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爱情小说的历时性研究

当代爱情小说的历时性研究（3篇）

1.当代爱情小说的历时性研究 篇一

中国当代反腐题材小说研究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文学热潮，那就是“官场小说”的繁荣。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官场小说”当属晚清“谴责小说”。新时期，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腐败等不良现象屡禁不止，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官场小说”再次“浮出水面”，并以“蔚为壮观”的创作景观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官场 反腐 核心价值观

腐败现象就像一颗毒瘤，肆意侵蚀着国家政治生态健康稳定的发展。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大力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正是在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时期，体制漏洞，腐败问题日益滋生。

但随着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人们对政府，对国家廉政、勤政的认识不断加深。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多的作家涌现出来，承担社会责任，直视政治问题，不再规避文学的思考性，站在政治尖端，通过官场小说揭示社会腐败问题，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作者的灵感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们不得不反思，现当代文学对政治尖端问题表现的缺失。社会的巨大反响是一种社会期待，反腐题材小说对揭露政治生态现状，对公正廉洁官场导向的期待，也是人民对官场文学的诉求。

所谓“官场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以官场生活为表现内容或题材的小说。指的是以揭露官场内幕、披露官场黑暗腐败、描写官场权利斗争、记录官人宦海沉浮为主要内容，以正视社会现实、关注百姓疾苦、揭示阴暗丑恶、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现实主义姿态，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被广大读者所欢迎，成为当下文坛一道新奇独特的风景，推动了文学的繁荣。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如张平《抉择》、陆天明《大雪无痕》、王跃文《国画》、周梅森《国家公诉》、阎真《沧海之水》、王晓方《驻京办主任》系列、大木的《组织部长》等。

“官场小说”是 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反映生活的小说类型，从很大程度上说官场小说，其文化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文学的意义。“官场小说”其实是民间通俗的说法，是作家以独特角度观察以中国政治官员为核心的大众生活、执政能力和社会现实，以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本文着重以“官场文学”中改革、反腐、原生态和新谴责四大主题类型中的“反腐”为主线进行研究。

当代的官场反腐小说正是以一种聚焦当下社会问题，用小说的创作手法，通过文学作品，深入浅出的对社会问题和社会价值观进行剖析。潜移默化地让人民群众了解到当今社会官场问题的现状、后果和产生原因，对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一定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对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起到积极作用。

在当代官场反腐小说的种种研究中，大约有两种研究思路：一是整体对当代“官场小说”进行宏观上的分析，如兴盛的原因，审美特征，叙事策略等，代表作有沈嘉达的《论官场小说》等。另一个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如孙德喜的《拿什么拯救人文精神――读阎真》、陆梅的《备受瞩目》、段崇轩的《官场与人性的纠缠――评王跃文的小说创作》、陈晓明的《极端境遇与“新人民性”――论张平小说的艺术和思想特征》等等。这两种研究思路从不同角度对官场反腐小说作了精确而深入的分析，使得当代官场反腐小说的研究逐步深化，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但不足的是，这些研究未当代官场反腐小说的界定、渊源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述，也没有从政治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

当代官场反腐小说展示出一种超越时尚文化意义附加、兼容社会生态与文化特征的思想和学术视域。官场反腐小说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表现其价值观取向：一客观角度，官场小说往往充分展现出官场的原生态，其主要在揭示官场的诠释状态、慵懒习性和腐败内幕。审美境界总体上处于世俗性日常经验传达的层面。同时作品明显存在着实用主义的思想立场和自由主义的艺术倾向。比如《人间正道》《苍天在上》等。二主观角度，作者基本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上，从社会主义历史外物变动和总体趋势的角度，来展现体制价值逻辑主导的官场与社会性的表现形式。主要作品有《国家干部》《命运》《我本英雄》。三批判角度，致力于当代政治历史，主要是政治一体化时代的专治、人治特征，进行一种文化层面的批判与反思。其中以《北方城郭》《羊的门》表现的最为开阔透彻。

对于当代反腐小说的功能性本文主要从内部功能和外部功能进行研究。

一.当代反腐小说的内部功能

在总书记的领导下，反腐倡廉战略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九大报告中，全面从严治党又是报告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国家对反腐问题的高度重视，是的反腐题材小说成为时代之下十分火热的文学类型，反腐成为当代文学中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反腐题材小说通过一片固定官场环境中几个中心人物及其他人物的故事，通过情节的跌宕起伏，不断发展变化，人物内心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及结局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来揭示反腐小说的主题，具有一定的警醒作用和道德引导作用。

王跃文先生在小说《苍黄》中写道：“我的客厅里挂了一幅油画。画的是深蓝色的花瓶，插着一束粉红玫瑰。花瓶却是歪斜着，将?A欲?A的样子，叫人颇为费解。”画出自一位高僧之手，在画框很不起眼的地方，写着小小的一个字：怕。”

