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笔下的女性

杜牧笔下的女性（共9篇）

1.杜牧笔下的女性 篇一

温庭筠笔下的女性形象

温庭筠在词这种文学体裁中专力描写女性形象的第一位文人，他在文学领域中专剖女性的情感世界，从而丰富了诗歌的题材和审美情趣，使词在中国诗歌史上开始绽放出清新的独具魅力的光彩。

一、温庭筠词中所描绘的女性形象

(一)、歌妓舞女

温庭筠笔下大多都是美艳动人的女子，他的词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色彩鲜艳、形象优美的美人画卷，这些女性有着“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般如云的头发，有着“人似玉，柳如眉”般姣好的容颜，还有着“转盼如波眼，娉婷似柳腰”般优美的身姿。他笔下的这些靓丽的女性，不仅仅是有着天生丽质的姿容，而且她们还特别热衷于装扮自己。温庭筠在词中往往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现这些女性的美。如在《菩萨蛮》这首词里，温庭筠借用“水精帘”、“鸳鸯锦”、“藕丝”、“玉钗”这些华美的意象来描绘女性的闺房，以及她的衣着和闺房。虽然词人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女性的身份，但是从他的描述中，我们能够感受的出来女主人公的身份。作为当时社会底层的女性，为了生计抑或是由于种种原因迫使她们沦为歌妓舞女，但是她们大多都长相姣好而且具有较好的音乐、舞蹈和文学修养，能歌善舞，能言善辩，慧黠诙谐，还能诗词唱和，因而能够博取文人的欢愉，因而在温庭筠笔下，尽管这些歌妓舞女表面上光鲜靓丽，可是终究掩饰不了她们心中的那份孤独寂寞的心境。

(二)、商人妇

秦观在其词《水龙吟》中云：“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意为男子为功名为谋生与女方分居两地，这对女方是最难堪的事情。“因而，‘望归’就成为诗词当中最为常见的主题。”妇人每日精心打扮，只为等待远方的丈夫归来。都说“女为悦己者容”，这个晨起梳妆打扮的女子满心期盼的丈夫却迟迟未见，她最终只能是“肠断白频洲”。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说：“《楚辞》‘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幽情远韵，令人至不可聊。飞卿此词‘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意境酷似《楚辞》而声情绵渺。”在笔者看来，这首词把这位妇人的心境写活了。虽然词人是男子，但是难得词人如此理解思妇的心情。盛装的商人妇等待的最终也只是一场空。

(三)、宫女

俗语常说：“一入侯门深似海”，又说进宫是“伴君如伴虎”，足以显示宫廷女性的境况，但是更可悲的是那些进宫后却无缘面见龙颜的宫女，她们生活在宫廷中，就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以至将来的飞黄腾达做不择手段的努力，她们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集“三千宠爱在一身”，但是有时候付出并不与得到成正比。在温庭筠的词中出现的就有这类女性。《菩萨蛮》其十四里有这样的宫女：她盛装打扮，可是却因为无聊而依靠于枕头之上，“愁黛”、“春恨”、黯然神伤。宫女愁，愁的是满心期待君王却没有出现。还有如《杨柳枝》词云：“金缕毵毵碧瓦沟，六宫眉黛惹香愁。晚来更带龙池雨，半扶栏杆半入楼。”这些宫女感叹自己深宫寂寞，难睹圣颜，还不如那袅袅飘拂的龙池玉柳，至少它们还能沾溉君王的恩泽。与这两类不同的是，温庭筠在《清平乐》中展示了又一不同于以上的女性形象：

虽是宫女，虽然结局可能一样，但是“竞把黄金买赋，为妾将上明君”，至少这些宫女对她们的未来还是抱有希望的，在她们看来，想要获得君王的宠爱还是有可能的，也许最终希望可能落空，但是至少她们曾经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过。温庭筠对她们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四)、征妇

在温庭筠笔下，出现了不少描写征妇的词。词人选用了《定西番》、《遐方怨》、《诉衷情》、《蕃女怨》等曲调来表现，现举《蕃女怨》为例：

这首词描写了闺中人在画楼中怀念征人的景象。闺中人看着征人留下的服饰之物，想象着边塞的艰苦，“渍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环境异常恶劣，不禁为在外的征人担心。这边已经是春天，而自己独居画楼，面对姹紫嫣红百花盛开，顿时感觉“锦屏空”而离恨重重，埋怨战争，正是由于“年年征战”而使得征人不能归来。笔者认为这个征妇形象其实也有词人自己的影子，词人也像征妇一样痛恨战争。据考证，温庭筠早年曾经一度从军出塞，因而他才会对征妇的这种心情有如此深刻的理解，正是因为他有如此的经历，故而能够创作出如此能够反映征妇痛苦遭遇的词作。

(五)、采莲女

采莲女是温庭筠词中比较活泼的女性形象，只是描写采莲女的词作不是很多。比较欢快鲜活的要数《河传》其一了，这首词写了一群年轻的采莲女子在遇到心仪的男子时的种种反应。莲蓬满池，少女相约采莲，在采莲时遇到了男子，于是对他心存爱慕，但是“请君莫向那岸边，少年，好花新满船”，只顾着看男子而忘记采莲受到了指责，于是开始劳动，可是虽是在劳动，心却已经跟随那男子走了，男子消失了，采莲女子就开始焦虑“浦南归，浦西归。莫知”，心有遗憾。痴情天真的少女跃然纸上。笔者比较欣赏这首词，词人是在描述一件事情，可是看着这些简单清新的用词眼前就能浮现一幅清丽的画卷。虽然温庭筠是以秾艳香软的词风见长，可是也不乏像《河传》这样淡雅的词作。

(六)、女冠

女冠在温庭筠词中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女性。她们虽然也有着漂亮的容颜，姣好的姿态，甚至也有像歌妓舞女那样让人为之销魂的身姿，可是她们还有一种心态就是成仙。女冠，又称为女道士，在词人的描绘里，这些女冠是身着素服，不解风情，词中的她们也有着靓丽的服饰，如画的容颜，同时还有着不一样的心思。就拿《女冠子》其一来说，姑且不论这首词所描绘的女主人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从最后一句“寄语青娥伴，早求仙”可以看出，不管这些女冠的生活有多优越，她们的心里还是不满足的，她们想要追求的更高，想要成仙。

2.杜牧笔下的女性 篇二

一、大周后

公元954年，后周显德元年(保大十二年) ，南唐后主李煜十八岁，娶大司徒周宗长女娥皇为妃，史称昭惠国后，又称大周后，年十九岁。陆游和马令都在自己的《南唐书》中说娥皇“通书史，善歌舞，尤工琵琶”“采戏奕棋靡不妙绝”。大周后独创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朵之状，人皆效之。自古才子爱佳人，大周后娥皇就是一个标准的美佳人，他和她也就成了一对标准的“才子配佳人”。历史上对李煜与大周后的爱情褒贬不一, 有人说李煜与大周后爱得缠绵, 甚至大周后死后李煜曾想一死殉情;有人说李煜对大周后根本是虚情假意, 大周后的死在一定程度上是李煜之过, 在大周后死去不久, 他便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其实, 我更愿意相信前一种说法, 我真的无法相信一对曾经爱得那么深的夫妻, 最后竟是虚情假意。在与娥皇相恋期间，李煜词风采旖旎，妩媚芳香，描写的全是他与娥皇的宫廷奢靡生活及恩爱夫妻感情。李煜《一斛珠》、《浣溪沙》、《喜迁莺》即为大周后而作。《一斛珠》：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浣溪沙》此词见《西清诗话》：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无语枕边欹。梦回芳草思依依，天远雁声稀。啼莺散，余花乱，寂寞画堂深院。片红休扫尽从伊，留待舞人归。除此外，李煜还写了很多首关于怀念前妻娥皇的诗词，如：“云一涡，玉一梭，澹澹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长相思》：“珠碎眼前珍，花雕世外春，未销心里恨，又失掌中身。玉笥犹残药，香奁已染尘。前哀将后感，无泪可沾巾。”“艳质同芳树，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实，又苦雨伤丛。秾丽今何在，飘零事已空。沉沉无问处，千载谢东风。”“又见桐花发旧枝，一楼烟雨暮凄凄。凭阑惆怅人谁会，不觉潸然泪眼低。层城无复见娇姿，佳节缠哀不自持。空有当年旧烟月，芙蓉城上哭蛾眉。”“侁自肩如削，难胜数缕绦。天香留凤尾，余暖在檀槽。”“浮生苦憔悴，壮岁失婵娟。汗手遗香渍，痕眉染黛烟。”《谢新恩》：樱花落尽阶前月，象床愁倚薰笼。远似去年今日，恨还同。双鬟不整云憔悴，泪沾红抹胸。何处相思苦?纱窗醉梦中。

