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理论论文

西方社会学理论论文（共8篇）（共8篇）

1.西方社会学理论论文 篇一

第一章 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

（一）社会学研究的实证原则与实证方法 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历史法

（二）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 社会秩序的构成要素：情感，道德，家庭，语言，宗教，社会分工，政治管理 2 社会动力: 社会进步及其动力，人类认识发展的三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 思考题： 孔德实证方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孔德划分人类知识发展三阶段的根据是什么？其理论意义和局限性如何？ 3 孔德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第二章

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有机论

（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方法 1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2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二）社会有机论 1 社会是有机体 社会内部的功能系统：支持系统，分配系统，调节系统 思考题：如何理解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 斯宾塞如何论述社会进化的环节 第三章

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

（一）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1 社会事实的定义 社会事实的特性（外在性、强制性、集体性）社会事实的种类（物质性社会事实、精神性社会事实）

（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1 观察社会事实的原则 区分常态现象与病态现象的原则 3 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 4 解释社会事实的原则

（三）社会团结与社会分工 社会团结的类型：机械团结，有机团结，集体意识 2 社会解组：反常分工 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功能，社会分工的原因

（四）自杀论 1 自杀的定义 影响自杀率的社会原因 3 自杀的社会类型

（五）宗教与知识社会学 1 宗教的含义与本质 2 宗教的起源 3 宗教的功能 4 知识社会学 思考题：

1怎样理解迪尔凯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迪关于研究社会事实的方法原则是什么？ 3 概述迪的社会团结理论的基本观点？ 4 试述《自杀论》的研究方法 5 迪如何论述社会团结面临的威胁 6 概述迪的宗教社会学思想 第五章

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

（一）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1 哲学社会学 2 纯粹社会学 3 一般社会学

（二）形式社会学 1 社会交往的形式

交换，冲突，统治，社会化等 2 社会交往的类型

吝啬者，挥霍者，穷人，贵族，冒险家 3 社会几何学

群体构成的数量；社会互动的距离

（三）社会冲突理论 1 冲突的类型 手段性冲突 目的性冲突 群体内冲突 群体间冲突 2 冲突的功能

促进共同规范，推动组织发展；有利于双方和解；促进社会联合

（四）文化社会学 1 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 2 文化的悲剧 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建构

（五）货币哲学 1 货币的社会本质 2 货币的社会作用 3 货币的负面影响 思考题： 试述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基本内容 齐美尔怎样论述群体规模与交往形式的关系 为什么齐美尔认为冲突是社会赖以形成的基本形式 4 试述齐美尔的“文化悲剧”思想 5 试述齐美尔对“货币”的思考 第六章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一）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1 理解与理解的社会学 “价值适当”与“因果适当” 理想类型

（二）社会行动与理性化过程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

情感行动；传统行动；价值和理性行动；目的和理性行动 2 社会行动的合理化

合理性行动；非合理性行动

（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近代资本主义与宗教伦理 2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四）政治社会学 权威的类型：传统权威，感召权威；法理权威 2 科层制：科层制的涵义；科层制的特征 社会分层：分层的标准（经济、声望、权力）；三个标准之间的关系 思考题： 阐释韦伯社会学的“理解”法 阐述“理性类型”的基本含义及其认识功能 3 评述韦伯“权威类型”思想的基本内容 4 简述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 韦伯是怎样论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 第七章

帕雷托的非理性实证轮

（一）社会学的对象与方法 1 社会学的对象 2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二）社会行为理论 社会行为的类型：逻辑行为，非逻辑行为 2 社会行为的支配因素：剩余物；派生物

（三）精英统治循环论 全社会范围内的精英循环：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 统治者经营内部的循环：由“联合的本能”支配的精英和由“群体持续性”支配的精英 思考题： 试述帕雷托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试析帕雷托关于社会行为支配因素观点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3 评述帕雷托的“精英统治循环论” 第八章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

（一）知识社会学的学科理论 1 知识社会学的定义 2 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形式 3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任务 4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式 5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 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征

（二）意识形态理论 1 意识形态的定义 2 意识形态虚假性原因 虚假性的表现形式 4 意识形态的评价 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阶段

（三）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 2 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类型 3 政治意识形态的超越

（四）计划重建 人类社会的三种危机：

人格危机；自由社会制度的崩溃；文化危机 2 社会计划

社会计划的基本目标；社会计划的制定与推进者 思考题： 曼海姆怎样论述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基础 试述曼海姆关于知识社会学研究方式的基本观点 3 曼海姆关于知识社会学研究程序的论述 4 试述曼海姆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观点 5 怎样理解曼海姆的“计划重建论”。第九章

功能主义理论

（一）功能主义理论的来源 1 古典社会学家的功能论思想 2 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分析传统

（二）帕森斯的抽象功能主义 1 社会行动理论

手段----目的的框架（单元行动）；单元行动的要素 2 社会系统 社会行动的模式变量

普遍性和特殊性;扩散性和专一性；情感性和中立性；先赋性和自致性；私利性与公益性 4 agil功能分析模式

适应，目标获取、整合，模式维持 5 社会进化理论

进化原因：进化类型；进化共相；进化过程。

（三）默顿的经验功能主义 1 社会学中层理论观 2 功能分析范式 3 结构分析范式

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隐退主义，反叛 4 科学界的规范结构

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理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 思考题： 试析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的基本观点 2 解释帕森斯社会行动的模式变量 帕森斯怎样论述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4 试述帕森斯的社会进化理论 试述默顿的中层功能分析范式的主要内容及其方法 6 试述默顿的结构分析方法 第十章

社会冲突理论

（一）社会冲突论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的社会冲突思想 2 现代冲突论与历史遗产的关系 3 米尔斯对社会的批判

（二）科赛的功能冲突论 1 社会冲突的根源 2 社会冲突的类型

外群体和内群体冲突；紧密关系中的冲突；现实冲突与非现实冲突 3 社会冲突的功能

（三）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 1 两种社会模式 辩证冲突论的基本模式

权威和权威的结构；强制性协调组合；利益、潜在利益与外显利益；准团体和利益团体 3 辩证冲突论的重要理论命题

冲突团体形成的命题；团体冲突形成的命题；社会结构变迁的命题 思考题： 科赛怎样论述社会冲突的根源及其社会作用？ 2 试析科赛关于社会安全阀制度论述的合理性 3 达伦多夫怎样论述社会的两种模式？ 4 试述辩证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 第十一章

社会交换理论

（一）社会交换理论的思想渊源 1 古典经济学中的交换思想 2 人类学中的交换思想 3 行为主义心理学

（二）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理论 1 霍曼斯交换理论的基本概念

行动、报酬、价值、情感、规范、代价、资源、利润、公正性期待 2 基本命题;

成功命题；刺激命题；价值命题；剥夺满足命题；攻击与赞同命题；理性命题 3 行为交换论对重要社会现象的解释

对群众整合的解释；对权力的解释；对地位分化的解释 4 霍曼斯的理论缺陷

（三）布劳的结构主义交换理论 1 微观结构中的社会交换过程 吸引与竞争；分化；整合 2 宏观结构中的社会交换过程

吸引与竞争；分化、整合；共享价值观；制度化 思考题： 试述霍曼斯交换理论的基本命题 试析行为交换论对社会现象解释的合理性与缺陷 试析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 十二章、符号互动论

