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小说（精选8篇）
1.女性主义小说 篇一
新写实主义小说（3课时）
一 教学目的：了解新写实小说的发生发展情况；主要的新写实小说作家作品；新写实小说的意义。二 教学重点：了解新写实小说的内容和意义
三 教学难点：理解新写实小说“新”的表现及评价。四 教学方法：讲授 五 教学步骤：
（一）课程导入：新写实小说没有终止时间。它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与其语境有重要关系。80年代中后期社会转型，社会阶层各个成员的文化色调在重组，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淡化，一部分人认同普通市民立场，这是一个自觉的文化立场的选择，对日常生活采取近距离写实性的扫描。
（二）概念
“新写实主义”这个称号的出现大概始于1989年第三期《钟山》的“新写实主义小说联展”。根据批评家的概况，新写实主义是继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现的又一面旗帜，它“从情感的零度写作”，“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还原”，展现了现实的“原生态”，将“原色原汁原味”和盘托出，达到了“毛茸茸”的程度。
（三）：兴起背景
1989年之后，中国社会现代化演进所必然产生的商业主义盛行和传媒行业的兴起，使中国现代文学所张扬的具有精英主义色彩的政治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遭遇空前的挑战，从思想文化层面入手来解决民族-国家问题的精英主义理想，在文学领域中不得不被摒弃。因此，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学实际上面临着一个由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向民间话语、由公共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变的问题。
这一转变的标志性文学事件，就是所谓的“王朔现象”：王朔小说的流行、大规模地进入影视传媒及对于王朔作品的争论。王朔的现代性特征在于：立足于市民立场来把握社会历史，这为历史批判的精英主义传统划上了一个历史界线。王朔小说的流行与时代的“渴望”有关，它使以国家政治为核心的话语系统与民间生活实际上的严重错位暴露无遗，展开了一个抛弃了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日常生活价值框架的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审美旅程和言说方式。这样的开端未免充满了过犹不及的极端色彩和快意宣泄，它所遭受的种种非议，正是来自于精英主义话语的抵抗。
与市民言说的王朔小说的放肆而简单形成对比的是，代知识者言说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则琐碎而无力——它们同样是精英主义在90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双重失败，向民间意识形态迅速转向的结果。新写实主义小说是对先锋小说乃至寻根派和现代派小说的反拨。当方方将新写实的“风景”首先展现在当年光怪陆离的文坛上，在转换了审视现实的立场之际，新写实主义小说预示了某种对历史的解构姿态。问题在于，《狗日的粮食》、《烦恼人生》、《一地鸡毛》、《风景》等关怀人的生存问题的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实际上没有足够的立足于现代性立场上的人道主义理想与信心作为理性支持，它们使当代小说从现代主义小说的理性化批判框架进入理性疲乏的生活原生态描摹。如果说，使“文革”后小说大规模回到市民社会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历史功绩（就文学而言），那么，新写实小说的理性疲乏却不仅是当代中国理性困境的映射，更是知识精英在脱离了意识形态话语中心之后尚不能作为边缘性力量创建新理性的真实反映。
（四）：小说的主要特点及不足之处 1：特点
（1）：经验的日常性是其共同点之一，日常生活经验成了小说的集中叙述经验。
（2）：群体性还表现在作家采取的相对中立、客观、冷静的叙述立场，尽可能的还原现实。2：：缺点
（1）：众多个性迥异的作家都被归入“新写实小说”名下。外延的无限扩大维持着这个概念的空洞运转。
（2）：在叙事学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背景出现之后，新写实小说提出的那些概念说明表露了对叙事意义的无视。1）：情感的零度忽视了叙述者的暴露。
新写实小说推崇“情感的零度”，即不让叙述者的情感介入故事，干扰读者的判断。但叙述者不可能在文本中完全消失，作者可以删去叙述者的抒情、道德评论、社会理想表述或者人物鉴定，但叙述者仍会在背景描写、人物识别或时间性概述方面留下痕迹。叙述者的情感可能强烈、可能淡漠，但却不可能成为零度。
2）：对生活纯粹的还原忽视了语言层面的中介。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自成系统，不是一面和现实毫厘不爽的镜子。叙事学认为叙事包含着某种人为的结构，某种程度的预先制作。叙事所操持的话语经常携带了种种隐蔽的判断，悄悄地对叙事对象做了改变。因此，现实纯粹的还原不过是新写实主义的一个理论神话。
3）：无视叙事，叙事话语丧失深度而趋于平面。
新写实小说写了大量平淡琐碎的生活场景和操劳庸碌的小人物，在这点上新写实小说继承了关注小人物的文学传统。现实主义往往通过一个完整的情节呈现小人物之为小人物的独特个性，新写实小说则有意消解小人物的独特个性，使他们成为芸芸众生。这些人物缺少强烈的自主精神，新写实小说更多揭示的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现状：琐碎的、凡俗的、安分守己的。生活世俗化并不等于表现世俗化生活的文学作品也要世俗化。人们在新写实小说中体察到生命的坚韧与顽强，体察到人生的乐趣与满足，但恰恰在这点上，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放弃了改造世界的特权，他们又一次接受了传统观念：叙事话语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素材。不少作家倾向于如实叙述，使小说出现了“流水帐”倾向。叙事的风格与现实的平庸不谋而合，新写实小说的叙事并未达到一个更高的真实，而是回归到传统的阅读经验，尽可能无阻碍地为读者接受。
（3）：新写实小说的提出更像是商业思维进入纯文学领域的一个表征，它更多地与办刊策略、制造文坛热点等想法联系在一起。
（五）：代表作家作品
“新写实小说”概念的提出是在1989年，但其代表作品的出现则要早一些。对“新写实小说”的讨论，自1989年下半年至1994年末，一直未间断。目前得到大多数作家、评论家承认的，可以包括在“新写实小说”里的作家有池莉、方方、刘震云以及叶兆言、苏童等。1：池莉（87－97小说）
生于50年代干部家庭，随父母的调动到处迁移。故乡的感觉没有，也找不到精神家园的根。因此对池莉来说时间有意义，故乡没意义。
童年时期人格分裂，对峙。红孩子——黑孩子
由童年到少年经历了一个精神上的失乐园的过程，看生活的立场发生了很大扭转。在把握生活时，用一种复杂的眼光看待社会：对峙和视角下调，用世俗眼光看。《烦恼人生》即是这种视角的产物，写了真正的生活。池莉作为作家时的偏执很突出。（1）：《烦恼人生》
池莉1987年发表《烦恼人生》，引起很大反响。这部作品描写武汉钢铁厂职工印家厚一天的生活，在24小时内浓缩了他整个烦恼的生活状态。小说“生活流”的写法呈现了一种“毛茸茸的原生态”，让人似乎能亲身感受引家厚的“烦恼人生”，从而引起了无数处于同样境遇的读者的共鸣。从小说结构特点上看：沿着印家厚的脚步把所有的情节都串起来，当下烦恼经验和过往的浪漫经验交织起来表达了一个主题：生活就要认命，普通人要过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判断是池莉的认识。一天中所有烦恼经验加起，所有浪漫经验减去，其结果就是文本的主题。
小说中亚莉形象设置了却没有展开。亚莉——印家厚。亚莉——妻子
池莉压抑着亚莉，使这样一个三角的浪漫故事变成印和妻子两个人认同生活的平面结构。通过这样一种文学操作，池莉表达了对生活的观点。（2）：《来来往往》
《来来往往》中康伟业与段丽娜的婚姻建立在一种时代的错误上。段丽娜在文化价值上比康伟业大，但作者的目光聚焦在康伟业与三个女人的浪漫故事上。段丽娜的形象实际上被弄坏了。时雨蓬是一个粗糙的物质时代塑造的一个物质女孩。（王安忆：上海表面的繁荣掩藏了精神的粗糙，上海的物质形态塑造了一批极端物质化的人。）
《来来往往》表面上极浪漫，实际上很不浪漫，由追求爱情到爱情幻灭。康段之间：饱暖思淫欲；康林之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康时之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小说仍是一个不谈爱情的主题。
总结：池莉几乎所有的创作都与爱情有关。但回答爱情时都是没有爱情，她用的不是爱情逻辑，而是婚姻逻辑。婚姻是世俗的概念，爱情是价值层面的话题。婚姻是知识性的命题，可以言说，爱情是一个信仰性的命题，不可言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错位。2：方方（1）：《风景》
方方的《风景》发表于1987年，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新写实小说”中最富于现代主义色彩的一篇。小说选择了一个出生后不久就死去的鬼魂“小八子”作叙事主体，叙述了“汉口河南棚子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一对夫妻和七子二女的家庭生活。作者的叙述语调是平静的，但却并不是所谓“零度情感”，而是对“恶”的生存法则，以及这类法则拒斥文明的无可奈何的认同。
小说叙述框架、视角都带有很强的虚拟性。但经验又是很现实的、近距离的。父母构成了一个人文背景，是孩子们成长的一个外在环境。老大和枝姐的爱情故事留有很大的空间，老二是一个带有女孩子气质的男孩子，在母亲的溺爱下成长起来，恰恰是这种保护造成了另一种悲剧：老二的毁灭是河南棚子的粗糙环境造成的，老二与其生活环境的不协调构成了他的悲剧。老七生不逢时，父亲又怀疑他不是自己的儿子，用暴力迎接老七，同时，老七也不受他两个姐姐的欢迎。他是生活在这个环境最底层的人。长大后上山下乡，大学毕业后做了中学教师。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报复家庭的人。在老七成长过程中，其性格的扭曲变态是明显的，这表现在他不择手段地往上爬的人生经历。
补：一组人物形象：高加林、老
七、于连、拉斯蒂涅。当一个人与其生活的环境有很大不合时，这种环境反而会培养出野心、反叛，但又毫不顾道德准则。由这类形象体验的一种弱势地位的创伤感形成一种原型：即由创伤感而开始感到世界的不公，从而反叛，报复。马克思的阶级论给这类人改变命运提供了一条出路，但更多的人选择联姻、色相等方式改变命运。这类反叛者的形象体现了我们每个人对缺失的反抗，在传达着个人的白日梦。（2）：《桃花灿烂》
写得很细。故事背景是搬运站，男主人公米西的生活环境类似老七。米西在他的家中形成了心理阴影，从而影响他日后的生活。女主人公墨子与米西产生了爱情，米西想表达爱情，但又不明确表达。墨子处于女人的被动地位，认为女人只能被爱，米西不表达，墨子就不接受。水香的漂亮引起了米西的注意，他与水星调侃。在设置上，墨子和水香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水香代表了身体的、世俗的东西，墨子代表了精神东西。二者是一种精神爱与身体爱的悖论，男人迷惑于二者之间。
男女之间的爱情很复杂，性欲的影响很大，甚至使你去接受你不想要的。但性欲并不是爱情，它还有别的东西，爱总是伴随着一种恐惧、焦虑，说不清道不明，越爱的东西越不敢接近和占有它，这是一个困惑的命题。小说结局米西死了，相爱的两个人之间隔着某种东西，而死亡真正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对爱的高峰体验是否与死的体验类似？）。方方对爱情的想法有世俗层面上的，又有宗教层面上的。她对爱情的信仰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与池莉处于两极，方方表面上归于新写实，但在精神意义、价值层面上，方方高出新写实小说。3： 叶兆言
南大硕士，在文学出版社做过编辑，有家学渊源，培养全面。叶圣陶在人格上很诚实，知识功底扎实，是个温厚长者，常站在启蒙立场对世俗生活进行透视。叶至诚、叶至善对体制有信赖，对体制之外的价值有很高的警惕，关注的是体制内人的成长，昂扬的精神状态。叶兆言在85年后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他在文化色彩上既不象祖辈，也不像父辈，其文化色彩很难定位。同时他又游离于知青之外，处于红卫兵或红小兵之间，与王安忆、张炜同一代，既不指认世俗，也不高扬理想。他身上集中了其祖父的温厚，同时又有点闲士的甚至是看透了某种东西之后的一种智性色彩，但又不像史铁生看的那么透，他始终关注的是世俗东西。
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中都有他。其创作的文类文体很宽。他有时极端世俗，把当下最日常的世俗的生活经验作为研究对象。如《关于厕所》对世俗生活看的很透：人生活在现实中，受动性是随处可见的，甚至是撒尿也能影响人的一生。《艳歌》
