场出现极为混乱的情况。

乱渠道进货、供货使得烟草公司丧失了经营主动权，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经营秩序，给国家税收和零售客户利益带来较大损失。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烟草行业担负着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满足市场消费的重要使命。特别是烟草专卖制度确立后，烟草行业的使命感、责任感进一步增强。痛定思痛，中国烟草行业决心规范卷烟流通这个网络。

一方面，行业按照中央部署，对各地未经国家和省级烟草专卖局批准的卷烟批发交易中心进行集中清理；

另一方面，将加强批发网络建设、推行配送服务作为深化卷烟流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发展方向，拉开了全国城乡卷烟销售网络建设的帷幕。

2000年9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全行业推广武汉烟草“全面访销、全面配送、专销结合、访送分离”的卷烟销售网络建设模式。“访送分离”被第一次提出，配送方式变为大配送，要求实现对零售客户的全覆盖。

对卷烟流通网络的一系列有效治理，使市场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2000年，全国共建城乡卷烟销售网点18064个，其中城市网点3059个、农村网点15005个，送货车15686辆，网点从业人员9万多人，供应零售客户319万户。至此，中国卷烟流通网络框架基本搭建完毕，“以我为主”的卷烟销售网络建设有效打击了烟贩的非法活动，提高了市场占有率。

为提升实力、应对竞争，中国烟草开启了传统商业向现代流通的转变，一张规范的网络在探索中得到深度优化与提升。

2002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卷烟销售网络建设现场会，提出“电话订货、网上配货、电子结算、现代物流”的现代流通理念。随后几年，烟草行业以试点先行的思路，先试点再推广，成熟一个典型，积累经验后推广一批。

2004年福建网建现场会，解答“如何在一个省范围内全面推广网建新业务模式，加快从传统商业向现代流通转变”的问题。

2009年江苏徐州网建现场会，全面推广以“网上订货、网上配货、网上结算”为内涵的电子商务模式，推动了业务模式的优化升级。

2011年广西柳州网建现场会，首次将网建焦点对准零售终端，提出了建设现代卷烟零售终端这一战略任务。优化服务，完善功能，提升价值，争创一流，努力构建现代卷烟零售终端。

2012年上海网建现场会，以“四个一流”为目标，以“四同”为核心，提出全面建设国际一流的现代卷烟流通。

2013年陕西西安网建现场会，提出全面推进现代卷烟零售终端建设、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现代卷烟营销网络。

2016年广西南宁网建现场会，提出适应营销发展新形势，开创网建工作新局面。

2017年大连网建现场会，提出不忘网建初心，牢记烟草使命，以经营方式转型为契机，推动卷烟营销网络提质升级。

2018年浙江杭州网建现场会，提出聚焦增强渠道掌控力，推动烟草商业变革，积极探索如何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

一个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夯实了中国烟草向现代卷烟流通前行的基石。

源洁则流清，形端则影直。围绕现代流通体系构建，中国烟草将网建工作做成名副其实的“最有价值的战略性基础工程”，在一张有序竞争、不断完善的规范之网作用下，整体竞争实力得到极大增强，有效保证了国家税收和零售客户、消费者的利益。

编织一张迅速反应、统筹集约的效率之网

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提升盈利水平，是烟草行业不变的追求。从2002年网建工作服务功能首次提出后，行业上下开始积极开展提升客户服务水平的系列探索：以提高零售客户培育品牌能力为目标，以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为主要任务，开展的零售终端建设；

以满足市场需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围绕货源保障、计划衔接、状态调整开展的市场化取向改革，等等。

与此同时，行业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岗位职能、优化作业流程，始终把为零售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放在首位，打造了一支政策把握能力强，能熟练应用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实战型、专业型、创新型的营销队伍，实现了营销队伍的转型升级，为网络建设实现创新引领、提升管理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为什么烟草行业要在客户服务方面不遗余力？

目前，全国共有500多万卷烟零售客户，每一名零售客户的背后，又有一个甚至多个家庭，烟草行业不仅要帮助他们增加就业岗位，更要让零售客户及其家庭有更好的发展，这是行业社会担当的体现。

在业已建立的规范之网基础上，行业围绕加强客户服务目标，努力提升工作、服务效率，这其中，以供应链思维对信息化工作开展的不断探索最为典型。

卷烟流通工作连接的是工商零三方，信息化的推进需要统筹思考，仅从单方面考虑无法解决“信息孤岛”的难题。

2003年，行业组织实施的“卷烟生产经营决策管理系统”，被称为“一号工程”。该系统构建了国家局统一的信息集成平台，实现了行业内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卷烟生产经营决策管理系统的建设，可以给行业宏观调控管理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数据，在合理组织生产、更大范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效提升决策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随后，在2007年，卷烟交易全部纳入国家局统一交易平台，全行业实现了统一的销售网络。在这一系统刚刚推出之际，很多人感慨，被戏称为“罗马大会”的全国卷烟批发市场一去不返，中国烟草自此走上了信息化发展的快车道。

在不断完善“一号工程”和“工商交易平台”的同时，围绕工商零三方，行业及各单位围绕服务效率提升、需求预测把握，积极开展探索。

在行业层面，为全面提升卷烟营销管理水平，2015年，国家局印发行业省级卷烟营销平台推广方案，积极稳妥地开展省级卷烟营销平台建设。该平台全面支撑行业卷烟营销市场化取向改革举措落地运行。

为有效掌控全省市场信息，部分省级局（公司）构建起富有特色的信息平台，指导地市级局（公司）深耕经营。例如，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公司）面向广大零售终端推广“徽映e家”零售终端管理平台，在卷烟批零两端建立双向信息共享机制，对零售终端的卷烟经营信息实行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实现工、商、零之间的信息共享。