（一）符号互动论的理论渊源 1 苏格兰伦理学家的影响 詹姆斯对习惯、自我与社会我的研究 3 杜威的社会互动思想

（二）符号互动论的早期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1 库利的“镜中我” 托马斯的“情境定义”和“情境分析” 3 乔治 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思想 生理性冲动与理性选择；“主体我”与“客体我”；自我与他人

（三）符号互动论 布鲁默对符号互动论的总结和发展

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看社会；符号互动论与结构功能论的区别；对符号互动论的归纳 2 戈夫曼的戏剧分析 戏剧分析要素；印象管理 3 标签理论 布鲁默与库恩的方法论之争；芝加哥学派与伊啊华学派 思考题： 试论述库利“镜中我”观点的基本内容及其合理性 2 怎样理解托马斯的“情境定义”和“情境分析” 3 试述米德“符号互动论”思想的基本内容 4怎样评价布鲁默对符号互动论的总结和发展？ 5 试述戈夫曼的戏剧理论的基本内容

十三、现象学社会学

（一）现象学社会学的知识背景 1 韦伯的社会理解论 2 胡塞尔的现象学

（二）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理论 1 意义的起源 2 生活世界 目的动机和原因动机 4 理解 5 类型化 6科学的程序

（三）实在的社会建构

伯格与勒克曼的研究即将现象学社会学的关注对象扩展到社会结构与制度上。他们企图对社会的二元性格——客观现实与主观意义，进行整合。1 日常生活 社会的客观组成要素：制度化、角色、合法化 思考题： 舒茨怎样从生活世界出发论述意义问题 2 舒茨怎样论述科学的程序 伯格和勒克曼怎样论述制度化问题 比较分析舒茨与伯格、勒克曼在现象学社会学观点上的异同

十四、俗民方法学

（一）理论渊源 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 2 语言学与语言哲学 3 符号互动论

（二）俗民方法学早期的基本思想 1 对传统社会学的挑战 2 对日常实践活动的研究

实践行动的可说明性；实践行动的索引性和索引表达性；实践行动的反身性 3 俗民方法学的方法论

（三）俗民方法学的发展

俗民方法学的三个基本研究出路 1 制度化环境的俗民方法学研究 2 谈话分析 3 工作研究

（四）俗民方法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1 关于宏观---微观秩序的关系问题 2 关于能动-----结构的关系问题 3 关于与现象学社会学的关系问题 4 关于与符号互动论的关系问题 思考题： 俗民方法学是怎样挑战传统社会学的？ 俗民方法学关于日常社会实践有哪些重要观点 3 试析俗民方法学的方法论准则 试析俗民方法学关于谈话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5 俗民方法学中存在哪些问题

十五、新功能主义

（一）新功能主义及其特征 1 什么是新功能主义

新功能主义即是传统功能主义的发展，又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他试图在综合不同的理论传统的基础上，重建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传统。2新功能主义的特征

对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的重构；新功能主义试图解难或者综合不同的观点 3 从后实证主义的观点出发，对“经典”的中心地位作出新的说明

（二）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 1 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后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方法论上的对立性；对科学观的更新 2 趋向性的理论综合

战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亚历山大的理论综合 3 市民社会与文化研究

现代性问题；运用话语分析考察市民社会的文化问题

（三）卢曼的系统功能主义 1 社会系统论

社会系统的新界定；社会系统的类型 2 社会分化

分化理论的发展；新功能主义的分化理论 思考题： 怎样理解新功能主义的特征? 2 如何评价亚历山大的科学观？ 怎样理解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理论同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4 卢曼的系统功能论有哪些理论创见？ 5 怎样理解卢曼社会分化理论的新发展？ 十六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一）三种认识兴趣 1 认识的兴趣与含义

“认识”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性的特殊范畴；“兴趣”具有认识的品格与实践的品格 2 人类认识与兴趣的三种基本类型与功能 经验——分析的科学与技术的认识兴趣；

历史-------解释学的研究与实践的认识兴趣；具有批判的倾向的科学与解放的认识兴趣。3 认识与兴趣的关系

兴趣是科学认识的基础；兴趣对认识过程的指导作用

（二）交往行动理论 1 行动际交往行动的概念

“工具行动”与“意义的行动”（交往中的表达）2 “社会行动”的类型 “交往行动”与语言行动的关系

语言对交往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语言运用的三种方式，即“认识式运用”、“表达式运用”与“人际功能”；语言行为的三种功能，即“显示共功能”、“表达功能”和“人际功能”。4 交往行动的结构与发展阶段 5 交往行动的功能与合理性

理解的职能；行为合作化的职能；社会化的职能。

（三）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 1 生活世界的结构与解释规范

“生活世界的”结构：文化、社会、人格；“解释性范式”；文化（符号系统）的解释范式；社会（社会制度）的解释范式；人格（自我）的解释范式。2 社会系统理性化的四个阶段 “平等式部落社会”“阶层部落社会”“政治阶段分层社会”“经济阶级结构社会” 思考题： 哈贝马斯关于认识兴趣理论的社会学意义是如何理解的？ 2 为什么哈贝马斯把交往行动作为重要的问题来研究？ 3 哈贝马斯怎样划分社会的类型？其理论意义如何？ 4 怎样理解哈贝马斯建构的交往理性？ 5 怎样论述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的关系？

十七、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现代性观点

（一）吉登斯思想的来源，批判对象及其基本态度 1 思想来源 批判对象：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对功能主义的批判；对进化理论的批判 基本态度：

提倡社会理论与当代哲学；提倡理论的多元趋向；关注现代性及其分裂、扩散的宏观过程；社会科学的逻辑必然包含着两套意义框架

（二）结构化理论 结构化理论的主要概念 行动：结构；结构二元性 社会本性与日常生活行动的关系

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相互交织关系的心理学基础 3 对结构概念的讨论及结构化理论的推衍

结构性原则、结构从和结构性特征；对社会变迁理论的解构 4 吉登斯的解构化理论的总线 结构与行动者间的二元性 5 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评价

理论的原创性；忽视认识论的问题；结构化二元理论与二元论；对批判理论的理解

（三）现代性的摧毁 1 现代性及其后果

现代性的四纵基本系统；现代性的三个动力来源 2 现大型与自我 3 现代性与亲密性 思考题： 怎样理解吉登斯对实证主义、功能主义进化理论的批判？ 2 试析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同一般结构化理论的联系与区别。3 评价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4 吉登斯怎样论述现代性问题 如何理解吉登斯关于现代性与自我的论述？ 第十八章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

（一）实践、惯习和场域 1实践 惯习：惯习的多样性、持久性和传递性 3 场域：

场域和惯习的关系：场域分析：具体场域与政治场域的关系，场域的客观结构，占据各种位置素具有的惯习的性质

（二）发生结构主义 1 发生结构主义公式：（惯习*资本）=实践 2 斗争、策略与游戏

符合资本、对游戏规则的“认识”

（三）两则试验研究 《区分：品位判断的社会学批判》：阶级关系和文化关系：文化资本 2 《学术人》：对法国科学院的分析 思考题： 如何理解布迪厄的实践观 试述布迪厄关于“惯习”论述的新见解 3 试述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基本内容 如何评价布迪厄的发生结构主义？ 怎样理解布迪厄对“品位”和“学术人”的研究？ 第十九章

理性选择理论

（一）理性选择理论概述 1 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基础

行动发生的可能性；行动追求的价值或利益的最大化 2 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二）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观点 1 宏观到微观的转变 2 个人有目的的行动 3 微观到宏观的转变

