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业务学习题1

7月份业务学习题1（共4篇）

1.7月份业务学习题1 篇一

安检员每日一题培训

1、打眼作业时打眼工可不可以骑在锤架上或正对眼门操作，应站在锤架的什么位置？

答：不可以，人员应站在锤架的一侧

2、喷射混凝土支护的顺序是什么？ 答：先墙后拱，先凹后凸

3、光面爆破，周边眼封泥长度不小于多少？ 答：300mm

4、平巷采用金属支架支护，支架的前倾后仰不应超过多少度？ 答：±10

5、采煤工作面刮板输送机必须安设停止和启动信号的装置，发出信号点的间距不得超过多少？ 答：15米。

6、《煤矿安全规程》第448条规定：照明、信号、电话和手持式电气设备的供电额定电压，不得超过多少？ 答：127V

7、为防止井下出现裸露的电火花或电弧，减少发生触电、漏电、短路等故障的机率，井下电缆的连接要求的“三无”是什么？ 答：无鸡爪子、羊尾巴、明接头。

8、防爆结合面三要素是什么？

答：结合面的长度、间隙、粗糙度。

9、处理拒爆时,必须遵守哪些规定? 答:(1)由于连线不良造成的拒爆，可以重新连线起爆；(2)在距拒爆炮眼0.3米以外另打与拒爆炮眼平行的新炮眼，重新装药起爆；(3)严禁用镐刨或从炮眼中取出原放置的起爆药卷或从起爆药卷中拉出电雷管，不论有无残余炸药严禁将炮眼加深；严禁用打眼的方法往外掏药；严禁用压风吹拒爆炮眼；(4)处理拒爆的炮眼爆炸后，爆破工必须详细检查炸落的煤矸，收集未报爆的电雷管；(5)在拒爆处理完毕以前，严禁在该地点进行与处理距爆无关的工作。

10、简答《煤矿安全规程》对局部通风机的安装和使用有哪些规定？ 答：1）局部通风机必须安装在进风流中，距回风机不小于10米；

2）必须指定专人负责管理，保证正常运转；3）必须采用三专供电；4）严禁使用3台以上（含三台）风机同时向一个掘进工作面供风，严禁使用1台风机同时向2个作业的工作面供风；5）必须实行风电闭锁。

11、前有哪些情况时严禁装药爆破？

答:(1)采掘工作面的控顶距离不符合作业规程的规定，或者支架有损坏，或者伞檐超过规定；(2)爆破地点附近20m以内风流中瓦斯浓度达到1.0％；(3)在爆破地点20m以内，矿车、未清除的煤、矸或其他物体堵塞巷道断面1／3以上；(4)炮眼内发现异状、温度骤高骤低、有显著瓦斯涌出、煤岩松散、透老空等情况；(5)采掘工作面风量不足。

12、人员在有车辆行驶的巷道内行走时有什么要求？

13、答：（1）要走行人侧，不要在道芯内行走；

（2）不得打闹，不要戏耍；

（3）随身携带工具物品要平拿平放，防止举高碰触顶板及隔爆棚；

（4）随时注意来往车辆，及时避让。

13、为什么斜井提升时严禁蹬钩、行人？

答：因为斜井提升时，由于车辆在运行中容易发生突发性事故，造成断绳跑车、脱轨掉道和翻车等事故，如果扒车和蹬钩摘挂钩或在斜井内行走，非常容易被挤、碰或挫伤，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14、“三不生产”指的是什么？

答：不安全不生产、隐患不排除不生产、安全措施不落实不生产。

15、采用滚筒驱动带输送机输送时，必须装设什么保护装置？ 答：防滑、堆煤、防跑偏、烟雾、温度、自动洒水等保护装置。

16、煤矿井下常见的过流故障有哪些？ 答：短路、过载和断相。

17、开关手把在切断电源时必须闭锁，并悬挂有什么字样的警示牌？ 答：“有人工作不准送电”。

18、刮板输送机间搭接安装有什么标准和规定？

答：刮板输送机安装要求达到平、直、顺、稳，运行时平稳不晃动，无卡阻，机头搭接机尾时高度不小于0.3米，前后交错不小于0.5米。

19、安全上要做到“四无”，指的是个人无违章，班组无轻伤，区队无重伤，矿无死亡。

20、防爆电气设备入井前应检查什么？

答：防爆电气设备入井前，应检查其“产品合格证”、“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及安全性能；检查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入井。

21、采掘工作面及其他作业地点，电动机及其开关附近20米内风流中瓦斯浓度达到1.5%时，应当怎么办？

答：必须停止工作，切断电源，撤出人员进行处理。

22、对焊接场地有何要求？

答：工作场地必须通风良好，无易燃、易爆物品。各类气瓶要距明火10m以上；氧气瓶距乙炔瓶5m以上；在重点防火、防爆区焊接作业时．必须办理用火审批单，并制定防火、防爆措施。

23、掘进工作面必须使用的“四双、三专、两闭锁、一切换”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四双：双风机、双电源、双开关、双线路； 三专：专用变压器、专用开关、专用线路； 两闭锁：风电闭锁、瓦斯电闭锁；

一切换：主风机与备用风机能自动切换。

24、引起矿井火灾的三个基本要素是什么？

答：引起矿井火灾的三个基本要素是：火源、可燃物和空气。以上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存在，缺一不可。

25、井下空气按体积计算氧气浓度不得低于多少？二氧化碳浓度不得超过多少？ 答：氧气不得低于20%，二氧化碳不得超过0.5%。

26、发生水灾、火灾时的避灾原则？

答：当工作面发生瓦斯、煤尘爆炸及火灾事故时，作业人员要逆风流撤出。若人员在事故点顺风流侧时，应就近进入新风流侧。当工作面发生水灾时，要由下向上撤出，下运人员就近向上撤出。

27、事故隐患的分级是怎样分的？

答：按其危害程度、解决难易分为A、B、C、三级。其中： A级安全隐患是指：解决难度大，须由煤业公司或集团公司统一安排解决的安全隐患；

B级安全隐患是指：解决难度较大，须经矿业公司统一安排解决的安全隐患； C级安全隐患是指：区（队）在业务部门指导下，能够解决的安全隐患。

28、发生顶板事故的预兆有哪些？

答：发生声响、掉渣、片帮煤增多、顶板出现离层、漏粉、有淋水。

29、煤尘爆炸的条件是什么？

答：煤尘本身具有爆炸性；空气中悬浮的煤尘浓度为45—2000克/立方米；有足够的引爆热源，一般为700—850摄氏度。30、矿井常见的电气事故类型有哪些？

答：短路、过载、断相、漏电、接地、过电压、失爆等。

31、井下受伤人员现场急救应遵循“三先三后”的原则？

答：即对窒息或心跳、呼吸停止不久的伤员，必须先复苏，后搬运；对出血的伤员，必须先止血，后搬运；对骨折的伤员，必须先固定，后搬运。

2.7月份业务学习题1 篇二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孤军深入，必须有相应配套措施做支撑，必须与全面综合改革相协调

2012年岁末，“北上广”异地高考方案揭开面纱。由于设限多、门槛高、难度大，再加上有些社会高度关注的内容缺失，各种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北京、上海、广州“分步实施、逐步解决”的思路和举措充分表明，异地高考改革的大门已然开启，高考户籍制度不再是难以融化的“坚冰”。

允许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不仅是百姓的多年夙愿，更是衡量教育公平、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尺。因此，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异地高考改革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但是，异地高考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教育改革，它涉及就业、住房、社保、公共服务、人口管理等方方面面。因此，作为一种高度敏感的综合改革，作为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异地高考既要统筹考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迫切诉求，又必须充分考量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与现实可能。

在人口流入集中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北京市目前的常住人口已达2000多万，随迁子女人数快速增长，到2014年，北京市一年级入学人口将从目前的10万剧增到18万，小学在校生总量预计从68万跃升至84万，而且之后几年还将持续增长。上海、广东等地也存在类似问题。为此，不少人忧虑，如果现阶段大面积放开异地高考，大量欠发达地区的人口会涌入相对发达的城市，城市管理“压力山大”的问题将不可避免。

异地高考之所以难以推进，还在于不同群体之间复杂的利益纠结。不论教育资源的蛋糕怎样切分，异地高考改革必然会触及人口流入地居民的现实利益。越是在“北上广”这样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越是需要统筹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在大力推进教育公平的原则下，使异地高考改革尽可能赢得更多人的理解、认同与支持。

受制于各种现实羁绊，异地高考不可能“孤军深入”，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改革做支撑，必须与教育综合改革相协调。比如，在未来的招生考试改革中，加大自主招生力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完善人才评价标准，打破只以分数论英雄的桎梏；探索部分科目一年多次考试的办法，实行社会化考试；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方式和招生录取办法„„只有在政府主导下，与这些改革协同推进，异地高考才不至陷入单兵突进的泥沼。

“不怕慢，就怕站”。综观多年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北上广”等地的异地高考改革既不能急躁浮躁，盲目冒进，也不能畏葸不前，浅尝辄止；必须把握机遇，遵循规律，稳步推进，循序渐进。唯此，异地高考改革才可能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时代考验中，交出一份真正合格的答卷。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 李泓冰 2013年01月07日

“默许”与“放手”背后，是对政策上一些有风险“灰色地带”的放任，也折射出法律意识的淡薄

提起豫东黄河故道的兰考，国人往往想到一个光辉的名字——焦裕禄，为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县委书记。而今，兰考却和另一个名字难解难分——袁厉害。

兰考冬天里的一把火，夺走了袁厉害收养的7个孤残孩子的生命，举国为之心痛。媒体在对这桩惨剧寻根究底：袁厉害25年收养超过100个孩子，究竟合不合法？惨剧发生，是慈善之痛还是政府之失？其实，整件事情未必那么复杂。收养法很明晰，民政救助制度亦有规定，甚至当地的领导干部都坦承袁厉害“不完全具备收养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兰考仍然出事了，责任人或许不仅仅是那位不识字的中年妇女。

请允许我们遥想一下，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和她收养的孤残儿童，会发生什么？袁厉害以“爱心妈妈”驰名久矣，收养行为持续25年，尽管收养条件极差，却连当地110碰到弃婴都往她这里送。因此，当地主要领导没有理由不知道其人其事。“焦裕禄”碰到“袁厉害”的几率，是很高的。

当年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百姓感情深厚，忍住肝癌之痛率领全县抗击自然灾害，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逢年过节，他专往贫困户家里钻，他对一位病卧在床的老大爷说，“我是你的儿子”；有人要装修他的办公室，他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面貌还没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连想也很危险”，他还说：“党把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可以肯定，如果焦裕禄遇到袁厉害，不管是建福利院，还是向周边地区求助，都肯定不会让这些孩子们处于生活的窘境甚至险境。

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对于她的爱心善行，固然可能赞许，但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或许更会从自身社会管理的水平反思问题。既然“不完全具备收养条件”，袁厉害的收养应不应该被“默许”？如果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能收养100多个弃婴和孤儿，为何社会管理者承担不起抚养的责任？

“默许”与“放手”的背后，是对政策上一些有风险“灰色地带”的放任，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相关部门法律意识的淡薄。不能因为是“爱心行为”，就逃脱了法律的规范。调查显示，袁厉害的收养行为，在兰考不是个案。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应规范相关制度，即便“财政乏力”，即便有低保支持，也应在法律的界限内行事，这才是对爱心最大的保护，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面对逝去的生命，当地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了。是不是像“人民的好儿子”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面对弱势群体，是不是也应该像焦裕禄那样体味到“羞耻和痛心”？更重要的是，时代场景转换，要当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需要的或许不仅仅是为民、务实的精神，也不仅仅是敬业、奉献的品质，同样需要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

兰考已经表示，要在全县进行拉网式排查，要建好社会福利中心，要规范民间收养。凋零的生命之花无法再次开放，但亡羊补牢之举，或许能告慰这些幼小的生命，也告慰黄河故道上前辈楷模的英灵。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住房公积金当姓“公” 徐立凡

2013年01月08日

只有秉承“济贫不济富”的宗旨，积极改革，住房公积金才能真正姓“公”，而其社会福利保障的属性，也才能更好体现

有人刚过100元，有人超过1万元。同在山西，不同的单位公积金缴存差距竟达141倍。记者日前调查结果，反映了一个突出问题：收入分配差异，既可能是因为初次分配不够合理，也可能是由于二次分配的运作失衡。（相关报道见本报1月7日13版）

表面看，收入差距导致缴存额差异。我国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差距是15倍。差距尽管已惊人，但仍不足以造成公积金缴存较大鸿沟。

