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散文的创作

2024-12-18

关于散文的创作(精选8篇)

1.关于散文的创作 篇一

我的创作之路散文

从小听了不少故事,上小学又读了不少课外读物,因此对文字有了兴趣,所以,上初中时就有了创作欲望。

大约是1957年上初二时,一次作文课,老师让写一篇自命题作文,我就把村里一位失去一条腿的荣誉军人和一位姑娘自由恋爱,遭到家庭强烈反对,最终终成眷属的素材,写成了近万字的小说《义山和苗子》,一本作文本全用完还加了附页。老师说,这是他当语文老师以来看到学生最长的作文。

还有一次能称得上“创作”的是1958年的“七一”诗歌朗颂会。“七一”前夕,学校发出通知,为了庆祝建党37周年,学校决定在7月1日全校举办一场“庆‘七一’诗歌朗颂会”,要求师生踊跃参加。

通知发出后,各年级的班主任都召开了班务会,发动学生创作诗歌参赛,并把这次活动提到这是对党感恩的政治高度来认识。我们一级三班的班主任董瑞洲老师,还特地叮嘱我:要努力写出一首好诗,为班级增光。

那段时间,课余和早晚自习时,同学们都在苦思苦想搞创作,都想一展身手。当然我也不例外,同样陷入创作的思索中。写啥呢?

我想到:这年的6月,我们学校按大炼钢铁指挥部的指令,停课到南海淘过铁砂,运铁砂我又到过炼铁厂,那炉烟滚滚,人喊马叫的气象,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大开了眼界!

想到了这些,我决定用诗歌的形式把这段生活及感受抒发出来。经过几天的思考推敲,我终于创作出长篇叙事诗《吼叫吧,海啸!》。

朗颂会选在“七一”的晚上。那晚,月朗星稀,微风轻拂,是个难得的好天气。那时学校没有大礼堂,近千名师生坐在操场上,三盏汽灯照得操场瓦亮瓦亮。正式开场前,各班互相拉歌,你班唱过他班唱,会场已是一片热烈。“庆‘七一’诗歌朗颂会”正式开始后,被选中的近40名同学按顺序陆续登场,个个精神饱满激情昂扬,其诗文充满了对党的感激与颂扬,博得了台下阵阵掌声。但其诗歌大都很短,只八句或十几句。也有较长的叙事诗,都是历数从党的诞生后率领全国人民经过的革命历程。但是这些诗歌,几乎是千篇 一律,使人有抄袭感。只有我是把党的伟大与英明融进了南海淘铁砂与大炼钢铁场面的感受之中。年代已久,已记不清具体的诗句了,只记得每节开头都是:“吼叫吧,海啸!请你大声宣告——”,每节读完,都赢得一片掌声,当全诗朗颂完后,台下是掌声雷动,真如吼叫的海啸,经久不息!由此激动得我夜不能寐。

事后,我这首长诗还被学校板报组抄在黑板上,向全校展示了很长一段时间。使我的“作品”第一次有了不少读者。

真正开始创作是我到了北大荒当了渔工以后的1962年。一天,弟弟拿着一张《佳木斯日报》,把他写的一篇题为《徒工日记》的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卖弄地让我看,于是引起了我也想试试的念头。不想歪打正着,我写的第一篇反映渔村妇女生活的小小说《妻子的秘密》,就被《合江农垦报》副刊采用了。初试的成功,像热锅上撒了把咸盐,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下网划船归来,在网房子里,伴着昏暗的马提灯我不停地写着,又有《王大婶》、《渔工的夜晚》及两首小诗等陆续发表,但大多数稿子都石沉大海。那时我就领教了创作的个中滋味。不久“文革”开始了,霜打雪压,文学这朵花朵枯萎凋零,我也解除了案头之苦。

那时,家庭经济又比较困难,我在修造厂当车工,上夜班。有了时间得上山搞副业,采中药、采猴头蘑菇、拣橡子;冬天摘冬青、拣烧柴,能抽出搞创作的时间实在不多。晚上搞创作,又受居住条件的限制。每当夜晚,一家六口躺满一炕,哪有个可供创作的清静地方?所以,那时我写稿子,大多是在被窝里趴在枕头上写的。

就是在被窝里搞创作也要受到限制。冬、春、秋问题不大,因为家人已养成了在灯光下照睡不误的习惯。但一到夏季就不行了,因为北大荒的蚊子小咬多,亮灯时间一长,讨厌的小咬会无孔不入,飞满一屋,搅得全家不得安生。所以,那时我最讨厌夏天。

记得1982年夏天,我构思了一篇小小说,“腹稿”都打好了,就是没有机会写下来。一天晚饭时,我把小说的内容对妻子讲了一遍,她听后说:“这篇东西挺有趣的,你应该写下来。”其实我等的就是她的这句话,便故意为难地说:“可进小咬怎么办?”她想了想说:“豁出今个晚上了,不过你得抓紧点。”

那天晚上我写到半夜时,抬头一看,我的.天!雪白的天棚上爬满了黑压压的小咬。看看被小咬咬得不住滚动的孩子,我真有点过意不去了。妻子终于爬起来说:“快别写了,咬得人实在没法睡了。”我还有个结尾没有写完得坚持一下,便说:“听人家说,端盆水用笤帚一划拉,小咬就掉在盆里了。来,咱试试。”于是,我端着水盆,妻子就在天棚上划拉开了。一不小心,我把盆里的凉水,触到了炽热的灯泡上,只听“嘭”地一声!水花四溅,灯泡爆炸了!黑暗中,孩子哭,大人叫,乱作一团。好在没伤着人,只是虚惊一场。

妻子一个劲地叨咕:“不要再写了,咱又不是创作的料,再穷也不差那点稀汤寡水的稿费。”

我也扪心自问:已是半百之年了,遭这个罪,何苦呢?

多年来,我就是这样悔而不改,苦巴苦熬地坚持创作下去,在编辑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也发表了一些东西,也自觉好像摸到了点创作的门路,便鼓足劲儿想继续大干下去。

沉梦终于惊醒。

1990年初春,我刚刚放下手中起草的《场长工作报告》,便应邀参加《北大荒文学》编辑部在佳木斯市举办的笔会。参加这次笔会的作者中,属我年龄最大,因此倍受编辑们的优待,特地给我一间清静的办公室,让我潜心写作,出盘“好菜”。我也丝毫不敢怠慢,足不出户,整整把自己禁闭了三天。可三天后当我重新拿起苦思苦想创作的所谓小说时,我吃惊地发现,那完全是一堆语言垃圾。惶感、苦痛中,我终于大彻大悟了:艺术的圣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插足的,像我等之辈,在圣殿门前溜达的份儿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心情反而舒畅了,无忧无虑地逛了一天大街。

编辑老师听说我遇到了困难,过来劝我:写不下去不要硬写,硬写写不出好作品,先把素材放下,焖一焖,等成熟了再写。

心想:焖什么焖,我下定决心知难而退,从此洗手不干了。

可是,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只要你沾了它的边,苦也好喜也罢,你只能永远臣服于它。笔会归来,饭后茶余,我仍然像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牵引着,走进己是今非昔比的办公室,创作着、痛苦着。当年那篇我写不下去的小说素材,我一“焖”就焖了9年,终于在写成了4万字的中篇小说《西伯利亚风暴》,发在当年《北大荒文学》第四期上。

可更多的时间是,烟缸里的烟蒂小山似的堆集起来,面前的稿纸却是一尘不染。

苦恼中,有时偶然抬起头来,瞅瞅墙上那面题词:“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的悬镜,竹影婆娑间(镜中有竹的配景)显现出一个秃顶、满脸皱纹且一副受苦受难者的形象。

我真不敢相信,那就是我。

时至今日,已人到古稀,我仍在创作着,痛苦着。

2.关于散文的创作 篇二

关键词:周晓枫,散文创作,新散文

散文在现当代文学诸种文体中向来是比较边缘的一支。作为一种文体, 它自出现以来的最大优点也就是它的最大缺点:文体界定不明, 范围太大——古代的散文“本与韵文相对而言, 指不用韵偶的散体文章, 如史传、论说、颂赞、书记等”。随着文学的演变发展, 又被用来泛指包括小说、游记、传记文学等所有不用韵文的文学体裁。现当代则与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并列, 指三者之外而别具特点的一种文学样式。”这造成了散文的内容包容性与形式的自由性也造成了它的驳杂性和散漫性。而且, 散文的内容自古至今被一以贯之的“载道”“言志”与所主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散文非常容易就依附于权力、体制之下, 仿佛散文已经成为一种语言的操作, 而非个人性情、思考的表达。

由以上散文的地位与困境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贯穿至今的“新散文”理念与创作, 实在不啻为对散文文体未来走向的一种可贵尝试。寄托着倡导者对于散文文体正名的苦心。“新散文”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大家》杂志在1998年第1期上创办的“新散文”栏目时出现的。张锐锋、周晓枫、于坚等成为了反叛的先驱者。随后, 《人民文学》等期刊也陆续开辟了新散文专栏。接着, 《新散文》周刊的成立, “深呼吸散文丛书”等集丛问世, 使得新散文渐成中国散文界乃至文学界蔚为壮观的景象。近年来, 祝勇、张锐峰、周晓枫几位以其稳定的高质量创作渐渐成为新散文的领军人物。本文将以周晓枫的散文创作为切入点, 阐释新散文之“新”。

周晓枫目前出版的散文集有《你的身体是个仙境》《收藏——时光的魔法书》等几种, 并不断在《散文》《十月》等刊物上发表着新作, 显示出不俗的创作实力, 作品曾获冯牧文学奖等奖项, 周晓枫散文有以下几个突破:

一、篇幅的扩大, 内蕴的丰富

《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九千余字, 《琥珀》一万五千余字。这样的大篇幅散文在周晓枫的作品里比比皆是, 一改短小精悍的传统散文样式。周晓枫的散文常常分成不同的小节:《鸟群》由五个“声部”组成;《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包括《姥爷》《晚餐》等十六小节。这些小节往往围绕着作者文章的题目展开, 各个部分细腻精致, 同时组成洪大的多声部交响乐。

周晓枫的散文并非长篇散文的个案, 新散文主将们几乎一致选择了它。张锐峰的《月亮》《河流》也都在三五万字之间, 比周晓枫走的更远。这样的篇幅“无疑增加了写作的难度, 也打破了散文写作的快餐意识和速成意识。”散文写作的准入线被提高了, 同时也提高了散文的文品, 吟风弄月表达琐碎个人情绪、为体制歌功颂德的企图已经完全无力支撑起如此广博的架构, 因为缺乏智性、思索、个人体验的写作缺乏叙述的动力。

二、多文体互渗的文体开放性

新散文的提倡者都主张借鉴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的创作手法, 周晓枫在访谈中也说过自己“试图把戏剧元素、诗歌语言、小说情境和随笔理性都汇入散文作品之中。”《穿过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从第二节到最后一节都是以话剧《青春禁忌游戏》的人物台词作为引子;而从各个角度叙写不同事物的手法像极了多角度的小说叙述。最明显的文体交叉借鉴莫过于整体风格的诗化——诗意的语言表述, 有限里含无限的蕴藉内涵, 对真理与个人体验的深度挖掘。如《黑童话》对儿时熟悉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的再解读甚至解构:从《一千零一夜》和《睡美人》的故事源头发掘出了性;由《美人鱼》里不会言说、为爱牺牲的小人鱼想到爱情里天生不平等的牺牲;这样对于童话的个人化解读是挖掘文本多义性内涵的可贵尝试。同时俯首即拾的诗语化表达:“睡眠, 是死亡的仿制品, 甚至是一种安全的练习”;“她花瓣的唇, 梨形的骨盆, 月色中酝酿甜蜜的丰收”。这样舒徐自如的节奏, 精准的书面语言, 使得周晓枫的散文一扫以往的浅白和单一。

