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演变过程范文

2024-07-31

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精选10篇）

1.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篇一

xx年从小爱好体育的我，顺利考入了贺龙体育运动学校，在短暂的三年中专生活中我学到了很多，收获了很多。无论是理论的知识，还是做人的道理，都让我收益匪浅。当然，我也在加强自己的政治修养，除了学习政治的课程，我还积极递交入党申请书，接受党课培训，希望可以早日成为一名XXX员，虽然最后没有如愿以偿，但在中二那年，我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这让我备感欣慰，也给我的学习带来了极大的动力。

xxxx年xx月，我被分配到长沙市十一中附小(现在的雨花区劳动东路小学)任教。参加工作以来担任过体育、语文、美术等多门学科教学工作，多次参加学校青年老师赛课、演讲、学区原创教案设计比赛。都取得好的成绩。辅导学生参加多届雨花区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并多次获奖。

XX年至20xx年一直担任学校大队辅导员。XX年，我训练的号鼓队分别荣获市、区号鼓队一等奖，区科技节最佳表演奖。至今她已带出了三届号鼓队，劳动东路小学的号鼓队也成为市、区响当当的“品牌”。

XX年在全国第四届语文教师范文写作比赛中“童年趣事”，荣获省级二等奖。《基础教育的学校体育改革》荣获长沙市二等奖。

XX年参加长沙市中小学第十一届体育论文年会，撰写的论文“ 现代体育教学要从点滴做起”荣获市一等奖。

XX年，劳动东路小学一校三点，红花坡分校是一所刚启动的新校，设备简陋，条件很差。生源很困难，只有一个教学班(28人)我接受了学校的安排，来到红花坡小学担任大队辅导员并兼任体育教学。由于学校新建，资金困难。我和老师们一起动脑子想办法，充分调动家长、及租赁户的积极性，为学校各项活动的开展捐款捐物。成功的举办了家校趣味运动会。修建了国旗升旗台。

开展特色活动，利用仅有的人力资源，组织成立一支有“红小”特色的“号鼓队”，由于红小缺资金，加上学生年龄小，背不动鼓、也吹不响号，她就带领孩子们用拍手、跺脚打节奏来代替号鼓的演奏，短短的一个月时间训练出一支特殊的号鼓队，成为红花坡小学“红色”工作中的一道“风景线”。短短的两年，由于大家的辛勤努力，由于大家的敬业，得到了学生、家长、社区的好评，赢得了好的口碑。生源由接手时的28人，增加到240人。

XX年年xx月教育局进行资源整合，我回劳动东路小学继续担任大队辅导员工作，在学校开展了 “今天我来当校长”等德育系列活动，并依据此活动撰写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案例，荣获区二等奖。

20xx年编排“小义工快板”节目，荣获区二等奖。撰写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德育论文，荣获长沙市一等奖。

组织学校大型活动“开学第一课文明大比拼”、“绿色环保废品回收”、“五彩小义工” 吸引了《三湘都市报》《长沙晚报》记者来校采访和报道。

20xx年被评为长沙市优秀辅导员、学区德育先进个人，学校少先队被评为长沙市红旗大队。在担任学校大队辅导员的同时兼任学校团支部工作，多次组织学校年青教师进行演讲比赛、送课下乡、义务劳动等活动，

王楠，女，汉族，xx年月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干部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母亲入党多年，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小他们就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我从父母亲身上学到了做人的基本道理，也是从他们身上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XXX这个名词。

xx年xx月我进入长重子弟小学，从此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在课堂里，老师教导我们要像毛主席那样为革命奋斗终身，要像钱学森那样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奉献出毕生精力，要像雷锋那样热爱祖国，要像劳动模范们那样不怕苦、不怕累。他们的光辉形象时时刻刻激励着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学习上，我努力刻苦、争当先进，劳动中处处争先，在各种活动中踊跃参加、积极表现。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庄重的举起右手，让大姐姐给戴上红领巾，从此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当时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五星红旗的故事，我听得心潮澎湃，第一次深刻的感受到国歌的力量。从此我慢慢的学会了独立与自觉，在小学的年代里，曾担任班级的班长、宣传委员，并且多次获得“三好生”的荣誉称号。深受老师同学的喜欢。

xx3年xx月刚刚告别了小学生活的我便怀着期待和憧憬的心情进入了三年的初中学习。在上初中的三年时间里，我敢于尝试，当选了副班长、体育委员。在学习上，我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钻研;在工作上，我认真负责，从不怠慢;在生活上，我团结同学，关心朋友，这一切的琐事充实着我难忘的三年。当然，接受学习教育的我，也并没有忽视自己的思想认识的进步，我努力争当班上的先进，积极向团组织靠拢，提交入团申请书，接受团组织的培养，终于，在xx4年的5月，我光荣地加入到中国XXX主义青年团的队伍当中。当我将那枚小小的，却有着沉重分量的耀眼团徽别在胸前时，我无比激动，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思想进步的一种激励!中国XXX主义青年团是中国XXX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XXX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我再次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全面发展，把自己培养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XXX人。

2.汉字偏旁化过程演变篇二

【关键词】汉字；偏旁化；演变

一、汉字偏旁化的提出

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文”是通过取形而造的字，都是独体字，“字”是文与文的结合滋生出来的合体字。“字”含有“文”，“字”里边的“文”有时会写在方块的一角上，这就是偏旁化。王玉新认为，汉字偏旁化是汉字的一种历史演变现象，是汉字隶变过程中发生的一种普遍的形体变异现象。汉字的偏旁化，是指一个独体字当用作偏旁构成的合体字时所发生的一种形体变化现象。一个独体字，当用作合体字偏旁使用时，隶变之后其形体往往会发生某种变化，如当“火”字作独体字时，隶变后写作“火”，但当作偏旁时常常变作“灬”、“火”等。通过这种变化，取消了一个汉字作为独体字独立的资格，由一个独立使用的汉字变成了一个偏旁。【1】汉字经历了从产生之初的以独体的“文”表词的具体意义到表抽象意义，再到后来以音义组合的方法为主的发展过程。