二、小周后

大周后娥皇去世后，李煜没过几年，便续娶了第二任皇后———小周后女英。《马令、南唐书》：“后主继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静。”李煜《菩萨蛮》即为小周后所作，把他自己和小周后那绝美的爱情描画得传神，美艳，淋漓尽致，让人心生向往，回味无穷。

《菩萨蛮》：花明月黯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描写李煜与小周后爱情故事的词还有：《菩萨蛮》：蓬莱院闭天台女，画堂昼寝人无语。抛枕翠云光，绣衣闻异香。潜来珠锁动，惊觉银屏梦。慢脸笑盈盈，相看无限情。《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曲栏金箔，惆怅卷金泥。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炉烟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抛缠头词》：抱红罗分不足，参差裂破凤凰儿。《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此外，李煜还有诸多词作描写身边的宫娥嫔妃。综观李煜词中的女性形象，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李煜分为前期词和后期词，主要以降宋为界限。前期的词主要是写自己的宫廷生活，五彩缤纷，色彩主要是亮色。而在这些词中，女性形象出现的频率较高，而且都是漂亮、具有诱惑性的年轻女性。在李煜降宋的词中，主要书写的是对故国的思念、不舍、追忆的内容，以表达内心的痛苦，通过对现在与过去的比较，表现现在的生活状况，痛苦是其感情基调。在后期的词中，直接出现的女性形象较少，主要是宫娥，而且是年老色衰的，李煜通过对这类女性形象的书写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李煜在白衣降宋的时候曾作词一首《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边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国破降敌之日，自己却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垂泪对宫娥”，意味深长。可见宫娥嫔妃对于后主讲，绝对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重要性。

三、结语

李煜词意境优美、情感纯挚、言语率真，之所以能脍炙人口，主要是因其词字字皆出自词人的“赤子之心”，他用最真挚的情感，谱写出一首首感人肺腑的人间情爱哀曲。正是因为在李煜眼中，女性不仅仅是一种装饰，一件玩器，而是一群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对她们有深深的爱恋和尊重，所以在其词中，才有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

参考文献

[1]李煜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8.

[2]谢健, 冯建国.李煜词中的女性审美意象和艺术自叙性.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08.7, VOL26, (4) .

3.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 篇三

鲁 迅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豆腐西施杨二嫂是一个可笑、可气、可恨而又可怜的人物。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她为什么可怜呢？因为她是一个人。一个人是需要物质生活保障的。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而获得属于自己那份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障的时候，为了生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手段获取这种保障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值得同情的。她原来是开豆腐店的，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和美貌来招徕顾客，“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为了这个目的，她是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当自己的青春已逝、美貌不再的时候，她就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当作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了。她的人生完全成了物质的人生，狭隘自私的人生。

鲁迅笔下的几个典型女性形象：

《祝福》中的祥林嫂：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长妈妈：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伤逝》中的子君：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那里去了。

记念刘和珍君（节选）

鲁 迅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记念”表明这是一篇记叙性文章。用“记念”而不用“纪念”是因为“记”是记住不忘的意思，“记”还兼有“记录”之意。“君”是对人的一种尊称。鲁迅用“君”来称呼刘和珍等遇难青年是对她们的礼赞。

《记念刘和珍君》通过悼念刘和珍，深刻地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屠杀爱国青年的滔天罪行，有力地抨击帮闲文人造谣诬蔑爱国青年的无耻卑劣，高度赞颂爱国青年临危不惧、团结友爱的崇高品质和大义凛然、殒身不恤的爱国精神，呼唤民众、激励猛士，抒发作者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情感。

正如许广平所说，《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真是一字一泪，是用血泪写出了心坎里的同声一哭”。正是这强烈的一字一泪的悲愤之情，才把方方面面的材料凝聚起来，形成整体，所以本文的线索就是这悲愤交加的情感。

鲁迅笔下的三种女性

一、完全被奴役，且无力反抗的女性

祥林嫂是生活在旧时代的妇女，她没有自由，更没有资格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在那个年代，女性是没有权力的，她的一生是为了别人而活，为了别人而生存。通过描写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者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的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社会中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

二、被“吃”且“吃人”的女性

在鲁迅笔下塑造了一批同处在被压迫奴役中却同样以一种高姿态来欺压、压迫别人的女人，例如：祥林嫂的婆婆、柳妈、卫老婆子，她们在生活中被他人压迫，同时自己也在压迫别人，祥林嫂的婆婆与卫老婆子串通起来，将祥林嫂卖给别人家。

三、新女性

这类女性形象是比较进步的，一类是以《伤逝》中的子君为代表的小知识分子女性形象，在新思想浪潮的冲击下，她和涓生大胆地投身于新生活的激流中，为了寻找她真正的爱情，孤注一掷，打破旧习惯，毫不顾及父亲和胞叔的阻挠，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一类是刘和珍等这类女性，是广义上的新女性，她们用战斗去争取社会的解放、妇女的解放，洒一腔热血，溶百丈冰崖！

4.浅谈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心理畸变 篇四

张爱玲于4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在当时的沦陷区上海，愁云惨淡的市民生活中，她的名字却风靡大街小巷。张爱玲是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在我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她占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张爱玲系出封建贵族世家，祖父张佩伦乃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之女婿，由于父母早期离异，张爱玲在家里并没有得到多少的亲情。在这种家庭背景下，不幸的早年生活，使她过早成熟，使她对男权统治下的大家庭女性的不幸命运有着透彻的了解，使她能够用一种超然、冷漠的态度展示着封建大家庭内部摆不脱男性的奴役支配女性的血泪史。她以犀利的笔锋毫不留情地捅开沪港两地半新半旧的家庭的天窗，让人们看清生活在这里的男女组成的两性世界的虚伪真相。张爱玲在作品中突出描写了一批民国时期残存着的女奴形象，她笔下的女性骨子里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具扭曲的灵魂。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心理畸变的原因和过程。

一、时代更迭、观念混杂，造成女性畸变心理

张爱玲创作的小说时代背景大多是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正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和新旧交替的时代。当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新的社会制度还没有正式形成，封建专制制度、封建家长制度、封建婚姻制度等在人们生活的环境里还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些制度所附丽的封建思想早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柢固，所以，它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乃至各个角落，封建性的因素对人的价值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上海又是一个开放型的大都市，外来文化首先从这里侵入，资产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也是从这里涌入，直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这两种意识形态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产生的内在矛盾力就推动着人们滑入更深的生活漩涡，走向腐化和堕落。这样的时代，女性深陷在封建礼教和人性压迫的窘境中，女人的爱是浅面的，谋生才是“爱”的本质，正是由于封建意识的侵蚀、性的压迫和金钱的异化作用，使得女性远离“人道”而趋近“兽道”。

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最具代表性的，刻画一个戴着金钱枷锁舞蹈的女人，一个戴着封建镣铐挣扎的女人；像一个充满病态的灵魂、一株渗透毒汁的罂粟花，她以其凄艳和狰狞风姿给人一个措手不及，是让人怜悯还是让人憎恶？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床不起的骨痨病患者。七巧虽出身平民，却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于一个废人，这就注定了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就连下人也瞧不起她；无助、无依，让她苦楚不已，疼痛不已，孤独不已，内心承受着怨恨与愤怒。后来丈夫和婆婆相继死后，姜家瓜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大家族的桎梏——一把金锁。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经济压力，可是她过得并不如意。旧时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爷季泽来找她，她毫不犹豫揭穿了他骗财的把戏，把自己生命中唯一一点的爱情葬送了；儿女长大要成婚出嫁了，可是七巧偏要和儿媳过不去，终于气死了儿媳；女儿三十岁了仍未婚嫁，好不容易找了对象，七巧偏从中破坏。最后，这么一个不幸的女人终于在郁郁中死去，结束了她不幸的一生。曹七巧，作为一个正常女人，本有可能拥有真正的爱情，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在那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年代，女性没有经济能力，没有社会地位，她不得不听从命运的安排。低微的出生，在封建大家庭里谈何立足？生活在尔虞我诈的大家庭中，没有任何人真正关心她、疼爱她、同情她，丈夫又是一个“废人”，她没有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依靠，就像一叶飘浮在大海里的扁舟，没有方向，只得用争钱夺

利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她作为妻子，没有得到爱情；作为儿媳，没有得到婆家人尊重；作为母亲，她对孩子们所谓的“爱”是想在他们身上得到心理的满足。对曹七巧来说，生活在这个无爱的大家庭里，她感觉到生命在沉沦与消逝；感觉到亲情、爱情离自己是多么地遥远；并且让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自己的小家。生活的无奈迫使她渐渐发生了蜕变，一步一步走向了变态，使她不能正确理解幸福与爱情，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幸福和爱情的扑杀者。女儿长安的婚姻被她设计破坏，儿子长白的婚姻也屡遭她的离间；她成为孤家寡人，她需要儿女的陪伴，她的儿女也一同成为孤家寡人，离开了常人的生活。曹七巧的一生是女性生涯中最苍凉的一生，她几乎扮演了双重角色，是被害的女奴又是迫害女奴的奴隶主。这种非人非鬼的女奴生涯已经演进了几千年；却并没有谢幕，于是张爱玲在小说的结尾处写出了给人以无限启示的句子：“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巳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 [1]

