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概论(共9篇)
1.基督教文化概论 篇一
摘要:文化对人类文明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这样描述:如果一个国家的是一种饮品,那么其文化就决定了它的口味是甜还是酸,文化是区别不同地域,国度特征的试金石。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从西方价值观念,文学创作及西方政治制度三方面剖析了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渗透,并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来加以解释说明,旨在揭示基督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基督教,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
1、基督教文化
l.1基督教
基督教发源于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社会,并继承了犹太教耶和华上帝和救主弥塞亚等概念,以及希伯莱圣经为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早期的基督教是作为群众运动产生的。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教会。基督教主要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别,还包括宣称跟其他教会有着不同历史渊源和信念的基督教派(黄心川,141)。基督教在西方社会逐渐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义化”,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仍未衰落(赵林,27)。目前基督教乃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核心之一,它渗透到了西方政治,思想,义学艺术等多个领域。
1.2基督教义化的基本要义
对于“文化”一词,人们有无数种理解。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文化有两大来源:一是希伯来文化;二是希腊文明。它从希伯来义化得到了一个信仰的上帝,从而继承了犹太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普遍主义传统;又从希腊文明得到了一种理性逻辑的求知工具,从而继承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认知普遍主义(陈召荣等,138)。
从历史来看,基督教文化是指希伯来文化吸收古希腊文化的某些成分后演变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圣经是基督教义化的最好体现。所谓基督教文化包括:圣经,圣徒的言论及宗教会议的决议所组成的教义以及人们对教义的阐释;教会的组织机构及神职人员的活动和对他人的影响;人们的基督教意识指的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对艺术及哲学和历史的描述和批判。帝国后期,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基督教以统治工具的形式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圣经》的最终形成,不仅标志了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正式确立,更为基督教文化的传增添了极大的动力。
2、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王佐良,50)。这种活动以个人,社会个体的生存及发展为目的,被一代又一代地广泛传播。人们通过谚语,童话故事,艺术,大众媒体对各自所属的文化进行习得。基督教被视为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基督教文化更是对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义学艺术,政治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基督教义化对西方价值观的影响
价值观是文化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最集中的体现。价值观是一套习得的规则,以用来作出决定或解决矛盾。价值观是一种对真,善,美判断的观点。
对于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所强调的内容,大部可以在基督教义化中找到其根源。我们常常以西方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与我国的集体主义进行比较,其实,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出于基督教《圣经》中基督教伦理中的戒命的第二条“要爱人如己。先自爱,次之为爱人如己。”需要强调的是,往往存在着将个人主义与自私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误区,但其实真正的个人主义所体现的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哲学,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个人独立”,一种以个人为中心对待社会或他人的思想和理论观点。个人主义在西方表现为对个人财富,权利,智慧的尊重。也正是这种价值观激励着个体的进步从而带动了整个西方的进步。
对于西方文化所强调的“进步与改变”也可以在基督教的信条中找到相对应的答案。从耶稣为改变整个世界而降生,到他被钉到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再到耶稣基督的再次复活。基督教教义告诫其信奉者的是万物都是在发展中变化,在变化中进步的。人们所需要坚信和做到的是破除旧的事物的枷锁,不断地向前前行。正如创世纪,复活等等基督教教义和信条所提倡的。本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加就职竞选时以“改变”作为自己竞选的口号,提倡只有改变才能为美国带来进步和才能让美国保持先进。他的成功就出自于他对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精准把握。
2.2基督教文化对西方义学的影响
义学艺术是体现文化的最好体现。在基督教义化的影响下,西方在学显现出了独有的特点。蔡元培(98)曾指出:宗教和文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两者都是感情的产物。从中世纪的宗教文学,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基督教精神一直是西方义学中潜在的暗流。
基督教文化在义学方面的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基督宗教精神作为西方文学的核心观念,作家在作品中往往通过隐喻的基督形象来阐释自己的基督宗教思想,以及以基督精神来审理世俗社会。这使得基督文化的传播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力。霍桑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设置了由原罪到忏悔,再到救赎的故事结构,把海丝特与狄梅斯迪尔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剖析他们的灵魂。《红字》的结构框架,开端就是以男女主人公道德上的堕落为出发点,经过千辛万苦的灵魂上的历练,从而获得最终意义上的解脱,实现人性的升华,在宗教的洗礼中求得心灵的平静。小说的主题在于叙述两个犯了罪的人如何走向灵魂的新生。而霍桑选择了不同以往的视角,来探索道德和善恶问题,将《圣经》里充满上帝感召精神的篇章,溶于整个故事,化作新的成分,把抽象的“原罪”的文化原型融入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揭示之中(常耀信,64)。《悲惨世界》中蹲了监狱的苦役犯冉阿让,意外地闯进了主教卞福汝的家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临走他偷了主教的一套银器,主教不加追究反而加送了一对银烛台,他对冉阿让说:“我的兄弟,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帝。”雨果在这里真切的体现出了基督文化中的爱与宽容是最大的拯救力量的思想。
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有意把《圣经》故事的寓意融汇到作品的情节和人物性格里,进行陪衬和烘托,这又多以典故引用的形式来表达和诠释,更丰富地表现出了基督教义化对其的重要影响。
2.3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政治的影响
基督教的教义所体现出的文化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也有这充分的体现。西方一些国家的立宪政治制度正是这一点的体现。基督教认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部有神性,天地万物,唯有人具有神的灵明。后来,尽管人因对上帝的叛离而导致了人性与人世的堕落。但在基督教的传统里,人的神性从未因此消失。这个神性赋予了人作为被创造物固有的尊荣,权利,幸福与慈爱。人生而自由、平等,因为基督教认为人人均为上帝的造物,人只受上帝的奴役。人权是天赋的,作为地上之国的人类世界必须保障这一天赋的人权,并通过立宪表现出来。通过立宪解决这一问题,也是基于基督教对人类理性坚定不移的信赖。理性是西方宪政国家的基础:正是在每个人理性即自利自保,趋利避害本能指引下,人们才会并能够订立契约组成国家(钱福臣,37)。这也解释了在政治上保护人权的主张。
17、18世纪以来欧美确立的那种自由宪政,从19世纪晚期开始有了变化:由于基督教文化的缘故,福利国家的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政策。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福利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宪法又有效地辅助了这项政策,这一切所说明的并不是一个巧合。这涉及基督教义化中关于“情”的伦理,人的自爱与博爱,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救赎与行善。基督教伦理中的戒命有两条:第一,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要爱人如己。先自爱,次之为爱人如己。基督教的爱是一种博爱。《圣经》强调对穷人的关心和爱: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基督教对人类命运的普世关怀,不但肯定了个人,即自爱和自我,的价值,而且也肯定了人类有共同的价值,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可以恪守共同的法则,共营社会政治生活。这就充分的解释了西方国家优越的福利政策。
3、结论
基督教义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西方文化处处浸透了基督教的影响。了解基督教及基督教文化,熟知基督教文化在当今世界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是十分必要的,从而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基督教义化及其影响在西方文化中的准确地位。另一方面,正如许多语言学家所指出的,语言学习很难在忽略其义化背景的情况下达到较高水平。基督教文化在义学创作,语言发展上等领域都有渗透,所以在学习了解基督教义化的同时,对外语学习也会带来的积极影响非同一般。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98
[2]常耀信,漫话英美义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64.
[3]陈召荣,李春霞,督教与西方文学[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38
[4]黄心川,世界十大宗教[M].北京:社会科学义献出版社,2007:141
[5]钱福臣,美国宪政生成的深层背景[M].北京:法律出版社,:37.
[6]王佐良,欧洲文化入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50.