《说文解字》根据小篆字形分析字义，以表意的偏旁作为部首。偏旁和部首常常连在一起说，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偏旁是合体字的构字部件，古人把左右结构的合体字的左边称为“偏”，右边称为“旁”，现在合体字的部件统称为偏旁。部首是偏旁，但偏旁不一定是部首。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有专书部首以为学篆者之研究，或谓之字原，或谓之偏旁。唐李腾有<说文字原>一卷，林罕有<字原偏旁小说>三卷，宋释梦瑛有<偏旁字原>，元周伯琦有<说文字原>。” “以上诸书，后人谓之偏旁学。偏旁学者，言识此五百四十之偏旁，而八千余字之孽乳，皆由此偏旁而出，即不难据偏形以求之。从鱼之字，不是鱼之名就是鱼之事，从鸟之字，不是鸟之名即是鸟之事。清儒教学童，每先以五百四十之偏旁，成书颇多，理虽浅近而事实重要。偏旁学遂成为文字学史之一名词。”【2】

二、汉字偏旁化的成因分析

（一）汉字形体变化对偏旁的影响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将汉字形体演变分为古文字和隶楷两个大阶段，隶书以前属古文字阶段，主要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以及秦代小篆；隶书以后属今文字阶段，主要包括隶书和楷书。古文字阶段的文字由象形到图形化、线条化再到笔画化，使象形程度大大降低。隶书是从古文字到今文字过渡的字体，从小篆变为隶书，是汉字形体演变的分水岭，向上说，它打破了“六书”的传统，把秦以前的数千年的象形文字，变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向下说，它开始定型了近两千年来的汉字形体，隶变把古文字的曲线形体和小篆的匀圆线条变成了方折的笔画。隶变使汉字削弱了原有的象形和图画意味，逐渐走向线条化和符号化，最初的构形理据面目全非，这也促使了汉字偏旁化的进程。

（二）汉字结构变化对偏旁的影响

文字要便于书写，书写要求便捷。汉字最早构形模式是以表意为主体，随着汉字发展，构形的形声化成为方向。据统计，在甲骨文中，形声字只占20%左右，到小篆时期，形声字的总数已经超过了80%，到了现行汉字中，形声字占到90%以上。裘锡圭先生在谈汉字结构上的变化，提到形声字的比重逐渐上升，所使用的意符以形符为主变为以义符为主，记号字、半记号字逐渐增多三点，看得出汉字象形程度的降低，使表意字形也无法再起原有的表意作用，形声字比重上升，促进汉字发展。汉字结构变化，也促使了汉字的偏旁化。

三、汉字偏旁化的规律

汉字系统中的一个独体字，往往会偏旁化成若干个不同的变体。至于分化成的变体，常常是受方块形构造的制约，也有较严格的规律可循。蒋善国认为是隶变造成了字形的“分化”与“混同”，“隶变消灭象形文字原形，主要是它臆造偏旁，混同了形体不同的字，同时也分化了形体相同的字，强异使同，强同使异，造成了汉字形体的巨大变化。”

王玉新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偏旁化最初可能是不自觉的，但却反映出了汉字功能变化的一种规律。他将汉字偏旁化过程中汉字形体变化的特点，分为异形、省形、拆形和缩形四种情况。异形指通过形体的变化偏旁化为一种同原来不同的新的形体的偏旁化现象，常常通过改变原字形的结构、笔画或简化得来，变形方法不同，形成不同的变体，如“水—氵、氺”。省形指通过省略原字符的一个结构部分或笔画，从而改变原形体形成新的变体的方法，如“虎—虍”。拆形就是把一个字符分离开（中间嵌入其他偏旁）形成不同的变体方法”。缩形是相对汉字是方块字而言的。一个独体字，无论笔画多少，都占满一格。缩形后，要么变窄，要么变扁。

何琳仪采用了“异化”这个名称，是指文字的笔画和偏旁有所变异，认为异化的结果，笔画和偏旁的简、繁程度并不显著，而笔画的组合、方向和偏旁的种类、位置则有较大的变化。组字字形的异化和同化的结果，确定了汉字偏旁的构形，在这个过程完成后，偏旁才基本上在确定的位置上有了确定、统一的构形。

汉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体不断演变，符号化程度不断提高。汉字偏旁化反映着今文字同古文字的本质区别，体现着隶变之后的今文字的特殊构造规律，认识偏旁化现象对认识今文字尤其是现代汉字的构造、构形规律意义重大。

注释：

[1]参看王玉新2000《汉字认知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01页

[2]参看胡朴安1983《中国文字学史》，中国书店，239-241页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2012

[2]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M].中国书店，1983

[3]裘锡圭.《文字学概论》[M].商务印书馆，1988

[4]王玉新.《汉字认知研究》[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5]蒋善国.《汉字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6]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刘婕（1989.12-），女，吉林省白山市人，硕士，研究方向：文字学。

3.贵州土司制度的演变过程篇三

贵州来源

贵州一词，与夜郎竹王关系密切，元代，贵州版图逐渐形成，明永乐年间正式建省，贵州全省“皆土司”，在全国很有代表性。前人研究贵州之名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伊始唐朝建立的矩州，因水流如矩得名，又因少数民族语转成贵州，元因之得置贵州，二是由贵竹音转成贵州，三是因山得名，“贵山，府北二里，入蜀之道，一名贵人峰，贵州之名以此”。贵以贵山得名。唐为黔中道；宋属夔州路；元属湖广行省；明置贵州土司，是为贵州得名的开始，后置贵州布政使司；清改贵州省，省名至今未变。贵州地理位置

贵州简称“黔”或“贵”，是一个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富集、民族众多的内陆山区省。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靠湖南，南邻广西，西毗云南，北连四川和重庆，东西长约595千米，南北相距约509千米。全省国土总面积176167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1.8%。贵州地貌属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贵州历史文化背景