三、语言的雕琢、精密

她在多种修辞手法间游刃有余, 尤其是精妙的极端个人化的比喻:“闪电, 巨大无比的枝形水晶吊灯被剧烈震动, 然后一盏盏地爆裂, 碎掉” (《夏至》) ;“蝴蝶是不是史前的拓片……宛若一张小型的华丽地图, 抑或来自天堂的请柬” (《斑纹》) 。本体和喻体的勾连极具个人化, 意义就在此流动。周晓枫多次坦陈自己是一个“修辞的痴迷爱好者”——“我从来没有摆脱过修辞爱好者的身份, 热衷于句子建设, 对比喻和词语混搭抱有特别的兴趣...对词汇和语句我持有长久的雕琢耐心, 效果上追求繁复的巴洛克式”。但她并未陷入语言的狂欢里无法自拔, 而是明白这不应喧宾夺主:“语言是个基本功, 但一味在语言中炫技, 会使优势反过来成了阻力, 满足于浮巧小智, 而影响文章真正的涵纳力……”

语言的精密华美增加了文章的美感, 更重要的是言说方式的改变本质上呈现的是作者观察事物的视角的改变, 周晓枫的散文意义在于其背后更细密、敏锐、辩证、交融的观察认识方式——这才是她的散文之魂魄所在。

四、个人化的书写题材

周晓枫的题材颇具“现代性”:身体、动物、女性成长经验。由于年幼就遭受过病痛 (畸胎瘤、面部烫伤、耳疾) 的折磨, 周晓枫对于身体的意识比健康人来得更早也更深刻。而作为一个女性, 身体与女性体验、性都密不可分。在《你的身体是个仙境》里, 作者写到了青春期就产生的对肉体的深深羞耻感, 童年经历的来自小男孩的恐吓, 性意识的觉醒, 对性的反感, 心理最终的转变与对性的接纳与享受, 身体在这里承载了一个女孩的肉体与心灵的成长史。

动物题材在周晓枫散文中也占很大比重, 写动物的《它们》, 《鸟群》中的各种鸟, 在这类题材中, 作者显示了她生物、人文知识的丰富与对自然、动物的美发自内心的好奇、热爱, 充满悲悯的情怀。比如“孔雀收藏着一把绝代华丽的扇子...阳光的丝线在扇羽上编制着, 光影变幻, 璀璨夺目。孔雀是世袭的贵族, 收藏善的人是安详的, 收藏真的人是有力量的, 所有收藏美的人都是高贵的。” (《它们》) 从对孔雀美丽高贵的描写再到一段格言般的感悟, 具象与抽象完美地统一;再如从肉食动物与草食动物的关系引到善与恶的二律背反关系:“肉食动物以草食动物为食粮, 就像恶以善为营养, 善滋育着恶的蓬勃生长, 同时抑制着恶的无边蔓延, 这奇特的二律背反关系埋藏在道德法则的深处。” (《它们》) 。周晓枫的动物题材可称为美与智慧并存的书写。

五、结束语

周晓枫的散文之新, 具体体现在:篇幅的扩充, 多文体创作手法的借鉴, 语言的精致细密, 独具现代性的题材, 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散文文体探索的勇气和自我挑战的魄力。我们有理由期待新散文能沿着这样的求索和挑战自我的道路越走越宽。

参考文献

[1]张永璟.新散文新个性新问题[J].文艺争鸣, 2006 (5) .

3.论周涛散文的创作技巧 篇三

关键词:周涛散文创作技巧艺术构思是文学创作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一部作品只有借助艺术构思的力量,才可能把复杂的生活素材变成激动人心的艺术作品。具体而言,从生活的感受到主题的孕育,从题材的提炼到形象的创造,从主题的选择到深化再到艺术表现的各个环节,这一系列反复酝酿的过程,就是艺术构思的基本内容。

关于周涛散文的构思特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把散文当诗写。换句话说,就是高度的艺术概括、强烈的感情抒发。这种长期以来归属于诗歌的艺术特性被周涛巧妙地运用到散文创作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一、取材的技巧

写作散文,一般都是描写身边的生活琐事,往往不容易从大处取材。但是,周涛的散文却能避轻就重,灵活把握这种取材的技巧,反其道而行之,这正如李力在《借助诗的方式——论周涛散文构思》一文中所概括的,是“大中取小,小中见大的能力——这八个字显然也是他散文取材的主要特点”[1]。

周涛在创作散文时取材很大。辽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奔腾如塔里木河,不可捉摸如西北的冬天……但在他的笔下,却都举重若轻,三笔两笔,就将各种事物的轮廓勾勒出来。令人尤为赞叹的是,他能从这辽阔的背景中选取几个极小的事物,从而将视角拉回到生活当中,从而体现出大中取小的特色。

比如在《塔里木河》文章的开头,周涛先引用了两句新疆民歌“每当我离开你的时候,叫我怎能不忧伤”起兴,确立起一种欲语还休的抒情格调。随后,他先从塔里木河与新疆的关系入手,指出新疆人的乐观的确是一种天赋,那是健康的体魄、生命的活力超越于生存苦难之上的自由飞翔。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苦难、没有忧伤,更不等于心灵对苦难和忧伤的麻木不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涛其实是从较大的范围进行选题,而在切入点上,则深入和细化到个体的灵魂,从而让人不自觉地将这一“大”一“小”联系起来。

周涛散文不仅能于大处取小,还能从小处着手,于小中见大。如在他的《狗狗备忘录》中,取材极小,写得就是普通的家养狗,但是细细琢磨,却能让人体味出整个社会的人情世态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楼上惊闻布谷声》以布谷鸟的叫声为切入点,写出了都市人对田野春风、麦圃香馨的自然风光的追怀,从而表达出一份动人心弦的闲愁与惆怅。对于这一特点,李力指出:“所有这些动物题材的作品虽然出发点细而微,但无不呈现出作家观察生活的细腻与深刻,从而在更高层次声反思了自由、生命与现代人的复杂命运,有一种更高的哲学意义的思考。”[2]

大中取小,小中见大是对立统一的。如《伊犁秋天的札记》中,作者由落叶写到散步,由伊犁河谷写到伊犁酒徒,由哈萨克骑手写到自己的人生经历,看似漫无际涯的思绪最后却清晰地勾勒出生命的记忆。正如作家所疑惑的,“谁能听到秋天的叹息?谁能懂得秋天苍凉的表貌后面隐藏的内心裂变?谁又能破译生命在秋天发出的低语呢?每一片落叶,都曾经历了繁华的季节,饱尝了生长的过程,欣赏或被人欣赏,残缺或完美,承受光芒或迎接风雨,被全部天空和大地照耀、养育,每一片叶子都是珍奇的。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枚由自然精心铸造的金币,在万物中发行。可是谁曾珍视过它呢?现在,它飘落了,告别母体。谁又能听到它断裂的一瞬间发出的惊叫声呢?”[3]

岁月留给人们多少种疑问,就有多少种不懈的回答。然而,作家在这里并不执着于自己的疑问,而是很快从对一片落叶的凝神中走出来,走到了更加细致的生命之思中。在秋天的名义下,周涛展开了这一次散文漫步,从而勾勒起无数个值得读者忆想的细小对象。这显现出他驾驭材料的能力,也表现出他的散文的取材特点。可以说,借助于简单的“小”与“大”的辩证法,作家不经意间折射出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学世界,一个广阔的诗意天空。

二、剪裁的技巧

众所周知,由生活经验构成的素材经过综合、改造、发展等一系列加工,然后才能成为作品的题材。在这一构思过程中,艺术性的提炼与剪裁是一个关键,是艺术家必须熟练运用的技巧。

周涛是一个诗人,他的散文同样具有诗的气质。体现在剪裁方面,就是删繁就简,通过几个重点而突出的事物、人物或小事就能反映出深刻的思想和哲理。

如周涛的散文《天空》,粗看起来,这个题目有些漫无边际,无处着落。但作者删削了可由“天空”联想出的无数个意象,如雨、雪、风、星星、云朵或者空无本身,只把地点集中在巩乃斯草原上,甚至又进一步落实于一个人和一只鹰的邂逅之中。这样就显得更加鲜明、集中。

《追赶自己的鞋子》充满了哲理,作者选取了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却又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东西——鞋子,但是他没有去描写鞋子,而是将视角转向人生:“人在不断地追赶自己脚上穿的鞋子,却永远也追不上。因为鞋子总是比脚大一点,脚在鞋中追赶鞋,鞋随脚动,鞋总在前面。诚如一个追逐自己的影子,影随人动,只要日光在后面,影子是追不到的。永远追不上,永远又在追,直到脚的运动停止,鞋脱下来,扔在一边。”[4]这是多么富有哲理的语言!这些语言,通过作家的剪裁和编织,变得极为精炼,也极为发人深省。

三、布局的技巧

文章的布局,简单地说,就是作家对材料的组织、安排与规划的过程。对于周涛来说,在展开自己的艺术构思时,反复思索再三斟酌文章的布局是一项首要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散文中充斥着一种琢磨的痕迹。恰恰相反,它不假修饰的自然之美处处显露。在一次访谈中,周涛曾自述道:“写文章没什么庄严的,无非和说话一样,是在纸上用笔说话。说话就不必过于考究,把读者当朋友,就随意,就不用斟酌。不然就会咬文嚼字、遮遮掩掩、吞吞吐吐。这种方式大概造就了你说的开头比较平吧,先声夺人当然好,但也可能难以为继,成为卖狗皮膏药的一声吆喝。还是渐渐开阔的好,更应注意内容,即是文章本身有没有真知灼见可以告人,技巧是因内容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第二位的。”[5]

总体来说,与作为诗人的周涛相对应,他的散文追求一种诗意,追求一种“意在言外”的境界,他要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读周涛的散文,会使读者产生无尽的联想,会令人回味无穷。他的文章,一般比较讲究布局技巧,而最关键的是,他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往往写上一两句话,让人琢磨半天,细细品酌。这与古人诗歌中所说的卒章显志有一脉相通之处。

如在《二十四片犁铧》这篇散文中,前面描述了犁铧翻耕土地,将大片大片的牧场变成耕地,直到文章的结尾处,才出现一个哈萨克的老年妇女:“一个哈萨克老妇人从毡房里出来,她一手拄杖,一手牵着小孙子,在离毡房两米处站定。她一言不发,面色冷峻,她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自始至终沉默着,没说一句话。草原上的风掀起她的白发,露出她的额角上一道道苍老的皱纹。她向二十四片犁铧投过一道目光,那目光里凝缩了七十个冬天的寒冷!那不是愤怒,而是藐视……二十四片犁铧可以剖开草原的肌肤、劈斩无数种生命、切断草根、土地和顽石,但是它受不了这位老妇人沉默而又寒冷的目光,它受不了这种无言的、高贵的藐视。”[6]这种无言的目光,令人畏惧,令人反思,令人警醒,这是对破坏生态的无声的抗议,但是“此处无声胜有声”,这种结尾,反而更令人回味,令人沉思,艺术效果更加强烈。