叶兆言小说拒绝浪漫小说的逻辑。小说结局的苍凉、荒凉感是新写实小说中很少见的。《艳歌》触到敏感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东西，与妻子的冷战让迟钦亭感到婚姻的无奈，与心中的恋人谈话后却感到苍凉，有更深的感叹(这部小说可与《白玫瑰与红玫瑰》相比)。小说表现了一个困境：人需要爱情，但爱情具体到一个人，你会发现你找的不是他，这是一个所爱非人的命题。迟钦亭的悲凉体验既是爱情的，也不是爱情的。人有理想，当你实现后，这个理想又变了质。时间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的悖论是苍凉的，是人无法挣脱的一个受困体验。小说没有结局。在新写实小说中，小说达到了一种别的小说无法达到的体验。池莉的烦恼体验停留在一种较情绪的层面上。《艳歌》没有一定的意象性，表现的是一种困境。题目是一种反讽，故事一点都不艳，表现了这种生活状态对人的捆绑。4：刘震云
当代作家中少有的有智慧的人之一，有人说他的写作有鲁迅的风格。
《单位》和《一地鸡毛》是姊妹篇，分别发表于1989年和1991年。《单位》写的是在某部某局某处这个“单位”里，“官”“民”都活得不轻松。《一地鸡毛》转到小林的家庭生活。其生活的烦恼程度，和池莉笔下那位印家厚也相差无几。刘震云在叙述这些生活中的“鸡毛”时，使用了大量的反讽笔调。对于小林，他是反讽中带有同情，对于老张、老孙、女老乔，也并非毫不留情的讥刺，而是有一点理解在里面的。
小说写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成长的故事，小林的经历是反成长的过程。
“一地鸡毛”、“蚂蚁”两个意象都来自小林的梦境。“一地鸡毛”的隐喻是那种纷乱的日常生活在人的内心中唤起的恐惧。梦表达的是一种本真的真实，小林虽被世俗化，内心并不甘心，很痛苦、恐惧，害怕自己被同化。城堡、铁屋子等与鸡毛都是围、困，表现主体与客观的关系，主体为客观所困。但城堡、铁屋子是硬的，鸡毛是软的，它表达的是日常生活对人的慢慢的异化。
“蚂蚁”合群，无个人、无主体性，盲目。陈凯歌《黄土地》结局一群人去祈雨，出现一个小孩逆向人群，越变越大，表现了个人从群体中出现。蚂蚁实际上反映了小林在把自己变为俗人后的恐惧。小林成了蚂蚁群中的一个。而“一地鸡毛”和“蚂蚁”都表现了小林内心中的不甘心。
（五）：意义（总结）
新写实小说并非铁板一块的思潮，每个人的作品都有独特个性，不同作家也有不同的价值立场。作为一个流派，一个群体，新写实的作家们在精神层面上是不同的，新写实小说不是整合意义上的存在，不是审美、精神层面上的归类，它只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进行确定的一个流派
试图用一个流派来统合一批风格独特的作家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新写实”小说家会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甚至愤愤不平。“新写实主义”不过是一种命名，不过是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不过是对理论匮乏的一次勉强满足。在８０年代后期中国文学落入低谷的岁月里，“新写实主义”这面旗帜似乎鼓起了重新聚集的勇气。在“新写实”的名下，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变动。
1、文学写作不再依循意识形态推论实践，写作者不再有充当历史主体的欲望。
2、那些凡人琐事成为写作的中心素材，文学回到单纯的生活，因而对生活的洞察力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故事也朝着“传奇性”方面发展，制造远离乌托邦冲动的阅读快感。
第七节
新历史小说（2课时）
一 教学目的：了解新历史小说的发展状况。
二 教学重点：掌握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观和审美特点。三 教学难点：认识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的差别。四 教学方法：讲授 五 教学步骤：
（一）课程导入：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出现时间差不多，在87年前后，到目前没有终止。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主要作家和代表作品有：先锋小说中一部分涉及历史创作的作家。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和《枣树的故事》。苏童“枫杨树乡村系列”、妇女生活和新妇女生活系列。格非《大年》、《迷舟》。刘恒《伏羲伏羲》、《苍河白日梦》。女性作家的一部分作品也属于新历史小说，如赵玫。
（二）新历史小说观念：
新历史小说的出现，可视为鲁迅《故事新编》创作观念的承传和超越。由于道德失范、政治宽松和艺术民主，当今新历史小说拒绝接受“十七年”小说惯用的政治——历史话语，改变用历史小说阐释历史教科书的做法，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异端”性。
1：新历史小说家通过重叙历史，表现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在“五四”新文化背景上形成的“现代”话语，家庭的潜在文化语义就是封建、保守的营垒，是腐朽、堕落、衍生罪恶的渊薮，是民主自由与个性主义的否定力量。而新历史小说家将目光从宫廷、议政、战事、暴动、改朝换代这样巨型景观转向了村落、家族、血缘、人伦、性这些微型社会组织及其冲突。这表明新历史小说家对家族为内核的传统文化作了重新的审视和认同，因而写出来的作品富有深广的思想文化蕴涵。这类作品如《白鹿原》、《苍河白日梦》、《旧址》、《呼喊与细雨》、《活着》、《故乡天下黄花》等。
2：新历史小说家注重建构个人的历史话语。他们不愿以“再现”的手段去绘制与社会历史毫厘不差的真实图景，而宁可通过想象和虚构追求感觉的真实、情调的真切，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话语去探寻奥秘和重构历史。李锐在《旧址》中的题记：“我们的叙述不会给世界和时间带来任何增损，我们的叙述只是为了自己”，他还说自己只是“一意孤行地走进情感的历史，走进内心的历史”，看来，他并不钟情于历史的真实，强调以主体化的视角观照历史，这一点，体现出新历史小说家对历史的个人性的认识和体验。
李锐的《传说之死》，主人公六姑婆出身名门望族，并且是古城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曾舍命救过后来当上部长的弟弟，是一位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功臣。如果按照传统的创作方法，应该把六姑婆塑造成一位颇具传奇色彩和叱咤风云的人物，并且是一篇可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但是作者却洗去这段历史中的那些最能表现革命本质的浓烈的火红色调。而另辟蹊径，从疼爱和保护弟弟的亲情人性方面，去描述这位用香火自毁容颜以永不嫁人，终身信佛之志的六姑婆，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党的地下交通站重任的，又是如何为了“杨家的根”，怎样奋不顾身从敌人的监牢和枪口下将她弟弟救出来的。总之，六姑婆似乎没有多少革命的自觉意识，却完全具有甘愿牺牲自我的人性亲情的意识。从中可看出，即使带有浓厚“正统”色彩的故事，由于作者个人历史话语的顽强楔入，我们所见到的历史景观与已既定的历史面目发生较大的差异，凸现了历史被重新“书写”的个性化特征。
（三）新历史小说的审美特征：
新历史小说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在对历史的解构和意义的消解，诸如人物的世俗化，故事的虚构摹写和文本的戏仿艺术等。而这些方面，鲁迅早在《故事新编》时就有意尝试过。鲁迅的《故事新编》除了取材神话、传说外，主要取材春秋战国的史实，但他并不以修撰正史的方式，为古人树碑立传，而是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写出人物世俗化的特点。《理水》，塑造了治水英雄禹的形象。关于禹的传说，先秦典籍多有著述，然而，鲁迅祛除禹头上的神秘光圈，着力描绘他“乞丐似的”穷困艰苦和“铁铸”般的意志。有一段描写就很典型：“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伸开了两脚底都是栗子般的老茧。”小说结尾处还有一个令人回味的描述：“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禹，在鲁迅强大的艺术聚光灯照射下，现出凡人的一面，暴露了一些人性的弱点。这些圣人，在鲁迅笔下都突出其形象的“世俗化”和“非英雄化”的特点。而这一点，对后世历史小说创作颇有启示作用。
1：人物的世俗化，成为新历史小说自觉追求的审美特征之一。作为反拨和重构历史的需要，新历史小说由再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显赫的历史人物以揭示必然的历史本质，转变为叙述日常生活的风俗活动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以展现历史的本色。新历史小说是借一种历史氛围、历史情调、历史话语方式，在生命存在的体验上来展示人物的命运，以现代意识把对现实生命存在的思考，放在假定性的历史框架中来加以表现。作家在有意或无意间偏离或疏远了正统的历史，他们感兴趣的甚至是“正史”所不屑写的妾、妓、兵、匪，其身份一反传统话语中的政治色彩，而带有十足的民间性。新历史小说比较喜欢展示历史中处于“边缘性”的人物，写他们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朋友反目，邻里争斗等生活的日常性、世俗性、甚至是卑琐性的一面。
2：故事的虚构摹写，是新历史小说第二个审美特征。新历史小说家对历史不再保持谦卑，时常轻而易举地进入历史，从从容容地展开想象，至于史料的搜集和疑难考订均被洒脱地省略了。王安忆《父系和母系的神话》由一个中篇《伤心太平洋》和一个长篇《纪实和虚构》组成的。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我”就是王安忆，父亲就是王Ⅹ，曾祖父开创了我家的出洋史，同乡王木根说他还保留一本福建同安王氏家谱；母亲就是茹Ⅹ，她是一个浪子的女儿，“集孤儿与被抛弃于一身”，解放后以“同志”身份重返上海，等等，都说得有名有姓，可谓言之凿凿。但它又同时带有虚构性，在本书《跋》中，王安忆明白地说过：“我以交叉的形式轮番叙述这两个虚构世界。我虚构了我的家族，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我还虚构了我的社会，将此视作我的横向关系。”同时，她又说：“我在虚构时候往往有一种奇妙的逆反心理，越是抽象的虚构，我越是要求有具体的景观作基础。”这就说纪实和虚构是难分难解的，互相牵制，实者似实而虚，虚者似虚而实。这样小说就把纪实和虚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
3：文本的戏仿，是新历史小说表现出来的第三个审美特征。鲁迅把《故事新编》中文本的戏仿，称之为“油滑”手法，它表现了作者一种新的思维向度和艺术创造天赋。《出关》中对《庄子》中哲学语言的戏仿：
庄子——慢慢的，慢慢的，我的衣服旧了，很脆，拉不得。你且听我几句话：你先不要专想衣服罢，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然而你又怎么说有衣服对呢？„„
这段话，其实是鲁迅把《庄子》中几段话杂糅在一起，并把它们译成现代汉语的形式，达到了文本的戏仿效果。
新历史小说出于解构历史，消解意义，必然要建构自己独特的话语机制。而文本的戏仿便是最能代表他们历史话语的审美追求。
莫言《丰乳肥臀》对古人诗句、现实生活中的严肃或通俗歌词的文本戏拟，如：“黄鹤一去不复返，待到黑天落日头，让你亲个够。啊欧啊欧啊欧欧。”“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我是一张饼，中间卷大葱，我是一个兵，拉屎不擦腚。” 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的结尾：
一年之后，村里死五人，伤一百零三人，赖和尚下台，卫东卫彪上台。
两年之后，卫东和卫彪闹矛盾。一年之后，卫东下台，卫彪上台。
“文化大革命”结束，卫彪、李葫芦下台„„一个叫秦正文的人上台。
五年之后，群众闹事，死二人，伤五十五人，秦正文下台，赵互助（赵刺猬儿子）上台。
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的这个结尾，也是一种文本的戏仿，它是对历史的严肃性和正义性的嘲讽和消解，让人觉得历史的前进不过是既有事实的重新演绎而已。
（四）代表作家作品： 1： 刘恒
北京长大，当过兵，文学编辑、知青。现实经历并不特别，但他的作品总感觉其经历中有创伤经验（创伤是关联心理学、文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创伤和记忆有关，记忆和语言有关，语言和主体成长有关，主体成长是文学关注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写实小说视角尽可能放的很平，刘恒也关注当下经验，但他并不关注经验的日常性，而关注日常的本能，欲望（希腊神话关注人的日常性，希伯来神话关注宗教、超验的东西。）。刘恒的叙述和中国注重社会经验的主流文学不同，他更重内心经验，即心理学上的第二宇宙，强调人生中的创伤对个人成长的影响。《苍河白日梦》