（三）科尔曼理想选择理论的基本概念 1 行动系统的基本要素 行动者：“资源”或“事件” 2 行动的结构 社会交换：利益、控制、实力和价值；社会地位；社会均衡；社会优化

（四）法人行动论 1 法人行动者概念 2 法人行动和社会选择

社会规范，集体决策；社会选择；法人行动者的选择程序 3 现代社会中的法人行动者 人工结构和自然结构

（五）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意义 1 科尔曼的贡献

社会理论研究与发展的新方向；理论的综合性 2 传统社会学家和新制度主义学学派对他的批评 思考题： 怎样理解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2 科尔曼怎样开展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 3 科尔曼怎样分析行动系统的基本元素？ 4 试述科尔曼关于社会交换的节本观点 5 如何理解和评价“法人行动论”

第二十章

科林斯的冲突社会学与互动仪式链理论

（一）宏观社会学的微观基础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之间的统一性；“微观转变策略” 宏观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微观策略：纯微观理论与纯宏观理论

（二）冲突社会学观点 理性的冲突理论观：社会生活的基本过程；导致冲突因素： 财富、权力、声望及其产品的分配不均 情景社会分层理论 3 年龄分层 4 遵从与举止 组织

（三）互动仪式链理论 1 局部情景 互动仪式与资源 3 情感能量 4 互动仪式链 思考题： 科林斯怎样论述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之间的关系 试述科林斯关于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微观策略的基本观点 3 试析科林斯的冲突理论同传统冲突理论的区别 4 试述情景社会分层理论的基本观点 5 试述互动仪式链理论的基本观点

2.西方社会学理论论文 篇二

1.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简介

社会思潮是特定时期社会上流传较广和影响较大的思想潮流。社会思潮可以分成哲学思潮、政治思潮、文化思潮、美学思潮、建筑思潮和其他思潮。其中, 哲学思潮、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是现代西方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三大思潮。

哲学思潮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重要内容。现代西方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继续, 自黑格尔之后, 出现了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流派, 它们带来了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为深刻的思维方式的变革, 令人耳目一新, 极大地丰富了人的哲学思维。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形形色色, 大致可分为科学主义 (实证主义) 与人本主义 (非理性主义) 两大思潮。它的本质特征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以及对重建新哲学的不懈努力, 从语言分析、政治、伦理、宗教、历史和法律的视角探讨对自身实践行为的评判和责任。它既重视物质财富研究, 又重视内心世界的充实, 包含理性、竞争和自主精神, 体现了现代西方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中, 对中国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活动有着巨大和持久的影响。

政治思潮是社会矛盾冲突的产物。除此之外, 有的学者把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归结为几大类:一是哲学, 二是政治学, 三是经济学, 四是文化学, 五是人类社会学。有的学者把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分为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科学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现代西方政治、后现代主义和未来主义等八种思潮。有的学者把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思潮分为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新左翼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绿色和平主义、后行为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

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影响最大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流派, 提出反对革命、主张改良、推动福利国家等一系列政策, 使其能够更好地被中产阶级占主导、渴望安定生活的发达国家民众所接受, 其基本价值主要在于强调自由、公正和互助, 要求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的民主。它的发展历程呈现由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再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路径, 反映了民主或社会主义何者为首要目标。与此相对应, 新左翼激进主义是较为偏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潮, 比社会民主主义更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观念。他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很多危机。新左翼激进主义还包含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 主要体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及霸权的分析之上, 反对工业社会出现的现代主义思潮, 从中也可以看出对异化的纠正, 但也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在未来发展方面, 马尔库塞提出总体性社会主义, 弗洛姆则主张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而列斐弗尔主张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思想, 是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结果。

现代西方文化思潮以多样化为重要特征, 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主流文化、边缘文化, 各种文化不断碰撞交流, 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变化的动力, 呈现出一种活跃的文化景观。在众多文化思潮中, 大众文化、网络文化和后现代文化思潮最具代表性。它们力图在反思中批判过去的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寻找让西方人能够摆脱精神痛苦的新观念和新思想。

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发展过程中, 真可谓大师辈出, 著述颇丰。例如, 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和《论自然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波普尔的《科学发展的逻辑》、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阿德勒的《人性的研究》和《个体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荣格的《荣格全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和《论哲学的社会功能》、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和《法律、立法与自由》、伯林的《自由四论》、罗尔斯的《正义论》、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桑塔耶纳的《美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理论和实践》、阿伦特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和《人的状况》、查尔斯·泰勒的《世俗时代》等, 很多著名哲学家或大学教授都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 写了不止一本著作。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影响20 世纪西方哲学的3 本经典著作。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被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几十年来的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热都说明了偏激深刻又难以企及的学术思想魅力。

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主要特点:一是非理性。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反对科学知识和绝对理性, 而是认为人的本质在于意志, 夸大情感和本能的作用, 贬低理性, 主张个人选择自由。二是相对主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现代物理学的量子力学, 冲击了以牛顿为代表的传统科学的绝对主义, 反对抽象、教条和一元论, 主张一切在变, 一切都是相对的。不确定性成为现代西方人的普遍观念。三是人本主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关注现代工业化过程中人的异化问题, 主张更多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关注全球问题和未来发展。

2.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评价

现代西方社会思潮都十分关注社会现实生活, 使学术理论的现实感大大增强。一方面, 学者们注重理论的广度和深度, 另一方面, 也非常重视实证分析方法的使用, 这使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水平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西方学者提出了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科学批判和实用主义, 可以让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 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其他文明发展成果。在个体理论研究方面, 西方学者提出的意志品质、个人价值和人格理论, 也可以被我们用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许多重要思想, 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借鉴意义。

同时, 我们看到, 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为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 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方社会问题。其中, 最典型的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提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新实证主义的内容为标志, 但不管它怎么发展变化, 都是反对苏联模式的极权社会主义, 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 强调马克思主义早期与晚期的相互矛盾, 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列宁之间的矛盾, 特别阐述异化学说和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并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持否定的立场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多数是学者和教授, 主要从事纯理论研究, 一些观点对西方的政治现实并没有发挥强有力的指导作用。

总之, 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学术流派众多, 有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它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和思考的经验教训。

二、不断改善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和进行理论创新

1.不断改善对哲学思潮的科学研究和进行理论创新

不断改善哲学思潮的科学研究, 就是要对哲学内容进行抽象和概括, 提出有价值的概念、命题和问题, 为哲学思潮发展探索新路。哲学要思考一切。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 哲学都可以进行理论思考和系统总结。比如, 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 经济增长的极限问题, 政治治理方式和效果问题, 权力的制约问题, 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和新方式, 气候变化的可控和不可控因素, 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问题, 科学技术的创新, 公民理性思维的培养, 人的幸福等, 哲学应当大有作为。中国要选拔一些优秀人才专门从哲学高度研究大问题, 在借鉴西方哲学思潮研究的基础上, 在中国整体思维优势的指导下, 提出新思想、发现新规律, 为中国哲学理论创新领先世界做好准备。

2.不断改善对政治思潮的科学研究和进行理论创新

不断改善政治思潮的科学研究, 就是要分析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影响因素、决策选择和政治规律,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当今世界,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在这主题下, 世界仍然有不稳定因素。各个国家都在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大国有实力有潜力回旋余地大的优势, 也有大国的治理难处。小国有船小掉头快和容易治理的优势, 也有实力潜力有限的烦恼。大国可以纵横捭阖, 利用和领导小国。小国也可以利用大国矛盾左右逢源, 两边得利。中国要选拔一些优秀人才专门从政治角度研究政治格局和政治发展规律, 提出新思想、发现新规律, 为中国政治理论创新领先世界做好准备。

3.不断改善对文化思潮的科学研究和进行理论创新

不断改善文化思潮的科学研究, 就是要提炼文化价值观念, 让现代人能够赏心悦目, 学以致用。文化是一个大概念, 广义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文化有精华和糟粕之分。文化中的精华就是文明。中国要选拔一些优秀人才专门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化格局和文化发展规律, 提出新思想、发现新规律, 为中国文化理论创新领先世界做好准备。

总之, 不断改善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科学研究, 中国可以从哲学、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创新, 提出新思想、发现新规律。

参考文献

[1]陈伟.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编.国际文化思潮评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3]李朝东, 姜宗强.现代西方哲学思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4]徐大同.现代西方政治思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5]徐永祥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M].北京: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 1994.