贵州省因其境内有贵山而得名。夏之前称“赤水”。战国时期为楚国黔中地和夜郎、且兰等地。秦属黔中郡、象郡、巴郡、蜀郡和夜郎国。汉属荆州，益州。唐分属黔中、剑南、岭南等道，其中黔中道为今贵州省大部分区域，故而贵州有“黔”的简称。宋属夔州路，“贵州”名称始见于文献。元代分属四川、湘广、云南三行中书省。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贵州都指挥使司，明永乐十一年（1413）始建贵州行省。清代沿用明制。全省设4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2个地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49个民族成份，少数民族成份个数仅次于云南和新疆，居全国第三位。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9%。贵州旅游资源丰富，被誉为天然“大公园”。特殊的喀斯特地质地貌、原生的自然环境、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形成了以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交相辉映的丰富旅游资源。

土司制度的建立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研究相关少数民族史和地方史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它是羁縻制度（羁縻政策的实际意义是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是通过少数民族酋领来实现，封建王朝授封少数民族的酋领一个官职称号以后，只要他们对朝廷表示臣服就行了，王朝不过问其内部事务。）的继承和发展。

秦汉之时，除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边郡边县，以区别于内地的郡县外，还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些地区设置了“道”和“属国”二级特殊的地方行政单位。这种“道”和“蜀国”就具有明显的羁縻性。

到了唐代，更是明确设置羁縻府州。所谓羁縻府州，就是在不破坏国家统一的前提条件下，保持或基本保持各少数民族原有的统治机构，承认原有的首领的政治地位和直接统治本民族的权力。与此同时，唐王朝政府又对羁縻州有行政领导权、实施法律权、征调兵马权、收取南赋权，表明羁縻府州只是唐中央政府统辖下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唐朝时，社会经济繁荣，国势强盛，总结了历代对少数民族治理的经验，对民族问题极为重视，所封授的羁縻府，州、县土官：一是实行世袭；二是授予少数民族酋领军职；三是对作战有功者和有成绩贡献的土官，朝廷奖励表彰，使民族酋领积极为王朝效力。唐王朝推行的羁縻土官政策，在作用意义上是很大的，加强朝廷对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民族地区的统治，建立起我国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到了积极巨大的作用。

宋承唐制，为了加强对贵州的统治，在贵州设州、郡、县，派朝中官员兼治对一时难以控制的地方设羁縻州统治，继续实行建立羁縻州、县、峒的政策，推其雄长者为首领，不强行汉法治理少数民族，所不同唐者只是将土官调离本土，制订了土官袭法，规定了土官的纳贡义务，显得更

严密一点，这种羁縻府州，更具有鲜明的羁縻性。元、明时期，土司制度确立，普遍建立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土司成了地方政权，受封者即是朝廷官员又是各族首领。明代土司制度有以下特征：土流分治，土职（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蛮夷长官）有文武职之分；以官品分尊卑；地位较高，与王朝关系紧密；承袭有制“应袭之人必先送册上报”；教化为先，作为土司接替的必由之路；定赋税进贡之法。并有了四大宣慰司，分别是：贵州宣慰司（地域范围包括水西和水东）

播州宣慰司（播州第二十一代土司杨铿，于1372年归顺朝廷，朱元璋即下诏为播州宣慰使，辖地：遵义、桐梓、正安等）思州宣慰司（今岑巩、玉屏、石阡、凤岗、榕江）

思南宣慰司（今思南、印江、铜仁、镇远、施秉）。公元1599年，杨应龙起兵反叛

明调集8个省的24万兵力进剿杨氏，在播州宣慰使司被攻破后，海龙囤（海龙囤是杨氏土司修建于遵义市北30公里龙岩山上的巨型军事城堡，修建铁柱关、飞虎关等九关，以巨石垒砌建于悬崖之巅）成为杨应龙最后据点，坚守百余日失守，播州700多年的土司制度随之结束，这就是明平播之役。明平播之后，决定将杨氏据有之播州改土归流，实行流官统治。明初，在贵州的统治，不仅完全继承元朝所建的土司制度，而且众建卫所，寓兵于农，以之控制土官和各族

农奴，巩固统治，从而有足够的兵员和粮饷。比如贵州卫（今贵阳）普定卫（今安顺）威清卫（今清镇）乌撒卫（今威宁）……贵州的这些卫所，卫所的密集程度很高；分布在驿道干线上；卫所与土司杂处。控制交通要道，造成了建立流官统治的大格局；卫所插进土司地区，置土司于严密的监察下；改善了交通，为贵州的开发创造了条件；增加了开发力量；随着卫所而兴起的军屯、民屯、商屯，以卫所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建立许多屯堡，推广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

清初，统治者为了更好的管辖贵州，开始扫除割据势力，建立地方行省建制，并设置“苗疆六厅”。除此之外，统治者发现，元朝开始实行的土司制度﹐弊病很多﹐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康雍乾时期﹐清朝国力强盛﹐雍正帝又是锐意进取的君主﹐因此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为防止“藩镇割据”，实行“三司并立”，在每个省级行政区内，建立三套各自独立的机构——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管军事、行政和司法。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贵州成为全国十三个布政使司之一。

贵州建省的过程，也是改土归流的过程。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归流，建立思南、铜仁、镇远等八府。安顺、镇宁、永宁三州，都匀、安顺二府。改贵州宣慰司为贵阳府，土司制度就此完结。土司制度作用和意义

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所以它的影响有两重性。

消极方面：土司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统治措施，就其本身来说不如内地的某些制度先进，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消极影响更加明显。比如：造成特斯之间、民族之间的隔阂，在后期阻碍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之于其固有的分散性、封闭性、保守性，造成各土司各自为政，缺乏与外界应有的联系，限制了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传入，使土民长期认识不到土司统治剥削的实质等。因此，土司制度产生的弊端，使其固有的落后性更加突出，废除该制度成为历史的必然。

积极方面：改土归流建立贵州省，是西南首创，实行中央集权统治，这是贵州走向文明进步的表现。改土归流促进贵州文化、经济发展和交流；有利于巩固西南边垂，加强贵州与各省的联系，逐渐铲除土司制度，解除人民痛苦，促进贵州省文化教育的发展，教化为先，才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明朝对边远区统治政策的改

4.荆江河床演变过程中环境影响初探篇四

荆江河床演变过程中环境影响初探

结合荆江河道演变特点,将河道演变与荆江环境变化联系起来,分析了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后河道突变对河道环境的影响、河道冲淤变化对水质的.影响、荆江三口泥沙淤积和分流分沙比变化对荆江三口洪道环境的影响.分析表明,三峡蓄水增加了水体中的溶解氧量和重金属含量,加速了三口分流量的减小,并相应地提出了对荆江河段环境变化的治理建议.