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20世纪家族小说之一。（类似的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叙述人是一个家奴，是活到一百岁的时候，用回忆的语调讲述家族故事。小说以讲述型取代书写型。百岁老人与年轻作者的讲述含有一种历史沧桑感，老人是一个家族边缘的窥视者，其视角是有局限的。这给读者的想象留下很大余地。二少爷表面上有启蒙思想，深层里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人格上的侏儒，人格严重分裂。二少爷的形象让人对启蒙话题有所思考。（可与巴金三部曲中的青年启蒙者比较）。
传统家族小说多以进化论、阶级论把家族成员分为老少两种，老代表保守，少代表新生，这已经是现代性叙事中的一个标准规范。但在这部小说中，父亲形象没有一点权力，什么都不操心。他唯一的担心是死。母亲只知吃斋念佛，父亲只知
吃
药
以
延
年
益寿。
2：格非
《大年》，以辛亥革命前后为背景，大旱之年，地主丁伯高的院子被一群饥民围住，丁家常客私塾先生建议分粮，丁听从了，矛盾化解了。
与传统的地主、农民构成小说主要驱动线不同，这篇小说的人物关系很复杂。豹子、私塾先生、玫构成了小说的核心，替代了丁伯高与豹子的结构。三个人的关系是一种性关系，而非财产关系。小说真正的驱动是两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的关系。这是作者对乡村关系的一个新理解。与传统的阶级、经济、政治关系不同，是一个人的情欲的关系。3： 叶兆言
“夜泊秦淮”《状元镜》、《十字铺》、《半边营》、《追月楼》。四篇小说的背景是辛亥革命到45年抗战胜利。剔除了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来构成的小说，叙述重点放到家常的世俗的生活上。
《十字铺》：士新与季云被放到对比的关系上。士新形象萎缩、木讷，侍从原型，走上坡路。季云：风流才子，敢作敢为，白马王子原型，走下坡路。真珠：才女、美女。士新步步为营，季云最终被杀。小说讲了一个吃到天鹅肉的故事，是反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南山先生把家安在妓院中，这是一种反讽。季云和南山的关系既有上下辈关系，又有朋友关系，这打破了传统家族中的权力关系。小说把爱情至上主义、英雄至上主义、理想至上主义、一切都放到了务实的基点上。
（五）总结： 1：意义：新历史小说有自己的对立面，相对于传统历史小说的讲述规范、意义规范来说是新的。
（1）结构上的颠覆：题材上选择家族日常世俗经验，替代传统的革命历史重大事件的题材。题材由大变小，使小说内部事理逻辑被颠覆。新历史小说内在逻辑和结构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压迫反压迫的关系，变成了更复杂的血缘、欲望关系。（2）意义的颠覆：结构形态之后是意义形态，传统的历史进步论变成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循环论。这是新历史小说在意义上的颠覆。
（3）选择边缘身份的人讲述历史也是其文体上的变化之一。（4）“新历史小说”受“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很大，除取材外，主要特征与“新写实”极为相似，尤其“新历史小说”在“记史”的掩盖下，将新写实小说被琐事的“实录”遮蔽的“故事性”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使得新历史小说的可读性甚至远在新写实小说之上，从而最后完成了对先锋小说文体实验导致的精英化倾向的反拨。2：缺点：
“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文学化的重构，对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文学当然是一个突破。但它本身的弱点也很快暴露了出来。新历史小说的作者们太强调对历史决定论的反拨，以至于常常陷入另一种模式之中；他们对叙事快感的过分热衷也让他们随意放纵自己的想象力，甚至顾不上逻辑和情理的制约。
第八节 女性文学（3课时）
一 教学目的：了解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的状况。二 教学重点：掌握新时期重要的女作家的创作，以及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几次转变。
三 教学难点：理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四 教学方法：讲授 五 教学步骤：
（一）课程导入：女性文学的繁盛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学成果。新时期也是继五四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学作品迭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不仅参与了女性意识的解放过程，而且参与了当代文学的重建过程。
（二）女性文学概念：女性文学指由女性作家创作的反映女性问题的作品。
（三）当代女性文学概况 1：17年文学中的女性文学
17年脱离了表现女性世界的规矩，女性意识隐藏起来。艺术个性、性别特征隐退。女性意识当时被看作小资产阶级意识。宗璞的《红豆》和茹志娟的《百合花》因为叙事角度和笔调都是女性化的、诗意的而遭到批判。2：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1）：在中国现代史上成名的前辈女作家在当代焕发青春。如冰心、丁玲、杨绛、草明、韦君宜等。A：冰心：从多年沉默中走出，进入创作盛期
她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影响广泛、长久的作家。晚期作品成就很高，小说与散文都进入炉火纯青的状态。如《从八十岁发起的誓言》
B：丁玲：《杜晚香》、《牛棚小品》、《风雪人间》等。C：韦君宜：《老干部别传》、《洗礼》、《母与子》 D：杨绛《洗澡》、《干校六记》
（2）：50、60年代成名的新中国第一代女作家，很多人都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中坚
A：宗璞《我是谁》、《三生石》、《南渡记》 B：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 C：刘真《黑旗》
D：柯岩《船长》（报告文学）、《寻找回来的世界》（3）：新时期崛起的女作家
张洁、谌容、凌力、霍达、戴厚英、程乃珊、舒婷、陆星儿等
（4）八十年代中期的崭新一代的女性作家群
残雪、蒋子丹、张辛、迟子建、张抗抗、张辛欣、铁凝、王安忆、池莉、方方等
（5）90年代成为焦点的作家，如陈染、林白、卫慧等。
（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1：女人也是人（五四到80年代）
五四时期女性作为人的意识觉醒，女人是和男人一样的人，小说通过掩盖女人的性别身份，来突出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小说中忽视性别差异的写法，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女性解放的趋势，但也造成了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雄化的弊端。2：女人就是女人（90年代）
90年代市场经济繁荣，都市文化繁荣，女人成为欲望和消费的热点和卖点，这样的语境下，以女性性别身份为荣成为写作时尚。这是一个充满偏执论的反驳，只见女人不见人。如美女作家运用自传体小说这一修辞手段，引导读者把主人公经历与作者经历联系起来。消解小说的虚构性，刺激读者的联想。是一个牺牲个人尊严的性别秀，有意无意迎合了男权的期待。
3：女人和个人相互支撑（世纪之交）
女性文学中最先提出个人概念的是王安忆，她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女人比男人更具有个人性，这就和文学的基础结成了同盟。
林白《个人记忆与个人化写作》“女性写作面临的语境是主流叙述下还有男性话语的覆盖。这两重覆盖轻易就能淹没个人。”
陈染：作为个人要从多数群体中疏理出来，很多人很多时候就是那种茂盛的泡沫。
（五）作家 1：张洁、谌容
（1）张洁：早期作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忏悔》、《沉重的翅膀》可谓主流文学的代表作；而《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方舟》、《红蘑菇》、《无字》等则昭示其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超越。
张洁小说的女性思考：张洁是首屈一指的最具才情的敏感的女性作家。有敏锐的女性意识，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方舟》题记：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反映了复杂的女性意识、个体意识，呼唤女性美的复归，同时又参与了当时寻找男子汉的文化主题。《方舟》、《祖母绿》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系列篇，表达女性追寻过程中的失落，其中男性形象软弱、令人失望。有亮色的是女性。《方舟》中三个女性结成朋友，反映了女性对男性失望后，在同性中寻找情感寄托的姐妹之情。《祖母绿》塑造了富有牺牲精神的曾令儿形象，为了爱一个男人，宁肯自己品尝爱的苦果。
（2）谌容：75年开始发表作品，命运多舛，大器晚成。80年代初以《人到中年》蜚声文坛。后有《太子村的秘密》、《懒得离婚》等小说，均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外《错，错，错！》、《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减去十岁》、《散淡的人》、《送你一束夜来香》等亦影响重大。题材多涉及知识分子，农民问题，爱情婚姻等。
2：张辛欣、张抗抗、池莉、毕淑敏
（1）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表现女性在爱情、家庭夹缝中的生存。《在同一地平线上》表现了一个贤妻良母的困惑，想走出家庭，寻找自己的价值，却由此导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小说提出了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中的两难，即男女在家庭中没有平等待遇，工作上则要处于同一地平线，否则男人觉得你是累赘。
（2）张抗抗：《爱的权力》、《北极光》（女性的理想之光，追寻理想男人）、《夏》、《情感画廊》（女性的关于爱、美的自然话语。）
（3）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人生三部曲），用笔解构传统意义上的爱情神话。
《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凝眸》、《绿水常流》、《你以为你是谁》、《午夜起舞》、《口红》、《小姐你早》、《云破处》等小说对人性、道德展开追问。
池莉认为生育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成人仪式。《怎么爱你也不够》写尽对女儿的爱。
（4）毕淑敏：《昆仑殇》、《女人之约》追回女人的失落的尊严和价值，提出女性解放的阻力在女性内部，往往由于女性间的身份等的不同，妨碍了女性解放。3：王安忆，铁凝
（1）王安忆：创作风格多变，文学视野开阔。其反映女性的作品展示了男女两性微妙的支配关系。如小说《逐鹿中街》以喜剧的方式展示了夫妻的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同时也不无悲哀的反映了女性对男性的根深蒂固的依赖性。小说《叔叔的故事》和《我爱比尔》则从两性角度探讨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揭示出东方文化在占有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面前所扮演的尴尬的女性角色。
（2）铁凝：其作品多在对社会文明进程的思考中展示女性的矛盾与困境，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乡村女性群体，如大芝娘、香雪等。小说《玫瑰门》被誉为展现女性历史命运的厚重之作，它通过对庄家几代女性命运的描写，揭示了女性生存与现代历史和社会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4：陈染、林白——新女性小说
“新女性小说” 往往也被人叫做 “私人小说”，或 “私人写作”、“个人化写作” 等，主要是指陈染和林白等近年的小说。它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为写作背景，站在女性独立的立场上进行女性个体生存状态的描述，自女性角度发出对生活和社会的诘问。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强烈的无所不在的性别意识。
（1）陈染的作品充满了哲学味和内心的思考，构建出鲜明的女性意识，被人为是女性私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有：《破开》、《私人生活》、《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凡墙都是门》、《流水不逝，圆圈不圆》