《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处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大上海，少女曼桢和同事沈世均相爱了，姐姐曼璐因父早逝而做了舞女养活一家人，在风尘中拣上了投机金融的祝鸿才而企图托以终身。嫁给祝鸿才，她不求锦衣玉食，但求一个归宿，一个安稳，可是命运却再一次捉弄了她。早就对曼桢有非分之想的祝鸿才发财后更加放肆地玩女人，而色衰爱弛的曼璐求生的本能促使她不择手段地牺牲曼桢，希望借此栓住鸿才的心。曼桢被关后，曼璐对找上门来的世均说，曼桢嫁给了曾是自己未婚夫的张豫瑾，以此断绝了世均的念头。曼璐在父亲——家庭的顶梁柱倒塌后，出去当舞女承担起一家老小六口人的生活重担，本应赢得大家的同情，可后来却成为妹妹幸福的“拦路虎”，成为一个“恶人”！是什么原因导致曼璐对亲情的冷漠做出为人所不齿的事呢？我们从小说中看到，当弟妹逐渐长大了，妹妹曼桢也找到了工作，曼璐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所谓的“家”倒是有了，并且竟然发了财，可丈夫不是一个规矩的人，她害怕失去他，失去这个好不容易才拥有的所谓的“家” ；此时她觉得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想当初为了这个家，在当时的大上海，靠一个弱女子找份正当的工作养一大家子谈何容易，不得已当了舞女，而后当了暗娼；自己为此失去了爱情，身心也受到了摧残。现拥有一个安稳的小家也是一种奢望，于是她的心理慢慢开始失衡。尤其是看到妹妹曼桢在自己的扶持下，现在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人真正关心、爱护她，而且自己当年的未婚夫也喜欢她，现在的丈夫心仪她；此时曼璐对社会的无奈和憎恨全部转变成对妹妹的嫉妒和愤恨。姐姐曼璐为了稳住丈夫的心，为了能保住这个家，竟然听从母亲那一套“妈妈经”——借腹生子，设计用妹妹的姿色与贞操作为代价的帮凶。她为了自己的利益，良知也丧失了；其结果她不但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相反，自己却一步一步地走进了绝境。“阳光正照在曼璐的遗像上，镜框上的玻璃反射出一片白光，底下的照片一点也看不见，只看见那玻璃上的一层浮尘。” [2] 镜框里的照片连面目看不清，固然是因为玻璃的反光；但张爱玲这样的描写，也是颇有用意，引领读者去思考曼璐的这一生，虽然曾活过，可是在没有灵魂的状态下苟活，活得轻飘飘的，死得也是如此，只落得个“一层浮尘”。曼璐由一个受害者逐渐演变成一个扼杀别人幸福的“凶手”，是无爱的社会导致的。在那个“拜金主义”的年代，女人没有经济基础，没有社会地位，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是一个玩偶，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使得女人不择手段保护自己所谓的“利益”。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上海姑娘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对于好吃好穿好玩这些普通女孩子

所憧憬着的一切的迷恋，是止不住的物质欲望使她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抵抗不了物欲的诱惑，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对于葛薇龙来说，投奔到香港姑妈家，姑妈的家就是一个“鬼气森森的世界”，要想在姑妈家里能生活下去，她不得不听从姑妈的安排，导致她变成了一个用情、用色、用机巧的成熟“女人”。正因

为这无爱的家、这畸变的家产生了畸变的“人”，同时畸变的“人”又延续了畸变的家。

作者通过这些作品揭开了病态社会的一角，展示温情下的“作秀”，亲情下的酷虐，爱情名义下的交易。她笔下的“家”是畸形的、破碎的，不论是《金锁记》中的封建大家庭，还是《十八春》中平凡的人家，小说里的人物都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生命散发着古朽根基上汲取的都市社会浓重的铜臭气息，都生活在一个没有“温情”的环境中，人与人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以金钱为纽带的关系，家此时成为了自私所在。“人人都关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她撞破了头也撞不出来。”这就是张爱玲小说中诸多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不是毁于家，就

是被家所遗弃而毁于家外，家与她们密不可分，可家从不是提供生命活力的一方圣土。[3]

二、金钱欲膨胀导致人的畸变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被金钱欲与情欲异化的女性。由于性爱和情感的空缺，人性中的负面因素潜滋暗长，发展为对金钱的变态追逐。这是一个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滋生的女人，也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枷锁中的女人，是一个由金钱的牺牲品沦为金钱的奴隶、一步步丧失了人性的女人。曹七巧与姜二爷的婚姻并非良缘，而是以曹七巧的青春、健康去换取姜家的地位和金钱。贪婪的兄嫂把她当作摇钱树卖给了高门大户的姜家，在姜家受尽奚落。因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废人”，没有能力支撑起这个家，更没有能耐出去做官赚点钱使手头活便些，她不得不为自己以后的生活着想。于是，当丈夫和婆婆相继死后，曹七巧只有靠争夺夫家财产为将来打算。曹七巧的人格变异是有其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的，她的变态行为的形成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当时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为她首先是一个被买卖婚姻制度迫害的妇女，但明明知道婚姻是陷阱，是带着黄金枷锁的监牢，她也愿意往里跳，因为她喜欢金钱，所不同的是她一边陷落反抗，一边挣扎报复，对金钱疯狂的追求使得她成了既残缺又畸形变态的女性形象。曹七巧一生戴着封建的镣铐，披着沉重的黄金枷，压抑着情欲，一步一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从此后，她失魂落魄，变得乖戾，残忍，开始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报复周围的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女。正因为曹七巧的生活中有了强烈的金钱意识，而又无法摆脱封建婚姻制度，才使她把封建吃人者的本性和现代物质生活欲望扭结在一起，迸

发出比封建时代更强大更可怕的能量，疯狂地毁掉了自己，毁掉了别人。但是，她最后无法平衡那种病态残缺的心理，戴着黄金枷锁老此一生。在曹七巧的身上汇集了所有女人的缺陷与不幸，这是一段令人痛心的血泪史，也是一段令人作呕的丑史。由于长期封建文化的浸淫，像七巧这类女性意识早已僵硬变形，最终没能救出自己。

作者在《怨女》中同样也塑造了一个被金钱欲异化的悲剧女性——“麻油西施”银娣。

她和曹七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是她更侧重“怨”，没有七巧的泼辣劲。《怨女》的女主人公银娣也像芸芸众生一样，逃不脱人生困境。她自幼父母双亡，在兄嫂家长大。她本是“麻油西施”，年轻美貌，却因兄嫂贪钱而耽误了婚事。银娣自觉地拒绝了外婆介绍的药店的小刘，而选择了有钱的姚瞎子。按理说，如果银娣一再坚持，兄嫂也不会强迫她与姚瞎子成婚，因为以前银娣曾成功地抵制过兄嫂包办的婚姻。在姚家与刘家两桩婚事中，她也进行了深思，但最后，因为“没有钱的苦处她受够了”，她自觉自愿地选择了有钱的姚瞎子。而因为出身低微，银娣的喜事办得冷冷清清，回门也一拖再拖；老太太对她冷嘲热讽，妯娌们也对她横眉冷眼；就连佣人们对她也是挖苦、顶撞；三奶奶丢了首饰，明明是三爷偷的，人们却首先怀疑银娣„„ 小说中的银娣为了怕过穷日子而选择了瞎丈夫，而嫁了后却因自家地位低微而备受奚落和欺负，可见金钱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占非常重要地位，人人都成了金钱的俘虏。银娣在这样的境况下便自然而然地逐渐变成了小奸小坏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庸常之辈。《怨女》充分地体现了女性在经济压抑下的恐怖与无奈。

