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州教育督导体制改革综述

临夏州教育督导体制改革综述（共8篇）

1.临夏州教育督导体制改革综述 篇一

当代外国道德教育改革综述

青少年道德水平下降、违法犯罪突出是现代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表现为思想意识倒退、违法犯罪现象突出、毒品泛滥、离家出走、自杀、性犯罪等.为改变这种状况,各国政府采取了诸如加强对道德教育的调控职能、改革道德教育内容、探索道德教育新途径、重视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等措施.分析研究外国道德教育改革,能为我国德育改革提供学习经验和思路.

作 者：严正辉 作者单位：西昌师专教育系,四川西昌,615000刊 名：四川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ICHUAN COLLEGE OF EDUCATION年，卷(期)：18(7)分类号：B82-051关键词：道德教育 青少年 违法犯罪 教育改革

2.临夏州教育督导体制改革综述 篇二

一、对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解读

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不断发展, 我国教育管理体制也在不断调整之中, 在此期间形成了三种模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体制称谓:一是“国家主导型办学”体制 (新中国成立-文革结束) ;二是“分级办学, 分级管理”体制 (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 ;三是“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 (2001年-至今) 。 (1) 叶澜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研究》中有类似观点, 只不过“国家主导型办学”体制更换了说法, 即“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 但其实质没有发生根本上的变化。 (2)

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的基本形式是属于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制度, 是一种以中央集权为基本, 中央和地方管理适当结合的制度, 其特点为:一是党对教育行政的领导 (政治路线、政策的领导, 而非直接行使教育行政组织的职能) ;二是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 (大的方针、政策、宏观规划等由党中央与国务院制定, 具体由各级教育行政组织与职能部门等执行实施) 。 (3) “党的领导、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虽然从内容上看, 是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呈现的特点, 但从模式上去分析, 无疑与“三种体制”相通。自建国以来, 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虽经历了多次变革, 但目前的管理体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二、关于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背后引发的教育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研究

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不同时期的体制称谓中, 表现出其不同的价值取向度。“国家主导型办学”体制是“追求阶级内平等”, “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是“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以县为主”体制是“兼顾公平”。在这逐步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 其价值向度也逐渐由阶级平等转移到效率优先上, 进而上升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上。一方面, 这说明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而有其显著成效, 另一方面, 又说明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成为评价教育政策的两个主要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是逐步从侧重效率转向关注公平, 但并不意味着效率与公平是相互对立或不可调和的。在改革开放过去的三十年中, 效率和公平通常同时反映在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之中, 只不过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其侧重点有所不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及以前主要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新世纪以后, 主要奉行“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应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教育优越性的要求, 才有现阶段的“兼顾效率与公平”。

学者鲍传友对教育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以县为主”是基础教育管理领域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其目的在于缓解“分级办学, 分级管理”所造成的教育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 “以县为主”难以适应我国区域差距巨大的现实国情和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教育公平的新要求。 (4)

综上, 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背后呈现出的教育效率与公平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自2002年基础教育推行“教育公平”的“以县为主”体制, 试图在确保教育管理效率的同时缓解乡镇办学所带来的教育公平以来, 我国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围绕“教育公平”这一主题展开,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关于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研究

在对我国现行整个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 其存在以下问题:垂直式层级的组织形态与“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管理权限之间存在很大矛盾;教育管理权集中于国家一级行政机构, 分级管理无法落实;管理权限改革与行政管理手段落后之间的矛盾;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 亟需完善。这与褚宏启在《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30年简评》 (5) 一文及卢羡文在《试论我国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6) 中的主张是一致的。

对以上存在的问题, 有关学者提出了建议及对策:重构政府教育行政职能, 适度放权, 实现教育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精简行政机构, 明确部门职能与分工, 提高教育行政的效率;借鉴企业绩效管理, 在绩效管理过程中进行过程评价和绩效评价;健全教育行政法规与政策, 并据此对教育行政机构的权限进行规范化管理;完善行政监督和参与机制, 依法对相关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等。 (7) 另外, 相对于中央政府众多的人才而言, 地方教育管理机构中的人员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有很大欠缺,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可采取由“国家控制向政府监督”的转变。 (8)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应办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教育,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 在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事业上还任重道远。

注释

11 鲍传友, 冯小敏.中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变迁及其价值向度[J].教育科学研究.2009 (05) :27.

22 叶澜.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28.

33 唐彪.浅析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 (04) :50-51.

44 鲍传友.“以县为主”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及思考[J].教育科学.2009 (03) :6.

55 褚宏启.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30年简评[J].中小学管理.2008 (11) :4-8.

66 卢羡文.试论我国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J].中小学管理.1996 (12) :10-11.

77 转引自侯怡.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综述与政策性评价[J].教育教学论坛.2014 (24) :21.

3.临夏州教育督导体制改革综述 篇三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工作会议综述

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

12月2日至3日，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工作会议，总结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工作经验，谋划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对会议专门作出重要批示，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

这次会议是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闭幕和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后，职业教育战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工作会议，也是新世纪以来职业教育战线召开的第一次关于教学工作的会议。会前颁布的《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提出了本届政府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是教育部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实施的第一个行动计划，对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抓住当前关键战略机遇期，切实提高中职人才培养质量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用两个“前所未有”，强调了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都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做了系统规划和部署，职业教育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切需要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作为支撑，职业教育在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服务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中的地位作用前所未有。

袁贵仁指出，一定要深刻领会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是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期盼，是当务之急和长远大计。

近年来，我国中职教育快速发展。2009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近870万人，在校生近2200万人，办学规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了三个方面的基本能力：

——具备了大规模培养数以亿计中高等技能型人才的基本能力；

——具备了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基本能力；

——具备了服务国家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基本能力。

但同时，我国职业教育规模能力大与质量结构不尽合理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在教育教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教育质量还有待提高。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高度重视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切实推动中等职业教育由比较多地注重规模扩张，向更加注重内涵发展、质量提高转变。”对此，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总结说。

刘延东国务委员的批示、袁贵仁部长的讲话和鲁昕副部长的总结引起了与会600多名代表的强烈共鸣。

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表示，近20年来，上海中职教育走过了从“做大、做强”到“做强、做精”的转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作为整个教育的核心理念，上海职业教育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加注重内涵建设，“做精、做特、做强”，全面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云南省教育厅职教处副处长杨伟介绍说，2010年，云南职教招生人数第一次突破了30万人，高中阶段职教首次超过了普教。“职业教育发展正从注重规模扩大阶段转入注重内涵提升阶段。要让学生个顶个，受社会欢迎，必须切实提高中职教育的质量。”

同他们一样，把加强专业、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作为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主要工作抓手，努力增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全面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已经成为与会代表们的共识，这也将成为全国职业教育工作者的共识。

深化中职教育教学改革，大力提升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需求吻合度

教育的核心是教学，教学工作抓不好，提高质量就是空谈。

为什么有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好的岗位？为什么有的岗位招不到好的学生？出现这个矛盾，就是因为学校办学与产业发展脱节，教学内容与岗位要求脱节，培养的针对性不强，学生的适应性不够。