3.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 篇三

(河南科技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河南@洛阳@471000)

摘要: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起步较早,但难以指导中国的实践。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科学发展观借鉴了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同时也实现了对西方理论的突破和超越。

关键词: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借鉴与超越

21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发展的迫切需要,寻找能够指导社会实践发展的科学理论,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深深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大环境下显得尤其重要。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起步较早且较为完善,有其自身发展的进步性,但并不适合中国,由此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入理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对于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深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1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不适合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论是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贫穷国家,还是饱受战争重创的西方工业国家,都面临着恢复战后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迫切需要,发展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不同学科领域的许多学者纷纷聚焦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不同的发展理念。

早期提出的以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理论,将社会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认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尺度是国民生产总值(GNP),GNP的增加就意味着社会进步。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并未带来大多数人生存状况的改善,反而导致贫富差距、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学者们将经济增长与社会不平等现象、大多数人的贫穷联系起来,提出新的发展模式,其典型代表是瑞典哈马舍尔德基金会的“满足基本需求战略”和阿根廷巴里洛克基金会的“巴里洛克模式”。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指出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发展应该为社会提供基本需求,同时避免贫富差距,这克服了以往理论的部分片面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法国著名学者佩鲁出版《新发展观》一书,明确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强调社会发展是全体人民参与并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新发展观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找回了失落的人,但所探讨的人相当抽象,离开了经济这一现实的基础。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虽然不断改进,但始终带有片面性、机械性的倾向,这是其难以正确指导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实践的首要原因。

其次,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与发展中国家面对的现实,往往不相适合甚至相距甚远,西方发展理论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之初面对的实际状况并不一致,与他们在当前遇到的具体问题更难符合,因此我们真正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指望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中寻找出路和答案。比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三农”问题、区域差距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人口和资源环境压力问题等,或者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遇到过的,或者是虽然遇到但性质、规模和程度都是与中国的情况无法比拟的。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举足轻重的,处理不当,都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只有立足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西方发展理论是无法给出正确的答案的。

最后,总体上讲,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是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制定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此,西方学者并不否认,正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西方发展学是战后西方当局为着避免第三世界“陷人共产主义”,从而失去投资机会,失去市场和原料来源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产生和兴旺起来的,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不适合中国,难以指导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国需要自己寻找出路,建立自己的发展理论。

2科学发展观: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发展问题也是一样。关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强调讲具体条件,从实际出发。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中国的发展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有发言权,自己的问题也只有靠自己来解决。这就客观上提出了一种要求,建立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正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回应。科学发展观,立足现实,总结过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科学发展观是针对我国新的发展实践的新特点、新矛盾提出来的,具体地回答了中国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是中国自己的指导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

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社会发展理论自觉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提出自己的发展理论离不开对西方国家的学习和借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是我们党对待西方文明成果一贯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体现在如何对待现代西方发展理论问题上,就是要借鉴其中的合理内容,为我所用。科学发展观借鉴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优秀成果。

3科学发展观对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借鉴

二战后兴起的以GDP 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性,但并不忽略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正如胡锦涛指出:“全党全国都要增强促进发展的紧迫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充分调动和切实保护广大干部群众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入了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提出的循环经济的思想,此后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发展循环经济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条重要举措。由此胡锦涛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之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废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等人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人类应制止增长和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要从人与自然的和谐角度看待发展。科学发展观以和谐发展为中心,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增长极限论的思想在科学发展观得到了体现。胡锦涛指出:“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

1983年联合国推出了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出版的《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视人的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基本要求。胡锦涛指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992 年,联合国大会把可持续发展正式确立为各国应遵循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胡锦涛指出: 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

科学发展观,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吸收世界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将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结合中国的实际融入科学发展观之中。

4科学发展观对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超越

科学发展观第一次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涵盖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自然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多重关系,构成了一个新兴的综合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是对发展思路、发展模式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在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中出现过,但都是在某个领域、一定层次上分别使用过。把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观提出,概括为科学发展观,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并将它作为一个国家整个发展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一大理论创新。

同时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政策,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落到实处,使其能真正意义上指导中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合理的发展理念,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只有深入体察民情、社情、国情,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融入党的大政方针和各项部署中,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才能真正实现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并不断促进理论自身的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卫建林.关于发展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哲学研究,1998,(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4.西方社会学名著 篇四

一 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年）

二 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1893年）

三 韦伯：《经济与社会》（1921～1922年）

四 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年）

五 舒茨：《社会世界的现象学》（1932年）

六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年）

七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

八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1968年）

九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1941年）

十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年）

国内社会学名著

费孝通：《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生育制度》

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社会变迁》《现代中国社会问题》

陈达：《人口问题》《中国劳工问题》

潘光旦：《中国家庭之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国封建社会》

林耀华：《金翼》《义序的宗族研究》

李亦园：《文化的图像》《人类的视野》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涂尔干：《自杀论》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帕森斯：《社会系统》

西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福柯：《规训与惩罚》

福柯：《疯癫与文明》

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

布迪厄：《实践与反思》

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5.西方社会学读后感 篇五

社会工作09级2班卢厚玉2009443513

宗教上认为不休不歇的、有系统的俗世职业劳动，是制欲的高技术并且是重生与纯正信仰的最确实、最彰显的证据；而这个宗教思想，对于本文所称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人生观之扩张，必然成为想象中最有力的杠杆。

——韦伯

摘要：纵观历史，各学派研究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原因的分析各有千秋，但总体上而言，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思维领域来解析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然而，韦伯标新立异，大胆的从宗教思想为源头来解说资本主义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时间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把西方特有的思想基础——宗教作为解释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这是对传统研究模式的突破，更是引起了人们从新思考的机会，整本书以反复辩证的思维构架阐释了韦伯的思想。

关键词：理性 天职 预选说 制欲 出世

一、前言

自从西方社会学课堂上学习了关于韦伯的一些概论，便被他独特的思维方式所吸引，所以很想找一些关于他的专著以便更深的了解他的思考，在次我选择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了更好的读懂这一本名著，我选择了现任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研究所教授顾忠华的《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作为敲门砖，而后再进行原著的详读。此教授对韦伯的这本名著做了详细而深刻的理解透析，并结合中国的宗教历史与西方宗教历史的一个比较，让我们中国人更好的揣摩西方宗教史，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基于地域、历史背景、宗教信仰等差异，我们在理解韦伯的这本书时会有很多阻碍，我们不能够清楚地理解当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西方具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自我的理解就大大减少了，整体思维也比较模糊，更多的是基于对韦伯观点的一个肤浅了解并加以理解。理解作为韦伯的研究方法，基于他的这个研究背景，我也是采用理解的方式去学习这本书，带着这样一个思考“韦伯是如何将‘宗教’作为一个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来打破以往传统的以经济、政治、文化等为主导思维的研究方法”，带着这些思考，我开始了翻阅导读部分。