[7]赵林,在上帝与牛顿之间[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27
2.基督教文化概论 篇二
骑士阶层形成以后,骑士文学便繁荣起来。骑士文学主要描写骑士的冒险经历和骑士的典雅爱情,表现骑士精神。它包括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骑士传奇早期的代表作就是《罗兰之歌》,在这部作品中已经体现了忠君、护教意识,也体现了民族意识。其后的作品还有《亚历山大传奇》,《特洛伊传奇》等。中晚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是《亚瑟王圆桌骑士传奇》。此外还有比如《特里斯丹和绮瑟》,主要就是冒险奇遇加爱情艳遇。爱情因素已经凸现了出来。骑士抒情诗,代表作是《破晓歌》,写的是黎明时分,骑士与贵妇人依依惜别的情景。这种作品中,典雅的爱情已经是表达的重心,忠君,护教的思想很淡薄。
我们从骑士精神的三原则可以看出,基督教本身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因为护教已经成了他们的毕生奋斗目标。作为骑士创作并反映骑士精神的骑士文学自然而然也要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可以认为骑士文学精神是基督教用信仰和灵性的圣水对日耳曼蛮族的粗野鄙俗的武士风尚进行净化的结果。由于基督教的文雅风气的熏陶,骑士们虽然仍然保留着为荣誉而献身的英雄气概,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变得文质彬彬。同时,他们也学会了基督教精神所宣扬的东西,比如辅助弱小,追求精神理想,自我牺牲精神,爱惜荣誉等。斯达尔夫人在中世纪的骑士制度中发现了宗教的美:宗教观念使粗狂的荣誉感变得纯洁神圣;对妇女的尊重,由于保护一切弱者的教义而变得分外动人;那种对于殉身的热情,那武士的天堂——世上最富于人情色彩的宗教就在那里确立。
然而,流传下来的骑士文学作品,对于世俗生活的表现显然是占据主流的。也就是说,骑士的冒险行为更多是为了爱情,或者为了个人利益,鲜有仅仅是为了某种圣洁的宗教观念而去冒险的。骑士文化由神学信仰向世俗价值的转向,多少都由骑士阶级本身的性质来决定。骑士文化对基督教的背离有其必然性。
个人主义的张扬。骑士阶层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个人主义的盛行,尤其是比较起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日本武士道。武士道讲究的是对一个主人的绝对服从,由此便形成一个团结的作战集体。骑士阶层由于相对独立的地位,以及他们与大封建主之间的合约关系。彼此都明了彼此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彼此的关系是倾向于一种有等级秩序的平等。骑士进行战争,或去冒险,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弘扬教义或者忠于封建主,他们是为了个人的荣誉、财富、地位。个人的功利性特点十分明显。这种个人主义的张扬,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占据绝对上风,并且宣扬泯灭个性,全身心信仰上帝的时代,是黑暗中的一缕曙光。对人性以及个人主义的关注为随后出现的人文主义思想提供了本源。
倾向于世俗权力。西欧中世纪有两大权力系统,即神学权力系统和世俗权力系统。世俗权力系统主要是以国王为首的贵族阶层来控制。他们在现世生活中,强调的是世俗权力,毕竟与宗教有区别。而骑士阶层本身就是由小的封建主来组成的,骑士文化本身也属于贵族文化。欧洲中世纪宗教占据优势地位,但是封建主也享有很大的权力,在两大权力系统的对抗中,骑士阶层是站在君主那一边的。忠君思想削弱了宗教的影响力,也使他们难以成为真正的基督战士。
典雅爱情对宗教禁欲主义的背离。对典雅爱情的追求是骑士阶层最突出的特点。骑士文学中无论是骑士抒情诗还是骑士传奇,都广泛涉及了骑士的爱情。如果从基督徒的要求看,以效忠基督教为崇高道德之一的骑士,应该信奉禁欲主义,但是中世纪的骑士却显然远远背离了这一点,不光背离了禁欲主义,甚至尊崇的是一种并非仅仅是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情的婚外恋情。骑士文学的女主人公往往是一位已经缔结婚约的贵妇人。当然,骑士文学中表现的骑士爱情主要是一种克制的、典雅的具有精神理想的爱情。骑士文学中的爱情固然有对女子的圣母式的崇拜,由此使骑士与贵妇之爱显得典雅而纯洁,这固然有基督教的影响。但是,这种优雅的骑士之爱毕竟萌动于人性的自然欲求,圣母式的崇高毕竟抵挡不住自然之爱欲。这后面就有正常、自然人性的要求。就在这一点上,它远远背离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
总之,基督教文化对骑士文化的形成有重大的作用,正是它使骑士变得彬彬有礼,尊重女性,也因此而形成了西方特有的gentlemanship。然而形成之后的骑士文化却有所改变,从最初的对教会的忠贞,并反映在对外战争和骑士文学中,演变为对典雅爱情的表达,突破了宗教禁欲主义的限制,背离了宗教文化,彰显了现世生活与俗世爱情的美好。
摘要:西欧中世纪舞台上活跃着骑士的身影,这一阶层的产生、发展与盛衰贯穿了整个中世纪,他们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科技及日常生活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将从骑士文化与基督教的相互关系角度作探究。
关键词:骑士文化,基督教,背离
参考文献
[1]、《骑士制度》,莫里斯.肯恩,伦敦,1984
3.基督教与西方钢琴音乐文化 篇三
关键词:基督教;钢琴音乐艺术;格里高利圣咏;弥撒曲;奏鸣曲
中图分类号:J6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6)18-0029-03
“钢琴无处不在,哪里有音乐,哪里就需要钢琴,因为当谈论钢琴时,我们不只是在谈论一件乐器,而是在谈论与之有关的千头万绪,它已经涉及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世俗的和宗教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具体的和抽象的,以及个别的和一般的。” ——洛秦
现代钢琴以其音域宽广、音色优美等特点而被人们誉为“乐器之王”。正是人类的科技文明及精神文明的发展成就了钢琴的“王者”地位。现代钢琴发源于18世纪初的欧洲,而在这之前,两种古钢琴(clavi-chord楔槌键琴与harpsi-chord羽管键琴)在欧洲的音乐舞台上就已经活跃了300多年,即使是在现代钢琴诞生后,仍与现代钢琴共存了100多年。很多现代钢琴曲目开始就是为“古钢琴”而作的。18世纪下半叶,近代钢琴经过不断地加工和改良最终能够奏出变换无穷的音响效果,并且克服了楔槌键琴音量微弱和羽管键琴无法依靠手指控制轻重的弊端,逐渐取代了古钢琴的历史地位,成为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主要键盘乐器。
西方钢琴艺术的发展、兴盛、繁荣,与基督教(包括现今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下同)有著密切的联系。《马太福音》所说的“The Christian Church was born in song(基督教源自歌唱)”正说明音乐和基督教的密切关系。基督教里的一项重要礼仪就是用音乐来表达对上帝的赞美,通过由热心信徒组成的唱诗班歌唱、乐器演奏等各种音乐形式来营造一种浓郁的宗教氛围,让信徒们感染其中,表达对上帝虔诚的赞美。在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中,钢琴逐渐成为和管风琴一样重要的献奏乐器。基督教对西方钢琴音乐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基督教所创立的许多音乐术语、音乐方法以及音乐理论体系是钢琴音乐产生的客观条件;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滋养了作曲家的心灵,影响了作曲家的钢琴音乐创作。
一、基督教音乐
中世纪,是基督教广泛传播的时期,基督教神学统治着西方人的整个精神生活,包括文学、绘画、音乐、建筑等在内的文化艺术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不了解基督教,就不能彻底了解西方文化的整体或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部门”。①由于西方在中世纪以前流传下来的音乐资料很少,现在的研究者一般把中世纪作为研究西方音乐的一个重要起点,在这个时期里,教会音乐开始成为音乐发展的主流。
基督教的早期信仰认为只有人声才是适合用来赞美上帝的,所以早期的教会音乐排斥乐器的使用,②产生于中世纪的格里高利圣咏就反映了这种信仰。当时的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I,590年——604年在位)为了统一教会音乐,花费十多年的时间,改革教会仪式音乐。他搜集和整理当时的教会歌词,在吸收当时的民间音乐、古希腊音乐和古代东方音乐的基础上,整理创作了达1600余首的《对唱歌集》(antiphonarinm),史称格里高利圣咏。③