菩萨怕因，凡人怕果。心中又怕，敬畏常在。

反腐小说中，人人都是有怕的。只是对待怕的方式与程度不同。有人怕只是那么一点胆战心惊，脸红心躁，后劲一过就拿出“不成人但成“仁”的气概去贪，去以大压小，去颠倒黑白。有人怕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今日敬畏，明日松懈，抽个空子能钻就钻。有人怕是真的三观正，道德水平高，以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利益诱惑之下仍能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种怕才是真正的怀着一种敬畏之心。无论小说的故事如何起伏，紧要关头如何揪?尤诵模?清官好，贪官落，必定是最终的结局。

小说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官场中人对自己内部的事情也格外敏感和重视，现代反腐小说便对官员有着一定的教育警醒意义。国考的热度从未消减，国家要求进步，政党要求先进之下，国家干部以及招考入编的公务员就要有更高的个人素质和道德品质。当代反腐小说发挥着自己的力量，通过“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官场内容，让官员们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防止腐败问题的产生，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政治清明，国家才能富强，为民谋利，人民才会支持，不受制约的权力并不是什么好事，就如周梅森所说：“要有坚实的政治信仰。”

二.当代反腐小说的外部功能

根据同名小说拍摄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受到的热捧，也说明了人们对中国官场内部的一种好奇心理。人民想要知道政府如何运作，政府人员又是如何办事工作的。现代反腐小说中真实的官场情景，真实的人物形象，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理。并且，贪腐小说无论怎样去叙述故事情节，描写人物，甚至有些夸大出格，但结局大多牢牢紧扣着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令人在回味之余又起着非常好的引导作用，有利于建立人民对于政府的信心，以及配合反腐工作的决心。

当代反腐小说内部功能与外部功能的结合，发挥了此类作品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通过融入时代的潮流推动了文学不断向前发展，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内容，体现了社会发展中的透明性与公开性，具有十分多的积极影响。

当代反腐小说的批判性维度显得异常突出，很大一部分反腐小说都显出批判性和道义感，将“反腐”内容主动纳入主旋律的范围，更显示了“国家”或者“党和政府”正视自身问题的正面姿态与反腐的巨大决心，这本身就传达着良好的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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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孟繁华.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J].粤海风，2002（6）

4.石华鹏.对官场小说的期待[J].文学自由谈，2007（9）

5.张恒学.论世纪之交的反复小说[J].理论与创作，2005（5）

课题编号：lshh17-18ky7

（作者介绍：孟岩，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教育；葛一品，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201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h语言文学）

2.当代爱情小说的历时性研究 篇二

在莱克夫著名的作品《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莱克夫和他的学生提出了概念隐喻这个概念,并认为“不止在语言中,而且在我们所思所为中,皆有隐喻的身影” (Lakoff ﹠ Johnson,1980: 3)。事实上,这些隐喻使用太过频繁, 如果不在语言中刻意寻找,几乎无法察觉到它们的存在。这个理论同时也反驳了那些认为隐喻在语言中是“边缘的、无关紧要的”,认为隐喻是语言的 “核心”(Deignan, 2005)。 但是反对的声音认为莱克夫等人的学派属于“坐在扶手椅上做研究的语言学家”,因为他们的研究多数基于内省法和归化法,而缺少实践的支持,与自然语言脱轨 (Wang, 2007)。 因此,近年语料库语言学的快速发展则为这些隐喻语言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使他们的研究和实际结合更加紧密。2005年,A. Deignan发表了名为《隐喻和语料库语言学》一书。在书中,他以概念隐喻理论为理论框架,BOE为其语料库素材,研究了多角度的基于语料库的隐喻研究。

在书中Deignan解释了概念隐喻理论的五个原则,其中之一为“隐喻是抽象语言的核心” (Deignan, 2005: 13)。 具体来说,很大数量的抽象意义是借由隐喻来表达的。例如,莱克夫和特纳认为 “理解”某件事情通常由紧紧抓住某样东西这个物理性动作来进行隐喻性描述,例如 “grasp an idea”以及“get a handle on something” (Deignan,2005)。通过使用美国历时语料库,本文将研究在与“grasp” 一词搭配的名词在历时性演变过程中的变化。在分析综合语料之后,本文将尝试找出动词“grasp”的隐喻性使用方法的演变。

美国历时语料库是研究美式英语历史演变的最大的语料库。由杨百翰大学创建,该语料库包含从1810到2009将近4亿词的语料库。同时,它的语料来源丰富,并且非常平衡地兼顾了五种题材 :演讲、小说、杂志、报纸以及学术期刊。 可以说是研究美式英语最佳历时语料库。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