（2）林白是当今的女作家中最直接进入女性意识深处的人，她把女性的经验推到极端。代表作有《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致命的飞翔》。
2.女性主义小说 篇二
一、生态关怀:美国女性主义小说的精神使命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 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逐渐形成了人类“唯我独尊”的局面, 为了满足人类无止境的需求, 自然生态不堪重负, 早已经千疮百孔。生态女性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 推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并在女性主义作家的创作中将生态关怀作为写作的精神使命。尤其在20世纪以来的美国黑人女性作家中, 更将生态理念与性别问题并置对待, 她们认为自然界是美丽、神奇并充满不可知性的, 自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精神家园。所以, 其作品通过对自然界的真实描绘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 从而引发读者对生态问题的关怀以及背后深厚的生态伦理判断。
如美国女性作家爱丽斯·沃克就曾不止一次的在作品中表示对自然环境恶化的深深忧虑。她在作品《我亲人的殿堂》中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远古时代的人们对大自然充满了无限的膜拜和敬仰, 男性对待具有生产能力的女性同对待自然一样怀着崇敬之情, 那时的男女之间平等相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但是,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 自然界已经不再具有神秘感, 于是人类对自然无止境的剥夺开始大行其道。在她的作品中, 生态问题与女性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 同时也表露出了她对生态遭到破坏的沉痛心理。而在其作品《父亲的微笑之光》中, 所谓的“文明人”鲁滨逊将本来与自然世界融为一体的男女强行拆散, 并将“未经教化”的女子培养成文明社会中世俗眼光里的淑女, 从而扼杀了女子的天性, 断送了女子本该幸福美满的人生。这里, 作者进一步说明了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关联性, 正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欲望, 才产生由原始的自然界向文明的社会界的进军, 那么此时以男性为主体的“文明人”势必将压迫转向异性群体, 在力量上处于弱势的女性就面临着被“改造”的命运。
左拉·尼尔·赫斯顿在其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中, 塑造了一个热爱自然的黑人女性珍妮。珍妮常常与自然对话, 她懂得树木和风的语言, 大自然的养育使她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 并有着独特的价值判断。珍妮不羡慕充裕的物质条件, 选择贫困潦倒但与自己情投意合的“甜点心”, 与枯燥乏味的社会生活相比, 原始生态的自然生活对她的精神世界有着更深层次的滋养, 使她摆脱前两任丈夫的歧视和任意摆布, 最终追逐自尊、自立、生机勃勃的生活状态。所以, 在赫斯顿笔下, 在大自然中生存成长起来的珍妮有着动人的天性, 一旦步入社会中, 寄居在男性丰满的羽翼中就很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伤害。赫斯顿同样将生态关怀与女性主义完美结合起来, 来探究二者之间必然的联系。
从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女性与自然有着天然的亲近、和谐的关系, 由于女性自身的生育本能与大地的养育经验如出一辙, 所以女性只有在自然中才会得到最安全的庇护, 可以免受男性的迫害, 甚至得到男性的崇拜。同样作为孕育母体的女性和自然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伦理上都如此靠近, 她们共同抵抗着男性世界的侵犯和歧视。所以, 在美国女性主义作家的笔下, 作者几乎都痛恨、谴责那些破坏自然、歧视自然的状况, 随时准备与这种恶势力进行抗争, 其作品也对那些侵犯自然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报复。
二、女性与男性/自然与人类的对立关系
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在作品的叙述中往往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到女性与自然、女性与男性、男性与自然等多种维度, 从而在研究中赋予了丰富而多元的文化意义。概括起来就是对“女性歧视”与“自然歧视”问题的探究, 追本溯源后发现两种歧视关系都源自男权社会为主体的人类社会, 所以在批判两者歧视关系时, 矛头都指向男性中心主义。
在人类的思维观念中, 女性具有如大地一般的“母性”本能和特征, “母性”一词是对女性奉献精神的概括。男权社会中似乎养育、哺育、陪伴、教育等都是母亲的天然职责, 因此在社会分工体系中, 男性从事的事业能够得到很高的报酬和认可, 而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是不计报酬的分内之事。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都是如此看待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分工的, 而男性也有权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对女性进行支配, 甚至是歧视。直到20世纪, 女性主义者就此提出质疑。
最初呼声最高的作品, 如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女儿国》, 这部小说与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同时出现, 是女性主义作家假想的摆脱男权社会控制、重归自然的理想国。在女儿国中, 只有女人和孩子, 不受男权社会的任何规约, 女人们追求着自然的、和谐的、与世无争的生活。然而, 三个男人带着枪支弹药闯进了这个国度, 企图用男权社会的思维来统治女儿国。他们本以为靠着男人强劲的力量可以轻易征服这些女人, 并占有这个国家, 最后享尽风流, 但万万没想到女性世界所爆发出来的力量难以抵抗。这里的女人没有传统思维中男性所期望的特性, 如温柔弱小、体贴入微、顺从懦弱等, 而是个个都思想敏捷、身手矫健、才华横溢。除此之外, 这个国家的社会体系尤为完善, 几乎不存在杀戮、战争、尔虞我诈的残酷现象, 这让三个外来男子甚为吃惊, 同时也意识到男权社会的种种弊端。
《女儿国》为女性开拓了全新的疆土, 是一种依托于自然界而远离社会的存在。这里,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潜意识里已经将女性与自然放在同样的位置, 来共同对抗男权社会的欺压。因此文本表层是女性世界与男性世界的对立关系, 实则暗含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对立, 并且作者最终给出了答案, 即女性战胜了男性, 自然界战胜了人类社会, 最后达到共生共荣的和谐状态。妇女们将自然视为自己的朋友, 努力与自然建立一种平等互爱的关系, 她们认为“自然与文明的关系不是彼此对立, 而应相互交融, 文明化的自然是现代化的花园”。即使出于生存需要不得已要对自然进行索取, 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和前提, 同时利用女儿国里的科技使生存环境更加符合自然规范。
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对自然的关注和对自然价值的肯定, 使她们的作品总是传递着这样的信息:自然与人类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 自然与女性有着本源同构的关系, 自然之所以遭到破坏、女性之所以受到歧视是出于人类社会的错误认识。女性与男性、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并非永恒存在, 如若男性社会打破对女性和自然的统治逻辑, 势必会迎来双方的和解, 继而呈现出最符合人类发展的生态局面。
三、对重建人类与自然、科技与生态平衡关系的诉求
18世纪以来, 继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启蒙运动以理性姿态深刻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启蒙主义者宣扬“人”的绝对力量, 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合情而又合理的, 人类对自然有着无限的权利。这种观念的确立将人类引向了极端的境地, 人类对自然的无限控制和利用导致了自然界无情的报复, 人类险些走向自我毁灭。科学与理性得到的最终结局与人类最初的设想恰恰相反, 失衡的状态很难再次得到矫正。
在这样的状况下, 女性主义者似乎幡然醒悟, 举起对男权社会与强权人类的批评大旗, 谴责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倾轧, 谴责一切对自然进行掠夺的现象。但是, 这种反抗似乎又出现了偏颇, 女性主义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认为只有消除两性之间的差异才能达到最终的平等状态, 如此桥枉过正的方式只会将问题变得愈加棘手。因此在强调性别平等的过程中, 几乎否定了女性的一切天性, 漠视普遍人性, 强化了女性霸权的思想, 从而使原有的道德评判标准出现紊乱。但是女性主义者的确让人们开始对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并试图找出使二者和解的办法。
娥秀拉·勒瑰恩的代表作《黑暗的左手》讲述了行星之间的纷争, 地球作为宇宙联邦的一员具有特殊的意义, 小说意图消除性别差异, 并用科技解决问题。其中格辛星人的高科技是用来抵抗严寒肆虐, 达到全民供热和保暖。他们星球的科技发展尤为缓慢, 但是他们并没有去侵犯科技发展比他们快10倍的地球, 格辛星人崇尚科技, 却并不被科技所左右, 一直保持着一种独立自我的姿态与自然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同时, 《黑暗的左手》中不存在明显的性别界限, 这里的人既可以是男人, 也可以是女人, 既可以做父亲, 也可以做母亲, 在固定的性别期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作者大胆的假设是对追求男女平等关系的一次努力, 她认为男女之间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 二者都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因此娥秀拉·勒瑰恩的这部《黑暗的左手》提出性别问题的同时也就科技对自然和生态的态度问题进行了探讨。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友好相处、共生共存、和谐发展的美好景象, 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始终在做着探索和努力。
四、结语
美国女性主义小说中的观念虽然存在不成熟的问题, 但她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怀, 对女性地位的关怀值得借鉴, 她们在作品中设想的平等民主的和谐社会无不是人类的理想追求。美国女性主义小说中的生态关怀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 为看待世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美国女性主义作家既是社会的良知, 也是人类理想家园的守望者。
摘要：美国女性主义小说通常以历史理性的光辉, 观照人类本身的自然生存状态, 凭着悲天悯人的关怀之情倡导一种平等的、环保的、和谐共生的社会生存样态。她们从独特的观察视角来探讨自然的现状, 剖析着女性与自然的本源同构关系, 从性别与环境的角度审视女性的自我意识, 审视两性之间的平等关系, 既透着女性主义的基调, 又涵盖生态伦理的判断。本文选取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女性主义小说作家, 来分析她们作品中的生态关怀。
关键词：美国,女性主义小说,生态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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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普伦·斯普瑞特耐克.生态女性主义建设性的重点贡献[J].国外社会科学, 1997 (6) .