三、情欲被压抑导致女性心理畸变

历史的重负，现实的挤压，使女性的心灵扭曲变形。无爱婚姻如一把锁，锁住了女性活生生的欲望，当这种欲望不能通过正常方式来满足时它便转了方向。《金锁记》把女性的情欲异化、生命的隐秘揭示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性意识是一种自我意识，是人格发展的必经阶段上的表现。性意识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人格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然而，曹七巧生活在“灭人欲”的文化背景下，生活在一个对性讳莫如深的年代，封建婚姻、伦理道德、金钱枷锁剥夺了她作为一个正常女性满足“性”和“欲”的权利。曹七巧被压抑在潜意识里的性欲不可遏制地发泄出来，变相地“为非作歹”。情欲欲速则不达的压抑并没有使曹七巧的自然欲望销声匿迹，反而更加刺了她的性心理。她以一种更加疯狂的施虐行为扼杀了儿女的情爱，在他们重复自己的悲剧中获得快感。曹七巧由一个被侮辱者变成了一个乱伦的荡妇，妒忌的母亲，虐待狂婆婆，这是一个被毁灭的女人的故事。她让新婚的儿子通宵达旦陪她烧烟泡，打听儿子媳妇的床地之事；又在牌桌上公布媳妇的隐私，羞得亲家母涨红了脸，媳妇几乎发疯，她却得到了发泄式的满足。这是她长期的性压抑造成的心理畸变，即潜意识中的乱伦意志。“这些年来，她的生命中只有这一个男人”，“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这样想着，就“把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地轻轻踢他的脖子”，[4]潜意识里把儿子当作自己渴求的男人来看待。然而她必竟是一位母亲，只能通过打听“隐私”折磨儿媳来满足邪念。因为情感缺失，曹七巧也不让别人得到幸福。干涉儿子的私生活，给儿子娶姨太太，两个年轻女性被她折磨而死。对女儿长安更是绝情，她也用这样施虐扼杀了女儿的爱情，断送了女儿的婚事。当曹七巧在心理上扮演一个“施虐”的性角色时，在她的肉体上正经受一个正常女性最痛苦的“受虐”，这种蹂躏的快乐已完全接近了病态的自虐。她虽也曾挣扎，但更多的是认同生命的荒芜。她把自己幽闭于家中，在家中建立起一个疯狂的世界。就像儿媳芝寿所说：“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她疯了”。[5] 晚年的曹七巧就是这样不断地和自己儿女斗争，其实正是她一生情欲被压抑的反映。她故意气死儿媳，因为在他们身上找到她自己青春的影子，她妒忌他们的性生活，因此近似变态地加以报复，这正是因为她没有得过幸福的性生活；她拆散女儿的婚事，因为她对男人已经是一律敌视的态度，因为她就是被自己所爱的男人欺骗，这是心理变态。性的压迫是违反人的生理的自然规律，也会造成人的抑郁、绝欲，使禁欲者的性格扭曲，变得暴戾、孤独、残忍、多疑、行为乖张等。曹七巧把自己套在婚姻、金钱、情欲这三重枷锁之下，疯狂地变态和扭曲，变成恶人。

《怨女》也是一部渗透着情欲方面等原因被压抑揭示女性所受外部压力导致心理畸变的小说。低微的经济地位使银娣矮人三分；情欲又把银娣折磨得死去活来。情欲本是人类最基本的要求，而不是奢求，但银娣的这点基本要求也不能满足。被金钱绑在一起的银娣与二爷没有感情，于是移情于三爷。在给老太爷做阴寿与三爷相遇时，她豁出性命来寻求爱情的满足，但三爷却在关键时刻权衡利害，使银娣的愿望落了空，并受到更深的伤害——银娣因怕别人抓住把柄，联想到平日婆家人的尖刻、歧视，她充满了恐惧，巨大的压力迫使她选择自杀。这不是壮烈的殉情，而是强大外部压力下的无奈，它显现了生命的悲凉。虽然自杀未遂，但这情欲引发的折磨又影响到下一代身上。后来，三爷因爱情恩怨而报复银娣，他得不到她，就去挖她的心头肉———儿子玉熹。三爷教玉熹抽大烟、逛妓院，伤透一个母亲的心。小说中描写当银娣和三爷单独相处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看到一身死气的二爷，她感到无比的压抑和失落，怨气冲天，他把二爷的念珠一只只夹破，足见其怨愤之深。当银娣到庙中为老太爷祝阴寿，她盼望见到三爷而没有见到时，她把怨气撒在手中的孩子身上，“她把孩子抱紧点，恨不得她是个猫或是个枕头，可以让她狠狠地挤一下”。后来，她又虐待儿媳，为亲戚倒霉而幸灾乐祸„„这些深积的怨变成了恨，银娣用畸形的方式反抗，但这反抗是这样的软弱无力；更可悲的是，在如此软弱的反抗后面，银娣又回到了屈服：她发泄的只是怨气，无损于任何人的一根毫毛，而到头来，她还是一无所有，满目荒凉。银娣的变态心理，被张爱玲描绘得入木三分，苍凉无比，同时也道出人类自身的弱点是构成人生困境的重要原

因。《怨女》通过女性外部压抑、自我压抑和怨而无奈，突出了人物命运的悲凉，道出了张爱玲“最想说的话”，即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张爱玲不重飞扬、热闹的一面，而重“人生困境”、“人生苍凉”的一面；对人，张爱玲更关注被忽略的普遍的人性——物欲与情欲；对女人，张爱玲更重视揭示女性自身软弱、不愿自拔的一面；为的是引导人们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人生的困境，进而奋进、抗争。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好像爬满了虱子”。张爱玲对爬满虱子的女性的揭示达到了当时其它女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由于她自身的身世及当时的环境影响，她对人性人类文明怀着深深的失望。通过对饮食男女的描写，展现了现代人尤其是女性心灵的千疮百孔，从她的作品中透着一股深入骨髓的荒凉与绝望。特别是透过《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我们可以洞悉那一代人精神素质的复杂性和由这些复杂可怕的人际关系编织成的社会网络深刻认识那个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和百态人生。

5.浅谈孙犁笔下的女性种种 篇五

特定的年代总有特定的年代记录, 孙犁的作品没有偏离这个文学常规。他的小说没有直面抗日战争的残酷, 相反给人们呈现的是敌后人民生活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这个生活场景中, 人们结网打鱼、播种收获, 同时也参与广大的敌后抗争。与其他作家展现血腥、尖锐冲突的手法相比, 孙犁更侧重的是给人带来审美的享受, 透过他的小说, 我们所看到的不是鲜血的淋漓, 而是广大群众热情生活的欢乐。但我们不能因此认定这是孙犁文笔的脆弱所致, 他恰是通过这种侧面反映, 在日常生活中也联系了宏大的社会场景, 把两者结合得如此了无痕迹。《山地回忆》里妞儿为“我”织袜子, 但她不是想着仅为“我”而织这双袜子, 而是为一名八路军战士织袜子, 使他不至于“光着脚”去打鬼子;《麦收》里面秋收时节到了, 百姓们一个个忙着收割麦子, 为的是粮食不要落到敌人手里。这便是孙犁作品的独特所在, 同样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 但运用的是他独树一帜的表现手法。而这种手法的成功运用, 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孙犁笔下众多妇女形象的成功刻画。孙犁曾经坦言:“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 而人生的悲欢离合, 总是与她们有关, 所以我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1《琴和箫》里面纯洁无邪、对革命充满天真信仰的大菱、二菱两姐妹, 《荷花淀》中明白事理的水生嫂等妇女, 以及《钟》里面对爱情对革命都忠贞不二的慧秀等, 凡此种种, 孙犁对她们都抱着一种瞻仰的态度, 写她们的至真至诚, 写她们的聪敏灵秀, 一个人物就是一道明丽的风景, 活跃于纸上, 让人心旷神怡。

孙犁从解放区来, 与其说他是一名战士, 毋宁说他是一名辗转在战争缝隙中的文人。他用手中的笔, 记录战时的所见所闻。而其取材, 则多数来自敌后广大的农村, 在这片土地上, 男人大多扛起武器参与到了抗日当中, 家里留下妇人、小孩及老人。在这种情势之下, 即使是妇人也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旷达包容, 她们送丈夫上前线参军, 在家照顾老人小孩, 还揽起田里的农活, 她们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直接构成了敌后广大的农村生活。孙犁的笔触是敏锐的, 这样的妇女不可能不牵引他的视角。他要描写他转战过的冀中平原, 写他所目睹过的芦花飘荡的白洋淀, 不可能脱离这群勤劳善良的妇女, 她们直接成了他取材的来源, 孙犁没有把她们放到激烈的战斗环境中去考验她们的意志力量, 却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她们的一言一行, 而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则化成了背景, 衬托人物的行动, 于是孙犁笔下的女人便兼具了柔情与刚毅的两种品质。2《钟》里的慧秀从旧社会中来, 横行霸道的林德贵没有办法使她屈服, 就连泼辣狠毒的师父也没有把她的棱角磨去半分。她大胆追求真爱, 为此不惜未婚先孕。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 在胎儿分娩而爱人又不在身边的时候, 她一人咬紧牙关承受了一切痛楚, 包括身体上及林德贵和师父在精神上强加的。而熬过几年, 终于迎来了解放, 老尼姑死了, 慧秀也还了俗。然而这时候她仍然一个人生活, 她不愿意去找大秋, 即使夜里情况紧急一个人奔逃的时候, 即使对着天上的星星不禁觉得酸楚流泪的时候。一个处在新旧社会交替的女人该承受多少过去的屈辱、而又要忍受多少眼前无所依傍所带来的孤苦?然而慧秀是坚强的, 她一个人挺了下来。在情急危急的年代, 个人的感情问题不是首先应该考虑的, 如果是为大秋着想, 那么就不要去烦他, 一切顺其自然, 水到了自然渠成。在她为大秋负伤复原之后, 大秋才终于提出了结婚, 组织上同意, 全村老百姓更没意见, 两人的爱情一路走下来大家都有目共睹, 有什么理由还要推托?多年的忍辱负重终于结出甜美的果实, 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对知识分子来说, 孙犁的作品清新隽永, 韵味悠长;而对广大民众来说, 他的作品则又是生趣盎然、可以为人们喜闻乐见的, 这说明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满足了民众的审美诉求。孙犁从农村来, 虽然较早开始接受正统的知识教育, 但其成长的环境跟最广大的中下层民众并不能脱离干系, 而且抗战期间孙犁主要在农村活动, 取材又多来自农村, 这样的生活阅历必定对他写作风格的形成有莫大影响:从民众的立场来阐释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事件, 并且以民众的思维来寻求对问题的解决。女性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 很多时候都是作为真善美的化身出现, 孙犁笔下的女性就是美丽善良与聪慧浑为一体的造化精灵;但若站在民众的立场来审视女性, 人们又喜欢给她们的存在在充满柔情之外添加不少传奇色彩, 正如《荷花淀》里的水生嫂等女人, 在丈夫们出走打仗之后, 按捺不下心里的牵挂就寻了种种藉口撑着船看望丈夫们去了。

