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80年代》的观后感

《我们的80年代》的观后感（共14篇）

1.《我们的80年代》的观后感 篇一

一口气看完了这部电视剧。

看过后最真实的感觉就是：被深深的打动、心里有点楚楚的辛酸。波感满深，又感性了呵呵!!。

一部，浓缩了七零和八零后人十年的创业史，爱情史，及价值观的转变史。剧中依稀的有很多似曾相识的东西，那样的熟悉，却又那样的陌生。有说不出的感动回首自己的一切就好像在昨天。

以前常和朋友在一起议论关于八零后的我们，是怎样悲情的一代人。为什么说是悲情，这里有一个比喻，就像是刚参加完奥运赛的中国足球队员，满脸的沮丧。

身边不少八零后的朋友，八零后的人大多是带着一种玩世不恭，或是嘲讽世事的心态进行着网游。朋友如此，我亦如此。

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慢慢步入了中年，常话说的就是“奔三”的人了。偶然间有一天，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女生蹦到身边叫我一声“大叔”。身心俱受打击，瞬间石化，我成大叔了么?幡然醒悟，自己，已经快是而立之年了。真是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突然有些明白，为什有的女人喜欢小朋友叫她姐姐，而不是阿姨了，原来，人都是怕老的，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扯远了。

“我们生活的年代”一剧，浓缩了大多七零和八零后人的写照，也折射了这些人在当今社会的心态。我被深深的打动，当刚开始看这部电视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和剧中人浩东很像很像。剧情已然有点模糊，但剧中他表现出的坚毅，深沉，矛盾，叛逆，孤独已深深映入我的脑海，这就是我，这就是翻版的我，当然，我绝没有跟刘烨比帅的意思，只是觉得我很像这样的一个人。

人失去了方向是一件可怕的事，失去了梦想则失去了人生所有的希望。有那么一段时间，自己在这轮回中挣扎，脑海深处的记忆与信念与现代信息的碰撞从来没有停歇，我想经历过这样时期的人不止我一个。

有些人醒了，可有些人还仍然在睡着。醒着的人敝帚自珍，睡着的人则继续堕落。

我不太相信因果轮回，却又不得一次次屈服于这个轮回之下。

当看完“我们生活的年代”一剧之后，似乎明白了什么，这种明白却只有瞬间的清晰，然后变得更加模糊了。

2.《我们的80年代》的观后感 篇二

一、题材意义:转折期的成长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 少年题材的小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是由少年期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决定的。与“第一反抗期”, 即出现自我意识萌芽的四岁左右的幼儿期相对应, 少年期又被称为“第二反抗期”, [1]儿童在这个时期开始寻求并试图确立自我同一性。刘绪源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 也曾表明青春期的文学, 处在儿童文学的母题向成人文学母题转变的临界点上, 内涵往往最丰富, 有可能成为最有深度的文学。[2]

这种转折时期, 往往使少年身上具有矛盾之处:一方面, 他们还是孩子, 儿童的可贵品质如强烈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充沛的情感等都还明显高于成人;另一方面, 他们开始意识到“自我”的重要性。作家往往能在他们身上挖掘出“成长”的意义。这并不是说少年之前的时期就不具有“成长”的意义, 只是相对于风平浪静的直线式推进, 少年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 面临选择时, 意义也就更重大。

就拿李有干的《大芦荡》来说, 它被称为“少年乡土小说”, 在这里, “少年”是在“乡土”之上的, “乡土”只是为少年的成长提供一个载体。形象塑造上, 富子哥是个不可忽略的人物。正是他, 这个当时还只有十几岁的少年担起了生活的重担, 也使他的弟弟“我”逐步懂得了生命的意义。

这种成长相对于少年之前, 往往带有一抹厚重感。成长通常会在此发生质变, 很多少年期的选择对人的一生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二、意义之外:我们的思考

虽然说少年时期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儿童小说的经典之作也是少年题材的居多, 但是我们还应该意识到, 对少年题材的一贯重视, 也使得中国儿童小说遇到了一些问题, 所显示出的一些倾向,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我认为, 中国对少年文学重视的原因和不良影响主要有:

(一) 中国的儿童文学还不够“儿童本位”, 造成幼儿文学发展的滞缓。

周作人早在五四时期就提出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 但是,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几次都背离了这个原点, 就算是在新时期也没有完全摆脱。对少年题材小说的重视, 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相对于童年期的其他时段, 少年期的儿童从生理和精神层面, 都更接近于成人, 是儿童中的“小大人”。作家选择他们做主人公, 更多地折射出其“成人本位”思想。在少年题材的小说中, 一般都有正面的少年和不是十分优秀的孩子两类形象, 正面少年通常成为榜样令其他孩子发生转变。这其实是通过另一种形式完成了成人作家教育儿童的梦想。很大程度上, 中国儿童作家的儿童观还是“成人本位”的, 即使不再是作家本人居高临下的教训, 也还是免不了通过其他的方式实施教育, 少年文学就是他们选择的一块实验田。

正因为这一点, 中国的童年文学和幼儿文学优秀作品少有。像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中说到的, 西方青少年文学是单划出来的, 而中国则不是这样。对此, 他提出了“小儿童小说”的概念, 表达了他对于少年之前的儿童的关怀。[3]与西方一大批的“小儿童小说”的上乘之作, 如凯斯特纳、中川李枝子、戈西尼的作品相比, 中国类似的作品不仅数量上太少, 而且质量更是差距很远。在体裁方面, 这种“成人本位”的思想, 也使得诸如图画书等在中国发展滞缓。

(二) 中国儿童文学依然偏重思想, 造成作品幽默性、幻想性低。

中国历来的文学传统就是“文以载道”, 少年小说也是以“少年的成长”为切入点来表达一种厚重的意义, 作家的创作缺乏幽默性和幻想性, 或者质量较差。

1、外在的幽默

拿秦文君的《男生贾里》为例。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幽默儿童小说的代表作。读者自然也会被其中的一些事件和情节所逗笑, 但是这种笑, 通常只是主人公的语言、动作带来的, 可是, 似乎笑完了也就结束了。我总觉得, 这种幽默是外在的。作家总像个旁观者, 即使能够看出她对主人公的调皮行为是赞许的, 但不免融入不进去, 只是像个局外人, 看着她笔下孩子的欢乐, 点头微笑。

而西方的作品则不是这样, 拿凯斯特纳的作品为例。不可否认, 凯斯特纳的幽默得力于他的语言。幽默离不开语言, 但是决不单单只是语言。他的幽默与他的儿童心性息息相关。读他的作品, 时时让我感觉他似乎就是作品的主人公, 他也时常就把自己和作品中的人物安置在一起, 和孩子一起疯笑玩乐。文学和现实的紧密结合, 使得作品的幽默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 而成为作家的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这种幽默是内在的和生活的智慧。

与之相对, 中国的幽默小说不得不退居其次了。

2、遥远的幻想

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幻想一直比较薄弱, 而相对发达的又是科幻小说。中国式的幻想, 是“遥远”的, 乐于关注未曾经历过的世界, 而不擅于在现实生活中发掘出想象的资源, 幻想和现实始终相距较远。

我认为, 这种幻想方式的不同, 也是受中国作家重视思想和意义的影响。重视科幻小说, 就是因为作家认为对外太空、虚拟世界的描写, 可以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 而这种想象力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动力。置身于现实世界, 他们却找不到幻想的立足点, 或者是不懂得、不屑于描写现实中的幻想, 这种司空见惯、近在眼前的幻想没有重大的意义。这并不是个小问题, 而是关涉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大课题, 很多时候, 想象力也成为作家传达意义的一种工具。

(三) 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偏离自然、朴素的艺术品格。

从本质上说, 儿童文学的艺术品格应该是自然和朴素。少年文学的创作也应该符合这一品格。但是, 作家对于思想意义的重视, 也使得作家的创作有时偏离了这一艺术品格。

以曹文轩的作品为例。曹文轩的少年小说让人得到一种心灵的洗涤。但是, 这也正是他偏离儿童小说艺术品格之处。他往往采用散文化的笔调来构筑小说。虽然作品也是由一个个的故事串联而成, 人物性格分明, 但是整体来说, 是诗化的, 作品从始至终洋溢着一种唯美的气息, 这就与儿童的审美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作品更多的意义和成功在于选取童年表达作家对生活的感慨, 在于它所营造的“生活气息”而不是“少年形象”和“故事情节”。这与儿童文学重视故事性、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都是相背离的。

除了曹文轩的散文化、诗化倾向, 很多作家在创作视角上通常采取“童年视角”。这虽然是用儿童的眼光来看世界, 但是所写的基本是成人世界, 关注的焦点脱离了儿童自己的世界本身。例如曹文轩《草房子》桑桑对白雀与蒋一轮爱情的关注;李有干《大芦荡》“我”眼中的匪乱、旱灾、外敌入侵;《男生贾里》中不时透露出的对家长、老师等成人的看法等等。而孩子们更感兴趣的应该还是纯粹描写他们自己生活的作品。作家选取这种角度, 目的可能是想表现成人与儿童世界是人生不同的两极。但是, 高扬儿童世界的可贵之外, 我想, 更主要的是表现自己对成人世界的批判, 在对孩子的赞赏中弥补自己在现实中的失落。儿童文学作家的自我表现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对自我表现的过于重视或者是手法的不恰当, 反过来也会影响作品的质量。少年题材的小说往往就写得太过于像小说, 而脱离了少年。

另外,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史上, 曾经出现过的“形式探索”热潮, 很多作家过于注重结构、语言等的“标新立异”, 使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

当然, 我们还应该看到, 随着时间的推进和中国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对少年之前的儿童, 作家也越来越重视。但是比之少年题材, 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纵观8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不仅在小说领域, 而且整个中国儿童文学都是偏重少年的, “大孩子”如果是一个世界, “小孩子”则还只是个小乐园, 其热闹和冷清自不必说。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还要进一步发现问题, 才能使中国的儿童文学获得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224.

[2]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5.265.