首先,收集语料。本文旨在研究动词“grasp”以及和它搭配的名词,因此在搜索框中输入“[grasp].[v*]”,然后在搭配条目中选择“noun.All”( 此时搭配条目会自动生成为“[nn*]”)。同时在栏目选项里选择是,这样就可以显示语料的年代和类型。这样按下搜索键后,就可以得到历时性排序的语料。然后,需要人工筛选出那些隐喻性用法和非隐喻性用法,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来归纳出其隐喻性用法的历时性发展。最后,总结不同历史时期“grasp”的用法 ( 从非隐喻性到隐喻性 )。这样就可以对“grasp”一词隐喻性使用的历时性得到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分析和结果

1. 从 1810 到 1840

“grasp”的隐喻性使用实际上遵循了“理解即抓住某件事物”这个概念隐喻 (Deignan, 2005)。“grasp”的字面意义为攫住或紧紧抓住一件事物,这个定义被隐喻性地转移到了理解某个意义这个目标域。在搜索了“grasp”的名词搭配后 ( 见表一 ),我们得到了100个频率最高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现最频繁的前10个结果中,“grasp”的原始意义使用和隐喻性使用平分秋色,各占50%( 见表2)。

为了更为细致地展现本文的研究,本文将从COHA可以追述到的最久远的“grasp”的使用来研究,也就是从1810年至1820年。

1810年,和后面几年相比,不管是字面性还是隐喻性使用,“grasp”一词的使用频率都很小。1810年共有28次使用,而其中只有一例是偏向隐喻性的。如下 :

1a. “Gentlemen should scorn to follow in this idle round,and sue for, through the tedious lapse of years, what in a moment,should be grasped at……”

在1810年,“grasp”的字面意义的使用颇为普遍,例如“grasp”手、手臂以及匕首等。尽管上述的那一个例外已经具备“grasp”一次隐喻性使用的雏形,但是其隐喻性还是比较隐晦,并非是完全隐喻性。

到1820年这10年间,“grasp”的隐喻性用法仍然频率很低(仅仅占2.2%)。然而“grasp”后面跟的名词开始从一些实际的物体转为抽象的观念。如下述三个例子所示,“他人的看法”、“问题的这一面”以及“一个重要的原则”都是抽象的思想,只能被理解,而不是物理性的紧紧抓住。

2a. After obtaining the views of others in detail, it was his custom to draw out, arrange, and note on paper the prominent points, that he might bring them into a compass, which his mind could more easily grasp.

2b. The mind wearied with doubt, instead of grasping that side of the question which, upon the whole, appears most correct

2c. ……but Mrs. Ewing added to those qualities a vigour of mind which could at once grasp a mighty principle in its magnitude……

另一个很明显但也非常有趣的发现是,在这些隐喻性的语料中,发出“grasp”这个动作的主语都是人们的思想, 而不是人。这一点和“grasp”的现代隐喻性使用方法颇有不同。对这个现象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在19世纪前期,像这样的隐喻性的“grasp”的使用,即用一个形容物理性动作的动词来隐喻性表达理解,还没有为大众所熟知,或者还没有成为流行或通用用法。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这些隐喻性用法中,通常都是具有强烈的修辞意义的(思想被拟人了,可以抓住某种思想)。在那段时期,对于大部人人来说, 隐喻被认为是一种“想象的工具”以及“专门用于修辞的” (Lakoff ﹠ Johnson, 1980: 3)。

2. 从1830年到1850年

The 1830s witnessed a great shift in terms of the metaphorical use of “grasp”.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became the subject of “grasp”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metaphorical usage only shared 1% of the whole.

1830年是“grasp”一词隐喻性修辞手法的使用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人第一次成为了“grasp” 的主语,成为现代“grasp”用法的基石。尽管这一年“grasp” 的隐喻性用法仅占了1%。如下 :

3a. I replied, eagerly grasping at the idea.

3b. ……his head crowned with a lofty penacho, put on by the king's hand, and the glittering axe of obsidian received from the same quarter, and grasped a moment with a military air,

3c. It is involuntary; and were we able, by a single effort, to grasp every subject of thought in all its minute particulars, could we hold them up at once to the immediate vision of the mind

3d. It was matter of surprise to see, how easily he grasped the leading principles of a case,

从上述语料可以看出,在语料3a, 3c和3d中,动词 “grasp”的发出者为人 :“我”、“我们”和“他”。而且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首先,“grasp”开始由特定的副词和名词词组来修饰,以此表达情感。例如在语料3a, 3c和3d中,“eagerly”, “easily”和“by a single effort”都用来形容“grasp”,来表达对特定想法、观念和原则的理解 (紧紧抓住)。第二个变化是,似乎这三句语料的发出者将 “grasp”的受体形容得尽可能的具体,这样人们可以更加明白他们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在句子3c中,“我们”必须要“在每一分钟里紧紧攫住 / 理解这个想法的每一方面”。

1840年总共有18例隐喻性使用。为了简洁,本文不将它们全部列下,而是剔除重复的例子,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4a. The untrained mind can not grasp the idea of the effect of slowly-acting influences extending over vast periods of time. 4b.……as if the idea were fairly grasped, he dilated into a torrent of utterance……

4c. It is this training and initiating of the intellect, which gives both insight to discern and comprehension to grasp the principles of things-which enables the mind to strip off the husk

4d. The imagination can hardly grasp so wide a subject as is embraced in the experience of a family chair.