公积金缴存出现较大差距，税收政策和公积金管理机制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公积金缴存免征个人所得税，一些单位将其视为避税渠道，以此降低人力成本。而有条件的单位，还将公积金缴存当作员工福利发放渠道。由于对公积金缴存比例突破规定的上限缺乏具体罚则，地方公积金管理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很难有动力对超出上限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住房公积金的设计初衷是“济贫不济富”，即高收入者不补贴，中低收入者较少补贴，最低收入者较多补贴。然而实际运行体现出的却是不公平：收入较低的群体因公积金缴存过低买不起房，只能成为公积金的储蓄户，既面临存款负利率而导致的资金缩水风险，又由于限制过多无法自由支配；收入高的群体未必会通过公积金贷款买房，而是将公积金当作避税工具使用。这实际上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

公积金制度设计的缺陷，需要尽快弥补。其一，应将公积金制度改革纳入收入分配改革的篮子当中，坚持“提低、扩中、限高”也应成为公积金改革的主要思路。其二，需要引入市场化机制，适当提高公积金的收益率。其三，应该对公积金存款利率实施灵活政策，让公积金存款收益达到最大化。其四，扩大公积金应用范围，方便提取公积金。这既可以提高公积金使用效率，也有利于需要公积金贷款的群体享受到真正的福利保障。

近年来，不少地方对于公积金使用已有多方探索，降低公积金提取和贷款的门槛、提高使用率成为改革方向。实际上，这种改革与楼市调控的根本方向具有一致性，因此值得肯定。可以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已经迈入了深水区。只有秉承公平正义的宗旨，积极推进改革，住房公积金的弊端才有望革除，才能真正配得上“公”字，其社会福利保障的属性，也才能更好体现。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喝水问题”简单吗 范正伟

2013年01月09日

公共部门为民服务的努力“复杂”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就“简单”了

在管理学中，有个“奥卡姆剃刀原则”，主张化繁为简，将复杂的事情变简单。对此，有人这样感慨：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简单很复杂。看似拗口，却耐人寻味。

老百姓喝水，本是一个简单问题，最近却有点“复杂”。先是北京水专家夫妇称20年不喝自来水，引发公众疑虑；后又是北京自来水集团表示，北京自来水可以放心喝。一边是专家，一边是厂家，到底如何选择，一时让人有点左右为难。

深究起来，二者并不冲突。一个说的是安全，一个关注的是“更健康”。对自来水集团来说，检测符合法定标准，自然没有问题；就专家而言，因为“是营养师所以更在意健康”，也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当“更健康”的标杆树起来之后，普通百姓对自来水的期望还会不会仅仅停留于出厂检测的“安全”？

近些年来，食品安全、空气质量、饮用水质„„这些寻常话题，日益成为公共议题，折射了中国发展阶段的递进。吃糠咽菜、用工业糖精的时候，很少有人在意食品安全；从自行车王国到汽车大国，物质条件好了，PM2.5问题也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怎样面对水涨船高的期待，是一道复杂考题。

以自来水为例。出厂检测时的水是安全的，但经过输配管网和水箱配送之后，水质是否还能确保合格，就可能要打一个问号。自来水厂的水来自水源地，水源不好，加工起来自然更加费力、成本也更高，在这个意义上，保护水源地、保护生态环境更为关键。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自来水厂一家就可以包打天下，而需要环保、供水、净水等各个环节相互协调配合，需要全社会更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

也就是这几天，河北邯郸突然大面积停水，起因是山西长治苯胺泄漏，而当地又没有及时通报。事后，长治市长道歉时，连称几个“没想到”。祛除这种“没想到”，正是各地亟待补上的重要一课。从实现温饱到追求环保，从谋求生计到重视生态，时代命题的转换，对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天的与时俱进，重要的是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力跟上群众各种诉求期待的步伐；今天的民生工程，应该想方设法维护群众的健康权、环境权。?

“温饱阶段喝安全水，小康阶段喝健康水。”党的十八大，把全面小康社会从“建设”改为“建成”。一字之变，既是奋斗目标，更是郑重承诺。而这种承诺的兑现，就在食品安全里，在空气里，在自来水里，在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兑现这种承诺，就要把握好“简单与复杂定律”，公共部门为民服务的努力“复杂”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就“简单”了。这也是一种辩证法。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有敬畏，才有百姓安全 李泓冰 2013年01月10日

高悬的法律探照灯，让惰政者与瞒报者战栗不安——有了敬畏，百姓方能多一分安全感

山西事故频发，公众终于等到了各方责任者的接踵道歉。值得倾听的，是山西省代省长李小鹏的痛心疾首，“我们不是从零做起的问题了，是从负做起”，“必须怀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敬畏生命、敬畏责任、敬畏制度”。（相关报道见本报1月9日第十一版）?

“敬畏”二字，确实必要。

一些涉事官员在违纪违规甚至违法时，胆子也太大了。中铁隧道集团，竟然在爆炸事故后转运尸体瞒天过海，事后只有基层干部被问责；天脊煤化苯胺泄漏，当地瞒报数天，事后只以三个“没想到”开释„„如果不是上级压力，涉事企业负责人是否会如此沉痛地引咎自责？为什么一遇事故，有些人就本能地推挡遮瞒？因为他们往往将项上乌纱看得重过泰山。

这个冬天，安全之伞，正被冰与火频频撕裂。河南光山4个小学生溜冰溺亡；杭州萧山一企业元旦失火，3位消防员英勇牺牲；上海相隔一周连发两起事故，轨交工地坍塌事故5死17伤，农产品批发市场失火5死12伤„„最令人扼腕的是河南兰考，7个孤残的小生命葬身火海，而兰考民政局官员最初发声时推卸责任意图明显。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自山西如履如临的沉痛自责与道歉，体现出领导干部应有的担当。对生命滑落的痛心疾首，正是秉承党性、敢负责任的开端。

我们应该深思——

很多安全事故背后的故事，总让人熟悉得不寒而栗：制度漏洞，保障缺失，事故发生以后的瞒报、失声或习见的推责。生命被事故吞噬令人痛心，个别人对生命的轻慢让人寒心，而事故在重拳后的死灰复燃更使人揪心。

类似情形为何鲜见改善？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而安全保障滞后的尖锐冲突；另一方面，不负责任的惰政气息、漠视规则的落后意识，甚至于对偶发问题、安全细节缺失的集体宽容，在我们四周埋下众多病灶和隐患。而相对低廉的风险成本，令涉事者总对瞒报抱有侥幸，反过来又使这类隐患病灶继续潜伏、恶化。?

现在，这侥幸心态或将在一条严法面前簌簌发抖。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专门针对渎职官员，其中醒目的一条是，致人死亡就应定罪，谎报瞒报加重处罚。

严法未必能彻底终结安全事故，但这盏高悬的法律探照灯，让惰政者与瞒报者战栗不安——有了敬畏，百姓方能多一分安全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你撑“安全伞”??我就脱“马甲” 王松苗 2013年01月11日

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举报法”，在借力公民反腐与标本兼治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2012年，纪检部门立查的案件中，逾四成来自信访举报。中纪委有关负责人9日表示，凡是实名举报的，优先办理，及时回复。

举报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在公民举报、办案发现和单位移送这三个线索来源中，检察机关受理的公民举报就占到受理总数的70%以上。公民举报包括来信来访、电话举报和网络举报三种。不论哪种形式，实名举报对于强化线索可信度，提高线索成案率和案件侦破率，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如此，倡导实名举报也是对被举报者合法权利的保护，举报者实名后便有必须承担的相应责任，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错告和诬告现象。

因此，对实名举报优先办理，无论是否成案都应及时回复，这不仅符合查案的职业要求，体现了对公众反腐热情的尊重支持，而且对被举报者也是一种负责态度，对建设清明政治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相比之下，匿名举报往往面临核实情况困难，证据信息模糊的问题。但匿名举报往往成为“优先选择”，值得深思。事实上，许多人之所以披着“马甲”曝光爆料，甚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匿名举报，既有对当下反腐环境和效果的无奈，更有出于自身安全的种种顾虑。

比如，1月5日，有媒体报道成都红会善款发霉举报人称曾遭软禁死亡威胁，郑州“房妹”爆料人也接到过死亡威胁电话。“匿名举报得不到及时查处，实名举报又被打击报复”，有人概括的举报“潜规则”虽不完全符合事实，却足以警醒我们思考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如何完善举报人保护机制？这既考验我们的气魄，更考验我们的智慧。

正因如此，这些年来，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都十分重视举报制度建设。如开通12309、12388举报电话；对BBS等论坛举报形成制度化的条件反射；鼓励密码举报，最大限度地缩小知情范围；适时奖励举报人，正确区分错告和诬告；修改《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尽力营造安全的举报环境等。从实践操作效果来看，这些制度对规范匿名举报、鼓励实名举报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如何进一步打消举报人的安全疑虑、更好地发挥举报价值，依然有许多拓展空间。

他山之石，或可攻玉。为保护包括举报人在内的证人，很多国家制定了《证人保护法》，成立了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如在有的国家举报人一旦进入保护程序，将被送往“安全和适应中心”加以特殊保护。这个中心在地图上没有地址标识，既非常隐秘又高度安全。有的国家则允许采用委托询问的方式，制成笔录提交法庭，某些情况下，连法官都不了解证人的身份。相比之下，我国法律对举报人的保护却过于粗疏和零碎，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只能事后惩罚，对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很难事先保护。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举报法”，明确案件线索管理、立案、调（侦）查和处理程序，善待举报，反对诬告，从而在借力公民反腐与标本兼治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房妹”能否力促经适房反腐 李??拯

2013年01月14日

防止“监守自盗”，除了内部监管之外，还应加强信息公开，引入公众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监督维度

“房叔”还未走远，“房妹”又粉墨登场。从去年底被曝光拥有11套房产，到1月13日其父河南郑州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被郑州市检察院决定逮捕，伴随“房妹”的质疑和猜想横跨新年，媒体调查、新料迭出、司法介入，案情内幕逐渐浮出水面，也更令人震惊：一家四口各有两个户口，共拥有房产31套，多数在经济适用房小区。事件以极端个案的方式，暴露了经适房在开发、分配、管理等各个环节中的漏洞。

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在内的保障房制度，是我国一项重大惠民工程，主要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实践中，经济适用房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缺乏财产公开、社会监管等情况下，在一些地方，有的也变异为腐败温床和寻租工具。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在土地政策上的一些优惠，它成为很多人垂涎欲滴的“唐僧肉”。不少项目开发打着经济适用房的旗号，或是从事商业开发，或是进行福利分房；而一些管理监督部门，也管不住自己的手，让权力寻租，令群众利益受损，让政府信任资源流失。

近年来曝光的经适房腐败案，不同程度地暴露了这个问题。经适房小区停豪车，“N连号”事件屡见报端，背后正反映了经适房管理的乱象。而就在“房妹事件”的发生地郑州，仅2011年，因“经适房腐败”党政纪立案14人，移送司法机关12人，涉案金额1.1亿多元。

经适房从审批、建设到分配等环节，已经有严格的监督制度。但制度本身还存在缺陷，不够严密，甚至有的还处于打盹、休眠状态。

监督给力，腐败匿迹。制度失效，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遭遇“人治”阻碍。耐人寻味的是，房管局局长本身对经适房建设负有管理职责，但管理者反而成为腐败的策源地，这种身份的变形，更值得反思。如果权力失去监督，“监守自盗”的现象就会发生，让腐败在各种移花接木的手法下大行其道，其危害则更大。

中央一再强调，确保分配公平公正公开，是保障房制度的生命线。正因此，要对“房妹事件”背后的所有腐败行为彻查追究，亡羊补牢。而这一事件也是对各地、各级政府的一个警示：除了加强政府部门内部监管之外，还应加强信息公开，引入公众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监督维度。项目审批、建设资金、购房资格等信息，只有置于公众的目光之下，才能够消除“监守自盗”的生存土壤。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美丽中国，从健康呼吸开始 武卫政

2013年01月14日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厚重的雾霾久久挥之不去。大雾中，一条深褐色的巨大污染带斜穿1/3的国土，从北京、天津到石家庄，从郑州、南通到贵阳，空气污染指数纷纷“爆表”，74个重点监测城市近半数严重污染，北京城区PM2.5值一度逼近1000。

延绵不散的雾霾遮蔽了视线，却让我们格外清晰地看到环境污染治理的紧迫感，格外真切地认识到十八大提出的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面对头顶昏暗的天空，越来越多人在思考：如何走出这令人窒息的污染围城？

实时发布空气质量数据，提醒居民减少户外活动，督促施工单位控制扬尘，强制机关单位停驶部分公务用车„„北京等地启动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力争将污染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然而这些事后的末端处置，难以替代系统、科学、高效、有力的源头治理。