3.闪开,让我们歌唱80年代 篇三

1980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428斤;平均每人用于购买穿着的消费为42元。城乡人民棉布消费虽未达到1957年水平,但穿着的质量大大提高。1980年皮鞋销售量达1.69亿双,比1957年增长8倍。

1980年,全国平均每人用于购买日用商品的消费为42.4元。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等占用的消费比重,由1952年的0.5%提高到1980年的24.5%。

上个世纪80年代,始于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基础。但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

1971年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闫伟,在上世纪80年代疯狂迷恋汪国真而有过做一名诗人的梦想;也在女排姑娘的激励下有过努力成为运动员的冲动;她也曾是三毛的忠实粉丝,想去撒哈拉大沙漠旅行和流浪。然而,在岁月的冲刷下,闫伟没有成为运动员,也没有成为诗人,而是成了一位颇有成就的女商人。

偶像是女排姑娘

1971年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闫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度过了人生中的初中和大学时代。

那时,闫伟的父母严格遵守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信条,认为一切业余活动都是浪费时间,给她唯一合法的运动就是每天早起顶着星星去跑步。不过,和很多年轻人一样,闫伟也有一些父母不知道的秘密:背着父母偷偷打排球。

“女排姑娘的影响力太大了,我经常和男生一起打,也不管什么身高和技术,有的时候手都打青了。当时就因为女排姑娘的影响,还想做运动员呢。”闫伟说,女排姑娘就是那时候的偶像和英雄。除了女排姑娘,他们那一代人眼里,还有张海迪、汪国真、琼瑶、金庸、三毛,都是崇拜的对象。

回想起来,那时候的理想也不少:在女排姑娘的激励下,想过当一名运动员,也曾经打算像汪国真一样成为诗人;看了三毛的书,还想去撒哈拉大沙漠流浪。

大学时代的方便面

80年代,整个社会的物质还很匮乏。闫伟记得那时候的饭桌饮食很简单和简朴,除了青菜就是汤与粥,下馆子也没有多贵的菜,记得吃得最多的就是宫保鸡丁了。

方便面,在闫伟的大学时代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就算以后你的脸变得像方便面,我还是依然和你泡到永远,我没有车、没有钱也不會说誓言,我只有一个爱你的心能坚持五百年⋯⋯”80年代,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歌手肖飞伴随着方便面的兴起,以一首清新歌曲《方便面》一举成名。

闫伟说,1988年开始上大学的时候,两元钱六块面饼,为了省钱,吃了两年方便面,甚至有一天三顿吃泡面的经历。从那之后,已经将近20年没有吃过方便面。

没成为运动员和诗人的女商人

透过一个一个生活片段的回忆,闫伟在她所经历的那个时代不断地冲刷下,没有成为诗人,也没有做成运动员。

因特别的缘由,闫伟下海进入商界,第一桶金是靠服装批发赚来的。闫伟说,80年代打造了一批人—不服输。这批人在很多方面都是现今社会的脊梁。

依靠第一桶金,如今的闫伟,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经营领域涉及贸易、投资、餐饮、房地产、广告公司。对于自己的事业,闫伟不愿多谈,她说,一个人的成功,并不能以金钱来衡量。

如今的闫伟,因为自己做了母亲,有了更多的责任意识。她正在努力开拓另外一个领域—慈善,希望能用自己赚来的钱和经验回报这个社会。

闫伟说,她以前做慈善,只是一个“微尘”,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回报社会。而在不断做慈善期间,闫伟发现,在目前的石家庄,企业家、普通市民的慈善意识还很薄弱,需要用一些方式来促进石家庄慈善文化的发展,激起更多的人关注慈善,而不是仅仅靠一些人的一己之力。

站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端,回望那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上个世纪80年代,闫伟们从诗人,到运动员,再到商人,再到慈善,一步步走来,一道道不可磨灭的年轮印记,或深或浅地折射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变迁。

80年代民生关键词:

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开业。随后,越来越多的个体饭馆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1980年9月30日,北京内燃机厂炊事员郭培基出门上班前,帮爱人刘桂仙生着了炉灶。下班时,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自家被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都排出了胡同,排到了五四大街上。老街坊扯了扯他的袖口,小声问他:“你家饭馆都开了,你还上什么班?快回家看看,来了好多老外。”

当天中午,炉火一直没灭,刘桂仙便用仅剩的36元买了4只鸭子,打算烹饪出几道菜,让邻居们尝尝。结果,消息不胫而走,嗅觉灵敏的西方媒体记者蜂拥而至。郭培基进屋时,有三个外国记者没吃上开张头餐不愿意走。郭培基向邻居借了点面条,做了几碗打卤面,几名外国记者吃得两眼放光。

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后来在他的报道里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时隔近30年后的2008年,《京华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记述了当时正上高中的陈林到悦宾饭馆吃饭的感受。

当时,陈林从《北京晚报》的头版看到了这个消息,他央求父亲带他去排队尝鲜。至今他还记得,在那个下着雪的冬夜,一家三口在等了两个小时后,终于能够挤在狭窄的角落里,点了三菜一汤——烧锅鸭、鱼香肉丝、扒白菜以及鸭架豆腐汤,杯碗碟堆了一桌子。父亲因为高兴,还特意要了一瓶3毛9分钱的啤酒。

“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菜。”陈林回忆着自己满嘴是油的幸福表情,重复当初在悦宾饭馆里的感叹。这顿饭花费了不到4块钱,相当于当时陈林家四天的伙食费。

悦宾饭馆的名气越来越响。1981年春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姚依林到悦宾拜年,鼓励郭培基夫妇“把买卖做大”。有了“大人物”的肯定,夫妇俩高兴地买了一麻袋鞭炮,让孩子们都放了,足足响了半个钟头。

崔健《一无所有》横空出世

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86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平地一声吼”了一首《一无所有》,横空出世。

崔健当时穿了一件颇像大清帝国时期的长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音乐响起时,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台下变得静悄悄。十分钟后,歌曲结束时,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乐人诞生了!

从此,崔健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

从此,《一无所有》在中国摇滚甚至流行乐的历史上,成为一个里程碑。

在国外,摇滚乐其实就是通俗流行音乐的一种,然而在中国这个文化底蕴无比丰富的五千年文明古国里,我们的摇滚,成了一种与流行乐截然不同的音乐。因为在国外,摇滚是主流,而在中国,摇滚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另类”。

崔健和《一无所有》是一个符号,他告诉世人,中国也有世界级的歌手和摇滚乐。此后,摇滚乐蔚为大观,均得益于崔健的“平地一声吼”。

崔健说的好,《一无所有》的精神仍在延续,那就是敏感的质疑。

今天的社会,一无所有已不再光荣,许多人梦想成为中产阶级,此时,重温当年崔健的一声《一无所有》,还是让人难以平静。

正如一位乐评人所说,那时,崔健的歌是我们唯一相信的东西,他的爱情让我们温暖,他的愤怒是我们的不平,他的晦涩令我们拘谨,他的温柔是我们的声音。

《一无所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心态。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以1987年《信天游》为标志,“西北风”的狂潮开始影响了一代人。“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黄土高坡》成为“西北风”最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

“西北风”把眼光聚向沟壑纵横、沙丘起伏的黄土高原,大自然赋予它空旷、奔放、高亢、悠扬的格调;它产生在土壤贫瘠,雨量稀少,气候严寒的生存条件下,贫困赋予它苍茫、悲凉、激越、深沉的情怀。这些灼热粗犷的歌唱,像破碎的杨花飘落我们肩头。他们卸下了一代人的苦难,延续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长城饭店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1984年6月20日,北京首家中外合资五星饭店—长城饭店开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4年6月6日报道,耸立在北京市郊的长城饭店是一座富丽堂皇的20层高楼,乍看上去,它好像与周围的环境不大协调,是西方物质主义时尚的一个实例。“在这里,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长城饭店开业历程,记录的是中国旅游业在改革开放中艰难起步的历史。

1984年,中国有了高尔夫——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

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石岐以南约23公里,由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及郑裕彤先生等投资兴建。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是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会,同时亦是中国第一个具备三十六洞可作锦标赛的标准高尔夫球场。球场最独特的地方是由两位举世闻名的职业球手阿诺庞玛(Arnold Palmer)和积尼告斯(Jack Nicklaus)精心设计而成,堪称世上独一无二的佳作。

1987年5月5日,首都第一座跑马场在京西稻香湖公园建成,并开始接待游人。这座由京郊苏家坨乡“奔马”经济旅游开发公司投资经营的跑马场,占地75亩,拥有跑马、走马20匹。

遥远时空中的超级无敌亲爱的麦乳精

麦乳精是一种以牛奶(或奶粉、炼乳)、奶油、麦精等为主要成分制成的速溶性饮品。80年代初期的礼品消费文化是“温饱型”,补品并不多见。尽管那时已有了“蜂王浆”之类,但人们走亲访友,送麦乳精还是最流行的。

有一篇博客《遥远时空中的超级无敌亲爱的麦乳精》写得很俏皮,但也让许多人感同身受:

今天翻杂志,看到“上海牌麦乳精”六个字,怀旧情绪油然而生。

80年代末90年代初,风靡中国的探望病人、长辈的必备礼品。

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年代,我经常偷吃奶奶的麦乳精,并不知疲倦地发明了N种吃法。最喜欢干吃。

闭上眼睛我就能想起它的样子:胖胖的,上面有麦苗图画的黄色圆柱体里装着我亲爱的粉嫩嫩颗粒状的麦乳精。

后来不知怎么,麦乳精就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也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也很不厚道地慢慢忘记让我曾经无限HAPPY过的它。

今天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到现在过年回家,奶奶和外婆总还是把人家送给她们的奶粉、麦片之类的东西,硬塞给我。原来她们还记得那个爱吃麦乳精的孩子。

当时市面上比较多,是“强化牌上海麦乳精”,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盼着家里人生病,探望的人总会带来麦乳精;一把一把地干吃,然后被父亲发现,然后挨打。

像砖头一样的“大哥大”

1985年3月5日《工人日报》报道,从1984年10月开始,上海出现了“私人电话热”,10月至12月平均每日申请安装私人电话数猛增到1500余户。

整个90年代,私人电话渐渐进入中国普通人的家庭。2001年6月24日下午,上海电信公司线务员卞金凯拆除了新桥传呼电话服务站的通讯设备,因为居民几乎家家装了电话,传呼电话没人打了,功成身退。

1987年,摩托罗拉公司推出了一款像砖头一样大小的手机,学名叫800兆移动电话。

民间管它叫“大哥大”。

“大哥大”一下子成了绝对的身份象征,拥有者差不多全是各界显要人士:包工头、大老板或者是当年第一批下海淘金的中国股民。那时候拿这么个物件,在马路上大声喊话,会引来羡慕的眼光;拥有者到公共场所,一坐下来,必然是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先把这大家伙放在桌上,胜过千言万语,绝对的显摆!

黄宏和宋丹丹后来讽刺的“移动电话要移动着接”,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大哥大”的出身其实很粗俗。黑社会叫小头头为“大哥”,叫大龙头为“大哥大”,港匪片里的黑社会老大拿着一个砖头似的玩意,冲着它恶声喝叫,很神气很牛气。

当时人们月收入从百元至一千元不等,但“大哥大”每台售价却要3万多元,加上入网费,每台价值4万多元,黑市价值更高达5万元;通话费也十分昂贵,一般人可买不起、也用不起“大哥大”这种奢侈品。价格贵货源也少,基本上都是从香港过关的进口货,没相当过硬的关系,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

所以在当时,“手拿大哥大,腰别BP机”—但凡街上有人是这副装扮,不用说,要么就是刚发迹的“万元户”,要么就是有权势的大人物,让人又羡慕又敬畏,崇拜不已。

“大哥大”出现不久,寻呼机作为它的兄弟,进入人们的生活。从数字升级到了汉显,它的普及率逐渐地提高。

也有人叫它BP机。

那时,一部呼机加上入网费等要花费2000多元,而且买呼机还要托人。

后来有篇《苏厂长的一天》报道说,上海三槍集团董事长苏寿南的司机沈建华,腰上挂着两只BP机,原来,其中一只BP机是小沈为了保证每天6点能准时接苏寿南上班,而设置的定时呼叫机。

“有事您呼我”曾经是最时尚的告别语。

老百姓可以买金戒指、金项链了

1981年开始,在国内发行国库券,当年发行40亿到50亿元。

1982年8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在国内恢复销售黄金制品。

1982年9月28日,《新民晚报》记者潘新华和同事刘开明起了一个大早,来到上海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东边的“上海工艺美术品服务部”。

商店开门之后,潘新华看了一下柜台里面,只有三样黄金饰品:戒指、项链、鸡心挂件,都是14K金的,每克30元。

那天,是黄金饰品开始销售的日子。

正在潘新华端详那些黄金饰品时,顾客已在店里排起了队。

打头的是一对母子,母亲是羊毛衫厂的工人,儿子是特地陪她来的。来人买一枚37.1元的14K金戒指,“家里的日子现在过得不错,人人都有工作,所以决定买枚金戒指。”儿子解释说,“这都是妈妈用自己的钱买的。”