袁贵仁对此指出，要按照职业教育规律和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以校企合作为主线，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培养模式、教学模式、评价模式，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以专业、课程和教材建设为主要抓手，不断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要把大力提升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需求的吻合度作为关键切入点，要特别重视在人才培养上更多地听取行业企业的意见，促进行业企业参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努力实现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

蓝图已经绘就，重在贯彻落实。

根据会前颁布的《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部署，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近期将重点推进建立教育与产业对话协作机制、推进中等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合作办学、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德育工作、加强中等职业学校专业建设、推进中等职业学校课程改革、推进中等职业学校教材创新等工作。

会上还成立了全国财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43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由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行业组织遴选的10家全国中职教师企业实践单位也已在会上授牌运行。

中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孙长庆表示，大会中传达的这些重视行业、让行业发挥指导作用的信息，表明了教育部职教改革的新思路，让行业的代表们很振奋。而会上提出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方向，完全抓住了职业教育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将充分配合，在制定行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人才需求预测，专业建设标准，教材课程体系创新，教师学生到企业顶岗培训实习，技能大赛和教学质量评估等方面发挥好引领作用。

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凸显职业教育教学新变化

深入研讨谋划改革创新，群策群力促进教育发展。

参加此次会议的600多名代表中，不仅有教育部门负责同志，还有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行业组织、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代表，有关地级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部分委员、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指导委员会委员。这种行政人员和教研人员相结合、宏观决策人员和一线教学人员相结合、产业界和教育界相结合，尤其一半的参会人员是行业企业代表的与会人员构成，充分体现了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特色。

大会在部署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工作的同时，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展示活动，凸显了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和特色。

会上开通了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平台。全国87万名中职学校教师和近2200万名中职在校生，甚至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在线分享19个专业的1825个中职学校精品课件。

平台刚刚开通就受到了广泛欢迎，像《photoshop中动画的制作》课件的浏览次数已达到近24万人次，下载692人次。网友建民评论说：“很不错，可以运用到日常教学中去，这么好的课件请以后多做点，放到网络上让我们下载学习。”

会上，南京市中等专业学校、陕西省榆林农业学校等8所中职学校的一线教师作了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经验交流。交流内容通过网络向全国80多万中职教育工作者直播，目前已有15万人点击观看。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教师曹律看了天津市机电工艺学校的交流视频，心情非常振奋：“我们也正在模拟工厂环境，开展仿真实践教学，让毕业生和员工两种角色实现平稳对接。兄弟学校的做法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也激励我们要做得更好！”

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分四路走进上海的中职学校，现场观摩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德育等专业的改革公开课。这些课也通过网络同步直播，目前已有2万多人点击收看。

160多种职业教育创新教材和辽宁省信息化教学资源也在会议期间向参会代表进行了展示。

4.临夏州教育督导体制改革综述 篇四

2011级会计2班 马成祥 P112315719 伊斯兰教对临夏回族教育的影响

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具有明显宗教特征的文明体系，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教育作为伊斯兰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求知和终身教育构成了伊斯兰的教育观，成为伊斯兰教育的指导原则。客观地说，伊斯兰教教义鼓励求知、崇尚教育、尊重教育的实践者。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伊斯兰教的积极教育理念并没有被完全实践，在有些地区的某些时期伊斯兰教曾被人们歪曲，从而也严重地阻碍了穆斯林民族教育。

一、当下伊斯兰教对临夏民族教育的影响

解放以前临夏回族对汉文化抵触情绪很严重，回族子弟很少上学念书，回族教育落后，文盲充斥，而当时一些回民宁愿将子女送清真寺念经，而不愿进汉族办的学校，当时的穆斯林群众持有“学习汉文化等于随了汉教”，“越念书离教门就越远”等错误的观念。马福祥、马步芳当时很重视回民教育，在甘肃、青海、宁夏办了许多学校，回汉学生兼收，但回民家长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不高，马步芳曾强令回民家长必须将自己家儿童送学堂上学，于是一些家长出钱雇汉族儿童替自己家孩子念书。解放以前伊斯兰教的确对回族教育影响很大，解放后国家法律规定宗教不得干预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临夏穆斯林到外地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体会到没有文化在外面寸步难行，主动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念书。广河是全国穆斯林人口占比例最高的一个县，这几年广河考取大学的学生最多，有的考取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临夏、兰州、会宁等地高中上学，因为这些地方教育质量高，现在临夏学习好的学生家长都全力支持上高中。

临夏回民中学校长马建军认为，现在临夏伊斯兰教对民族教育不但没有影响，而且还有促进作用，临夏经济文化越发达的地方，宗教对民族教育的促进作用就越大一些。新华寺阿訇讲卧尔兹时经常讲文化知识的重要性，鼓励教民学习汉文化，要求家长将孩子送学校念书，并且要上大学、读硕士、攻博士，阿訇还讲什么是人才，有知识的人是人才。阿訇的讲话影响很大，现在临夏中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在98%以上，没有上学的都是少量残疾儿童。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没有实质性冲突，一个合格的穆斯林也是一个好公民，信教虔诚的穆斯林很少有犯罪的行为。如广河县回族青年犯罪率较高，公安局长希望当地开学阿訇在规劝回族青年走正道、减少犯罪方面起一定作用。阿訇讲，“经常进礼拜寺礼拜的人不犯法，犯法的人不进礼拜寺”，这也说明宗教对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犯罪也有积极作用。伊斯兰教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宗教，《占兰经》〈圣训〉)等经典许多地方谈到教育的重要性，包括对教师的尊重，对教外有知识人士的尊重。只有对伊斯兰教有深入了解，才知道伊斯兰教是重视教育的宗教，一知半解者才产生错误认识。临夏州各界人士已经普遍形成重视教育的风气，不重视教育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不重视教育的家长是不负责任的家长，不重视教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临夏市绝大多数阿訇、知名人士、门宦负责人，对发展民族教育非常关注，并在实际行动中配合政府做了许多事，如白庄门宦负责人马进成个人出资征地，创办白庄小学，正式创办后由政府接管。胡门门宦马国泰，张门门宦张明义，穆夫提门宦拜玉芬、张志祥等出资办教育，并担任名誉校长，为贫困学生资助学费，推动了临夏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9(%以上宗教人士支持教育事业，他们不但动员本坊穆斯林将孩子送学校读书，带头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兰州等外地求学，希望能考上好大学，为广大穆斯林树立了学习汉文化知识、重视教育的榜样。每年两代会上，宗教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提议案和发言，首先谈到的是教育。另外，改革开放致富的一些回族人士首先想到的是办教育，马效忠、马进效自己捐款，同时动员回族企业家捐款，创办了木场幼儿园。