近些年来，我们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十一五”期间，国家大力推进节能减排，二氧化硫等空气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但是这一成绩远不足以令人乐观。连日来浓雾重锁的城市污染再次警醒我们：随着经济发展的快速向前，工业化、城镇化还将持续，能源消耗不断增加，空气污染防治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不是美丽中国，“厚德载雾，自强不吸”不是全面小康。经济发展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城市管理再也不能以“空气不好是小事”心态来应对突发情况，居民生活再也不能只图自己方便、不管环境负担。只有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我们才可能拥有天蓝、地绿、水净、风清的美好家园。

“同呼吸，共责任”，这责任是政府的责任，是企业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美丽中国，从健康呼吸开始。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假如没有民警举报 黄??星

2013年01月15日

法律的尊严，首先是执法者的公正；公平正义的源泉，蕴藏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

据报道，因在处理其子违章驾车并妨碍交警执行公务过程中，违反规定，滥用职权，构成渎职错误，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被山西省纪委建议撤职。此事件中涉及的其他违纪人员，也按干部管理权限由太原市有关部门作出处理。

由于当事交警的举报在此事的处理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些人不免作这样的担心：假如没有民警举报，事情是否还会被发现？假如民警也和其他人一样，协助领导摆平，事情是否就会成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从此缄默无声？再假如角色换位，事关他人，当事民警自身无虞，是否还能就事论事，打抱不平？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老江湖碰上了愣头青——有理说不清”的老故事。当事民警是个入职不久的年轻人，不顾压力坚持举报完全是“简单想，简单做”的结果。言下之意，换个人可能结果会不同。这样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我们更愿意相信，李亚力徇私滥权事件从举报、调查到最后的处理势在必然。只要正义存在，违法就无处遁形；只要有公平度量，违规就总是扎眼。在法治建设日臻完善的今天，那种试图欺下瞒上的想法，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不论违规违法者地位多高，社会已经不会动摇对法律的敬畏和公理的支持。

这样的底气首先来源于法治本身的涵养。2006年实施的公务员法，已经对“政令通畅”与“政令合法性”的价值出现矛盾的情形作出了明文规定。公务员“不得对抗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也就赋予了公务员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命令，享有拒绝执行的权利。同时，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换言之，作为公务员可以“不谙世事”，但是不能“不懂法律”。

这样的底气还来自于社会大环境对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当今中国，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人们有时为争得一分公平甚至比争得几分利益还要执着。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掩耳盗铃”的违法事件，还是“过于自信”的违规尝试，无不与时代潮流相悖，与建设“法治中国”相左。作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机关往往聚焦着更多目光、承载着更大期待，谁要敢执法犯法、监守自盗，必然会受到群众更严格的监督，受到法律更严厉的制裁。

李亚力事件敲响了从严治警、建设过硬队伍的警钟。政法机关掌握着执法司法权，是各种社会消极因素侵蚀的重要对象；政法干警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临的考验诱惑往往更多。这一方面要求行政司法权力都要在阳光下运行，公平正义要成为政法工作的首要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必须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害群之马”，以此彰显政法队伍防腐拒变的决心，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要求，“要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律的尊严和公正，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法律的尊严，首先是执法者的尊严；公平正义的源泉，就蕴藏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莫让编制壁垒消解了朝气 詹??勇

2013年01月16日

“死在编制里”的表白当然是一种偏执，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编制壁垒带来的焦虑 日前，哈尔滨环卫系统招聘的448名环卫工人中，包括7名研究生。在大学生猪倌、硕士城管等屡见报端的今天，研究生环卫工并不算稀罕事。然而，这种现象反映的某种社会心态值得关注。一个应聘失败的研究生甚至吐槽：“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诚然，就业选择是个人自由，扫大街也是为社会服务。可让人们不解的是，那边广州部分环卫工人因低薪上访，这边哈尔滨的环卫岗位又让大学生们青睐有加，原因何在？ 恐怕，主要还是待遇上的差异。北国冰城的环卫岗位，戴着事业编制的“帽子”，有着本地户籍的“本子”，还有转为公务员的“路子”，含金量不低。而那些广州环卫工人来自保洁公司，与编制外身份相匹配的工资福利委实不高。同是“马路天使”，待遇大相径庭，其原因正在于编制。

这种差异，正是编制诱惑力的一个缩影。在不少人眼里，不管是事业编制还是公务员编制，都意味着收入的旱涝保收、社会保障的有力兜底。与自主创业、职场竞争、打工生活相比，“编制福利”仿佛一张安稳舒适的温床，不仅带给人利益上的实惠，也有精神上的稳定感。年轻人是一个社会创新创造的生力军，理应身怀高远理想、奋斗激情，没有理由在青春岁月就过早地追求安稳。“死在编制里”的表白当然是一种偏执，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编制壁垒带来的焦虑。社会生活中，以编制划线，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等不同身份，在收入报酬、社会地位、上升通道方面的差别客观存在。在宏观经济复杂多变、非公企业等“就业海绵”不太景气的形势下，这些差异带来的导流效应更加明显。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我们既要重视“编制情结”反映出的青年人价值倾向，更要破解这种心理折射的现实问题。今天社会转型更加剧烈，社会竞争更趋激烈，人们更加渴求公平正义，不怕苦累就怕没机会。如此情势之下，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别让“编制温床”消磨进取者的朝气，别让“编外风险”加重创业者的心理负担。如果连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都削尖脑袋去做单位的“老人”，整个社会不免有滋生暮气的隐忧。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近年来，从事业单位改革到调整收入分配，从同城待遇到异地高考，不管是改革举措，还是社会呼声，都有着相同的意义指向——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障人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让每一个人的梦想都有步入现实的梯子。“编制温床”承载不了中国梦，深化改革，搭建起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舞台，“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梦想才能振翅高飞。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在“滑坡带”上构筑公众信任 鲁??云

2013年01月17日

公信力是易碎品，如何有力呵护，促其健康生长，不仅是应对突发事故的挑战，也是各级干部日常工作的重要课题

云南镇雄山体滑坡事故发生好几天了，关于事故原因仍是议论纷纷。虽然当地组成的专家组已经作出结论，但很多人对此仍有疑义。

事故原因往往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只有通过严谨而客观的调查过程，才能得出经得起事实和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其中，一个重要保障就是要“程序正当”，充分尊重公众知情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以镇雄滑坡事故为例，事故发生后不到一天时间，专家调查结论就迅速公布。但公众还希望知道此次调查的组成人员名单、调查方法、过程以及结论依据等，否则，简单的结论还难以服众。

还有人提出，专家组说的村子周边小煤矿开采与山体滑坡无关，未将山体裂缝列入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过程中存有瑕疵，但至今也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

对于专家作出的客观调查结果，公众和媒体理应予以尊重。那种逢事必疑、遇结论就反对的态度，并非理性。但是对于公众有理有据的质疑和追问，决不能轻易斥之为轻率，置之不理。更进一步看，专家调查结果遭遇的“信任滑坡”，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回顾过去一些地方对类似事件的处理，虽然调查迅速启动，但或是本单位、本部门自查自纠，缺少具有更高公信力的联合调查机制；或是结论中时常出现“雨太大”、“地该垮”、“空气干燥”等原因，没有令人信服的专业解答。这样的调查，自然难以赢得应有的信任。

出了重大事故，上级有要求，社会在关注，当地群众更是有各种诉求和意见，地方政府的压力之大、工作难度之高，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越是这种突发事件，其善后处理，越是要严谨慎重。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严格规范的程序、客观公正的调查、以人为本的处置，来查找问题成因，才能回应公众质疑，抚平受害者的创伤，从而一步步构建公信力。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摈弃“赶紧对付过去”等惯性思维，更要把问题考虑得周全些，把工作做得充分些，让回应更加主动些。要知道，任何一点疏忽、焦躁、草率，任何一个环节处置不当，都可能对公信力造成难以预期的损伤。

公信力是易碎品，如何有力呵护，促其健康生长，不仅是应对突发事故的挑战，也是各级干部日常工作的重要课题。多一点科学客观，多一点公开透明，多一点耐心细致，哪怕事情再急压力再大难度再高，哪怕遭遇再多不理解和委屈，也是值得的。这样，我们就能以自己的努力，在“滑坡带”上构筑起公众的信任。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从大病扩容看民生之道 周人杰

2013年01月18日

把握好尽力与量力的关系，也就找到了民生建设的成功之道

日前，河南农民马继彪在医院做了癌症治疗手术，一共花了7万多元，自己只掏了不到两万元，相比以前负担减轻了不少。这种变化，源自新农合的“大病扩容”——今年起，肺癌、胃癌等20种疾病全部纳入大病保障范畴，大病患者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70%，最高可达90%。虽然，从去年前三季度河南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6043元来看，近两万元的支出仍不算少，但起码不致因一场大病而陷入贫困。尤其要看到，在人均筹资中，农民个人缴费比例不超过20%。而在2013年340元的人均筹资目标中，政府补助更将增加到280元。相比动辄万元的医疗费用，新农合“四两拨千斤”的保障效应正在显现。

与报销比例、筹资水平同步提高的，还有不断扩展的大病保障范畴。2010年以来，大病保障范畴从当初的两类，逐渐扩展到如今的20类。这一过程，表面上看没有“一步到位”的惊天动地，也没有“高起点”的举世瞩目，却在波澜不惊中持续满足着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带给人们实实在在的变化。稳步扩容的新农合，在让农民获得更多实惠的同时，也令人们对“中国式医改”有了更多理性认识。

尽管起点低，但改善不停步，推进有步骤，“大病扩容”是近年来渐进式医改的一个缩影。民生福祉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现实能力密切相关，北欧一些国家被过度福利拖累得气喘吁吁，事实告诉我们，任何民生改善都不可背离国情阶段，更不可无视客观规律。目前新农合已覆盖约8.12亿人，覆盖率达98%以上。面对如此庞大的医疗需求，尽管财税收入逐年增长，2700亿元的新农合筹资总额依旧不小，更何况各地发展水平很不均衡。因此，在现阶段，不应对提高保障水平存有过高期待，“保基本、广覆盖”必然成为医改首要目标。从低水平的保障起步，逐步形成政府、社会、个人之间权利义务对等的责任分担机制，才能维系新农合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稳步扩容”更须“稳中求进”。对接现实，涵盖新农合、新农保的各项政府补助逐年递增，公共财政必须涵养税基、扩大税源、优化支出结构，让筹资渠道更有底气。又比如，群众一直有反映，报销流程能否更简便，“异地结报”能否更方便？医保“双轨制”如何尽快改变？只有全力以赴，继续深化医改，啃下这些硬骨头，医疗保障制度才会更有活力。既要量力而行，也要尽力而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改善民生，拿捏好轻重缓急的“度”尤为关键。近年来，新农保从建立基础账户到做实个人账户，社会保障网从雏形初具到越织越密，3元营养餐从撒网“吃饱”到监管“吃好”，这些民生惠政之所以有成效，无不是循序渐进，从无到有、由低到高，实现了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有机结合。

这正是今天民生工作的辩证法。量力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力是恪尽职守的实干，把握好二者的关系，也就找到了民生建设的成功之道。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基尼系数提示了什么 徐立凡

2013年01月21日

只有深化改革、创新制度，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才能让每个人都能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日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08年基尼系数曾高达0.491，2012年回落至0.474。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参考值，首次晒出基尼系数，表明党和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国基尼系数处于0.47到0.49区间，不能算低。尽管有人基于一般发达国家的薪酬制度、收入结构和社会福利体系所设的标准，把0.4作为基尼系数的“警戒线”，同时对基尼系数到底有多高还存在争议，但正视和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应该提上日程。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上做了不少工作。完善医保社保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民生投入力度逐年加大„„一系列有力的惠民举措，遏制了基尼系数走高的态势。但是更要看到，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相当复杂，“提低、扩中、限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这样一个案例发人深思。日前，在广州市政协分组讨论会上，针对环卫工薪水低问题，有关部门表示，环卫工的工资怎么涨，能否实现同工同酬，因目前没有上位法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因为制度不完善，所以很“难办”，类似困境在收入分配领域并不少见。比如，在一些地方，工资集体协商因为没有平衡劳资关系的制度配套，又加上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实际上陷入空转，未能发挥维护一线职工权益的作用。现实问题说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目前的难点是，“提低”，上位法难以提供法律支持；“扩中”，缺乏配套的财税制度；“限高”，还需要有更完善的政策措施。因此，解决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关键点和突破口，都在优化顶层设计、增加制度供给，以实现综合治理。正如党的十八大指出的，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革工资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目前，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而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基尼系数都在0.5上下徘徊。面对前车之鉴，我们更应增强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以积极态度和谨慎政策加以探讨和解决。

当基尼系数不再神秘，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新的破题。只有深化改革、创新制度，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才能让每个人都能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这应该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烂尾新闻”?如何有下文 李浩燃