当时商店的经理叶鸿年告诉潘新华,“今天我们卖的是14K的金饰品,11月3日我们会卖成色更好的。”1982年11月3日那天,潘新华再去这家商店时,品种果然增加了许多,金饰品中出现了纯度更高的18K金。他记得,当时18K金饰品中,最便宜的是49.2元,比一级工42元的月工资还要高。戒指里面增加了老上海喜欢的闪光戒、花细戒,项链也多了方丝链、马鞭链等品种。

事实上,1964年央行为金银加工业停止供金之后,到1982年长达18年的时间中,老百姓购买金饰品的渠道是断绝的。

又暖又轻的军大衣

80年代中期,陡然又见中国民众在冬季来临时,不分阶层、不分男女、不分职务、不分老少地几乎每人一件军绿色棉大衣。

究其原因,一是时髦青年进入舞场等娱乐场所后,需要着装单薄,而当时交通工具又以自行车为主,所以室内服装无法适应室外的寒冷气候,购一件裘皮大衣按当时的经济水平又很难做到。加之刚兴起来几年的防寒服衣身太短,不能保证腿部温暖,这时的权宜之计就是花上相当于一般月工资三分之一的价格去购一件价廉物美的军绿色棉大衣。

年轻人一旦率先穿起,军大衣竟成了新潮时装。

或许是军大衣确实价格适中,又暖又轻,或许是中国人求同从众心理很强,一时各工作单位发放福利品时也常有军大衣。各级领导干部去工厂、农村视察、检查工作及劳动,凡冬日总是以军大衣为外套的形象出现。再接着,离退休老干部、中青年医生和教师等也都以军大衣为现代、年轻、精力充沛且不脱离群众的象征。

这股军大衣风刮了近十年,直到90年代初期,皮衣大量上市,且低、中、高档价格能满足不同经济水平的着装需求,人们才开始舍弃军装包括“军大衣”了。

成了“万元户”都不敢跟别人说

“万元户”,一个80年代初很流行的词,也是许多农民羡慕的称谓。顾名思义,“万元户”就是收入达万元的户,或是家里有万元积蓄的户。在当时的农村,谁家能称得上“万元户”,就是家庭拥有巨额财富的代名词,是先富起来的代名词。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通讯《雁滩的春天》,报道了1979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六个壮劳力,当年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李德祥成为我国首个公开报道的“万元户”。

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记者李锦拍摄的一幅照片,报道了山东临清八岔路公社赵塔头村一队社员赵汝兰,当年一家种棉花纯收入10239元,这是媒体首次报道山东“万元户”的消息,赵汝兰也成了山东首位见诸报端的“万元户”。这则摄影报道先后被国内外51家新闻媒体采用,“万元户”一词也随之流行起来。

赵汝兰老人已于2004年去世,他的老伴王立芬回忆:“那时候他爹领着几个孩子,一天到晚扑在棉花田里。年底卖了棉花,家里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从那时起,不但全家人的吃穿不愁了,而且当年就用卖棉花的钱,先后添置了5辆自行车、三台缝纫机、2块手表、一台座钟和2部收音机。”

赵汝兰的大儿子赵光泽回忆,“当上面有人来问我们家当年的收入时,我父亲又‘害怕’了,吞吞吐吐只说没收几个钱。”

“万元户”,掀开了中国致富的潮流。

据曾任广东省南海县委书记的梁广大回忆,80年代初期,南海富起来了。有一年春节,县里开着一溜车队,敲锣打鼓进入那些先富起来的村,下车后干部们抬着6头重达百斤的猪,还有自己酿造的10坛酒请社员吃饭。

1982年,谁也不敢露富的时候,上海嘉定的农民陆荣根,公开宣称:“我承包养鸡,去年收入超过一万五。”他成为上海郊区第一个主动亮相的“万元户”。

我们都下海吧

有人说1984年是一个躁动而热烈的年份,更有人说1984年是“公司元年”、“下海元年”,“我们都下海吧”,是流传在年轻人之间最具蛊惑性的试探。

1984年,似乎是一个属于珠江三角洲的年份。

1983年来到深圳的王石,乘小巴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他好奇地向周围的人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依托蛇口碼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

经打听王石得知,香港大量需要玉米,而香港本土并不生产玉米,几乎都是从外地进口。王石想为何不从东北直接运到香港呢?

于是,王石的第一单玉米生意开始了,经过几番周折,他与正大康地公司签订了第一单生意,“空手套白狼”赚了40万。这是他挖到的第一桶金。

有了第一桶金,王石在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就是“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特区和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使几乎所有在20世纪崛起于珠三角的企业,找到了先发、先行的机会。80年代中期,中关村繁荣初显。柳传志走出中科院,从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批发运动裤衩和电冰箱开始“联想”,终于在20年后以12.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PC事业部。

柳传志在谈到自己创业心得时,如实地回忆说,在1984年创业之初,他们总共拿到了20多万元投资,但谁都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就被骗走了14万元,而且还是被一个女子骗走的。这对当时刚下海的柳传志的打击,实在是难以想象。

一代企业家,用或婉约或极端的方式,开始了破茧成蝶的自我蜕变与不可思议的创业传奇。

4.《我们的80年代》的观后感 篇四

要说今年看过的电影中，我最喜欢的还属《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讲了七个小故事：《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每个故事的主角都是一个个平凡的中国人，但正是他们的执着与坚持书写了一个个不平凡的故事。其中，我最喜欢《前夜》这个故事。

《前夜》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林治远，他是负责开国大典电动升旗的总工程师。在研制电动升旗装置的过程中，他和同事们面对一次次失败并没有气馁，最终成功了。他们的目标是“万无一失”。可是，在最后一次试验时，电动升旗的阻断器崩掉了，林治远的助手爬上屋顶广播需要三种稀有金属。附近居民听到广播后纷纷响应，连夜送来了勺子、铁锅，甚至是宝宝的长命锁……林治远又克服自身恐高，连夜爬上旗杆焊接阻断器，真正做到了“万无一失”，保证了开国大典电动升旗的成功。看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是啊，人民的心永远向着党，无论党有什么困难，人民都会来帮忙!

正是这种“万无一失”的精神，让中国一次次成功地站在了世界的面前。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典礼上，12个威武集群、精确编队的空中梯队，15个“走百米不差分毫、走百步不差分秒”的徒步方队，32个要素齐全、联合制胜的装备方队一一亮相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完美展现了中国军队的军威。而在这令人惊艳的阅兵仪式背后，是将军们和战士们一遍一遍反复练习动作，一遍一遍地追求极致，一遍一遍地挥洒汗水……受阅将士们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做到了精准一致，真正达成了“万无一失”的目标。气势磅礴的阅兵仪式令每一个中华儿女振奋、自豪!

5.80年代的回忆的杂文随笔 篇五

说粮食部门是最牛的单位掌管粮油供应的工作是最牛的工作，还有一项指标可佐证，那就是当时一些大权在握的官员的家属及其子女们大多喜欢扎堆于这样的部门和单位，“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有一位职工，他认识所在县的粮食局长并与其有一定交情，记得不少职工都曾求过他弄点粮油指标以满足家庭一时急用之需。后来单位领导知道了，觉得这个“资源”可以利用，索性向组织部门打报告提拔这位职工，将其任命为中层干部，让其名正言顺地当上管理后勤工作的主任。

不过，最牛单位的好景没能持久。到了80年代后期，个体粮贩油贩出现了，人们出门在外只要有个能证明身份的信件和有钱即可，“粮油票”再不是束缚人们走南闯北的桎梏了。大量“孔雀东南飞”，被一些人称之为“盲流”的农民工在城市里不仅扎下了“营寨”，而且竟然成了一座座城市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元素。

当此之时，有谁还会记起已成明日黄花的粮食部门？这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现象也证实了当时较为流行的一句话“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快”。谁能料到当年如日中天的“牛”单位粮食部门竟紧随商业部门也走上了个体化的不归路，彻底成了“一头熊”？

其实，细心的人们早就发现了端倪：那些先前在粮食部门上班的官员家属及其子女不知什么时候已偷偷“换岗”了，他们有的戴上了大盖帽进入了工商管理或税务部门，有的摇身一变成了国有银行的职员……

此后工商、税务、银行成了新的最牛单位，一直牛到如今。

看来是“放开”什么什么就活，“计划”什么什么就死，这里头的道理管理者心里应该是很明白的。当局者还是应该从大局出发，从长远考虑，与时俱进，该放弃的早点放弃，该放开的早点放开，不要总是拿“特色”来说事。

在80年代上学读过书的人，对叶燃这个名字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叶燃并不是个大人物，是个初中快要毕业的女生。记得当时的报道说，她的家庭条件不错，全家四口人，父母是大学老师，哥哥也是大学生。在父母看来，子已成“龙”，希望女儿也要成“凤”，于是责其一心向学，不得旁骛，对其管教甚严。但叶燃学习虽努力成绩并不突出，在学校和在家里都抬不起头来，觉得读书和生活的环境冷冷冰冰，没有一点温情。

平常一家人是各忙各的，只有周末相聚，而每逢这样的相聚恰是叶燃感觉更为难受的时候。

有一个周末，一家人相聚了，饭桌教育也就开始了：先是父亲的一通教导，接着是母亲的循循善诱，再接着是哥哥的现身说法。叶燃勉强听着，显出有些不耐烦。细心的哥哥看在眼里，瞟了一眼窗外，发现有一清洁工人正在扫地，他不失时机地又接起了话头：现在的社会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好好读书你将来就成不了人才，只能像这位清洁工人一样，一生干着低级的扫地的工作。叶燃再也忍受不了……

叶燃痛苦、悲观、难受，甚至还产生过要自杀的念头。她将自己难以排解的苦闷写信告诉有关部门，引起了教育主管机构的重视，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讨论。当时《中国青年报》专为此场讨论开辟专栏，刊发参与讨论的不同观点文章。随着讨论的深入，参与讨论的不仅仅只是各级各类在校师生和从事教育教学有关的工作者，学生家长，还有各行各业里关心教育的人士以及部分政府官员。

这场大讨论，参与的人多，文章更是铺天盖地，数不胜数。一晃多少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对当时参与讨论的人和文章大多连个模糊的印象也没留下，但有一个人和他写的一篇文章我一直是铭记在心的。他的名字叫舒展（可能是笔名），当时写的文章题目是《不这样不行》。

舒展写的这篇文章我到现在还能留下深刻的记忆，原因之一是这篇文章虽短小，但它是这场大讨论的总结，为收官之作，分量沉重，这是先前所没有见过的，给人留下的“烙印”太深；还有一个原因是这篇文章观点鲜明与和蔼可亲的说理方式结合得非常完美，没有假话空话大话，没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说教，内容实实在在，让人心存佩服。

文章题目《不这样不行》已将作者的观点展露无遗，作者意图是在开导叶燃，其实道理也是讲给所有参与讨论和关心讨论的读者听的。题目中的“这样”指的是当时执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这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出发，不坚持执行这样的政策是不行的。文章开门见山指出，宣传和执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就是要鼓励人们学习知识，鼓励人们成才，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这将有利于整体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这样作，当然也会让一些没知识或知识不多还算不上人才的人心里觉得不平衡，或自以为受到了冷落。其实，这是这些人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我们应该教育这些人端正认识，从大局出发思考问题，不能为照顾这种认识有偏差者的情绪而随意改变或放弃已在执行的政策。