综上所述,周涛散文擅长由幽入明,卒章显志的布局,把艺术表现的含蓄性和明确性有机统一起来,并且把主题附在精巧玲珑的意境中,有层次分步骤地予以揭示,从而使文章显出诗歌般清新俊逸的艺术特色。

注释:

[1][2]李力:《借助诗的方式——论周涛散文构思》,学术论坛,2008年,第7期。

[3][6]周涛:《伊犁秋天的札记//周涛散文(第一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7-38页,第267页。

4.朱自清早期的散文创作 篇四

朱自清早期的散文多为叙事写景,抒情言志的篇目,注重了写法上的“漂亮和缜密”,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且被誉为“美文”的模范。

自二十世纪20-40年代,中国文坛活跃着一位著名的散文作家,他就是被后人尊称为一代散文大师的朱自清。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20多年里,他的散文创作长盛不衰。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第一次提出“意在表现自己”的美学创作原则,敢于同古代散文“文以载道”发起挑战,无论写景、叙事,朱自清都饱含着浓郁的感情。景中有情,景为情设,情从景出,以事写情,情事融合,以情动人,其完美的散文意境,树立了“白话美文的模范”,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本文仅就朱自清早期的散文创作进行分析。

早期散文:诗情画意的清新隽永

纵观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史,“五四”时期的散文成就对现当代散文的创作影响最大。而这一时期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则要首推朱自清了。其实朱自清在文坛开始是以新诗创作赢得声誉的,他与人合作创办了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写下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首抒情长诗――《毁灭》。1923年以后,他转向以撰写散文为主,当然诗的清新、含蓄,直接影响了他的早期散文创作风格。细细品味朱自清的第一篇散文《歌声》,对比《毁灭》。他的新诗完全用白话调的自然不少,诗行多长短不齐,有时长到二十几个字,又多不押韵,这就很近乎散文了。“自然的音节”近于散文而没有标准,除了比散文句短些、紧凑些,新诗的初期重在旧形式的破坏,那些白话调都趋向于散文化。朱自清原是一个诗人,所写散文自然不失其诗人本色。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集・散文二集导言》中说,朱自清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他的早期散文作品,正是受其早期诗歌创作的影响,颇有些“诗人的散文”味,这也丰富并扩展了散文表现生活实感和内心世界的能力,早期的诗歌创作对其后来的抒情散文和散文创作颇有影响。

朱自清的`写作重心数度转移,由诗而散文而杂文,在他众多作品中,散文成就最为突出,他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朱自清早期写景散文,语言凝练明净,细腻秀丽,善于以精雕细刻的功夫,准确、具体地表现描写对象的特点,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正如朱自清在《说逼真与如画》中说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叶绍钧在《朱佩弦先生》中也称朱自清早期散文真挚深厚、清幽,被视为“文体的完美”。细读朱自清早期的散文作品,就让人真切体会到作者清幽、细密的艺术风格,其散文的诗情画意很浓,是抒情与纪实交融的结晶。即在真实描绘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反应,构成心物交映的美丽图画。

朱自清散文中备受推崇的是那些写景抒情的篇章,其中描绘自然风光的部分,以真挚的情意做骨子,加以观察的细致准确,描写精工传神,想像的五彩缤纷构成了浓郁诗情及漂亮缜密的艺术风格。

朱自清主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是求诚求真的。不造作、不掩饰,真正做到了情从肺腑出。秦淮河的灯月交辉,画舫凌波,与游览者的快意、渴慕之情相谐调,而由歌妓卖唱引起的彷徨、矛盾、怅惘、幻灭等情思,意使“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月色冷清清的随着我们的归舟”,“森林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那烟一般轻、梦一般美的荷塘月色,则浸透着作家淡淡的哀愁与淡淡的喜悦。疏朗的荷花,清幽的香气与淡淡的月色,同作家意欲摆脱人世烦恼而偷得片刻逍遥的情怀融洽无间。写景则融情于景,叙事则化意入事,这正是朱自清白话美文的动人力量之所在。

在《荷塘月色》中,描写作者在一个夏夜独自到荷塘赏月的情景。透过人化、情感化的景物,既表现了作者对自由宁静生活及自然美的向往,又寄托着在黑暗现实中寻求暂时的超脱、安宁而终不可得的苦闷情怀。幽静的小路、风致的荷叶、洁白的荷花、飘香的荷塘、脉脉的流水,不能朗照的月光与作者内心的愁绪,相交织组成一曲和谐的旋律。不仅显示了艺术构思的缜密精巧,而且表现出写景抒情的工妙技巧。结构凝练,意境幽美,语言清丽,文采斐然,唤起读者无限联想。以清幽、淡雅的画幅衬出“颇不宁静”的心理状态。表现了正直的知识分子“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好情操,更可谓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了。

《绿》描写了梅雨潭和它的绿色。作者循着游踪,先写山岩、瀑布和梅雨亭,一路写来,层次井然。作者坐在梅雨亭上,景色尽收眼底,云在头上流着,草丛透着绿意,瀑布冲下,撞击在岩石之上,飞花碎玉船落下,恰如朵朵白梅,又如点点杨花,如此描绘静观景物,真如工笔画一般,读来如见其景,如闻其声。接着写梅雨潭的“绿波”。朱自清采用比喻、拟人、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潭水的颜色、涟漪、光泽以及柔嫩、纯洁诸种形态,活脱脱地描绘了出来,使人感到它有醉人的绿、迷人的美。作者将倾慕、欢欣、眷恋之情融汇在这一片绿色中,以声情并茂、赏心悦目之景,表现了大自然勃勃的生机和心头无限向往之情。文笔从容有致,情调逸雅婉曲,颇显清秀之美。

《春》以极其自然活泼的笔调,运用生动的拟人和新鲜的比喻,细腻地描绘了烂漫无尽的春色。作者观察细致,体味独到,融情入景,着笔工妙,以完整的构思与优美的意境,将春天的景色描绘得气韵生动,惟妙惟肖,堪称绘春、颂春的绝唱。

5.散文创作如何出新 篇五

张勇

今天在座的都是文学爱好者,都有进行创作的愿望,都有一定的写作基础。问题在于如何写出高水平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要下一番功夫了。那么,散文创作如何出新呢?我认为首先应该做到--

材料出新

所谓材料新,就是说,作为写作的素材,其本身就是“新”的,这类材料或具有时代气息,或是别人没有经历过或很少经历过的,或是习以为常却很少入文的。以《我第一次……》为例,有的同学写第一次上网,有的同学写第一次竞选学生会主席,有的写第一次拿到稿费,有的写与一个肮脏的不负责任的服务员吵架,有的写第一次到商店里玩。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前四则材料都有不同程度的新鲜感,而最后一则材料就缺乏这种新鲜感了。

要想获得新鲜的材料,首先要占有材料。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材料,即使你的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写出理想的作品,材料出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平时我们一定要注意积累写作的材料,建立起自己的写作材料库。其实,搜集、积累材料的途径是很多的,我们既可以广泛地阅读书报杂志,及时地吸收那些有用的东西,还可以通过调查采访,向他人学习以获得材料。获取材料更重要的途径是学会细致地观察生活,在实际生活中善于捕捉各种事物和信息,做生活的有心人。茅盾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文学之所以可贵,乃要它能够把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人生的灵魂捉住了,而加以艺术地描写,使人深切地感受了。所以文学家的天职并非仅仅是描写人生,而应把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人生奥秘指出来,换句话,就是文学家应该具有一双特别锐利的眼睛,能观察到普通人所看不见所忽略的地方,能捉住了这一点用巧妙的艺术手腕表现出来,使不见者成为共见。这便是所谓独到的观察。”

事实上,大凡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他们都是十分注意观察的。著名作家福楼拜就曾经要求他的学生莫泊桑:“当你看见一个杂货店的老板坐在门口,一个挑夫抽着一杆旱烟,或者一辆马车停在门前,你得把这老板和挑夫的姿态以及整个画面贴切地表现出来,而且通过你画家的手腕,显示出他们的精神生活,使我不至于误认为他们为另一个老板或另一个挑夫。说到那匹马呢,你得用一个字使我知道这匹马和前后五十匹马不同。”莫泊桑正是在老师的教诲下,认真观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成为世界短篇小说的巨匠。

有的同学会说,我每时每刻都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看到听到的东西很多,可以说我每天都在观察,可是一旦写起作文来又总觉得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写。其实,客观世界千姿百态,千变万化,这就需要我们去观察,还要我们去发现。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曾经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其实,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发现。如果不注意观察,或者缺少了发现,创作就会出现失误,闹出笑话。唐代著名画家戴嵩画了一幅斗牛图,蜀中有一位姓杜的处士买到了这幅画,喜不自胜。有一天他把这幅画挂在门上,供人们欣赏,以示炫耀。恰好补一个牧童看到了,牧童说:“画错了!画错了!”这位杜处士责怪说:“不要胡说,这可是大画家戴嵩的名画。”牧童争辩说:“牛打架时,角用劲,尾巴不用劲,所以尾巴总是垂在屁股后面。这画上的牛,尾巴高高向上翘起,这不是画错了吗?”杜处士只好把画收了起来。的确,从观察上说,戴嵩是不如牧童的,因为他没有发现斗牛的尾巴是下垂的,因而闹出了笑话。莫泊桑曾说:“为了形容草原的树,或燃烧的火,我要站在这树或这火焰前,直至感觉到它不像别的树,或别的火焰为止。”

正因为你发现了新的东西,有了新的感受,所以你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有了新意。例如王晓愿同学的《我们村里的新鲜事》。

我们村里的新鲜事

王晓愿

“礼见大爷一家老少四口要旅行结婚了。”一大早,不知谁喊了这么一声。怎么老少四口旅行结婚?真新鲜!我好奇地随着人群向建军哥家跑去。

《步步高》那欢快的乐曲不时从远处红砖瓦房内传入耳膜。来到院前,大门上赫然贴着个大“喜”字,是用烫金纸剪的,熠熠发光。门外几个讨喜糖的小孩子吆喝着:“建军哥,讨老婆,得了崽,热心窝,贺个喜,糖一块。”

院内已挤满了人,真可谓门庭若市了。

我千方百计挤进了正屋,迎门是方桌、条几,条几上摆放着一台彩电、一台收录机和两个大花瓶。建军哥穿一身银灰色西服,戴着领带,脚穿赭黄色的牛皮鞋,擦得油光锃亮;新娘子穿着一身粉红色连衣裙,脚穿高跟尖皮鞋。一群男女青年正簇拥着他们,在那儿说着,闹着,笑着。