2013年01月22日

防止新闻“烂尾”，亟须机制创新，实现从应急处置到常态治理的转变

建筑工程有烂尾楼，舆论场中也有“烂尾新闻”。回顾近期一些热点事件，不少在媒体聚光灯挪开之后便没了下文，事情报道出来之后，缺乏持续关注，也不知问题有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新闻“烂尾”现象，表面上看是媒体注意力转移、热点转换的结果，仔细推究，则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处理事态不给力等原因。

相比以往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回应社会热点上，速度提升了，力度也加大了。从“表哥”杨达才、“房叔”蔡彬被迅速处理，到雷政富的“63小时落马”，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一些地方的回应却不能令人满意——表态快，但处理慢；发布多，但真相少；道歉重，但问责轻。

当新闻事件上升为公共议题，公众不仅追问事实真相，也关心谁来负责、怎样善后，以及如何避免类似问题重演。对这些追问的应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如果只是高调应对舆情、消极处理问题，看似开了个好头，实际上虎头蛇尾搞“半拉子工程”，这种做法，都是避风头心理在作祟，对公众不负责任，不利于解决现实问题。

新闻容易“烂尾”，但对背后问题的处理不能烂尾。媒体报道常常只是揭了盖子，暴露了问题，问题之锁还没有打开，需要有关部门积极破解，才能让社会关切有下文，消除“烂尾新闻”产生的现实土壤。尤其在舆论焦点走马灯似的变幻中，从有关部门到相关干部，更应当有定力，抓住问题不放松，不能因为关注度高、影响面广就多使劲儿，记者一撤就松口气儿。否则，病根不除，新剧情又将再次上演。

防止新闻“烂尾”，亟须机制创新，实现从应急处置到常态治理的转变。延长处置链条，建立事件调查和处理信息的全程公开制度，才能在公众目光下不断推动问题解决。健全监督问责机制，纪检、监察、司法等部门形成合力，引入社会力量加强监督，才能倒逼干部守土有责、恪尽职守。更重要的是，应从媒体报道、公众反映中，从个案的披露和发酵中，举一反三，反思同类现象，查找深层症结，建立防错纠错机制，才能了却旧账、不欠新账。

媒体曝光不是事件的起点，也不是事件的终点。新的舆论格局下，管理部门不仅需要在态度上接受舆论监督，更需要在解决问题上扎实接棒，把热点压力化为改进工作的动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一个个热点事件的回应和处理中有所收获，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推动社会进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房姐”为何要那么多户口 王石川

2013年01月23日

深化户籍改革，需要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大量权益和福利

“分身有术”、“真会变脸”，日前曝光的“房妹”“房姐”事件，当事人拥有两个或更多户口，人们不免心生感慨。实际上，近年来在媒体聚光灯探照下，“双户口”“多户口”现象并不少见。

《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既然一人一户口是硬性规定，不可多占，为什么有些人还要越过制度底线，处心积虑地多搞几个户口？

从“房姐”龚爱爱的“经验”来看，最大的原因还在利益诱惑。有户口，就可以突破一些城市房产限购令的约束，享受依附在城市户口上的种种福利。

一个大城市的户口含金量有多高？买房、交通、婚育、医疗、养老、金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一份课题报告，以权威的论证，说明了城市户口的种种好处。报告称，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教育权利、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人们一个普遍的感受是，大城市户口附加着太多有形或隐形的福利，甚至成了尊严和身份的象征。

“户口福利”的客观存在，对户籍管理提出了严格要求，从办理条件到核实程序，可谓层层严格把关，一般人要想办理双户口难于上青天。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的风险，由于利益所在，一些人削尖脑袋想要披上户口马甲，一些工作人员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从中渔利，从而让制度在一些环节上失灵，为个别人洞开方便之门。

一边是门高难进，一边是暗地开门，由此带来“户口福利”在现实中的复杂呈现。像兰考孤儿那样的边缘群体落户很难，而郑州“房妹”一家却能轻易拥有双户口；北京等城市落户门槛之高令人生畏，而“房姐”却能顺利成为北京市民。这种突兀的错位，不仅让人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更对加强户籍管理、创新户籍制度有了新诉求。

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户籍制度在社会管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流动时代的到来，相对固化的户籍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深化改革，以顺应流动社会的新要求，让人口有序流动。

从这一背景来看，户籍改革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遵循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从原来的“高门槛、一次性”过渡到“低门槛、渐进式”地获得权益。这样，既能实现居民基本权利的公平覆盖，又符合现阶段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承载能力，还能调动人们努力奋斗、争取更大发展空间的积极性。而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大量权益和福利，则从根本上切断了一些人利用户籍门槛牟利的渠道。

户籍问题由来已久，是群众反应强烈、关注度高的突出问题，公安部门将之作为今年的一大改革重点顺应了民意。拿着好几本户口的“房姐”“房妹”浮出水面，暴露的不仅是户籍管理上的缺失，也在倒逼户籍制度改革提速加劲，提醒有关部门在协同治理中拆藩篱、填鸿沟，把“户口福利”变成人人共享的改革红利。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要习惯“玻璃房”中卖票 余荣华

2013年01月24日04:5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仅用“运力缺口”，难以回答“一票难求”，纾解不了“购票焦虑”。应以更透明的信息、更积极的姿态，回应公众关切

铁路春运节前售票高峰，与往年颇多类似却又稍显不同：一周里，日均售票近700万张，其中约40%是在网络售出，而去年这一数据最高值仅为20%。

出行需求巨大，运力仍有缺口，热门车票必然被“秒杀”。彻底破除春运“一票难求”痼疾，有赖铁路建设步伐加快。借助科技、改善管理，也能节省旅客在购票环节的时间和精力。比如，网络购票普及，多数人在家里就能知道有没有票，车站窗口和售票点的通宵长队，正在缩短。

即便如此，公众还是有微词。听着电话里的忙音，点击上百次还买不到票，难免会积累负面情绪，更会犯嘀咕：车票都被谁买走了？明知流量巨大，网站怎么还那么脆弱？

我们已经进入“权利时代”。从“排第一也没票”的牢骚，到“抢票插件”的争议，再到对12306网站投资数额的质疑，都是给铁路部门的时代考题。仅用“运力缺口”，难以回答“一票难求”，纾解不了“购票焦虑”，需要以更积极的姿态，回应公众关切，从而获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其中，信息公开可谓关键。比如，长线多点，车票在各车站间怎样分配？相比其他电商网站，12306难在哪里？如此大量车票，各种发售渠道占比如何？如果有专业的分析解读、及时充分的披露，公众自然能对分配是否合理、程序是否合规做出判断，对铁路之难多几分理解，对逐步缓解添几分信心，也让铁路内部自我加压、提升服务质量增添了动力。反之，如果封闭作业、语焉不详，在“人多票少”的境况下，难免会产生负面猜想。

铁路运输，因其垄断地位和低廉价格，具有很高程度的公益性，是一种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需要公开透明，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正因此，无论之前“公开高铁票价构成”还是近期“公开售票情况”的吁请，都是正常诉求。尽量公开相关信息，不仅是求取理解，更是义务所在。

更何况，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天价宣传片”的余波未了，又引来“天价售票网”的猜疑，在这样的情况下，集行政监管者和市场主体于一身的铁道部门，理应接受更严格的挑刺。铁路建设涉及政府集中采购项目，涉及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无疑都属于应主动公开、重点公开的内容。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要求的，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既是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也是对具体决策、管理者的保护。

最近，铁道部运输局负责人已就站票、抢票插件、农民工购票等问题接受采访，回应公众部分关切。求解春运难题并非铁路一家之责，破解“一票难求”也非一时之功。正因为还行进在发展之路上，铁路部门更要习惯在“玻璃房”里工作，多一些真诚回应，少一些遮遮掩掩，才能舒缓公众情绪，赢得理解、信任和尊重，为工作赢得更大空间。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吃空饷背后的身份特权 张铁

2013年01月25日04:3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各种吃空饷事件的共性，说明一些人把职务当做了特权的身份证，暴露出以公帑入私囊、把公权当私器的特权思想

不在其位，却谋其饷，又一起背离常理的吃空饷事件闯入公众视野。湖北襄阳襄州区财政局副局长，将仍在高校读书的儿子安排入下属单位并领取工资。目前，儿子被清退，父亲被停职，再次以“空饷坑爹”收场。

实际上，从其所吃空饷的数额来看，并不算大，将近5万块钱，甚至由单位保存没动过。之所以要吃这份空饷，恐怕更主要的目的是要占上财政局的这个好位置，等大学毕业后，能够理所当然地入职，一劳永逸地“待在编制内”。

这样的吃空饷，让人想到计划经济时代普遍存在的“顶职”——子女顶替父母职位参加工作。如今，顶职已退出历史舞台，吃空饷却显示出，这种基于身份的特权一时之间难以消散。

梳理近年来各地的吃空饷事件，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吃空饷者跟领导沾亲带故，而领导又掌握或大或小的权力。这些共性，正说明一些人把职务当做了特权的身份证。权力被装进了个人的口袋，职权范围之内变成法纪边界之外，所以才有“老子握着章子，儿子占个位子”的变相顶职，才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权力兑现心态。2011年湖南永州教师吃空饷事件被曝光，当地教育局局长还质问记者“空饷吃的是地方财政，不是国家财政，关你记者什么事”，正暴露出以公帑入私囊、把公权当私器的特权思想。

吃空饷就像蛀虫，看起来数量不多，加起来却是大窟窿。去年6月爆出，7省市清理吃空饷者7万多人，一年耗费至少3.5亿元。更重要的是，在制造吃空饷的身份特权之下，公共利益被明目张胆地私相授受，加剧了公众的不平等感。一边是数千大学生争当环卫工，一边却是还没毕业就已经吃公饷；一边是尚有许多弱势群体需要救济，一边却是公共财政经费流入个人腰包。两相对比之下，难免会让公众对各种特权产生焦虑感。

这样的特权焦虑，侵害到政府的公信力，也销蚀着整体的社会信任。从领导干部的穿戴屡屡引起关注，到“为官即腐”的负面猜想、“逢提必疑”的情绪宣泄，“身份”成为是非的标准，“职位”成为好坏的依据，都能看到这种焦虑的影子。而这些用权力安排亲友吃空饷者，正写照出特权焦虑的现实语境。

正因此，习近平才在中纪委全会上警示全党，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更告诫全党，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相信，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勇气，以一查到底、决不姑息的决心，吃空饷一定不会再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老问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春运，行进中国的剪影 林 尧

2013年01月28日04:58

春运是一段幸福而艰辛的历程。幸福，是我们的目的地。而艰辛，正是推促我们化解种种难题的动力

春运启动，整个中国都像踏上了旅途。

80多万民航旅客上路，500多万铁路乘客出发，近8000万人从公路水路奔赴目的地„„这仅是1月26日春运第一天的数字。40天春运期间，预计将售出34亿多张车、船、机票。每一张票的背后，都是一段令人百感交集的旅程。这一年一度的旅程，正是今日中国的剪影。

放在20年前，我们恐怕很难想象，农民工的数量会超过2.5亿，高校在校生会达3000万之多。流动意味着机遇、意味着活力，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为城市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将上万亿元的收入转移回家乡，为乡村发展积累了财富。几千万学子踏进高校校门，由此迎来人生际遇的重大拐点，从这里出发，他们的未来有了全新的可能。然而流动也意味着各种新的矛盾、新的压力，从文化融合到社会管理。春运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短期人口迁徙”，只是其中最具象征性的现象之一。

这样的迁徙中，我们中的很多人，有在车站窗口排长队的辛苦，有被票贩子“狠宰”的恼怒，甚至有买到假票上不了车的焦急。我们把这些归因于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的滞后，归因于铁路交通部门垄断所导致的效能低下、公平缺失。然而实际情况远非这样简单。

这些年来，为了缓解运力紧张，交通部门付出的努力着实不少。近十年中，铁路里程以每天超过6公里的速度在延伸。到去年底，全国高速铁路建成近万公里，旅途耗费时间比过去缩短一半以上。但是，不论运力增长多快多大，都不可能满足春运这种短时间大运量的需求。如果按照春运的需求来配置运力，就会在非春运期间出现长时间大规模的运力闲置。因此，解决春运难题，还应当从运力以外去寻找。

在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同时，如何兼顾不同群体间的能力差异？是更多采取市场调剂的手段，还是更多考虑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是以更严厉的方式管控违规行为，还是通过更透明的方式实现社会共治？从上浮票价到取消上浮，从窗口售票到网络订票，从火车票实名制到高速公路免费，种种有着良好初衷的尝试，常常会遭遇新的情况，很多时候甚至是老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新问题又在产生。