大家商量:

“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 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 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 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 有什么看头啊!”

分明就是自己割舍不下丈夫, 却要找来种种笨拙的理由掩饰, 她们的娇羞模样不由得令人眼见尤怜。然而她们又决不是软弱好欺负的, 下面她们遭遇鬼子之后的反应就是有力的证明。水生在离开家之前对水生嫂的交待是“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们拼命”, 水生嫂流着眼泪答应了。“假如敌人追上了, 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女人的眼泪不是没有分量的, 里面也包含了极大的果敢与决心。而当妇女们误以为进入了敌人埋伏圈的时候, 第一反应便是跳下了水。谁说女人胆小, 却看这里哪个女儿不勇敢, 哪一个巾帼比须眉逊色?

从送走丈夫到商量寻夫、到最终战场遇上丈夫, 这帮女人的思想已完成了彻底的转变, 由最初对丈夫一味记着抗日却把家小

从《诗经》农耕诗中看女性自我价值的丧失

李跃敏 (广西工学院艺术系广西柳州545006)

摘要:西周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从繁荣走向没落的阶段, 这一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日益低落, 这种低落可以从《诗经》中大量的弃妇诗透视一二。文章试从《诗经》中有关劳动生产的诗歌入手, 对当时的女性地位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 以期发现女性不幸和悲哀的根源。

关键词:诗经;女性;弃妇;经济;生产

在《诗经》所描绘的那幅纷繁复杂的时代画卷中, 女性社会无疑是最为多姿多彩的一部分, 也是分量最重的一部分。在305篇诗歌中, 涉及女性生活的诗歌要占1/3以上。众多诗歌不但充分显示了女性的多彩世界和丰富生活, 还勾勒出了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定位趋势。令人不愿承认而又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可悲事实是, 《诗经》时代的女性, 明显已不再有母系社会的容光和尊崇。我们在《诗经》女性形象中再也看不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所显示的女性的神奇力量和传奇光彩, 而更多地是处于被贬低、被侮辱的地位, 也更多地看到女性哀怨忧戚、悲伤无奈的眼神, 这从大量的弃妇诗中可见一斑。

《诗经》中的弃妇诗有10首左右, 篇目不多, 但分量极重, 昭示出了那种深沉的、本质上的女性悲哀。诗中描绘的那些被遗弃的女性, 不但无辜而且大都品性俱佳, 或者坚贞美好、品质纯洁, 如《邶风·柏舟》;或者善持家务, 不惜劳苦, 如《邶风·谷

抛在一旁的埋怨到现在的理解丈夫、支持丈夫, 甚至以丈夫所从事的事业为荣。抗日不只是前线杀敌那么简单, 更包括广大的后方支援。而水生嫂们则是水生等汉子的坚强后方。既有敌后的家长里短、儿女情牵, 也有战场上的英勇无畏。这便是孙犁笔下女性的光华魅力所在。

在另一篇小说《藏》里, 新卯每天晚上外出, 他干什么去了?孙犁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但我们却通过浅花的眼睛, 看到了他所从事的地下工作。浅花开始对丈夫是怀疑的, 出于对党的忠诚, 新卯即使面临着浅花的质疑, 但对晚上所做的事情仍然不提片语。但浅花通过跟踪, 把他那一极神秘的工作的面纱一点点地揭开了。在这之后, 浅花便与丈夫协同作战了, 风里雨里往菜园里送饭, 情况紧急一个人跑的时候也决计不去拖丈夫后腿。若说新卯一个人打地洞, 掩护外乡人, 这故事未免单一许多, 但浅花的参与, 她的行动填充了丈夫行动的空隙, 整个故事发展下来便显得浑圆了。

《走出以后》的王振中从小被许了人家, 但丈夫不能回来, 只能让小叔子代娶。而她的公公婆婆又是典型的愚昧落后分子, 当她觉得在这样的家庭不能再待下去的时候, 毅然出走了, 求“我”给她写介绍信去读中学, 巧妙避过了婆婆们的纠缠。后来直接到县政府告状, 解除了束缚她人身自由的婚约。孙犁在后面还有一个交待:当“我”问王振中药名的时候, 她是用德文回答了“我”。就是这样一个女性, 勇敢与旧家庭决裂, 迎来新的时代, 学习新知识, 实现女性在新的形势之下所应有的价值。

中国社会历来是推崇男尊女卑, 要求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思想观念投射到文学创作上, 便造成文学中阳刚有余阴柔不足的气象。但人民的潜意识里又是希望这种不平衡能够有所中和, 于是无论在民间传说抑或部分文学创作中, 便出现了鲜明的或刚强风》;或者痴心一片, 不忍相弃, 如《郑风·遵大路》。她们被弃之前也曾有过夫妻恩爱、同甘共苦、相敬如宾的美好日子, 但是却最终遭弃, 这决不是她们自身的过错, 而纯粹是男子的薄情寡义、喜新厌旧造成的。对此, 她们既无力把握, 更无从扭转, 处于一个完全被动的角色。面对残酷的现实, 她们所能做的, 只有愁苦满怀, 如《邶风·柏舟》;悔不当初, 如《卫风·氓》;哭天叫地, 如《邶风·日月》;自叹多难, 如《王风·中谷有蓷》;责夫无情, 如《鄘风·蝃蝀》更有哀求薄情郎回心转意、修其旧好的, 如《郑风·遵大路》, 其情可悯而其行也可哀。更为可悲的是, 她们不但饱尝其苦, 而且苦无所诉亦无所助, 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也对此漠不关心, 甚至于恶言相加, 如《邶风·柏舟》“亦有兄弟, 不可以据, 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如此尴尬悲苦的境地, 她们却只有自己一人默默忍受, 毫无反抗能力, 如《卫风·氓》“兄弟不知, 咥其笑矣, 静言思之, 躬自悼矣。”她们的命运根本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女性地位的极端低下和命运的极度悲惨在这里得到了最突出、最深刻的体现。

探究造成这种极度不合理现象的原因, 必须得从经济角度去分析, 经济决定政治, 这体现在个人角色里, 便就是经济地位决定其社会地位。《诗经》时代的女性根本就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 某种意义上或者一定程度上说, 她们离开男人就无法生活下去。这一方面固然是由女性自身条件决定的, 一方面也是男性地

或勇敢或能干的女性形象来满足这种诉求。如《杨家将》中武艺超群、机智勇敢的穆桂英, 再如民间传说中忠于唐皇朝、襟怀磊落的樊梨花, 这都说明了民众审美的倾向:在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之下, 也希望可以出现有机智勇敢的女性来打破这种单一的审美领域。而孙犁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 正与这种诉求暗中契合。人们希望女子能安守本分做好丈夫的“贤内助”之余, 也有对她们不要困囿于家庭这一方狭小的天地, 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的期望, 不知道这算不算人们潜意识对于男女平等的要求。

孙犁为中国当代文坛的大家之一, 他的作品在今天依然为人们所欣赏, 而当中着力塑造的女性在经历了时代之后依然在人们眼前鲜明。不能否认, 他表现女性, 满足民众审美诉求的创作手法是有文学史意义的。

摘要：孙犁的小说诗情浓郁、清新俊逸, 善于从日常生活去表现人情美以及人性美, 而表现的载体则是众多真诚、聪慧、带有许多灵动的女性, 包括少女及青年妇女。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迥然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表现风格则是出于其个人的心性修养、情趣;从民间的立场来看, 这也是一种审美诉求。