这场大讨论使得官方与民间的认识趋于空前的一致，“虎妈”“虎爸”批量出现，高考“独木桥”上更显拥挤。与此同时，“状元”这称号的内涵也迅速扩张变异，它不再仅仅指个人考试夺冠者，也可冠名于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县市区等地名之上，一时间各地“状元县”、“状元市”、“状元区”此起彼伏，纷纷涌现。

出现“独木桥”更显拥挤这样的情况，问题不在这场大讨论，相反，这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大讨论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良性结果。舒展的文章为这场讨论出色地划上了句号，他圆满完成了他的任务。为高考“扩路”“修桥”的事不属于大讨论的组织者和舒展，应当另有其担责者。

80年代是个不寻常的年代，深圳特区的设立，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海南建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往一些束缚人们生产生活活动的体制和机构被颠覆被取代，一些思维禁区也陆续被冲破被打开，那种热烈而又沸腾的生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令人难忘、值得纪念并值得回味的年代！

在80年代这一特定时段里，有一个人的名字我是记忆犹新的，这个人就是杨善洲！

杨善洲为什么能在我的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杨善洲本人所做的一件事；二是报纸上报道的一句老百姓质疑的话。这一件事和一句话当时震撼了我，而且历久弥新，令我永志不忘。

一件事

在80年代，我是《中国青年报》的忠实读者，注重阅读该报登载的一些重量级的通讯报道，对其“辣椒版”以及栏目“求实篇”里的文章更是情有独钟，看的是一篇不落。我知道云南有一位地委书记叫杨善洲并知道他的一些事迹，这些信息都是从《中国青年报》获取的。现在我虽然已记不得那篇报道杨善洲事迹文章的题目是什么，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文章介绍的有关杨善洲震撼人心的一件事清晰记忆：作为地委书记的杨善洲，他的夫人仍是个农村户口！

记得当时的政策规定，不论从事什么行业工作的职工，只要是评上了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的，其家属及子女如果是农村户口的就可以转为非农业户口（城镇户口）。转成了非农业户口（城镇户口），就可以在家属就业、子女升学、单位分房、物资供应诸多方面享受优惠待遇。但杨善洲这位地委书记不赶这个潮流，他的这一举动令当时很多人不解，觉得不可思议。

被人们亲切称为草帽书记的杨善洲现已离开了我们。他奋斗了一辈子，奉献了一辈子，清贫了一辈子。据媒体报道，从1951年工作到去世前，这位正厅级退休干部攒下的钱还不足1万元。一直到2006年，才在老家新盖了一栋砖瓦房。直到离世，他的全部家当竟只是一张简易床、一张学生用的书桌、两个小坐凳、一个火盆、一把熏满火烟的烧水壶，一顶草帽，一把砍刀，一支烟斗……身后留下一个依然需要刨土取食的家，还有风烛残年的老伴。

中国人对人的评价，自古以来就有“盖棺定论”一说。作为一位高官，一生为官的杨善洲“两袖清风”清贫至此，的确令人肃然起敬！杨善洲称得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我想，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看了杨善洲的事迹，你才会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崇高，什么叫伟大！

一句话

在一般人看来，杨善洲不谋私利，只知奋斗和奉献，耻于随大流去“餔其糟”而“歠其醨”，竟连自己夫人的农村户口也不转，似乎不知与时俱进，显得很有些另类。他太清廉，清廉得使人产生疑惑，以至当时就有人觉得不可信，发出质疑“共产党里还有这样的干部”？采写文章的记者将此语直接写进了报道中。

平时看的听的说的，只知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突见如此不恭敬的质疑的话，只觉脑筋一下子转不过弯来。这质疑者怎么能这样说话？即使是冲动或是愤激，话也不能说得如此不得体呀！还有文章的作者，怎么能这样将有损于党的形象的语言直接写入文中？真是“大逆不道”，不可思议！

6.《我们的80年代》的观后感 篇六

一．新时期流行音乐的兴起,抒情歌曲的复兴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中国历史掀起了新的篇章。“文革”的伤痕与改革开放的兴奋、喜悦之情的交织，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心态。反映到歌曲创作领域的即是抒情歌曲的复兴。以施光南的《祝酒歌》为代表。

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有25万多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十五首抒情歌曲”抒发了大众的真实情感，讲究旋律的优美流畅，是对“文革”期间“高强硬响”音乐观念的逆反。这个时期王酩的歌曲创作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从电影《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到日后的《知音》，他的旋律委婉动人、一波三折，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张丕基在《三峡传说》电视风光片中写作了一首《乡恋》。这是一首吸收了探戈舞曲节奏的歌曲，由李谷一用“气声”演唱，在大受欢迎的同时也招致尖锐的批评。其后，由苏小明演唱、马金星作词、刘诗召作曲的《军港之夜》也受到同样的非议。

由“十五首抒情歌曲”奠定的写作风格成为新时期歌曲创作的主要流派，并于80年代前期居统治地位。

二．港台流行音乐的传入和对内地流行音乐的影响

伴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家电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内地，打先锋的盒式录音机和与之相配合的录音磁带，其势一时颇为迅猛，尤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盒带传播最广。

王洁实、谢莉斯是以演唱校园歌曲而成名。同时，校园歌曲作为台湾年轻一代流行乐创作也影响到内地校园歌曲的产生。如谷建芬谱曲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港台歌曲的传入带来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化形态。1990年前后成立的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是最早的流行音乐产业之一；朱逢博、李谷一等率先使用流行歌曲唱法；朱明瑛、成方圆、沈小岑、程琳、王洁实、谢莉斯、苏小明、等以第一代歌星的面目出现。

三.流行音乐界人才的聚集及港台音乐的进一步输入

1980至1984年间，歌曲创作领域仍以传统的抒情歌曲为主。1981－1982年间，有《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1983年有《鼓浪屿之波》、《牧羊曲》、1984年有《党啊，亲爱的妈妈》、《十五的月亮》、《长江之歌》等作品流传。蒋大为、殷秀梅、张暴默等人为很受欢迎的抒情歌手。

另一方面，港台歌曲仍在不断输入。首先是一批台湾校园歌曲。其次是伴随香港电视剧而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孩子，这是你的家》等。再有是台湾流行乐作家侯德健带来的由苏芮演唱的《搭错车》插曲，尤以《酒干淌卖无》流传甚广。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香港歌星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不胫而走，广泛传唱。

至1984年间，自港台传入走红的歌曲多以爱国主义题材为主，与内地同类题材相呼应而汇成一体，完整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心态。四.内地流行音乐的崛起

1985年，随着美国著名歌星发起为非洲灾民募捐义演，震动世界；台湾罗大佑等年轻一代词曲作家组织港台60名歌星举办献给1986国际和平年的《明天会更好》音乐会等。这些活动均刺激了内地流行音乐界。

1986年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经过数年来港台音乐的冲击、输入，内地音像市场初步建成。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受港台《明天会更好》大型演唱会的启发，内地的音乐工作者也开始计划筹办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5月，这场题为《让世界充满爱》的大型流行音乐演唱会在北京体育馆出台，获得巨大成功。郭峰作曲，陈哲、小林、王健、郭峰填词的主题曲《让世界充满爱》不胫而走，盛行一时。《让世界充满爱》音乐会的推出，标志着内地流行音乐创作群的崛起。

1987年费翔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表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当时在全国引起一片轰动。一夜之间，费翔成为大陆最著名的男歌星。这也为内地的流行音乐添了重要的一笔。五.“西北风”的兴起

1988年是流行音乐最为兴盛的一年。上半年刮起的“西北风”是10年来引人注目的一个高峰期。“西北风”指的是当时风行全国的北方民歌风的流行歌曲热。其代表性作品有《一无所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我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以及电影《红高梁》插曲《妹妹曲》等。“西北风”使喊唱成为一种突出的演唱方法。

“西北风”在音乐观念上它明显地引入了欧美摇滚思维，挖掘和汲取了我国北方音乐的巨大能量；内容具有批判意识，风格慷慨激昂，带有强烈的宣汇色彩。“西北风”是在吸收了一定外来文化的同时，强烈要求自己民族文化自主的意识，要求覆盖要求阵地，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进程中是个很大的突破。六.西北风的衰落内地流行音乐一时走向低谷

由于“西北风”形成了向城市民歌的回归。另一个倾向是演唱上嘶喊的滥用。早期的喊唱大多是作品内容的需要。后来则成为一种商业化的手段。1988年下半年起，“西北风”就逐渐被俚俗歌曲及港台引进版所取代。

“西北风”之后，创作潮头明显减退，作者群进入了调整时期。最重要的是此时全国流行音乐市场陷入混乱局面。由于著作权法尚未制定，盗版之风盛行，创作积极性受到打击。大起大落的市场背景推出了刘欢、毛阿敏、韦唯、田震、蔡国庆、孙国庆、屠洪纲等一批歌星，但在当时条件下难以施展才华。“明星大走穴”成为全国文艺界的重大问题。金钱至上的错误观念使一部分人的道德水准下降，票房价值普遍低落，盒带积压。内地流行音乐起步时的种种隐患至此暴露无遗。

七.引进版的泛滥

1989年颇不景气，但却可称为“引进版年”。1989年间，“卡拉ok”这一新的娱乐形式引入，并迅速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发展。由于其声像带多为港台作品，导致大批台湾歌星的盒带正式引进，形成自邓丽君以来第二次港台歌曲输入的高潮。诸如王杰、童安格、姜育恒、张雨生、“小虎队”、乃至谭咏麟、梅艳芳等等港台歌星均广受欢迎。

尽管1989年整个流行乐坛的创作不甚景气，但许多作者已沉下心来做不同的尝试摸索，作品风格渐趋多样化。歌手中刘欢、毛阿敏、韦唯到了鼎盛期；范琳琳、那英、张强、等知名度渐高。九.1990亚运之声，流行乐坛鼎足之势形成

1990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亚运歌曲的创作亦成为1989-1990年间流行音乐界的重要活动。刘欢和韦唯演唱的《亚洲雄风》盛行一时。

1990年的一件大事是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音像市场的整顿有了法律依据。

7.《我们的80年代》的观后感 篇七

那么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 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呢?当前国内学者大都肯定其成绩, 指出其缺陷, 并对以后的农村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一、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绩

大多数学者认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些成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发展了农村经济, 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

罗树仁在《农村十年改革的评价和展望》中认为这一时期的农村改革使农村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 他说, 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 农业总产值增长迅速。其次, 经济的发展也使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得到调整。最后, 经济发展还表现在经济效益的提高。由《中国农村经济》的特约评论员撰写的《总结过去深化改革开创农村经济发展新局面》一文对1978年到1988的农村改革作了总结, 指出十年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它表现在:一农业生产获得了全面地发展;二农村中非农产业迅速增长;三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有所改善;四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五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 8亿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农村十年改革和发展》编辑部, 为总结农村改革与发展十周年座谈会的观点, 撰写了乐《继往开来任重道远》一文, 对与会者的观点作了归纳:其中李书民也认为, 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活跃和发展。

