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经典语录语句

张维迎经典语录语句（精选4篇）

1.张维迎经典语录语句 篇一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张维迎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颁奖辞：

他是一个温和的学者，却有着犀利的主张。他是鼓吹信用经济的先行者，在全社会呼唤道德建设的时候，他为诚信寻求制度保障。他用文章和演讲参与重建高度信任的社会，除了关注“为什么”，他还执著于探寻解决方案。

获奖演说：

张维迎：企业家需要有人思考问题，我只是在思考一些问题。

问答：

吴敬琏：企业家能够使他们在强手之林里面赢得竞争，我们现在主要的困难你觉得是什么?

张维迎：企业最难活的时候就是竞争越激烈的时候。作为我们企业家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培养你的核心竞争力。要与众不同，你具有一种别人没有和你相比的绝对的优势，至少是相对的优势。

2.张维迎：反腐败的两难选择 篇二

张维迎2012年12月19日在经济观察报·2012观察家年会

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的演讲稿

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会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改革也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要了断过去，老百姓应该不会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

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最近吴思、李永忠等学者提出有条件特赦这样一个思路，我今天讲的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呼应。事实上，我在十年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一

从宏观上讲，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两个变化。第一个是从创造价值的腐败走向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是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只能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也可以使用，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寻租，特别是本来已经释放到民间的权利又被收回，使得资源配置更没有效率。八九十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释放了政府手中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腐败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而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八九十年代的腐败，是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官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第二个是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搜索了一下“百度新闻”各年包含“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时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2005年 73330篇，2006年106000篇，2010年246000篇，2012年已达861000篇。人民网上“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增长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七八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

举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先后四位厅长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在1997年，查实的受贿金额是30万元，第四位2011年11月被抓，受贿金额3000万元，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中国人均GDP的名义增加率是12.9%，受贿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就我观察，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腐败严重程度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新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非常重视，其实上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也非常重视。学者、政府高层先后提出很多反腐败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我们知道，如果100个人腐败，只有一个人被抓住，这种威慑力很低，如果有50、60个被抓住，这样威慑力就比较大。第二，要有新闻自由。只有有了新闻自由，才能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惩罚的力度，即能够使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就是“高薪养廉”。现在官员之所以腐败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名义工资，或者叫官方定的工资太低，他们不得不用额外的收入补贴自己。第五，官员财产公示。这一点最近谈的比较多。第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使得官员脸皮变薄一点，现在的官员脸皮太厚。第七，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现在政府的权力太大，如果能够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减少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力，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那么，腐败可以大大减少。第八，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几个措施已经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我们所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如果我们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或者政府的规模很小，又或者是现在的腐败不是很严重，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是有效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反腐败，有些措施即使听起来好，实际上很难实行。比如说高薪养廉，我们有这么多的政府官员，权力又那么大，省部级官员10年已经抓了70多个，也只占官员总数的一小部分。这么庞大的政府，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

这种情况下，上述这些措施的效果就非常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2009年县处级官员腐败的比例48%，厅局级干部40%，省部级33%。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怀疑，但是就我的直观判断来讲，也许有点保守，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不多。也许你没有接受现金的贿赂，但是你收过人家一块手表，或者接受过一幅名画，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接受过优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得到过人家的资助。所以，真正能经得起查的很少，只是不查而已。

民间对腐败非常痛恨，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抽象地谈起来很痛恨，而具体到某一个人出问题了，很多人反倒表示了极大同情，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倒霉”。其实民间的这样一种矛盾心理，表现了人类本性中的一个公平概念，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不太公平，人们也会提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

其实对于腐败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法律的机制，第二种是声誉的机制、舆论的机制。过去，某一个人因腐败被抓起来了，坐牢了，这是法律的惩罚。同时，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这是声誉的惩罚。但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腐败官员被判刑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有很多人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老婆。这本身就反映出可能现在抓起来的腐败官员仅仅是腐败官员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还不是腐败最严重的那部分人。