[4]张文娟、王承柱.对近年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反思[J].现代语文 (文学研究版) , 2006 (3) .
3.女性主义小说 篇三
关键词：赛珍珠 女性主义 美国女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由于她对中国农民生活所作的丰富而生动的史诗般地描述，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在1938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折桂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形象生动、个性各异的中国女性角色，但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位致力于两性问题和女性命运书写的作家，却一直被排斥在女性主义文学之外。那么赛珍珠有无称为女性主义作家的资格呢？她有哪些女性主义思想呢？她的观点与公认的同时代的女性主义者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本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加以分析和探讨。
一 赛珍珠女性主义思想的来源、萌芽、发展过程
从小生长在中国的“白色，小而干净的长老会美国世界”，赛珍珠很早就隐约意识到女性的卑微地位。她回忆道：“传教士公墓里葬有好多传教士的妻子们，我记得在长江旁有一个黑色的杆状墓碑，下面葬有一个老传教士，四周葬着他的三个妻子和七个子女。但是却只有他的坟上有墓碑。”
或许是由于童年阴影，赛珍珠的父亲受圣保罗的教条影响颇深而不厌恶女性，认为妻子对他来说，只要能够守住他的家，生儿育女，等待他的需求就足够了。赛珍珠目睹母亲作为女人的痛苦，并断言：“我痛恨圣保罗，所有真正的女性都必须恨他，我想，正是由于他在过去如此对待类似我母亲这样的女人，那些自尊自由的女人才会痛恨她们的女性特质。”与此同时，她有很多接触中国妇女的机会，中国女性所经历的痛苦与磨难烙印在她的脑海里，这样的经历为赛珍珠日后对于女性问题的思考埋下了种子。
17岁时，赛珍珠回到美国，在伦道夫·梅肯学院学习心理学，在四年的孤独生活中，她并没有意识到她将从中受益多少，却也意识到这所女子学院为她提供了更加公平地审视男女关系的平台。由于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赛珍珠被迫又回到了中国。几年后，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坚持嫁给了与自己的个性、背景和兴趣迥异的布克，但在婚后不久，她却悲哀地意识到她的婚姻是个失败。虽然她认为丈夫的工作是无用而荒谬的，但她知道作为聪明女人，记得一定不能在男人面前显示出对他的怀疑。她也道出了众多女性作家的共同诉求：“假如我是男人，我就能在闲暇之余写书，受到妻子、秘书和各种服务人员的庇护。但作为一个女人，我必须在工作和家务中不断挣扎”。她的第一次婚姻使她尝尽了许多女性所经历的那种无法形容的痛苦，使她越来越渴望能实现男女平等。
赛珍珠在1934年回到美国，但她很快就意识到之前对美国女性的看法过于乌托邦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赛珍珠就开始对美国女性问题写了一系列的散文。她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一些美国女性的自我放纵，懒惰与肤浅。她创造了一个新词——“火药女性”——这些女性往往受过良好教育，却毫无建树。她呼吁“火药女性”应卸下“那些被迫承受某些‘特权’的负担”，然后利用她们的智慧和勤奋为社会做出贡献，并重申，“家庭需要男人，外面的世界也需要女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赛珍珠看来，女性解放事业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女性如何评价自己。与众多女性主义者一样，赛珍珠否认男人生来就比女性更聪明能干，坚信“脑容量、能力和天赋是因人而异而非因性别”。
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人，赛珍珠坚决反对“全国美国女性参政权协会”曾断言的，女性之所以理应拥有投票权是因为她们比男人更好，更纯净，更高尚。在她眼里，女性应该像男人一样把自己视为人类，因而难免会犯错。赛珍珠认为，“女性应该有投票权不是因为她们更好或是有净化作用，而是因为她们理应拥有”，女人“出于与男人们同样的原因而喜欢政治，因为它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肮脏的游戏”。
赛珍珠看穿了男人要求女性充当完美的天使的虚伪性。她教导美国女性对一切特权说不，那是男人的虚情假意，本质上是不平等的体现。美国女性虽然受过更好的教育，却满足于所谓的精神优势，整天游手好闲，嫉妒空虚，她们根本不能帮助“她们的男人”，并且“她们生活的异乎寻常地与男人的生活以及国家的工作分开”。赛珍珠坚持，“真正的女性是不会失去她的女性气质的；不管她在做什么，她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语和每一个行动都是女性的”。
赛珍珠对女性教育也有独特的看法。她认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性将自己禁锢在家庭之中，是“社交白痴”。赛珍珠认为男性和女性需要“一种新的教育，其目的是用于消除男女之间的隔阂的并将两者视为平等的男女教育”，应该根据男生和女生的生物学年龄进行分班，这样他们能最亲密，并最能够理解对方。
赛珍珠认为，嫉妒和纷争是女性解放的巨大障碍。一方面，赛珍珠认为：“女性发展的真正障碍是那些不会思考的女性，她们更倾向于生活在真空中。她们妄图将她们的同性往下拉，而不是以姐妹的身份并肩作战”。另一方面，赛珍珠认为，一些女性活该受到其他同性的敌视，因为她们很自私地享受着斗争带来的胜利，却不用她们的成功将其他女性带往更好，更高的地方。赛珍珠建议：“女性必须互相帮助，最重要的是必须自信。然后，她们才会彼此信任，互帮互助”。
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作为母亲的特殊责任之一问题有很大的分歧。而赛珍珠认为，女性必须承担对子女的责任。她警告说：女性千万不可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削弱对家庭和孩子的责任；真实的家庭生活的是个等边三角形——男人，女人和孩子，“这三者的完美均衡，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组成了人类生活的实质”。
赛珍珠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女性问题的关注。1954年，她在自传中写道：“现在这一代年轻女性——即我所谓的‘火药女性’一辈的女儿们——与她们的母亲不同。她们几乎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一样恨嫁，期望丈夫养家，自己则生儿育女，不外出工作”。赛珍珠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在她看来，二战改变了的美国男性的头脑，军旅生活使他们认识到婚姻像财产一样不可或缺。这使得女性的状况更为堪忧。
令赛珍珠感到欣慰的是，美国女性及时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开始重新振作。在1971年第二版的《男与女》后记中，赛珍珠认为，那些“火药女性”正如她所预言的那样开始“爆发”；她赞扬了美国女性的进步，并同时期望那不是“一闪而逝”。她很高兴地看到“女性之间的嫉妒心弱了，更忠实于彼此了”。
二 赛珍珠的女性主义思想与其他女性主义者的相似之处
在很年轻的时候，赛珍珠已经体会到具有聪明才智的女性在家庭责任和自我实现之间取舍的痛苦。同为女性的她也深感空间和时间的自主权和经济来源独立性的重要性，并像伍尔夫一样对于自我实现过程中所遇到的外部干扰和阻碍颇有抱怨。她曾经说过，“正如勃朗特那样，好些女性的书是在客厅中完成的，周围全是其他的家庭成员。我承认我没有那么超脱。正如伍尔夫所坚持的，我有我自己的房间，但我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她还指出，一个聪明的头脑如果“生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便注定不幸，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女人的聪明才智还是会受到阻碍”。
身为一名成功女作家，赛珍珠依旧发现：“在任何领域的女性艺术工作者无论她们工作多么认真，都无法受到如同男性一般的重视。事实是，她们往往很流行，但算不上艺术家”。和伍尔夫一样，赛珍珠感受到作为女人和作家之间的冲突：“我将我自己尽可能的分割成不同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女人，另一部分是艺术家，后者和我的性别无关”。赛珍珠嘲笑了当今时代愚蠢的“屋中天使”，并揭露了维多利亚女性特权的虚伪。这一观点恰好契合了伍尔夫在1942年写的《女性的职业》中“杀死屋中的天使”的观点。
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这本被誉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圣经》”中也不难找到与赛珍珠相似的观点。在这本书中，波伏娃细述了女性是如何贬低为男性的被动对象的。波伏娃与赛珍珠异口同声地指出关于女性气质错误的认识会困扰女性的解放，认为其实根本没有女性气质这回事，波伏娃认为：“女性为了实现她所要求的女性气质，她必须使自己成为对象和猎物，也就是说，她必须放弃她的自主权”；赛珍珠敦促女性摆脱男性强加给她们的所谓“真女人”的想法，希望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消除两者之间的对立而有所改变。因此，波伏娃强调“解放女性就是拒绝她和男性之间的对立关系，并不是将男性完全否定在外；女性既是独立存在的，同时也将继续为男性而存在；男性和女性各自承认对方，并各自为对方而存在……为了获得最高的胜利，有一点是必须的，即男性和女性应该通过其自然分化进一步确定他们间的‘兄弟情谊’”；而赛珍珠呼吁通过建立其男性和女性的同伴关系，来实现各自的自我实现。由此可见，两者有关两性关系和女性自我认识等方面的观点异常默契。
赛珍珠断言：“我不相信男女间有任何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会比两名女性或是两名男性间各自的区别大”；她认为许多女性有能力与男性并肩工作，但“社会传统却反对她这么做”。她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比被誉为“美国女性主义批评最有名的母亲”凯特·米利特在她的代表作《性别政治》（1970）中的观点提早了近三十年。
《女性的奥秘》，这本被认为是“开启一个女性主义实践和理论新时代的”的书中有很多思想，“已被赛珍珠信奉了几十年”。在它出版二十五年之前，赛珍珠就曾批评那些懒惰，享受过多特权并缺乏动力的中产阶级女性，批评她们除了对时尚新闻外，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敦促她们尽可能的多学习并学以致用，报效社会。弗里丹也重申了赛珍珠有关“女性气质”的看法，她称之为“女性奥秘”。弗里丹和赛珍珠一样，也指出男性让女性享受所谓“特权”以及让女性相信自己比男性更高尚的真实用意。弗里丹坚称，只有将“女性奥秘”的错误意识去除，女性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取得在家庭、爱情和事业上的成功，这也恰恰是赛珍珠的期望。
身为女性，赛珍珠本人亲历了同时代女性的痛苦与艰难；身为作家，正如和她同时代及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一样，赛珍珠以代言人的身份说出了女性在压迫下的痛苦和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并带领女性实现解放。赛珍珠的很多公众见解和个人选择都与很多前期的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一致，她的一些观点甚至比后期女性主义者提前很多。可以说，赛珍珠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女性主义先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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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贝蒂·弗里丹，程锡鳞译：《女性的奥秘》，北方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4.荒诞戏剧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篇四
荒诞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有塞缪尔·贝克特、尤金·约奈斯库、让·捷尼等等。这个流派开始时被称为“先锋派”；一九六一年，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根据其思想和艺术特点，把它定名为“荒诞派”。此外，也有人根据这一流派作家对传统戏剧的态度，称它为“反戏剧派”或“反传统戏剧派”。