信息化这只“无形的手”，拉近了工商零三方的距离，三方联系更为紧密、沟通更为顺畅、效率更为提升。

物流环节作为重要一环，肩负着服务客户的重要职能。从2002年工商分开开始，中国烟草实行的一场流通体制改革，深化了物流非法人实体化运作与管理，理顺了流通环节的体制机制，大大提升了服务效率。

烟草行业现代物流建设经历了规范建设、整体推进、全面提升三个阶段，分别重点解决了“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如何规范建设”的问题，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实现了从自主探索到统一标准、规范建设的转变；

重点解决了“全省如何统筹管物流、工商如何协同建物流”的问题，有力推动了以省为单位的物流建设；

重点解决了“行业物流如何全面发展、健康发展和创新发展”的问题，适应了行业物流建设新形势。

流长则难竭，柢深则难朽。坚实的流通体制改革为快速响应的服务水平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此基础上，物流信息化建设所包含的烟草物流综合监管调度系统、片烟物流跟踪系统、新商盟网上订货系统进一步加快了发展前行的步伐。

正是得益于一张迅速反应、统筹集约的效率之网，中国烟草积极应对挑战，实现了卷烟流通网络的进一步优化。

编织一张推陈出新、精益求精的时代之网

时代在变，视野需更宽阔。任何工作的推进都需要放置在时代这一坐标系中去审视、把握。身处改革浪潮，必须要有勇立潮头的决心与智慧，必须要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与担当。

当前，行业已经进入加快建设现代化烟草经济体系、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

作为体系构建的关键一环，起步于2013年的卷烟营销市场化取向改革，迄今已走过6个年头。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营销理念基本确立，商业企业统一的业务模式全面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得到有效发挥，营销管控能力明显提升。总体上看，面向市场的营销模式普遍建立，经营方式向“以消费者为中心”加快转型。

本质上，市场化取向改革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为目标，将推动市场的动力从“推销”向“拉销”转变，推动供给体系从“供什么就买什么”向“要什么就供什么”转变，推动资源配置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围绕三个转变，多年来，行业单位积极探索，如贵州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推行“1466”体系，找准关键穴位，构建卷烟市场新生态。

市场在变，方法也要变，在实践中求索，在求索中提升，行业市场化取向改革在一个个“新起点上”摸索、提升和巩固。

为进一步加强工商企业联系，将数据做实，实现以数据指挥生产、经营的目标，国家局积极开展工商企业网上配货试点。截至2019年上半年，已有14家工业企业与296家地市级局（公司）开展了工商网配业务。

“线上+线下+现代物流=新零售”，2016年，“新零售”的概念进入国人视野，相关领域专家预言，纯电商的时代很快将结束，纯零售的形式也将被打破，新零售将是引领未来的全新商业模式。

但新零售的内涵并非颠覆性的，而是向其本质的靠近和回归：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在烟草行业新零售的试水中，中国烟草抓住了建设服务品牌和深挖数据价值这两个关键。

品牌的作用在于保证行业抓住渠道掌控力这个关键。当电商巨头、连锁便利店的logo遍布大街小巷时，那些坚守于固定商圈的卷烟零售门店有的被提供实物补贴，有的通过加盟获得环境改造、品牌授权、商品采购等服务，这种排他性地抢占终端资源的行为已直接威胁行业的渠道掌控力。

如果烟草企业在服务、终端建设、经营指导上跟不上节奏，优质终端将面临被蚕食甚至被占据的风险。

围绕服务品牌建设，大连的“春天便利”、浙江的“香溢零售”、广东的“20支”、上海的“海烟商行”，都是以省级局（公司）为单位打造的服务品牌，通过逐步完善面向零售客户的服务体系，优化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体验，提高面向工业企业的服务质量。

新零售中，核心内容是数据的应用。数据用活了，经营自不愁。

通过表象的“数据体征”深研“腠理内涵”，在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甚至人工智能为支撑的线上平台上，计算数据、释放价值。这种无形的用户价值、品牌价值和平台价值，更有利于工商零三方的和谐共赢。

浙江省局（公司）按照数据驱动运行调控、数据驱动品牌培育、数据驱动客户服务、数据驱动管理决策的总要求，依托全省1.5万个样本点和5.4万户数据采集终端，以数据连接工商零消四方，打通前台、中台、后台，消除“信息孤岛”，在技术层面、操作层面解决了调控难题，有效增强了把握消费、满足消费、引导消费的能力，全省系统营销战线基本形成了用数据说话、靠数据决策、以数据指导业务运行的浓厚氛围。

物流工作同样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在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领域有所建树。

例如，浙江省温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卷烟配送中心积极推进智慧物流建设，通过全面数采、全面感知、全面分析，实现了对园区业务和环境的实时指挥调度；

云南中烟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流中心深入推动“两化融合”，建设了全面感知、全面获取、全面可视、一体协同的备件价值管理系统。

行业初步建立起的绿色循环物流体系，为国家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工商企业积极探索推进简化烟箱印刷、包装技术方式升级。

在商零配送方面，从2016年起，河北省石家庄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安徽省蚌埠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等单位已开始在商零配送环节试点应用新能源汽车。目前，行业已有17家省级局（公司）试点开展新能源汽车配送卷烟工作。

7.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 篇七

一、“风景”的概念与南方的风景

“风景”的概念其实是非常现代的。在西方,从13世纪意大利画家乔托笔下由山石、树木、花草构成的简单风景,到15世纪马萨乔在湿壁画中为增加立体感和真实感而在背景中添加的溪流、云彩与天空,再到16世纪洛兰的阿卡迪亚式的天堂,绘画中的“风景”实则始于荷兰,这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有关。 17世纪的画家们步入乡野,开始发现自然中的独特美景。在此之前,欧洲传统观念中的森林与山峦则是野蛮、邪念以及诱惑地带的代名词,人们一直敬畏交加地与之保持着距离。一直到17世纪,风景画的正式出现,到19世纪达到发展高潮,风景画才在形式上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现代现象。