二、韦伯笔下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精神

顾忠华教授对于韦伯所认识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综述：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各政治体制的综合体，它还有着特殊的精神风格和文化意义，其所呈现的特征处处和某种宗教上的伦理态度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顾教授不仅对韦伯的思想做了详细的分解并且还加入了很多对西方宗教的一个发展认识做了说明，方便我们读者了解韦伯的思想。

在此，必须声明两点来对韦伯思想误解的澄清：

第一，肯定有许多人认为韦伯把宗教作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一种背离实证主义的观点，是唯心的论断，在韦伯此书的前言则声明了，他只是为了区别其他研究者的惯常思路从另外一个新的而且是特别的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从而打破人们普遍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传统研究模式，他并不否定这些观点，只是在此观点上增加了宗教对社会的特殊影响力，只是有增无减，更全面的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哪些因素起到了影响力，他不是站在唯心立场上谈的，而是强调了人的精神力量，关注人的主观思维。

第二，他所指的资本主义是有时间、地域的限制的。时间是指16、17世纪，为了区别韦伯的资本主义和现在的功利资本主义，所以在时间上加以区分，避免把韦伯所指的资本主义混淆于现在的功利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这样，就颠覆了韦伯的研究宗旨；另外，地域限制在西方，虽然在同时间上其它地区如中国、印度等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但是却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也显示了在特定区域特定因素所起到的特别作用是唯一的。这也是韦伯为什么看中西方宗教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上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导读主要阐释了韦伯辩证的思维方式以思考的方向，他阐释了韦伯的整本书所要表达的一个思维路线，结合韦伯的原著，将原始的思维和后人的理解将两本书结合来看，从中取舍，总体呈现了一个辩证的思维，反复论证宗教在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路程上的影响力，以下做简要概括及自我分析：

（一）韦伯的两个思考“为什么、是什么 ”

我们现代社会与以往的社会不论是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有所不同，而改变这种生活的力量什么，而且为什么资本主义仅仅只在西方得以发展，韦伯开篇阐述了西方文明在其科学、宗教、历史学、艺术、建筑、教育、经济行为的经营行为上都表达了其理性色彩，并高于其他国家，创造了一个理性的、系统的、专业化的管理体系，即理性化的社会形态。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两个思考就更加引入了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的特殊因素在特定时代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引起了韦伯的思考。从开篇引入了此书的研究主题，也就是我们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二）宗教关系于社会分层

韦伯一开始便分析了天主教和新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从在校学生所学专业以及毕业生就业倾向两者来区别宗教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天主教教徒主要从事手工业行业的工作，而新教徒更多的愿意从事高技术和管理行业，从这两种职业倾向做对比，从中可以看出，所受宗教教育环境不同，其心理精神特征、职业选择不同，随着宗教信仰的区分，择业的不同，渐渐的社会分层就出现了，这也主要说明了宗教对一个人的价值倾向和精神需求的一个引领作用；另外，还有个现象需要说明，一般人没有机会从事政治行业的人则在经济行业内取得突出成就，这就造成了社会群体的划分；宗教与宗教之间必然都存在着某种联系，对社会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着。另外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体现了一种发展经济的理性主义，从而来区分新教与其他宗教在其社会行动中的理性差异。

（三）何为资本主义精神

在韦伯看来对财富的无线贪欲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不择手段的获利行为是功利主义的象征，否定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理性色彩；资本主义分为传统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传统的单靠降低工资，增加劳动强度来提高生产率，而现代资本主义是基于理性的计算和管理来提高效率，获得利益。现代人将资本主义视为只懂得获利、逐利、赚钱，这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误解，韦伯谈到努力赚钱、无休止的劳动存在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以及任何境况下的所有人，每个人都想过上富裕的生活，所以这对资本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偏见，任何企业，如果不利用机会获利，其必将销声匿迹，所以，在社会的竞争状态下，只有靠员工们辛勤的劳动、合理的理性组织经营，永不停歇的获取利润才会生存下去，但必须一切的获利行为是合理的，合理的管理、计算这才是对资本主义以真实的评价。资本主义精神强调“理性”二字在任何行为中发挥作用。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经营上的数量、规模、类型、形式和方向上都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先进之处，资本主义以其丰富多样的经营方式如海外贷款、康曼达、公司、银行等方式获取资本，再将资本投入企业，来回赚取利润，但通过扩张殖民地、强取豪夺的方式是背离韦伯思想之外的，而且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沦丧，不管怎样，资本主义在西方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赢得了世界领先地位，资本主义精神是不可磨灭的作用。

（四）韦伯主要从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选说”

韦伯来阐释资本主义发展期间宗教伴随的变化来阐释宗教的变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从而得出宗教对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地位。路德把《圣经》中的职业翻译为“天职”，包括蒙召和身份两重含义，上帝召唤人们并给与指定的身

份，按上帝安排从事世俗的工作，代替了以“命令”、“劝告”等强行色彩，旨在说明把职业看作是上帝的旨意，只有坚守岗位，才会被上帝喜欢，眷顾。从而韦伯得出世俗的工作在路德的阐释下成为了一种神圣的旨意，使人们安于生活，辛勤劳作，把工作视为天职，从而促进了经济生活的发展；加尔文的“预选说”，并非人类为上帝存在，而是人类乃为上帝存在；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在宇宙中拣选了一小部分“选民”，只有他们才能获得救赎、拯救，并且是从古以来就内定了的，无法改变，而其他人都是被定了罪的，无法获得永生；至于哪些是选民谁也不知道，所以每个人都想通过无休止的劳动和高尚信仰来获得选民资格，从而表现都很尽善尽美，只为获得选民资格或者来认定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加尔文还发展了“邻人爱”的思想，在个人内心孤独的压力下，主动采取的特殊组织形式，获得内心的慰藉，从而促进了组织的出现及壮大，即出现了资本主义形势下的企业管理组织等形式的集合体，集体劳作创造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资本主义来势汹汹，发展迅速。另外韦伯主要对当时社会宗教基础包括加尔文宗、虔敬派、循道宗、浸礼宗诸教派来阐释宗教在社会生活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五）韦伯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中宗教的影响进程：入世制欲主义

即确立了宗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总所起到的作用后，接着论述宗教是制欲的，随着讨论了宗教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通过不断的查阅资料，推论、理解宗教的各种行为，人们由以往住在教堂的牧师或教主为神的化身，传达神的旨意，他们不出去工作，只需要普及神的光辉就能获得永生，这也是入世的代表；而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宗教的改革，教主或者牧师都需要出去工作，并且把工作或任务看做是上帝的旨意，视工作为一种天职，只有人们尽善尽美的完成上帝安排的任务人才可能获得好的生活，达到赎罪，就渐渐演变成为出世的，经过历史演变宗教不断改革，最后的论证结果是制欲的并且是出世的资本主义精神。