在本文未列出所有条目中,“grasp”一词的修辞性用法(通常伴随拟人出现)其实占据了最大的比例。换句话说, 在1830年“grasp”一词的隐喻性用法进入日常语言的大趋势在1840年有所降低。另一个发现则是,在1840年的语料中,“grasp”的修辞性使用似乎都在表明,“grasp”后面的宾语通常是非常难被理解的,通常人们需要具备特殊的条件或出众的智力才能够完全“抓住它们”。

1850年的情况和1840年类似。在12例“grasp”的隐喻性用法中,4句仍然将“grasp”隐喻性地用于修辞的场合。 如下 :

5a. I never recollect the time that my spirit was not travelling to grasp some grown idea, to fathom the mystery of my being……

而也可以看出,6例语料将人作为“grasp”动作的宾语, 但也强烈地暗示,“grasp”的宾语,不管是事实或真相,都需要其主语具备超常的能力才能完全理解。例如 :

5b. when once they are excited to intellectual activity, and have within their reach the means of coming at right views,then they will grasp the great principles of natural justice with a clearness of apprehension

3. 从1860年到2000年

从前面的研究以及语料可以看出,“grasp”的隐喻性使用强烈倾向于描述一些很难被理解的事物。也就是说,这些语料大多要么消极地暗示了人们很难有能力去“紧紧抓住” 某个想法,要么暗示人们需要出众的能力来“紧紧抓住”这些想法。在分析过从1860年到1890年的数量庞大的语料库后,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久。如下 :

6a. You have grasped my meaning with an intelligence that does you credit..(1870)

6b.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masses was not great enough to grasp fully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freedom.(1880)

6c. You have perhaps answered my question already, and my stupidity has prevented me from grasping your meaning.(1890)

1900年是“grasp”作为隐喻性动词数量的井喷年。总共有141例隐喻性用法,在总共629例中占22.4%。可以观察到,“grasp”的隐喻性用法更为普遍。人们“grasp”的宾语已经变得更加普通,而不是那么有难度。

7a. A steward was remonstrating, and only vaguely at first,Field grasped the meaning of his words: -- “The captain said you were not to try to follow, Kennedy, at least not until Dr.Waller saw you. Wait till he gets here. He can't be three miles back now. ”

从19世纪初至21世纪,拿与“grasp”一词搭配频率最多的名词“meaning”来看,我们可以看出“grasp”都呃隐喻性用法经历了如下图所示的曲线变化,于1900年达到顶峰。拿与“grasp”一词搭配频率最多的名词“意义”来看,

Deignan (2005) 对此现象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两种对立的力量共同造就了语言学的隐喻和转喻”,一种力量是人们在语言使用中对使用“抽象和富有新意的隐喻来”的需求 ;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反作用力则是人们对无障碍沟通的渴望,这迫使他们重复使用特定顺序的表达方式 (Deignan,2005: 193)。

三.结语

借助美国历时语料库(COHA),本文通过研究“grasp” 一词后搭配的名词,研究了动词“grasp”隐喻性使用方法的历时性演变。

仔细研究了1810年到1850年的数据后,可以看出, 1820年和1830年是两个标志性时期。

具体来说,1820年的语料首先开始了“grasp”一词的创新式的隐喻性用法,将“grasp”和拟人等修辞手法结合来达到“人们在语言使用中对使用抽象和富有新意的隐喻” 的需求。在这段时期,“grasp”一词的隐喻性使用仍然保持其新鲜性。

从1830年的语料开始,人首先开始成为了“grasp”一词的主语,作为动作发出者。同时,各种表达人们的情感或态度的修饰词也会出现在其中。

1840年之后,“grasp”的隐喻性使用仍然还是修辞性的, 一个新的但对“grasp”的现代使用有巨大影响的现象出现了 : “grasp”一词的宾语概念、意义或想法都倾向于非常难以理解,尤其对那些缺乏理解能力的人。

这个现象也许可以解释现代“grasp”的隐喻性用法中暗含的意义为“理解某件困难的事物”。随着“grasp”的隐喻性用法逐渐普遍,这个动词也用于表达理解一些普通的事物。然而,最后也可以看出,“grasp”一词从被热情高涨的使用,如今已经如同莱克夫所形容的,太过于频繁使用而逐渐被遗忘其隐喻性实质。同时“grasp”的现代隐喻性用法也走向衰落,人们开始寻求更加新颖的表达方式来代替它。

参考文献

[1]Deignan,A.Metaphor and Corpus Linguistics.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 B.V,2005.