另一边是村里的大伯大娘向建军爹娘贺喜:“恭喜你啊,才盖了瓦房,又要娶新娘,真是双喜临门啊!”大妈笑着说:“托了共产党的福啊,要不是政策好,怎么会有今天?前几年,我们还超支呢!”一个快嘴大婶打趣说:“听说你们老两口也要旅行结婚?”礼见大爷哈哈一笑说:“对呀,我们要重新‘结婚’”。礼见大娘推了礼见大爷一把,“去!”接着对大伙儿说:“建军和媳妇说我们老两口受了一辈子苦,叫俺趁他们结婚也到上面去好好玩玩。”又有一个大婶子说:“你们老两口好福气啊,儿子孝顺,媳妇贤慧,真叫人眼红啊。”大娘说:“建军这孩子,要不是党和政府早毁啦。”原来,前几年,建军在社会上一些坏人的影响下,经常干些偷摸、赌博的事,乡政府的悉心教育使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后来又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办起了养鸡场,现在越办越兴隆。提起了这件事,礼见大娘激动得热泪盈眶,似乎要说些什么,但终究没有说出来。我顺着大娘的目光向里望,门上的对联写着:“发财致富不忘党的政策好,浪子回头感激政府再生恩。”这时,我明白礼见大娘的心情了。

启程的时间到了,门前挂着的一挂五千响的鞭炮“噼噼叭叭”燃响了,建军哥和媳妇、礼见大爷和大娘分别上了车,汽车在人们的欢笑声和赞叹声中缓缓驶动,驶向幸福的远方……

如果说“婚姻嫁娶”是一个古老而陈旧的话题的话,那么一家老少四口同时“旅行结婚”当是这个古老话题中的新鲜事了。作者正是从平时的观察之中,发现了这一个与众不同而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材料。

有的同学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生活的圈子十分狭窄,我就没有机会遇到一些新鲜的事,该怎样将文章写出新意呢?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角度出新

记得有这样一则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在立位时想请画家为他画一张标准像,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悬赏寻求画家。有一个画家应约前来为国王画像。国王拿到画像一看,龙颜大怒,一道圣旨:“斩!”原来国王生来残疾,只有一只右眼睛,并且左腿比右腿还短了一截。可怜的画家虽然画得栩栩如生,怎奈这样一幅尊容如何作得国王的标准像呢?于是继续悬赏寻求画家,又有一个画家应征前来。这个画家接受了前面的教训,小心翼翼地为国王画像,现在你再看国王的这幅画像,两腿直站,两目炯炯有神,显得非常漂亮。国王看了以后怎么样呢?还是一个字:“斩!”为什么呢?你想让一个不是国王的人的像当作国王悬挂出来,那以后国王的号令又有谁听呢?大家知道后,人们不再敢贸然前来为国王画像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位聪明而大胆的画家,自报奋勇为国王画像。很快画像就画好了,国王拿到画一看,还是一个字:“赏!”你猜,这位画家是如何画的?原来这位画家画的是国王射猎的一瞬:国王左腿蹬在一块大石头上,左眼紧闭,左手持弓,右手拉箭,正准备射箭,让人看上去,非常英俊,十分威武。这幅画像既真实又避免了国王的缺点,国王怎能不龙颜大悦呢?你看,一个巧妙的角度是多么的重要啊。

古代还有一个招考画家的故事。一次,朝廷要招考画家,许多人前去应试,朝廷要求以《踏花归来马蹄香》为题作画。有的画一位骑者踏着满地花草悠然而归,有的画出了马蹄上沾满了许多花瓣,而唯有一张画,画面上不见花草,却只有几只蝴蝶绕着马蹄飞舞,自然这幅画被选取中了。这是因为画家不是停留在题材表面去图解,而是以巧妙的构思、含蓄的笔调,以不同于他人的新的角度,来引起读者的联想:蝴蝶绕蹄飞舞跟踪,竟误把马蹄当成鲜花,再一看画题材,其意就不言而喻了。

解放初,著名画家齐白石已是九十岁的高龄了。有一天,作家老舍去看他,请他以“蛙声十里出山泉”为题作一幅画。这是一个难题。我们知道,绘画是视觉艺术,在尺幅之上表现“蛙声十里”的听觉形象,是很难的;而且背景是特定的“山泉”,限定通过山泉来表现十里蛙声,这就更难了。但是难归难,却没有难倒白石老人。过了几天,他拿出了一幅国画交给了老舍。老舍一看,是一幅四尺多长的立轴,上面画的是山涧乱石倾泻出一片急流,急流中夹着几个活泼生动、富有生命力的蝌蚪,高处则抹了几笔远山。整幅画就由这乱石、急流、蝌蚪、远山构成,布局得体,十分和谐。虽然并没有出现一只鼓腮噪鸣的青蛙,却使人隐隐如闻十里蛙声。老舍看了,深深叹服这位经验丰富、善于创造的老画家的艺术构思的巧妙。齐白石的这幅画确实传神地表现了“蛙声十里出山泉”的意境。他不拘泥于题目所提供的表面形象,而是借助于最富有艺术表现力的事物,给人以无穷的联想。不说别的,单说画中的蝌蚪,如果改为一只乃至几只青蛙,尽管你把它们鼓腮鸣叫和神态鸣叫的神态逼真,还能听得到隐隐传来的蛙声吗?

画画如此,写作也是如此。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有的写出来很平常,有的写出来却很别致、很新颖,其原因就在于是否善于选取最佳的角度,是否善于精心构思。例如,以理想为题材写作一篇散文,你会如何写呢?也许你会写要当一名著名的科学家、一名闻名世界的大文豪,或是当一名作家,或是一位诗人等等。材料本身不算新颖,而韦余芹同学有志当一名乡村教师,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材料更是普通而又平常了。然而她却将文章写得新颖而别致。她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盼着太阳从西边出来》。

盼着太阳从西边出来

赣榆县中学高一(3)班韦余芹

妈妈说,好好学,拼上三年,除了晚上睡觉别休息。考不上大学别回家,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于是,我打点行李,背着这沉重的包袱走出家门,跨进这陌生的学校--一条能把人升为大学生也会把人贬为庶民的重要通道。从此,便开始了“三点一线”的生活:早上,宿舍--教室--食堂;中午,教室--食堂--宿舍;晚上,食堂--教室--宿舍。只有到了昏黄的灯光暗示该休息的时候,才能得暇投入自己的情感世界。于是,一天的劳累化作苦咸的泪水,在梦中又把泪水变成五彩的希望,遥寄那缀满天际的星星,请他们去求太阳公公发发慈悲,让他明天从西边升起……

爸爸说,啥?你想以后当“孩子王”,当“臭老九”?--没门!除非让太阳从西边出来。

萌发了多年的念头,做了几百夜的美梦,就这样给爸爸的一声断喝,吓得再也难圆了。我只得另树目标,向着爸爸心中更高的枝头攀援。可我怎能忘记乡村孩子喊着“我要上学”的哭声?怎能忘记那张张走进结婚登记处时的.满是迷惑、满是幼稚的脸庞?又怎能忘记山里那“宁要神,勿要医”的愚昧?茂盛的枝头要依赖于强大树干的支撑,而树干的成长又要靠繁密的树根、充足的肥料。爸爸!为了能使家乡的子弟都长成参天大树,我愿舍弃枝头而作树根、作肥料,可你……唉!我最终会失败的呀!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即使侥幸爬上枝头,可又怎能承受得了那不断吹来的社会改革的飓风呢?

奶奶说,西边太阳没出来前,跳出农门才是唯一的出路。

哦,奶奶,您听我说,现在,野外的荒草已被铲除,开辟出的大路已不止一条。尽管路上的行人有多有少,尽管道路或宽或狭或直或弯,但那尽头都盛开着鲜花,都是那么美好。只要下定决心,向着目标前进,哪条道路都能到达。

可奶奶、爸爸、妈妈,你们为何总是连连摇着头说,要想走得通,只有路一条,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于是,我把求助的双手伸向太阳。我盼望着有一天--太阳从西边升起!那一天,阳光洒满人世,照亮心间,我终于寻回梦中的我,找回我爸爸、妈妈禁锢的我,讨回一个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生机勃勃的我!

这篇文章写了作者渴望成为一名乡村教师,以早日改变家乡愚昧落后的面貌,以使更多的家乡子弟早日成才。作者以当代中学生的现实心态为写作对象,细腻地描写了当代中学生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长辈们的不理解,使作者陷入了痛苦的矛盾心理之中,于是作者盼望太阳从西边出来,以求得长辈们的理解,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全篇以“盼望太阳从西边出来”作为文章的切入点,并以此串联全文,构思新颖独特,心理刻画细腻生动,感染力强。

例如:

我的老师记性坏

吉林王惜春

“真的,我的老师记性真好!”闲谈之际,常听到其他班的同学这样说,赞扬之意溢于言表。然而,每当听到类似的话,我的心理总是在想:“可惜,教过我的老师记性却都是那么的坏。”这是真话,你别看我的老师有的老当益壮,远近闻名,有的年轻有为,卓有成就,然而他们的记性确实很坏。真的,非常非常坏。不信,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给你听听。

我的启蒙老师姓张,是一位二十刚出头的男性公民。哦,血气方刚,多有生命力的年龄啊!可惜有一个缺点,那还是我去他家时偶然发现的。

中秋节前一天,张老师很晚才回家,老母亲迎出来:“白面买回来了吗?”“白面!哎哟--忘了!”张老师呆了好几分钟,才说出口,那样子连“忘了”两字也给忘了。“放了一下午假,你干什么了?白面没给我买回家,却抱回来那么多木头块子,真是!”张奶奶埋怨地唠叨着。张老师笑笑说:“这是做教具用的。”

一年以后的春天,我们换来了一位新老师。女的,四十多岁,姓王的,性格开朗、爽快。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路上。当时张老师笑着向我介绍说:“她的记性可好啦。”我像获得了什么把柄似的,冲张老师挑战似地一笑,嘴里没说话,心里却想:“反正不会像你的记性那样坏。”可是后来呢?后来却叫我大失所望。

我班有个绰号叫“万人烦”的男生,是上个年级“强行”派下来“留学生”(留级生)。他最好惹是生非了,风平浪静的课堂,只要他的手脚一动,或眼睛一眨,便能搅得风起云涌。任课老师越对他严厉,他越闹得越凶,简直成了一个“刀枪不入”的人。王老师向我“私访”时,我把他的这种情况全盘托出,并暗示老师,先给“万人烦”来个“下马威”,给他点颜色看看。

第一节课,王老师在致“开场白”:“咱们虽然刚接触,但通过老师和同学的介绍,我对大家却都了解了。咱们班的同学一向有团结、勤劳的美德,尤其是XXX同学,爱劳动,敢于……”我的脑袋“嗡”的一声,怎么?王老师表扬起“万人烦”来了?这家伙还宠得了,管还管不好呢!