二

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算老账，追查到底；另一种思路是算新账，既往不咎。当然它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看一下算老账所面临的问题，过去10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算老账式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过去10年，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或者买彩票一样，碰运气，运气不好，被抓了，算自己倒霉；运气好，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抓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腐败得多严重，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你是否跟对了人。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一个相当廉洁的官员，得罪了党委书记，七凑八拼，凑了4万块，包括别人给他孩子的压岁钱，判了4年。在我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这样一个权力斗争博弈具有“先下手为强”的特点，先下手就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这样的反腐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了一个人，害怕被知情的人举报，就继续杀人。腐败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没有人保护你，很可能落马。但如果你行贿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我们现在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对腐败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侵害人权，因为微博上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也可能被人利用，即变成我前面讲的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

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微博反腐可能产生的舆论暴力，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舆论说你不干净，可能就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替他人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光，上级就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这样做也违反了法治精神，包括大家最近看到的重庆“艳照门”事件，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从长远来讲，这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但是，我们能大到哪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搞得很大，就会形成所有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官员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一定是一个官官相连的网络，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时，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更不要谈改革了。

另外，官员买官卖官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地剥夺私人财产。另一个原因是担心算过去的老账，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中投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对政府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得越深，把他们自己也牵连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行实施，也可能带来比较大的成本。

另一种可选择的办法叫做不算老账算新账，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赦。按照吴思的观点，通过有条件的特赦，换取官员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账，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事实上，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香港地区也有很多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我个人的建议是，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账旧账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那么很容易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接着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设立特别税，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

但是，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就应该受到惩罚。比如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要冒更大的风险。当然，也可以施行自愿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时要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反腐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力，实行新闻自由，加强舆论监督，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在政府官员的权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三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腐败分子就可以轻易豁免。这种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个挑战是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信。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

首先，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其实，有条件特赦就像资不抵债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一样，即使对债权人而言，免除一部分债务让企业活下来，也总比拖死好。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就像我们赚钱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活得幸福，但是我们经常为了赚钱而牺牲幸福。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不能只注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

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一些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那些不干事儿的人反倒没有被抓起来。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了。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政府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老百姓看到腐败现象大大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他们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当然，这要求老百姓有一定的耐心。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政府出一个红头文件恐怕不行。政府的政策多变，经过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其可信度还是大大高于政府的红头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可以选择几个县，或者几个市，取得经验，再在全国推开。

这样一种有条件的特赦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讲赎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文化。但是，我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宽宏大量而宽恕。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历史的旧账。

3.张维迎妙谈企业核心竞争力 篇三

偷不去 买不来 拆不开 带不走 溜不掉——张维迎妙谈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哪里？在1月12日举行的第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妙语连珠，对此问题做了精彩分析。他认为，国家的竞争力与企业的竞争力不是一回事。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国家竞争力还可以保持15年，此间，中国对国际企业、资本、人才仍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保持7％以上的发展速度没有问题。而企业的竞争力即企业在全球化资产中赚钱的能力仅能维持3—5年。

解析中国企业赚钱之道

张维迎分析认为，中国企业过去之所以能够赚钱，是因为中国企业具有以下五大优势：

一是廉价资源优势。过去，中国的企业使用了大量稀缺资源，如土地、资金、人才，但并没有支付足够的成本。国企的土地是无偿划拨的，银行的贷款也可以不还，人才的使用更是价廉物美，值20万元的人才却往往只给2万元。正是这些廉价甚至免费使用的稀缺资源，使一些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显得有竞争力。二是政府垄断和地方政府保护。由于垄断和大量地方保护的存在，使外地、外国的企业不能进来，甚至用劣质产品排斥外来的优质产品。

三是吃苦耐劳。外国人一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每年还有20多天的休假。而在民企、私企，员工常常一周工作七天，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少产品的竞争力，大多源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

四是家族式管理。过去由于缺乏社会信任，职业经理人队伍没有形成，民营企业招聘的多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学，这在企业规模小的时候可行，不仅信任度高，还可节约代理成本，但优秀的可用人才比较少，规模做不大。