作者：杨晓刚杨朝云彭玉明作者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荆江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湖北,荆州,434000刊名：人民长江 PKU英文刊名：YANGTZE RIVER年，卷(期)：201041(3)分类号：X824关键词：河床演变河道环境水质荆江河段

5.管理思想的演变篇五

我选读的是美国作者丹尼尔•A•雷恩著中国学者李柱流等译，1986年版的《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考察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本讲将介绍许多当代管理概念的起源，并说明管理概念是如何响应组织和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还介绍许多当前管理所面临的趋势和问题，以便将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说明管理是一个不断在发展的领域。丹尼尔•A雷恩的这本书主要介绍了管理学从萌芽开始直到现在的演变历程，本书分为四个部分：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现代。这本书有两个着重点，一个是管理思想，一个是演变。书中除了介绍我们日常所熟知的管理名家及其管理思想外，作者也叙述了贯穿在整个管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中那些不太出名的人物，他们或多或少的提出了一些新的管理思想（相对而言），或者在其实践过程中对后来的管理名家产生了影响，作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我们对管理思想有一个连贯的认识过程，而不像以往我们学习的那样一个个断断续续的明珠。在另一方面，作者在论述管理思想的同时，也介绍了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管理名人他们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等，这样便于我们更好明白这些管理思想产生的条件，也方便我们理解他们的思想。

在读书过程中，我发现本书的条理很清晰，内容的叙述方式也比较简洁，虽然也是讲述管理思想的，属于理论性的东西，但是它并没有像国内众多的理论书籍一样枯燥乏味，给人一种轻松的愉悦。关于书中的一些理论似乎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也许是作者有意的让我们自己从书中描述中自己总结吧，这对我们也是另外一个意义。《管理思想的演变》不愧为一本名书，读完此书后，我对管理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接下来我将谈谈读过此书后我对管理的一些认知和个人看法。但由于本人知识有限，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可能显得肤浅，如有不妥之处，万望斧正。

管理是一个古老而又恒久的话题，只要有人群存在的地方就必然会有管理。但我觉得在我们研究管理的演变和发展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管理是什么；第二：管理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管理是世界上最难定义的概念之一，不同的管理学派和不同的管理学者都给管理下过不同定义，目前有关管理的定义多达几百种，但这些并不重要，就像物理学和经济学一样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有给他硬生生的定义，我们要弄清楚的是管理的本质和其基本职能以及其系统理论。而对于管理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至今仍存在不少争议。雷恩在书中提到，在五六十年代，管理界就对管理是否达到了作为一门科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同时不少学者为使管理成为一门正宗的科学而努力。在科学管理时代和前期的社会人时代，管理应该是被当作科学的，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管理理性的原则和严谨的理论，在此后随着人的因素逐渐受关注，管理的硬性较为下降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出现，人们对管理作为科学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并提出了管理的艺术性。而从现在管理学者的理论看来，他们既看到了管理的艺术的一面又看到了管理的科学性，菲德尔的权变理论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我个人认为管理既是艺术同时也是科学但其科学性要大于其艺术。作者的本来目的也是要介绍管理的，但他没有把管理的概念，职能等一些一般教科书上都会介绍的关于管理的知识再次搬出来。而是选择了关于管理思想的演变。这其实更能让读者去了解管理。因为，在了解了管理背后的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一系列因素后，作者更容易去了解管理的发展的源，也就更能加深对管理的理解。

1.中西方的管理渊源不同。西方的管理来源于最古的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

典。这显示了西方的人是认为人生来是邪恶的。需要用一系列的法规来进行约束

和制裁。而中国的管理则来源于儒家的“仁”。这种思想认为人性是本善的，人的行为可以用一系列的道德规范来进行约束。而遵守道德规范的人是会受到尊敬的。这种区别导致了中西方的进步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发展走向了中庸和

封闭。而西方的发展则走向开放和具有创新的精神。

2.管理是与一系列的因素相关的。管理的发展，往往都是源自于科技的进步，由于技术的提高，往往导致生产单位的规模发生变化。这将导致原有的管理模式

无法适应单位的规模于是需要有新的管理模式和办法。管理的发展与人的思想的解放也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人的思想的解放，管理者在管理员工时，往往要考虑

出了金钱以外的许多其它的因素。这便对管理思想的发展有了需求。

3.研究管理的人的角色在发生着变化。古代的思想家是作为管理思想的先驱

出现的。之后的一段时间，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于管理思想的发展。而在科学

管理时代，工程师和数学家则成了管理思想研究的主力。当代的管理则成为了一

门专门的学科。这是一门融贯多种内容的学科。包括工程师，数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等都参与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而由于这许多方面专家的综合研究，使得

管理科学的发展日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自法约尔的管理五项职能的提出。

管理围绕着这五个方面，已形成了一门相对完整的学科。

4.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我更加感到了管理对于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管理的思想的跨越发展都与一些社会的大的事件相关的。例如，十六世纪的地理

大发现，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管理在这时候也由于宗教改革的进行而得到了迅

速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则使得科学管理和人际关系管理思想的到了极大的发展。管理思想的发展同步与经济的发展，并对经济的继续发展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的主要内容。管理活动自

古以来就存在，“管理活动即发挥某些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取、分配和利用人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作者一开始就把管理融入在文化的范围来