我急得在椅子上坐不住,王老师记性怎么这么坏,把我对她说的话,怎么全给忘了!再看那“万人烦”,他却稳坐在座位上,看样子,他不想再惹人烦了。

时光在愉快与幸福中飞快地过去了。如今,我已是一位初中生了。然而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现在的老师竟还是一位健忘者。你看,放学了,同学们陆续地走出校门,他却还畅游在同学们写的一篇篇作文中。天,黑了。灯,亮了。老师,又忘记吃饭了。

老师,由于职业的特点,一般说来,给同学们的感觉是记性都好。老师记性坏,如果到上课时,备好的课忘记了,那还怎么上课呢?而作者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以一个崭新的角度来表现老师们的忘我的精神。作者紧扣题目选材,写了三位记性坏的老师。他们有的忘了买面,有的“忘”了同学身上的缺点,有的忘了吃饭。他们的“忘”,表现了他们对教育工作的爱,对学生的爱。文章似贬实褒,没有对老师一句赞扬之词,赞扬之情溢于言表。

散文创作出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

立意出新

立意出新,就是要能够从大家所熟知的材料中推出新意,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怎样才能做到立意出新呢?记得元代戴师初说过这样的话:“凡作文发意,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之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之不可用;第三来者,精意也,方可用之。”这番话可谓经验之谈,很值得我们学习领悟。谈到这里,我想起了当代著名作家峻青同志创作《雄关赋》的经过。峻青同志在第一次登临山海关时,激动异常。作家望着那高耸云天的雄关,那绵延起伏的山势,那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心潮起伏,感触良多。但一时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立意,因而就没有动笔。当第二次登临时,心情更加激动,创作的欲望也渐渐地强烈起来。作家为了写好这个题材收集了许多材料,但苦思多日,仍然难以找到新颖的立意,于是决定暂时搁笔。直到后来看到一份材料,谈到十年**后,某些人产生了信仰危机,并举出了一些触目惊心的事例,使作者十分震动,于是“忽然火花一闪”,一个新颖深刻的立意就产生了:坚贞不渝的信念,就是最坚固最强大的雄关。于是,脍炙人口的《雄关赋》就这样产生了。可见,要想使立意出新,首先要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思索,避开陈言,以求有新的突破。

例如以“助人为乐”为写作题材的文章可以说是俯拾皆是,而有位女同学以这一题材写了一篇题为《雨中小事》的散文。文章写的是一天上学途中,下着大雨,“我”主动打伞送一位抱着小孩的农村妇女上车站的情景。这是一个平凡而陈旧的故事了,而这位同学却将这个陈旧的故事赋予了新意:“在回来的路上,想起了那小女孩疑惑不解的神情,我不禁暗自笑了起来。其实有什么不解的呢?将来她长大了,也一定会像我这样做的,而且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多、更好。”从这个结尾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立意:助人为乐不仅仅是雷锋的事,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一辈的事,也是小女孩那一辈的事,以至千秋万代的事。这样材料不仅显得新,而且显得深了。本书所选的肖晓同学的《雨中》可说与这篇《雨中小事》有异工同曲之妙,同学们不妨一读。让我们再看一篇文章:

我和他

金昕

春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落在地上、屋上,溅起了朵朵雨花。我不禁加快了脚步向前跑去。在密密的雨帘中,街上的人已稀少了。

我低着头向前跑着,突然我把一个人撞了一下,我急忙抬起头来,只见他踉跄了一下,扶住了墙。“对不起,对不起!”我忙道歉。“噢噢,不要紧的。”

在朦胧的雨中,只见他中等个儿,瘦削的脸上一双木然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啊,他是一个盲人。我心里一阵内疚:“大伯,我扶您回去吧!”“谢谢你,小同学。”

我搀扶着他向前快步走着。突然,我被绊了一下,差点儿摔倒,我低头一看,是一块下水道盖板,我便嚷了起来:“谁把下水道盖板拉到一边,也不放好,太不像话。”我拉住盲人向旁边走去:“大伯,您这边走,小心绊倒。”他迈了一步,又停了下来,把手中的拐杖放在一旁,蹲下去一边摸索着,一边说:“说不定还会有人经过这儿,会被绊倒的。”他终于摸到了那块下水道盖板,并让我帮他把下水道盖板盖好。

他直起身来,想从口袋里摸手绢,我赶紧把自己的手绢拿给他擦手。他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只见他那双沾满泥水的手在我的手绢上擦着,我似乎看见了他那双被雨水打湿的模糊的眼睛也在发光。是的,我看见了,看见了他心灵的窗户,看见了他那颗纯洁透亮的心,那是一颗能够想到别人的心。我感到,我浑身的血都在沸腾。

雨仍然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我搀扶着他继续向前走着走着……

在通往他家的这条路上,我是他的引路人;而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一个盲人,又是我的引路人。

金昕同学所写的事情也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但是作者通过雨中“我”和“他”相互帮助,相互引导的事情,既写出“他”在困境中还处处想着别人的崇高境界,也写出了“我”在“他”的感染下所受到的教育和激励。将平常的事赋予了新意。

记得高尔基在一篇文章提到他儿时的一件趣事:当他读到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小说《朴素的心》时被深深地打动了,以至于他竟然跑到屋外太阳下面,把小说对着太阳照着,想看看小说中究竟藏着些什么,能使他如此着迷。小说中藏着什么呢?藏着巨大的语言力量,正是这种力量震撼着那颗幼小的心灵,使他如痴如醉,终生难忘。如何才能使语言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呢?这就是要谈的第四个问题--

语言出新

所谓语言出新,就是说语言要有新意,不落俗套。正如著名作家王蒙所说:“一粒沙子微尘那么小的新,也比一座大山那么大的俗套有价值。”那么语言怎样才能做到出新呢?

传说在苏轼小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据说是苏轼10岁那年,一个早春的晚上,苏轼跟父亲苏洵在园中游玩。此时,轻轻的东风吹拂着长长的细柳,溶溶的月光映照着淡淡的梅花,景色十分宜人。苏洵就对苏轼说:“轻风细柳,淡月梅花。你能在这两句中间各加一个字,使句子更加切合这眼前的景色吗?”苏轼想了一会,说:“句子成‘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行吗?”父亲摇摇头说“太平淡,少韵味。再想想。”苏轼又仔细观察了一会,思考了一番,将两个字改为“舞”字和“隐”字,念道:“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父亲听了点点头:“有点意思了,但还不够味。”苏轼苦想了好久。这时夜已深了,月光透过丝丝垂柳照在地上,轻风拂动细细的柳枝,如乳的月色中梅花的色彩淡了下去,与月色融为一体。苏轼看得入了神,有两个字突然跳入他的脑中,他吟诵道:“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多美的句子!一个“扶”字,完全将无形的微风人格化:微风恰似一个美女,依扶着细柳,婀娜多姿,既写出了杨柳的轻盈,又传出春风的情意。一个“失”字,写出了梅花、月色融为一体的意境:梅花朵朵,消失在如水如银的月光中,给人一种富有诗意的朦胧美。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王安石在写《泊船瓜洲》一诗时,“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最初先写“春风又到江南岸”,用了一个“到”字,后再改为“过”字,接着又换“入”字、“满”字;经过十多次的修改,最后才选定了“绿”字。正是这个“绿”字,将江南春天的勃勃的生机形象地刻画出来。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想使你的语言富有表现力,使你的语言出新、出彩,就要认真地锤炼自己的语言,力求最准确、最鲜明、更生动地表情达意。正像福楼拜对他的学生莫泊桑所说的那样:“无论你所要讲的是什么,真正能够表现它的句子只有一句,真正适用的动词和形容词也只有一个,就是那最准确的一句、最准确的一个动词和形容词。其他类似的却很多。而你必须把这唯一的句子、唯一的动词、唯一的形容词找出来。”

语言出新还要做到向生活学习语言、向时代学习语言。生活永远是我们学习语言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俄国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开始写作的时候,感到掌握语言的困难,对创作十分灰心,后来有人送他一本法院里审问犯人的记录,里面记着各种各样人的口供,几乎都是活生生的俄罗斯语言,他就是依靠这个宝藏,成功地创作出了他的小说《诱惑》。在我们的同学当中,有的同学一写作文常常是一口“学生腔”,满篇“书生气”,读起来给人一种与世隔绝之感,索然寡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平时不注意观察生活,不去向生活学习,缺少对生活的感悟。其实,生活中处处都有我们学习的东西,处处都可入文。例如,在生活中我们会常常使用一些流行语言,像生活俗语、世风顺口溜、社会笑话、流行歌曲、人生箴言等,只要留心观察,适时引用既可增添文章的生活气息,使文章生动活泼,又可点化文章,增大文章的思想容量。本书中司维同学的《彩色广告彩色风》就以我们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广告入文,从广告的变化来写家乡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很有时代气息。王艳红同学的《圆也中秋,缺也中秋》中则以学生中的流行语入文,中间不时穿插了一些诗句,既恰切地反映了当时学生的生活实际,又增添了文章的文学色彩。还是让我们看一篇习作:

长胖的感觉

湖北顾莹

本来长胖是没有感觉的,虽然在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笑的时候酒窝加深了,原来瘦瘦的瓜子脸也开始“横向发展”。直到有一天坐上老友婧的自行车,看见她吃力的样子,随口问了句:“累不累?”--本来是想客套一下的,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质量”不大,可她一扭头说:“那当然啦!你长胖了嘛!”顿时我的“玻璃心”就“碎”了。

胖了吗?“胖”这个词对我来说挺陌生的,虽然小毛毛时的照片是胖乎乎的,可慢慢长大后,就瘦小下来。记得是上小学时,我是个很瘦小的小女孩,上中学时,坐在我后排的男生总说一些夸我苗条的奉承话,借此把桌子往前移,侵占我的空间。正凭这种“资本”,我才会固执地坚信自己“体态轻盈”。于是安安心心地做我的小馋猫。

转念一想,长胖也是必然的。每天在学校里,我总是放不下美味的糖果、巧克力和果冻,有亲戚来我家串门时偶尔也会说上一两句:“哟,莹莹长胖了。”我听了也会悄悄瞟上两眼镜子里的我,是真的比原来胖了,但我也没往心里去。自打听了婧的“友邦惊诧”论,便拉着她去“过秤”,谁知两脚刚踏上去便听到了婧的惊叫声:“哇,你比我还重呀?”重就重呗,我比她高,可婧竟在一边比划:“这么一大块肉……哈哈!”

我长胖,最高兴的要数我妈了,吃饭时就笑眯眯地盯着我的脸看,哼,一定是早有预谋的,要我长胖。我说:“老妈,你从来不好好看我,今日却看得如此之专注,真让我受宠若惊--是不是在欣赏你的阴谋?”妈妈倒笑嘻嘻的:“长胖了好,身体好才能搞好学习,就要你胖呢!”一听这话,我气得推开碗不吃了。

试探地问问同学:“我和胖之间是否已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还没等我说完,她们个个都幸灾乐祸了:“长胖了最好,胖乎乎地多可爱呀!”“胖乎乎”?还不至于用这个词吧!不过长胖了就要和零食分手,我才不干呢!看来得实施一个“减食计划”了。放弃甜食是不可能的,我对“甜甜的,味道好”的东西感情根深蒂固。做早锻炼似乎也不会成功,暖暖的被窝对我来说更是难舍难分。对了,听说“心宽体胖”,那如果伤心会不会变瘦呢?可我偏偏是一个标准的乐天派,所有的烦恼忧愁总在一瞬间里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我拼命想有什么难过的事儿,努力地收敛爱笑的神情。婧见我紧绷着脸,怪怪的样子,禁不住问:“干嘛呢!玩深沉吗?”我一皱眉,摆了个极“酷”的造型:“我不是‘深沉’,而是‘身沉’啊!--顺便问一句,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很‘酷’啊?”“酷你个头!”我忍不住笑起来。瞧,要我不笑实在太困难了。长胖就长胖呗,别和自个儿过不去呀!