就其实质而言，荒诞派戏剧是存在主义哲学在戏剧领域的表现，但它与存在主义文学又有区别：存在主义作家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但人可以通过“存在”去“寻求自我”，人应当履行自己的人道主义的责任，因此，作品中的语言明晰，富有哲理性。荒诞派作家则看重人生的荒诞性，认为人的存在与不存在都是荒谬的，人活着就是一场梦，人的努力既无意义，也无用处。所以，他们的作品抛弃了章法结构的逻辑性，人物行为的理性原则以及语言的准确性；它仅仅设法把存在的荒诞性凝固成舞台形象，只是把丑恶、肮脏的现实在舞台上形象地表现出来。
荒诞派剧作家宣称：虚构的真实比日常现实更深刻，更富有意义。主观真实是艺术家惟一的真实。戏剧不是思想的直接语言，艺术是激情的王国，而非说教的领域。只要主题是解释这种或那种特殊的政治思想，那么表现这些主题的剧本便会随着这种意识形态的消失而死亡。因此，他们公开反对思想剧、倾向剧、问题剧、哲理剧、心理剧等等，要求戏剧表现超阶级、超时代的抽象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现象，并在艺术上造成滑稽的漫画的效果。
在戏剧形式上，荒诞派固然还保持着传统戏剧那样分幕分场的特点，但不去表现人物的性格和人物的相互关系，不强调戏剧性的故事情节，不要求在舞台上展开尖锐的矛盾冲突。这类戏剧中没有英雄人物，没有典型的性格，甚至没有完整的人物形象。有的演员坐在浴缸或箱子里，只露出一个人头；有的剧目没有一个演员登场，整个舞台空荡荡，只有两个乒乓球悬挂高空。荒诞派戏剧是以反理性主义而著称的，挂钟时而敲打十七下，时而又敲打二十九下。人物关系也很混乱，某小孩前天是哥哥，后天又变为弟弟。它主张把平凡的日常现实肢解开来，使之变形，引向极端，以荒诞的布景，把人物的精神加以外化，让舞台道具说话。如用满台的椅子、站在三口缸里的三个人等来表现人物的处境和心理状态，或用丑角式的动作，刺耳的叫声，或哑剧式的场面来展示理性的丧失和生活的毫无意义。
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有约奈斯库的《秃头歌女》《椅子》，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最后一局》等等。其中《等待戈多》是荒诞派戏剧中最早成功，负有盛名的一部戏剧。
魔幻现实主义
5.浅析京派小说乡村女性的美好性情 篇五
摘要：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京派作家，远离政治生活的喧嚣，投身于自然恬淡的田园乡土生活之中，以和谐宁静质朴的艺术风格书写出大量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美好的乡村女子。在这里，本人以沈从文和废名作品为例对这些乡村少女的美好性情做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乡村女性自然淳朴
京派作家对人性美的赞歌体现在乡村世界的女性身上，这些女性生活在一个理想化的、没有现代社会中那种高度紧张的和谐环境里，这里的一切是从从容容，波光澈影中处处流淌的是人情、亲情、民风，她们具有至善至美的人性。
沈从文的《边城》、《三三》、《萧萧》，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等堪称是乡土风情作品中的杰作，表达的是一幅与都市文明截然相反的自然图景，生长在古老土地上的女性，她们的人性被充分浪漫化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子有着水一样的美好性情，是一种以自然、纯净、健康、自在为生命元素的充满灵性的存在形态。像自小生长在溪边单纯而又任性的三三;单纯、自然、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翠翠:谨慎心细、热烈大胆、像姐姐一样的阿黑;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夭夭„„这一群少女天真无邪、纯朴善良的性格是那样相似，这群大自然女性没有明显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她们那份对爱的执著无不体现出一种美，一种向善的美。她们平凡多样的人生历程中，都一样洋溢着生命的热情、自然和庄严。在这个充满生命活力、人性美、和谐宁静的世界里。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那种朴素动人的人性美，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最为完美的体现，她们不正是沈从文审美理想的化身吗?纵览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她们都洋溢着青春美，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她们的追求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无杂质无异味。
废名小说描写的多是所见人生中乡村儿女翁岖平常之事，读者看到的是竹林、河柳、桃园、菱荡，看到的是柔情的儿女、贤淑的妇人，没有战事硝烟，没有大喜大悲，一概是平静如水的平凡人家的平凡事，到处是一派温馨、祥和、静谧的田园风光，正如周作人所说:“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废名笔下的乡村女性都是宗法制农村中带有几分古民风采的人物，或温饱自乐，或爱己及人，或安贫乐道，或勤俭度日，心境超脱和谐，是未被恶浊的社会所异化、与大自然融洽无间的人物。《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有一种农村少女的自然素朴之美，这位十二、三岁小姑娘，有着:“月色一般”清静，“栖在竹林的雀子”一般淑静，她的纯美会让买菜的青年学生掏出铜子时自惭形秽;《桥》中细竹姑娘的聪明伶俐，灵巧洒脱。她们都是大自然中的精灵，透露出一股股的清新和纯美。
京派作家生活在世俗的社会里，但他们笔下的乡村世界没有等级观念，没有宗法制度，塑造的女性与自然同在，具有动人的人性美。自然女性的人性美在京派作家的许多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她们或活泼，或温婉，或灵动，都体现出一份和自然相和谐的恬淡气质和脱离脂粉味道的淳朴之美。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2-1984年版。
2，《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3，《京派文学的世界》，许道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论鲁迅小说中子君的女性形象 篇六
吉木萨尔县 马晓卿
【论文摘要】
本文拟通过分析鲁迅的现实主义小说《伤逝》中寻求个性解放的子君形象，揭示旧中国劳动妇女从麻木到觉醒封反抗的斗争历程,并从中了解鲁迅先生对旧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进程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也在对封建愚民政策无情批判的同时,对她们身上存在的“劣根的国民性”予以无情的揭示和批判。这个典型形象既是独立的,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她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鲁迅先生对受势力压迫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十分关注和同情，他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迫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
【关键词】： 富有个性 勇敢反抗 揭露抨击
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发起之时，以反封建的如椽之笔首先对准封建礼教，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深切的同情和怜悯。从他的作品《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雪锋塔的倒掉》等一系列著名杂文中足以看出鲁迅先生是把妇女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他的《呐喊》、《彷徨》两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以反映妇女不幸和悲苦生活以及妇女解放斗争为主题或题材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反映了妇女问题，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妇女形象，这些艺术形象虽然出现在不同的篇章，但又有其内在的联系，它巧妙地组成了一个旧中国妇女形象的艺术画廊。
《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子君是鲁迅先生
塑造的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提倡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和婚姻自主的新思想。她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精神，作品充分地肯定了子君英勇无畏的反抗精神。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她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是对封建思想的蔑视与否定，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背叛和挑战；这是女性争取婚姻自主行为的人性觉醒的标志，是妇女寻求解放迈出的真正的第一步。不过，令人可悲的是，子君只走了一步，就停止不前了。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大无畏的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它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板像给她看时，子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观念在她身上的作用。子君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她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同时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
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
子君的失败，主观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她死于自身“未褪尽旧思想”和依赖性；她死于自己的懦弱庸俗和谋生无力。子君一心追求的只是婚姻自由，目标如愿后，就把所有的心思和希望投入那个用爱组建的小家庭生活当作整个人生意义，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子君这种全然陶醉在爱巢的生活，已没有了家庭生活以外的斗志，她的性格开始变得平庸怯弱，她已与现实生活脱轨。当家庭经济出现危机，她的幸福梦将要打破时，她曾振动过的翅膀已振动不起来了。经济的压迫，使子君不得不回归封建家庭，最后无声地死去。鲁迅在早前所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就曾深刻地指出：脱离现实的经济斗争，妇女的个性解放，只能是说诳和做梦。子君正如娜拉那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之处，在于其自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子君虽然成为追求个性解放的牺牲品，然而，她毕竟从封建桎梏中冲出来了。她与封建道德礼教毅然决裂的呼声将会成为时代的强音，她那凄丽的悲剧形象使中国妇女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子君的形象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旧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她们既是独立的,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通过分析这个妇女形象,揭示了旧中国劳动妇女从麻木到觉醒反抗的斗争历程。子君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被“五四”新风浪吹醒的知识青年。她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精神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她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拭目以待，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毕 业 论 文