近年来,西方有关风景的美学批评正在逐步影响东方的风景画发展,风景画的概念和意义也在逐步丰富起来。广西地处中国西南,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与风貌,山石林立、河流相依 ;静谧田野、古寨相间 ;船舶滩石、海浪跟随……20世纪初以来就吸引了齐白石、陈树人等大家来此地写生,也一直是画家们笔下宝贵的题材资源。正如西方的风景画概念诞生得比较晚一样,“南方的风景”也是在新的世纪、新的语境下诞生的。虽然“南方的风景”议题与活动进行相对较晚,但这一中心话语的产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广西风景画发展进行梳理的良好契机。而且,“南方的风景”发展到今天,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作品的简单呈现,更重要的是,引起我们对有关风景、有关自然和有关人之间关系更加深刻的思考。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油画风景创作分期

(一)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

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同年,广西艺专恢复重建。 广西美术从自觉、不自觉过渡到慢慢形成整体的创作态势,大约也是从这时期开始。而在此之前,来自全国各大院校与单位的画家、文艺学者等均不同程度地在参与广西的大小文艺运动。版画、 水彩、雕塑、国画在这个年代非常兴盛,留下了不少佳作。广西画坛泰斗阳太阳的一幅《漓江放排》将桂林山水的雄奇、秀美, 以及水的灵动、烟雨朦胧的质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欢歌劳动、描画河山、宣扬抗日等积极题材更是层出不穷。这样的环境下,油画风景则显得略微稀有。60年代初,画家韦宣劳的《榕城春雨》《漓江岸柳》《南宁公园》,特别是《南宁公园》再现了旭日余晖下南宁公园常见一隅,近处游客、城市风景、远景群山尽收眼底,这般图景,亲切而熟悉。还有同时期几位画家的代表作,如邵伟尧的《靖西农村小景》《骤雨初晴》、黄炯的《漓江航道》《阳朔西郎山》、周楷的即兴风景写生《壮乡秋日》《雨后西湖》《桂西壮村》《大山小寨》 《柳江晨》等,其中1960年的《柳江晨》竟有着印象派《日出》 般的色彩敏感度与近乎抽象的笔法;和铁龙的《农屋》 《干校》。“文革”期间创作的《龙泉潭》《正午》《1968·解放路》《从解放路看民生路口》《东兰早春》等都是在一个历史变迁、事物更迭的时期完成的 :乡村、山野、田园的写生式再现,发自内心,却有如小品一般浅尝辄止、欲说还休 ;亦有“文革”间隙记录街景硝烟的大胆描画。十年“文革”在艺术上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特殊题材、特殊风格的出现。这是一个不缺乏故事的时代,缺的是从故事里走出来看风景、写风景的人。

阳太阳 / 漓江放排 1952年

凃克 / 漓江恋 1979年

韦宣劳 / 牛歌行 1962年

孙见光 / 竹乡 1975年

(二)“文革”结束到 80 年代末

1976年,十年“文革”宣告结束。“文革”的阴霾还未在心理散去,但艺术家们的作品已然流露出邵伟尧在《骤雨初晴》中想要表达的情感,文艺的春风似乎拂面而来,倍感怡人。凃克在这一时期的《漓江之晨》《漓江恋》《三江程阳桥》等作品画风自然,笔法轻快,江岸烟火与山水薄雾融为一体,均可见老一辈画家在写实与意象描画方面的深厚功底。画家孙见光在几十年创作历程中,却仅见少数风景画作品,如1976年的《南湖边》《晨海》, 1977年的《校园一角》等。同为广西艺术学院教员的周楷则在七八十年代创作了大量的风景画 :《谷仓傍晚》《木楼·梯田》《枫林》《金秋》等,可以说是老一辈画家中的风景画大师,其量之大, 其质之高。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既关注西方现代技法,又落实到民族地域特色的画家之典范。除去写生式的漓江、龙脊风景,《金秋》 已是完全采用抽象语言,十分大胆,色彩热烈奔放,情感炽烈。 另一位画家在风景画创作领域同样精力旺盛的非姚秦莫属,“文革”结束后,他的作品为数并不多,如《三江初雪》《三江风雨桥》 《侗寨》等,但他却在90年代乃至新世纪创作了一大批同样付诸热情的风景画作品。

姚秦 / 东兰早春 油画 50cm×61cm 1974年

周楷 / 壮乡秋日 油画 1962

周楷 / 金秋 油画 1982年

黄菁 / 临窗 布面油画 100cm×100cm 1988年

周度其 / 北海写生 油画 18cm×24cm 1980年

此后几年,风景画创作整体上来说仍然没有达到历史题材、 人物题材等那般的高度。黄菁在1980年所作的《瑶山春》在这样一个风景画低迷期显得格外的清新和抒情,这是画家在作品中对形式感的早期探索。与此同时,凃克的《高山牧场》则尽显老一派画家独有的气定神闲。“风景或小品尤其讲究真情才气、不带火气的心平气和,甚至温文尔雅,这些均是中老年画家普遍拥有的心态上的优势。”11980年前后,周度其有一批“苏杭”、九寨沟、都江堰、北海写生的风景小品,如《渔家恋》《风景》等, 尺寸不大。两年后(1984年)凃克再次创作的《五一节》同样是用熟练而冷静的笔法记录洋溢在城乡间的喜悦之情。在即将到来的“85新潮”前,广西美术界并没有太多成体系的风景画创作风貌,这一时期的风景,绝大多数也是以写生为主,画家们的创作意识还是紧紧围绕着其他题材的创作而展开的。