曾经在报纸上看过:世界上最胖的黑人女模特,因为不愿意勉强自己,从来对高营养食品来者不拒。尽管她的体重吓人,但她很洒脱,笑容有了另一种风韵。看了这则报道,我便把“减肥计划”抛到了一边,而且我本来就不胖嘛!现在算“比胖不足,比瘦有余”。不过也不要再发展了,因为没有哪个女孩愿和巧克力说Bye-bye的,不是吗?

这篇习作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用生活中的语言写生活中的事。写作时,作者没有拿腔作调地为文,而是以风趣调侃的语言,将生活的原汁原味向我们全盘倒出,让我们在她幽默风趣的语言中看到了一个洒脱、乐观的女孩。文中“哇”、“酷”等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词语,又将“我”的眉飞色舞的乐观心态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

6.关于散文的创作 篇六

从贾平凹《一棵小桃树》中,我们可以看出贾平凹的个性及其散文创作特点。

在所有文体形式中,散文更能真切地展示作者内心的隐秘世界,更能适宜作者自由地言说自我。教材选取的贾平凹《一棵小桃树》一文课后阅读提示中写道:“在作者看来,小桃树是他从儿时便怀有的、对幸福生活的‘梦’的化身——‘我的小桃树’就是另一个我。”可见,在阅读学习这篇散文时,我们应从作者的个性角度人手深入地理解这篇课文的旨意。

文章伊始,“小桃树”就化身为作者抒性灵、发哲理的替物,具有“人格化”的色彩。它“在风雨里哆嗦”“长得很委屈”“瘦瘦儿的,黄黄儿的”“大家都笑话它”。就连见多识广的奶奶也说这种桃树是没乩息的,“我”却不相信,执着地偏要它将来开花结果。小桃树成了“我”的梦种。联系作家的成长经历,像小桃树一样生长在不被人发现的“角落”,“样子极猥琐”,正好对应了作家在乡村期间“自我”成长的童年、少年经历。贾平凹从小就有一种自卑心理,觉得自己的个头、形象和口才等不如人。他在《贾平凹性格心理调查表》一文中说道:“我出生在一个22口人的大家庭里,自幼便没有得到什么宠爱。长大体质差,在家里干活不行,遭大人唾骂;在校上体育,争不到篮球,所以便孤独了,欢喜躲开人,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坐。愈是躲人,愈不被人重视,愈要躲人,恶性循环,如此而已。”

接着文章写到,随着“小桃树”慢慢长大,“我”也“到城里上学去了”,面对眼前“好景儿这般多”的都市,“我”一心想着“学习呀,奋斗呀”,那株曾在我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小桃树”,也渐渐地被“我”淡忘了。然而“我慢慢发现我的幼稚”,“人世的大书”我却“连第一行文字还读不懂呢”,“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心境似乎是垂垂暮老了”。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作者从初到城市的“血气方刚”慢慢变为“垂垂暮老”呢?19岁的贾平凹怀着梦想来到了城市,被推荐上大学的贾平凹是一个乡村的幸运儿,成为乡村社会为数不多的可以名正言顺、光彩地逃离乡村的人,贾平凹是怀着渴望与迫不及待的心情将自己抛进城市社会的。然而繁华的城市带给他的是一种巨大的陌生感与恐慌,让他在城市面前产生了更深的自卑感。贾平凹后来描述了刚来到城市的那种陌生与惶惑:“从山沟走到西安,一看见高大的金碧辉煌的钟楼,我几乎要吓昏了。街道这么宽,车子那么密,我不敢过马路…”在少年贾平凹关于城市的想象中,似乎忽略了进城后精神上的尴尬与迷茫,于是巨大的精神落差使得他在面对体验城市所带来的压力下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乡村人在城市面前的自卑感。当这种精神上的冲击与现实中的打击(奶奶去世)碰撞在一起时,“我”回到老家,“看着满屋的混乱,想着奶奶往日的容颜,不觉眼泪流了下来,对着灵堂哭了一场”。而当“我”抬起头,看到被遗忘的小桃树,虽也开了花,但那花“却开得太白了、太淡了,那瓣片儿单薄得似纸做的,没有肉的感觉,没有粉的感觉,像患了重病的少女,……我忍不住几分忧伤,泪珠儿又要下来了”。里普斯认为:“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作者在雨中回忆自己从乡村到城市的奋斗历程,看着那棵长在“院子角落”的“弱小”的“小桃树”的感受,这里写桃树,实则在写人,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作主体通过自己的意识活动将客体看作是有生命或有感情的,写的虽是客观之景,但无不渗透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确实做到了“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语)的境界。

贾平凹在《浅谈儿童文学中散文的写作》中写道:“(散文)要创造出一种意境。……意境的表现应是:自然景色和人的感情必须交融一体,而这种一体用优美的语言表达。”④贾平凹常常在自然之物身上发现自己或人的影子,并在虚静状态中过滤自己的文思,使自己与大自然合而为一,从而创造出物非物、我非我的朦胧意境。自然之物给作家以创作的灵性,作家对自然之物也倾注着自己的灵魂。贾平凹对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很投入,他相信万物之中都隐藏一个自己的精灵。他写小桃树的孤独、自卑甚至无用,其实是与自己的性格、经历息息相通的,小桃树隐喻着作者内心的苦痛与寂寞,小桃树所具有的一切特性都是作者自己内心的映照。作者发现了在雨中那树儿的顶端,“竟还保留着一个欲绽的花苞”,“在风中摇着,抖着满身的雨水,几次要掉下来了,但却没有掉下去,像风浪里航道上的指示灯,闪着时隐时现的嫩黄的光,嫩红的光”,展露出作者胸中一颗奋斗不屈的心,也体现出作者历经沧桑的睿智与冷静和感悟人生真谛之后的.执着。

贾平凹有意将小桃树人格化,把无生命的实体变为生机灌注的机体。他不同时期观察到的小桃树,就是不同时期感受到的自己,小桃树全由“我”伸张出来。这桃树似人又不似人,介于似与不似之间,这才产生了美:贾平凹以冷静的眼光寻觅、思考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在物我之间找到恰当的沟通处,物渗入“我”的情思、哲理,“我”则有了物的秉性,“我”作为物的精神内质而与物同在,物我相融,无法区分。贾平凹在个性的张扬中发现自我,在物中寻找到本真的我.读这样的散文,由物我相融所生出的深远意境便油然而生。

这篇散文通篇没有华丽的辞藻,几乎全是普普通通的汉字,但经过贾平凹的组合之后,让读者感受到了他充沛、真挚的感情。贾平凹从不用气势去鼓动,而是用平和朴素的语言准确生动地表达此刻的情绪感悟,达到以俗为雅、以拙为巧的效果。散文中平实无华的语言,能使人感到浓浓情深的内心世界,生活化的语言缩短了读者与作品的心理距离,使读者很快进入审美心理氛围而不要花精力去理解文字,在这里读者与作者通过“语言”进行心与心的交流。

贾平凹独特的个性心理是其散文语言风格形成的内在因素。他通过使用“吗…‘呢”等语气助词,将其内心深处的不安、担忧、困惑等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

啊,它已经老了许多呢,瘦了许多呢,昨日楚楚的容颜全然褪尽了。

我说,我的梦儿是绿色的,将来开了花,我会幸福呢。

啊,小桃树啊!我该怎么感激你?你到底还有一朵花呢,明日一早,你会开吗?你开的是灼灼的吗?香香的吗?我亲爱的,你那花是会开得美的,而且会孕出一个桃儿来的;我还叫你是我的梦的精灵儿,对吗?

作者在文字中表现出对“小桃树”开花、蓄梦的小心翼翼的期待之情。“我”在怜惜“小桃树”的同时,对它又寄予了无尽的希望。这里的“小桃树”已不单是字典、词汇或其他科学意义上的“桃树”了,它虽有“桃树”的形状,却是人希望精神的“载体”。这里的“小桃树”就是作者运用语言符号创建的全新的艺术符号。贾平凹用质朴无华的语言,通过小桃树的坎坷命运,暗示个人奋斗历程的艰辛,将青春的苦闷展露无遗;通过自我苦闷引发自我解剖,进而思考人生,揭示人生奋斗过程艰辛的道理,表现对未来和理想重新充满希望。

贾平凹初期散文创作主要关注自我,倾向于自我内心世界的大胆展示,真诚地袒露出青春的苦闷和奋斗的坚韧信念。他孤僻内向的性格,迫使他退到主观世界里,心理上的自卑感、寂寞感磨炼他,但丰富了他的感情。他往往以一颗敏感的心感受着一树一石、一山一水,感应着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的细微一角,从那些常常为人们忽略或者熟视无睹的事物中牵引出丝丝缕缕的情怀,发别人之所未发。正如他自己所说:“慰藉这颗灵魂安宁的,在其漫长的二十年里,是门前屋后那重重叠叠的山石,各山石之上圆圆的明月……山石和明月一直影响我的生活,在我舞笔弄墨挤在文学这个小道上后,它们又左右了我的创作。”这种心态使得贾平凹的内心倾向明月般的清淡和岩石样的质朴,表现在语言创作上就有质朴无华的质感风格。他散文的语言,仿佛都是在情感里浸泡过一样,字字句句都含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他的感情是真实的,在文中他丝毫不掩饰心灵的颤动与惊悸、迷惘和纺徨,娓娓细诉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种真诚感情的自然表达,有了与读者更多的心灵共鸣。

7.林斤澜的散文创作浅论 篇七

《杂花生树》收录了林斤澜的《点穴》、《世界》、《天籁》、《安息》等六十七篇散文。读林斤澜的这些散文, 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他已看透世事。他的文章入眼, 立刻以朴素中的深邃吸引你的心灵。他仿佛是经历了几千几万年世事的过客, 对于世间别人难以释怀的种种现象, 他能看透, 却不会清楚地点明, 只要你仔细品味, 却又发现, 他的观点清楚明白。他以冷静的笔触去写悲欢离合、生老病死, 笔下无悲无欢, 无嗔无喜。他的笔下没有歌颂, 没有尖锐的批评, 他对世事只有客观冷静的陈述。

首篇《点穴》中讲三位中学生在一九三八年春夏之后到了个天高皇帝远的“比做一个冷僻的穴位”的山上进行抗日宣传, 然后“这个五不管的穴位, 有了开天辟地第一个党小组。这若算做‘序幕’, 这‘序幕’可够浪漫的……”其中一个中学生, 在这之后, 经历风风雨雨五十年, 有疑案, 有平反。五十年后再上山, 乡政府自磨豆腐接待。下了山后, 与家乡的子侄外甥闲谈。然后写道:

侄甥大都是“知青”一茬, 也曾上山下乡;北上大荒, 南下孤岛, 落到“生活的最底层”。先也“五分钟热情”, 以后千方百计, 全家做劲调回家乡。

前辈回想当年, 连前带后, 怎么也浪漫不起来, 自动抹掉浪漫, 又比起知青遭遇, 不光是“生活最底层”, 还有生命的危险, 却是一厢情愿, 怎么说也得是“纯洁”, 忍不住强调当年的“纯洁”纯属理想主义, 没有掺杂。

结果, 一位子侄叹口气说“其实纯洁就是愚昧。”那前辈听来可谓石破天惊。为什么叫《点穴》?那位子侄的话就是“点穴”, 点中了那位前辈及许多人的要穴。许多人在寻梦的那个年纪, 在某个很长的时段, 对形势对政策热烈响应, 虔诚地贯彻执行, 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 但过了又是很长的一个时段后, 有些人会对当初自己的行为来个自嘲, 说自己当初是少不更事。这些话与那位子侄的话并无两样, 只是, 那位子侄的话更直白, 更能击中要害。确实, 无论是写作还是现实生活, 不但需要有神来之笔去“点睛”, 更需要有人来“点穴”。