(二)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使农村的生产关系得到重大调整

罗树仁认为:农村改革使生产关系得到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对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有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农村改革使农村的分配关系有了变化。纯英、怀秋也形成了与罗树仁差不多的看法, 他们说家庭责任承包制, 一方面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 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经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家庭责任承包制, 克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从而解决了农业生产的动力问题。文迪波家庭责任承包制促使原有农村经济体制瓦解, 改变了原有的“一大二公”的传统体制。丁声俊在《肯定成绩吸取教训开拓未来》中说, 发端于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 从调整生产关系入手, 理顺了农民和集体的关系, 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普遍实行了以家庭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创立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农村经济制度。马晓河还对1978年到1984年的农产品价格体系的改革做出了评价, 他说1978年到1984年的农产品价格体系的改革实质上弱化了财政分配机制的作用, 相应地强化了调节机制的作用, 这种调节机制的强化与家庭联产责任制配套, 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使农民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我目前只找到一篇文章从这个角度论述农村改革的成绩的, 也就是罗树仁的《农村十年改革的评价和展望》, 他说:改革之前农民都沉睡在集体的怀抱里, 只知道埋头工作, 而不管这种劳动能否给自己和社会带来效益。而改革之后, 许多农民开始懂得加强经济学方面知识的学习, 用于衡量自己生产的失误与否, 同时农民也懂得了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等等。农民这种观念的变化为培养具有现代化观念的新型农民奠定了基础。

(四)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为农业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肖国亮在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指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带来的经济绩效, 使我们看到了农业现代化的新道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完成了中国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 因为责任制带来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使农业剩余增多, 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增多, 这样就出现了面向市场的专业户, 甚至出现了面向市场的企业和商业组织, 促进了农村的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第二从国家管理农业的手段上看, 制度变迁使得国家的行政力量不断退出, 对农业、农业的管理从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向市场经济管理方式转变;第三从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化发展的前景来看, 制度变迁加快了现代科技与农业的结合, 开创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技化的新道路。第四从农业结构上看, 制度变迁带来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 单一的种植业结构模式转变为多层次综合性的产业结构模式, 这种产业结构模式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8亿农民被束缚在粮食生产和小农业生产上的局面, 广大农民进入工业、商业等为农业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五)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启迪

《继往开来任重道远》中所提到的刘凤彦认为:农村改革的意义对理论的贡献是卓越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受益于农村改革的启迪, 改革后的农村现实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最完整、最具有可信度的注脚。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局限性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由于行动仓促, 改革没有带到预期的效果, 这些表现在:

(一) 改革前的理论准备不足、功利性强、且改革行为没有科学化、程序化

罗树仁在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时提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是在亿万的农民推动下进行的, 没有完备的理论作指导。这就导致了两个不良后果:首先农民的素质决定了改革是简单、明快、同时也是急功近利、缺乏预见性的;其次改革缺乏理论指导成为农村第二次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还说:农村改革是在我国农业处于困境时开始的, 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反映在政策上, 就是以经济发展速度作为衡量该地区、该部门的工作的重要标准, 这就造成了为追求经济量的发展而大量浪费资源, 忽视非经济工作的现象的出现。最后, 他还注意到在进行这次农村改革时, 凭的是感觉和经验, 甚至是“走一步、看一步”、改革科学性不强、目标不明确, 改革内容不系统, 在改革的实施的过程中也缺乏程序性和阶段性, 从而导致我们对改革目标缺乏坚定性, 对改革的结果缺乏预见性, 增加了改革的风险。

(二) 土地承包制留下了重大缺陷

罗树仁认为, 这次农村改革所实行的土地承包制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缺陷:首先, 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办法使农户承包的土地都很分散、零碎、从而增加了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投入和物质投入, 破坏了土地的整体效益。其次, 土地承包制没有建立耕地的调节机制, 由于土地被承包, 集体没有调节土地强有力的权力, 这就满足不了农业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规模经营对土地调节的需要。再次, 承包责任制没有培养农民在土地上的安定心态。由于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 没有继承权, 使农民散失了对土地投资的信心, 导致了农民经营行为的短期化。

(三) 忽视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纯英, 怀秋认为家庭责任承包责任制虽取得很大的成功, 但成功中也隐含着重大失误,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忽视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他说, 虽然中央指出要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 但缺乏具体措施, 在实际执行中, 有的领导同志把平均分地的大包干当作责任制的唯一形式来宣传, 这种“分光花净”的错误做法使集体经济严重削弱, 从而为农业的基础建设、适度规模经营设置了障碍。由《中国农村经济》特约评论员撰写的《总结过去深化改革开创农村经济发展新局面》一文也提到:农村实行联产责任承包制后, 统的功能没有及时跟上, 致使农业基本建设趋于停顿, 农田水利设施失修, 技术服务缺乏, 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 忽视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罗树仁认为:实行农村改革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由于追求这个主要目标, 而忽视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建立与承包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这就给农业生产上的许多职务性工作, 比如统一的农田基本建设、生产资料供应、科技的推广应用等带来了困难。二是没有抓基层干部的培养工作。现在农村的封建迷信、赌博、偷盗等不良风气的蔓延, 不能说与农村基层干部的低素质无关。

(五) 从长远看来, 改革阻碍了“民权”的发展

《继往开来任重道远》中所提到的陈健认为:农村改革十年, 最成功之处莫过于重新赋予千百万农民较多的“民权”。让农户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主自立权。但是恰恰在充分表达民权方面, 又成为改革不成功的主要困难:今天, 谁也说不清农民到底有哪些权利、农民的权力有多大、有多广、农民、集体、农村干部和各级政府的合理权限在哪里?这一类问题已成为农村新机制、新体制和新秩序难以有效建立的症结。所以说, 民权的初步确立是我国农村改革十年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 但是民权的不充分确立已成为农村持久稳定发展的一大难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村改革只迈出了成功的半步。

(六) 、改革过程中存在急于求成、盲目乐观的心理

由《中国农村经济》的特约评论员撰写的《总结过去深化改革开创农村经济发展新局面》一文认为这次改革最大的教训在于, 一度盲目乐观、急于求成, 动摇和忽视了农业和粮食基础产业的地位。他说:当农业乘着改革的劲风连年增产时, 盲目乐观悄生, 伏下了忽视农业和粮食的祸根, 特别是1984年粮食突破4073亿公斤大关时, 盲目乐观情绪更是站了上风, 导致在政策上忽视农业和粮食的增产现象的出现。纯英、怀秋认为, 由于改革急于求进, 当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第一步改革急需深入的时候, 在整个国民经济宏观环境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 却过早地推出了流通体制和价格改革方案, 这就贻误了第一步改革。当然, 还有其他人的一些观点, 如文迪波认为, 把这场改革定义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的范围内, 无法突破一些僵化的条条框框, 致使农村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障碍。

三、关于应该怎样评价农村改革和评价农村改革的标准问题

前面提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既有成绩, 也存在许多的缺点。众所纷纭, 莫衷一是。那么,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评价这次农村改革?评价这次农村改革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 这次农村改革的各种评价怎么确认其在方法论上的依据呢?

《继往开来任重道远》中所提到岳文韬认为, 要全面正确地评价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看:第一, 要把农村改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历史地去观察, (也就是先要走进历史, 具体地考察当时的改革状况和社会历史背景, 但并不能仅仅局限于此, 下一步应该从这段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跳出来, 把它放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它的得失。) ;第二, 要把中国农村的改革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改革作一横向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认为, 中国的农村改革同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相比 (他们以前是社会主义国家) , 我们只是步其后尘, 或有不及之处, 根本上谈不上有多少高明之处。而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如日本的农地改革我们根本不屑一顾。第三, 要看农村改革对经济持久稳定发展所起的作用或效应如何。从这个角度看, 他又认为, 承包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问题。也没有真正建立起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和积累机制, 从而他也不可能个经济发展起到基石的作用。第四, 评价农村改革, 要看是否真正给农民带来好处。

而付政德认为, 对农村改革与发展要作总体性评价。他说, 这次农村改革中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是客观事实, 但是, 不能把整个农村改革的成就都归结于责任制。如果农村改革只有联产承包责任制, 而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开放、搞活、没有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扩大粮食进口、不调整农产品价格….那么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已。

四、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的应该坚持的原则

从前面可以看出, 学术界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评价虽角度不同、看法不一, 但我认为他们都能自圆其说,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评价这场改革呢?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一下原则:

(一) 对这次改革的评价要具有客观性

学术界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评价虽看法不一, 但又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对这场改革都采用了辩证的分析方法———即肯定其成绩, 又指出其缺陷, 即不单方面地对改革的成绩进行拔高, 又不单方面地强调改革的失误。而且, 学术界也能对这次改革进行多角度, 多层面的考察, 避免了观点的偏颇, 增强了评价的客观性。

(二) 对这场改革的评价要具有历史性

什么叫评价的历史性呢?正如前面岳文韬老师所说的:要把农村改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历史地去考察。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在取得很大的成绩的同时又出现很多失误, 造成些不良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些失误和由这些失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去探寻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这场改革是一场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 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 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参考, 又加上行动仓促, 因而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马克思主义认为, 事物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改革的道路出现暂时的曲折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只有这样具体历史地看待这场改革, 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看法和做出比较公正的评价, 才能不苛求于前人, 才能不囿于对过去改革得失的争论, 立足当前, 进一步把改革推向新的历史进程。

(三) 对这场改革的评价要着眼当前, 以有利于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为目的

我在准备讲稿收集材料的时候, 发现关于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文章的最后部分或者是论述改革的启示, 或者是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 或者是总结改革带规律性的认识……这就给我这样一个启示:我们不能把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得失评价搞成单纯的“理论之争”“学术之争”, 也不能总在苛求前人中打转转, 而应着眼当前, 从改革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形成带规律性的认识, 为当今所用, 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经济体制服务。

摘要：近年来学术界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虽看法不一, 但大都肯定其成绩, 指出其缺陷, 并对以后的农村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关键词：农村改革,评价,述评

参考文献

[1]《对我国农村两次重大变革的重新认识》, 文迪波, 农村经济问题, 1988年

[2]《继往开来任重道远》——农村改革与发展十周年座谈会观点介绍, 农业经济问题, 1989年

[3]《农村十年改革的评价和展望》, 罗树仁, 经济体制改革, 1990年

[4]《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两个阶段的评价与思考》, 纯英、怀秋, 1991年

[5]《终结过去, 深化改革, 开创农村经济发展新局面》——纪念农村改革十周年, 特约评论员, 中国农村经济, 1989年

[6]《安徽农村改革的探索与思考》, 王良虎, 池洲师专学报, 2003年

8.80年代：阳光灿烂的时代 篇八

80年代，改革开放，国门初开,思想解禁。在那个激动人心而又显得有些浮躁的十年里，无论人与事都充满了蓬勃的朝气，因而也造就了一个年轻的重庆。于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能清晰感受到重庆人夏日骄阳般的激情与活力，他们开放但青涩，在这个融合的时代怀着美满的理想跑步前进！

天府可乐：一瓶饮料的辉煌

作为一个重庆人，如果不了解天府可乐，只能说明你出生于90后，难以理解80年代那些独一无二的印记。尽管在80年代初，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就已经登陆中国市场，但在天府可乐横空出世之前，大多数国人其实并不知道可乐是何物。当然更加没有人会想到，一瓶天府可乐，对中国有着何等的意义。

在很多重庆人的记忆中，80年代的夏天是属于天府可乐的。1982年，当重庆饮料厂研制出属于中国人的第一瓶可乐，人们顿时被这种甜甜的，带点中药味道的焦糖色汽水所征服。尽管当时2毛多的售价为它贴上了“昂贵”的标签，但仍然让重庆人趋之若鹜。