“85新潮”到来之后,广西青年艺术家团体里涌现出了一批兼具才情与胆识的画家,其中包括谢森、高峻、黄菁、刘晨煌等。 事实证明,“85新潮”期间他们所组织的“以太画展”并非哗众取宠,他们是一批真心想要有所创新、有所改变的新青年。直到新的世纪,这几位当年的“文艺青年”创作力依旧旺盛,在教坛和画坛上都已成为有着很强积极影响力的大家。他们不拘成法, 试验了西方诸新潮流派之创作技巧,用强烈的自我意识完成了个性和地域性的完美蜕变。如谢森的《亘古的太阳》、高峻的《海滩上》《飘舞的云》都在看似角度精微的选景中赋予画面史诗般的厚重感却不落俗套,亚热带的植物、枯萎的木瓜、靠岸的船舶以及充满着象征意味的海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可以说是当代艺术的先行者。凃克在80年代末的《山高屋小》则呈现出了一种更加轻薄、透亮而富有诗意的新风格,把大家闺秀般、水色空蒙的漓江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又不失本色。1988年,黄菁在画作《临窗》中流露出了一些在西方超现实主义流派受到的影响,纯净而悄无声息的风景,看似单调却表现力十足的色彩, 窗台的海螺,远处的岛屿,等等,竟有一种惹人忘却时空的错觉。 这是他形式探索的重要阶段,也是后来更为观者所熟悉的“窗户” 角度之开端。比较起后来画风朝向纯粹、细腻田园风格转变的张冬峰(如作品《菠萝蜜》)来,1989年刘绍昆的《天地正气》就已确立起他作为一位中年画家甚至延续到新的时代极其稳定的画风 :超然、大气而又不失神秘的风景。

三、上世纪 90 年代到 2002 年

进入90年代,广西美术界也跟随者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逐步融入了更多艺术家个人化和个性化的东西,个体的生存状态似乎更受关注,他们自由自在,试图刻画出他们对传统题材、形式的反抗。因此,风景画也开始显露出它作为一种文化表述的媒介,而非简单的绘画或者美术类别而出现的事实。只是传统的写生再现方式并没有完全消逝,曾日文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的风景: 1993年的《兴坪夕照》《漓江胜景》《斧头山晨光》《漫游漓江》 《北海涠洲岛》,1997年创作的《德天瀑布》《苗寨小溪》和《侗家风雨桥》,以及2000年前后的《夜泊漓江》《漓江行》《阳朔码头》,画风稳定,色彩华滋厚重 ;姚秦则在90年代创作了大量的风景:《南宁郊外》《涠洲岛渔民之家》《敦煌鸣沙山》《西部风景》《龙胜风景》等,是他游历于全国各地后的创作成果,精力充沛, 热情洋溢,是同年代的画家乃至晚辈画家们之典范。今天,数码彩色摄影之普及已经让诸多学子淡化了关注风景、抒写风景的概念和理想,他们与风景的对话似乎变得更加冰冷而客观。热情的淡化能否带来理性的沉思,这是一个值得所有喜爱风景的人需要考量的问题。

曾日文 / 兴坪夕照 1993年

刘绍昆 / 灵湖 油画 140cm×80cm 2000年

谢森 / 移动的影子 73cm×60cm 1995年

张冬峰 / 这里的山林静悄悄 180cm×180cm 1994年

张冬峰 / 家园 油画 160cm×150cm 1999年

这一时期,黄菁的《桂林山水印象》等作品一反厚重、深沉而有序的山水景象,画面时而仿若打翻了的调色盘,却又偶尔淡雅轻薄,色调清新 ;从1999年名为《海边》的窗户系列开始, 黄菁逐步确立了后来一直沿用的语言和范式,从一年后《有窗的风景》系列即可看出,后期的状态更加放松,形式感也愈加纯粹; 同时期风格类似的还有姚秦和黄炯的《隆林风景》《极目》、李培庚的《杨堤风光》等。

相比较起前述的在形式创新上比较鲜明的画家及其作品而言,雷波的《海边独行》和陈毅刚的《灰烟》系列、《斜坡》则都是通过风景的描画反映着人内心的孤独、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难以调和的矛盾。而90年代谢森的一系列画山的作品如《移动的影子》《早晨的群山》《春绿》《夕照》等则介于二者之间, 既有智性情感的浪漫表现,亦有山谷景象的忠实再现。谢森是广西油画界非常重要的画家,浓厚的生命意识透过山水风景寄寓其中,最后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诗性的表达。在他的诗歌里,人与自然是永恒的主题。

从《这里的山林静悄悄》中似乎也可以看到张冬峰一步步想要确立的田园风景之倾向 :关注田间地头不起眼的植被、土地甚至水洼。刘南一的《海上风景》也保留着古典油画的技法和况味, 虚实相间,也是他后来音乐会系列作品的技法雏形。而真正值得一提的是张冬峰分别创作于1996、1998年的《留住好时光》和《知足者》,作品中流露着南方风景所特有的幽静、细腻和温情,仿佛空气中都弥漫了水草的味道和亚热带植物的芬芳。此后张冬峰几乎一直沿用着这样的色调和题材,找到了他独有的风景对话的方式,在广西区内乃至全国,都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同样的精彩也可以在后来被堪称为“画山派”代表杨诚的《一方水土》中找到痕迹,这是一种与其后来硬朗、峻峭“写山”风格形成强烈对比的风格 :温婉而又朦胧,却如同上述所有画家一样,最终想要强调的是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土地意识。新千年之初,文瑶的《故乡纪事》和《华灯初上》虽暂无后来在他风景中常用的意象性手法, 却似乎隐约可见他对于形式感和色调感蠢蠢欲动的新探索。他们的作品,心系乡土,紧扣题材,或许正如刘新在《南方梦想》作品集里所提到的那样 :“看来,写生中有更本质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我把它叫做土地意识。”2