研究的。作者所研究的文化的范围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文化的经济方面是指人同

资源的关系）、社会方面（社会方面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人与人的体系）和

政治方面（文化的政治方面是指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它包括为建立社会秩序和保

护生命财产而做出的法律和政治的安排）来进行的。雷恩把管理的发展历程划分

为四个阶段：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当今时代。

奴隶制扼杀了人的个性，封建制度则紧紧地把人束缚在土地上，在那个时

代管理就是统治阶级凭仗其通知统治的地位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对被统治阶级，管理就是对被管理人的一种硬生生地控制，人们普遍对管理持有狭隘的看法。后

来在欧洲的文化新生的影响下，管理哲学在工业化前后阶段有了巨大的发展。例

如，出现了查尔斯•巴贝奇有关生产技术分析和工厂的人事思索，罗伯特•欧文有

关工业化对人的影响的探索和亨利•瓦农•普尔研讨的制度化问题。但是，到了十

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泰罗科学管理的出现，管理才形成了公认的系统理论。以

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强调如何通过优化作业来减少不必要的程序来实现效率的提高并要求工人与管理者相协调。在泰罗的科学管理之后，相继出现了以亨利

•法约尔为代表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行政管理理论。亨利•法

约尔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关于管理的五大要素或五大职能——即计划（探索未

来，制定行动计划）、组织（建立企业物质和社会的双重结构）、指挥（使人发挥

作用）、协调（连接、联合、调动所有的活动及力量）和控制（注意是否一切都

已按已制定的规章和下达的命令进行），这一思想已成为认识管理职能和管理过

程的一般性框架。

再者就是他提出了14条管理原则（分工原则、权威原则纪律原则、统一命

令原则、统一指导原则、共同利益优先原则、奖酬原则、集权原则、等级链原则、秩序原则、公平原则、人员稳定原则、主动原则、团队精神），这些原则至今仍

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而被称为组织管理之父的马克斯•韦伯则创立了行政管

理理论，其主要观点：企业组织的管理应该是理性化而且应包括：

(1)分工明确；

(2)按等级原则安排职位；

(3)用正式的程序来甄选员工；

(4)正式的规则和制度；

(5)职业导向；

(6)非人格化：组织的控制和规则的实施具有一致性等特点。

以上三人为主要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的假设上，他们都有较为严密的理论，把人当作是谋取

经济利益的工具以追求效率为主要目的，管理中带有较大的硬性。

科学管理出现以后，管理思想便有了更加飞快的发展，梅奥从其著名的霍桑

实验中得出人是“社会人”的观点，对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古典管理理论

提出了挑战。“社会人”时代认为物质利益并非人的主要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

和自我发展比物质的满足更能激励员工的积极性，人的因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

视。在“社会人”时代，管理的各个方面在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如马斯洛需

求层次理论（包括自我实现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生理的需要五个层次）和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激励-保健理论）

双因素理论等有深远影响的理论。但这一时期管理思想显得有些混乱，管理理论

四花八门，出现了人际关系理论、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团体力学等理论，研究管

理而产生的不同学派的理论越来越多，对管理概念的定义、对管理职能的分类更

是门类繁多，管理哲学出现了某些“混淆”的痕迹，以至后来孔茨提出的“管理

理论的丛林”。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确是管理思想活跃的时段，大有“百家争

鸣”之势，这一时期的管理一大进步就是从“经济人”的一般车间管理逐步走向

组织高层管理以及人成为了管理中最受关注的因素。

进入当代管理阶段，管理显得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带有“硬”性。民主式、参

与式的管理越来越得到强调，对组织中人的因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组织文化理

越来越成为影响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概而言之，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组

织的“新人道主义”。这个时期主要的管理理论有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X理论

和Y理论、佛雷德里克•赫茨伯格的激励—保健理论、利克特的“9.9管理”和

菲德尔的权变领导模式以及系统管理理论等。显然，当代管理少了一些“硬性”

多了一份人性，它们对人的假设越来越人性化，不像以往那么极端——他们更多的是认为人既是经济人同时也是社会人。不少管理学者提出了要把个人的目标和

组织的目标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发展和组织的发展综合起来，要在组织中营造一

种和谐的人文氛围。当代组织逐渐走向民主化、扁平化和人性化。此外，现代管

理者对管理的认识越来越理性，他们认为管理并不存在一种最优的模式，而更强

调一种情景管理和权变管理，我认为这是管理思想在质上的一次大飞跃。

以上是我对本书的粗略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管理的哲学和思想已经发生了复杂而有深刻的变化，但不用疑问它的每一次前进和飞跃都是站立在前人的胳膊上的。然而，研究管理的发展史不仅是为了知道前人说过什么、做过什么，管理经历了一些怎样的演变，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了解管理思想的演变历程来更好的指导我们现在的实际工作。正如雷恩所说“编写本书的目的是要根据文化环境来研究管理思想从而不仅了解管理思想的过去和现在···研究过去有助于更合理和更有条理的了解现在。”

管理思想的演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管理思想已发生过了巨大的变化。同样，现在管理思想也社会的不停的运动而处在不断地演变之中，那么接下来的管理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我认为管理公认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人事管理等几大职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他们的内容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必然产生相应的变革。计划是管理的一项最基本的职能，不同的管理学派虽各有其理论但五一不把计划看作是管理的第一职能，我们估计计划在未来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它仍然要求管理者为实现某一目标或使组织朝某一方向发展而制定详细可行的计划，当然它将随着人们对应付未来不确定性的理论和方法的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而继续演变。以往的组织都是建立在经济增长、资源丰富和人员之间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的，但未来的可能要面对的是一种经济停滞、资源短缺和人员间存在巨大冲突的局面，因此组织将发生较大的改变，但不管如何它继续遵守这样一种古老的规则：提供组织结构而又不压制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既达到组织的目标和达到个人的目标，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维持组织的活力。至于未来的领导和控制将仍然是一个棘手的话题，由于人对自身价值认同感的提升和人自我发展的要求，领导将更加注重人性的特点，控制将是一种“软性”控制，而这两者都呈现出越来越人性化的趋势。由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员工的空暇时间和个人收入也将会增多以及员工自身追求的提升，人力资源管理也将是管理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可以预测未来的社会价值和政治需要将会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

6.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篇六

本文选择了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带性典型草原(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通过对典型草原的逆行演替现状及相关因素的分析,详述了典型草原逆行演替与历年放牧利用现状分析,典型草原逆行演替与草原鼠、虫害发生的相关性分析,典型草原的形成及演替过程与气候、自然环境因素的相关性分析.并阐述了草原的.逆行演替对草原畜牧业的重大影响.分析了草原逆行演替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了四个问题与思考.