关键词：女儿情态,心性修养,审美诉求

参考文献

[1].《孙犁文集自序》, 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概观》, 张钟、佘树森、洪子诚、汪景寿、赵祖谟、计璧瑞编著, 2002年4月, 第218页

[2].《中国当代文学概观》, 张钟、佘树森、洪子诚、汪景寿、赵祖谟、计璧瑞编著, 2002年4月, 第218页

[1]《孙犁选集小说》, 刘宗武、阎庆生、段华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4月

[2]《中国当代文学概观》, 张钟、佘树森、洪子诚、汪景寿、赵祖谟、计璧瑞编著, 2002年4月

[3]《小说创作谈》, 阎纲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9月

6.狄更斯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 篇六

关键词：狄更斯；女性形象；大卫·科波菲尔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法国、英国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股新的文学潮流——批判现实主义。随后，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成为一种全欧洲性的十九世纪一个最主要、最壮阔的文学流派。由于它对现实秩序的鲜明、强烈的揭露和批判而被后人称为批判现实主义，其代表就是查尔斯·狄更斯，狄更斯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和最伟大的代表者”[1]。他主张自由、平等、博爱，认为决定人的价值的是人性的善恶。他呼吁培养人们的“健康的原则性，优良的品质、希望、信心和仁慈”[2]，他的作品广泛地反映了维多利亚盛世时期英国社会的真实画面，从城市到乡村，从法院到监狱，从豪华的官邸到阴暗的贫民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的第八部长篇小说，是在他的妹妹范妮因为肺结核去世之后写的，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回忆录。由于受范妮之死的影响，狄更斯更加突出的在这部作品中刻画了不同性格的女性。狄更斯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描绘可以称得上惟妙惟肖，她们虽性情各异，却有着各自最为光彩夺目，吸引人的地方。

一、完美的女性：美丽的天使

（一）天真的朵拉

朵拉就像是温室中的一朵花，从小就在父亲的呵护下长大，家境优越的她从来不用担心生活的任何艰辛，因此她也不知道生活的实质，只是那么的单纯天真。她是大卫的初恋，在大卫的眼里，她简直不是凡人而是天使。大卫觉得“世界上除了朵拉之外，似乎一无所有，朵拉就是一切”。她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似乎是从小生活在真空中，远离现实世界，不食人间烟火。她不理解生活，不理解社会，也不理解人们之间的各种勾心斗角。当大卫因为贝西姨婆家境破产之后不得不出去工作时挣钱时，朵拉居然天真的感到惊恐和困惑。大卫发觉她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也觉得她“有一点不切实际”。但是他被朵拉那稚气可爱的样子，被她的卷发迷住了，接受了她的不切实际。

（二）聪慧的艾妮斯

与朵拉的天真相比，艾妮斯是一个现实的人，她代表者男士对女性的另一种需要：聪慧、温和、贤妻、理性，这样的女性是他们的“美好天使”。从小到大，艾妮斯都陪伴在大卫的身边，总是在大卫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陪他度过艰难的时刻。在大卫眼中，艾妮斯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化身，是他的灵魂和依赖。艾妮斯是一个聪慧的天使，是一个愉悦的天使，既令人愉悦，又令人尊敬。她让大卫在朵拉去世之后的获得重生，重新找回了灵魂，她为大卫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是成功男人背后那个聪慧的女人。

二、慈爱的圣母：大卫的第二位母亲

（一）保姆佩格蒂

佩格蒂是大卫身后的保姆，一位憨厚老实而又忠诚的女仆。虽然大卫觉得她没有自己母亲那样出众的美丽，但是她却是平凡中又充满了另一种美：善良忠诚，她给予了大衛无限的爱和仁慈。童年的大卫在佩格蒂的照顾和陪伴中幸福快乐地成长，成年后的大卫仍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佩格蒂没有美丽的外表，但我们可以看出她对大卫充满了同情和爱护。她虽然身份低微，却经历了生活的艰辛，能够洞察摩德斯通的野心，在任何时候都极力庇护大卫。对于大卫：佩格蒂就像他的另一位母亲。

（二）古怪善良的姨婆贝西

作者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将事实如实摆出，使读者们对这个姨婆深怀不满，而随着情节发展，主人公逐渐长大，我们对她的印象逐渐改观。姨婆贝西虽然生性古怪，但是却充满了人性的真谛，她的品德值得尊敬。贝西姨婆是一个有钱有地位也有着文化智慧的妇女，在大卫科波菲尔走投无路时收留他，成为大卫的庇护者。并用自己的积蓄支持大卫，引导教育其成才。贝西对大卫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永不卑贱，永不残忍，永不虚伪。这不仅是她自己的做人准则，也是她对大卫的人格教育，足以使大卫受益终生，同样使我们受益终生。贝西姨婆的一个远亲迪克，因精神不正常被家人抛弃，贝西姨婆出于高尚的同情心挺身而出，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并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善良最随和的人。

三、结语

在大卫的一生中许多女性对其产生过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尤其是天使伴侣和第二母亲两类女性对其影响最深沉、久远，为他的成功道路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狄更斯通过这部自传体小说，借主人公大卫之口，为自己描画了一幅理想中的完美女性的画像，表达了对理想爱情和慈母之爱的渴望，同时也揭露了当时女性所处的地位和社会背景对她们各自所产生的影响。也以最大的诚恳和热情称颂了大卫的生活指导者，她把宽厚仁爱蕴藏在严肃之中，同时又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

【参考文献】

[1]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M].戴镏龄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7.杜牧笔下的女性 篇七

【关键词】鲁迅 女性形象 妇女

引言

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鲁迅先生在同情她们的命运，关注她们生活的同时，鲁迅也对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的探索。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坚韧的战斗。

1鲁迅作品中的典型女性形象解析

鲁迅笔下的女性经历了三个阶段：一阶段为蒙昧不知，浑然不觉自己的悲剧命运是历史和社会的悲哀，她们的思想紧紧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和禁锢；二阶段为开始觉醒，但反抗力有限。这些女性已然意识到了自己应该而且可以为自己的权益去争取，或至少去做些什么，但由于对封建制度的认识有限，最终还是屈从在封建制度的高压之下；三阶段为奋起抗争。这些女性受过新思想的熏陶，深刻地认识到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渴望通过自身的斗争来获得人格的独立和个人的自由。她们具有民族责任感，不仅希望女性得到解放，更希望整个中华民族得到解放。

1.1封建社会的女性形象—蒙昧不知

《祝福》中的祥林嫂与《明天》中的单四嫂是封建社会的悲剧角色。

《祝福》中描写展示出：祥林嫂勤劳、善良、任劳任怨、逆来顺受，从来没有想过反抗。即使是她反抗再嫁，也仅仅是维护封建“节烈”观的一种表现。她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鬼神迷信，将自己的辛苦所得拿去捐一条门槛，任万人践踏。最后，在人们的祝福声中，祥林嫂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

《明天》中的单四嫂形象是：她也是个寡妇，靠着纺纱养活自己和儿子，她将一切的希望都寄托于自己的儿子身上，但是当宝儿病了以后，她求过签，许过愿，求何小仙，最后宝儿是吃了何小仙的药而死去的，但是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同情她，单四嫂无法忍受这样精神上的悲哀只求能在梦里与宝儿相见。

这两部作品表明出是封建社会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将她们置于死地的，仔细研究作品会发现像祥林嫂她们这样的妇女，从来没有想过争取做人的权利。鲁迅揭示她们受着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她们疯狂的奴役和压迫，以及她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创伤，说明当时许多像祥林嫂那样麻木生活的女性还是大有人在。

1.2反抗与妥协的雏形—开始觉醒

鲁迅要为这些受歧视和压迫的女性解除冤屈，揭示问题所在，因此在《离婚》、《风波》、《肥皂》这些作品中，鲁迅成功塑造了像爱姑、七斤嫂，这些敢于公开抗争而又泼辣刚烈的妇女形象。

《离婚》中的爱姑虽然是个泼辣敢于抗争的妇女，但是在婚姻的问题上她还是一个失败者。当她的丈夫姘上了寡妇要离弃她时，她整整闹了三年，并与兄弟一起拆了丈夫家的灶，出了恶气。但是在七大人、卫老爷等官僚地主的威压下，她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最终在“七大人”面前，精神防线轰然倒塌。其实，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勇于反抗到妥协，这就是她的经历。

而在《风波》中的七斤嫂对自己的亲人和好心人个个是横眉冷对，非怒即怨，无比霸道；而对待仇人却小心翼翼、客气讨好，见到赵老爷“心坎里便禁不住突突地跳”，“竭力陪笑”，这样亲痛仇块的事，她做起来可是自然无比。由此可见，七斤嫂是个一股凶悍之气，语言粗俗，个性扭曲，欺善怕恶的精神上的空虛与，感情上的苍白人物，这就是鲁迅对她的写照。