四、2002 年至今

2002年,“南方的风景——我们的亚热带2002展”在广西南宁举办。“风景”在理论家苏旅的倡导下不再是简简单单的词汇,更多的是一种行为,一种宣扬回归到自然、纯真以及真性情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在新的世纪和新的语境下整个艺术家生态群体面临的新课题。“南方的风景”系列展览自发起之初,从最开始的几位理论家和十几位画家,其中包括发起者兼策展人苏旅、 刘新,画家黄菁、张冬峰、谢森、雷务武等,直到发展壮大到后来的五六十人。十几年来,“南方的风景”出版了《我们的亚热带》 《风景中的生命》 《风景广西》《无尽江山——南北油画家邀请展‘南方的风景’参展画家作品集》《作为写生的风景》《画布上的漓江》《当代艺术中的风景方式——南方的风景2010》《南方梦想——南方的风景10年大型风景写生作品集》等画册,主要包括一批在当代画坛著名画家如刘绍昆、雷波、赵松柏、刘南一、 刘新、杨诚、陈毅刚,以及著名画家戴士和、阎平、丁一林、任传文、王克举等,都给这片生机勃勃的南方风景增添了很多活力。

黄菁 / 漓江印象之一 油画 80cm×100cm 2008年

谢森 / 南方日记·山间流云 油画 160cm×150cm 2003年

雷务武 / 闲步瓜棚 123cm×130cm 2006年

雷波 / 郊外 200cm×200cm 2004年

赵松柏 / 漓江渔歌 油画 60cm×70cm 2010年

谢麟 / 山村印象 2005年

杨诚 / 剩山归途 200cm×200cm 2014年

陈毅刚 / 花房 油画 130cm×160cm 2006年

刘新 / 园林一角 油画 80cm×80cm 2013年

广西的风景是多样的,画家们的表现方式更是不同。艺术家们先后在团体或非团体的状态下深入桂林雁山、百色靖西、北海、 漓江、阳朔、涠洲岛、三江等地写生创作。随着画家队伍的扩大, “南方的风景”系列作品因风格的多样、画家个体生命表现力度不同而变得更具开放性,且具有了当代艺术表现形式的部分特征。 2002年以后广西的风景画创作热情和态势是惊人的,但从整体上来说,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大类,其中众多画家的作品则是横跨两个或多个类别,在各类主题上均有尝试和创作。

(一)山水田园

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的秀美、奇特的景观是广西深入人心的风景名片。桂林山水,自古以来在文人墨客心中就有着神圣的地位。阳太阳的《漓江放排》在上世纪50年代似乎就已确立了一个完美图式,这个图式为后来诸多画家所接受、模仿、再创新, 从自然和艺术角度来看都是经久不衰的主题。老一辈画家里,姚秦算自始至终一直走在风景画创作这条路上的人,一个观察风景、 再现风景、见证风景、抒写风景的人。2009年的《漓江忆旧》《梦幻漓江》《中甸风景》等都还是保有浓厚的色彩,只是更加抽象、 随意,非常放松。

同固有的范式桂林山水般的风景不同,张冬峰有他自己的点子。田间地头、菜垄瓜棚、秋塘洼地在他的笔下摇身一变,变得细腻、淡雅且天然,熟练的技法仍掩盖不住大师级风景画家在画布上洋溢的诗意,他的《豆角种子》《静静的秋塘》《穿过竹林的歌声》等作品众所周知,清爽宜人。张冬峰确实是广西风景画史上无法绕开的人物。此外,还有邓乐民,其作品《待耕》 《晨曦》 《岸边林深》等作品色调清雅,诗意而温情,再现的都是普普通通的水洼耕地与河流山林。

对山的刻画避不开一位重要的画家 :杨诚。如上述提及,杨诚是有柔性十足的风景作品的,只是随着岁月的沉淀,他似乎也逐渐清晰对山的那份热诚唯有画布才能由其抒展。谢森也对山情有独钟,他的情似乎总能止于“理”:理性思考与理性分析,当代风景画资源在时代的流转中微妙变化,“风景之美”与“风景之殇”似乎是他作品中永恒的主题。沉稳老到的手法,对这片土地深刻的了解也能在以雷务武、谢森、李福岩、李德辉为代表的“第二代”画家的作品中找到痕迹。谢森于2003年画的《南方日记·山间流云》也属于这一类,坚实、厚重的山石,似乎能看到塞尚的影子,而缥缈涌动的云朵又将硬派俊朗的山峰拉回至神秘浪漫的观感,在风格、感觉的融合与协调方面,谢森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画家。刘绍昆也于2000年创作了《灵湖》 《老桥》等作品,这是他不可多得的与意象人物分离开的纯粹风景,看似写实,却似乎充满了神秘的幻象。

年轻一代画家包括蔡群徽、何光、黄光良、闭国斌、凌国科、 张笛、吴以彩、唐勤、雷璨铭、柳风等。何光有着非常扎实的造型功底和年青一代画家的朝气,如《你好!明仕田园》《黄土小坡》 《玉米地》等作品手到擒来。张笛追随其师张冬峰,作品也逐渐蒙上了诗意化的色彩。唐勤的笔法同样轻松自然,却是另一番更加轻薄、流动的景象。

(二)船舶海港

广西有着如画绝佳的风景,如海洋、港湾、船舶、岛屿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表现此类主题的画家均不在少数。事实上,这只是画家们撷取自然的主题之一而已。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海洋所占面积是非常惊人的,海洋风景所赋予文人画者的资源也极其丰富,海洋所提供的,是资源、也是媒介。画家可以通过海洋风景的刻画,再现自然、表达自我、解读神秘……老一辈画家曾日文在新千年仍然创作了不少海港风景如《海上夕照》 《北海银滩》 等,以及雷务武的《火热的港湾》等。