二、临夏伊斯兰教界办教育的几种模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临夏除了国家办的教育外，又出现了民间办教育的热潮，可归纳为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已在临夏市内外推开，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甚至在全国穆斯林社区产生影响。

(一）临夏中阿学校模式

临夏中阿学校是宗教人士于1977年2月创办起来的一所民办学校。创办初期设有男女两个教学部，动员回族失学女子入学，并对中国传统经堂教育方式进行尝试性改革。在课程设置上，除阿拉伯语外，又增加了汉语、历史、地理、体育等现代课程。在招生上不受地域、民族限制，学生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穆斯林青年，这些穆斯林青年学子大多是高中、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又找不到合适职业，因临夏中阿学校入学门槛低、学费低，于是转向临夏中阿学校学习。中阿学校开创了学校“董事会”的管理模式，使学校可以持续、健康发展。1989年8月经临夏市文教局上报州教育局同意，正式批准成立了“临夏中阿学校”，学校性质为职业技术学校，至2005年，已毕业的学生共约2700人。

临夏中阿学校的开办，适应了广大穆斯林群众对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知识的渴求，在国内穆斯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中阿学校的学生经过几年学习，能熟练运用阿拉伯语会话，许多阿拉伯语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我国与东南亚及阿拉伯国家经济贸易中充当翻译角色。阿拉伯语学校的出现体现了新时期民族教育发展的多元性及适应了广大穆斯林群众对发展民族文化迫切性的要求。

过去经堂教育反对学汉语，培养出来的人看不懂报纸、杂志，无法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法律法规，经堂教育培养的大多数满拉只会诵读《古兰经对现代阿拉伯语读、听、说一概不会，所以经堂教育培养出来的满拉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内部不团结，各教派门宦之间及其内部矛盾重重，中阿学校注重素质教育，教育学生摈弃教派门宦之间成见，培养‘经汉两通’的新型人才。近千年来清真寺不重视女子教育，这种观念还延续到现在。中阿学校为求知的穆斯林女性提供学习机会。

临夏中阿学校开创了我国民办民族教育的新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即照顾到穆斯林青年对阿拉伯语和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热情，又以社会对人才需求为导向，加强技能培训，打破了数百年来阿拉伯语只作为穆斯林群众进行宗教活动或阿訇诵读《古兰经〉〉时的专用语，而是作为一门外国语言来学习。中阿学校从教师知识结构、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教学设施方面向现代正规大学靠近，它不仅为中考和高考失利的穆斯林青年提供了再学习机会，也减轻了国家在教育资源和就业方面面临的巨大压力。近年来从临夏中阿学校毕业的学生有的进入国内一些大学继续深造，有的出国前往马来西亚、泰国、埃及、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也门、突尼斯等国留学，有的被国家政府部门录用为公务员在宗教局工作，有的进入各类学校包括经学院任教，有的在各省、市、县伊斯兰教协会工作，有的担任清真寺教长，主持一方教务，如早期毕业的藏族穆斯林学生牙古现任拉萨市清真寺教长，并任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有的前往外贸经济发达的义乌担当阿拉伯语翻译，起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济贸易的桥梁作用，有的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经过数年拼搏创办中介公司、逐渐成长为企业家。

(二）临夏木场幼儿园与和平小学模式

1993年回族穆斯林马进孝先生为了改变当地穆斯林幼儿教育落后现状，借用临夏市木场清真寺的房屋创办了民办的“临夏木场幼儿园”，还成立了幼儿园董事会，缓解了当地幼儿园数量少、学前儿童入学难的问题。马进孝先生聘请临夏师范学校的教师作为幼儿园兼职老师，又出资培训几位回族女高中毕业生成为专职教师。幼儿园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本着“家庭、社会、学校三结合”的教育模式开展工作，当时入院幼儿有200多名。至1996年因临夏市人口增多，开始出现幼儿升小学难的问题，马进孝萌发了再办小学的想法，由于条件不成熟，未能办成。1997年在政府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马进孝终于办起了小学，招收学生以外来临夏打工、经商等个体户的子女为主，第一次招收了20多名小学生。学校命名为“临夏市和平小学”。2002年第一届小学生毕业，基本都升入初中。现在和平小学在校小学生580余名，幼儿园学前儿童300余名。

临夏木场幼儿园创办以后，在临夏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有识之士先后投资创办幼儿园25所，解决了幼儿教育和入园难的问题，也促进了临夏初等教育发展。据临夏回族自治州教育局2005年的统计，全州共有幼儿园52所，其中公办幼儿园18所，民办幼儿园31所，民办幼儿园中，仅临夏市就有25所，得到当地教育部门的充分肯定。我们在调研时也有人反映，因一些幼儿园和小学为穆斯林所创办，认为在教学中有宗教内容，有宗教干涉教育倾向。但大多数群众认为民办小学和幼儿园管理规范，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进行课程设置和管理。同时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这些穆斯林创办的幼儿园和小学中就读的有大量汉族子女，可见上述干涉之说并不存在。

(三）新华寺业余学习班模式和下二社清真寺教育模式

新华寺业余学习班是由马海平先生创办的。马海平，男，回族，临夏市人，小学文化程度。1958年小学毕业后经营小本生意，1965年至1980年用毛驴车搞运输，挣些运费，维持生计。他从多年的低层社会生活中充分认识到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难处。1986年马海平在临夏市北大街借了几间民房办起学习班。他利用晚上的闲余时间，招收一些有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和阿拉伯语愿望的老年人、个体经营人员，一方面教阿拉伯语拼读，一面教《古兰经麵读和一些基本的伊斯兰教知识。以提高这些人的文化素质和宗教素质，使他们成为一个有文化、懂法律、懂宗教知识的公民。随着参加业余学习班的人员越来越多，他征得临夏市伊斯兰教协会同意，在市伊协会议室召开开学典礼。学习人数最多时达到100余人，由于教室狭窄，他又与新华寺协商同意后，把业余学习班搬到了新华寺。业余学习班一直坚持每天晚上学习一个小时，既不影响工作，还能学到一些文化、宗教、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深受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欢迎。马海平还邀请临夏州禁毒委在清真寺开展禁毒宣传；聘请民族宗教部门的领导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聘请党校的老师讲民族史;聘请企业家讲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通过清真寺业余学习班使他们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新华寺业余学习班开办以来，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临夏市内的一些清真寺和外地一些清真寺也办起了业余学习班，新华寺经常接待云南等地穆斯林参观学习。

现今临夏的经堂教育主要是清真寺教育，清真寺的经生规模不一，规模较大的可达100多名，招生范围也较广。以下二社清真寺为例，2006年其在册学生81名，来自宁夏的有8人，来自甘肃的有40人来自新疆的有17人来自青海的有12人，其余来自河南、陕西、安徽和上海等地。经生的民族成分除回族之外，有数量不少的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其招生对象是年龄在16岁以上、初中毕业、身体健康、品行端正的穆斯林男性青年。开设课程有：古兰学、经注、圣训、圣训学、信仰学、信仰学原理、教法学、教法学原理、道德修养、逻辑学、伊斯兰教史、宗教学、宗教学原理、阿拉伯语、汉语、英语、计算机。学制为5年，毕业后由清真寺或推荐到其他清真寺任教，或推荐去国外留学。