[2]Lakoff,G&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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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na Frankenberg-Garcia,Lynne Flowerdew and Guy Aston,New Trends in Corpora and Language Learning,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1.

[5]Nadja Nesselhauf,Corpus Linguistics:A Practical Introduction,2011.

[6]Shan Wang,Sophia Lee,Chu-Ren Huang(2011).A Corpusbased Analysis of Semantic Type System of Event Nouns:A Case Study on huìyì.University of Oregon,Eugene,1,18-34.

[7]Richard Xiao,Using Corpora in Contrastiv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1.

[8]Yunisrina Qismullah Yusuf(2009).A Corpus-Based Linguistics Analysis on Written Corpus:Colligation of“TO”and“FOR”.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Studies.5,104-122.

3.当代爱情小说的历时性研究 篇三

关键词：共时性,历时性,城市更新,演化机制

引言

城市更新是我国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下城市发展的热点议题,它承载了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矛盾与问题,人们在着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也推动了城市的变革与发展。城市始终在重组和重构中不断地变换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作为一个有机体,它的自我更新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路径。

上海作为我国特大经济金融中心,在改革开放的30年(尤其是近20年)间,城市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城市更新实践中取得的经验与教训,对研究我国城市问题更具有指导性意义。1990年~2000年,上海全市拆除各类旧住房2 787万m2,完成了365万m2的棚户简屋改造,新建造住宅达1亿多m2。2000年~2009年,全市拆除各类旧房7 940万m2,新建造住宅达2亿多m2(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上海近20年的城市更新无论在更新速度还是总量规模上都以乘数效应在递增。在城市更新主体和投、融资方式上,实现了从政府筹措到合作开发、多渠道融资再到多目标、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转变。这场规模浩大的城市更新实践对上海来说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它不仅仅是物化空间的再造,也是经济关系的调整和社会关系的重塑,是上海在实现其现代性道路上跨出的重要一步。

正因如此,上海这一阶段的城市更新活动不仅是国内城市规划研究的重点,也为国际城市学研究所瞩目;不仅着重于都市空间再造视角的评析,更促成文学、艺术、影视等视角对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专业表达。近年来有多部影片反映了上海城市发展,广为业界称道的当属《城市的远见——上海巨人的脚步》、《上海拆迁悲喜剧》和《苏州河》这三部影片。它们犹如一面镜子映照了现实中城市转型过程中的背后故事,也折射出这一历史时期深层的社会关系变革。而将影视作品与学理研究结合起来考察城市更新,更为我们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一、影像下的上海:城市更新中被悬置的启示

《城市的远见——上海巨人的脚步》(2)(又名The Vision of City)是台湾公视(其在岛内制作的节目向来以客观、中立、有格调著称)于2000年拍摄的。随着时间轴的推进,影片将不同年代的标志性建筑组合成了上海特有的视觉空间,从石库门住宅被大量拆迁到社会主义工人新村建设,从虹桥开发区第一块土地拍卖到“申”字形城市高架桥的修建,影片把城市发展中的不同历史事件融入到视觉体验中,摧枯拉朽的城市大规模改造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政府为应对当时“尽快改变旧区面貌、改善市民居住状况”的时代要求,但同时,这种改造却摧毁了历时性的城市记忆。

《上海拆迁悲喜剧》是由日本NHK电视台(日本唯一的公共广播电视台)于1992年拍摄的(3)。影片以上海黄浦区、浦东新区和老城区的延安路沿线土地使用权转让、居民拆迁至延安路第一座新楼上梁的过程为叙事线索,介绍了上海政府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土地政策实施和居民拆迁状况。由于当时是由政府统一来主导旧城改造,政府和居民的博弈结果始终是城市改造中的焦点,同时也深刻反映了上海在从工业中心城市向现代性经济中心城市转型的过程中,单一社会体制模式与城市居民生活改善的深刻矛盾,表明城市的现代性是无法抗拒的,它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具有两面性特征:历时性破坏中的共时性创造。

《苏州河》(4)是由国内“第六代”导演娄烨于1999年拍摄的,影片一开始是这样描述苏州河的:“我经常一个人带着摄影机去拍苏州河,沿着河流而下。从西向东,穿过上海。近一个世纪以来所有的传说、故事、记忆,还有所有的垃圾都堆积在这里,使它成为一条最脏的河。”影片并非要刻意呈现出上海苏州河的肮脏和狂乱,不过是试图在城市幻象中透露出船工、拾荒者、夜生活制造者等人群破棚旧屋的本土文化被外滩高楼大厦的外来文化日益边缘化的情形。在上海这个现实的环境中居住着多样化的社会族群,共时性时空中的城市异质性对于政府和一些人来说在城市更新中是令人焦虑的,而从城市历史发展的历时规律来看它却是社会生活多样性的希望源头。