“南方的风景”曾组织几次海港写生活动。在此期间,上述许多画家均有新作诞生,如杨诚的《北部湾涠洲岛》,黄少鹏的《企沙半岛》《海中一叶舟》,黄河的《企沙港》,吴以彩的《山与海》, 曲琳的《蓝色回忆》,等等。吴以彩是广西美术界充满才气的女性艺术家之一,其风景创作总有着与女性完全不“合拍”的色调与色彩,大气而神秘,却总藏着一个个欲说还休的古老故事。

(三)城、寨景象

城市、村落、苗寨,这似乎是广西绝大多数风景画家们眼中最常见的景象了。城市与乡村,文明与原始,嘈杂与宁静,这期间的关系从最开始的清晰转变为模糊,纯净的风景在轰隆隆的推土机的背景声下,似乎只能透过画家们的内心去寻找了。新的时代背景下,艺术家们观看风景的方式似乎也发生了改变,这样的观看,不论是处在乡村还是城市,实际上就是对人与周遭环境的一种观察。

从这一点上来说,批评家、画家刘新似乎在作品中有属于自己的答案。刘新身上有着强烈的文人气度,对题材的发现、对问题的揭示,以及将问题意识糅合到平和的风景中予以平静地表达, 这些都是他让人折服的方面。他的《雁园》系列,《建设中的水坝》 《毛洲岛上的旧房与新楼》《兴坪老戏园》《园林一角》《银林山庄的池塘》似乎更在乎的是人与景、人与建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合,很少因景而画景。谢森也于2003年创作了《南方日记·城市之夜》,自然之境与城市灯光融为一体。2000年以后,城市化遍布全国,广西的大中小型城市轰轰烈烈地演进 :佛子岭、中山路、壮志路、边阳街、石巷口等都是南宁人抹不掉的回忆。中山路老房岌岌可危……昔日看似荒蛮冷清的大岭村、瓦窑村等艺术家们赖以生活创作的“乐土”亦不能逃脱魔爪……漫天飞扬的尘土似乎可以遮蔽城市最后的自然风景,驱散属于艺术家的“乐园”, 然而这些却无法停止画家思考风景的脚步。因此,诸如黄河的《中山路》《中山路口》才可以在繁琐的表象再现下有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年轻一辈画家潘新权,在《广西大学公共课楼前自行车》《学院办公室前》《树下的单车》等作品中用简明的线条、简洁的色彩、简单的场景勾勒了他熟悉的场景 :自行车鳞次栉比,疏密有变,如此风景,紧紧维系着当代每一个生活于此环境下的人之呼吸,我们在密不透风的人墙与林立高楼间拥挤着,也随众、也统一,却最终还是想找回自己。这样的创作状态与视觉敏感,非常难得。

刘南一 / 老城 油画 2004年

黄少鹏 / 后园的秋意 油画 2006年

韦军 / 黄昏·废弃的工厂 油画 180cm×180cm 2009年

蔡群徽 / 有序的风景·斜阳 油画 100cm×100cm

黄河 / 中山路口 2008年

潘新权 / 学院办公室前 2010年

邬永柳 / 桂林烟雨 120cm×160cm 2006年

邓乐民 / 秋日闲时 130cm×140cm 2014年

席华 / 大风景 油画 180cm×180cm 2007年

文瑶 / 三江平岩寨 油画 150cm×150cm 2010年

孟远烘 / 山—晚霞 120cm×140cm 2007年

庞海燕 / 花树 2008年

此外,对城市风景的刻画还包括陈毅刚的《石上人家》 《山路》,韦军的《黄昏·废弃的工厂》《黄昏·有厂房的风景》,蒋文洁的《厂房》,邓乐民的《家园——记忆深处》,梁朝水的《暖阳依旧》,席华的《大风景》,陈振强的《邕·西城变化之暮色》, 等等。

(四)花卉庭院

从表面上看,室内题材看上去具有一定私人化的倾向,而实际上正是在把握“内”与“外”的问题上,它更能反映出画家个人角度出发的艺术理想。黄菁、唐勤的庭院系列等均通过大量作品说明了这一问题。看似闲散、慵懒,抑或是有限的观望角度却表现了一个自主独立的大世界。唐勤作品的主题除了庭院系列之外,还有日记式的生活场景等。在她比较有代表性的《庭园之赏闲图》《屋阁静影》《意象风景》《乡下小康人家的走廊》等作品中, 图像之符号语言、表现方法以及组合非常自由。她很自然地在都市生活与自然风景、理想与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平衡。事实上许多画家在这一主题上都有尝试,如陈毅刚的《花房》《夏日·凉棚》, 郭玲玲的《秋刀鱼》《窗台的花》,庞海燕的庭院花卉植物《花架子》《春天》《南方》,等等,诗性与野趣盎然,状态难得。

(五)意象风景

风景本身是复杂的,它拥有一套相互影响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却是位于中心的。变化性和复杂性是风景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而我们似乎也乐于见到广西的风景画领域出现新的面孔、 新的方向以及新的风格,这样的变化是值得重视的。

黄菁就属于这类特别值得风景画研究者和创作者重视的画家之一。多年来,他笔下的风景,有具象写实,也有抽象写意,或两者兼备。观黄菁的风景,就是对他不断变化着的形式和意象的品味过程,如《窗户》系列、《诗意桂林》系列等,甚至会有形式感遮蔽内容之倾向,可是风景画创作的形式和内容孰重孰轻? 这或许正是风景画最引人着迷与沉思之处吧!正如评论家刘新所言 :“窗与风景,无论放在什么时候,总是彼此关联和对应的, 而且风景搭上了窗,在形象和字面上还赋予了诗情意境 ;所以黄菁的油画,从一开始凭窗望风景,就朝向了抒情,与好多的叙事风景和纪实风景有别。”从此点上来说,黄菁的学生们均不同程度受到老师的影响,并且开创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同样精彩。文瑶、 孟远烘、刘序之、廖有才等画的画糅杂着西方当代绘画的形式感, 却表达了闲淡、玄远的文人意趣。