一方面,格里高利圣咏创造了许多音乐方法、音乐术语和音乐理论体系,开启了欧洲乐谱记录的历史,可以说是成功地孕育出钢琴音乐艺术的胚芽与温床,表现在:1、尽管格里高利圣咏只用人声演唱,没有乐器伴奏,甚至只有单音音乐,但以圣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复调音乐,对后世音乐的多声部思维、和声的构成以及人们的听觉感官、审美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以后器乐复调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如被誉为“音乐中的《旧约圣经》”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以及《赋格的艺术》就是巴赫在早期复调音乐的基础上创作的;2、记谱法的出现,使作曲成为可能。从此音乐可以独立存在于演奏之外,并且可以写下来,同时依照乐谱来进行演奏;3、记谱法的产生促使了中世纪“中古调式”的产生和发展,它成为近代西方音乐调式的基础(到17 世纪,西方音乐中的大小调式体系已基本确立。教会音乐调式中的利地亚调式与混合利地亚调式发展演变为西方音乐体系中的大调,多里亚调式则逐渐发展演变成小调),对近现代西方音乐调式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以后钢琴音乐创作的技术手段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可以从现存的许多中世纪作曲家的作品中感受到格里高利圣咏那最富特征的旋律,而且后世的许多钢琴作品也运用了这些旋律。如李斯特为钢琴与乐队创作的《死之舞》、圣·桑的《C小调第三交响曲》(附有管风琴和钢琴)、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钢琴和管弦乐曲),以及流传至今的许多军队进行曲、小步舞曲等乐曲,都是由格里高利圣咏扩展而成。
基督教音乐中的弥撒曲、清唱剧、教堂奏鸣曲等曲式也对钢琴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弥撒曲是天主教弥撒祭曲活动中咏唱的歌曲,是宗教音乐中一种重要的体裁,其主要演奏乐器就有钢琴。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由作曲家以全新的音乐素材创作的弥撒曲,包括《慈悲经》《荣耀经》《信经》《圣哉经》和《羔羊经》五个基本部分。这种弥撒曲具有全新的艺术形式,在发展过程中日益精致复杂,逐渐超越了纯宗教礼拜的意义,在内涵上具有了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交响曲、古典奏鸣曲出现以前,是最重要的大型声乐——器乐形式之一。文艺复兴时期虽然基本上还是复调织体的声乐音乐时代,但弥撒曲这种体裁的出现(安魂曲作为一种特殊的弥撒,亦可包括在内),可以看成是西方音乐中最初的套曲结构原则的确立,为以后钢琴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和来源。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等许多西方音乐史上的伟大作曲家,都在这一领域留下了不朽的钢琴音乐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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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叶,作为一种大型声乐套曲的清唱剧产生,也是以基督教为主要内容的。宣叙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段落,用于开展剧情。宣叙调以语言音调为基础,节奏自由,其伴奏乐器除了管风琴就是羽管键琴或钢琴,与抒情性的咏叹调相对。
教堂奏鸣曲是西方音乐形式的根本基础和重要历史遗产,也是西方钢琴音乐的一种重要表达形式。钢琴奏鸣曲起源于16世纪,它是以一种相对于清唱剧而言的器乐曲。直到17世纪中期以后,钢琴奏鸣曲才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两种类型钢琴奏鸣曲,即教堂奏鸣曲和室内奏鸣曲,其中教堂奏鸣曲就是在教堂里使用的教堂音乐,这两种钢琴奏鸣曲形式被称为“古典乐派奏鸣曲的胚芽”。
二、基督教与钢琴音乐艺术的关系变化
基督教与钢琴音乐艺术的关系受时代变迁的影响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基督教信仰作为习俗、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一种形态存在,一直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当时的人的存在。在充满主观个性与情感色彩的音乐创作中,基督教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作曲家的钢琴音乐艺术创作。无論作曲家是不是基督徒,在创作作品时,都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受着到上帝“旨意”的感召。世俗的情感与宗教上的情感不是截然的分开,如对象征性的把握,对真、善、美的追求,造成了音乐同宗教的某种天然联系,因而幻化出了情感上的结晶——伟大的作品。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是跨越巴洛克时期和古典主义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管风琴及古钢琴作曲家。巴赫信仰基督教,是个虔诚的路德教徒,他生命中最后的27年时光是在德国莱比锡圣多马教堂度过的,曾长期担任该教堂乐长。巴赫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宗教音乐作品,他认为音乐是“赞颂上帝的和谐声音”,希望自己创作的乐曲能为教会服务。他的作品深沉、悲壮、广阔、内在,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活感受,同时也反映出宗教音乐中的那种庄严、崇高的神学思想,那种自我克制和理想化的精神。《平均律钢琴曲集》是巴赫在器乐领域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曲集进一步确立了西方大小调式,证明了十二平均律的优越性,是巴赫钢琴音乐作品中的杰作。在钢琴创作领域,巴赫吸收发展了古钢琴曲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使钢琴在复调音乐领域内发展的空前完美、成熟,且第一次赋予它们深刻的思想内容,第一次在钢琴音乐史上用严密的外部形式来展现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两部《平均律钢琴曲集》、《b小调弥撒曲》、《马太受难曲》,展现出他对自己信仰的表白,成为音乐史上伟大的杰作,并对后来很多的音乐家,如海顿、门德尔松、莫扎特、贝多芬、肖邦、瓦格纳、勃拉姆斯等产生重要影响。与巴赫同时代的另一位音乐大师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1759)也是一位基督教徒,其作品同样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他一生共创作了32部清唱剧,代表作品为《弥赛亚》,用一种间接、象征性的方式叙述了基督的诞生,受难和复活。其《古钢琴组曲》也体现出特有的平衡、规整以及带有宗教意味的风格。
维也纳古典乐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海顿(Joseph Haydn,1732——1809),一生深受基督教音乐的影响,曾创作了包括《纳尔逊弥撒曲》在内的14首弥撒曲,还创作了60首古钢琴奏鸣曲。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除了歌剧上的成就,一生也创作了20首钢琴奏鸣曲和25首钢琴协奏曲以及18 首弥撒曲(较著名的有《 C小调弥撒曲》、《 加冕弥撒曲》和《安魂弥撒曲》)。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创作了35首钢琴奏鸣曲(其中后32首带有编号),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情绪,被人们誉为“新约全书”。
被舒曼推崇备至的后辈——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8——1897)
是德国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作曲家,他一生中创作了很多钢琴音乐作品,其中《第一钢琴协奏曲》构思宏伟,具有史诗般的概括性,反映着憧憬式的、波涛汹涌般的遐想,两首《钢琴四重奏》(op.25,g小调)和(op.6o,e小调) 具有动人的旋律节奏和音色,感情色彩斑斓丰富,忧郁和绝望,振作和欢乐。勃拉姆斯具有高超的管弦乐队想象力,作品即使只有寥寥几件乐器,也常常具有交响乐的效果,他的一些钢琴奏鸣曲因之被舒曼称为“乔装的交响乐”。在他的上述作品中充满着勃拉姆斯对宗教、对人生的情怀和感悟,这些属于现代的,带有个人特色宗教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恢宏气势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教堂音乐,这可能与勃拉姆斯的新教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77),父母都是天主教徒,1858年加入天主教方济各修会,1865年接受罗马天主教神职身份,庄严、肃穆、勇于献身、积德行善的宗教氛围深深地影响了李斯特的音乐创作,在《论未来的宗教音乐》一文中,李斯特提出了“人道主义的音乐”的概念,认为上帝和人民是新型宗教音乐的创作灵感源泉。李斯特很多音乐创作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其中钢琴音诗《旅游岁月—瑞士》创作于1848-1854年,就深深地受到宗教和文学的影响,钢琴曲《威廉·退尔教堂》描写了教堂建筑的庄严、雄伟和神圣。