课题名称:论鲁迅小说中子君的
女性形象
作者姓名：马晓卿
专
业：汉语言文学
作者单位：吉木萨尔县招商局 答辩序号：
答辩地点：
7.女性主义小说 篇七
哈代与托尔斯泰作为世纪之交最杰出的作家, 对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 二者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及其作品中所呈现的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多维视角远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 生态女性主义为我们面对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环境和女性问题不是孤立的, 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缓解环境问题对社会所造成的压力, 从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新的角度去思考引起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原因, 有助于开启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思路。
二、生态女性主义概述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是女性主义面对当前生态危机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社会思潮。正如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瓦尔·普鲁姆伍德所说, 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一次海啸, 它建立在其它形式的女性主义思想基础之上, 因而它与每一种女性主义都有着部分共识”。国内哈代小说的研究者众多, 不过整体而言研究零散, 浮于表面。国内对托尔斯泰小说的研究侧重于对托尔斯泰女性观的研究,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甚少。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全新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 对两位作家小说中阐释的生态女性主义观进行对照解读, 力图最大程度的对小说蕴涵的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予以展示, 并分析它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哈代和托尔斯泰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观比较
西方以男性为中心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文化传统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亲密关系, 使得二者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从终极意义上讲, 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 即二元对立思维和价值等级制。哈代与托尔斯泰的小说真实地展示了妇女在工业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遭受的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迫及生存困境, 着力讴歌她们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的不屈精神。
(一) 真与美的幻影———《苔丝》与《哥萨克》中的女性与自然
哈代笔下对于自然浓墨重彩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 在其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中, 苔丝一个在英国乡村自然环境中长大的清纯少女, 有着乡村姑娘的纯朴自然, 同时身上又有一种朴实无华的高贵的气质和坚韧的性格。鲁枢元在论述人与自然、艺术的关系时说:“诗与艺术是扎根于自然的土壤之内、开花于精神天空之中的植物。女人比男人更接近自然, 也更接近艺术;穷人比富人更接近自然, 也更接近艺术”。充满快乐、活力、朝气的乡村姑娘苔丝最直观地体现了这种女性与自然内在的联系。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逐渐侵入英国农村城镇, 传统小农经济崩溃, 淳厚乡民潦倒, 女性与自然无疑成为工业发展进程中最大的受害者。苔丝的美与真成为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侵蚀前留给人们的最后的幻影。
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哥萨克》是托尔斯泰在生态女性主义方向上探索的早期成果。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描绘了高加索自然和女性融合化一的生态女性美。罗坚在分析庄子崇尚自然的美学价值时说:“对自然美的追求, 实质上是对社会丑的一种反动。作为自然主义者, 庄子美化自然是为了突出社会的丑恶 (文明的异化) , 赞美自然是企盼人性的复归 (返璞归真) , 回归自然是为了自我解脱 (审美的超越) 。”这一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确认了自然对社会压抑和人性扭曲的拯救力量。托尔斯泰对自然生态的崇拜也同样具有追求人性复归和对抗社会压抑的意义。“那些客厅、那些掺有假发的抹油的头发, 那些不自然地拿动着的嘴唇, 那些遮掩起来的、奇形怪状的瘦弱的四肢, 以及客厅里那些本来不配称作谈话而勉强充作谈话的偶喝私语”。《哥萨克》体现了托尔斯泰身体力行地尝试通过回归自然, 追寻生态女性, 探索疗救社会的门径。
(二) 毁灭与救赎———《还乡》与《复活》中的女性与自然
在哈代的小说《还乡》中, 女主人公尤苔莎在繁华的布达茅斯度过童年, 现代文明的象征在她的性格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并赋予其朦胧的现代意识。她奔放不羁、我行我素、不安现状, 受物质文明的引诱对外面的精彩世界充满渴望, 她本属于自然, 是荒原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可是现代文明对她的诱惑却让她逃离庇护她的自然, 最终只有毁灭。《还乡》展示了一幅自然受到工业文明的无情侵蚀,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 大自然面临生态危机的悲剧性画面。
在小说《复活》中, 托尔斯泰把关注的目光从俄国贵族女性的发展问题转向了最受俄国男权社会漠视的下层女性马斯洛娃身上。马斯洛娃作为一个俄国下层女性的缩影, 一个“当代的奴隶”的女性缩影, 她从一个纯真的少女蜕变到一个妓女的过程,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 她的蜕变实质上是一个沙俄男权社会的奴役过程和阶级歧视, 也是其自身背离女性与自然和谐共存环境所吞下的苦果。
(三) 批判与审视:哈代与托尔斯泰的超越与局限
哈代的小说在出版之初曾备受质疑, 甚至被指责为有伤风化, 托尔斯泰则是一个被欧洲的批评家几乎完全忽视的主题, 作家所遭受的冷遇恰恰验证了二者独立不羁的思想及其超前的生态主义意识, 他们的小说是为众多社会底层女性鸣不平的“抗议书”, 女性与自然在他们笔下是真与美的化身。
哈代的生态女性主义观中虽然有明显的现代文明批判意识, 他致力于探讨和营造人与自然、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和谐关系, 但是他突破不了现实社会的束缚也没有能力寻求到解放女性和自然的途径。托尔斯泰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带有从政治经济制度出发的社会生态发展的改良意识, 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社会制度, 认为沙俄男权社会制度是危害女性生态发展的根源。
哈代与托尔斯泰的生态主义女性观虽然受时代的限制有一定的矛盾性和局限性, 不过这种矛盾与局限体现了作家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文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四、结语
8.雷妍小说的女性视角 篇八
关键词：雷妍 女性命运 自由意识 女性本体
进入1990年代，大陆学者对沦陷区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借着这个高潮，对张爱玲的研究成为显学，对于苏青、梅娘的研究也都日渐深入，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至少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到现在还遗漏了一个雷妍，就像以前曾经遗漏张爱玲、苏青、梅娘她们一样”[1]。雷妍是北平沦陷区重要的女作家，其创作生命期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间，她出版了《良田》《白马的骑者》《奔流》《鹿鸣》《少女湖》《凤凰》六个小说集，还有很多小说和散文未收入集子，雷妍算得上是当时创作颇丰的作家。沦陷区文学是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日的总形势下的一个子文学区，身处这样一个受到异族的统治的现实环境，为了让自己和自己的文学作品有生存之路，雷妍和其他大多数的沦陷区作家一样，选择规避政治，转而通过描摹日常生活来言说当局不准说而自己想说且应该说的话。这对日常琐碎生活的关注就是对“人”的关注，且雷妍在关注“人”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女人”，这就使得我们在研究雷妍时，无法不研究雷妍笔下所表现的各式各样的女性以及其抒写女性是所选取的视角。
一、女性悲惨命运的申诉
雷妍的小说虽然题材广泛，体裁多变，但是始终没有脱离两性话题，其小说体现出了其对女性爱情、婚姻、职业和生存状态的真切关怀，从其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中国妇女的呼声，这声音虽然软弱、脆细、无可依靠，然而则确是发自千万妇女的胸腑，这是真的中国妇女的呼号，毫无假借或做作”[2]。
雷妍小说所刻画的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式乡村女性，另一类是新式知识女性。雷妍清楚地看到女性一生的命运都被系在了爱情和婚姻之上，爱情和婚姻的不幸将导致女性一生的苦难。所以，她所给我们展现的两类女性的悲惨命运，其实就是这两类女性悲惨的爱情史和婚姻史，不过，新式的知识女性在遭遇爱情或婚姻的失败后，若选择勇敢地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则会较传统女性多经历一重悲惨，就是职业的失败。
旧式乡村女性因承受着男权社会的重压，加之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灌输给她们的思想，使得她们变得隐忍而愚昧，也使得压迫者的行为变得合情且合理。“牢固的封建父权宗法制度控制下的乡村，从来就不是女性的乐园，失乐园是男性独享的人生大悲哀，与女性无缘，与城市相比，乡村女性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逼仄，女性承受的来自男性的压迫与摧残更加严重，面对无处不在的性别压迫和歧视，乡村女性无处遁逃。”[3]《幽灵》中道貌岸然的父亲，为了让别人赞美他的高洁，就逼迫自己二十岁的女儿守节，并且残忍地囚禁没给自己生儿子的妻子，而这个被封建礼教洗脑的旧式女性居然没有丝毫的反抗意识，并认为自己女儿拒绝守节而出逃是自己的耻辱，她无颜面对丈夫，于是就自觉地接受了囚禁令。《良田》中的林大奶奶年轻守寡，封建礼教的束缚使其没有勇气改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忍受丧夫之痛和内心孤寂的同时，还要应付对自己垂涎已久的小叔子。为了避人口舌，她收养了一个儿子，但这个不上进的儿子却偷了她的钱财逃离了她，最终她在流尽最后的两滴泪后悲惨地离开了人世。而林大奶奶的弟媳林二奶奶的短暂一生，就是一部受尽丈夫欺凌折磨的悲惨史，最后她只能选择自尽来解脱自己。此外，《浣女》中的竹娇，《越岭而去》中的锁儿媳妇，《魁梧的懦人》中的王丽英，她们也是受到男权社会压迫和封建礼教禁锢的悲惨的乡村女性。在这压迫和禁锢下，乡村女性的地位是低下的，她们根本没有主宰自身的权利，封建男权社会提供给她们的选择就是接受和隐忍。又因为长期受封建礼教的熏染，所以这类女性通常不具反抗意识。因而，她们在面对自己的不幸命运时，多数是选择消极地忍受，有的甚至做起了压迫自己的封建礼教的维护者。而就算有部分乡村女性选择出逃，也是因为受到自己所爱男性的鼓舞，且出走后的命运如何，也是不可确定的，难保她们不再重蹈覆辙。