在《世界》中, 作者先写了种种现实与“虚光”、现实与梦幻的感觉, 再写“若说原由, 说是久居北方十年。其实十年不算久, 四五十年下来, 也不见得会有更多的吓人的‘忽然’。看来要看是什么样的十年。”然后, 接着写道:

从肃反开始, 随着三反五反, 这反那反。

放国务会议录音, 各级书记部长亲自动员, 有的单位摆桌子, 铺台布, 备清茶, 还有的端茶点, 点百只灯泡, 或请或激或令鸣放。忽然, 翻过手来, 就把鸣放做成罪行, 把这叫做阳谋, 坦然说“引蛇出洞”。

十年的结尾是全国上下说假话, 空话、大话, 把这叫做放卫星。昨天还在说吃饭不要钱, 粮食多了怎么办?做酒。也是忽然, 也是翻过来, 全国饿肚子。

难怪云南的竹山和江南的山谷, 才隔十年, 如同隔世。

他的这篇文章, 让人联想到许多风云迭起的社会变革, 近期的, 远期的。无论什么时候, 社会的变革、时政的变更, 总会让一些人措手不及、意料不到。

什么是“世界”?这就是世界。

《故里短草》之“翠微山”, 末一句“我写百姓意识, 岂能少得了怪异。”那他写了什么怪异呢?请看:

大约十多年前, 到翠微山问路, ……有烈士墓焉。……中间立碑曰‘为国牺牲永垂不朽’, 字迹熟悉, 却没有签名, 没有年月, 不知什么战事, 因何“牺牲”。

于是上下求索, ……

忽然发现窗框上文字, 略显新旧。……核算时日, 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革命叫文化, 实质是武斗, ……

原是自己人, 当时分两派。现在事过境迁, 当时分两派, 原是自己人。都算做为国牺牲, 同葬烈士台, 共听蟋蟀叫。

旁边几框, 年代稍久, 籍贯都是山东。他们年轻时, 借运动, 奉命打地方主义。中年, 地方翻过手来, 也借运动打回去。打来打去, 人也老了, 时势也变了, 落户本地, 儿女通婚, 一同赚钱票, 秋夜一起步月。都算做“为国牺牲”, “一览众山小”。

再那边年代更久远, 怎么是抗日英雄, 也会落到这里?会不会是自己杀的吧, 末后又末后才得到更正, 做个“为国牺牲”的烈士吧。

有人把走过来的时光, 说做“痛苦的、流血的、充满激情的、浪漫而又荒唐的年代”。用了这样长的句子, 夹杂着荒唐两个字。

在林斤谰的陈述中你会发现, 历史、现实, 仿佛就是一场闹剧, 人类在前进的路途上总是跌跌撞撞, 磕磕碰碰, 某一时期某一部分人的神圣、庄严, 过了长长的一个阶段再回头来看, 反倒显得可悲可悯。

《天籁》写“那会儿挂在嘴上的语言是六亲不认的”, “街上有把活人围住打, 当场打死。”在这样的时期, 作者听到一个问路的中学生叫了普普通通的一声“叔”, 就以为它是“天籁”。我们平时是形容最美妙动听的声音才称之为“天籁”。“天籁”究竟何解?作者说查辞书只得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自然之音响。”顺应自然的, 原来就是最美妙的, 普普通通的, 就是最好的。由此可反衬出当时社会之反常之荒谬。《红楼梦》是“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林斤澜则反其道而行之, 于荒唐、辛酸中找出闪光点, 于荒漠中找到一片绿叶, “直觉到一些仿佛是规律。这仿佛的, 又可以肯定和大自然的规律息息相关。”

读某些人的文章, 觉得很“真”很“实”, 虽然也写的好, 但觉得这种“真”的“实”, 太近了, 虽也说得上美, 但缺了味道。林斤澜的散文, 他写的也很“实”, 但往往, 你读着读着, 就会感觉好像是离题万里, 像孙悟空的一个筋斗云, 已跳出了三界外, 但没想到一细看, 却还是在如来佛的掌心里。所以, 他的实中有虚、有空、有远大、有朦胧、有飘忽, 如泼墨山水画, 只有站远了看才会产生美感, 站近了看, 或许就是一团墨黑。难怪, 连汪曾祺生前谈林斤澜的创作, 也会下一个结论:不好懂。

林斤谰的散文不雅不俗, 他的构思, 他的逻辑, 乍一看, 都与常理相悖, 但细看下来, 你又不得不承认, 他说的, 在理。

《榕》中写了西南的原始森林, “无时无刻不在无声战斗, 为争取阳光水分, 使尽种种手段, 不惜长毒刺毒汁, 让近我者死。”“绿是和平色, 绿是生命和生机的象征, 这是吃绿色的人说的, 不是被吃的绿色自己的话。”写其中一棵榕树“名声大振”, “惹得远近善男信女走来磕头、下跪、插香、烧纸、点蜡烛。”写榕树“外表粗壮庄严, 内里的纹理却歪弯扭曲”, “原来这庞然大物是一位废物。”他到底是写自然界还是写人类社会, 是写树还是写人?我觉得都是。

《宁静》写大自然摊开了生命的奥秘:宁静。但这“宁静”却是在写了雄伟、昂扬、身在云霄中、在喷泉一样喷出的笑声中反衬出来的, 是昨晚“大自然用立体声明说了”的。“宁静”用“立体声”“明说”出来, 怪吗?也怪, 也不怪, 合理。

谈文学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他却用了《错乱》为题来谈, 谈了自己所走的文学之路, 同行走文学之路的经验, 以及整个文学事业和社会中的种种文学现象。说到有前辈在大学讲堂上开讲, “文学没有地盘了”, 然后再来个石破天惊的结论:“文学没有用, 有救了。”作者于结尾再来一句:“错乱之中不错不乱。”

有句话说:“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林斤澜的散文, 写的不是人情练达, 而是世事洞明, 因为“人情”往往与“世故”相连, 但林斤澜的散文里没有“世故”, 有的只是“世事洞明”。

他也写生老病死, 但他写得豁达、冷静, 无悲情, 无煽情, 他的观点他的情感已凝练, 收缩成如太上老君那炼了七七四十九天的仙丹, 有功力, 不耀眼。

《“红八月”的“八二三”》写“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市文联院子里, 流了鲜血, 斗死了主席。”然后冷静客观地叙述了当天的境况和事情发生的经过, 末了是一句冷峻的评论:“我们把鲜血和生命, 也婉转叫做‘学费’, 我们人多, 我们付得起。”

《安息》写作者和汪家兄妹三人, 还有他们的夫君夫人及儿女, 到公墓去安葬汪曾祺和施松卿。那天“阳光暖和, 无风, 少有的好春天。”安葬墓穴的过程中, “汪朗笑道”, “笑着蹲下”, 安葬完毕, “随着照相, 一家一家地照, 单个儿照, 集体照……”“孙女儿汪卉这两年长了个儿, 厚墩墩像运动员。”儿媳刘阳“当了党校校长了”, 女婿王勇“是蜜蜂或蜜蜂研究所书记, 他们都在‘正当年’。”外孙王超“已上高三, ……叫人觉得第三代的成长, 猛地不像跑步, 是跳高。”有人会觉得, 题目叫《安息》, 写的是安葬过程, 总得哀伤流泪, 才能显出对逝者的追悼与怀念。但文中, 整个安葬过程全无悲伤, 大家像去游玩一趟那么快乐, 对逝者没有哀悼, 毫无悲戚之情, 这怎能让逝者安息?但, 正因为所有的后人, 儿女辈、孙辈都过得很好, 很快乐, 汪曾祺夫妇当然可以安息了。

《纪终年》是写汪曾祺临终前两三年直到去世的生活。两人是多年的好友、密友, 但惯常见到的生离死别之情在林斤澜笔下并无什么表现。知道“没有办法”了, 情感流露表达最高的一句是:“不觉失声叫道, 怎么会这样!”作为相知最深的朋友去世, 文中并无明显的悲痛之情流露, 只说汪曾祺走得突然, 但又说“这回辞世早有准备”, “是一种境界”, “什么境界?想说是‘审美’。”写临终前住院期间的汪曾祺, “面露安详的微笑”, “两眼慈祥, 并且闪闪”, “从忽然说出的话来听, 心情愉悦, 思想格外敏锐。”“食道严禁食物通过, 连一滴水也不许可, 特护向我们解释时的时候, 曾祺闭着眼插上两字:‘戒严。’……‘天安门戒严’”, “脱掉衣服拍片, 老先生说怎么拍裸体照。”后来有一阵一阵的迷糊, 说胡话, 说“看屋子是绿色的”, 说“那是第二思维”。……“我这才惊觉:第二思维!一个艺术家的鲜活想象。……他走进审美境界了。在生与死的‘大限’地方, 迷糊, 却看见了美。”连“辞世”都是“审美”, 这还有什么可悲可痛的?

鲁迅以犀利的笔锋去直面惨淡的人生, 正视淋漓的鲜血, 是因为他要唤醒关在铁屋子里的人, 也因为当时两个阶级是对立的。在当代, 也有作家看到时弊, 但有些人话锋一转, 目光一转, 就轻轻避过了。林斤澜呢, 他的文章, 也直面现实, 但他并不以鲜明的态度辛辣地讽刺和针砭, 也不故意转眼避过, 他用了举重若轻的方法, 他的文章如耍太极, 如包汤圆, 有馅, 实在, 但却不是一眼能看到。他的文章有锋, 但藏起来了, 有针, 也藏起来了。都说林斤谰与汪曾祺是文坛双璧, 但为什么在很长的时间里, 汪曾祺得到了盛名, 林斤谰却没有?这恐怕与他们两人的文风是分不开的。汪曾祺的散文平淡、闲适, 给人以愉悦、享受, 因为他把现实生活中刺目的矛盾予以调和了, 对于时弊对于矛盾, 他目光一转就轻轻地避过了。他笔下呈现的, 是他用仁者的心编织的温热的梦[2], 是足以净化我们的心灵的, 所以我们疲惫、受伤的心灵需要它, 我们喜欢它。林斤谰的散文呢, 一者, 他的文辞不是温暖、华丽的, 不能吸引人;二者, 他不回避矛盾, 他直面现实, 虽然他把针、锋都藏起来了, 但毕竟, 他文章里的针、锋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读着读着, 有人对那针、锋暗自赞叹, 有人被那针、锋无声无息地刺中, 痛快或者痛, 有人欣赏或有人不喜欢, 总之, 这使他少了一部分喜爱他的读者。

林斤澜的散文如天马行空, 挥洒自如、收放自如。武林小说中说武林高手到了最高境界, 飞花摘叶皆可伤人。林斤澜也以“其实纯洁就是愚昧”这样普通的一句话, 就点了一批人的“穴”。林斤谰不是愤世嫉俗的人, 虽然他经历过磨难, 经历过风浪, 但一切苦痛他都放得下。他看得远, 看到了常人难以看到的东西, 他说出了常人不太敢说的东西, 但他所说的往往不是直言, 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 到最后, 仿似在不经意间, 他就“点”了你的“穴”。如果说世界有禅、有道, 林斤澜是悟出了禅与道的。他的文章就是在传承禅与道, 他的文中有机锋, 只是道与禅不是每个人都能立悟与领会, 需要阅历, 需要灵性, 需要慧根。