三、基督教对西方钢琴音乐的影响
西方的钢琴艺术在音乐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寻找着最适合自己的发展形式,一旦有机会,就会设法给自己更多的自由与发展的空间。于是适时的,钢琴音乐依附、借助于宗教体制,从教会音乐中吸纳了自身发展所需的多种元素,怀着一颗谦卑虔诚的心,成为赞美上帝、敬畏上帝、感恩上帝的一种完美表达形式。
现今,基督教宗教精神仍是影响钢琴音乐艺术发展的重要方面。20世纪初以来基督教为适应时代的发展所颁布的各项法令,为西方的宗教音乐又打开了新的局面,如教宗比约十世的圣乐《自论》中就说:“教会无时不在赞许奖励一切艺术的进展,凡人类智慧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发现的一切善与美,只要与圣礼规则无所抵触,皆可容许其应用于敬礼音乐中。因此最新式的音乐,也可用于教堂,贡献出优美、严肃而庄重的作品,毫无不相称于圣礼仪式之处。”④开放、宽松的环境给音乐家们提供了极为广阔的音乐创作空间。20世纪法国具有世界影响的音乐大师——奥利维埃·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1908——1992),创作的钢琴作品《阿门圣像》(1943)、《四首节奏练习曲))(1949——50)、《鸟类目录》(1956——8)、《鸟儿的小小素描》(1985)无不体现出独特的宗教音乐语言。特别是《对圣婴耶稣的二十凝视))(Vingtergardsurl’Enfant一Jesue),作曲家从不同角度对圣婴耶稣进行观察,以音乐的形式描绘了对耶稣的各种“注视”,从而表达自己对耶稣、对基督教的无限虔诚和崇敬。梅西安的音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音乐,却具有传统与现代的宗教精神,“以其深刻的‘心灵之光’,描绘出崇高神秘的‘神赐之光’,从而使作品本身闪耀着宗教精神的‘形式之光’。”⑤
纵观西方钢琴音乐历史,基督教的影响随处可见。这不仅指从中世纪沿用至今的基督教典仪音乐、历代作曲家采用宗教音乐体裁所写的大量作品以及他们在其他各种类型作品中所包涵的宗教情感,而且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它跟西方人所创造的另一个对象——钢琴音乐艺术之间存在的某种内在的、心灵上的联系。总而言之,耶稣基督的教会已经给了钢琴音乐艺术一个丰盛的文化遗产。
注释:
①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 124页。
②〔美〕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6年版,第30页。
③洪严《论基督教会音乐的发展》,《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
④李振邦《教会音乐》,世界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⑤任怡《爱的凝视,崇高的寓意——析梅西安<对圣婴——耶稣的二十凝视>终曲之宗教象征》,《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4 期。
4.基督教文化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篇四
摘要:从《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缔结良缘,直到今日的人类、婚姻,以及与婚姻密切相关的性生活、家庭、繁衍的社会现实问题,基督教对婚姻家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并且基督教的婚姻观念中的忠诚、平等、责任、稳定、相亲相爱,这些对于促进家庭的和睦、社会和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词:婚姻;家庭;基督教;和谐
引言
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上传播范围最广,信教徒最多,同时也是对西方的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基督教的视野中,婚姻不只是指男女双方通过法律程序结合为一体,而首先应该是作为上帝与门徒之间爱的盟约的象征。基督教赋予婚姻以神圣性,以一种更具权威的神的力量倡导此种盟约,以调节婚姻中的两性关系,维持婚姻、家庭的稳定,并进一步维持社会的稳定。这也就是基督教横穿几个世纪,至今仍在婚姻家庭领域起到指导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关于婚姻的定义有很多,E.A韦斯特马克这样解释:“婚姻,通常被表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术语。因此,可以给它下这样的一个定义,得到法律或习俗承认的,一男或数男与一女或数女相互结合的关系,并包括人们在婚配期间所具有的,以及他们对所生子女之间所具有的一定的权利与义务。”[1]这种权利与义务是因宗教而异的,故而不能全部包括在一个通用的定义之中。婚姻问题在史学的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婚姻给性生活领域划出一个十分清晰的界限,丈夫、妻子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家庭。其次,通过财产分配,为婚姻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婚姻通过配偶、子女以及财产分配方式,使得社会群体再细分为更小的群体。第三,婚姻把两性关系的责任和再生产、社会化的责任联系起来。这样,父母会把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观念传授给他们的子女。
一、基督教的婚姻观
婚姻家庭是历史和社会的见证和缩影,是保护人的价值,保护文化认同的基本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问题的核心是人们如何看待配偶之间的感情与共同生活这种特殊的两性关系。由于人类感情同时兼有排他性与多元性、永恒性与任意性,婚姻本身也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在婚姻、家庭的发展过程中就必须有某种规范的约束,这种规范或是道德或是法律,也或是某种宗教观念。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强大的文化渗透力,具有同时贯穿道德和法律的力量,至此,也会影响婚姻。家庭关系的改进与个人生活的价值观密切相关,据一位牧师的讲解:基督教的产生最初源于对奴隶主阶级的反抗,后来随着教会势力日益渗透到社会上层,它对现存制度越多的接受就越不想去转变这种社会体制,但是,它对这种中心体制——家庭却不同。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一些基督教的关于家庭的规范得以完备,在基督教中,婚姻制度、家庭生活、家庭伦理等各方面都被以教义或教会法的形式予以确立。每个人都要成为上帝的一员,一生虔诚地信仰上帝,其次才是家庭的一员,履行其为子女、为父母、为夫妻的权利与义务。
在基督教的观念中,婚姻是神起初造人时就设立的,从《创世纪》第1章26节到28节、第2章18节,《玛拉基书》第2章15节三处我们可以归结出身设立婚姻的目的。首先是,互为终身伴侣,互相帮助,一起信奉神。其次,成家立业,建立家庭,管理神所造的一切。第三,传宗接代,繁育虔诚的信奉上帝的后裔。从《创世纪》的第一、二章可以看出,上帝亲自设立的婚姻,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是两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表明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其一,夫妻二人为一体,彼此相连;而在与神的关系上表现为夫妇双方又与神相连。所以,在上帝的旨意里,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是非常稳固的,因为夫妻双方都要敬畏神,奉行神的旨意,夫妻双方有共同的信仰和期许。
从《马可福音》第10章的9至6节我们可以得知,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一生之久的盟约。这个盟约是神配合的,认识不可分开的。夫妻双方任何一方都不能抛弃另一方,因为夫妻双方都敬畏神,彼此真心相爱,互相信任,彼此接纳;互相信任,互相体谅;彼此顺服,夫妻关系会越来越亲密,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但是,在神设立的婚姻中,一方面,神是要让基督徒享受爱情的甜蜜,另一方面是要他们彼此承担责任和义务。男女是平等的,但也有分工的差异,据《创世纪》第2章18节,上帝先造了男人就决定了以男人为主,女人为辅的关系格局。但是,这话分工关系的不同,并非表明男人要凌驾于女人之上,只是表明夫妻双方的责任和分工不同,男女在生命上、权力上是平等的。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肯为妻子舍命,妻子也要忠于丈夫、辅助丈夫。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22至23节对夫妻的本分各做了详细的说明。《圣经》提到,妻子的主要的本分是顺服,这里说的顺服并不是指妻子成为丈夫的奴隶或者是比丈夫卑微,也不是说妻子永远沉默、没有话语权、盲目的顺从,它并不是一个消极的概念,而是指一个基督徒一生所追求的一种境界,而是指顺服神、顺服神的旨意和权威。