五是产品优势。有一些产品我们是有优势的，比如做中国菜，外国人没法和我们比。四川的许多产品在北京没有竞争力，但川菜馆开得到处都是，这说明，在这方面四川是有优势的。

针对入世冲击发出警示

但未来5年，这些优势还会存在吗？廉价的资源不会有了，土地要拍卖，资金已经市场化了，人才也自由流动了。如果按人才的市场价值付酬，很多企业就要亏损了。今后，很可能是国企想重视人才却没有机会了，因为你不能为优势人才支付足够高的薪水。加入WTO后，政府从规则的制定者、改变者变为执行者、接受者，再要搞地方保护、国家保护将变得很困难了。此外，吃苦耐劳也将不复存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不愿意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力的成本也将随之提高。外企进来，引入的职业经理人既有能力，也有信任，这就对原有的家族式用人模式带来挑战。

张维迎说，过去研究竞争力，我们强调产业特点，找到好产业，就意味着能赚钱。但研究表明，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利润差距远远大于行业之间的差距。因此，对竞争力的研究已转向对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研究。中关村的企业很多，但赚钱的企业很少，因为他们缺乏核心竞争能力，“赚的是搬运工的钱”。企业的存亡取决于是否具有核心竞争能力，即是否具有独特的资源和能力，这种独特性具体表现为你所拥有的资源是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溜不掉的。偷不去，是指别人模仿你很困难，如你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品牌、文化。在国外，这些东西是很难偷走的，国内却不然，你的软件别人可以无偿使用，甚至盗版贩卖，因此，这一优势依赖于法律、产权制度的健全。

买不来，是指这些资源不能从市场上获得。通常，人们认为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这是以人才不能流动为前提的。因为，你可以高薪诚聘，别人就可以付更高的价格把你的人才挖走，因此，单个的人才不能算作核心竞争力。

拆不开，是指企业的资源、能力有互补性，分开就不值钱，合起来才值钱。比如鞋子，左鞋和右鞋具有互补性，别人拿走一只是没有用的，所以你看好一只鞋子就行了。中国企业大多拥有替代性知识，导致人才因在你的企业创造的价值等同于在别的企业创造的价值而随意跳槽。

带不走，是指资源的组织性。个人的技术、才能是可以带走，因此，拥有身价高的人才也不意味着有核心竞争力。整合企业所有资源形成的竞争力，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溜不掉，是指提高企业的持久竞争力。今天拆不开、偷不走的资源，明天就可能被拆开、偷走，所以，企业家真正的工作不是管理，而是不断创造新的竞争力。

张维迎特别强调，加入WTO之后，企业必须塑造新的竞争力，一是积累互补性知识；二是构建企业信誉。互补性知识的优势在于，专业化程度高，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使得企业具有独特性，特别是可使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价值远远大于其市场价格，使他们不能轻易离开企业。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包括一些大学和新闻媒体，都在提高个人的竞争力，而不是提高组织的竞争力。一个教授不是向专业化方面发展，而是面面俱到，既搞市场营销，又教战略管理，这样他个人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强了，而学校的质量却越来越差。因此，企业必须构建良性的产权和激励制度，使员工乐于学习对企业最有价值的而不是对他个人最有价值的知识。