对在重庆长大的80后而言，同样土生土长的天府可乐是童年夏天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在那个年代，能对天府可乐产生“免疫”的小孩几乎不存在。记得当时重庆市面上的天府可乐大多是玻璃瓶的，售价0.22元到0.25元，瓶子还要收1毛钱押金。想必很多人都有去小卖部退瓶子的经历，而那退还的1毛钱押金，通常都会马上转化为一两颗的糖果。所以每次退瓶的时候，小孩子们一般都会变得勤快起来，哪怕太阳再大，小卖部再远也心甘情愿。

除了喜欢可乐入口那阵淋漓的感觉之外，爱屋及乌，重庆的孩子们还热衷搜集天府可乐的衍生品。男生将瓶盖上的胶圈拔下来，编成胶链子挂在裤袋上，是一种时尚；女孩则特别偏爱拉罐，把它做成花篮、笔筒，把房间装饰得漂漂亮亮。

也许是出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原因，其实大多数重庆人并不清楚天府可乐曾经历过怎样的辉煌。鼎盛时期，天府可乐有108个分厂，一度占据了全国75%的市场份额，它被作为中南海指定饮料进入紫光阁，其巨幅广告甚至挂在了美国纳斯达克的墙上。而在此时，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却还在中国市场上蹒跚学步。

不幸的是，在称霸了整个80年代之后，天府可乐在进入90年代之后被百事可乐合并。然而和当时所有合资品牌一样，天府可乐还没来得及享受到合资所带来的幸福，就开始走向没落。当时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相继收购了重庆天府、北京北冰洋、天津山海关等数家饮料品牌，并在随后的年月里，蚕食其市场份额，雪藏其品牌。这就是业界最出名的“水淹七军”事件，而天府可乐也因此渐渐淡出国人的视线。

如今的重庆，市面上再也找不到天府可乐，只能偶尔能在新闻里听到一星半点关于这个品牌的消息。有一段时间传说天府可乐打算重振品牌，让许多重庆人激动了好久，几乎每个度过80年代夏天的重庆人，都在期待着它重出江湖。因为对重庆人来说，天府可乐不仅仅是一瓶饮料，更是一个年代，一份情感，一段久久不能忘怀的花样年华……

风油精：激醒回忆的气息

一想到夏天，总免不了想起风油精。当周围所有的人都被香水萦绕的时候，风油精那丝丝凉凉却又直刺大脑的味道，却让人清醒地回忆起80年代的每个夏天。尤其是对重庆人来说，在每一个与蚊子对垒的日夜里，拿出风油精来擦拭就早已成为一种习惯。

在各类香水大行其道的今天，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风油精那独特的味道？要知道在80年代，风油精以其卓越的功效，曾征服了无数个夏天。说起重庆人印象中的风油精，那必须是水仙牌的。自从1981年，水仙牌风油精在全国同类产品质量评比中获得第一名，这个来自漳州的品牌就迅速征服城市又岂止是重庆？几乎整个中国的夏天都散发着水仙牌风油精的气息。

可能不少人都还记得那碧绿的小玻璃瓶上，写着这样的介绍——主治清凉、止痛、驱风、止痒，用于蚊虫叮咬及伤风感冒引起的头痛、头晕、晕车不适。而事实上，风油精的功效远不止这些。当然，对付蚊虫叮咬是它最大的功绩，涂上后过一会就凉凉的不痒了。在洗澡水里滴上几滴，绝对是炎炎夏日清凉祛暑的不二法门，顺带还有长效驱蚊的功能。而很多人都有过被风油精熏得眼睛睁不开的记忆，那大多是出于在鼻子底下或太阳穴涂得太多的失误，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样绝对提神醒脑。

除此之外，极富创造力的重庆人还挖掘出不少风油精的潜在功效，创造了许多以风油精为主的偏方。比如山城雾都颇为常见的关节炎，不少人就发现在膝盖两边凹下去的穴位处涂上一点，然后轻轻按压一阵，慢慢地就会感觉到丝丝清凉渗进了关节膝盖，关节酸痛也随之缓解。这应该就是风油精止痛驱风的功效在起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这样使用，对关节炎确实很有奇效。

而在重庆小孩子眼中，气味刺激的风油精则是夏日里有趣的玩具。文静一点的就在树叶一头抹一点风油精然后放进水里，饶有兴趣地看着树叶像小船一样自动向前行驶，猜测这是出于什么原理；有些调皮的男孩子，有时候心血来潮会捉来各种小虫子，把风油精“残忍”地滴它们身上，以观察昆虫对这种刺激的液体有何反应，面对女孩子的指责，还美其名曰在做“生物实验”……

时隔多年，这些80年代的夏日记忆如被封印，直到偶尔见到风油精熟悉的小瓶包装，它们才再次被唤醒。清凉的触感如同故人，悄无声息地推开一扇名为回忆的门扉，勾连起三十年前那些熟悉的夏日场景。

电冰箱：火炉里的冰

从80年代起，电冰箱这种夏日必备的生活电器就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当时国内有许多著名的品牌，比如雪花、美菱、阿里斯顿等等，但对重庆人来说，土生土长，名叫“将军”的冰箱却比这些名牌更值得记忆。

80年代，是一个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作为重工业城市，重庆也随之涌现出了一大批家用电器生产厂家。于是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重庆家庭里，可以看到三峡牌洗衣机，红岩或是金鹊牌电视机，当然还有将军牌电冰箱。

实际上，直到在80年代中期，中国依然处在一个物资并不丰盛的年代。所以当时想要买一台电冰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重庆电冰箱厂生产的将军牌冰箱质量和销路都非常好，还曾是重庆轻工行业的“五朵金花”之一。所以在那个时代，“托关系弄条子”就成为一种常态。也许有不少人还记得，当时的批条上面必须签上冰箱销售员、销售部门负责人、冰箱厂的领导三个人名字，而且绝对没有送货上门的服务，得自己去石桥铺磨盘山的仓库提货。

那时候一台冰箱1000多元，大多还是单门，可以说是家里最值钱的电器了。对大人们来说，家里置上一台冰箱，就再也不必为夏天食物易变质而担忧了；但在小孩子眼里，冰箱最吸引人的地方却是可以自制“冰棍”。相信每个80后都有化糖水冻冰棍的记忆，这在那个冰糕并不多见的时代，绝对是每个孩子夏天最热衷的事情。因为不必花钱，所以可以敞开肚皮大口吃冰，尤其是在暑假里，趁着大人上班不在家，在家里“疯狂”冻冰棍吃的人大有人在。当然，由于吃得太多而害肚子也是家常便饭。

蛤蟆镜：潮流初体验

时尚的潮流似乎总是在往复循环着，就像如今又盛行起来的怀旧复古风，80年代曾风靡一时的喇叭裤、大耳环、宽皮带、圆头的皮鞋等都重新被推回了时尚的风口浪尖，当然，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蛤蟆镜。

作为太阳镜的一种，造型夸张的蛤蟆镜在改革开放初期，动摇了中国人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成了年轻人流行文化里最初的冒险。198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从美国引进的科幻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在神州大地轰动一时，剧中主人公麦克?哈里斯也因而成为无数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在电视里，麦克就经常戴着浅而透明的蛤蟆镜，于是，当时不少时髦青年想方设法买一副麦克式的墨镜戴上。一时间，夏日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蛤蟆眼一样的大墨镜。

留长鬓角，穿喇叭裤，竖衣领，戴个蛤蟆镜，镜上的商标还舍不得揭掉……这样的“另类”装扮很是让一些保守的人看不惯。但向来豪迈大胆的重庆人却从不在乎这些，不管是被讽刺为“得了白内障”，还是被谴责为“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流氓”，在重庆热辣辣的大太阳下，他们肆无忌惮地张扬青春，追逐着潮流与个性，成为这座城市80年代标志性的时尚记忆。

9.80年代大学生活 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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榔头榔头 于 2013/4/30 18:09:4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在九五年之前，大学生毕业是“国家”包分配的，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不是很大，因此可以专心学习。同时刚刚受压抑的人突然见到吗么多的新知识，所以学习起来如饥似渴，学术上也比爱现得更加自由。现摘录几段80年代的大学生活和学术风气的场景，让大家对80年代的学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

1、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大学校园弥漫着浓浓的书香气。

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知识急剧传播、文化剧烈碰撞的时期。经过了文革十年浩劫，中国社会突然从思想封闭的状态中走向开放，对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改变狭窄的精神生活的渴望要远远大于改变物质贫困生活的冲动，对知识的渴望成为了80年代校园生活的主旋律。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79和80级学长中有很多老三届的大学生，有的人已经成家并有孩子，他们学习非常刻苦，晚上熄灯后，他们还在水房里、走道里看书学习。那时的图书馆和教室的位子永远是紧张的，我们经常轮流去抢位子；图书馆里的各种中外名著非常的紧俏，要排队预约；每天晨曦刚露，校园里到处都是同学们朗读外语的身影。

2、八十年代的大学充满了诗意和吉他声

八十年代的大学，朦胧诗非常流行，舒婷、顾城等朦胧诗人的作品在校园非常受欢迎。我记得当时读舒婷的诗《致橡树》是非常的感动，心中崇尚着那种高尚、伟大的爱情，对舒婷的诗是倒背如流。当时学校里有很多的诗社，也涌现出了一批校园诗人，记得大学一位才华横溢的男同学，为了向一位心仪的女生示好，根据该女生宿舍室友的姓名，新年的时候写了一副对联送给这位女生，‘古川杨新柳，瑶琴扶静怀’，充满了诗情画意，可惜该女生对他没有什么好感。

八十年代的中国，邓丽君的歌声从东南沿海向全国扩散，港台文化是内地思想解放和文化发展的导引。当时，校园里许多男生，模仿港台明星，烫着卷发，穿着喇叭裤，弹着吉他，这是当时大学校园里最时尚的一景。

3、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简单而又纯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大潮还没有荡涤大学校园，大学校园如同一片净土，非常安宁。同学们思想也非常单纯，大家之间的交往也充满了真诚。由于学生分配是计划分配，不用为找工作发愁，同学们的全部精力都用于学习，生活简单而美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校园爱情也是美好的，同学们都比较保守传统，谈恋爱也是搞地下活动，不敢明目张胆，校园爱情大都是像‘山楂树之恋’那样纯纯的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个巨变的时代，是激情与温情交织、充满理想和梦想的时代，我很荣幸经历了那个时代，这一段温暖的记忆永我心，永不磨灭。”⑴

“施建青，现任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他的大学属于20世纪80年代，在为我们讲述那个远去年代的大学生活时，他充满骄傲和深情。

施建青1982年考上杭州大学理论物理专业，入学分数在班上排名垫后，与第一名的差距有100分之多。但数理化对于这个男孩子来说是‘学得轻松’，物理考到了98分的好成绩；但拉开差距的是文科，英语甚至只有9分。如此悬殊的基础，并没有在大学阶段恶化累积，好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知识呈饥渴状态，有着强烈的学习意识和动力。能考入大学的，本来就已经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读书、学习已然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环境塑造人。那时的大学校园里，延续了中学时代的学习劲头，没有虚无缥缈的诱惑，没有就业的压力，也少有浮躁之风。作弊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这个传统’，也无需作弊。考场和平时上课的教室布局一样，学生们紧挨着坐，谁也没有意识偷看别人一眼。也有个别的同学会不及格，但往往承认水平如此，绝不会借助作弊的方式自欺欺人。

终日在大学的象牙塔里，人人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所以教室是永恒的战斗场所，偶尔休闲，一定是去图书馆或电影院。作为理科生活的调剂品，看小说是最美的享受。考完试后，一群哥们也会打打扑克，消遣一番。” ⑵