新式知识女性虽然受过新思想的洗礼，已经明确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争取幸福、自由的权利，但是她们所处的社会依然是一个充斥着封建守旧思想的社会，她们的一己之力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的现状，她们无法抵御包办婚姻对她们爱情和婚姻的破坏，也无法让社会给予女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机会。又加之她们本身思想的缺陷，如她们一旦无法与所爱之人双宿双飞，便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对爱情和婚姻及其他的一切追求，为了报复和赌气嫁一个自己不爱之人，仿佛她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爱情和婚姻之上，此外，她们在面对爱情时，有时太过懦弱，有时又会因为同情而与他人结婚。因此，新式知识女性也没能逃脱旧式女子的不幸命运。《鹿鸣》中的竹韵在爱情和婚姻中遭受了巨大的磨难，最后她勇敢地走出家门，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和事业，结果却发现凭着她的一腔勇敢根本无法在这个男权社会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只因她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似乎“社会的裁判是专为女性预备的”。《十六年》中的陈忆娥因其所爱的王大川接受包办婚姻娶了另一个女人，一气之下就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最后沦落到被丈夫抛弃的悲惨境地。《轻烟》中的方青只敢躲在信纸背后享受爱情的甜蜜，却没有勇气勇敢追求，最终因为自己的懦弱造成了爱情的悲剧。《黑潮》中的女主人公因同情心而嫁给了自己的追求者，婚后才发现自己所托非人，婚姻的失败使得其毅然决然踏上了走向社会、寻找自我价值之路，结果仅工作了半年就失业了。《遥远的天边外》中何曼因同情嫁给了穆建业，错过了两情相悦的苗天宇，婚后穆建业不忠于婚姻而且脾气暴躁，最终二人离婚，何曼带着孩子离开，但孩子不久即夭折，当遇到丧妻的苗天宇时，他们却无法回到过去。endprint
雷妍巧妙地截取女性生存状况艰难的横断面，以此凸显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和命运的不幸，为我们展现了生存在男权和封建宗法制并重的社会中的女性的悲哀，抑或说是生命的悲哀和社会的悲哀。
二、女性自由意识的觉醒
雷妍从小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备受宠爱的家庭，这造就了其乐观开朗的性格，且毕业于新式学堂的父亲思想开明，主张儿女都要接受教育，所以雷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开朗的性格和良好的教育使得雷妍的自由意识特别强烈，一如其《号角》中所说：“我愿化成一只纤长的号角，不然就化成一只猛禽，那么凌空一飞，那么任意叫，那么自由。”[4]加之雷妍所处沦陷区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使得自由不仅是普通百姓，更是作家所渴望而不可及的。此外，作为女性，雷妍深刻地体会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自由的限制。鉴于以上三种原因，雷妍在其小说中着重展现了女性自由意识的觉醒和她们对自由的渴望。
《越岭而去》《前路》以及《白马的骑者》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闭塞乡村中的女性。这些女性面对社会、家庭施加给自己的压迫和不公，最终摒弃了封建礼教的束缚，选择和自己所爱之人私奔，去寻找属于她们的幸福。小说通过私奔这一行为展现了乡村女性自由意识的觉醒。《越岭而去》中的锁儿媳妇抛下了她那还是尿泡孩子的小丈夫，选择和相爱的东柱私奔，“他们毫不迟疑地走去，向上，向上，越过玉虎岭走向一个新的境域”[5]。《前路》中的三妞因替父亲抵账而要被迫嫁给胡大爷的儿子狗剩，但她的内心又深爱着黑牛，且黑牛已经决意带其私奔，可是她又怕自己的出逃会给父母带来麻烦，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她最终选择和黑牛去开辟和创造他们自己的美好天地。《白马的骑者》中承受着村中人们流言蜚语的年轻寡妇小白鹿，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后，最终义无反顾地和东柱奔向了属于他们的辽阔平原。
不过三妞、锁儿媳妇和小白鹿的自由意识的觉醒，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她们多是在自己所爱男子的引导下才萌生了这种自由意识，最终选择私奔。相较而言，雷妍小说中知识女性由于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内心多具有自由意识，但是这种自由意识在她们生活稳定、幸福时，往往局限于恋爱和婚姻中，而关于追求自我社会价值的自由意识，则多是在家庭遭遇变故，幸福的生活被打破后才觉醒的。《林珊》中活泼、可爱的女大学生林珊在父亲破产后，自动放弃学业和爱情，选择离开“温室”，到现实社会中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尽管其内心知道前路坎坷，但依然义无反顾。《奔流》中的田聪因齐大姐的从中作梗而错过了自己所爱的孟彬，选择和爱自己的王士华结婚，婚后王士华的专制以及田聪和孟彬那段情愫使得夫妻二人时常发生口角和误会，而其父亲又因不与上司同流合污而被降职。面对这一系列变故，田聪开始意识到自己应当和男人一样承担起家庭和事业的责任，应该向外发展，不应因婚姻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事业和自由。最后，田聪选择去法国留学，去实现自己的事业和理想。
然而，不论是展现乡村女性自由意识觉醒的《越岭而去》《前路》以及《白马的骑者》，还是描写知识女性自由意识觉醒的《林珊》《奔流》，雷妍在小说中都没有提及女性出走后的生活。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结局使得小说的深刻性远不及鲁迅的《伤逝》，但对生活在沦陷区的雷妍来说，这样抒写结尾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生活在沦陷区的女性，既要承受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还要承受异族统治者的种种压迫。这充满无限憧憬的结尾恰好体现了雷妍对自由的渴望和憧憬，同时还会给备受压迫的女性带来巨大的鼓舞和希望。不过，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和思考能力的女性，雷妍还是清醒地认识到了女性走出家门后必定还会遭受到诸多不幸，这在其小说《鹿鸣》和《黑潮》中有所体现。《鹿鸣》中的竹韵在逃出婚姻的牢笼后，希冀可以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尽管竹韵是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但是男权统治下的社会并没有给她这个女人留下任何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黑潮》中的女主人公在无法忍受丈夫的性情后，选择离开家庭到社会上去工作，可是只工作了半年就被别人抢了职业。在《鹿鸣》《黑潮》中，雷妍不仅为读者展现了女性自由意识和自我价值意识的觉醒，更是告诉读者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追求自由和自我价值的道路必将是坎坷的。
三、女性本体的审视
雷妍的小说以申诉女性的不幸命运而著称，但在其申诉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时，她也没有忘记审视女性自身，展现女性自身的弱点。其小说中所展现的导致女性不幸命运的原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外部原因是男权社会给予女性的压迫和禁锢，内部原因就是女性自身的弱点。这些弱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面对压迫或追求爱情时过于软弱、怯懦；同情心泛滥；依附心理严重。
首先，面对压迫或追求爱情时女性过于软弱、怯懦。《浣女》中的竹娇面对婆婆的种种非人道的压迫，总是选择隐忍，她的一味软弱、隐忍使得其出生仅仅几个月的儿子悲惨地夭折。《良田》中的林二奶奶受尽丈夫的凌辱却不敢反抗，在求助娘家无果后，懦弱的她选择了自尽。《轻烟》中的方青在追求爱情时只敢躲在信纸背后享受爱情的甜蜜，她的胆小、怯懦最终导致其错过了自己所爱之人。
其次，女性同情心的泛滥，使她们面对求爱者的追求时无法做出理智的决断。同情也许源于她们内心深处的善良，但她们的善良有时恰好深深地伤害了自己。《黑潮》中的女人因同情男子的热烈追求而嫁给了他，婚后丈夫性情大变，最终无可奈何的她选择带着女儿离开家庭到社会上去谋求职业，可是只工作了半年就失业了。《轻烟》中的方青错过了自己的爱情，除了因自己的怯懦外，还因为她对自己所爱之人的妻子的同情。因为面对已经结婚的王洪友的追求，方青认为女人的痛苦太多，而幸福太少，所以她宁可做王洪友之妻幸福的成全者。虽然，最后雷妍没有叙写方青和王洪友及其妻子的命运将如何发展，但就常理而言，这三个人不出意外都将陷入各自悲剧的人生。《遥远的天边外》中何曼因同情嫁个穆建业，而错过了自己所爱的苗天宇，最终造成了两个人的爱情和婚姻悲剧。
再次，女性的依附心理太过严重。旧式女性因为社会地位的卑微和生活范围的狭小，所以她们将婚姻和家庭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她们全部的精力都付诸于此，一旦婚姻失败，家庭破碎，她们就会迷失自我，郁郁寡欢甚至丧命。但在小说中，雷妍并无刻意展现传统女性对爱情、婚姻的依附，而是为读者塑造了众多依附爱情、婚姻来实现自我价值的现代知识女性。这些知识女性受过良好的教育，崇尚恋爱婚姻自由，她们把理想的爱情、婚姻视为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一旦追求不得，她们就走到另一极端，怀着赌气和报复的心理嫁给一个自己不爱之人。《魁梧的懦人》中的陈意芬、《十六年》中的陈忆娥都是此类女性。她们接受了新式教育，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但是对爱情、婚姻的依附心理妨碍了她们在追求自由和解放自我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因为这种视爱情、婚姻为其全部的她们，不管最后嫁给哪个人，最终都是回归家庭，如此一来，她们就很可能会重蹈传统女性的覆辙。
女性自身的软弱、怯懦和同情心的滥用是她们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真正独立自主的女性应该有反抗压迫的意识和追求自身幸福的勇气，软弱和同情（抑或说善良）并不能为她们赢得幸福、自由。而当女性不再怯懦，勇敢地寻找爱的家园时，她们仅是在妇女解放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女性要想真正实现自我解放必须建立在其自我价值的发现和实现基础之上，把自我的解放，寄托于男性赐予的爱情和婚姻之上，只会导致女性产生一种新的人格依附。
雷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比较寂寞的作家，相关的文学史著作几乎没有出现论及雷妍的文字，这和其偏离了当时的文学主流轨道不无关系，但是尽管其偏离了当时的文学主流轨道，其却没有偏离“五四”以来所倡导的文学的主流轨道。雷妍把目光聚焦于日常生活和普通人，在这个大背景下着重展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并由此审视着女性自身的人格弱点，思索着女性的理想出路。当然受社会文化发展程度以及雷妍自身思想的局限，她对女性本体的审视以及理想出路的探寻还不够成熟，但无可争议的是，雷妍的创作丰富了女性文学的宝库，对女性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陈学勇：《雷妍作品集序》，雷妍著，刘琤、于然主编：《雷妍小说散文集》，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第1页。
[2]上官筝：《刘萼（雷妍）论》，《中国文艺》，1943年，第1期。
[3]刘传霞：《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05页。
[4][5]雷妍著，刘琤、于然主编：《雷妍小说散文集》，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