5.临夏州教育督导体制改革综述 篇五

调研发现, 各市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机构对实施新课程的意义和目标任务都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对高中课程改革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的统筹和部署。各高中学校为顺利推动课程改革, 在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师资培训等方面都做了调整和完善;在通用技术、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设置上有了初步的设想和安排, 大部分学校装备了通用技术教室, 抽调了专职教师, 从硬件上、师资上基本能保证通用技术课的开设。广大教师对新课程结构、学科课程标准和学科教材把握较为准确, 在一定程度上稳步推进了新课程的实施。更为可喜的是, 有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整体谋划高中发展、积极探索办学模式多样化、突出特色办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种办学思想符合高中课程改革的推进要求, 符合国家大力倡导的发展特色高中的办学思路。有些区县一中、农村中学、城市普通高中的管理者和教师能够深入学习, 认真钻研, 敢于创新, 确立与新课程相适应的教育理念。他们认识到这次课程改革是谋划高中发展的良机, 认识到课程实施、课堂教学是课程改革中具有实质意义的环节, 办学目标明确, 工作思路清晰, 从校园文化、制度管理、学科课程建设、校本课程研发、课堂教学模式、学业评价改革、校本教研等方面都有了大胆的探索与实践, 已经开始显现其蓬勃生机, 教育教学成果显著。毋庸置疑, 这次课程改革创造了一批勇于创新、特色鲜明、发展全面的高中办学典型。

但是, 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 有些高中学校的管理者把课程改革等同于课堂教学改革, 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不清晰, 导致了高中课程改革的实施在一些方面并未落到实处。如新课程方案的制定并没有结合学校实际, 导致运行起来困难重重或流于形式;在教育教学的管理、制度的落实上, 缺乏行之有效的机制;在课程设置上, 学校考虑到升学率, 仍过分增加高考科目的课时, 压减选修课的内容安排, 没有体现课程设置的多样性、个性化;课堂教学力图通过导学案、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进行, 但也遇到一些困惑, 如导学案问题设置、训练内容是否科学?是否真正实现了高效课堂?学业评价上, 基本上仍是以考定分, 过程性评价缺失;校本教研仍在低层次、低水平徘徊, 缺乏专业引领, 等等。

一位自始至终参与课程改革的专家说过:“没有困惑、苦恼、甚至彷徨, 说明改革还未真正起航;没有问题和挑战, 说明改革仅仅停留在表面;没有争论、甚至反对声, 说明改革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引起强烈关注, 激发激烈的辩论, 恰恰说明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1]高中课程改革在河北省一路走来, 出现问题、遇到困惑都是正常的。作为参与课程改革的教育工作者, 必须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武装头脑, 努力探索实施课程改革的方法和途径。

一、确立新的教育理念, 是高中课程改革的首要任务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教育理念对教育教学起着指导和引领作用。大力推进高中课程改革, 调整和改革高中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 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高中教育课程体系, 是一场攻坚战。作为教育工作者,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中课程改革绝不只是换一套教科书, 也不只是课程内容的修修补补, 而是一场教育观念的更新, 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整个改革涉及到培养目标的变化、课程结构的改革、学科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教材改革、课程资源的开发、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师资培训等, 是一个由课程改革所牵动的整个高中教育的全面改革。我们需要在本次课程改革中, 组织学习与培训, 开展反思与讨论, 提高认识, 强化责任。只有实现理念的转变, 才能从根本上落实课程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 从而确保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只有理念转变了, 才能将先进的教育思想融入到学科教学中, 高中课程改革的目标才能真正达成。在对广大教师的培训中, 不仅要关注学科知识的培训, 更加要注重教育理念的培训, 在培训内容上要进行审慎选择, 强化教师的课程研究能力。

二、借助高中课程改革, 重新构建学校的各项制度

高中课程改革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为保证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 高中学校要在不断完善学校常规制度的基础上, 着力研究新课改形势下的制度建设, 以适应新课程实施的要求。正如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前副司长朱幕菊所说的, “课程改革到深处是制度”。高中学校要重视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 调动广大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 积极探索形成学校特色的课程管理新体系, 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机制。根据课程改革的需要, 应重点建立健全高中课改研究例会制度、校本教研制度、高中课改总结交流制度、高中课改档案管理制度, 开展学生发展性评价和教学质量监测研究机制、完善和创新教师队伍建设机制, 等等。其中, 最重要的是要关注教师队伍的建设, 以教师专业发展为重点, 切实完善和创新教师队伍建设的制度机制。

三、强化校本教研机制, 深化课程改革

课程改革是一项需要通过持续研究与实践来不懈推进的教育内涵发展的工作。为更好地帮助广大教师实现课改理念到教学行为的转变, 需要校本教研机制的有效跟进。校本教研有利于校本活动的整合, 有利于学校特色的创建, 有利于教研形式的改善, 有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 对学校的发展意义重大。校本教研活动的范围既可以是在学科内、学校内, 还可以打破学科界限、学校界限甚至区域界线, 根据需要组建各种活动团体。实践表明, 校本教研已经成为促进全体教师通过开展研修和实践, 增强自身专业能力,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有效机制。在校本教研中, 教育实践研究和教育理论研究缺一不可, 两者的有机结合, 是教师专业水平提升的必然选择。

教育实践研究是校本教研的核心和重点。它是教师、学校根据自身发展需要, 主要依据现有人力、物力、信息资源的优势, 为解决教师、学校在教学及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而开展的研究。

教育理论研究是校本教研的提高和升华。它是以学校资源为主要依靠, 针对学校各项问题, 以课题研究方式开展的一种教研活动。提倡人人参与, 教师即研究者。理论研究是促进教师专业化的重要途径, 它不但可以提高教师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 同时也可以促进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提高。

四、提高办学水平, 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师专业发展规划

教师是实施新课程的主力军, 各普通高中要把学校建成一个学习型组织, 充分利用学校的一切资源, 建立健全适合本校实际的教师专业发展规划。通过依托专家引领、骨干教师带动、教师集体的同伴互助以及教师的自我反思, 努力营造有助于教师专业成长的良好氛围和健康有序的教研文化, 更好地促进不同层次教师的成长。学校的教师专业发展规划应适应不同层次教师的发展需要, 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培养要求, 采取“导师制”、培养学科带头人、打造名师等方式, 创建多元培养和发展的模式。

以校本教研为主导, 融教学、教研、培训于一体, 引导教师通过个人反思、同伴互助和专业引领等途径, 努力实现教师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学校要制定清晰而明确的激励机制, 力争在短时期内, 培养和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