有踏上归途的喜悦，也有跋涉艰难的抱怨，有朝发夕至的便捷，也有一票难求的焦虑，有对交通部门管理能力、服务能力的吐槽，也有对这些部门员工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敬佩。这些复杂情绪所对应着的，是一个不断受到批评也不断改善着的交通系统，是一个总有说不完的问题但又的的确确在迅速前进的中国。

上世纪50年代，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要花整整90个小时。武汉长江大桥修通之前，火车更是要先上轮渡才能过江。若干年之后，当人们回首今天春运的图景，相信同样会有这种隔世之感。春运是一段幸福而艰辛的历程。幸福，是我们的目的地。而艰辛，正是推促我们化解种种难题的动力。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愿清新之风长吹 姜泓冰

2013年01月29日04:3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期待这股清新之风化作浩荡长风，吹出政治清明的新气象

正在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成为中央八项规定和各地转作风各项新规出台之后，地方政府和两会代表、委员们展示新作风、新形象的窗口。

取消警车开道、交通管制，没了红毯、鲜花、彩旗，不住豪华酒店，用餐多是自助餐、简易工作餐„„这些变化，很多公众都感受到了，年年采访两会的媒体记者们更是敏感。围绕着两会发生的种种变化被一一捕捉、报道出来，成了许多地方两会闪亮的花絮、成为令人印象深刻而津津乐道的部分。

不只是追求精简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会期、会费压缩，工作报告篇幅、会议简报期数减少，言之无物的代表发言和领导“表态式讲话”受到遏制„„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对照八项规定，致力于在形式上做减法，是今年各地两会共同之处。有媒体用“简、检、减”来概括各地两会的新变化。

“简朴！简洁！简单！这是我十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清新感觉！”“清新”二字，准确、形象地描摹出锐意改革文风会风与作风、将反腐倡廉落到实处的努力，道出了各地代表、委员的真切感受，也道出了社会公众对精简、务实会议新风的赞许。

赞许之余，也有担心。减法做得多了，是不是会将某些必须充分讨论、协商的项目一并压缩、减掉？这些雷厉风行的举措、令人欣喜的变化，有多少会持续不断地吹向日常政务深处，而不只是一时应付随大流，最终“吹面不寒”地轻轻拂过？

这些担心并非全属过虑。两会是反映人民意愿的所在，也是代表、委员履行职责的重要舞台。真正开好让人民满意的两会，改会风还要强内容，求真务实是根本。

减法之后，社会更期待的是加法与乘法——不将履职当成某种“待遇”，从群众利益出发，建良言、献好策，把民众关心的问题议深议透，拿出更多惠民利民的真知灼见，这是代表、委员更应切实承担起的职责。让两会更加高效务实、透明开放、凝聚共识，更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地位，反映各个群体利益诉求，推进社会平稳进步，这是改会风树新风的根本目的所在。

再往远说，进一步完善制度和监督，将改会风由浅入深，将树新风从会场延伸到会外，贯穿于整个政务活动的全过程，贯穿于所有公务人员为民尽职的始终，进而真正改变党员干部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这股新风才能长久、持续地吹下去。

改会风不易，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惯性更难。期待两会的这股清新务实之风化作浩荡长风，吹出政治清明的新气象。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堵住环评造假，方有环保公信 王社坤

2013年01月30日05:1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一旦环评从“过滤器”变成“大漏斗”，许多不符合环保条件的项目就会通过环评穿上合法的外衣，进而造成一起起本不应该出现的环境污染事件

调查表涉嫌造假，评估方法失当，秦皇岛西部垃圾焚烧厂项目环评失实事件，再次将环评造假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相关报道见本报1月29日4版）公众关注的原因还在于，这并非个案，近年来发生的一些重大环境纠纷事件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环评造假现象。本应作为环境风险过滤器、安全阀的环评制度，却屡屡成为“大漏斗”，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环评制度的意义不言而喻。通过事前控制，环评制度既可以有效预防环境损害的发生，也能够将环境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环境保护制度，我国更是专门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法》。随着经济发展和我国公民环境意识的提升，公众对各类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异常敏感，环评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苛的审视，也承载着相关部门机构的环保公信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环评造假尤为引人注目，也更加不可容忍。

从社会背景看，环评造假是政绩冲动的外在表现。虽然中央早就提出要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但是在有些地方GDP依然是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很多时候，面对招商引资项目、承接产业转移的项目、重点项目，环评仅仅是走个程序而已。一些人因此不以为然，不过是走形式，造个假又有何妨呢？

从制度设计看，现有环评制度的不足，也为滋生造假提供了温床。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委托环评单位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在这种制度框架下，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环评单位往往需要“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想方设法确保环评报告获得通过。环评这个过滤器成了大漏斗，许多不符合环保条件的项目反而通过环评穿上了合法的外衣，造成了一起起本不应该出现的环境污染事件。

从环评流程看，环评程序不透明也是环评造假严重的原因之一。尽管随着《环境影响评价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环评阶段的公众参与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不容忽视的是，环评中公众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依然不足，公众意见处理走过场现象依然比较普遍，导致公众参与的有效性较低。缺少了有效的公众监督，缺少了公开透明，环评单位才有了造假的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杜绝环评造假，一方面需要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完善环评制度设计，切断环评单位与建设单位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保障环评单位的独立自主性；加强公众参与进程，实施重大项目环评报告公众听证制度，使造假者在阳光下无处藏身。

正如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所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事业已经大为发展，在环境方面正处在敏感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相较于环境污染，人们更关心政府的态度决心，更关注制度的完善和落实。只有从源头遏制类似环评造假等现象，才能不断构建环保公信力，从容度过环境敏感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治理雾霾，需要告别“口头环保” 李泓冰

2013年01月31日07:2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如果霾的反复跳踉，让我们开始警惕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的社会责任灰霾，那么，驱霾的过程，也是我们净化自己的过程

“霾”又一次大摇大摆地来了。而且盘踞在中国东中部，流连不去，弄得大家心惶惶、视茫茫，呼吸不爽，情绪很糟。网上也开始出现各种“神吐槽”，诸如厚德载“雾”，自强不“吸”„„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大问号：是谁催生了“霾”？

“最近的雾霾天气对人们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都造成影响，我们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推进节能减排，建设生态文明，用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温家宝总理的话，恳切地将原因和对策告诉了公众，产业结构的失衡，节能减排的欠账，生态文明的差距，是造成雾霾天气的“元凶”。这也正是中国经济换挡减速、决策层大声疾呼生态文明的要因之一。

很多人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才认清霾的真面目。

一年前的初冬，雾霾接连袭京，人们初识PM2.5。当时有专家表示，“人群对污染的承受力度不同，不能贸然拿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本地的污染程度。”一些城市担心，费尽心力保住的80%的无污染天气，将因PM2.5的介入，锐减至20%„„

决策层选择了坦然面对。环保部公布了PM2.5监测时间表，硬性规定各地必须如期如实公告。不少地方在面对公众质疑时，呈现了从抵触推诿到谦和倾听，迅速采纳合理成分并走向最终决策的过程，而中国人对大气灰霾、PM2.5也从陌生到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上的雾霾在逐渐消退。但是，生态灰霾的清除，却更加任重道远。霾的不依不饶，频频造访，也向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尚存疑虑甚至抵触的一些官员和企业，一再敲响警钟：转不转方式，调不调结构，关系的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也是中国人民的健康与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事关民族命运，政府责任重于泰山，不能向任何人、任何企业网开一面。

同时，若清点霾的成因，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脱不了干系。当我们质疑汽油标准时，脚下却不断地踩着油门；秋天，各地进入秸秆焚烧高峰期，使诸多城市雾霾锁城；春节，鞭炮脆响，在释放好心情时，也在释放令人厌恶的PM2.5„„每一脚油门、每一根燃烧的秸秆、每一串红红火火的爆竹后面，是你是我是他，我们是否也在一边抱怨空气质量，一边不经意地向霾“喂食”，催化并纵容着“霾”？

有媒体人抱怨不知如何向车里的孩子解释“霾”，却忘记了自己正在贡献尾气；有公众人物不断向大家报告空气污染指数，自己的企业在雾霾天却没有按规矩及时停工„„

抱怨是容易的，从我做起是困难的。如果霾的反复跳踉，让我们开始警惕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的社会责任灰霾，那么，驱霾的过程，也是我们净化自己的过程。人民日报时评：寒假了，孩子为何还“加班”

马上就要过年了，许多孩子却轻松不起来。一份来自北京的问卷调查显示，约七成中小学生在这个寒假期间报了各种学习班，继续操练“语数外”，补课时长大多超过10天，而家长们为此的花费少说也要三五千元。还有一家电视台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记者们采访了十几个各地的孩子，问他们的寒假心愿，绝大多数孩子希望寒假能和父母在一起，希望能有时间好好玩，而不是去补课。关于中小学生寒假“加班”的三角结构很有意思：各种课外教育机构能够因此获得不菲的利润，当然乐意；各位家长自觉没让孩子的假期“浪费”，心甘情愿掏钱，也很乐意；只有孩子不乐意，但是孩子不乐意没关系，他们没有话语权，就算有话语权，也没有决定权。在家长和教育机构“双赢”的合同里，不需要孩子的签名，尽管最后需要他们用自己的时间和快乐为这份契约买单。

家长们不会不知道，学习时间太长不但影响孩子的健康，也减少了孩子的快乐。选择去补习班，固然是有很多无奈的原因，比如学校的要求，比如孩子假期无人照看，等等。但更普遍的情况是，在许多家长眼里，只有成绩才是“硬道理”，直接关系着未来的升学乃至就业。因此，每次假期前的那张成绩单，便决定了这个假期里“比学赶超”的任务单。成绩好的要保持，遑论成绩差的，不来个触底反弹、绝地反击，那还了得？有这种想法打底，各种假期学习班一边背着舆论的压力，一边成了家长群体的主流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些现象，折射了家长的两种标准误区。

其一，家长对孩子学习成长的评价持“单一标准”，显然很成问题。今天的中国，强调“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我们因此批评唯GDP论。为什么在孩子成长问题上，我们又把眼光退回到一个狭隘、短视的境地呢？学习成绩不就是孩子成长中的一种片面的GDP吗？相反，孩子过得是不是健康快乐、能不能和老师同学友好相处、有没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些让孩子终身受益的性格、体魄、习惯上的培养，不是家长更应该关注的成长指标吗？

其二，家长对自己和孩子的假期持“双重标准”，这显然更没什么道理。自己工作辛苦，需要以休假来调整身心状态，难道孩子就是永动机，可以马不停蹄学下去、学进去？但是，孩子的寒假愿望和快乐诉求，往往被忽略不计。这种“没道理”的道理，背后的代际问题值得深究。

成年人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大至国家的宏观决策，小至家庭的微观决定，都出自成年人之手。如果在事关成长的问题上，成年人始终用一种俯视而非平视的姿态面对孩子，那么可以说，我们没有为孩子提供一种有关公正、平等的文明训练；如果在“被塑造”的童年少年时代，孩子们仅仅学会被动接受，并习惯一种“被决定”的惰性，我们离真正的文明将越行越远。

人民日报时评：义昌垮桥，还需拿出更有力回应 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回应能力，表面上看取决于危机处置的应对技巧，实质上决定于对权力来源的认识程度

河南连霍高速公路义昌大桥垮塌现场，终于通车。自1日垮塌后，救援善后还在紧张进行。不过，事故引出的另一起“舆论次生灾害”，也悄然发生。

先是政府方面初步调查认定事故原因，系“非法生产、装载、运输烟花爆竹等情况”，招致一些群众“推卸大桥质量问题”的质疑；接着，当地媒体报道此次事故时，因过多表扬各级领导积极组织救援、少了对遇险车辆和遇难者的信息提供，引发网友一片嘘声。

过去相当长时期，一些地方对“出事”的第一反应，就是“瞒”与“捂”。随着中央对“瞒报”现象的零容忍，加上互联网传播新格局，“瞒”绝无可能，“捂”亦此路不通，许多地方政府和部门转变思维“热回应”，值得肯定。义昌大桥垮塌后，省市两地的现场救援快速有力，信息发布也称得上“早报”、“多报”，然而，还是让自己陷入了信任困境。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群众期待怎样的“回应诉求”？一起事故发生，生命逝去、亲人悲痛，让人揪心，此时尤需相关部门在回应时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与民意同频共振。若只是急于表白地方领导如何处置得力、“家属情绪稳定”，甚至早早宣布事故“与工程质量无关”，不仅难以对接群众的信息饥渴和情感诉求，恐怕还会引起反感，引发负面猜测。