刘绍昆的风景大多数与人物不可分割,它们透过整体的画面传达神秘、瑰丽、大气的情怀。作品《灵湖的晚餐》《灵湖》是完全脱离开人物的,实属难得 ;赵松柏则将秀丽的山水画面提炼为富有禅学意味和韵味的绘画作品,如他的《漓江烟雨》《家在桂林山水间》《意写家山》等 ;意象型风景画的代表还有刘南一, 他于2004年至2008年创作的《老城》 《靖西旧州》《桂林·尧山》 《桂林兴坪》系列油画语言丰富,画面介乎于具象与抽象之间 ; 黄超成则用浪漫的笔绘语言将微波粼粼的湖光水色再现得灵动怡人。此外还有李雷莉的《似是故人来》《意象城市》《我的1980》 系列、谢宗波的《南方风景》、何艺的《山不在高,在乎多》系列等。谢宗波的风景完全抹去了西南秀美的山林水色,取而代之的是有着苍凉、纯朴文化底蕴的北方风景,表现力十足,是画家大气、豪情、悲悯情怀的寄居所。再反观前辈谢麟的《老村》《山村印象》系列,同样不拘成法,笔触肆意、大刀阔斧,但最终回归的还是烟雨江南般的南方景致。在年长一辈画家中,谢麟也算得上是前卫的了,其中最吸引人注意的也正是他意象风景中透出的这股“精、气、神”。

黄超成 / 金色池塘 116cm×98cm 2010年

苏剑雄 / 雄风—苗乡印象之一 油画 55cm×55cm 2003年

吴以彩 / 山与海 油画 80cm×70cm 2010年

劳宜超 / 农村之一 油画 110cm×110cm 2003年

闭国斌 / 农家小院 油画 35cm×60cm 2006年

蒋文洁 / 生命·远处 布面油画 170cm×145cm

五、结语

正如英国学者马尔科姆·安德鲁斯所言 :“风景,无论是作为附属品还是主体,都是一种作为媒介的土地,是经过美学加工的土地。”3从概念上来说,风景可分为两类 :第一、将自然物象当做主题 ;第二、将风景理解为一种文化表述的媒介,它可以用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沟通。这样的媒介,涵义最为深刻。

风景不是目的,是手段,是智者用于表达情思,格物的方式而已。很明显,“南方的风景”在十余年的时间内由一些爱好风景、 爱写风景的人组成,到有大规模组织的写生行动,作品量也相当丰富。理论家、批评家苏旅和刘新在团体活动发起之初所希翼达到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活动的步伐减缓,大规模的活动并未如期举行,这是一个小小的变化,又或许是一种重新的考验。没有了聚光灯,没有了画家群体相互抱团的外在环境,最终还会有多少风景将在我们的世界中停留?走入画家们的内心?

人们对风景总是有所期待,欣赏风景是因为我们正在逐步远离风景。风景变得珍贵,是因为我们也在失去它。而它自身的矛盾性 :既要远离城市,又要受到文明的保护,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广西的自然环境资源丰厚,秀美山林地带却随处可见有毒树种 :桉树,在利益的驱使下,带来的是水土的损失和破坏 ;为了满足从城市逃离想要寻求静谧的老少人群的需求,新农村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老镇子也被维护,无形中增加的却是风景在旅游图册里廉价复制的庸俗价值 ;理想的风景资源变得稀缺,而理想的风景画又将如何呈现在我们眼前?

8.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 篇八

关键词：中共对台政策；与时俱进；演变

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内战遗留的历史问题。由于台湾问题受台湾岛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因而变得十分复杂。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建国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探索。尽管所处时代不同，但他们提出的对台方针政策不仅一脉相承，而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从而大大地推进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建国前后，百废待举，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以毛泽东为核心党的第一领导集体毅然决定以“武力解放台湾”。这是因为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的失败虽然已成定局，但他却选择台湾作为其大陆失败后的栖身之地。蒋介石不仅指挥其手下的“残兵败将”退守台湾，而且将国民党中央银行所存银元转移到台湾。蒋企图利用台湾天然的屏障，建立“反共基地”，图谋“雪耻复国”。而这时美国正实行“弃蒋”政策。所以，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解放台湾已刻不容缓。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同年12月31日党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宣布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要完成三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解放台湾。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制定了解放台湾的具体作战计划。解放军相继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等岛屿，为解放台湾作了成功的预演。然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由于我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无法在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同时作战，因而“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因抗美援朝的任务而被迫暂时搁置。

台湾问题因美国的卷入而变得错综复杂，所以解决台湾问题必须综合考虑国际和两岸形势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伴随着《朝鲜停战协议》和《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的先后签订，远东的紧张局势开始趋向缓和，亚太地区国家希望和平的呼声逐渐高涨，如果此时武力攻台可能招致世界许多国家的反对。这时大陆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需要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而台湾的蒋介石由于美援支持和进行内部改革，其经济不仅恢复发展，而且政局逐步走向稳定。尤其是1954年底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提升了台湾的军事防御能力，增加了武力解放台湾的难度。“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蒋介石反对美国划峡而治，坚守金门和马祖，在“一个中国”立场上国共双方存在共识，使和平解放台湾成为可能。国际和两岸形势的重大变化促使党中央开始考虑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是我党对台方针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

1955年4月，在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前，毛泽东指示“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的可能。”周恩来不仅在万隆会议上阐明了中国政府的这一方针，而且在5月13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在不同场合阐明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1963年周恩来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四目”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由蒋介石安排；台湾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政府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等到时机成熟后，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后再进行；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情。至此，两岸之间有了良性互动，但由于国外反动势力的破坏和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对台工作的良好发展趋势中断了。