从以上这些形象来看，鲁迅通过刻画这些中产阶级中的女性，虽然她们也是在反抗，以自己的言语，自己的行动，对当时那个社会中的不满而表现出来，很泼辣很蛮横，但是在那样的环境里，男性还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主体，社会不认可她们，不管她们怎样的反抗，结局还是悲剧的，这只能说明即使是中产阶级的女性还是逃不了被社会的践踏，她们的身上虽然有进步的地方，她们的反抗意识已经慢慢浮现。

1.3女性觉醒的代表—奋起抗争

在五四运动后，女性觉醒或者是妇女解放的提倡都显得越发强烈，而在鲁迅的作品中，女性的觉醒与解放意识的升华，这一转变，在《伤逝》与《纪念刘和珍君》中是最为突出的，其中的子君与刘和珍君更是定义为当时的新女性，都是知识分子，也由此作为女性觉醒中的代表典型。

子君与先前所提到的形象不同的是，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被“五四”新风浪吹醒的知识青年，在《伤逝》里，她是为了争取婚姻自由，不顾一切非议与讥笑，勇敢地冲出家庭，在她这形象中，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最坚强的。但是个性的解放却离开社会的解放而单独解决，没有远大理想的爱情也就失去了基础，例如：涓生和子君由于社会的压力，经济的逼迫，思想性格的弱点，最后还是被迫分手，社会的困窘，使得她的幸福是短暂的，最后还是幻灭。

鲁迅通过对这三类女性形象的描写，鲜明而深刻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妇女地位和形态，并希望她们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和命运，认识自己灵魂中沉重的奴隶意识，争取和男人平等的地位，争取做人的价值，真正摆脱被奴役的处境。然而，怎样才能使女性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意识到女性个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个性自由和权利的确认，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

2鲁迅的妇女观

鲁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

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结束语

鲁迅先生的妇女观为女性的解放指明了方向。女性的解放包括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两方面。经济独立是基础，思想独立是前提。女性的独立首先要有独立的意识。只有拥有独立的人格，女性才有了争取的动力，才可能去为了人身自由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8.浅谈德田秋声笔下的女性角色 篇八

1、独立女性

德田秋声的作品里曾塑造过数位有智慧并主动追求自我的女性形象。这类女性通常自主开拓并掌握自我的命运。她们有着非常强的独立意识, 积极地开拓自己的未来。像男性一样工作, 像男性一样坚强, 希望能随心生活。如秋声的早期作品《春光》里, 就有这样一位独立女性——冬子。另外, 类似的还有《粗暴》中的阿岛。

1.1 《春光》中的冬子

冬子于十六岁之时, 被父亲安排照顾侧室之女春江, 一位腿脚不便并有些神经质的少女。冬子在照顾春江时获得了父亲的信赖, 随后, 她爱上了已有恋人的春江之兄熊夫, 并且怀上了他的孩子。由于熊夫生性懦弱, 冬子独自生下的女儿最终只能寄养于他处。世事残酷, 命运坎坷之中, 冬子成为了护士, 成为了记者, 最终成为了作家。不知不觉中, 她成为了傲慢而顽固的女人。

在秋声作品中, 很少有像冬子这样知性并且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她在一个男本位的社会里, 不依靠男性, 不在乎他人目光, 走进社会, 寻找自己的价值并且展现给世间众人。她始终没有输给苦难, 以近乎傲慢的态度直面生活。这大约是由于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有能够一个人克服所有困难的自信罢。近代日本社会, 在西方的女性解放、女性独立等思想尚未登陆日本的情况下, 像冬子一样能够率先觉醒, 大胆的与陈腐思想对抗的女性真正可以说是罕见的了。笔者认为秋声对这类站在时代前端的女性持尊敬态度。

事实上, 秋声非常偏好此类个性强烈, 不论有怎样堕落的一面, 也坚强地过自己人生的女性, 并且肯定她们的主观能动性。譬如在其一九零八年写的《粗暴》中也再次出现了此类女性。

1.2 《粗暴》中的阿岛

阿岛是一位生来厌恶男性的女性。她不愿待在家中进行女红或抚琴, 她宁愿踏进田地, 收割稻子。阿岛正是这样一位有着男性性格的女性。她拒绝平庸的婚姻, 离家出走, 开始了她粗暴的生活。她先是嫁给了罐头店老板, 因其女性纷争不断, 因此借机逃离, 后又与旅馆老板保持了一段关系, 最后在伯母家与裁缝师小野田相遇, 并且与之结婚。但小野田的懒惰以及生活中不停被债务所逼, 经过一段反复挣扎之后, 最终阿岛决意独立生活。

阿岛与冬子一样, 都是不停的抗争命运, 不停的要以自己的双手主宰命运的女性。不知疲倦, 不知崩溃。如野兽一般的女性, 应当与过着市井繁重生活的女性不同, 能够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然而, 由于当时日本社会为男性所主导, 事实却不尽然。女性一人的力量依旧很难做到主宰自己的命运。

不论是阿岛还是冬子, 尽管走过的人生不尽相同, 但是都向我们展示了如冬季的青松一般的强韧生命力。但是, 苦难并不会因强悍的生命力而变少, 冬子于阿岛依然为了生活四处奔走。幸福总是与苦难相伴, 喜悦总是有泪水相随。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 苦难必定比幸福来得多。在小说中, 秋声将生活的残酷与艰辛, 如实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但是, 他并不是要表达悲观的人生态度, 而是想表达“尽管生活如此多难, 但没有人舍弃生活”。人们并不是因为幸福而生活下去, 而是因为有希望为了追求幸福活下去。当一生结束, 不论最终有没有得到幸福, 为了追求幸福而度过的人生都是充实的。

2、依靠男人的女人

到《粗暴》为止, 秋声所描写的女性大多是在暗无天日的生活中沉重地生活, 亦或是沉沦在堕落的深渊, 日日没有光明。她们都在绝望的的世界上挣扎。她们知道以自己的能力无法再社会上生存, 于是用肮脏的手段, 用女色, 拼命地寄生于男性。譬如《烂》中的阿增, 《奔流》中的照子。

2.1 《烂》中的阿增

首先是《烂》中的阿增。阿增在成功夺取浅井的正妻之位后, 却对于浅井飘忽不定的心感到不安。为了不让自己也像之前的正妻一样被夺走这个位置, 阿增拼命的试图拴住浅井的心。她的生存哲学就是保住自己的地位, 赶走浅井身边的女人。世间最为残酷的便是强者生存, 在秋声的世界里, 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对于阿增这样的女性, 秋声还是表现出了肯定。

2.2 《奔流》中的照子

另外, 自一九一五年开始连载的《奔流》中, 有位和阿增一样依靠男人生存的女性照子。照子出身良好, 却因父亲之死家道败落, 与母亲二人流落东京, 成为了名为岩辻的议员之妾。虽然她也曾为花心的岩辻而烦恼, 却在选举运动时, 与全力支持岩辻的萩原产生了恋爱关系。本书中, 名为雪子的女性为了懒惰且没有生存欲望的男子而苦恼的故事也作为支线穿插, 描绘了众多在男本位的社会中, 女性处于被动地位受苦受难的情状。

照子与阿增一样, 年轻时没有很好的婚姻。她为了追求自身的自由而走出家门, 但是她的自由却只存在于从前的贫穷生活中。由于贫穷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与贞操, 然而最终其归宿依旧是从前的旧居。

秋声对此类在暗黑环境中生存的女性有很大兴趣。他关注此类女性的宿命, 并且表示同情。秋声的作品里, 没有具体揭示此类女性的出路。也就是说, 秋声事实上想表达的是每个人都必须用自己的智慧找到自己人生的出口。哪怕是寄生, 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女性追求归宿的过程也许是曲折的, 并且也许最终是回归到了原点的, 但是追求未知生活的智慧是必要的。

3、忍耐的女子

近代日本社会中, 像《粗暴》中的阿岛一样自立, 坚持用自己的双手开拓生活的女性是极其稀少的。在社会底层的女性, 为了生存, 不得不忍耐来自男性、家庭以及社会的不公。《霉》中的阿银, 《新世代》里的阿作均是此类代表。

《霉》中的阿银, 与笹村生下孩子之后, 被笹村所厌恶, 甚至吵架中数次被驱赶。但是, 从前曾经有过一次婚姻的阿银, 离开了这里的话就再无可去之处, 也不能再与别的男子在一起。但她从小耳濡目染伯父一家, 于是她忍耐。忍耐与别的女性有染的笹村, 照顾孩子, 维持一个家庭的形象。

另外, 在《新世代》中笨拙的阿作寄生于吝啬的新吉。不论新吉用怎样恶毒尖酸的语言攻击她, 她都不作理会, 在新吉的面前只是讪讪地笑着, 不停的道歉, 只在阴影中哭泣。另外阿国在家里的时候, 阿作还默默忍受三人的生活, 直到阿国离去。