作者：孟淑红乌仁其其格吕继兰 MENG Shu-hong Wurenqiqige LV Ji-lan 作者单位：孟淑红,MENG Shu-hong(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牧业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010010)

乌仁其其格,Wurenqiqige(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草原站,内蒙古,阿巴嘎旗,011400)

吕继兰,LV Ji-lan(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娜仁气象站,内蒙古,阿巴嘎旗,011400)

7.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的发展演变篇七

1.夏商两代的立法，属于早期习惯法的确认与改造阶段，以源于夏商两个部族的传统习俗与伦理规范所构成的早期习惯法为主要法律渊源，其中包含礼与刑两方面的法律内容。同时夏商两代又属于中国早期的神权法时代，司法制度具有鲜明的天讨、天罚、神判的特色。“有夏服天命”、“致孝于鬼神”。夏代政权从一建立时起，便宣称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对于那些违背“天命”者，自然要“恭行天之罚”。商代的建立也以“受命于天”而自居。“有殷受天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方将，帝立子生商”。夏代宣扬“受命于天”、“奉天伐罪”，所崇尚的“天”及“天命”仅处于一种自然神阶段。商代则将“天”及“天命”人格化为形象的“帝”或“上帝”，并与祖先一起奉为神灵祭祀崇拜。因此，商代已由简单的自然神崇拜发展成为与祖先神崇拜相结合，由单纯宣扬“天罚”进而发展到与占卜巫术相结合的“神判”。

2.西周统治者继承了夏商时期的天命思想和神权观念，继续宣称自己“受天明命”，继续打出“恭行天之罚”的旗帜。周人通过总结汲取夏商两代颠覆的历史教训，对“天命”有了新的认识和解释。他们不再盲目的迷信“天命”了，而是在“敬事上帝”的同时，提出了“不可不敬德”的要求。于是西周统治者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认识出发，将“天命”与“民意”、德礼与刑罚紧密联系在一起，确立“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指导思想，形成了“明德慎罚”、“刑兹无赦”、“刑法世轻世重”的法制原则。

3.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与激烈变革，形成了以儒、道、墨、法四家为代表的法律思想和法制主张。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提出“礼治”、“德治”、“人治”的思想。孟子把孔子的“仁政”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提倡“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提出“自然”、“无为”的思想。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法律思想，明确提出了“帝王之德，以天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的绝对“无为”的政治主张。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提出“兼爱”、“尚贤”、“尚同”的思想。以李悝、商鞅、慎到、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则提出“法治”、“重刑”的思想。及至秦朝，逐步形成了“缘法而治，法、术、势结合”、“法令由一统”、“弃礼任法，重刑轻罪”的法制原则。

4.西汉初年，统治者为恢复经济，重建国家，不再重蹈秦覆辙，一方面崇尚黄老，一方面又标榜“仁义”，还要用法来“治之正”，从而形成了将儒家的“仁义”，法家的“刑名”与道家的“无为”糅合在一起的“黄老刑名之术”。自汉武帝开始，逐步形成以儒学为指导的正统法律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大德小刑”、“礼法并用”。

5.三国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以重刑罚、重治理为特点，形成了“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的风格。两晋时期的法律指导思想就是要使儒家的礼治原则和内容融入到法律中来，即“纳礼入律”。南北朝时期，在法律活动中，“北重于南”，北朝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在法律科学中的成果，使儒家的礼进一步入律，最终以《北齐律》为代表，成为这时期法律思想的集中体现。

6.隋初统治者以恢复中原汉文化为己任，承袭了以德为主、德刑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重视德治、仁治、强调宽法轻刑，但不轻视法律的作用，集前人立法之精粹，积极地革新法制。

7.唐初统治者重视以法律为治国手段，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强调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强调法律简约、稳定，以利于执行和遵守。严明法制，一断以律。

8.宋朝统治者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防止割据分裂为立法思想指导，崇文抑武，儒道兼用，大度兼容，慎法轻刑义利并用，重视经济立法。

9.元朝统治者接受汉儒建议，明确提出了“附会汉法”，“参照唐宋之制”的法制指导思想。同时为保存蒙制，实行民族分治政策。

10.明初统治者提出了“重典治国”的立法思想，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宣传，强调“法贵简当，使人易晓”，重视以封建礼教约束人民的思想与行动。

11.清朝初年的统治者在立法指导思想上采取了“参汉酌金”的建议，即参考明朝法制为代表的汉族封建法制，根据时代的进步斟酌吸收满族固有的习惯法。清末修律的指导思想是要求引进西方法律体系和思想原则，但也要考虑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因素，尤其是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国之根本，必须为新法律所继承。

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活动的演变

陈建华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权法思想。

神权法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阶级属性，成为神权法思想。

夏朝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对人间进行统治；把他们对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和惩罚说成是“恭行天罚”。从夏朝开始，奴隶主就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法权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较夏朝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

立法活动：

1、禹刑。《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总称，并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具体内容无可详考。

2、汤刑。《左传》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它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包括不成文的习惯法和国王发布的“誓”“诰”“命”等。誓侧重于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发布军事命令或宣布军事纪律，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军法。诰侧重于国王或者权臣对大臣、诸侯或者下属官吏发出的命令、指示或训诰。命是君主针对具体事情发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

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

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动

1、吕刑。周穆王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吕侯作“吕刑”。后因吕国改称甫，所以又称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内容不可考，《尚书•吕刑》有所记载。吕刑论证了敬德于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隶制法制的成熟状态，是在总结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设经验基础上的重大发展，影响深远。