4.张维迎经典语录语句 篇四

2017年7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多名教师代表、嘉宾、毕业生和家属出席了此次毕业典礼。典礼由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主持。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毕业典礼拉开了序幕。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发表致辞。他首先向983名毕业生表示诚挚的祝贺，并代表校方向支持同学们学业的家属和亲人们表示感谢。面对即将走上社会舞台的毕业生，姚洋院长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在路上，毕业生们不仅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且要做社会的引路人；北大人要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唤醒所有人，感染同路人，以自己的行动推动社会进步。北大国发院张维迎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回顾了中国和世界的科技进步史，指出要实现创新，必须创造自由的环境；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发挥，才能让中国变成创新的国家。张维迎指出，推动和捍卫自由是大家的责任，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他希望毕业生们捍卫自由，成为真正的北大人。在学生代表发言阶段，硕博项目的邹静娴、经济学双学位项目的黄和清、MBA项目的段小娇和EMBA项目的商玥分别作为毕业生代表致辞。他们带着激动的心情，回顾了在国发院学习的美好时光，向老师们表达了真挚的感恩之情，并决心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担当起北大人的责任，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次毕业典礼还特别邀请到著名作家刘震云先生。作为78级北大中文系校友，刘震云回顾了在北大生活的点滴趣事，一盘锅塌豆腐描摹出人间百态；谈到同学情谊，他很高兴今天983名毕业生都将成为北大校友，也将成为他本人的朋友，校友、同学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往往在毕业后才能感受到“同学情”的真正含义；他最后希望毕业生们能有一种坚定、执着的精神，担当起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照耀人类前行的路。北大国发院在过去二十年中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校友。每到毕业典礼，都会有校友代表来欢迎毕业生加入校友大家庭。此次邀请的校友代表是北大国发院2000级EMBA、奥盛集团总裁汤亮先生。他在致辞中表示，Alumni这个词，就像一条神奇的纽带，不仅可以让毕业生与母校终身保持着一种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而且学子们鲲鹏展翅后，都愿意尽己所能来回报母校的哺育之恩。他相信北大国发院的校友，也会用自己的行动，发扬光大“Alumni”精神，回馈母校，回馈社会。在同学、家属和老师的期待中，接下来举行了庄严的学位授予仪式。最后，毕业典礼以合唱《歌唱祖国》结束，寓意着广大毕业生即将奔赴祖国各地，为祖国的各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张彤 报道）【毕业典礼演讲】刘震云：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本文为在2017年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著名作家、北大校友刘震云的嘉宾致辞。刘震云：感谢张旭东教授，感谢姚洋院长，使我有机会又回到母校，回到百年讲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这里好像是大饭堂。当时每一个北大的同学手里会提一个饭袋，是用羊肚子手巾缝成的。我记得我提了四年饭袋，但我不记得我洗过这个饭袋。当时大饭堂的饭菜有四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是五分钱的：炒土豆丝、炒圆白菜、炒萝卜丝；第二等是一毛钱的：鸡蛋西红柿、锅塌豆腐；一毛五的开始有肉了：鱼香肉丝、宫煲鸡丁；两毛钱的有回锅肉、红烧肉和四喜丸子。我是一个农村孩子，一毛五以上的菜我在北大四年从来没有接触过；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最爱吃的菜是锅塌豆腐，不是肉菜，但因为豆腐被炸过，油水比较大，拌上米饭，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大食堂最大的惊喜不是你排队买到了锅塌豆腐，而是当你排到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买到的。到最后了，盆里面的汤汤水水，大厨一下子倒到你碗里。最悲催的是你前面一个同学买到，到你这儿没了。他买到锅塌豆腐之后，会看你一眼，已经到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庆幸之余有些幸灾乐祸。最大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过，等我排到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同学，锅塌豆腐就剩了一份，但这个同学思索了一下，剩了最后一份的锅塌豆腐一定特别凉，我改主意了，我想吃鱼香肉丝，锅塌豆腐就到了我的饭盆里。我吃着幸福的锅塌豆腐，找到吃鱼香肉丝的同学问，你是哪个系的啊师兄，他说他是经济系的。经济系不就是我们国发院的前身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的意思是，你和母校的关系不在于你在母校的时候，而是当你离开母校、再想起锅塌豆腐的时候；当你十年之后再路过北大的时候，来到百年讲堂的时候。我在母校参加这种场合的活动有三次：第一次是2013年新生入学时，在未名湖畔的大操场，有1万多名新生；第二次是中文系百年校庆的时候；第三次是今天，国发院983名学生毕业的时候。入学和毕业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入学是相聚的时候，毕业是分别的时候。自古人生伤离别。但我还是祝贺983名同学毕业，因为从今天开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又多了983名我的同学。我这些年最深切的体会——同学是通往世界的一张特别有效的通行证。不管到世界的哪个国家、哪个角落，他告诉我：师兄，我也是北大的。同学能够使陌生到熟悉的时间极大地缩短。你们马上可以谈论一下北大、北大相同的老师和北大的锅塌豆腐。2015年，法国里昂有一个作家的圆桌会议，我遇到一个北大同学，在里昂大学当教授。法国有名的雕塑家巴托尔迪，曾雕塑过自由女神，他雕塑的里昂喷泉是几匹马往不同的方向拉一个车。我看到雕塑就想起了商鞅。这个同学对我说：师兄，你在生活中不能上当啊。我问不能上什么当，他说，比如有人请你到外头吃饭，一定不是同学，应该到家里。如果到家里请你吃牛排也一定不是同学，应该包饺子。接着我就到他家包饺子。里昂和巴黎最大的区别是，巴黎只有一条河——塞纳河；里昂有两条河。每次看到这些大河波涛汹涌向东流去的时候，我就想，这些河要是在我们村南边该有多好。我去他家吃饺子，同学的家在里昂郊区，河旁边。他先带我去地上看看，他说，房子、车、法国女朋友，都是八成新，怎么样？我说，好。接着带我到地下看了看，有个酒窖。镇窖之宝是1985年的三瓶拉菲。同学说：1985年到2015年三十年，人生有几个三十年？今天咱们把这三瓶拉菲喝了！我说且慢，今天如果喝了，你明天后悔怎么办？他说，有好酒不让同学喝让谁喝呢，如果不让同学喝，有好酒又有什么用呢？他上升到哲学层次。我也热血沸腾，说，喝！就着饺子„„我还没怎么样，他喝多了，开始跟我讲现代金融学理论，讲外汇市场，股票市场，现代金融学理论在企业的运用„„我一句没听懂，拉菲真不错。