关于离婚的观念《圣经》中提到:凡是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这位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了奸淫了。基督教要求的婚姻必须是绝对的圣洁的,并且认为无故的离婚就是犯了奸淫罪。基督教为性设立了一个标准就是贞洁,这时属于道德的行为的。基督教对罪是非常敏感和憎恶的,《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提到: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圣灵住在里面。基督徒的身体是用重价买来的,要用来荣耀神。所以上帝尤其痛恨淫乱之罪,因为“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之外的,唯有行淫是得罪的自己的身子”,圣经中虽是有这样严格的教导。但是由于有原罪存在缘故,夫妻关系很多还是会由乐园陷入苦境。
《圣经》中的性关系是婚姻家庭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传统的被视为神圣的性观点是十分清楚的。”[2]《创世纪》第2章24节,性并非为了生儿育女,而是共同生活、同甘共苦、祸福与共、互依互助、互补长短;《创世纪》第2章24节提到:两性是交合而非是苟合,使二人合为一体,性是深交,而不仅仅是肌肤之交。在基督教的观念里,性是神所创造的,使男女有别;性是为婚姻而造的,是圣洁、美好的,神造男女,建立婚姻制度,男女在夫妻关系中享受性生活,这是神所赐予的福气,也藉此生儿养女,负起延续及繁衍 人类生命的责任;享受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是上帝所祝福的,而婚姻外的性生活却是神所诅咒的。敬畏上帝所带来的合法的婚姻会带来家庭生活的和谐,性混乱不仅仅会摧残自身的健康,而且会带来家庭的不幸。
二、基督教教义中的和谐婚姻观
婚姻是人类社会恒久以来的一种存在关系。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婚姻关系的表现形式也是有差异的。关于婚姻的认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其中,人类学家威廉·斯蒂芬斯认为“婚姻是社会的合法的性结合;它开始于一种公众的宣传,具有某些思想的潜能。”[3]社会学家则更多地用制度的角度来看婚姻关系,认为婚姻是一种择偶的制度性安排。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家庭是一种社会组织,具有各种确定的社会功能,家庭被定义为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并且与社会的其他的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而家庭的状况也是社会的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家庭状况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诸如人文历史、风俗习惯、社会环境、自身的价值观、世界观、婚姻观等一系列因素的糅合而起作用的。
在基督教的视野中,大多数的神学家承认婚姻是具有神圣的意义的,而并非是人类演化的结果。基督教中的婚姻观念宣称“神就是爱”,这种爱是包括两个方面的:一是神与人的爱,二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婚姻关系就是爱之关系最生动的体现,围绕“爱”的主题,忠诚与责任成为基督教中的两个重要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持和谐、融洽的婚姻生活的基本的准则。忠诚包括但各方面的内容:对上帝的忠诚;夫妻之间的忠诚;对自身的性属的忠诚。在基督教的发展史中,教会神学强调灵魂的救赎,认为婚姻会妨害上帝的忠诚,因而会表现出强烈的禁欲和反婚姻的倾向,《新约》中圣保罗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人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在保罗看来,无论男女一旦结婚,难免会因恋慕婚配而降低对上帝信仰的虔诚,并因此会降低祷告的效力。因此,早期的许多的神学家把婚姻视作为阻碍救赎的堕落之路,追求婚姻生活的快乐与幸福被看作是罪恶,独身与禁欲则是上帝赐予的荣耀和崇高的生活方式。因此,为了确保对上帝的忠诚,需要遵循“信仰内婚制”。
首先,婚姻的主题必须对上帝忠诚,避免信徒因与异教徒的通婚而降低甚至放弃对上帝的信仰;其次,从缔结仪式上,传统的教义强调婚姻的“圣礼”性质,婚姻应该在教会的主持下进行,夫妻在代表上帝的神职人员——牧师面前宣誓接受婚约,由此获得上帝的祝福;再次,从行为准则上看,信徒必须严格遵守被视作上帝的旨意和诫命的婚姻伦理规范,从此方能“显为忠诚,以便凡事均能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基督教还强调夫妻之间的忠诚,亚当和夏娃创造了一夫一妻制的神话,并被视作上帝造人时早已决定了的神圣的婚姻形式。在《新约》中,耶稣和保罗多次强调婚姻之间夫妻的忠诚,这也成为了中世纪教会坚持婚姻不可接触的重要的依据。“忠诚”即是意味着夫妻之间相互依赖和彼此忠诚。“婚姻的盟约为上帝所见证,已经缔结便是不可背叛,即使一方死亡导致夫妻生活终结,这种婚姻关系也并未消失,它将永远存在。”[4]教义对忠诚原则的规定,重点对于性道德的规范,讲性行为严格限制在婚内,基督教兴起时,由于禁欲主义的盛行,性道德观念的转变,对于奸淫事件,“不像从前当作财产案子处理,而以有违宗教上的禁忌办理„„在婚外的任何性交都将会是得罪上帝的,而在教会看来,得罪上帝比得罪同胞要严重得多。”[5]对于婚姻的忠诚原则,禁止奸淫的原则显得更为公正,不仅仅是针对女性而且是对夫妻双方均有约束力的规定。
基督教设定了妻子的两种角色,一种是婢女,另一种是助手。依照神学的观点,伊甸园时期,男女是平等的。由于夏娃抵挡不住诱惑而导致了身份的降低,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妻子就必须顺从丈夫来为夏娃赎罪。二十世纪,新正统派神学家卡尔·巴特给与了全新的解读,肯定了男女同时获得上帝平等的恩宠,在巴特看来,男女作为两个互相依存的性属,具有天然的相互针对,互相承担责任,并由此获得自身本质的倾向。作为对立的属性,他们永远无法逃避相互间的依附、归属和倾注,否则便是逃避自身。所以,他们必须对各自的性属表示绝对的忠诚。男人和女人在这种同在关系中遵循一种特定秩序,这也是上帝为创造者而建立的“有效秩序”,男人在这一秩序中被指处在前面,但是他并未被赐予任何特权,对女人而言,她被秩序指向应当属于她的位置,即是“听从男人的主动建议”。“在这一秩序中,女人在她应在的地方,最终并非是尾随男人之后,也不是居于男人之下,而是在男人一侧。”[6]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新正统神学不再从生理差异的方面来论述男尊女卑的合理性,而是肯定性别平等,因此,从上帝创造秩序的角度对男女性属所担负的责任做出了划分。从此建立婚姻、家庭乃至一般两性之间都适用的原则:忠诚于自身的性属,便是遵从了上帝的戒律“秩序”,归根结底,便是遵从上帝的信仰,这也是基督教婚姻伦理的重要的原则。
三、忠诚于责任的爱促使婚姻和家庭和谐
基督教教义的原则是“爱”,在崇拜上帝的基础上,把这种爱施舍与他人,甚至是敌人之身。因为我们不能够直接把任何东西献给上帝,所以要善用一切机会去爱邻如己,以爱的精神去完成生命中原有的一切责任和工作。而婚姻家庭无疑是这些“机会”中最基本的形式,信徒必须在这种关系中实现对上帝及爱的诫命的忠诚,这既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责任。
基督教对“爱”作了“诚爱”和“欲爱”的划分,“诚爱”是给予,这种爱并不考虑自身对被爱者所应享有的权利,只要这一行动的一切因素得到实现,并在以后能够以爱的主题之奉献精神达到爱之目的,这也便是以基督教之爱爱着。反之,在“欲爱”之爱中,爱之主体基于被爱者的某种价值而产生的占有和享用的欲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爱表现的多么的忘我和超越都将流露出占有欲、索取性和征服性。在现实中,人们总是在欲爱的框架内生活,甚至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人也总是期望在“欲爱”和“诚爱”之间达到和谐,但是,二者是不可调和的,也是不可宽容的,唯一可能的和解之言就是“上帝平实的关怀着以诚爱爱着的人,[7] 也关怀着以欲爱爱着的人。” 神圣的婚姻生活中,忠诚和责任无疑是建立在“爱”这一次共同伦理精神基础上的两个基本的原则。在“爱”的统摄之下,忠诚意味着一种永恒的唯一的委身,一种对上帝及配偶全身心的认同和开放状态,它需要婚姻的缔结者谨守承诺的责任感;责任则是一种以忠诚为核心的意志,同时又是对忠诚最完美的表达,在“爱”的指引下,实现婚姻幸福美满、家庭和谐的飞升。
参考文献:
5.基督教文化概论 篇五
基督教文化在20世纪中国的十种境遇
基督教自进入中国以来,就一直和中国传统文化互补互动,特别是20世纪中国的精英们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冲击,对基督教也出现不同的态度,大致可以总结概括为十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和认识.换句话说,基督教文化在20世纪中国有十种不同的境遇.分析和研究这些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对于21世纪的人们来说,在增进智慧,提升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生命,认知普世伦理,贯通超越性与现实性,融会超越性与个体性,乃至于内在的超越与外在的超越实现互补等方面,都有其重要的现代价值.