2、九刑。两种含义，一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书；一为西周的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起来称九刑。

3、周公制礼。将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系统化的周礼，即所谓礼典，规范调整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了封建性的国家，为了巩固从奴隶主手中夺取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是说，取消按照血缘关系而规定的法律特权，取消按照爵位的有无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垒。

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要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从而否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轻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

立法活动

1、郑国“制刑书于鼎”。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得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率先制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是打破奴隶主垄断法律的一种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局面。

2、邓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郑国大夫邓析自行修订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竹刑”。它虽属私人作品，但是影响很大。邓析后因“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被执政驷歂处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国家所承认，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

3、、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4、《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共有6篇，《盗法》、《贼法》、《囚法》（又称《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将《盗法》和《贼法》放于法典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它是战国时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它的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

5、商鞅变法。战国时期一次最为重要的社会改革。，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改法为律”。法是指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刑”发展而来。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改法为律即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观念的又一进步，对秦朝法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

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

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

立法活动

秦朝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商鞅变法期间以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所确立的制度。秦统一后主要是颁布各种单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动频繁，但没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统一法典。

（五）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1．汉初至文景时期

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

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

2．汉武帝以后

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

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

立法活动

1、“约法三章”与《九章律》。刘邦入咸阳后，宣布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建立后，高祖命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它是汉朝的基本法律。

2、汉律60 篇。惠帝时，叔孙通为补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仪品之制，编订《傍章律》18篇；武帝时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规范宫廷警卫等事项；赵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贺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汉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同当时“安民立策”的总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

1．德本刑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

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

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

立法活动

1、《武德律》。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颁布，是唐朝立法的开始，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没有太多变化。

2、《贞观律》。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全面修订法律，经过11年的时间，完成并正式颁布，共12篇，500条。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制定颁布《永徽律》，共12篇，500条。后长孙无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于律后合编一起，称为“永徽律疏”。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社会影响的代表性法典，集中体现了唐朝法律空前发达的盛况。

（七）宋代立法指导思想

宋王朝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部曲转化为佃农，摆脱地主的私属地位，跻身为国家编户。宋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变化，总结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导致变乱的教训，确立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统治。

宋代统治者针对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确立了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所谓“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就说明了这一点。

立法活动

1、《宋刑统》的制定。在内容上沿袭《唐律疏议》，但在各篇下分214们，并且律后附有唐中期以后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编敕活动。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编敕》后，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编敕。

3、编例活动。宋代也很重视编纂条例和断例工作，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神宗变法期间首颁《熙宁法寺断例》，南宋时期高宗颁布《绍兴刑名断例》等。北宋哲宗首颁“权宜指挥”，至南宋中期指挥已达数万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趋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导思想

一是“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二是沿用本民族习惯法。

立法活动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为元代立国后第一部成文法典汇编。

2、《风宪宏纲》与《元典章》。分别制定与元仁宗时期与元英宗时期。

3、《大元通制》。以《风宪宏纲》为基础，修订了元代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状况。

（九）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1．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2．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

3．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动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洪武30年完成并颁布于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条，一改传统的刑律体系，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仅本朝终世奉守不变，历代也无敢轻改。

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亲自督导编制了《大诰》四编。主要内容是为惩治臣民各种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发布的训词诫令，是明朝具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汇编，充分体现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问刑条例》。条例是明律以外的单行法规，一般简称“例”。通常来自于司法审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机关根据该案例拟定条文，经皇帝批准颁布，成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间，刑部删订《问刑条例》，使之成为正式法律，还将律例合编，例为附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影响了清朝。

（十）清初“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统治者从关外时期起，就重视借鉴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极时，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则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始将明律为代表的汉族封建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有关的法律、法令中。在汉官的建议下，清代法制建设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作为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

立法活动

1、《大清律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较为完整、严密的定型大法，它与《大明律》的体系结构基本相同。

8.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篇八

 儒家思想的演变：

春秋：创立；战国：蔚然成大宗；秦朝：遭打击；

汉朝（汉武帝）正统地位；魏晋-隋唐：三教合一，面临挑战宋明：改造后理学成为官方思想；明清：批判中发展。

一、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1、历史背景：

根本原因: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①经济上：井田制瓦解②政治上：周王室衰微

③阶级关系上：士阶层崛起④学术上：私人讲学出现，“学在民间”

2、主要流派

①、道家：老子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哲学：主张世界的本原是“道”，世界万物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庄子主张世界万物都相对、放弃差别观念就能获得精神自由。

②、法家：韩非子主张以法治国和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符合建立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③、墨家：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尚贤。④、儒家：孔子主张仁（核心）、以德治民、克己复礼、有教无类；

孟子主张实行仁政、民贵君轻、性本善；荀子主张仁义施政、君舟民水、性本恶。

3、历史意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㈠、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

1、形成背景 ①、汉武帝初期社会危机加剧：诸侯国势力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三大问题）②、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不适应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需要。③、汉武帝举贤良对策，选拔人才。

2、代表作品：《春秋繁露》、《天人三策》

3、思想主张：A．为加强中央集权，提出“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B．为加强君权，提出 “君权神授”“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C．为巩固统治秩序，提出 “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4、历史意义：他的主张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需要；汉武帝加以实行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目的：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国家统一。

2、措施： ①思想：接受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②政治：起用儒学家参政 ③教育：以儒家五经为教科书〔诗书礼易和春秋〕，兴办太学和郡县学

3、影响：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三、宋明理学

㈠、产生背景：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学的地位；汉唐以来三教合一趋势的推动；

两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统治阶级需要新的统治思想。

㈡、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1、程朱理学：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核心思想）；天理就是三纲五常，朱熹特别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明天理的途径是“格物致知”。

2、陆王心学：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心就是理（核心思想）；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认识论）。

3、二者异同

①、同：都继承了孔孟思想、主张理是宇宙万物本原、以纲常伦理维护君主专制、重视主观意志的作用。②、异：

a、对天理的定义不同：程朱认为是外在的理〔客观唯心主义〕，陆王认为是内在的心〔主观唯心主义〕。b、认识理的方法不同：程朱主张格物致知，陆王主张知行合一〔通过反省内心得到天理〕。㈢、理学影响