从这三部影片拍摄的时间来看基本上处于1990年~2000年期间,拍摄地点与题材和上海的社会变迁背景相关联,影像折射出城市更新改造是上海实现现代性不可或缺的路径。与其说共时性的城市现代性剧变是同历史一刀两断,毋宁说现代性是从历时性的废墟中实现了共时性的新生。

二、城市更新的共时性与历时性

1. 共时性与历时性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75~1913)指出:“共时”和“历时”区别之处在于,前者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是一种规律;后者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5)。”从城市形态的共时性角度来看,城市更新是指物质空间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存在着差异,同时又由于其演化总是以原有形态为基础,所以又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所以城市形态拼贴化与多样化是这种连续性过程中的机体变异现象。而从空间生产的历时性角度来看,城市更新是一种城市空间改造、重构和生产的综合过程,主要体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资本流动中城市空间的生产逻辑——即物质形态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存在着差异,演化总是基于资本的空间组织和运营规律进行空间建构。

2. 影像空间的共时性与历时性

影像作为物化的符号形式在当代也成为都市欲望消费的能指,而电影中的城市物质形态也成为资本在空间积累和循环中的视觉表象。借助共时性的影像辨析历史与现实交织下的更新活动,空间的蒙太奇拼贴与类型化元素组合不但唤起了社会的集体记忆,也传达了更新的本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即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既要留住历史记忆,还要实现城市街区的生活再造。本文所谈到的三部电影,《城市的远见——上海巨人的脚步》、《上海拆迁悲喜剧》和《苏州河》的故事都发生在上海,所反映出来的主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现实背景下城市更新的二元性。《城市的远见——上海巨人的脚步》所描述的时代背景反映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在历史发展的共时性阶段通过城市更新来实现建构现代性的需要;《上海拆迁悲喜剧》则从城市改造这样一个事件当中去窥探时代背景下的空间生产矛盾,在历时性社会体制和权力话语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渐进的方式才能真正实现“有机更新”,大规模拆建只会导致空间进一步分异和等级化;《苏州河》这部影片告诉我们不要忘了在更新改造这个城市的时候,其实每个角落都存在着新与旧、美与丑、洁净与肮脏的矛盾对立面,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个城市才充满着亦真亦幻的梦境魅力。三部影片均反映了当代中国城市更新是历时性的空间活动,而这种具有持续性和创造性的活动是在一个非常纷繁复杂的现代性语境中展开的,其中蕴含着深刻、尖锐的矛盾。

3. 城市更新二元性的统一

国内学术界针对城市更新的研究往往关注空间形态的共时性特征,强调对历史空间的保留和利用,但从空间生产的历时性来看,我国城市更新改造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在既有社会制度框架下实现“空间的审美”与“空间的正义”的统一。城市空间更新的共时性特征决定了更新行为不能脱离物化再造的基本前提,同时要超越物质环境改善与审美的角度,历时性的物质要素可以转化为共时性的城市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城市空间更新的历时性特征反映了国家的制度文化和政治经济的演化逻辑,共时性的矛盾并非无解之题,应倡导在小规模渐进式的改造中寻求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合作之路。城市更新绝非静态的,空间物化的共时之中包含着历时的记忆延续,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积淀也会在物化共时中产生相应的调整。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空间生产是资本的运动过程,而生产要素积累与消费则是空间生产体系的必然结果和延伸逻辑。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空间生产活动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空间生产是创造的过程,而空间消费则是破坏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城市更新正是在这种创造与破坏的过程当中实现了城市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空间的转型。

三、上海城市更新的空间生产逻辑

1. 西方城市更新的思考

纵观西方城市更新,其历时性过程可以分成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君权统治下的城市改造,二是“二战”后的城市重建与更新,三是后工业时代的城市更新。这三个时期都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的空间生产与居民生存的空间消费之间的共时性矛盾。反思我国城市更新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及90年代影响渐深的经济全球化的历时性节点之后,国内的城市建设发展完全处于一个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更加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将我们置于一个历时与共时交织的时空环境中,大量历史建筑被侵占拆毁、传统街巷被重新拓建、原住居民被随意遣散、社会网络被粗鲁解体等一系列城市更新问题随之而来,这些共时性的问题并非物化表象的变迁结果。当社会管理体制与空间需求产生摩擦、物化更新需要与土地区位价值改变产生冲突时,所谓的城市大拆大建、假古董盛行等一系列城市空间生产幻象便随之而来了。奥斯曼(George Eugène Haussmann)在1850年~1870年执政期间对巴黎大刀阔斧地改造建设,有人说是奥斯曼毁了巴黎,其所做的一切成为人类的遗憾;而有人认为他的壮举奠定了巴黎走向现代城市的基础。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城市大规模建设和改造是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必然,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描述的那样,“脱离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之后,资本便可以按照自己独特的原则重新组织巴黎的内部空间。奥斯曼想将巴黎打造成法国的现代之都,然而到最后他只成功地让巴黎成为由资本流通所掌控一切的城市(6)。”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这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巴黎累积了向现代性转型的必要条件。