作 者:耿成鹏 GENG Cheng-peng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8501刊 名: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英文刊名:THE JOURNAL OF HARBIN COMMITTEE SCHOOL OF THE CCP年,卷(期):“”(2)分类号:G04关键词:基督教 传统文化 境遇 中国
6.西方文化概论(精选) 篇六
英国的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纵观其发展史,英国王朝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特殊的,它与中国封建王朝王朝对于中国的统治有着极大的不同。
首先,中国的封建王朝有着3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许多的改朝换代,皇室的血统和民族也不停地发生着变化。而英国王朝表面上看上去由最初的统一英格兰诺曼王朝到如今的温莎王朝,不到1000年的发展史竟然也有了8个王朝先后存在,但是这种王朝的更替却与中国王朝的更替有着极大的不同(注:诺曼王朝之前的王朝并没有实现对英国的统一),从诺曼王朝开始,英国王室的血统再也没有中断过,其王朝名字的更替也只是因为继承王位的人员所在家族的改变而发生的,这也是由于英国允许王室女性继承王位的缘故造成的。所以说英国的改朝换代只是在自己的大家族里发生的,与中国有着本质不同。
不过金雀花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理查二世被他的堂弟策动宫廷政变废黜秘裁,演出了一幕“煮豆燃豆萁”的惨剧。新上台的亨利四世是兰开斯特公爵之子,王朝因此而得名。这个王朝历亨利四、五、六三世,被约克公爵的后裔推翻。这两个家族本是同根,兰开斯特家族以红玫瑰为徽号,约克家族以白玫瑰为标志。两家争夺王位的战争就叫作“玫瑰之战”。这与中国清朝时期的九子夺嫡有着一些相似性。
最初的诺曼王室是以征服者的角色来到英国,王室的的母语是法语,这与中国的满族统治的清朝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不过这两者也都相似的向民间主流语言低头,英语最终成了英国的主流语言。
英国王朝与中国王朝的不同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宗教信仰。
由于宗教的原因,欧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受罗马教廷的约束,最初的英国也不例外。在英国,国王一直以来都没有对国家的绝对统治力,中央集权程度远远及不上中国。国王对于王室人员的裁决,对外的战争,甚至是婚姻问题,都会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教皇甚至有直接罢免国王的权利。而民众普遍的宗教信仰对于国家的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显然比中国封建王朝的愚民政策的效果要好的多。
直至都铎王朝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因不满罗马教廷对其婚姻问题的干涉,脱离罗马教堂,成立了英国自己的教会——圣公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教。这是一场十分大胆的革命,一旦与罗马教廷决裂,虽然国王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性,但是同时也失去了罗马教廷的庇佑。
都铎王朝(英语:Tudor dynasty)(1485年-1603年),是在亨利七世1485年入主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后,所开创的一个王朝,统治英格兰王国及其属土周围地区。伯爵亨利·都铎于1485年8月,在法国援助下杀死理查三世,夺取王位,建立都铎王朝,史称亨利七世。都铎王朝统治英格兰王国直到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为止,历经118年,共经历了五代君主。都铎王朝处于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被认为是英国君主专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选自百度百科)
都铎王朝的来临使得英国王朝和中国王朝的区别渐渐拉开,都铎王朝时期因为宗教问题造成了很多的问题,首先,玛丽一世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其在位期间大规模迫害新教教徒,被称为血腥玛丽。但是她一生共处决过三百多人,跟中国的天子一怒,伏尸百万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而都铎王朝最著名的君主,伊丽莎白一世在玛丽一世在世期间,也一直谎称自己是天主教徒。在伊丽莎白一世继位之后,她甚至也处决了信仰天主教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
都铎王朝之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发生了著名的光荣革命,这不仅是英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壮丽的一笔,这一次的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统治地位。光荣革命也因为它的和平转折而饱受赞誉。英国由此告别了封建主义的时代。英国王朝也由此和中国王朝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登基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并没有完全完善,理论上英国皇室只作为凝聚国家力量的象征,并不具备实质性权力。国王不是实际上的统治者,由世袭产生。英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首相,通过民选产生。首相可就重大事项与国王磋商,但最终决定权由议会和首相做出。但是实际上到了汉诺威王朝国王依旧对政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能会觉得不能理解,一个已经失去实权的王室如何影响政局,这在中国王朝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这主要是由于英国王室多年来在英国民众甚至国家大臣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使得最初君主立宪制确立后,虽然权力掌握在议会和首相手中,首相仍然要事事向国王请示。
君主立宪制的最终趋于完善是由于英国最富盛名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女王 Alexandrina Victoria(1819.5.24—1901.1.22)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时间长达64年。她也是第一个以“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名号称呼的英国君主。她在位的64年期间(1837-1901年)是英国最强盛的所谓“日不落帝国”时期。她统治时期,英国历史上称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加大侵略扩张力度,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和占领了无数殖民地。她在位的60余年正值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由方兴未艾到鼎盛、进而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时期,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注:来自百度百科)
维多利亚女王自幼由于父亲的去世,家中贫寒。得益于君主立宪制后严格的继承制度,1819年5月24日,维多利亚降生在伦敦的肯辛顿宫。为了让孩子在英国出生,她的父母专程从巴伐利亚长途跋涉回国。这使得维多利亚一举成为第一继承人。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虽是君主立宪制度,维多利亚女王对大臣们的影响力依然很大。她在位期间,大英帝国极度扩张,达到空前的繁盛,深深影响中国历史的鸦片战争也是在她刚即位不久发生的。直至今天,世界上许多河流、湖泊、沙漠、瀑布、城市、港口、街道、公园、学校、建筑物等都是以维多利亚命名的,包括有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加拿大维多利亚市,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馆,香港的维多利亚港,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塞舌尔群岛首都维多利亚,非洲最大的湖泊维多利亚湖,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足可见女王在英国的权利和地位。因为她的不满迫使大臣辞职以及对中国发起鸦片战争更是说明了这一点。她的子女遍布欧洲各个王室,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就是在她的子女亲戚之间展开的。
维多利亚女王作为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虽然由于君主立宪制使权力受到制约,但是她却将英国王室的地位拉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崇高地位。
英国王室在政治舞台上退居二线要归因于女王的婚姻。
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感情很好,但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在女王中年时代去世,这时维多利亚女王受到英国人的普遍敬重,大臣们也开始主动询问她的意见。然而,丈夫的去世让女王郁郁寡欢,她曾长时间离开伦敦隐居,即使公开露面,也不戴王冠,而总是一种寡妇的打扮。由于维多利亚长期隐居,导致首相无法事事请示女王,因此首相的权力渐渐增大,促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更趋完善。维多利亚女王之后,英国王室虽然仍然在国民心中享有较高的地位,但是已经不复当年,更多的是以一种象征意义存在着。而如今的温莎王朝的地位得以保持,与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处事方式有着重要的关系,她几乎不会公开发表任何敏感的政治意见。不过当年饱受英国人民爱戴的戴安娜王妃之死,由于女王态度消极,使得王室遭受了巨大的危机,最终女王做出了让步。
如今的英国王朝对于英国经济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英国王室经济学是指英国王室的一些重要活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英国经济,产生经济价值,如女王登基、王子结婚、王妃生子等。
英国王室经济学的成因更多英国王室是英国的精神象征,古老的英国王室在现代英国社会中发挥着凝聚力的作用。高贵而亲民使他们深受爱戴,这也使得英国民众十分关心王室生活,进而造成消费。英国小公主可创造10亿产值更多在凯特王妃诞下小公主后不久,经济学家预测,小公主有望带动英国经济发展,她的一生将为英国创造10亿英镑的产值。
英国王朝还有很多的与众不同和神秘之处值得我们去探究。附:王室继承的顺位。
1.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储殿下(伊丽莎白二世的长子)2.威尔士的威廉王子殿下(查尔斯王储的长子)3.威尔士的亨利王子殿下(查尔斯王储的次子)
4.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殿下(伊丽莎白二世的次子)
5.约克的比阿特丽斯公主殿下(约克公爵的长女,1988年生)6.约克的欧吉妮公主殿下(约克公爵的次女,1990年生)7.威塞克斯伯爵爱德华王子殿下(伊丽莎白二世的三子)8.塞文子爵詹姆士(威塞克斯伯爵的儿子,2007年生)9.路易斯·温莎郡主(威塞克斯伯爵的长女,2003年生)10.安妮长公主殿下(伊丽莎白二世的女儿)11.彼得·菲利浦斯(安妮公主的儿子)12.扎拉·菲利浦斯(安妮公主的女儿)
13.林莱子爵(乔治六世的外孙,玛格丽特公主的儿子)14.查尔斯·阿姆斯特朗-琼斯阁下(林莱子爵的儿子)15.玛格丽塔·阿姆斯特朗-琼斯阁下(林莱子爵的女儿)
7.基督教文化概论 篇七
一、对宗教感的呼唤
历久以来, 人们对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评论看法各不相同, 文学观的不同决定着评价准则的不同, 也需对于文学是何物无法做出定性分析, 但考虑文学包含什么要素难度不大。不可否认文学与其他领域的交叉中, 它与宗教间的密切关联向来存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周作人著) 中提出:文学原本就是宗教的一部分, 却由于两者性质不同, 所以文学最后才会被宗教分化出来。文学起源于宗教, 它不受宗教外在仪式化程序的限制, 但无疑是宗教精神实质的载体。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使其确立文学存在的角度更为独特, 即认识和表现真理的角度。文学在陈述事实, 也在刻画人类灵魂, 更在书写对宗教的情感, 同时还仰望着彼岸的世界。中国文学却并不重视抒写这种宗教感,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指出, 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力量, 并非纯粹文学和孔子、老子, 而是通俗文学和道教, 这里所指的道教并非庄子的道家。虽然这种观点深刻洞察到中国传统文学的精神, 然而通俗文学和道家逍遥避世难以解决人们内心的矛盾张力, 只能转移灵魂的焦灼状态。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儒两家, 其道德准则和逍遥精神给予不了真正的人生安慰, 很难真正深入人灵魂深处的不安和痛苦。由于缺乏这种崇高的宗教精神, 中国文学才会极易在写实平面中消解, 所以才需要基督教精神的介入来明确解决中国文学困难的方向, 实现对宗教感的呼唤。