以此次义昌大桥垮塌为例。最初的“烟花元凶说”所以引来质疑，一是超出人们的常识认知，二是确有结论过快而失于草率之嫌。“7?23”动车事故发生时，有关部门早早宣称“雷电造成”，国务院调查组长达一年多的调查认定系责任事故；而在云南巧家爆炸案中，被当地公安局局长“敢以仕途担保”的“嫌疑犯”赵登用，事后证实“是爆炸案受害人之一”„„这些教训告诫我们：事故处置不当，回应不准确，仓促定性不仅容易发生错误、引爆舆情，还可能让事故真实原因被掩盖遮蔽，最终造成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央领导一再强调突发事故要“早报事实，慎报原因”的深意。

必须承认，一些事故发生确有不可思议处，一些问题也确实复杂曲折。但越是不可思议，越要证据充分有力；越是情况复杂，越要分清轻重缓急，既需要对大家最为关心的伤亡信息多一些权威发布，又要对事故原因的认定谨慎科学。当然，并非调查时间越长才叫“科学严谨”，关键在于，结论能否经得起科学检验、历史考验？事故原因公布时能否摆脱“有结论无论证”的简单灌输？公众的疑点，能否得到更有力的解答？否则，在义昌大桥的烟花小概率原因与时有发生的“桥脆脆”、“路垮垮”现象面前，公众难免有自己的倾向。

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回应能力，表面上看取决于危机处置的应对技巧，实质上决定于对权力来源的认识程度。如果把百姓“放在最高位置”，就会更加关切百姓的痛感、忧心群众的顾虑；如果明白“让人民监督权力”，就会直面事故疑点、及时发布信息；如果铭记“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就会组织力量对每一起事故进行负责任的调查，汲取教训，避免悲剧再发。

每一起公共灾难的发生，既是当地救援善后力量的一次检验，更是对政府回应能力的一次考验。

人民日报时评：“一路平安”，不仅仅是最低要求

面对春运这场“大考”，需要树立“大安全观”的意识，拿出百倍的认真，以更强的责任、更有力的执行、更细致的防护，把“安全”二字注入到春运各个环节中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春运的高峰已经来临。此时此刻，对所有踏上归途的行人，以及期盼等候的亲人，平安团圆，就是最大的心愿、最大的幸福。

正因如此，几天来，发生在河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数起严重交通安全事故，令人揪心，引人警醒：春运安全的篱笆，如何才能扎得更紧？“平安团圆”的最大心愿，如何去实现？

人们常说，春运是一场大考，这场大考，首先考的就是安全，特别是公共运输的安全。每至这个时节，“安全重于泰山”，各级政府和部门高度重视，媒体高声提醒，人在旅途中同样倍加小心。但是，仍然无法有半点松懈。

客观讲，30多亿人次的扎堆大迁徙，必然会加大春运的安全风险。海量的人流、车流、物流，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消化掉，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不仅对我国现有的交通运载能力是一个巨大挑战，更对我们的公共安全防护网提出了更高要求。“一路平安”，不仅仅是春运的最低要求，某种程度上，也是最高要求。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交通硬件能力在加速扩容，但面对“中国式春运”，漫长的交通线、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有限的运力等硬性条件的约束，安全防范与管理等软件条件的限制，硬件极限与软件短板叠加，使得安全问题在数十亿人次候鸟式大迁徙面前变得极为脆弱，加剧了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冬天的冰雪天气、频频的雾霾，增添了安全风险。

另一方面，春节也是人们对安全事故心理承受力最弱的时期。阖家团圆的日子，自是寄托着亲人浓浓的情感，承载着假日放飞的心情。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是一场巨大的情感地震。

春运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体现着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意识与民生情怀。也因此，通过春运“大考”，需要树立“大安全观”的意识，拿出百倍的认真，以更强的责任、更有力的执行、更细致的防护，把“安全”二字注入到春运这一非常时期的每一个具体细节里。试想，如果我们把住每一道关口，抓好每一个环节，严格每一项制度，管好每一个死角，那些非法运输烟花爆竹的车辆，还能危险上路吗？那些疲劳驾驶的司机，还会心存侥幸吗？那些超载拉客的现象，还会屡禁不绝吗？那些潜伏四处的隐患，还能升级为显患吗？

只有实现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的无缝对接、制度安全和技术安全的给力合围、组织安全与个体安全的有效统一，安全的防护堤才能得到有效加固，事故灾难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挡在安全线外，每一个家庭才会迎来平安祥和幸福的春节。

人民日报时评：“反浪费”关系公信力

比之铺张浪费的个案，草率的调查结论、缺席的监督检查，影响和危害可能更大

需要多长时间、多大力度，我们才能将公款消费的奢靡之风化为廉洁清风？专家表示，这是一场持久战；老百姓期盼，反对铺张浪费，不要成为“一阵风”。但也有一些人以为，将一场超标准奢华宴请，化成“清贫”廉洁工作餐，可以“轻而易举”。

广东珠海一位国企老总在当地一家豪华会所公款消费，一顿饭喝掉12瓶红酒，消费数万元。事情在网络上曝光后，珠海市国资委纪委在近20天后公布的晚宴菜单是12道“家常菜”，17人总共花费4689元。此“调查结果”一出，网友哗然，该老总也得了“学酒哥”的封号。

珠海市纪委有了最新调查结果。当事国企领导受到停职处分，珠海市国资委纪委也因“调查工作不深入，调查结论与事实不符”，而须“作出深刻检查”。

中央要求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各地政府都在规范公务招待、严禁大吃大喝，已有立竿见影之效。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不时曝出这样的新闻。究其原因，恐怕一是少数人公款豪宴已习惯成瘾，由奢入俭难；二是存着侥幸心理，将反浪费当成一种口号，会上照章读文件、会下照吃照喝。

有人说，未来几年，将是领导干部的职业高危期。其实，要避过乃至化解“危机”，根本的考验在于，各级干部能否真正树立清正廉洁观念，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放在心里而不是留在口头。

在规范公务招待、反对大吃大喝的过程中，如果只是学会了逃避公众耳目，或是躲进隐秘的高档会馆，或是将星级大厨与名酒拉入内部食堂，或是被曝光后面不改色说假话、造假账，如此“反浪费”、“改作风”，正是中央严令禁止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通之术，更暴露出这种心存侥幸的瞒天过海之举，哪怕弄虚作假的技艺再高强，也难免会现出原形。

比之铺张浪费的个案，草率的调查结论、缺席的监督检查，影响和危害可能更大。这一事件中的珠海市国资委纪委的调查出台之后，新近曝出的四川某地计生系统30多人集体到台湾旅游事件，所属区的调查结论为“年假自费游”，不少人对这一结论同样感到心里不踏实。个中原因，恐怕就在于类似珠海市国资委纪委这样的走过场式调查，已造成人们对某些地方“内部监督”的信任流失。

在这个意义上，“反浪费”推进得如何，不仅关系到中央部署的落实，也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人民日报时评：“旅游门”拷问真相困境

用好网络这一信息渠道、表达平台，需要管理者、参与者的共同给力

春节期间，一段个人发布的“三亚旅游悲惨遭遇”网上视频，引来关注。是当事人行为失范、殴打协警，还是警方执法处置不当？自称“悲惨遭遇”的视频，以及随后三亚警方公布的视频，指向不同结论。尽管当事游客近日已公开承认自己“有错”，但他们坚称警方视频也不完整、掩盖了“暴力执法”现象，也让三亚“旅游门”难以彻底关上。

网络是一个众声喧哗的舞台，公众自有评判的权利。从湖南长沙“暴力救助”到北京城管“抢棉衣”，很多事实证明，如果有充分的真相，法律和道德会是公众评判的准绳；如果缺乏真相，“不问是非，只问强弱”的逻辑，便成了一种普遍选择。

信息泛滥的时代，叠加信息剪裁的技术，真相往往成为稀缺品。在这起三亚事件中，非但难以采信一家之言，甚至是视频这样的“铁证”，眼见也未必为实。当事双方公布的片断，单看其中任何一段，都足以让我们产生对某方的同情和对另一方的义愤。断章取义和选择性关注，往往会产生“真实的谎言”。

照理，三亚警方公布的回应视频与相关调查，“有图有真相”，更具说服力——这也是让许多围观者从最初一边倒的同情转为逐渐冷静客观的原因所在。然而，真相还往往为细节所淹没，比如当事双方有些敏感的身份，比如警方“视频不完整”的嫌疑，也多少削减了相关人员“自证清白”的力度。真相并不是某一方悲惨的哭诉，也不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编造谎言”这样义正辞严的声明，最终的真相，应凭借于公正、严谨的姿态，立足于全面、客观的事实。也因此，对不利于己的视频，尤其需要诚恳调查和客观回应，如果继续采取同样的“选择性关注”，难免失去信任，甚至添加怀疑。

可以说，面对芜杂的信息，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看似主动，却往往陷入被动。要保持自己的独立，需要时刻抱守理性，并对预设的立场、情感的波动保持一份警惕。然而，真正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因为理性有赖于客观真相，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他们难免会“呛水”。

正因此，有担当的政府部门不能持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负责任的媒体也不能成为不良情绪的推手。更重要的是，面对事实纷纭复杂的罗生门，需要有客观公正的、来自第三方的中立调查。从躲猫猫事件中的“公民调查团”，到云南镇雄滑坡事件的调查**，都说明，相关机制和机构的建立，正是解决类似事件的关键一步。

三亚事件是个意味深长、五脏俱全的“麻雀”，它包含着正方、反方，也有着围观者与评论者。解剖这个“麻雀”让人看到：数字时代，真相有赖责任和义务的支撑。分析这一**让人警醒：信息时代，不被偏激观点、极端情绪裹挟，才能更加逼近事实。反思这起事件更让人审视：用好网络这一信息渠道、表达平台，需要管理者、参与者的共同给力。

人民日报时评：依法行政才不会“人走政息”

树立法治观念，推进依法行政，才是避免“人走政息”的最佳路径

山西大同民众联名挽留市长耿彦波的新闻，有了续篇。大同市承诺：政府工作是连续的，承诺做到“五个凡是”。

民众的态度，是对领导干部的重要评价，也是对地方工作的期待。一个领导干部，一任地方官员，干不干事、为谁干事、怎么干事，群众的感受最直接。在很大程度上，联名留市长的背后也有着自身利益的考量——“民心工程”开工了，换一拨领导，是否还能全力保障、加速推进？房屋被征收，主事者调任，是否还能得到妥善安置、确保回迁？有这种“不确定性”的忧虑，才引发了集体性的“情感爆发”。

对那些忧心“人走政息”的大同民众而言，承诺保证工作连续性的“五个凡是”，无疑是颗定心丸。但是，这样可谓郑重的政府承诺，也让人喜忧参半。

承诺“新官要理旧账”，表明了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的态度，超越了追逐个人名利的极端政绩思维，此为喜；一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政策，需以立誓承诺的方式延续，政府的公信力需要领导拍胸脯保证的方式来树立，也堪忧。当前，正值很多地方领导履新之初，联名挽留透露出的焦虑，尤需重视。

为官一任，总想干一番事业，创下不俗的业绩，这可以理解，也应该鼓励。然而，也正因此，更多人重视“开来”，却忽略了“继往”，更愿意另辟蹊径，烧起自己的“三把火”。于是，政策措施缺少连续性、稳定性，发展变成了“翻烧饼”。

承诺“新官要理旧账”，就是承诺踏踏实实做实事。只要前任定下的发展思路、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符合民众长远利益，继任者当萧规曹随，一路跟进抓落实。同在山西的右玉县就是如此。60多年来，右玉县18任县委书记，一任接一任，坚持不懈治沙造林，将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今天满目葱茏的塞上绿洲。这和一些人为了升迁“进步”，热衷于打快拳、搞短期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被赞“一张蓝图绘到底、功成不必我任期”。

当然，确保政府工作有连续性，仅靠领导个人承诺不可能完成。在以公开承诺赢得民众信任的基础之上，还需要依法行政，让法律的力量成为各项政策措施的支撑和保证。事实上，仔细阅读大同这“五个凡是”就会发现，类似“手续完备的政府工程要认真履约，按进度拨款”、“经过招拍挂程序，按合同付出了土地出让金的，要尽快交付净地”等，都是以法律为其保驾护航，为何还要政府公开承诺，保证各方能履行法律责任呢？

更何况，从城市规划到教育医疗，一个地方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都经过了当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讨论、决定，具有高度权威的法律效力，任何部门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现任和继任的“一把手”也不能例外。

树立法治观念，推进依法行政，才是避免“人走政息”、打消群众焦虑的最佳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重大行政决策、发展规划等行政行为，既需要经过规范的法律程序，还需要公开透明、完善监督考核。如此，才能让民众的“不确定感”减少，对未来的信心增加。