1、消极影响：用纲常伦理约束人们，维护君主专制，扼杀了人的自然欲求。

2、积极影响：注重气节品德，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了积极作用。

四、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1、产生背景：政治上：君主专制空前强化，封建制度衰落 •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阶级上：新兴市民阶层日益强大 •思想上：程朱理学仍占统治地位，西学东渐

2、代表人物及其主张，影响

• ①、离经叛道的异端李贽：挑战孔子和儒学的正统地位； • 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强调人的正当私欲。• 评价：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是反封建的先驱。• ②、黄宗羲：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工商皆本。• 影响：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③、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思想，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区别对待亡国与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影响：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④、王夫之的唯物思想：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唯物论），物质是可知的（认识论）；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辩证法）。• 影响：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历史影响：明末清初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

诸子百家的思想在今天大放异彩

儒家的“仁政”——“以德治国” 法家的法治思想——“依法治国” 孔子的教育思想——全民教育、素质教育、职业教育等墨家的兼爱、非攻——平等博爱、热爱和平、反对战争  为何中国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欧启蒙运动那样波澜壮阔的景象？

1、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为脆弱，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2、强大而顽固的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影响。

9.思想演变过程范文篇九

中国共产党胜利走过了８５年的曲折历程。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党的历史的一条红线、一条生命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首先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这条思想路线，可以肯定地说，我党决不会有今天。“‘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立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建国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与发展。虽然中间曾有过一段曲折，走过了一段弯路，但仍无损于这条思想路线的光辉。特别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使这一思想路线又添新光彩。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面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提出到现在先后经过三个时期的发展与演变。这一思想路线虽然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是随着时间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内容上是相互联系、一脉相承的。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并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之所以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由我们党所面临的实际状况决定的。

众所周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要找到一条不同于俄国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尽管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了这一正确的思想，但是，由于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正确的思想并不为全党所接受。所以，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先后出现了多次“左”右倾错误。尽管这些错误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分析我国的特殊国情，不能够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马列主义采取了机械的、教条的态度，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因此，这就需要和要求我们党能够事实求是地研究和分析我国的国情，排除教条主义的干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就成为必然。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建国以后，也正是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正是后来违背了这一思想路线，导致了大跃进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最终酿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应当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在党的幼年时期，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自觉地提出来。自觉地探寻思想路线，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党的古田会议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的唯心观念。认为对政治形势的唯心分析和对于工作的唯心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加以纠正的方法，第一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第二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两条方法的提出，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思想的先声。

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针对本本主义者照搬苏联、一切“拿本本来”的作法，他鲜明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观点，指出马列主义的“本本”一定要学，“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思想的提出，初步形成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为进一步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做到主观符合客观。从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７年，毛泽东连续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哲学著作，系统地论证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全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奠定了哲学基础。在“两论”之后，党的思想路线开始清晰起来。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共产党人〉发刊词》在《共产党人》创刊号上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第一次以最完备的形式提了出来。随后，１９４１年５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并作了科学解释，党的思想路线至此形成。延安整风就是用这条思想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建国初期（也就是头八年），毛泽东仍一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他在这个时期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代表作。这一时期，“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在这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和中共“八大”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指出要克服和防止主观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地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纳入了党的思想路线，对于保证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贯彻增加了监督检验功能。这是建国后对党的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党的八大在党的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八大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

但是，建国后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使我们党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主观主义的作风也随之滋长起来。加之国内外特殊的环境，使我们党自觉不自觉地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不正确的估计。１９５７年４月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严重的挫折。当时，毛泽东由于受种种原因的影响，在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忽视或淡漠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陷入了片面夸大人的意志、主观能动性的唯心主义边缘，因而在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一是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二是经济体制变革上的急于求成，三是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致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大跃进运动，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致使“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后来又发展到反右扩大化，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１９６０年底至１９６１年初，在经历了大跃进运动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现的挫折后，毛泽东又重新提出要进行调查研究，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他甚至提出建议：１９６１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重提调查研究，在党内印发《调查工作》，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努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条例，使党的思想路线有些端正和恢复，对于克服经济困难，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当时由于全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而且继续使用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解决社会主义问题，党内的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越来越严重，没有能够，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后，加之林彪、康生、江青一伙的故意干扰和破坏，使刚刚恢复的正确路线又遭到了更大的干扰和破坏，犯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主观唯心主义盛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被肆意践踏，给党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党的十六大的召开，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其间，我们党实现了拨乱反正，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邓小平针对当时“两个凡是”违背实事求是、形而上学的口号，明确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也由毛泽东时代的实事求是，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我们知道，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延缓了拨乱反正的进程。所以，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又成为全党的首要任务。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在会上，邓小平再次阐述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运用大量事实，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判了“四人帮”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引用毛泽东的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的罪行。此后，他开始着手在军队、教育等领域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从实践上否定了“两个凡是”。

１９７８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肯定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一科学论断，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从而恢复和丰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清理了一大批文革中遗留的冤、假、错案，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口号，实现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拨乱反正，真正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重新恢复了党正确的思想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而，使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的重新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在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导下，从各个方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拨乱反正，科学地阐述了许多从实践中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在此基础上，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二”大，高度赞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功绩，肯定了全党在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方面的努力，并第一次把这条思想路线完整地写入了新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为全党长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依据和保证。

三、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展和变化的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六大以后

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基本完成了前两步战略目标，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这就不仅需要对旧的体制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更需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继承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它作为学习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任务，用以指导当前的工作和实践。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我们坚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 同时，江泽民还进一步阐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的解放思想。我们的认识要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不断提高。全党同志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 此外，在世纪交替的重要历史时刻，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又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理论成果，也对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十六大将党的思想路线完整地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而又一次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崭新表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新概括，充分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继承前人又不墨守成规的理论勇气和魄力；突出了时代精神和创新要求，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烈追求和坚定意志。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从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和历史任务对党的思想路线核心内容的要求，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认识的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