二、独特的意象阐释
宗教感的产生以及熏染过程十分漫长, 对基督教信念的执着和认同与内在情感抒发关系密切, 但在文学批评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尚处于起步阶段, 而基督教文化影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最显著的外在特征即独特的意象阐释和言说方式的确立。文学批评在自身发展体系中采用了基督教文化的意象表达和言说方式, 这源于基督教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成熟和批判主体对基督教文化了解程度的日益加深。纵观当代文学批评文章中对《圣经》的引用不在少数, 信手拈来的经文和悲悯深厚的语言特色, 不仅彰显出批评主体熟悉基督教经典的程度, 更是他们领悟和感知基督教精神的体现。这些文学批评的思维模式日渐成熟, 对阐述构思救赎、罪恶、忏悔、苦难等主题也越加完善。同时基督教文化对约定俗成意象表达的公认, 促进着文学批评独特阐释的形成, 比如同伊甸园、十字架、审判等具有指代意义和隐喻的语汇逐渐在批评过程中获得了确认。
三、终极关怀的价值立场
文学批评的价值呈现受到基督教文化对人类生命和灵魂的终极关怀上。文学批评以某个作品好坏的评定为主要职责, 然而批评者采取不同的标准和立场, 即便是批评同一部作品, 其结果将天差地别。文学批评和其他学科相比不同, 它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研究总结, 以及在所有评论实践中的应用。但值得注意文学批评并非是断章取义, 它在批评现象上有着普遍的意义规范和准则存在, 正如刘小枫指出的这个界定是真实的意义, 它能够开启每颗心灵, 令个体对价值意义的内在意向得到很好的满足, 并深入到每个个体的内心深处, 使其切实地感受到它的确定和亲切。事实上, 提出这一普遍准则就是阐发文学批评的规范, 在这个方面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作用, 不是对更值得褒扬的文化或更好文化的在乎, 而更在乎它提示的这种意义真实。这种意义真实与基督教文化的终极关怀价值立场和对个体灵魂的关注正好契合, 也就是说, 这个层面的文学批评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努力的意义便在于此, 它们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指向了终极关怀价值的建立。
结束语:
综上所述, 基督教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 他们的作品不仅呈现出对基督教文化的因素, 也表达出对基督教的情感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备受文学研究的关注, 而本文以文学批评为切入点, 从基督教文化影响着手, 重点探讨文学批评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特征及优势。
参考文献
[1]崔海亮.基督教文化对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影响和对策[J].科学与无神论, 2014, (2) :42-45.
[2]刘芳文.论《雷雨》与基督教文化的复杂关系——兼评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关系[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14, (1) :40-47.
8.基督教文化概论 篇八
【关键词】基督教 东正教 语言 宗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B9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9-0003-02
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几乎与人类的文明同步产生和发展。宗教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语言,可以说,宗教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俄罗斯基督教的传入与发展概述
公元988年,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在古罗斯发生,它不仅影响到国家经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国家政治体制和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这就是将基督教定为基辅罗斯的国教。这件事让这个还在宗教信仰中徘徊的民族宣告自己的国家不仅有英勇强悍的子民,同时也拥有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然而,基督教在俄国的发展并非顺风顺水。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政府开始取缔教会、摧毁教堂、迫害神职人员。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宣布“国家将致力于改善同教会的关系”,大大放松了过去对宗教的控制,支持教会的各种活动,保障教会的地位。从前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政府为了统一人民的思想意识形态,填补民众的思想空白而重新倡导宗教传统思想与文化,重建教堂,教会活动日益频繁,信徒随之增加,宗教教育事业也不断壮大。现在的俄罗斯可以说,已经恢复了延续千年的宗教文化传统。
千百年来基督教对俄罗斯民族的思想意识、性格特点、风俗习惯,以及语言文化、文学和艺术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俄罗斯文化的根源就是千年来生长在东正教文化土壤里的基督教文化。直至今日,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的东正教都是俄罗斯信仰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同时也是俄罗斯人民的精神支柱。因此,想要了解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文化领域,研究东正教给俄语发展带来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二、宗教文化对俄语发展的影响
宗教既然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必然反映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纷繁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必然在语言中留下许多痕迹。实际上宗教在崇拜神灵的同时,也崇拜语言,是借助对语言的崇拜与利用而形成和发展的。语言和宗教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语言是存储文化的容器,这其中就包括蕴含了大量的宗教文化信息。语言也是文化的凝聚体,所有文化的积累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只有通过语言,文化现象才能得以传承和发展,当然宗教文化也不例外。
同样在俄罗斯,宗教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俄语发展的影响也尤为深远。在古罗斯,古斯拉夫语是最早的书面标准语,形成古斯拉夫语的字母被称为基里尔字母,而“基里尔” 是拜占庭时期在古罗斯进行传教的希腊传教士康斯坦丁的教名,正是他以希腊字母为基础创造出的一套斯拉夫字母,用它翻译了福音书,并用这种斯拉夫语讲解教义。纵观从古罗斯流传下来并沿用至今的基督教词汇可以看出,宗教文化已经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并且在文学作品、大众传媒语言及民众言语表达中有了明显的反映,这对俄语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俄语中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基督教词语,有表达基督教义,《圣经》人物、事件、传说、书文名称的词汇,它们都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如Бог(上帝),ангел(天使),демон(魔鬼),Иисус Хрустос(耶稣),крест(十字架),Библия(圣经),Бытие(创世记),монастырь(修道院)等;有表示神职人员称谓的词语,如архиерей(主教),священник(祭司),настоятель(修道院院长),поп(牧师)等;有表示宗教仪式名称及相关专业用语的词汇,如крещение(洗礼),исповедь(忏悔),обедня(弥撒),проповедь(布道),молитва(祷告),псалом(赞美诗)等;有表示东正教节日的名称,如Рождество Христово(主降生节),Пасха(复活节),Масленица(谢肉节)等。需要指出的是,大量最初源于教会斯拉夫语的词语,之后进入俄语,现已成为使用频率较高的通用词汇,如бремя(重担),брань(骂),вред(危害),истина(真理),нужда(需要),член(成员),кумир(偶像),власть(权利)等。由此可见,起初主要用于讲经传教的基督教词汇对于丰富现代俄语词汇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俄罗斯语言中的宗教文化表现
语言是宗教文化的投影,宗教与语言是需要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较广的课题。在一篇不长的文章里论述这个题目实在有些困难。这里我们从两个方面举例,试图就基督教文化在俄语中的具体表现做一些简短的概述,用以说明宗教在语言中的重要位置。
1.俄语成语、谚语中的基督教文化表现
基督教在基辅罗斯被定为国教之后,很多来自教会斯拉夫语的圣经词语渗透到俄语中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语言的演变,源自《圣经》的神话传说和《福音书》教界箴言的成语先后进入俄语标准语并获得了新义。如:око за око, зуб за зу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волк в овечьей шкуре(披着羊皮的狼)、продать за трицать сребреников (кого)(为三十块银币而出卖某人的人)、Кто не работает, тот не ест(不劳动者不得食)、хранить как зеницу ока(像保护眼睛一样)等。
俄语中也有相当数量的谚语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如表达上帝万能、无所不及的谚语:С богом хоть за море, а без Бога ни до порога.(心中有上帝走遍天涯,心中无上帝难出家门),В малом Бог и в великом Бог.(上帝无所不在),Кто любит Бога, добра получит много.(热爱上帝,定能幸福)等。据统计,含бог,господь(上帝)这类词的谚语就有190余条;还有表现东正教节日的谚语:На Антипу порогом брод, на улице переправа.(到了安基节,过门坎要涉水,上街要淌水)俄历4月11日为安基节,有时有的地方要发大水,Хвали зиму после Николина дня.(过了尼古拉,才把冬季夸)尼古拉节是俄历12月6日,到这一天冬季的气候才稳定下来,Хоть с себя что заложить, а масленицу проводить.(情愿典当光,谢肉节也要过得像样),Масленица(谢肉节,又作“送冬节”)尽管是一个从俄罗斯多神教时期就流传下来的传统俄罗斯节日,但后来该节日与基督教四旬斋之前的狂欢节发生了联系,因此现在谢肉节也算东正教的传统节日之一;东正教对数字3和7赋予了非凡的意义,而且也将其表现在谚语中,如До mрёх раз прощают.(恕不过三),Без mpouubl дом не строится.(不经三次,房子是建不起来的),Семь раз отмерь—один раз отрежь.(量七次,裁一次,即三思而后行),За семь вёрст киселя хлебать.(跑七里路去吃一点羮)等,在东正教思想中,数字3意味着“多数”和“完整”。据《圣经》记载,上帝耶稣就是依赖“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的生命而存在的,耶稣死后正是三天后复活的,他在世间显灵三次;数字七在东正教中的表现为上帝造物用了七天,天堂由七重构成的,人们应当完成七件圣事等,因而在俄罗斯民族意识里3和7都是吉利的数字。可见,源于《圣经》的成语和源于宗教思想和文化的谚语除了发挥语言功能之外,还承载着宗教文化价值导向的功能。
2.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基督教文化表现
宗教信仰是决定俄罗斯民族命运的基本因素,俄罗斯民族的诸多方面都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以东正教为依托,很多俄罗斯的有识之士都走上了精神漂泊之路。灵魂和精神是他们永恒的话题。19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很多都反映出了鲜明的宗教色彩,或展现宗教文化习俗,或体现作者的宗教观。正是因为俄苏社会具有的深厚的宗教土壤,使俄苏作家在思维方式上,在对冲突、矛盾的强调以及对精神力量的偏重等方面都受到潜移默化的传承和诱导,因此俄苏文学中蕴含着浓郁的宗教情结。以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旅人”,像宗教使徒般地踏寻,他们以描绘、揭示灵魂的轨迹和秘密为己任,创作了充满忧患意识的现代启示文学,一如宗教启示录:发现罪恶,救赎灵魂,重返家园。普希金在短诗《小鸟》中写道:
身处异乡,我十分忠实,
把祖国往昔的风俗遵守,
在和煦的春天的节日,
让一只小鸟重获自由。
我心里已感到几分满足,
何苦对上帝抱怨命运,
我能把自由作为礼物,
赠给一个活着的生灵!