五、研究开发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

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特点之一是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实验) 》中指出:“学校应加强课程资源建设, 充分挖掘并有效利用校内现有课程资源。同时, 大力加强校际之间以及学校与社区的合作, 充分利用职业技术教育的资源, 努力实现课程资源的共享。”[2]校本课程的开发做为高中课程改革的热点之一, 是建设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一个新课题, 也是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校本课程的研发可以使地方和学校真正拥有选择权, 使学校能够更好地体现办学特色。校本课程开发的总体目标应定位于:立足学校实际、构建办学特色, 挖掘教师潜力, 利用一切资源, 满足学生需求。高中学校在执行国家和地方课程的同时, 应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 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 将校本课程开发与建设作为高中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精心规划, 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因地制宜开发出各具特色的校本课程, 力争做到校本课程常态化, 能够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 提高教师的课程意识, 实现学校的课程创新, 彰显办学特色, 增强办学活力, 更好地实现教育目标。

六、找准学校发展定位, 明确办学思路

制约高中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最大障碍因素仍然是分数, 对高考分数和高考升学率的过分追求, 严重阻碍了高中教育的创新和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在“高中教育”部分明确提出几点:第一, 今后高中的发展是多样化发展;第二, 要特色发展;第三, 全面发展和有个性的发展[3]。因此高中教育要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 必须坚持多元评价的方法, 不能单纯以高考升学率作为判断一所学校教育水平的高低, 升学率只是一个结果, 而不能作为唯一的目标, 传统的“千人一面”的教育模式无视学生的学习兴趣, 容易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高中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使每一个学生全面的发展、有个性的发展。要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 就必须避免“同质化”倾向, 走多重内涵发展的道路。例如, 可以尝试与职业高中联合试行“2+1”模式的新型综合高中教育, 探索形成高中教育“立交桥”模式;可以在总结我国以外语、艺术、体育等为特色的高中学校办学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开阔特色高中办学思路, 创新特色高中;还可以凭借独树一帜的校本课程, 确立特色课程建设在普通高中多样化办学中的主体地位, 等等。高中学校要针对学校实际情况、师资水平、学生基础、需求各异的现状, 努力创新多样化的办学模式, 寻求多元优质发展的办学思路。

以2012年高考作为标志, 河北省首轮高中课程改革即将完成。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凭着义无反顾的探索精神, 用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来体验课程改革带来的疼痛和喜悦。在教育实践中会面临很多困难, 遇到不少问题, 但是所有的困难和问题必须经历之后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必须靠我们不断的实践探索, 找到适合学校发展, 教师成长, 学生成才的最佳途径和方法。课程改革是个历程, 是个逐步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创新的乐趣, 我们要将课程改革做为一项事业、一种追求, 不懈努力。

摘要：自2009年秋季开始, 河北省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 至今将满三年。其间, 我们多次调研, 发现大部分高中学校在学科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 教育教学成果显著。同时, 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需要在以下六个方面提升:确立新的教育理念;重新构建学校的制度;强化校本教研机制;提高办学水平, 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师专业发展规划;研究开发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找准学校发展定位, 明确办学思路。

关键词：高中教育,教育理念,课程改革,制度建设,教师专业发展,校本教研,学校发展

参考文献

[1]叶渔.立此存照:媒体中的课程改革十年[J].基础教育课程, 2010, (1～2) :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实验) [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6.临夏州教育督导体制改革综述 篇六

关键词：民族地区,弱势群体儿童,全纳式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1994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提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过程———全纳式教育，指出每个儿童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兴趣、能力和学习的需要和权利。8年以后，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从而使“全纳教育”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国家得以实现，这一法案真正地将关注弱势群体、弱势阶层儿童落实在教育行动中。200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全纳教育的理念带入了中国，率先在中国西部立项调研，试点实行。[1]全纳教育思想提倡普通学校要给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容纳所有的学生。根据全纳教育的思想，学校、社会应该创造出一种全纳的氛围，容纳所有学生，在这种氛围中，每个人受教育的权利都有充分的保障。尤其是在普通学校中，要牢固树立接纳所有学生的思想，逐步创造条件，满足学生的各种不同需求。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弱势儿童教育纳入了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之中。目前在研究弱势儿童教育的时候，人们把目光过多地集中在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弱势儿童上，对于处于民族地区或边远农村地区弱势儿童教育的关注不够。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共同推动和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下，我国弱势儿童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在城市或发达地区还是民族或边远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免费制度的确立，使贫困失学儿童基本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入学率持续上升，辍学率不断下降，男女童入学差距逐步缩小;流动儿童“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民族地区发展弱势儿童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临夏州弱势儿童的教育现状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所在地临夏市，位于甘肃省中部。在全市88.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汉、回、东乡等多个民族的20多万人，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约占53%。临夏市城乡结合地带的回族聚居区，生活着大约2 780多名少数民族儿童。其中180多名在学龄期应受小学教育，200多名应受幼儿教育，共计380名，他们占适龄儿童总数的14%左右，是典型的弱势儿童，他们因种种特殊原因未能在学龄期接受教育。概括起来，这些弱势儿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由于成长环境存在问题而造成的处境不利儿童，有贫困家庭儿童、离异家庭儿童、服刑人员家庭儿童、孤儿以及部分特殊文化区域的儿童;另一类是由于个体发展状况存在问题而造成的特殊需要儿童，有身体残疾儿童、心理发展出现问题的儿童等。[3]

据调查，在临夏州各类弱势人群中，各类残疾人98 566名，占全州总人口1 933.66万人的5.1%。在这近10万残疾人中，有58 000多名残疾人生活在贫困线上，分别占州内贫困人口的31%和残疾人总数的59%。残疾人人数众多，贫困面大，他们子女的教育，成为制约民族地区弱势儿童教育发展的一大因素，而残疾人文化素质不高的现状又成为制约民族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又一“瓶颈”。

临夏州残疾人特殊教育滞后于全省，根据州残联一项统计，近10万残疾人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残疾人仅有4791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11 238名，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32 425名，文盲人数高达50 112名，残疾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仅为65%，远远低于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为发展残疾人教育，尽管临夏州在残疾人入学、学习费用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使残疾儿童入学率从“八五”初的30%左右，提高到了“十一五”期间的69%，但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远远滞后于全省其他地区。据统计，目前全州6～15岁的残疾儿童少年有1.1万人，有条件接受特殊教育的4 400多人，占残疾人儿童少年的40%。残疾儿童失学率高严重影响了该地区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木场幼儿园和和平小学位于临夏市城乡结合地带的回族聚居区，分别创办于1993年和1996年，幼儿园已有较大的规模。在办学中，尝试动员社会力量，利用民间资金，面向弱势儿童，落实全纳式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我们看到两所学校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但在采访中两所学校的校长都乐观地表示:“现在政府和社会对弱势儿童教育态度都有了很大改观，特别是社会对弱势子女就学问题的重视，使我们对学校的前景都比较乐观。近年来，我们小学的学生都趋于稳定，辍学率降低，学生家长对学生的学习也逐渐重视起来，对学生将来发展的期望也越来越高。”