读余光中的散文, 你会慨叹作者的知识渊博, 慨叹作者的博闻强识, 看到作者的大开大合, 什么“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吐纳珠玉之声”, 你都可以从他的文章里直接体会到, 你会击节赞叹, 甚至膜拜。但林斤谰的文章, 却没有承载渊博的知识, 因为他“是由生活而走进艺术, 而不是由学问而迈进文坛。”[3]他的文字, 冷峻、深沉。孙郁说他“那些文字, 那些古怪的小说, 奇异的随笔, 像迷宫一样难以把握”, “描述林斤澜, 用任何理论来套, 大约都不得要领”[4], 但是他“直陈死灭, 以坚毅的目光迎着苦难……”[5]林斤澜的老乡、作家程绍国说他是“已经成精的作家”, “艺术境界已入霄汉, 和一般的作家不是一个档次。”“他对社会、对世界有话可讲, 感情强烈。”[6]确实, 我们从林斤澜散文的字里行间, 就可以感受到“他对社会、对世界有话可讲”, 特别是他对历史有深刻的反思。他身上肩负着对历史、对现实的责任。他仿佛是一个站立的巨人, 历史与现实在他的眼前流淌, 社会百态匍匐在他的脚下, 他从一个文人的角度, 把社会发展的规律总结出来, 并呈现在笔下。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作家。他的散文里有厚重, 有责任, 历史与现实是穿插着的, 有虚与实的交织, 有幻觉与清醒。他直面历史, 直面现实, 他把主次颠倒了, 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 虚则为实, 实则为虚, 虚虚实实, 如走迷宫, 难怪让人云里雾里。但不管你读懂了还是没读懂, 他要表达的理就在那里。他的散文, 套用他自己文章中的一句话, 是“错乱之中不错不乱”。

参考文献

[1]林斤谰, 杂花生树[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2]翟业军, 蔼然仁者辨——沈从文与汪曾祺比较, 文学评论[J], 2004年第1期。

[3][4][5]孙郁, 林斤谰片议, 当代作家评论[J], 1998年第5期。

8.自我表现:散文创作的驱动力 篇八

关键词:散文创作 驱动力 真实 自由 对话 表现

我国散文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先秦诸子散文的崛起,“五四”时期现代散文的繁荣,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当代散文热潮的出现,散文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创作的主体追求也都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但是,正如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言:“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虽然散文的风格样式具有个体的差异性,但是,这种“自家”在散文中的显现,即“自我表现”的艺术个性,已经成为华夏散文的一个重要的文体特征。“自我表现”在不同时代其含义有所差异,当代散文的“自我表现”是指:散文在表现客观世界的同时,更侧重于表现作者“自我”的主体精神,并且通过作者的人格、学识、精神、情操等主体精神的真实而具体的表现,从而凝聚一段段鲜活的人生和一个个真实的时代。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引领着人们进入了一个数字和信息的世界;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制度的更新,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物质境况的变化势必会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亲眼目睹世纪的更替,社会的巨变,深深地感到在这样的历史中自己的责任;我们不是对曾经经历过的生活和获得的感受毫无留恋,我们对未来也不总是十分乐观;我们既要承受与生俱来的生活压力,为自己的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要求而劳苦地奔波,我们更要面对新的时代赋予我们的团体压力,为生活得较好,直至最好而激烈竞争,而时代却要求我们不容置疑地以新的姿态、新的观念去审视繁荣的社会和复杂的人生,于是,陌生、困惑、不安、焦虑等时代造就的情绪也就应运而生,成为人们精神世界重要的内容,它们困扰着作者和读者。这些缺失性的心理体验能够激发作家创作欲望,能够成为开启作家创造力的重要因素。叔本华认为人类因为有了痛苦,才从事艺术以求解脱,司马迁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也意在告诉人们缺失性心理体验是激起作家创作欲望的关键因素。当代社会物质的富有并不能弥补人们精神的缺失,相反,物欲横流却使人们更加珍视精神的平衡,于是,文化、文学对人的精神关怀在当代人们的生活中书写着重要的一页。人们“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1],文学能够帮助人们找回丢失的“童心”、迷失的精神平衡。在散文的世界里,作者自由地袒露着自己真诚的心灵,希望在繁杂功利的现实生活之外创造一个能够表现自己,解读社会、人生的舞台。因为这个舞台是作者用真情实感构筑的心灵世界,因此它可以凭借其真诚的魅力吸引着读者,从而使这样心灵舞台成为读者和作者精神沟通的桥梁。诚如普列汉诺夫所言:“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和文学趣味中都表现着社会心理。”[2]散文在当代文坛受到人们的青睐,正是因为散文作者以真诚的心灵感受生活,在创作中体现了社会心理的真实状态,在群体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从而帮助生活在物欲横流时代的人们实现精神沟通的理想。这也是与散文的文体品格直接相关。

首先,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它最显著和重要的品质就是真实。正如当代散文理论家刘锡庆在《散文的创作》中所说,真实是散文的生命所在,也是散文的生机所在,散文一旦假了,就失去了它的天性,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散文作者的创作是一种自我灵魂真诚袒露精神活动,“小说家的心常常躲在人物、情节浓重的云霓后面,诗人的心又被文学精致的装饰着,真正的散文家却裸身站在审美的旷野里,让生命的光柱通体无遗地照射着自己。”[3]散文作者要想激活读者的心必须先掏出自己的心,用自己没有隐饰的灵魂引领读者走进真诚的艺术世界。在熔铸了作者真诚灵魂的散文作品里,作者“不但可以直接出现在作品中,与读者直接交流思想情感,且还能以自己实人的具体身份与作品中的人、事、物的具体联系向读者诉说着他所写的一切。这样,作者、作品、读者三者间,就形成了一种实人对实人讲实话的关系”[4]。这种“实人对实人”的关系使得散文作者可以通过对自我灵魂的叩问,在散文的艺术世界里与读者形成一种近似于熟人、朋友的交流关系,从而达到以心会心,以精神滋润精神,以灵魂征服灵魂,这种真诚的精神沟通正是当今时代人们发自内心的精神要求。其次,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体,一方面,这种自由的特性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精神交流提供了宽松的氛围,轻松的空间,正如日本散文理论家厨川百村对散文的描述:如果是冬天,作者便是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若是在夏天,作者便是身披浴衣,随随便便和好友随心闲话,将这些话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散文。这种轻松的氛围正是现实生活中疲于奔波的人们所心往神驰的。另一方面,散文可以自由地取材,自由地表现,可长可短,可深可浅,为快节奏生活中的人们自由便捷的创作和阅读提供了机会。总之,真诚的文体品格和自由的文体形式,使得散文在文学意义和表征遭遇危机的时代,依然成为当今文坛受人们欢迎的文体,走进当代散文的艺术世界,我们不仅能听到作者对自己灵魂真诚的的叩问,而且能看到作者的情思震荡在其中的复杂多变的当代社会现实。

和传统的文学散文一样,当今散文“自我表现”的直接对象依然是作者的所感、所思。这些主体精神,清晰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浸润着“感情的分子”[5],作者审视着现实,袒露着自我精神,多情的灵魂承载着历史、现实、梦想向读者内心深处驶来,在收放自如的从容之间,拎出沉甸甸的人格精神,引领读者深深地切入生活断面,沉入人生的深潭,得到难得的精神漫游。

其中有的作者在无情地解剖着自己,情感游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呈现出自己的痛苦和困惑。《垃圾房里的老妇人》(《天涯》2002年第2期)的作者张硕果是个年轻的学生,他有一种难得的思想上的坦诚和勇气。他说“我失去了妥当地处理这位老妇人的办法”,因为他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在肮脏的垃圾房里,有一位老妇人坐在地上吃饭,这让他很是不安,甚至有些惊惶失措,对于如何将这个老妇人从自己的头脑里清除出去,不留一丝痕迹,作者毫无办法。当这个老妇人朴实无私的品行无声地讽刺了作者精心塑造的美好的自我形象时,作者害怕自己会恨上这个老人,因为她的存在既妨碍了作者的幸福,又妨碍了作者的不幸。由于她的存在,作者只顾自己幸福地度日已不再能心安理得,也是由于她的存在,使作者的不幸变得牵强附会,“和她相比,我有什么不幸,我有什么资格诅咒和抱怨”,也时和她相比,作者觉得自己和那些在高级宾馆里制造肮脏垃圾的绅士、淑女没什么两样。“我不愿她的存在。这是个很危险的愿望,要是在一年前,我会认为她不应该存在,再进一步的话,就是消灭她的存在!那时我信奉尼采。现在自然不会这样想了,但现在我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现在该怎么办呢?”是的,现在该怎么办呢?作者发出这样的疑问,叙述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困惑,就意味着,现实已经不仅仅在我们的身外和周围,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内心,进入了我们的感情过程和思想过程。作者审视着新的社会现象,勇敢地叩击着自己的灵魂,真诚地袒露着精神的困惑,然而,这样的现实我们却很难面对。我们不知道该怎样面对的现实又何止这些,李敏的《吸毒者日记》(《天涯》2002年第1期)向读者展示的是那些在痛苦中辗转沉浮的“边缘人”,他们不断地在挣脱毒品对生理的控制,同时,他们也明白后面的路还很长很长,为戒毒付出痛苦难熬的代价能否获得一个好的未来也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他们认为想要一个好的未来,“戒毒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前提”。这样的现象也许并没有什么新鲜,可是它毕竟出现在文字里,在现实之外的另一个层次,刺目地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某种事实。它之所以刺目,是因为作者在痛苦地叩击自己孤独而无助的灵魂,既在解剖自己,也在解剖别人,这样的现象会让我们倍感无力和沮丧,我们可以视而不见,见而不闻;我们也可以借故认为它与己无关,可同时我们也明白,那是自欺欺人,于是,作者在“自我表现”中就实现了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实人对实人”的精神沟通。

如上所说,散文的直接表现对象是作者自我的心灵感受和智慧思考,其实,这些主体精神并不是心灵自身的产物,而是来自作者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费尔巴哈说:“痛苦是诗歌的源泉。只有将一件有限事物的损失,看成一种无限损失的人,才具有抒情的热情和力量。”[6]个人的缺失性情感是创作的动力,可是如果创作只局限在个人有限的损失之中,将会使作品失去应有的“热情和力量”。创作作品是他们关心社会、体察人生的一种方式,作者希望通过对自我精神的表现从而凝聚繁荣的社会和复杂的人生。因此,表现社会,反映时代也就成为当代散文“自我表现”这一艺术追求的重要内涵。当代散文理论家刘锡庆认为:“散文姓散,名文,字自我。……‘自我即创作主体,其本质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7]作者通过表现自我——“小我”的主体精神,反映了社会——“大我”的现象和本质。

注释:

[1]孟子:《孟子·告子上》,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版。

[2][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萧云儒:《散淡小利》,见于贾平凹《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寇显:《散文写实说》,散文,1983年,第3期。

[5]张新颖:《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散文·界外消息》,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

[7]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见于贾平凹《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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