人民日报时评：以制度供给化解“校园风险” 校园风险是社会风险的一部分，需用制度盔甲和多方参与，构筑起校园安全立体防护网

校园安全牵动人心，这次引起关注的是校服。上海一公司生产的校服被查出含有毒物质，21所中小学采购了该公司生产的校服2.6万余套。

主动抽检校服质量、及时公布采购名单，该停穿停穿，该送检送检，校园安全无小事，上海有关方面积极主动的反应，体现了应有的责任意识。尤其是在校服标准付之阙如、生产企业资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及时发现问题、保障孩子健康权，更需监管部门主动作为。

“那些年，我们一起穿过的校服”，是无数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校服安全问题，关系每个孩子的健康，也关乎无数家庭的幸福。正因此，“校服有毒”才再次推高校园安全温度计的刻度。实际上，从校车事故到劣质午餐再到有毒校服，这些现象表明，校园不是象牙塔，而是一个衣食住行齐备的小社会。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自然会在校园中呈现。

作为社会风险的一部分，学校的教学、后勤、安全、管理等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依靠某个规定，或依赖某个部门解决。校园的围墙再高，独力撑起一片安全净土也力有不逮。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制度盔甲和多方参与，为校园安全构筑立体防护网。

据报道，上海多个部门已经在研究如何形成校服监管的长效机制。对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在校服生产等问题上，加强监管是职责所在。正如毒校服事件中，即便涉事厂家多次进入抽检不合格“黑名单”，但还是成为众多学校的选择，教育部门“只负责核价”的监管制度，难言科学。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警示，行政管理具有滞后性，更需要多发挥市场和行业组织的力量。客观说，在校服问题上，学校也有困难，校服价格低廉，大厂家嫌利润薄不愿做、愿意做的厂家容易偷工减料。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更充分市场竞争、更严格行业自律，才能更好地满足校服价廉物美的需求。

实际上，所谓校服利润薄，也并非“打破成本价”。广东英德市教育局原局长赖来新，就曾因收取校服供应商贿赂而落马，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更爆发过“校服腐败窝案”。的确，采购校服、校餐时，学校既是利益相关方，又是质量评判者，显然有悖市场原则，也容易滋生腐败行为。可以说，在招投标等过程中做到公开透明，是保障校园安全的关键一步。

更重要的，是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谁对学生的健康最关心？当然是学生家长。如若让家长介入校服选择、招标、生产、检验全过程，应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更何况，让学生家长介入校园相关事务的管理，不但是世界范围内的有效经验，也是去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中的明确要求。

无论是行政监督还是市场竞争，是公开透明还是家长参与，在校园安全上，都需要更广泛、更有效的制度供给。只有各方面给力、各环节发力，才能还孩子以安全、给家长以安心，为美丽校园筑起真正的安全围墙。

人民日报时评：用法治向地下水污染宣战

只有当每个主体都能严格依法办事，当法治成为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准绳时，才会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继雾霾天气之后，地下水污染让环境问题再成热点。

从全国范围看，地下水污染状况不容乐观。2000—2002年，国土资源部曾做过调查，当时，全国地下水资源符合Ⅰ类至Ⅲ类标准的，还有63%。到2009年，经对北京、辽宁等8个省份641眼井的水质分析，水质Ⅳ类至Ⅴ类的却占到了73.8%。而2011年，全国200个城市的地下水水质监测中，“较差至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5%。可见近年来，我国地下水的水质恶化趋势非常明显。

从技术上分析，固体废物堆放、填埋场渗滤液，石化行业勘探、开采等活动，甚至是地表水，都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但毫无疑问，企业直接向地下排放污水也是重要原因。很多案例表明，一些企业是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在排放、倾倒有毒有害的废水，导致污染发生。最典型的是去年春节期间，由于部分企业利用地下溶洞恶意排放高浓度含镉废水，广西龙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

实际上，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水污染防治法有明文禁止。比如，第三十五条规定禁止利用渗井、渗坑等排放、倾倒废水、污水等，第七十六条明确了对此的处罚。公安机关还可对违法者处以行政拘留甚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律之下，企业还敢向地下直排未经处理的污水，根源在于现实中的法治不力。

企业是逐利的主体，向地下排放污水，显然比向地表排污更隐蔽。即便被发现，5万元到50万元的罚款，也难以对排污者伤筋动骨。现实中，环保部门有意无意的执法不严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违法成本，公众的举报也往往无果而终。立法的先天不足加上执法的软弱无力，让地下水污染最终越来越严重。

其实，大多数发达国家也曾遭遇过严重的水污染状况。例如，1878年英国泰晤士河发生造成640人死亡的游船沉没事件，事后调查却发现，大多数遇难者是因河水严重污染中毒而死；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凯霍加河曾因严重污染而多次着火；日本熊本和新潟的“水俣病”导致上千人死亡。这些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制定相关水污染防治法律之后，一方面政府部门严格执法、违法必究，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与公众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以及环境公益诉讼等方式形成良好的互动，改变了水污染的面貌。

中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已经制定了29年，而地表和地下水污染依旧严重。要让水变干净，当务之急是让法治真正发挥作用。具体而言，政府应当适时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标准并严格执法，企业应当严格守法并力所能及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公众应当有权参与环境决策、监督环境违法行为。

向地下水污染宣战，刻不容缓。或许，只有当每个主体都能严格依法办事，当法治成为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准绳时，才会有一个真正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人民日报时评：环保“最后防线”如何不失守

环保部门应以及时回应和专业担当，做环境焦虑的润滑剂、环境改善的导航仪，进而成为社会风险的安全阀

38名责任人被查处，山西省长治市长被提名去职，长治市环保局长被撤职„„引发各方关注的苯胺泄漏事故，在50天后给出了问责结果。

事故直接肇事者是一家化工企业。然而，据调查组结论，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上报迟缓、应急处置不力，也是主因之一。以“负有重大责任”的长治市环保局为例，是在企业报告事故89个小时后才向上一级环保部门报告，严重违反有关规定，且面对大量监测数据不能及时作出正确判断和建议，在监测数据连续超标的情况下，仍将污染事件暂定为“一般”事件，最终影响并误导了事故处置。

不按规定上报信息，不能作出专业判断，作为环境保护的职能部门，如此失职无法宽容。当初，瞒报5天后，长治市长在“瞒无可瞒”情况下向社会致歉时，以三个“没想到”解释迟报原因。现在看来，“没想到”除了有敷衍公众、避重就轻之嫌，也与环保部门不能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有一定关系。说到底，无论是自己“没想到”，还是被误导了才“没想到”，其背后都是一种失职。

这尤其让人反思。并非每个地方都会发生重大污染事故，但是，在当前中国进入“环境风险期”与“环境敏感期”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地方会面对公众的环境焦虑。就像近期，浙江一企业家痛心于家乡的河流污染严重，以“20万元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公开“悬赏”；春节以来公众对地下水污染的持续举报与质疑，也将山东潍坊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们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今后要更多面对的，不仅是如何按规定上报信息、及时处置，还要学会面对公众如何回应，包括如何面对“悬赏”与“举报”，如何及时核实，作出专业判断、正确建议。

环境问题已经置身一个全新的时代场景。一方面，信息化让环境问题暴露后传播越来越快，留给环保部门解决问题的“窗口时间”越来越短。另一方面，公众“环境风险感受”日趋敏感，对环保部门更为挑剔，环境问题正在遭遇信息时代和权利觉醒的双重考验。环保部门作为保护环境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后防线”，理应改进工作方式、跟上时代脚步。在公众表达环境焦虑时，少一些自我撇清，多一些正面回应，是否更能纾解焦虑、树立公信？在媒体曝光污染事故后，少一些封闭调查，多一些公众参与，是否更能查清真相、取信于民？

更应看到，不仅要善于回应，更要体现专业担当。环境问题具有专业壁垒，环境污染更有“累积效应”，过分依赖“公众反映—部门回应”，必然导致发现问题的滞后和采取行动的迟缓。现在的环保问题，媒体都在关注雾霾和地下水，但从专业角度看，还有哪些没有曝光的问题应该防患未然？还有哪些“定时炸弹”需要提前排查？环保部门更应跳出简单的事后回应思维，将关口前移，更多体现专业性和责任感。

环境问题的独特性在于，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容易上升为公共事件，甚至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引爆点。为避免环境风险发酵为社会风险，环保部门应该以及时回应和专业担当，做环境焦虑的润滑剂、环境改善的导航仪，进而成为社会风险的安全阀。

人民日报时评：孩子之过，教育之伤

公众人物、成功人士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不只是家庭问题，还关乎一定社会责任

此刻的李双江，一定承受着数倍于普通父亲的煎熬。作为74岁的老人，17岁的爱子继前年无证驾驶、暴力伤人被劳教后，今次涉嫌轮奸案被刑拘，情何以堪？作为知名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晚年屡因儿子之过向受害者公开致歉、形象受损，委屈谁解？

而那位新闻主角，想来也有“做名人之后难”的委屈。此次涉嫌轮奸而被警方刑拘的同时有5人，但公众注意力与舆论焦点，几乎全聚集在李双江之子身上。如果不是名人之后，何至于引来如此关注和舆论压力？未满17岁的少年，照片、名字被不加处理地发布，成长经历、家庭成员被连根扒出，这样的“社会处罚”是否失于公平、有违法规？

当然，也不得不承认，身为公众人物、成功人士的家庭，被过度关注、消费，甚至引来标签化评价，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公众人物必然要让渡部分私权空间，社会对他们在孝敬父母、培养孩子、关注公益等方面的社会示范和道德品行，也有更多期许。正因此，公众人物、成功人士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恐怕也不只是家庭问题，还关乎一定社会责任。

作为这些公众人物的下一代，有更好的成长条件。且不说父辈的成功经历是孩子最好的成长教材，单看这些父辈，或是达到一定地位、或是握有一定产业，与普通家庭相比，孩子们往往有条件接受最好教育、见更多世面、有更多成功机会——事实上，这些家庭中走出了无数优秀的下一代。

不过，这种家庭下的教育也需更加慎重。孩子们大多不曾经历父辈成功前的艰苦打拼，倘若只展示“成功效应”，恐怕孩子就会误以为，享受“最好”是天经地义、拥有“机会”是顺理成章，有个“好爹”就万事不愁、遇到批评就斥“代沟”“过时”。没有要不到的东西、没有摆不平的事情，势必会把父亲大名当成嚣张通行证、把炫耀财富视为理直气壮、把无视法律看作勇敢者行动，以致做出种种伤天害理之事，并最终只能害己。而倘若父辈在财富聚敛的过程中有不道德、不正义的成分，在权力的运行中存在违规、犯法，这样的“言传身教”，后果则更加危险。

教育的失败，对孩子来说，是极端不负责；对家庭来说，将带来悲剧；对社会来说，不仅有损公共形象，还易引发群体对立——诸多“坑爹”个案所以升级为社会热点，就与其中夹杂身份、暴力、嚣张等元素有关。更何况，他们所处的时代，还需要纾解阶层分化的心结、搭建社会信任的桥梁。

几年前，李双江夫妇接受媒体访谈，说到培养孩子，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不会过高要求孩子，不期望孩子人生多“成功”，只愿他快乐、自由地成长，有点个性、带点叛逆也是天性。这样的教育观本身并无错，甚至是对传统功利教育的突破和进步。然而，今天再看，应该引起“这一代”更多思考：当“成功”有了更丰富平实的内涵、社会对新生代价值取向与人生选择有了更多尊重、家庭有条件提供更好成长环境时，如何不去误导、松懈引导？在培养价值观、树立是非观、增强道德感方面，我们为孩子、为社会做了什么、该做什么？

人民日报时评：透视停车背后的“自治”话题

公众与政府部门有效互动、居民和社会各方广泛参与，才是充满活力的自治

曾经遍地地锁，甚至搬来椅子“占位”；现在单侧停放、整齐有序„„北京西城区西四北六条、七条两条胡同，探索“停车自治管理”，83个停车位通过合理调度、错时停车，“消化”了近200辆私家车。

虽然只是两条胡同的小体量“麻雀”，但仔细观察，却也能窥斑知豹，发现在“自治”这个概念之下，存在一些普遍性话题。

无疑，用基层自治的方式，能够提高管理的精度和效率。现代城市中，社会事务极其庞杂，再有能力的管理者，也无法时时都在场、处处不缺席，更不可能像北京这两条胡同一样，让诸如“外甥周末下午两三点开车来看舅舅”、“临时访客的手机号码”这样的细节尽在掌握。化整为零、自治管理，可谓一条出路。

然而，自治并不是社会管理者的“大撒把”。现实中，一些社区的自治，往往被引导向“凡事都要自己解决”，最终因为缺少法律支撑、缺少资金支持而无疾而终。比如与这两条胡同形成对比的德宝小区，同样是解决停车问题的车辆“自管会”，就因为没有名分而底气不足，因为没有资金而腰杆不硬，最终陷入僵局。