以邓小平为核心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创造性地提出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我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其转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美国基于本国利益和全球战略的考虑，进一步缓和中美关系，并于1979年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样就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阻力。其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中央调整对台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三中全会把国家工作的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需要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外部和平环境。还有台湾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人民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用“一国两制”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仅有利于大陆的经济建设，而且也有利于保持和促进台湾经济的繁荣，有利于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提出和发展起来的。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系统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1982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一海外朋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3年6月，他在“叶九条”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关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构想，并就两岸统一和设置台湾特别行政区等问题，阐明了中国政府的政策。1984年6月，邓小平再次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表述。

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推动下，两岸长期军事对峙的紧张局势趋向缓和，人为隔绝的状态已被打破。两岸经贸、人员往来和文化、学术、体育等交流呈现良性互动发展。1992年11月海协会与海基会达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把正在崛起的中国看成潜在威胁的对手，于是又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遏制，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突出表现就是扩大对台军售，邀请李登辉访美等；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引发岛内局势又起波澜。李登辉上台后逐步

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先后推出“一国两府”、“一国两体”、“两国论”。拒绝和谈统一，纵容“台独”势力，严重破坏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而大陆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为实现小康的奋斗目标还必须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针对国际和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为了推进祖国统一大业。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深刻阐明了我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八项主张”，这是最系统、最集中体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方针政策纲领性文献。

“八项主张”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突出表现在：第一次提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分步骤进行两岸谈判的主张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倡导的“和平谈判”思想。邓小平虽然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平等谈判，但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谈判内容，而“八项主张”首次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并且提出可以分步骤进行谈判的主张；明确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针对性。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强调要大力推进两岸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表达了更加理解、尊重和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真诚态度。“八项主张”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国际和两岸形势的发展变化所作的重大政策宣示。

针对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加强中美经贸关系的同时，与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美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并同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针对李登辉分裂祖国的图谋，人民解放军相继在台海附近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些军事行为充分展示了大陆强大的军事力量，显示了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新世纪以来，台海局势波澜起伏。“9·11”事件后，美国为了在反恐问题上加强与中国合作，虽然逐渐加大遏制“台独”的力度，但美国却继续扩大对台军售；陈水扁上台后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否认“九二共识”，推行“渐进式台独”的分裂活动愈演愈烈，严重威胁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是2008年以来台湾局势发生重大转折，“台独”分裂势力举办的“人联公投”遭到挫败，特别是2008年5月国民党的马英九主政以来，两岸关系呈现出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大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呈现出勃勃发展的生机，综合国力大幅提升，这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充分利用21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而这需要提供一个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面对国际和两岸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对台方针政策，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思想，而且与时俱进，灵活务实。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在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时发表的“四点意见”、《反分裂国家法》和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反映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对和遏制“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新思维。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针对“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严峻局势，胡锦涛强调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石。1949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就是两岸关系现状。”这一表述的核心不仅是强调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而且更强调目前台湾与大陆尚未统一的现状，也表明两岸虽未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并没有分裂，台湾在国际法上是属于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进一步向台湾民众表明了台湾的前途不能只由2300万台湾同胞决定，而必须由全中国13亿人民决定。这种新思维对陈水扁等人要用“台湾主体意识”推动“公投制宪”、对抗一个中国的叫嚣给于了沉重打击。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对台工作由政策层面提升到法律层次，使之更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和强制性。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该法为“台独”分裂势力划出红线，为大陆针对“台独”分子制造“台独”重大事变提供“采取非和平手段”的法理依据。从而，更加有利于反对和遏制“台独”，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由于陈水扁否认“九二共识”，至使海协会与海基会的接触与对话中断。为了促成对话和谈判的恢复，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了更为务实、灵活的方式。首先，对于两岸谈判的岛内对象，采取一视同仁、既往不咎的政策。胡锦涛明确表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都愿意同他们谈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问题。”“只要民进党改变“台独”分裂立场，我们愿意作出正面回应。”其次，对于两岸谈判主题，胡锦涛强调“只要台湾当局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对话和谈判即可恢复，而且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还有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邀请国民党(连战)和亲民党(宋楚瑜)、新党(郁慕明)访问大陆，胡锦涛与连、宋、郁的会谈，表达了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早日恢复两岸对话与谈判的共同愿望；商讨了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重要措施。此后国共两党领导人定期协商和举办经贸论坛，解决了两岸关系发展中的许多实质性问题。2008年6月，中断9年之久的海协会与海基会协商谈判重新开启，在两会的努力下，12月15日两岸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邮正式启动，两岸直接“三通”基本实现。

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台湾同胞不仅“是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重要力量。”所以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尊重台湾民众的感情和利益，始终把台湾同胞的利益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胡锦涛指出“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并且一定努力做好。”他强调，“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有责任把它维护好建设好。”近几年来，大陆继续出台的惠及广大台胞的政策措施包括了经济、教育、交通、投资等各个方面。促进了两岸经贸交流深入发展，展现大陆的诚意，解决了台湾同胞的实际困难。

确立“和平发展”为两岸关系的主题。2006年4月16日，胡锦涛主席在会见前来出席两岸经贸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时提出“和平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成为两岸同胞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提出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为台海地区谋和平”。“和平发展”思想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而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有利于两岸同胞加强交流合作，融洽感情，有利于两岸积累互信，解决争议，有利于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倡议两岸签订“和平协议”。两岸分裂是中国内战的产物。要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首先需要两岸之间实现和解。因此，“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海峡两岸中国人有责任共同终极两岸敌对的历史，极力避免再出现骨肉同胞兵戎相见，让子孙后代在和平环境中携手创造美好生活。”

争取美国遏制“台独”。鉴于中美两国在反对和遏制“台独”有共同点，因此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美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中的作用，向美国明确提出共同遏制“台独”的主张。2005年11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明确提出：“中美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美方积极回应，这样中美在反对和遏制“台独”问题上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态势。

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政策新思维、新举措，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今天两岸同胞往来之频繁，经济联系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跃，共同利益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