从表1可以看出，学龄阶段弱势儿童在学校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然而在弱势儿童中父母文化偏低的比例相当大，他们的教育观念落后。笔者对和平小学家长的访谈中发现，大多家长希望孩子能完成初中学业，也就是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是他们最大的愿望。要想上高中或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是相当困难的。第一，他们的父母缺乏稳定收入或是收入很低，没有能力或是不愿意为他们继续接受教育提供经济支持;第二，像临夏市木场小学和和平幼儿园这样的全纳式学校教学水平很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学生的学习能力可想而知;第三，民族观念对弱势儿童 (包括女童) 的影响。笔者对木场小学的问卷调查发现，95%的弱势少数民族儿童宗教意识强。对宗教如此高的认同度成了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一堵无形的墙，造成该地弱势儿童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想象十分贫乏，对自己生活的规划定位很低，总是模仿父母亲和周围人们的生活模式来设计未来，他们没想到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现状。这表明该地区弱势儿童对外界了解甚少，也表明该地区能够给弱势儿童提供的成功范例也很少。所以，弱势儿童自身发展的低成就预期也就不足为奇了。民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甚至恶化了弱势儿童尤其是女童的发展，导致了弱势儿童和女童教育的危机，使她们失学成为事实。

三、启示与思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在当前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形势下，和平小学和木场幼儿园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开创了临夏民族地区全纳教育的先河。在弱势儿童教育上迈出了第一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摸索了可贵的办学经验。面对学生中的“弱势群体”，看到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与正常孩子的差距，和平小学教师发自内心最朴实的体会就是“留住孩子，还他们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抚慰他们心灵的伤痛，让他们都坐在教室里，能与老师、同学朝夕相伴，对于他们就是最大的幸福，对社会、对家庭就是一种贡献”。

临夏民族地区因其特殊的文化环境和经济状况，弱势儿童的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和其他地区。两所实验学校专业师资队伍严重缺乏，硬件资源很差，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留守儿童增多，学校教育负担加重。大部分公办学校仍把弱势儿童 (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拒之门外，性别歧视还没有消除，女童平等入学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成为现阶段需要特别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次对民族地区民办全纳式教育的剖析范围小，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从目前民族地区弱势儿童教育的发展进程及其困惑中，也引发了一些关于在基础教育中对弱势儿童教育的宏观思考。

1. 对农村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法律的高度认识得不够

对农村如何保证《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在政策上倾斜得不够;对民族地区教育经费统筹投入的力度不够;如何缩小弱势儿童在受教育的不公平现象，让他们顺利完成义务教育，尚未引起当地政府和社会的足够关注。

2. 对弱势儿童尤其是女童的偏见，在当地的幼儿园及小学，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阻碍着弱势儿童人才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在当地部分少数民族家庭中，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没有消除，还充斥了对女性的贬低，对女性试图改变自身状况的努力表现出漠不关心，甚至进行阻拦。一些弱势儿童家长不讳言这样的观点，“女孩上学以后知道的多了，脑子会更灵活，父母和宗教控制不了他们，怕干出‘伤风败俗’的事情来”。这种观点无疑造成了女童入学机会的不平等。

3. 像和平小学这样关注弱势儿童教育的全纳式民办小学在初创阶段，面临许多困难

如在师源、生源、财源、教学仪器及相关体育器材方面，若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仍有自生自灭的危险。学校教师的频繁更换，教师工资偏低，不利于学校的巩固和发展。在教师培训方面，应和公办学校一视同仁，体现社会公平，落实教育公平。值得一提的是中英甘肃基础教育教师培训，欧盟项目的教师培训，义教项目的学历教育，更要惠及全纳式民办小学。

促进教育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弱势儿童同其他孩子一样，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孙中山语) 。知识经济一方面给弱势儿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提供了在各个领域展示才华的机会;另一方面，它使没有一技之长的弱势儿童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在弱势儿童教育中，要有大局意识、全局观念，着力改变社会上存在的歧视和排斥的现象，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要大力缩小城乡、地区、民族、性别等方面的教育差异，建立弱势儿童公平教育的救助系统，创办好人人受欢迎的全纳式教育和特教学校。只有这样，构建一种人人参与弱势儿童教育的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就能够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黄志成.全纳教育——国际教育新思潮[J].中国民族教育, 2004 (3) :27.

[2]朱永新, 许庆豫.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J].中国教育学刊, 2002 (6) :4-7.

7.国企改革观点综述 篇七

关键词：国企改革,观点综述

1当前国企改革观点综述

1.1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 改革的目标模式, 开始并不是十分清晰, 需要在实践中逐渐清晰化。国有企业改革同样如此。

一种观点认为, 国企改革的目标应是使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 理由有三:一是从经济人假设借鉴推论出来的;二是借鉴世界各国国有企业发展的状况来分析;三是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而退出的方式主要有制度性退出和竞争性退出两种。

另一种观点认为, 国有企业不应该退出竞争性行业, 而应该在竞争性行业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因为如果国有企业进入到垄断性行业中, 不可能有效率, 因为在垄断性行业中国有企业会用行政力量去强化垄断。既然在垄断性行业中不可能有效率, 那么国企只有在竞争性领域, 在市场竞争的压力面前才能获得新生。

1.2 关于国企改革中的产权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对国有企业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控制, 国家在一个企业的总股本中占到51%以上就足以控制整个企业。而且, 通过这种方式还能使国家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 强化国家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力。

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过对内部人控制的强劲趋势的认识, 驱使我们寻找一种特别的对企业的外部监控机制, 这种机制即使是在外部人并不拥有决定性的股份, 而经理和工人又不会自愿放弃其既得利益和权利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有效地发生作用。要推行这种机制, 银行就是一个明显的可以考虑的机构。银行监督可以与一定程度的内部人控制相一致, 甚至与之互补。

第三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应当多元化、私有化。国有企业的股东应该多样化, 让法人机构相互持股, 并吸收其他类型的社会股本。

1.3 关于国企改革中的政企分离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 从制度上谈论政企分离的问题, 涉及到两个难题, 一个难题是政企合一的财产制度。根据是政资合一, 资产是国家的, 国家出资, 国家作为老板, 搞坏了国家赔, 困难焦点是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如何分离的问题;第二个难题是,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党执政, 其他的党是参政议政, 所以过去国有企业政企合一的政治条件是党政合一, 到企业层面是党政企三家, 而且党委是领导核心。在中国实行政企分离就要处理这样一个问题, 党企关系怎么办, 这里涉及到党政企基本的政治制度怎么办, 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 政企分开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资职能分开, 即政府的管理职能与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二是政企职责分开, 即政府只用间接手段来管理企业, 并承担起企业分离出的社会职能, 企业实现自主经营。