“昨天上《文艺心理学》课，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艺心理学研究，顺便提了几句那个年代的大学教育情况，学生都十分惊奇，一想也是，那时他们都还没有出生呐。

回想起来，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的大学教育，倒真是很让人怀念。那时，学生的学习非常认真也非常刻苦。我78年上东北师范大学，晚上找上自习的地方都不容易，几乎所有的教室都坐得满满的。当然，教师讲课也非常认真。从生活上看，那时比不了现在。但精神上是富足的。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寝室装着12个人，晚自习回来，大家议论的多是谁读了哪些书，议论卢梭、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就争论马克思的《手稿》，谈论‘异化’。清苦的日子中，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但那时都很穷，所谓改善，也就是同寝的人一道买点豆腐卷儿，买些白菜，切成丝放到洗脸盆里，淋上点儿酱油拌凉菜，再买点散装的白酒。大家就非常尽兴。

当时，教师讲课认真，又比较自由，主要是在教学管理上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清规戒律。老师讲课，有机会慷慨激昂，学生的作业，也可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还有，大概是因还不需要算‘经济帐’吧，我所在的学校，为学生开设选修课，有的课，只有

三、两个学生选了，也照开不误。有些课，学生选得少，主要是开设的选修课很多很丰富，并不是教师水平不高，如开设《西游记研究》课的苏兴教授，是国内《西游记》研究的知名学者，那年选他课的只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还退选了，只剩一个学生了，但课照上不误。

那时，有一种比较自由、开放的空气。记得有一次，学校选区的人大代表，本来学校已经提出一位候选人，一般说，这位候选人会当选人大代表的。但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很愿意为社会服务，他要与学校提出的候选人竞选，我们这些同学也起劲地为他宣传，结果，他真的击败了学校指定的候选人，当选了。

那时的学校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楼房，却有绿地，还有树林。记得从食堂到教室，可以走一片树林中的小道，秋天踩着落叶，真的是很美。现在这树林早就没有了。85年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那时北师大也没有很高的楼，最高的主楼只有8层，主楼北面很开阔，夏天栽种了很多花草，像一个大花园。现在也都没有了，变成了楼区，三幢高大的楼房，几乎挤到了一起。

我原以为，自己是八十年代上的大学，读的研究生，可能只是这个原因，才怀念着八十年代，但上个月和一位同事出差，在房间里，不知怎么聊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比我年纪小得多的同事，对八十年代也很有好感。也许，怀念八十年代，还不仅是我的同龄人。”⑶

“50后的80年代阅读，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改革开放，门户渐开，先是开窗子，继而开门，外面的东西都涌了进来，让我们应接不暇；再一个，‘文革’当中，专制主义当道，我们都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读书成了很奢侈也很冒险的事。忽然有了很多书可读，而且是光明正大地读，不用再偷偷摸摸的了，那我们就很开心，天天像过节一样。那时大家最关心，说得最多的‘关键词’，就是自由、民主、人性、人道，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个性的张扬这类东西。这是我们最缺乏也是迫切需要的东西。那时我们都信奉这样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尼采宣布上帝已经死了，这个让我们感到很震撼。虽然有人早就宣称‘我不相信’，但理性地‘怀疑一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反省、反思、反拨、反动，却是在80年代读了一些书之后。那个时候，审美主义盛行，追求艺术至上，但又不是要养眼，要把玩，不是那种沉迷其中、享乐玩世的心态，而是将审美、艺术视为人类唯一能够走向自由的途径。如果要概括80年代的阅读，其主要精神特征我以为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社会历史方面表现为本体或主体之维，文学艺术方面则表现为审美之维。”⑷

“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摘掉了‘文革’期间戴在头上的一个‘臭’字，但依然是‘老九’。那时他们很穷，但学术风气比现在好。回顾一下这个‘好’的原因，对于今天或许是有益的。

那时候老师穷到什么程度呢？有贼为证：当时大钟寺一带尚属荒凉之地，常有劫匪出没，据说，防范劫匪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当遇到劫匪的时候，只要说一句‘我是师大的老师’，你便可以安然而归。不肖说，那劫匪的脸上一定堆满了失望的表情。1983年我从山东师大历史系毕业后，于9月份来到北师大，跟随杨寿堪老师学习西方哲学，研究方向是黑格尔。这是杨老师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共两名，另外一个是甘绍平，他是从首都师大考来的。

我们两个在学习上的待遇，现在的博士生也望尘莫及：杨老师每周都给我们上专题课，专门讲授黑格尔的著作，记得杨老师讲过的有：《精神现象学》、《小逻辑》、《自然哲学》、《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其间还涉及到黑格尔的其他一些著作，如《精神哲学》和《宗教哲学》等。杨老师还给我们讲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于每本书，杨老师都是从头讲到尾，至今我还保存着详细的笔记。

上大学时，我曾经从图书馆借来了黑格尔的《小逻辑》，但是，尽管一个生字也没有，可就是看不懂，不知所云，于是第二天便还给图书馆了事。通过听杨老师的这些课，自己的思维能力和理解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终于能够看懂黑格尔的著作了。不用说，再看其他哲学家的著作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现在想来，自己现在之所以还有些逻辑思维能力，无疑是跟杨老师的这几年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杨老师讲这些课的时候，听众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讲授过程中可以随时与杨老师进行交流。上课的地点通常就在老主楼八层的哲学史教研室（那时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属于同一个教研室），但也常常去杨老师家里上课。每周去听杨老师的课，是我们两个最期待的时刻。时间一到，我们便夹着笔记本来到教研室，在杨老师的导游下，到西方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漫游。

杨老师还让我们选修了德语作为第二外语。第一年我们两个听了安文铸老师一年的德语基本知识课程。安老师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是自学的德语，教学的方法非常灵活，加上他富有激情的讲解，因而特别适合于我们这些学习二外的人。学习了一年以后，竟然能够翻着字典，写小的文章了，后来毕业论文的摘要便是用德语写的。第二年，杨老师给我们请来了中央编译局的一位朱老师（很遗憾忘记了他的名字），教我们专业德语，每周到中央党校朱老师的家里去上课，朱老师给我们俩讲解和翻译黑格尔的德语原著，好像是《逻辑学》。我当时不太重视外语的学习，所以最终没有学好，后来也没有再继续学习，由于长时间不使用，现在已经把学了两年的德语忘得差不多一干二净了。而甘绍平很下工夫，后来到德国慕尼黑大学读博士去了。

至于学习风气，那就不用说了，吃完饭后几乎没有人呆在宿舍里，去处自然是阅览室。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张张如饥似渴的脸。在这种氛围下，同学们的成果也自然不菲。高年级的同学丘长虹、尹瑜新、韩震、袁贵仁等人，经常在《江海学刊》、《江汉论坛》、《哲学动态》等杂志上发表论文，许多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和热议。我自己也在毕业的那个学期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宇宙全息论》，并写完了《宇宙全息统一论》一书的草稿。甘绍平写的论文则在《光明日报》举办的读书活动中获得了二等奖。那时候的奖很少，而且是货真价实的。

同学们学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求知。因为那时候就业状况比较好，不用太考虑将来的前途。这是造成当时良好学术风气的外在原因。就学术和学校内部来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奖励措施，没有鼓励发表论文的制度，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学术规范，所以，论文的写作纯粹是出于创作的冲动——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拿钱，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名誉。总之，没有什么功利性的动机。

后来，也就是现在，情况截然不同了：知识分子的待遇有了很大提高，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学术研究课题的经费日益增多，有的课题多得令人咂舌；经过多年的改革，学术方面的管理制度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也似乎越来越规范；在学生方面，有各种鼓励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措施和奖励，也有不少旨在促进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课题，还有了专门培养拔尖人才的各种种类的人才班。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学术研究的风气却越来越糟糕，剽窃、抄袭现象不仅屡禁不止，且已蔚然成风，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日益堪忧；学术研究的水准未见有提高，只是徒然地增加了论文的数量而已；用金钱堆砌起来的课题，也未见有让人能够读得下去的著作出现。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与八十年代的学术风气和管理方式一比，就可以一目了然，这就是管理方式的错位。管理层把管理经济的模式挪来管理学术，讲投入产出比，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如果说经济活动可以讲投入与产出的话，那么思想活动是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投入与产出比的，试问：有谁能够在年初制定出今年的思想产量呢？有谁能够把金钱的数量转化为思想的产量呢？在这里，物质与精神之间不具有正比关系。现在这种管理方式对于学术干预得太多了，学术活动本来是一种个人活动，而这种管理方式非要使它变成公共活动，从而纳入到经济计量过程。现在这种管理方式就是：我给你多少钱，你得给我多少思想。于是乎，学术研究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了。八十年代之所以学术风气活跃，就在于管得比现在少，因而人们的学术活动还不那么功利；而现在相反，学术活动基本上变成了一种功利性的活动，因为可以得到巨额的课题经费和奖金，或者是为了完成每年规定的思想产量，因为你如若完不成，饭碗就难保。学术活动也就成了一种谋生的活动了。

当然不能由此就说是金钱惹的祸。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是理所应当的，而且现在知识分子的待遇还不够高，因为我们知识分子的待遇尚远不能与非洲相比，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比了。问题在于提高的方式。提高待遇的方式不应当是那么功利的，要求他完成多少多少任务，相反，把这些提高放到他们的工资里就可以了，不必那么直接地干预他们的具体学术研究。这样，就会有另外的一种“于是乎”，即学术和思想的繁荣与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符合思想发展规律的：待遇的提高可以使知识分子们在生活方面高枕无忧，从而专心地从事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如果再辅以思想的自由，那么学术想不繁荣都难。

从学术史上来看，学术上的进展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是自由的创作，没有一篇是为了金钱而写成的；那些伟大的著作没有一本是一朝一夕写就的，也没有一本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被迫写的。康德的伟大著作《纯粹理性批判》是十二年悠久沉思的产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思考，直到20多岁才完成。如果他们在我们现在这种学术管理体制下，是否还能够产生这些思想呢？起码，他们的教授位子是保不住的，因为他们在研究期间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爱因斯坦虽然发表了几篇，但还不是他的“专业”，因而按我们的规定是不算“成果”的；其实，他的相对论也不算成果，因为他当时是专利局的职员，实在是“不务正业”。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也没有人是从什么尖子班里出来的。

10.80年代重点大学排名 篇十

南京大学

简称“南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中央直管高校，位列“双一流”A类、“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入选“珠峰计划”、“强基计划”、“111计划”、“计划”，为九校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环太平洋大学联盟、21世纪学术联盟、国际应用科技开发协作网、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中国高校行星科学联盟、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成员。

中国人民大学

11.《我们的80年代》的观后感 篇十一

接受访谈的有十一位“文化老人”，包括阿城、北岛、崔健、陈丹青、刘索拉、田壮壮等，他们分别属于小说、诗歌、音乐、美术、电影、哲学等领域。

对于他们，“80史”曾是一种焦灼状态，由来已久，十几年前或是更早一些时候，他们感受到了来自内心的风暴——异域文化、改革开放的双重冲击，狂飙不息，日夜吹动他们灵魂的羽毛，隐秘而又强大，让生命不得安宁。如今回过头来，这些“文化热”中的“潮人”，集体清理和反思八十年代，并试图沉淀提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作者前言)的文化精神，的确是件意义重大的事。