我的意思是，当你们在学校是同学时，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同学，当你离开学校再重逢时，你才知道什么是同学。什么是同学？就是他说的话你一句都听不懂，你还跟他聊了一晚上。刚才姚洋院长和张维迎教授做了特别好的发言，谈到了我们的母校是什么。北大是什么人？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产生地。不但北大人这么认为，全世界的人也这么认为。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蔡先生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什么是先驱者？当几万万同胞生活在当下时，他们在思考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不切实际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了我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们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就牵涉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他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应该像一盏探照灯，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聚焦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的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读来读去，我读出了三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父亲阿Q。阿Q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哪个同学能跟我说下？——对了这不是中文系——最大的特点是没老婆，出门就挨打。出门挨打不叫受欺负，但是你的智商被欺负了而不自知，你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跟着这个父亲受欺负就叫受欺负了。另外他塑造了一个我们母亲的形象，祥林嫂。她最大的特点是没丈夫，有一个孩子也被狼吃了。她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要把这个悲剧讲成喜剧。另外鲁迅先生还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孔乙己。他最大特点是腿被打断了。如果知识分子的腿被打坏了，他看的远处比平常人还要矮近，那这个民族就会出现像孙中山先生所讲的那种情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我们北大人捍卫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生命的所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达了另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2个人有9块钱，用我们国发院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到底谁有钱？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大家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时，有两句话千万不要信：一是，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上的事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我也不同意。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在人中起码占80%。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一个是我的外祖母，她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不识字，她和上个世纪同龄，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是一个明星，如果演电影她就是安吉莉娜o朱莉，如果踢足球她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她就是杜兰特，如果跑步就是博尔特。但她一辈子给地主打长工。她个子只有一米五六，但是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每次割麦子时她都是头把镰。头把镰是什么？就是第一提琴手。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才割在地头中间。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个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割麦子我一哈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直一次腰你就会直十次、二十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工夫我割得比别人快一点。接着她跟我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话：我是个笨人啊。这是一个伟大明星的教诲。我有个舅舅，是个木匠，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渐渐周边就没有木匠了。所有木匠都说刘麻子这个人特别毒，所有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特别好。他晚年时我跟他有个炉边谈话，我说：舅舅，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别人说你毒，和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好木匠；我能成为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你也当不好，我当木匠会有恍忽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如果是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他已经达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有时候，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因为杨树长得快。但你去像欧洲、北美那些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所以我送在座的师妹师弟两句话：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还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记得下次见面的时候请我吃饺子。（本文已经刘震云先生审阅修订）张维迎 自由秩序是一种责任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1984)）。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医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 KELLOGG公司。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