（六）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思想概述

综上所述，韦伯所要验证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宗教是如何发挥影响作用，并且论述了宗教伴随资本主义发展中自身的演变过程，两者的相互关联性，偏偏在那个时代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里发生了世界性的新兴声音，开创了当代社会的新局面，资本主义也在这样的历史推动之下茁壮成长并在或多或少的颠覆了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而我们现在所评论的往往是韦伯视野之外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给予现在西方社会的评价是基于功利主义社会的看法，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的发展面貌，并不等同于韦伯的出世制欲资本主义精神，现在资本主义也是对韦伯理性资本主义的偏离，面对这样的社会，而韦伯呼吁不要只是以篇概全否定真正的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理性资本主义。在韦伯眼里，一个真正的劳动者是有集中精神的能力、高度责任感、精算的经济头脑、提高业

绩的冷静的自制和借鉴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劳动本身为目的和资本主义所必须的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宗教教育最有可能克服传统主义。韦伯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事例来说明真正劳动能跟着所具有的能力。而当代社会也有许多像他这这样的人，利用理性管理来赚取利润，为了减轻自己的罪恶感，这些人又会把钱投入到慈善事业，回馈社会，这些企业都会利用捐赠与教会保持和睦关系，从而获得上帝的恩宠，这也许就是当今西方世界慈善事业如此发达的有原因，是因为宗教信仰所驱使，也是他们生活的一种价值取向。

三、总结

韦伯这一伟大学者给予我们一个崭新的视角去审视社会发展，这是一大创举，也是从另外一种独特的切入点，让我们打破传统思维方式，也让我深深感受到大家之作确实是需要有必备的基础为前提的，他在文章中摆出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可谓是用心之作，他并且克服了诸多困难查阅他国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毅力、恒心的过程，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写不出这样的巨作。看书也是一个需要坚持的过程，为了读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精华，我需要看三本书来达到我想要的目的，通过导读部分，我整体了解了这本书的中心是什么，而后两本的仔细阅读，才更了解到韦伯的理解方法是如何做到的，这一个循序渐进的研究过程，需要有一套严密的论证结构思维和丰富的知识构建，才能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实在佩服。

在看这书前，我也曾视韦伯是唯心的视角来论证资本主义发展的，但为什么却成为一本世界性名著，带着一种疑惑来读此书，但是韦伯在开篇做了简明的澄清，他主要是在挣脱常理的论证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进入特殊视角“宗教”领域，这也是常人不敢轻易踏入的研究领域，必然会招致唯物史观的批判，但韦伯却做到了合理，并且论证的恰到好处，这也是一种创新，但是，在我看来，韦伯从小生活在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教育下的家庭，他的母亲本身就是基督教徒，这也许就是宗教在韦伯这样一个普通人身上的影响，这也只是我个人看法而已，总之，韦伯这样的先进思想需要我们学习，用心领会这样一个独特视角。现在社会学发展正需要这样的独特理论来跳出传统的模式，也是社会进去的源泉。

参考文献：

[1] 顾忠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M]，李修建、张云泽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3]（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6.西方“第三条道路”的新理论 篇六

90年代以来，以美国的克林顿（Bill Clinton）、意大利的普罗迪（Romano Prodi）、法国的若斯潘（Lionel Jospin）、英国的布莱尔（Tony Blair）和德国的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等为代表的左翼政党相继上台执政，他们不约而同地宣称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奉行一种既不同於传统左派，又不同於右翼主流的“新中派”（the new centre）策略。在克林顿总统率先把其新的政治经济策略称之为“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后，“第三条道路”便成为欧美左派政党的政治标识，博得了欧美左翼力量的广泛响应，形成为欧美国家中一种新兴的政治运动。布莱尔首相上台后，更是高高举起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亲自撰著了《第三条道路：面向新世纪的新政治》（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以此作为他所领导的英国工党的执政纲领。英国著名学者、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教授等左翼学者则致力於对“第三条道路”进行理论建构，吉登斯近年相继发表了《超越左右》（Beyond Left and Right）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等深有影响的专著，其他学者关於“第三条道路”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经不仅是一种新政治运动，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政治思潮。

一 “第三条道路”和“新中派”

“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曾多次在欧洲政治中出现。人们曾经把介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选择称为“第三条道路”，把介於自由竞争式的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的选择也称为“第三条道路”。正如卢克斯（Steven Lukes）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数十年中，对处於左右之间、或超然於左右之上的“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的谈论一直没有中断过，“2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30年代哈罗德麦克米兰提倡的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50年代社会党国际所追寻的介於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60年代东欧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70年代德国的绿党、80年代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都曾求助於这个称谓”。但是，90年代重新出现的“第三条道路”，决不是对以往的简单重复，而有著新的含义。

“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者是西方的中左力量（the centre-left），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如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第三条道路”的最基本意义，就是它声称同时超越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新右派和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左派。换言之，它既反对传统的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又反对传统的左翼激进主义政治，同时又分别从传统的左右两翼中汲取营养，继承了传统左派和新右派的某些价值。它被认为是在传统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中介，它是一种新的中派，或一个新的中心（neue Mitte，new centre）。它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使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用布莱尔的话来说就是： 第三条道路代表著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承诺社会正义的激情和中左派的目标，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却是灵活的、创新的和前瞩性的。第三条道路基於其上的那些价值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一直指引著进步的政治，这些价值就是：民主、自由、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它之所以是第三条道路，是因为它既决定性地超越了专注於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又决定性地超越了把公共投资、并且常常也把“社会”和集体努力的重要观念当作罪恶而加以拒斥的新右派。

被称为布莱尔首相的“精神导师”的吉登斯教授对“第三条道路”与新右派和老左派的联系与区别曾经做过系统的分析，指出了它们之间的五大异同，这一分析被当作是对“第三条道路”与新右派和老左派相互关系的权威性阐述。根据吉登斯的论述，新中派与老左派和新右派在以下五个方面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第一，在政治价值方面，它继承了老左派的社会正义观点，仍把它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但放弃了其阶级政治，而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它拒绝新右派的极端自由主义，同时接受了其反对权威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目标。第二，在经济体制方面，它倡导一种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既不像老左派那样强调管制，也不像新右派那样把解除管制等同於自由，而是力争使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达到平衡。第三，在国家干预问题上，它既反对老左派热衷於扩大政府干预的范围，也反对新右派过份弱化政府干预，而主张重新界定民主政治，“使民主制度民主化”，即下放政府的权力，使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进行更加积极的合作。第四，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它既反对老左派对民族国家（nation）的轻视，也不满新右派对民族国家的过份自信，而倡导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民族国家观，既要坚持民族认同，又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反省和重构民族认同。第五，在福利国家问题上，它像新右派一样看到了福利国家存在的致命弱点，但像老左派一样不同意放弃或削弱福利国家，而主张对福利国家进行彻底的改革，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在风险与安全、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关系。

“第三条道路”究竟是新路还是旧途？在“第三条道路”中确实既可以发现新右派的影子，又可看到老左派的痕迹，说它是新右派的继续未尝不可，说它是老左派的延伸也不无道理。然而，“第三条道路”之所以是一种“新的中派”或一个“新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它的“旧”：它并没有创造出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是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对新右派和老左派的价值和策略进行了取舍和重组，抛弃了“国家—社会”、“公共—私人”、“民主—权威”、“权利—责任”和“市场—政府”等传统的两分法，把原先对立的两种价值体系加以融合，从而把两种“旧”结合为一种“新”：一种新的“中派”，一条“新的道路”，一种“新的政治”。