秋声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像阿作这么笨拙的女性角色, 但是也几乎没有像阿作如此能忍耐的女性。阿作与阿银相似, 自己微弱的力量无法把握生活, 因此无奈之下, 只得忍耐不公, 拼命守护自己找到的安身之所。

4、总结

本文从德田秋声笔下的女性人物所面对的婚姻, 生产等问题出发, 尝试分析了在男本位社会中不断寻找能够让自己自己安身、安心的场所的庶民女性们的形象。从以上所分析的女性可以看出, 秋声所刻画的女性并不是理想化的女性姿态, 而是生活中在我们的周围就可以见到的, 庶民中的女性。这些女性并不是打破观念虚构出的形象, 而是有血有肉的实际女性。今天会比昨天好一点, 明天会比今天更好一点, 她们抱着如此的稀薄希望, 过着每一天。每一天的日子过去, 这种希望就更加稀薄一分。这样的生活事实上到如今依然普遍可见。秋声刻画出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修养, 没有什么明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但是却仍然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让生活过得好一点, 不知不觉地上了年龄普遍存在的女性。而不管是粗暴的女性, 忍耐的女性, 自立的女性, 还是依靠男人的女性, 在这个世间靠女性一人柔弱的双肩是很难承担起生活的重担的。不管是哪种女性她们都在用尽自己的智慧寻找自己的幸福。

参考文献

[1]紅野敏郎.論考徳田秋声[M].桜楓社, 1982.

[2]徳田秋声.徳田秋声集[M].筑摩書房, 1957.

[3]佐々木徹.徳田秋声論[J].立教大学日本文学, 1967:18·19号.

[4]榎本隆司.『あらくれ』考[M].文学·語学, 1960.

[5]榎本隆司.『黴』の成立とその意味[M].早稲田大学国文学会, 1958.

[6]佐々木浩.『新世帯』試論――構成手法を中心に[J].函館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紀要1970:4号.

9.杜牧笔下的女性 篇九

周大新的在创作时把目光更多投注在女性身上, 他笔下女性有着自己迥异的鲜艳特征和强烈个性, 她们的性格或是温婉质朴, 或是热烈奔放, 或是果敢坚强, 这也注定了这些女性会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历程。想要探寻周大新笔下的女性世界, 有必要从社会、历史、文化的广阔视野和地域文化的特殊视角解读周大新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进一步探析作者的心理文化, 揭示其创作女性形象的思想价值、文化意蕴。

1. 坚韧自强的新女性

当代河南作家中有很多作家塑造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形象, 同样是南阳籍的作家张一弓, 他创作的荣获了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小说《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中的主人公春妞儿就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新女性代表, 她不是自怨自艾的弱者, 面对生活她表现出了甚至超越男性的勇敢和坚韧。而周大新笔下最出彩的女性形象也当属这一批自立自强、坚韧不拔的新女性形象, 其中的代表就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的主人公暖暖, 她敢于选择自己的爱情, 丈夫有难她牺牲自己相救, 靠自己顽强不息的奋斗带动家乡旅游业发展, 改变了家乡面貌和村民的生活。暖暖显示出的是难得的果敢拼搏, 始终向善的宝贵品质。还有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的主人公邹艾不甘于贫困, 敢于和命运搏斗, 在血和泪中不断向上攀登, 从未灰心, 从未放弃, 最终成功拥有自己的事业。本节就是把这些新女性归类, 挖掘她们不同人生历程背后的坚韧自强精神。

2. 抗争失败的悲剧女性

周大新作品中还有一类女性, 这一类女性不甘心沦为封建传统的迫害者, 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 却抵抗不过悲剧的命运。这一小节归纳的是周大新笔下的悲剧女性。其中的代表形象就是长篇小说《第二十幕》当中的盛云纬, 盛云纬一生可谓是为情所困, 一直钟情于尚达志的她却做了他人的三姨太沦为玩物, 之后在中国现代历史变迁中风云四起, 一次次熄灭她爱情的火焰, 最终与尚达志的感情无果, 对尚达志的感情至死不渝。书中的另外一个女性曹宁真也是为爱牺牲的悲剧形象。《银饰》中的碧兰也属于这一类形象, 碧兰生活在一个典型的封建家庭, 自己的丈夫也是不正常的, 长期压抑在畸形的夫妻生活中, 终于碧兰解放了自己的肉体寻求到了自己渴望的那一种温暖慰藉, 然而封建的枷锁早已锁牢了碧兰的一切幸福可能, 她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最终也是封建礼教的祭品。

3. 传统标准下的“贤妻良母”式女性

周大新书中与女性形象截然不同的另一类女性就是一直恪守着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长篇小说《第二十幕》中的顺儿就是这一形象的代表人物, 她是尚达志的父母依据自己的标准为儿子挑选的媳妇, 从嫁进尚家大门开始, 顺儿就一直扮演着一个努力相夫教子, 孝敬公婆, 任劳任怨的好儿媳, 哪怕是知道丈夫心中的人不是自己, 顺儿也毫无怨言, 甚至还鼓励丈夫和别的女人走在一起, 这样的顺从和隐忍是传统礼教下的女性应该有的心理素质。从这标准看, 顺儿就是所有传统旧式女性的形象浓缩影像。还有《伏牛》中的哑女荞荞, 她和瘸腿的顺儿一样都是残疾人, 然而荞荞的境遇更凄惨, 和顺儿一样面对不爱自己的丈夫, 荞荞能做的也只有起早贪黑, 默默承受, 最后还要为不爱自己的人牺牲。这样的旧式封建女性都是低眉顺眼又无怨无悔的, 封建礼教从小便扼杀掉了她们的自我意识, 这也是她们悲苦命运的始作俑者。

二、周大新小说中女性群像形成的文化因素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 周大新把目光从军营转投到家乡南阳“豫西南小盆地”, 诚如周大新自己所说:“在这块古老而新奇、贫穷而丰饶的土地上, 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周大新以各个角度描绘着家乡风光和盆地人民的生命经验。在他的描述里这块盆地异常美丽, 巍峨的桐柏山耸立于东, 连绵的伏牛山卧于西北, 苍翠的武当山、大漠山横向于南。盆地里气候温润、雨量充沛, 生长了从温带到亚热带的各类动物和植物。盆地人的祖先从原始社会时期就在这块土地上刀耕火种, 繁衍生息, 一代代人的不辍劳作开拓了荒漠, 创造了丰厚的文化, 但由于大山的环围, 终未改变闭塞、愚昧、贫穷的生存环境。周大新的小说, 故事多发生在南阳盆地, 有着浓郁的地域色彩。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更是烙上了深刻的地域文化特点。《湖光山色》里对伏牛风光的描写, 对楚地文化的描述, 尤其是楚王文化作为一种隐形的力量, 改变了暖暖的丈夫也改变了整个村庄。同样《走出盆地》中关于南阳盆地形成由来的三个神话故事前后贯连着邹艾走出家乡的奋斗历程, 于是周大新笔下的女性既有盆地人民的淳朴善良, 又有着自强不息的坚韧品格。

周大新在叙事时总能充分体现他的现实主义, 他的作品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湖光山色》中的暖暖从走出去, 到返乡后创业, 都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 城乡之间的距离在拉近, 暖暖把在城里学到的东西带到农村, 在城里她也练出了敢想敢做敢担当的性格, 在自己的楚地居生意风生水起之时, 她也能不忘初心, 待人为善, 从商为诚。可以说暖暖身上的宝贵品质都得益于是市场经济对乡村影响。与其说周大新笔下传统女性的悲哀是由于封建礼教的迫害, 不如说直接导致他们婚姻悲剧的是封建式的家庭和那个愚昧的年代。

周大新在谈到自己的乡土文学创作时说到自己深受沈从文的影响, 尤其是作者潜在的城乡对立意识, 周大新认为沈从文描绘的湘西生活中流露的唯美的调子, 对乡村普通人的关怀和宽恕都是值得尊敬和效仿的。于是通过文本对读不难发现, 周大新笔下的一些女性形象有着沈从文笔下女性形象的影子, 沈从文在表达女性命运的历史轮回时, 多从个体生命传承的角度来挖掘湘西社会的原始、愚昧和古朴, 如《萧萧》中的萧萧, 《一个女人》中的三翠等。而周大新多通过不同时代女性命运的变化来诠释这种悲剧的历史宿命。《第二十幕》中盛云纬、曹宁贞和王文蕊三者虽然是属于不同时代的女性形象, 但她们的悲剧命运具有强烈的历史传承性。另外一个影响周大新的文学巨匠是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女性拥有的是爱的激情, 爱的勇气和爱的信念, 正是这一点影响着周大新的创作, 首先周大新认为人生既是苦难史, 于是这份爱的思想就成为周大新通过女性写作表达自己观点的视点, 周大新笔下的女性所拥有的爱的情感是她们活着和追逐梦想的全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