2. 上海城市更新的空间生产语境

当城市的土地使用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资源配置时,最优的空间使用方式一定是第三产业向城市中心集中——即通过城市土地功能的置换来实现级差地租。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城市改造中实现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退二进三”的战略。值得深思的是,我国初期城市土地市场进行有偿出让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迅速转型中基于效率优先的路径选择,土地商业价值犹如井喷一般被释放出来,在丰厚的利润回报面前,这场没有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改造最终导致了社会空间断裂与重组。

上海现实的城市更新语境应在当前城市化、全球化的语境下进行解释和剖析。首先,上海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速度迅猛,与此同时,基于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传统住房供应渠道较为单一,共时性滞后的社会体制框架与历时性快速的城市发展建设矛盾重重。一方面旧城居住空间拥挤、房屋破旧不堪,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要求享受正常的空间居住权;另一方面改造更新就意味着城市空间的再生产,而这个过程要遵循土地价值规律,因此大量居民只能搬迁到城市的边缘去。其次,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全球化是其现代城市的另一时代特征,这种共时性特征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现象,也影响了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决策,影响了公众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7)。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上海作为全球金融资本重要的汇集地具有明显的运动轨迹,这一时期城市更新改造的融资渠道也将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开始,上海的城市职能、产业结构以及城市更新方式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上海中心城区更新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表1)。

下面选择发生在已经逝去的卢湾区的三个著名的城市更新案例(新天地、8号桥、田子坊)作为历时性案例的研究对象,探究、解析上海中心城区城市更新机制与运作模式演进无疑具有典型意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场社会变迁的深刻含义。

四、上海三个城市更新案例的新趋势

新天地、8号桥、田子坊三个案例代表了不同时期上海中心城区城市更新的演进方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三个项目都位于历时性的“卢湾区”(现卢湾区行政区划已撤销,与黄浦区合并为新的黄浦区),考察这三个案例,可以揭示出在历时性社会转型过程中,共时性社会空间生产方式进行调整转变的重要性。

1. 产业结构:从地产开发到产业发展

新天地、8号桥以及田子坊三个上海城市更新项目分别于1997年、2003年、1996年开始启动。从历时性的开发背景来看,从1997年开始,上海产业结构已发生重大转变,中心区职能向第三产业转变,同时大量国外资本也开始进入城市更新改造之中,国内资本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地产开发在资金总量上较为充裕。随着城市资本积累的加快,21世纪上海城市更新并不局限于地产开发,政府开始更多地关注解决更新中的居住、就业、生活乃至社会公正等问题;同时,随着上海产业结构的转型,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空间生产的主导力量,以8号桥为例,其自身的产业回报也由新天地的商业开发模式转向了创意产业开发模式。

2. 土地获取:从协议出让到招投标

上海利用土地级差形式进行旧城更新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上海虹桥开发区26号地块有偿出让成为上海制度改革的第一个示典工程,1992年卢湾区“斜三”地块(现海华小区)改造成为上海市第一块毛地批租的旧区改造地块项目(9)。土地获取方式的转变无疑积极有效地配置了空间资源,优化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发挥了不同地段土地级差的优势。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研究案例土地获取方式和功能的转变,历时性变化的土地获取方式是城市土地级差优化配置的必然选择。

3. 政府角色:从政府主导到政府引导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分水岭(9),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上海城市更新中政府的角色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开始的统包统分的家长制逐步过渡到引入市场主体并进行引导,进入21世纪,政府更多为市民和社会提供服务。在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转变的历时性过程中,不但管理机制有所创新,而且积极调动了共时性的社会力量,实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从新天地的政府和开发商联手到8号桥的开发商自主运营而政府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再到田子坊由居民和承租人的民间资本运作(8),都说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伙伴式有机合作”是实现和谐城市更新的必然之路。

4. 更新方式:从大规模整体到小规模渐进

20世纪90年代上海旧城改造基本是以大规模拆除来实现成片街坊旧式里弄改造的,同时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新天地的改造更新逐渐走向发展中求保护的道路,在8号桥改造中则采用了旧工厂改造实现功能置换,田子坊则完全采用了民间自发的小规模渐进式城市更新。从更新方式的历时性变化来看,无论是在空间形态重组还是居民生活再塑方面,城市更新都开始走向共时性的社会平衡和多元化的利益协调。

五、上海城市更新的内在机制探究

新天地、8号桥、田子坊三个案例从更新推进时间上看跨度不大,但挖掘其内在深层次机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历时性社会结构调整与共时性城市更新发展主题的关联。