“第三条道路”将老左派与新右派调和了起来，分别秉承了新右派和老左派的某些价值，所以不言而喻，它与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著内在的理论渊源联系，对此毋须多论。除此以外，我们认为，“第三条道路”与80年代开始产生，而在90年代开始流行的三种理论有著特别密切的联系。这三种理论分别是：全球化理论（globalization theory）、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和社竤主义理论（communitarian theory）。

二 “新中派”与全球化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将其新的选择和策略归结为全球化的产物，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其对内和对外政策是所有“新中派”的基本共识。布莱尔把“与日俱增的全球市场和全球文化”看作是我们这一变动不定的时代的首要特征，认为在这个时代中“经济是国际性的；环境是国际性的；犯罪也是国际性的”，所以“新中派”必须是一名积极的国际主义者。吉登斯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全球化是影响我们生活的主导性现象，我们不仅要把全球化理解为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更要把它理解成生活方式的转变。他说：“激进的思维和政策必然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工党议程上的首要政策问题包括宪政改革、放权、福利国家改革以及欧盟的未来，这些问题都体现了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研究与其他理论研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纵观90年代各国的各种全球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五个显著特点。“新中派”理论家在参与全球化大讨论的过程中既贡献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也深深受到了全球化研究的影响，这些影响明显地体现在其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对实际策略的选择中。仔细地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全球化理论的下述五个特征，在“新中派”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明显地存在著。

首先是全球化研究的跨国性。全球化是一项真正的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一种真正的跨国理论（transnational theory）。全球化理论的这种跨国性被“新中派”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所完全接受，著眼於从全球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并制订相应的内外政策，成为“新中派”的重要特征。布莱尔及其工党把“国际性的承诺看作是解决跨国问题的逻辑答案，而不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并更加努力寻求“管理贸易和金融、和平解决争端、确保对新出现的紧急问题作出迅速反应的国际制度”。在这种全球观的指导下，“新中派”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特别是各国“新中派”力量的跨国合作。布莱尔甚至提出了建立一个“中左国际”（International of the Centre Left）的可能性。

其次，全球化理论的综合性。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但是归根结柢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新中派”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和价值等的全球化。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全球化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全球化实际上是空间和时间的转变，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本著这样的一种综合性全球观，“新中派”的政治家在制订其内外政策时特别注意各种政策的相互配套。例如，施罗德政府的思想库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下属的艾伯特基金会未来委员会在1998年为刚上台的施罗德政府提出了“一条道路，三个目标”的德国未来十年发展战略。这三个目标是：经济效率、社会团结和生态持久；一条道路是：一种“新的德国模式”，也就是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作者还特别强调上述三大目标之间的相互平衡，亦即强调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环境等的整体性协调发展。据作者所称，这一整体协调的社会发展战略的提出，是该“委员会详细地研究了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后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在英国，布莱尔的主要思想库德莫斯（Demos）及其代表人物马尔甘（Geoff Mulgan，他本人也是布莱尔的主要顾问之一）则因其直截了当地为工党的“新中派”政府制订了一个“整体主义”的政治方案（“holistic”style of government）而名闻遐迩。

再次，全球化理论的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是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的一个交汇点，它不同於其他带有某种单一政治或学术倾向的理论。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听到具有上述各种政治或学术倾向的学者的不同声音。“新中派”认为，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发展过程，在全球化时代一切东西都处於不断的变化之中，政治思维和政治策略也必须随著时代和现实世界的发展而变更，所以布莱尔和其他“新中派”政治领导人特别重视实现其基本价值的那些手段的“灵活性”（flexible）和“前瞩性”（forward-looking）。从“新中派”把原先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观点和策略糅合在一起这个意义上说，它没有固定的政治原则，正如有人所批评的那样，“第三条道路”是“伴随著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一种时尚”，它“既不是左派又不是右派，既不是这种东西，又不是那种东西”。

最后，全球化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是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相应地，在全球化研究中，充满著各种对立的观点。有人把全球化当作福音，有人则认为它是灾难；有人把它视为人类的出路，有人则将它看作是我们的陷阱；等等，不一而足。“新中派”的倡导者们不仅接受了全球化的这种悖论，而且具体地把这种悖论或矛盾贯彻於其一系列政策中。吉登斯说：“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冲突、不和谐及新的分层形式。本土民族主义的复活和本土认同的增强直接与作为对立面的各种全球化力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对全球化悖论的辩证思维方式，直接有助於“新中派”走出“市场—政府”、“民族国家—世界主义”、“公共—私人”以及“激进—保守”、“左—右”的对立状态。

三 “新中派”与善治

“新中派”理论家和政治家所提出的一个新的目标和口号是，“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less government，more governance），这一目标构成了其“第三条道路”的重要内容。“新中派”的这一基本观点表明它们充分地吸纳了90年代以来盛行於西方的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思想。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此后“治理”一词便广泛地被用於政治发展研究中。英语中的治理一词源於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於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但是，自从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统治相去甚远。它不再只局限於政治学领域，而被广泛作用於社会经济领域，不再在英语世界使用，并且开始在欧洲各主要语言中流行。正如研究治理问题的学者杰索普（Bob Jessop）所说的那样：“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

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对治理作出了许多新的界定。在关於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於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夥伴关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并在该报告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从上述各种关於治理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

“治理”与“统治”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在不少学者眼中，区分治理与统治两个概念甚至是正确理解治理的前提条件。正如戈丹（Jean-Pierre Gaudin）所说：“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於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政府统治一样需要权威和权力，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但两者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区别。

首先，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治理的主要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而是国家只负责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不再是由国家‘指导’，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合作”。所以，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以及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治理。

其次，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夥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於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就其直接原因而言，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是他们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效。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著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政治强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既然存在著治理失效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如何使治理更加有效等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摆到了学者面前。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元治理”（meta-governance）、“有效的治理”和“善治”等概念，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其中“良好的治理”或“善治”的理论最有影响。

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於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縪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於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於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正是基於这样一种逻辑，与传统的左派不一样，“新中派”尤其强调公民社会对於民主政治的意义，把培育和发展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当作其既定的主要目标之一。例如，布莱尔就明确地把一个珍惜权利和责任的强大的公民社会当作其四大政策目标之一。

90年代以来善治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其现实原因之一就是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CSO），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具体地表现为政府与各种形式的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积极合作，与公民组织建立良好的夥伴。所以，“新中派”深深地认识到，“他们必须学习新的技术：与私人部门和自愿部门合作，共享责任和权力”。

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比起实质民主（substantial democracy）来，善治更强调的是程序民主（procedual democracy），即强调保证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力的现实机制。这一思想在“新中派”代表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提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口号是“使民主制度民主化”，其真实意义便是“在公共事务中实现更大程度的透明，进行非正统形式的民主参与实验，如全民公决和直接民主。‘民主制度的民主化’离不开与公民社会各种组织的积极合作”。

善治未必需要政府，反过来，没有政府也可以有善治。善治的这一特性被“新中派”及时地运用於其新的分权思想和全球政治观中。传统上，政治上的分权无一例外是指中央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分散，但在“新中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新民主国家的基础首先是分权，不仅向下分权，而且也向上分权。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新中派”倡导的这种全球治理观，目的是试图推行一种“世界主义”政治策略，他们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一样，同样需要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但这是一种新的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它不可能由传统的国家政府来创立，只能通过善治来实现。