1.4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一种观点认为, 国有资产委托代理链条可分为政治委托、行政委托和经济委托三个层次, 赶超战略下的我国传统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关系表现为两头薄弱和较强的行政色彩。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呈现一种逆层次推进的态势, 现行体制存在明显局限:第二层次的行政授权没有被根本打破, 第三层次委托代理链条过紧, 以及第一层次的政治委托关系改革滞后。因此, 必须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完善:保证法人财产权关键是放松第三层次代理链条;明确管理范围, 及时调整第二层次代理链条;完善终极所有者监督, 收紧第一层次代理链条。

另一种观点认为, 政府不应该简单地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交给国资委, 同时又赋予其国有资产管理规则的制定权。作为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与其他出资人的行为特征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 它超然于市场之外, 通过非市场手段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然而, 国资委却面临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的冲突。

2对国企改革的认识

下面就国有企业改革谈谈自己的一点拙见。

目前, 我们正处在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阶段上, 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找到国有大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融合的方式。而依托资本市场实行公众公司改革、实现企业的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 是未来国有大企业和市场经济最终结合的具体形式。围绕这个关键环节, 我们应当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 收缩战线, 集中力量于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 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基础上的, 国有经济只需要通过市场来发挥主导作用。除了基础性、垄断性、公益性和外部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外, 处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应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因此, 应当着力改善国有资产的配置结构和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 集中主要力量加强国有企业在战略性领域和关键行业的表现, 保证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支撑功能所产生的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控制功能所产生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作用。

2.2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加强规范的董事会建设

国有企业经营必须遵循市场化的原则, 而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的首要任务就是董事会制度建设, 如果没有董事会制度保障, 企业的各项改革是很难深入的。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外部董事制度, 就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外部董事占多数, 且这些外部董事的薪酬和待遇受国资委而非所在企业管理, 因此他们的决策过程不受企业的管理层所影响, 这极大地提高了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种外部董事制度虽然先进合理, 但在实施过程中还没有完全放开, 主要表现在权力方面:虽然公司的投资决策权和管理权放开了, 但经理人的选聘权和考核权却没有放开。这有待于进一步改革。

2.3 国企应重视社会服务, 履行社会责任

当前,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国有企业承担着企业和政府的双重职能, 社会对国有企业有太多的期许, 而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如何使国企在卸载过多社会负累的同时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 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改革开放以来, 在国有企业自身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 社会针对国有企业的不满越积越多, 一些国有企业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 从自身利益出发, 只讲经济责任而对社会责任履行不够。国有企业之所以会被全社会指责为不履行社会责任, 其深层次原因在于, 国有企业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对责任的自我认知与社会期望发生了冲突。因此, 必须重新审视国企改革的制度安排和改革目标。

国企改革不仅要置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框架下来审视, 还要置于社会福利保障的维度中来考虑, 不应当只是单一地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企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多元的、系统的、人本的, 即要努力提升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 实现整个社会利益和民众福祉的增进。只要是符合这一最终目标的改革方式, 我们都可以而且应该探索。

2.4 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协同发展, 不应强调孰进孰退, 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无论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 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 优胜劣汰。

参考文献

[1]荣兆梓.我的国企改革观[J].中国经济问题, 2006 (3) .

[2]杨娇, 邵宁.国企改革没有终点[J].国企.2011 (3) .

[3]彭星闾, 曾令逸.对有关国企理论的深度反思[J].财经政法资讯, 2002, (2)

8.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研究综述 篇八

1公立医院改革研究概况

本文以“公立医院”为主题, 通过检索2000-2013年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文献, 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内容进行分类和总结。从文献分析看, 有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等从国家政策制定的角度, 探讨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顶层制度设计和改革思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原卫生部部长陈竺发表[1]的《取消“以药补医”机制,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该文提出公立医院改革要坚持公益性, 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为改革的突破口, 并明确了公立医院改革的几大关键环节。卫生经济研究所李卫平等人[2]在《我国公立医院体制改革政策分析》一文中通过分析我国公立医院体制改革的制度起点、发展过程、改革趋势、制度变革的主要形式等, 阐述了公立医院体制改革的条件与改革思路。

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也针对公立医院的运行现状和体制机制改革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看法。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公立医院公益性意识淡化[3];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卫生部门不仅办公立医院, 还是公立医院的管理者和监督者[4];公立医院内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陈旧, 医院管理效率低下[5];政府引导、监管、调整力度不够[6]。

针对以上公立医院存在的问题, 部分研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在补偿机制上, 坚持政府是公立医院补偿的主要来源[7-8]。在管理体制上, 以政府直接监管形式或者间接监管模式, 让医院获得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建立以法人治理结构[9]。在内部运行机制上, 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激励机制[10]。在政府监管与规制上, 设置独立政府规制机构;扶植多元利益集团形成;加强社会性规制等[11-12]。

还有一些医务工作者总结本院的公立医院改革实践情况, 找出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探索改革成功的经验。如上海新华医院的施敏, 以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为例对“管办分离”模式下公立医院出资人制度进行了探索, 提出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 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市级医院出资人制度[13]。

2我国公立医院发展现状及问题

公立医院是卫生事业体系中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根据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事业发展公报, 2012年末全国共有公立医院13 384个, 占医院总数的57.8%, 公立医院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占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87.6%。2013年上半年, 公立医院所完成的诊疗人次数占医院总诊疗人次数的89.8%, 出院人数占医院出院总人数的89%, 公立医院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然而, 公立医院在取得成就、积累经验的同时, 在运行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如应有的功能和责任履行不到位, 布局、规模和结构不尽合理, 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等。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归纳总结了公立医院在发展和改革中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2.1优质医疗资源总体匮乏且资源分布不均衡

长期以来, 由于卫生资源配置和调控政策的不完善, 造成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重复和稀缺现象并存, 主要体现在城市大医院与农村基层医院发展不均衡。 优质医疗资源的匮乏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使得公立医院在提供医疗服务时效率低下且“不公平”现象普遍存在, 同时这也是导致“看病难”问题的主要原因。曹荣桂从区域卫生规划的角度, 指出医疗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和合理配置, 尤其体现在公立医院布局和结构的不合理[14]。代涛等认为一方面城市公立医院对设备、病房设施竞相超前发展, 但患者仍然是一号难求;另一方面基层医疗机构因人才建设落后、医疗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难以留住病人[15]。

2.2政府投入水平与方式的问题

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资料, 2011年我国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8.7%, 上级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0.6%;财政补助收入之和为1 075.1亿元, 而人员支出和离退休费为2 990.2亿元, 政府的财政补助尚不足以支付离退休费及人员支出的一半。政府投入的缺失, 使公立医院逐渐违背公益性的本质, 出现逐利倾向。医院将医生个人的收入直接与经济效益相挂钩, 导致了过度医疗和诱导性消费, 造成群众普遍反映的“看病贵”问题。