1. 城市发展目标转变

上海城市建设发展目标的历时性调整实施为中心区更新提供了支持和保证,推动了中心区城市更新机制的不断变革。影响其更新方式的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后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核心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内容;二是发展战略的转变,改革开放至今,上海城市发展战略从最初的工业城市转变为国家的经济中心再到如今以打造“世界城市”为发展目标,几次发展战略的转变直接影响了上海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构成及发展政策。

2. 土地使用方式转变

从第一份土地有偿使用法令《上海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的出现到《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出台,在制度上盘活了中心区土地,上海的土地制度历经了整体结构性变革。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推行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长期以来困扰上海城市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并且由于政府坚持土地批租与旧城更新相结合,使中心区土地区位潜能因有偿使用而得以显现,地价规律对城市土地的空间配置作用日益明显,使得商业贸易、金融等第三产业逐步代替第二产业并成为上海中心区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

3. 政府职能角色转变

20世纪80年代,上海中心城区更新项目多由政府投资,政府既是投资者又是管理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逐步进入房地产领域,政府借助社会资本进行中心区改造。在社会结构和制度演变过程中,政府逐步转变原来固守的家长制理念,退出了“运动员”角色,不直接介入更新改造项目,只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公共设施的服务。因此,在城市更新中,政府作为社会整体利益代表,其所扮演的角色必须是积极、公正和诱导性的,而非“趋利”一方,应主导城市更新朝着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升城市机能、创造长期性就业机会的方向发展。

结语

城市更新是一个多元而复杂的城市活动,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更新思路上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统筹考虑。从21世纪的时代背景来看,上海中心城区城市更新是完成向现代性转变的必然过程,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把握以下共时性策略要点:

1.完善土地使用流转制度,平衡多元利益

上海中心区旧厂房出租时一般未变更土地用途,仍属工业用地,在这些旧厂房中进行的设计、商业、餐饮和居住等第三产业活动,都发生在工业用地上,严格来说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虽然目前上海创意产业园区提出“三个不变”(园区房屋产权不变、房屋结构不变、土地性质不变)和“五个变化”(老厂房产业结构变化、就业结构变化、管理模式变化、企业形态变化、企业文化变化),但如果没有法律制度的保证,产权人则担心拆掉,不敢投入资金改造,承租人也担心随时可能搬迁而不敢投资装修,造成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无法平衡。《上海拆迁悲喜剧》中记录了大量住宅区在城市改造建设中夷为平地的情形,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上海土地制度改革中忽视社会空间利益主体多元化所采用的简单粗暴的更新方式,因此,当前着重要解决的是从法理意义上完善土地使用的流转制度。

2.提倡小规模渐进式改造,鼓励“公私伙伴式合作关系”(PPP模式)

城市发展有“自上而下”(top-down)和“自下而上”(bottom-up)两种类型。现代城市从本质上越来越倾向于从主观到客观、从一元到多元、从单一性到复合性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融合了大量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城市空间应以一种小规模的方式逐渐生长出来,而非大规模一次性建造出来,也就是简·雅各布(Jane Jacobs,1916~2006)所倡导的“小规模、渐进式、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但是这种方式有赖于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有赖于法治的完善,有赖于公私伙伴式关系的建立,即西方所说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这种模式是未来我国城市更新的趋势之一,也是解决共时性空间生产矛盾的有效方式。《城市的远见——上海巨人的脚步》所压缩的百年时空影像中,石库门是一个极具海派文化内蕴的文本符号,作为一种建筑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空间,已经成为上海这座城市历史记忆的载体。在上海中心区汇聚了大量历史和文化元素,大规模改造容易使延续已久的“海派”生活方式发生断裂,因此,更新中应提倡小规模渐进式的改造。为使这种控制更有效,需综合分析中心城区经济、物质环境及社区生活方式,在各种因素中留出使“自下而上”模式起作用的要素,形成可生长的弹性空间。

3.强调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社会繁荣

城市更新过程中涉及政府、开发商、居民及居民自发形成的非政府组织等利益主体,政府在更新中扮演的角色带有一定复杂性,多种效益关系不免相互冲突、矛盾;市场(企业)的根本出发点是获得经济利益,在更新过程中与开发商保持沟通和交流才能更好地控制和引导开发的实施;市民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但随着民主制度的推进和公众参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关心身边的城市变化并逐渐参与到城市更新过程中。苏州河流淌着这个城市的繁华、往事、传说和所有的生活片段,而城市更新中的大拆大建却意味着在虚假的空间秩序统一之后“新”的城市碎片化,这种“效率至上”的行为只会导致城市社会空间的断裂和对底层民众利益的损害。城市规划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和有效调节手段,有利于在宏观上制约和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因此在中心区城市更新改造中应结合具体实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以提供多样化的就业岗位,扩大平衡范围,促进社会繁荣,保证空间生产利益分配的公正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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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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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江.“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当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冯雷.理解空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