四 “新中派”与社竤主义

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新出现了一种所谓的“社竤运动”（communitarian movement），这一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便是“新中派”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美国现任副总统戈尔（Al Gore）自称社竤运动对他“大有启发”，参议员布雷特莱更是充满信心地预测，社竤运动将为“未来的政治新时代打下烙印，正如进化论在一个世纪前使我国改变了面貌一样”。法国著名政治家德洛尔也把社竤主义视为减少集权和扩大民主的一大法宝。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既已死亡，社竤主义便成为欧洲左翼复兴的酵母”，并将它作为其新世纪新政治的第四大价值。

社竤主义是在批评以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相对峙的局面。有人说，7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8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则是社竤主义者的“社竤”（community）。在90年代，“社会正义”和“社竤”两者同样成为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社竤主义以其“公益政治学”而与新自由主义的“权利政治学”相区别，它强调集体的认同，提倡美德和责任，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肯定“积极国家”或“积极政府”的作用等。在“第三条道路”的一些基本思想和重要政策中，我们轻而易举地可以看到社竤主义这种“公益政治学”的明显印记。

社竤主义者承认个体的权利和价值，但更强调集体的权利和价值。他们所说的集体主要指的是社竤。“新中派”提出了“重建社竤”和“复兴社竤”的口号。在所有社竤中，家庭和国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肯定家庭和国家的价值，改造人们对家庭和国家的认同感，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些社竤的忠诚感和归属感，成为“第三条道路”的显著特色。

社竤主义倡导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社竤主义的这一命题事实上成为“新中派”提倡集体利益的道德依据：“我们的独立自主有赖於集体利益；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所处的社竤而变得丰富多彩，或者反之变得枯燥乏味。”

与新自由主义者不同，社竤主义从不认为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是天赋的秉性，而认为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是人们奋斗争取的结果，政治参与则是争取和扩大个人权利的最有效途径。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社竤主义者从实质上把政治权利界定为个人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因而把个人广泛的政治参与当作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这种观点也被“新中派”广为接受：“民主的推动力需要通过发现新的参政方法而得以加强，这些方法能使公民参与那些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因为长期以来，在‘代议民主’与‘直接民主’之间形成了虚假的对立。事实上，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在制订影响人民生活的重大决策时，代表们若能充分考虑人民的意见并鼓励公开的争论，那就能够制订出更好的政策。”

7.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综述 篇七

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两人各自在1973年创立的，麦金农和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各自著作中都提出发展中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进主张。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 (John Locke) 、亚当· (AdamSmith) 等人的自由思想是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渊源。

金融发展理论的另一渊源是有关金融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和观点。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Schumpeter) 。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 (1912年出版) 一书中，强调了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试用新技术以求发展，纯粹企业家需要信贷，“他只有先成为债务人，才能成为企业家”。

格利(john Gurley)和肖 (Edward Shaw) 1960认为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方面，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Hugh Patrick (1966)指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需求追随”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促使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是“供给领先”，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 (R.W.Goldsmith) 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他的理论主要包括：其一，首先提出并系统分析了金融结构概念，分析并提出金融结构衡量指标及金融结构类型。其二，研究并揭示金融深化的内在路径和规律。这些规律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三，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和研究方向。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特别强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金融发展中的明显区别。

麦金农(Mckinnon) 1973和肖(Shaw) 1973建立了一个分析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框架重点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麦金农和肖放弃了以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为研究对象, 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 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麦金农 (1973) 放弃了传统金融理论中货币与资本相互替代的假设, 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投资不是依赖于外部融资, 而是依靠内部融资;并且提出了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指标—M2/GDP (金融深化指标) 。虽然这两人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 没有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他们认识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 因此人们依然把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看作是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

其后Kapur (1976)和Galbis (1977)等仍以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更加严格的数学模型推导和论证补充建立了开放条件下的模型旨在证明和修补Mckinno n和Shaw的金融深化理论。

二、最新的理论进展

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有关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的相关文献很多, 在这里不一一罗列, 我们借用Pagano1993的简易框架, 通过一个模型来概括地介绍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作用机制上的观点。正如Pagano的模型所揭示的一样稳定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写作：

式中g为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A为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s为私人储蓄率。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储蓄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投资，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A)，通过动员更多的储蓄 (S) 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性。Denizer、Iyigun和Owen的实证分析，主要采纳了King and Levine (1993)提出的四项金融中介体发展指标，即LLY、BANK、PRIVATE、PRIVY。基于这些指标和所创建的模型，结合70多个国家的1956年～1998年的年度有关数据，得出如下结论：所有金融发展指标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且金融越发达的国家经济波动越小，说明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

第三，银行股票、市场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2. 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

Greenwood and Jovanovic (1990)、Levine (1993) 和Greenwood and Smith (1997)在各自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固定交易费用和固定交易成本，说明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只有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出现，即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实现。说明了金融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此外Santomero和Seater还从经济规模与资本市场规模资、本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得出结论：全社会总资本的增加同样使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大。经济增长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促进了资本市场更好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三、结论

8.西方古典管理理论 篇八

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经济需要，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对于各个学派的划分，各国的一些管理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关于管理的思想虽然由来已久，但在西方称为系统的管理理论，则公认是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此后，从其发展的历史内容来看，西方经济管理理论的各学派的形成基本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形成的所谓的“古典管理理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泰勒（又译泰罗——编者注）（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51）、法国的法约尔（Henri Fayo，1841—1925）、德国的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以及后来的美国人古利克（Luther Gulick，1892—1993）和英国人厄威克（Lyndall Urwick，1891—1984）等人。古典管理理论较系统地探讨了经济管理问题。如泰勒等人倡导的科学管理，主要探讨了在工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时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是很大的。于是他们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所谓标准的操作方法。用这种标准的操作方法对全体工人进行训练，并据以制定较高的定额。这就是所谓工作定额原理。为了使工人完成较高的工作定额，除了使工人掌握标准的操作方法以外，还必须把工人使用的工具、机器、材料以及作业环境加以标准化。这就是所谓标准化原理。为了鼓励工人完成工作定额，他们提倡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刺激性的计件工资制度。他们认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取得雇主和工人两方面的合作。雇主关心的是低成本，工人关心的是高工资。要使雇主和工人两方面认识到，通过科学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两者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泰勒等人认为，这就是雇主和工人双方“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但他们并没有像后来的“行为科学”学派那样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角度来考察企业中“人的关系”。此外，泰勒等人还对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的划分、职能管理制的采用和组织结构上的管理控制原理等进行了探讨。泰勒的代表作是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1912年泰勒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对泰勒制和其他工场管理制的听证会上的证词，也是研究科学管理的一篇重要文献。

法约尔虽然同泰勒一样是个工程师，但两人有所不同。泰勒开始是作为普通工人进入工厂的，其后主要从事于工程技术工作。法约尔则从进入企业开始，就参加了企业的管理集团，以后又担任了一个大公司的最高领导，并在法国的多种机构中从事过管理方面的调查和数学工作，所以他的管理理论是以大企业的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而且他认为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宗教组织等。他的管理理论主要包含在1916年发表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他认为，管理不同于经营，只是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之一。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是：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这六种职能活动，是企业组织中各级人员都多少不同地具有的，只不过由于职务高低和企业大小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至于管理活动，则又包含五种因素，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法约尔对管理的五种因素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十四条管理原则，即：（一）分工；（二）权限与责任；（三）纪律；（四）命令的统一性；（五）指挥的统一性；（六）个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七）报酬；（八）集权；（九）等级系列；（十）秩序；（十一）公平；（十二）保持人员稳定；（十三）首创精神；（十四）集体精神。法约尔还特别强调管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学会进行管理并提高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