《小鸟》的中心思想是救赎,而诗中“和煦的春天的节日”指的就是基督教的“复活节”,“往昔的风俗”中就包含宗教风俗习惯,“自由”、“命运”、“生灵”这样的字眼,处处流淌着宗教情节。俄罗斯学者杜纳耶夫认为,普希金把生命视为上帝的枉然的馈赠,结果是他的心灵充满痛苦,内心感到空虚,因此诗人只有“接受上帝的语声”才能摆脱罪孽感,找到救赎之路。当今,俄罗斯许多文学研究者们都开始对俄罗斯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这个昔日禁区问题开始大规模地研究,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和作用上,个别学者甚至还将俄罗斯文学完全基督教化。
基督教在俄罗斯的传播无疑对俄语语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语言文化学角度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民族的语言个性和语言的发展变化,同时强化对宗教文化现象的正确理解和认识,进而消除由于宗教和民族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
参考文献:
[1]廉照春.宗教在俄语及俄罗斯文化发展中的影响[J]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3)
[2]刘光准,黄苏华.俄语语言文化习俗探讨[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廉照春.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发展中的宗教影响[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2)
作者简介:
9.中国文化概论论文 篇九
媒体与设计学院
艾孜买提 5102049017
摘要:“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文化 历史 进化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无数珍贵的文化财富。众所周知,文化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而文化本身也是不断的进化,不断地积累。回溯时间的长流,中国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就有了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的思考。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的进化,我们会发现早期的对历史的进化思想有着很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其实说到进化思想,进化的思想并不是在19世纪末才如神兵天降般影响到中国的史学界的。早在千年之前的先秦及两汉时期,便已出现了朴素的、带有哲学思辨性的进化思想。
中国的史学自古便是极为发达的,早在上古三代时期,《易传》就充分肯定了事物变易是具有必然性的,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们在阐述各家思想的同时,也不时透露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其中最为有名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亚圣”孟子,以及他提出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孟子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二元循环的,盛衰之世在循环之间又以五百年为单位交替向前变易,而且历史的推动力不是人民,不是生产力,也不是某些偶然事件,而是天降的圣人。
由于孟子在中国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他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难以避免的影响到了后世的史家们。即使有史家希冀提出具有进化思想的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的怪圈之中,但是在历史循环的每一个阶段内,也蕴藏着历史进化、变易、发展的趋势,二者可谓是矛盾的统一。如下是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最突出的几个史学思想。
首先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为载体的“五德终始说”。此说是一种解释王朝更替与历史变易的学说,包括两个解释系统。其一是由战国阴阳家邹衍创立的按照“土木金火水”相胜之序来解说自黄帝以来的中国历史,其二是西汉经学家刘歆创立的按照“木火土水金”相生之序来解说自伏羲以来的中国历史。两种说法都认为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象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一德克一德,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是依靠“逆取”、“革新”,这就叫做“五行相胜”;而后者认为一德生一德,前朝将天授之大位“禅让”于后朝,五德彼此相生。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是为了统治者服务的,都是为了证明新朝代旧朝乃是承上天之意,是合理合法合乎统绪的。从中我们能看出“五德终始说”的提出者们在创建这一思想时,是带有一种朴素的进化思想的,前朝气数、德运已尽,故新朝携新生或新胜之“德”,已全新进化之姿态接受天命,登上历史舞台。但即使如此,“五德终始说”也还是难以跳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只是从孟子的二元循环变为了五元循环。
而汉初的史学、经学家们则将此类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及天人感应色彩的历史循环或进化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首当其冲的便是西汉经学大儒董仲舒及其“三统”说。董仲舒的史学思想无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易传》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他提出了“有道伐无道”之说,自夏以来是“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的一个相克相胜过程。但董仲舒的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还是“三统”说。“三统”说是一种肯定历史朝代必须按照黑、白、赤三统依次循环更替的学说,此学说认为凡是异姓王受命而王,都必须改正朔,由于正朔不同,物萌之时的颜色各异,也就有了黑、白、赤三色。三统说从其表述形式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其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复”字,但就其实际内涵而言则是进化的。首先,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种体现亲疏之义的尊崇新王之说,主张新王与上两代旧王并为一轮之三统,新王需存二王之后,且帝王愈远愈疏、愈近愈亲,这种尊新王思想,无疑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再者,与“三统”相对应的是忠、敬、文“三道”,此乃一朝之礼乐制度,三道的循环是以变革礼乐,对前朝礼乐制度进行损益为主要内容的,当然也是一种进化论。因此董氏的三统说是一种以循环为表、进化为里的史观。由于儒家及其发展形式——经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历史循环变易论一直占据着史学界的主流地位。
中国文化中展现出的早期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G.B.维科认为历史的变化经过3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历史变化经历了这个阶段以后,就会重新回复到原始时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文化的进步推动了历史观的进化,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也开始逐步融入世界,以进化论为主导思想的史学观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史学界,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思潮。为此奔走疾呼得最为卖力的当属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著作《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便开宗明义的宣称,“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而另一位思想巨匠严复则用妙笔生花的译作将西方进化论介绍至中国,除了最为有名的《天演论》外,严复翻译的另一部西方社会学著作《社会通诠》则明确展示了西方历史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进化历史观。用形象的说法来描述进化历史观就是,历史是一条由野蛮到文明的“直尺”,尺上有诸多“刻度”,代表了历史进化的各个阶段,常见的“刻度”有“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渔猎—畜牧—耕桑”、“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帝政时代—君权极盛时代—文明自由时代”。整个历史进化过程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代代嬗变而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历史进化论思想可谓彻底改造或颠覆了过去中国史学界那种在循环与进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史学思想,进化论将过去可能是一个圆圈或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拉直了,直线两端伸向无穷远。而持历史进化论观点的史学家们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便是历史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所谓“优”与“适”,并非是传统史家所谓的有道德的,恰恰相反,无道德的,甚至野蛮强势乃至无耻者才在进化之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只有且必须通过变法图存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与强者为伍。不然,若只是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弱小悲凄,或者说是“占有道德的制高点”,便只能走向灭亡,而这一思想便为清末的一系列改革变法乃至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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