其次, 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缺乏客观公认的标准, 往往出现“越补越不足”的现象。目前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助主要依据床位数和人员数, 缺乏拨付资金额度的标准。一些专家指出政府的投入不是不足, 而是不当。他们认为, 政府增加投入固然重要, 而政府有限的资金应该如何投入医疗卫生事业, 才是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共政策议题[16]。在实施医药分开后, 对医院药品收入减少所造成的政策性亏损如何弥补也是许多公立医院管理者担心的问题。郑大喜 (2009) 等提出由于医院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核算方式无法提供必要的成本信息, 政府无从获得可靠的数据支持, 补偿政策的制定很难避免主观性和盲目性[17]。

2.3管办不分, 医院运营管理缺乏活力

建国后我国公立医院一直享受着事业单位的身份, 长期依附于卫生行政部门, 形成了“政事一体化”的管理模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管办不分、政事一体”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诟病, 主要体现在政府管办合一, 公立医院产权主体缺位。

长期以来, 我国卫生行政部门对公立医院既是管理者又是监管者。蔡江南从医院治理改革的角度思考, 认为政府占有了医院的人事权和其他一些重大管理权, 使得医院本身无法有效发挥管理者的作用;另一方面, 政府也没有行使好作为公立医院所有者的监管职能[18], 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这是导致管办合一的根源。虽然计划经济体制明确了公立医院由政府主办卫生行政部门主管, 但是并未对公立医院的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夏冕等指出公立医院产权的特殊性表现为国有资产产权主体抽象, 出资人职责不落实, 存在事实意义上的产权承担主体的缺位现象[19]。医院自身成为医院资产的实际所有人, 导致医院的领导者热衷于将医院“做大做强”, 盲目扩大规模, 引进高端设备, 然后再将基建和高端设备的成本转嫁给患者, 加剧“看病贵”的问题。

2.4公立医院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 效率低下

建立自计划经济时代起的我国公立医院运行机制, 长年累月的制度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日趋突出。 目前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合理;二是人事制度陈旧僵化。

大多数公立医院实行实行院科两级核算分配制度, 医院与科室、科室与个人都签订了经济承包合同, 科室和个人的收入往往同经济指标直接挂钩[20]。分配制度中存在多劳者不多得, 优劳者不优酬, 并且在奖金分配不敢过于拉开档次, 难以激发医务人员的工作热情[21]。实行人事制度改革以来, 卫生事业单位有了更大的人事自主权, 但是绝大部分医疗卫生单位仍为事业编制性质, 政府对医疗机构人事自主权的限制阻碍了聘用制的有效实施, 卫生事业单位还是不能做到真正自主用人[22]。

3公立医院改革研究主要成果的应用

针对公立医院发展和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设想。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推进过程中, 这些建议和设想不断地被应用于改革实践当中。各试点城市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做法, 丰富了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政策措施和策略方法, 为进一步推进改革积累了经验。

3.1整合医疗资源, 优化资源配置

目前整合医疗资源的主要方式包括技术援助、医院托管、院办院管、契约式联合体和联合兼并式医疗集团等。如曹静敏等指出组建医疗集团或联合体是优化公立医院布局和结构规模的一种发展趋势[23]。目前, 16个国家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都对优化公立医院结构布局进行了积极探索。以芜湖市为例, 市级综合性大医院如芜湖市二院作为龙头医院是医疗集团、 联合体的核心层, 其他专科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按照不同方式加入医疗集团或医疗联合体, 集团或医疗联合体对人、财、物、市场、信息、品牌进行集中管理, 实现资源共享。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整合、优化地区现有的医疗资源, 减少资源浪费, 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

3.2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改革探索

万鸿君、彭芳认为, 补偿范围不明是公立医院长期得不到补偿的重要原因之一, 补偿范围的确定要体现医疗服务的公平性[24]。在投入范围上, 对公立医院的补偿主要包括经常性补偿和专项补偿两大类。如北京市就从3个方面对公立医院进行政策补偿:经常性补偿, 包括维持医院正常运营的项目, 如离退休人员的补偿以及亏损及无保本点的医疗项目补贴;专项补偿, 包括设备更新和重点学科建设支持等;鼓励性补偿, 包括对成本效率优化显著的医院进行补偿。

瞿婷婷[25]等提出通过完善公立医院成本核算, 一方面可以透视医院收支结构, 给补偿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医院进行成本控制, 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山东省潍坊市在公立医院成本核算上做出有益尝试, 实行了总会计师委派制, 一是受卫生局委托监管国有资产, 二是在院长领导下参与医院财务管理, 督促医院降低消耗, 提高效益。

3.3改革管理体制, 探索多种形式的管办分开

“管办分开”的实质在于把对公立医院的微观管理权下放给医院本身, 从而政府专注于公立医院的宏观管理。这里的微观管理权指的是医院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和决策权, 主要包括人员聘用, 薪酬管理, 对建筑、 大型设备等资产的处置等[26]。各试点城市对管办分开的实现形式进行了多种探索, 如山东省潍坊市将原来分散于政府各部门的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 创造“管办分开不分家”的模式, 即管办职能在卫生行政部门内部分开, 由内设的卫生监督处和总会计师管理办公室分别承担管、办职能;医院是经营者, 院长有用人权、分配权和经营权, 实行院长年度考评制, 推行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安徽省马鞍山市则成立了市立医疗集团, 承担市政府办医职能, 受市卫生局监督;并由市政府授权, 负责市级公立医疗机构国有资产的投资、管理和运营等。

3.4公立医院法人治理和内部运行机制改革

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是关于政府、公立医院以及公立医院管理者的职责、权利和义务的制度化的安排[27], 包括界定政府与医院的相互关系, 有效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有效约束医院各利益的主体行为, 保证各利益主体应有权益的制衡机制[28]。各地在改革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法人治理路径。如北京市、洛阳市成立了卫生行政部门管理的公立医院管理机构, 深圳市探索3种不同法人治理结构, 镇江市建立医疗集团董事会和监事会。山东省潍坊市则直接取消医院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 推行院长职业化, 由卫生局聘任;同时, 改革用人制度, 医院用人全部实行聘用制, 取消管理人员行政级别, 实行院长年薪制和工资总额制。

公立医院在对医院员工进行绩效考核时, 要以社会效益和医疗质量作为考核的主要方面, 弱化经济指标的考核。毛智等提出绩效考核重点要体现出激励机制, 绩效考核要与奖金分配紧密结合起来, 才会使考核工作切实有效, 否则绩效和奖金分配都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29]。在对医务人员的激励方面, 各地进行的改革实践主要有深圳市要求将医务人员的奖金与医疗服务、药品收费脱钩, 与工作业绩、质量和考核结果紧密挂钩。昆明市积极开展医师多点执业试点, 对该地区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师, 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可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多点执业, 逐步建立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高层次卫生人才合理流动机制。

摘要：我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3年来, 在各改革领域都有所探索并形成初步思路。但改革中仍存在不少困惑, 体制机制改革未形成统一趋势。文章通过文献分析与研究, 评论了现有公立医院改革文献的研究情况, 并从医疗资源配置、制度机制设计等方面提出公立医院改革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