诚然，八十年代有着各种缺点，比如知识分子与经济性的历史进程的隔膜、学术的空疏、知识结构与文化构成的扁平化与单一化、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宏大叙事等，但正如鲁迅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一个战士，而完美的苍蝇毕竟还是一只苍蝇。八十年代的思想者是中国二十世纪难得的一次“青春突围”，反抗、激情、启蒙、想象力、使命感等“文化关键词”都标志着八十年代的“青春逼人”。最让人缅怀的，还是那个时代青年人之间心无芥蒂的争论、辩白与对话，他们拼命地朗诵诗歌，唱摇滚，以坚定的独立姿态赢得了众多青年的喜爱。李陀在访谈中说，他与几个文友可以为了讨论文学在大街上争论到天明，而张承志为了寻找奥登的一本小说获得叙述的灵感，可以在晚上十二点后去敲李陀的家门，已经躺下休息的年轻夫妇热情开门，满书堆里帮他寻找。陈丹青与阿城，用廉价信笺进行跨国通信，交流彼此的感受；阿城有时候干脆就将小说写在练习本的破纸上，直接寄给陈丹青，就在这些文学青年的“梦呓”中产生了《棋王》、《树王》等短篇经典。激越的青春之梦，敞开的伟大心灵，旷日持久的讨论、阅读、思考、写作与对话，那一群年轻人终于站在了“太阳的痛苦的芒上”，并在历史的境况与人类心灵的互动中，到达了他们能够到达的高度与深度。

那个“前消费时代”(阿城)的总体气氛颇为浪漫并且相对简单，好在接受访谈者的态度却不是一味怀旧或颂扬，相反，在平和代替了愤怒的背后，他们对于八十年代抱着难得的坦率、客观，甚至苛刻的审视态度，以各自的视角来反省当年的决绝、冲动和呐喊，站在远处重新审视自己被那个时代记录的真正意义、自我和时代的局限。所以，毋宁说这是本“心灵备忘录”，里面浸透了“追忆似水年华”般的欢愉与悲伤，不如说是在书写悲悯，在八十年代与消费性技术性很明显的当下对照中，努力探究物质主义极度上扬、人文风景开始落幕的深层原因，并为在新时代继续前行提供参照和路标。

诚然，《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局限在于访谈者囿于文化圈和北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这些不足以形成书写的全面与真实。八十年代更多的图景与思考，我们只有寄希望于将来。

12.《我们的80年代》的观后感 篇十二

应该说,那个时代的中国现代派美术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是有其合理内核的,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年代。回顾上世纪80年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长期的全盘“苏化”,以及文艺上的左倾路线,都使苏式艺术风格成为政治说教的符号和图解,东西方其他艺术形式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限制、冲击及批判,因此整个中国绘画艺术显得单调、沉闷甚至压抑。使得当时的青年艺术家,对旧有的绘硬体系充满强烈的逆反心理。“文革”结束之初,封闭已久的国门被打开,西方文化的各种艺术元素,尤其是现代艺术多元而前卫的观念、风格和形式使中国艺术家们感到新奇和向往,汹涌而来的西方艺术潮流,拓展了中国艺术家和理论家们的视野和见识,他们以热烈、积极的态度,如饥似渴地学习那些新鲜的艺术思想和观念。不得不说的是,由于那种热烈的态度带有强烈的逆反因素,此时的艺术家们,对现代美术的探索和实践,都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很多人的艺术取向跟风式的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缺少客观而理性的思考。因此,这个时期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虽然蓬蓬勃勃,却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对这点视而不见,就很难客观地审视中国现代美术。

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为:一方面出于对西方艺术近乎崇拜的心态,艺术家们追求绘画形式上的突破多采取模仿、借鉴的方法,基本上还处在一种盲目间接的学习状态,缺乏文化张力和原创精神,那个时期的绘画,看似风格多样而丰富,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对西方现代艺术亦步亦趋的学习,甚至带有不假思索、不加鉴别的拿来主义倾向。纵观此时的所谓“前卫”艺术,大多是把抽象派、印象派等架上绘画,到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波普艺术等等模仿了个遍,即使是那些可称之为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带有标志性的作品也难逃嫌疑。事实上,这个时期席卷艺术家心灵的狂潮,并未使中国现代艺术走得很远,可以说,仅仅是改头换面、重新化妆。以至有人调侃地说,中国青年艺术家用极短的时间重演了西方现代艺术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艺术青年们激烈的情绪,表现为颇为极端的反苏、反学院派倾向,苏式的绘画风格和教育体系被冷漠、批判得体无完肤,学院派精致的明暗调子,儒雅的色彩技法被视为老派和落后,缺乏艺术家的创作灵气和现代艺术观念,而扎实的基本功训练被认为是扼杀绘画的自发性和自由性(至今仍不得不承认其影响之深远),以至于彻底否定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所有艺术形式等等,却很少有人认真的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当热情代替了理性,单薄、缺乏力度和厚重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80年代绘画艺术的特征之一了。

80年代现代美术的局限性,也折射出艺术理论界的浮躁。当时,对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的介绍片面而有限,主要倾向于现代艺术以及美学理论,而且由于中国长期封闭,主导当时中国艺术界的思想理论极度空乏,因而对外部世界的向往达到了饥渴的程度,这就使任何西方艺术理论都能得到关注,很多艺术青年对西方艺术理论的接受几乎是囫囵吞枣的,来不及丢管对错与否。更有甚者,有些“理论家”根本不是为了学术,而仅仅是贩卖些舶来的词句装点门面,以求艺术以外的好处,更加剧了这种混乱的状况。比如当时进行的关于“形式与内容”的美学讨论,虽然轰轰烈烈,而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时过境迁,已成为历史问题。

从社会角度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美术思潮的社会影响并不十分突出,若硬要将它比成“一场社会运动”,这恐怕是夸大其词,毕竟当时的美术变革仅仅局限在美术圈内,分布的地域不广,主要集中在美术院校和各地一些零星的画家群体中。80年代的美术思潮,或许在那些“老一代”艺术青年的观念里无比重要,但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相比于同时期的文学、音乐思潮的影响力,绘画艺术充其量是“自由化”社会思潮中的小插曲。比如当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思潮及“现实主义”文学非常蓬勃,而电影流行歌曲的的盛行,则产生了一批大陆歌手,歌曲深入大众,至今影响不绝。相比之下,美术思潮折射出的更多只是艺术家在画室中的各种讨论。最关键的是,80年代的中国美术并不只是呈现出现代美术的发展,很多发扬传统,推陈出新的艺术家,也都在那时崭露头角,把辉煌的艺术留在了那个时代,比如以吴冠中为代表的中西合璧的折中派绘画、以罗中立和何多苓为代表的意识流绘画等等,这些艺术家因其审慎的创作态度、严谨的艺术风格和扎实的艺术功力,使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以“85美术”等现代派美术思潮为号召的艺术家们。相对文革美术的僵滞呆板而言,虽然后者的艺术具有较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毕竟过于单薄,缺少引领中国未来艺术走向的力量。

13.有关80年代入党申请书 篇十三

我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是伴随着伟大祖国改革开放、繁荣昌盛的步伐成长起来的青年。我热爱党，热爱祖国，来自于的家庭熏陶，更源于学习中国的历史以及所亲身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在中国______的领导下，改革开放、国富民强，人民安康的现实______。

我志愿加入伟大的______，是建立在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路线的认识和亲身感受党的伟大基础上的。中国______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国______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充分体现了中国______的先进性。历史已经证明，没有______就没有新中国。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我愿自觉地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帮助和考验，使自己早日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成为一名合格的______员。

我决心认真努力学习《党章》和党的基础知识，处处以一名______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上认真学习党的政治理论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工作中积极进取、克己奉公，尽职尽责做好每项工作，立足本岗，为党的事业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14.《我们的80年代》的观后感 篇十四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国人的心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

社会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反应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方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矛盾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看待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就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阶层的经历和价值观利益观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也不同，社会心态也各有不同，我们下面主要是研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

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起来。开始引进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社会上流行

了这么一句话“80年代下海经商，90年代炒股票，00年代搞网络”，这反应了不同的时代独具特色的追求财富的社会现象。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心态和思想潮流。“80年代下海经商”说明当时人们心态上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优点和利益，为此，当时也有很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是他们从心里已经认可和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了。对改革与保守，封闭和开放也有了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大方向不变，一切对社会主义有利对人民生活有利的我们都应该学习和肯定，改革就是要大胆的去尝试，开放就是要以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站在国际舞台上去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他们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1年3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庆祝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的游行集会中举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旗帜，引起全国亿万青年的强烈反响。

此时，大量西方理论的译介首先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极大的震动，其中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意志生命和生命哲学为代表，强调乃至夸大人的意志，并将意志置于本体论地位，从生命的意义上立论，要求“重估一切价值”。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转型实质性启动，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全面展开，发展商品经济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一大步。由于当时我国刚刚经历的文革的沉重的打击，改革开放也是刚刚起步不久。所以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等方面还不够成熟，现实的政治体制不适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政治体制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种西方政治思潮也开始在中国兴起。现代西方政治中诸如分权制、制衡制、多党制，以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纷至沓来。从1981年至1985年，青年寻求民主的热情绵延还断，各行各业，各个层次的青年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着，并有明显的盲目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形式的印迹。

在企业，青年们纷纷要求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毛遂自荐者、献计献策者不乏其人。在农村，广大青年农民则从对封建家长作风和宗族观念的反感情绪，对包办、买卖婚姻的反抗中，向新一代农民应具备的民主权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对民主管理学校的要求越来越高，参与国家事务的愿望也日趋强烈。从单纯的要求民主自由发展到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气愤和斗争，以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呼唤，深刻反映了青年在新形势下从追问到追寻的过程。特别是1984年后，改革为青年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许多青年因此认为个人奋斗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一时间跳槽、辞职、下海，热浪滚滚，并在早期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

不仅是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如此，国家的领导人更应该是这样，要想进一步实行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在国际形势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当时我国的各种条件还不够成熟，就应该向外国学习，尤其是当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欧美的国家。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等等，我们既然决定走出去，那么引进来也是必不可少的，走出去要求我们以世界的眼光来要求自己，把自己放到世界这个大舞

台上来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挑战。引进来则要求我们在这个舞台上以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各国的先进的经济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否则如果只是单纯的走出去，那其实是跟封闭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善于向别人学习对国家的管理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20世纪8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还体现在对人生价值、生活意义的思考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似乎正好适应了青年一代的迷惘的思绪，尽管形成的社会条件完全不同。在深刻甚至痛苦的反思中，“潘晓”信中提到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成为青年讨论和争执的焦点。绝对的“大公无私”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价值观念开始被青年们所怀疑，而以“自我”为出发点，注重个性解放，“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青年的热门话题。正如“潘晓”之一黄晓菊所说：“回首往事，我想，那场讨论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它得出了什么结论，找到了什么答案，更主要的在于它第一次打破了长期的思想禁锢，引发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自我存在的重新认识，对自身价值的深沉思考，对个人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审度。”（彭波主编：《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说明当时走在前端的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在社会这个大集体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改变了以往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大于一切的观点。人们开始意识到了自身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重要性，在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中也更为理智了，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心态的改变。

总的来说，由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及对思想的大解放大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人生观、价值观、思想潮流的矛盾和碰撞必然会引起人们心态和思想的变化和重新认识。80年代作为这些新旧体制和思潮的过渡时期，人们的心态演变就显得尤为激烈，作为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过高等的教育，对问题的看法也更加会考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