看看这不同的两个案例，“政府的存在感”是个关键。德宝小区“自管会”没有政府支持，也没钱聘请企业，只好趋向于纯居民自治组织，筹资、招募人员等都靠自己。而西四两条胡同的探索中，曾有区委书记带人“实地探讨”，胡同聘用车辆管理员，工资由财政划拨，还得到了交管部门的支持。

你家窗外能不能放我的车？你收我钱谁来监督你？在社会管理中，所有的利益问题，都是具体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个超越于具体利益之上，既有资源、也有权威的协调者。这一角色，非政府莫属。

不过，如果把公共服务简单化为服务输出，公众就容易只是“被动接受”，“保姆型政府”反而不利于培养自治土壤。实际上，政府需要的是，像对这两个胡同一样，当群众自治创新的“补位者”，解决法律、资金这些单凭自治难以破解的问题。

就像任何社会群体刚产生时总会经历不适应一样，“社区居民”这个伴随现代化、城镇化而来的公众群体，也面临着“公众精神”缺乏的困惑。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一个人如果参与讨论决定修一条通向他家的路，无需解释，他就能发现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越是让公民多参与管理与其利益有关的小事，他们反而越会关心公益大事，并会自觉为实现公益而相互协力。而这，同样需要政府的鼓励、引导和协调。

停车或许只是小问题，自治却是大棋局。重视和支持群众自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也是走向善治、政府转型的着力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公众与政府部门有效互动、居民和社会各方广泛参与，才是真正的活力之源。

人民日报时评：“县官难见”怎成热门话题

法治政府建设提速，则运转高效的基层治理可期。到那时，县长大可“垂拱而治”

日前，有媒体派出记者赴多个省份暗访，实地调查与县领导见面难度，却屡屡遭遇办公室不挂公牌或被拒门外等情形。“见个县官这么难”，一些网友如此感叹。

作为基层领导，县委书记、县长密切联系群众本是应有之义。县域范围内，普通人有事找人，不仅打不着照面，甚至连“门”都找不到，确实不该。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推行以来，为政新风自上而下涤荡人心，中央领导率先垂范、亲民爱民，基层干部让人吃闭门羹尤显突兀。

也要看到，“县官难见”的现实图景，背后隐匿着基层治理的深层困境。有事情为什么非得见县长？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十分值得思考。这其中，自有“找领导好办事”的普遍社会心态，但恐怕还是问题通过寻常途径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根源则在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短板、缺失。

试想，如果按照规定程序、经由具体经办人员，事情在村组、社区、办事大厅就能得到圆满处理，何至于让老百姓回归“人治”思维？如果政务信息公开到位，群众能方便找准“有关部门”，且事项得以照章办理，谁还会费尽周折、向上求解？此前新华社报道称，某县许多农民从没见过乡镇领导，甚至不知现任乡镇长姓名，一些村民小组的干部去乡镇办事找领导时，也常扑空。在这样的地方，就算县长想见群众，怕也见不过来，只能感叹力有不逮。

实际上，要求主责领导随叫随到、有求必应，既非制度化的办事程序，现实操作性也不强。如果任何事都要“一把手”亲自拍板、督办，不仅领导成了门卫、办事员，也反映出政府部门政务分工模糊，行政效率低下。比如，各地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往往成为新闻热点而被广泛关注。公众对领导电话的强烈现实需求，勾勒出这样一种社会生态：凡事必须找政府，搞不定就找“一把手”。山东菏泽公布领导电话后，一年之内各级领导干部接听的市民来电逾15万个，单单几个“一把手”的电话，根本无法承受公众对行政效率期待之重。

设立公众接待日、定期接听县市长热线、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等，是政务创新的可行手段与方式，能一定程度上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值得嘉许。但要想真正增强为民办事的实效，根本途径还在于促动下级职能部门搞好政务公开、紧密联系群众、严格依法行政。“老大难，老大出马就不难”，这种怪圈循环中的“难”与“不难”，从两方面提醒我们：完善行政制度、培育法治理念刻不容缓。近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基层，如果依法行政能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提速，则运转高效的基层治理可期。到那时，县长大可“垂拱而治”，“县官难见”也自然不会再成热点。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媒体应有怎样的“两会态度” 毛 磊2013年03月01日

如实反映代表委员的评价，包括表扬、批评和建议，不能搞一边倒，这才是负责任的媒体态度

进入3月，5000余位代表委员将陆续赴京，2013年全国两会即将拉开大幕。

每年两会，也是媒体的一场“新闻大战”。今年，国内外各路媒体3000多名记者将参加两会报道。媒体报道是对两会的传播，责任重大。如果说两会是体现中国开放、透明的平台，新闻报道则是展现两会的窗口。及时充分、准确生动的媒体报道，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增进公众对重大政治活动的了解和参与，从而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

媒体如何能够以更成熟、更积极的姿态应对两会这场大考，在参与上有更多进步，这是应当思考的重要课题。

两会为新闻媒体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果记者带着赶庙会、看热闹，甚至是追明星的心态来采访，即使写出报道，也是表面的、肤浅的。报道两会，应该全面、客观、准确、负责、理性，而不应该像探照灯一样照到哪里算哪里，更不应该为了吸引眼球而只将镜头对准个别话题和明星人物。

两会的新闻矿藏，大多不是露天矿。很多新闻报道，需要俯下身、沉下心去更好挖掘。记者应当把目光更多地转向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委员，充分倾听他们的呼声，这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在两会报道中，选好采访对象、取好采访角度，挖掘不同的声音、独特的观点，这是对记者的一次考验。只有冷静观察，才有可能发现各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

如实报道两会审议、讨论情况，公开代表委员所提交的各种议案提案，以及对这些议案提案的审议、办理和答复，是媒体必有也应有的“两会内容”。也要看到，政府工作和法院检察院工作，即使做得再好，也还有不足之处，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作为媒体，应该如实反映代表委员的评价，包括表扬、批评和建议，不能一边倒，有的详细报道、有的一笔带过。

两会报道还有一个如何创新的课题。如何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提高两会报道的吸引力、感染力和亲和力，满足不同受众的信息需求？如何创新两会报道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形成多媒体、全方位、立体式的报道态势？只有更加讲究报道视角、报道手法的变化，更加追求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才能更好地传播两会，完成媒体应有的使命。

作为一个庞大的“新闻场”，两会对媒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传播重大事件、解读热点话题的同时，通过两会报道展示媒体自身的素质，使两会报道既产生强大的新闻效应，又凝聚起改革发展的共识，积攒下未来中国前行的正能量，这是媒体的“两会共识”所在，更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所系。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让更多人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 詹 勇2013年03月18日

伟大时代给了中国人实现梦想的宽广舞台，制度变革为追求梦想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个春天，从两会会场到街头巷尾，“中国梦”是我们共同的话题。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昨天，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中国梦为主题，向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发表了重要讲话。话语铿锵，掌声雷动。这掌声，不只响起在人民大会堂，也激荡在13亿人的心里。

“中国梦”何以在国人心中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因为它拨动了大家的心弦，道出了共同的心声。去年底，习近平深情阐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一句“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抓住了“家国梦”这个最大公约数。而这一次的三个“共同享有”，更激发起人们实现梦想的无限期待。

伟大时代给了中国人实现梦想的宽广舞台。改革开放，释放出人们追逐梦想的巨大能量。亿万农民工为“城市梦”打拼，推动了城镇化的时代进程；无数创业者为“财富梦”奔走，激发出市场经济的无限活力。无数“出彩”的人生，撑起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梦想时代。“小巨人”姚明因此感言：“感谢这个伟大进步的时代，使我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制度变革为追求梦想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有梦想就有方向，有机会就有舞台，有奋斗才有未来，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一切才皆有可能。公平分配是保障房的“生命线”、让“拉杆箱一代”农民工享受同城待遇、防止“择校热”损害教育公平„„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代表委员对深化改革的呼唤，与“梦想之声”形成交响。它所折射出的，正是党和政府通过“天下为公”的制度安排，为梦想护航的不懈努力。

“政府理应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从梦想与公平的角度看，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态，可谓充满担当。从构建网底不破的民生保障网，到打造公正“一杆秤”；从破解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到“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的决心，所思所虑，实实在在，彰显了维护公平正义的执政理念。

梦想不会自动实现，机会也不会自动到来。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改进作风反对特权，异地高考改革破冰试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向深入，新农合大病医保扩容，推进依法治国“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简政放权降低企业登记门槛„„教育、医疗、司法、市场，公平正义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梦想之火。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它由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体梦想汇聚而成。不管是治国理政还是社会运行，珍视每一个梦想、呵护每一次努力，让更多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13亿人组成的，将是力量磅礴、不可战胜的“梦之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摘牌只是“铁路改革”的开始 徐立凡2013年03月19日

真正成为市场主体，铁路系统政企分开的正向效应才会完全体现出来，摘牌不是结束，而只代表开始

3月17日，北京复兴路10号门口，“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的牌子被撤下，换上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新牌。与过去铺就的历史长轨告别，铁路系统驶入新的发展轨道。

这是历史性的一步，也是充满挑战的一步。铁道部拆分，是铁路实行政企分开的必然要求。过去，政企合一的机制弊病，导致市场职能难以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削弱了铁路资源的合理配置；对行政职能的过于倚重，还妨碍了公平竞争环境的建立；由于职能错位、权界不清，本应由企业承担的经营职责往往转由政府承担，从而增加了经营的风险性。消解这些结构性弊端，就必须实施政企分开这样的大手术。

铁道部摘牌，只是在政府架构层面消除了政企分开的屏障，让“政的归政，企的归企”。但政企分开，却不仅是摘牌这么简单的事，而是既涉及“政”能否克服过度干预的冲动，管住“看得见的手”；也包括“企”能否转变经营思路，建不建得起现代企业制度，形不形得成良性市场竞争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摘牌不是结束，而只代表开始。

由于历史原因，铁路系统的政企粘合度较强。因此，实现政企真正分开的挑战，也相对较大。这也可以从铁道部拆分方案公布后，社会各界的一些担心中反映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2.66万亿元的债务由铁路总公司继承后，是否会因为企业拥有了自主经营权而导致火车票价上涨？又如，原来铁路部门的贷款和发行的债券，实际上由政府信用担保，改制后信用是否会下降从而损害投资者利益？甚至是，铁路总公司是否会自然发展成为又一个超级国企，从而导致原有的行政垄断格局在事实上延续？

这些担心，折射出了社会对铁路政企分开含金量的较真。这本身，就是铁路系统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关键所在。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没有成本。应该如何支付改革成本，要看谁是责任主体。铁路系统原有的公共服务性，作为政府职责，其转型期间的成本理应由政府支付。对指令性、公益性运输任务，以适当形式加以补贴，这既是政府的承诺，也是社会的期盼。此外，铁路系统的战略性地位，也要求政策层面对于其融资需求实行一定程度的倾斜。

不过，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还需要通过铁路部门的主动变革去实现。一方面，应通过产权明晰、治理结构调整、企业文化再造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提升市场理念和服务意识，让新组建的铁路总公司“脱胎换骨”，成为市场经济中真正的法人主体。另一方面，需要真正引入社会资金。引入社会资金，提了十多年，但效果不彰，原因是社会资金进来后往往难以享受平等待遇。向社会资金放开，既需要降低门槛，更需要赋予“外来者”与“血缘关系者”同等地位。

这样的市场主体形成了，铁路系统政企分开的正向效应才会完全体现出来，社会的担心也才会随之消失。作为过去的“铁老大”，铁路部门理应在历史性的机遇面前，从变革中获得重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死猪漂浮”引发生态反思 李泓冰2013年03月20日

面对“跨界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近来，上海黄浦江上游的死猪漂浮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也引来不少担忧。挑战面前，上海市为了化解这场“水危机”殚精竭虑，一方面逐日打捞死猪，并做无害化处理，累积多达上万头；另一方面，则逐日向媒体详细通报相关信息，力求公开透明。从目前来看，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上海市民的饮水安全。

但是，这场危机还难以画上句号。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各种谜团也渐渐浮出水面，带来对这起突发事件更加深刻的反思。

漂浮的死猪暂时捞尽，还会不会卷土重来？毕竟，黄浦江上游河汊众多，面对这种“跨省市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有不少疑团待解：为什么在事件发生后，连死猪源头这一望而知的问题，相关方都不愿认账？死猪的病死原因何以欲说还休，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对这些死猪，当地政府有否采取必要措施安全处置？农业部对动物无害化处置的三令五申，是否在当地得到落实？当大量死猪沿江漂流，上下游能否联合行动，而不是只靠上海方面的末端处置？

纵观这场水危机从起源到化解的来龙去脉，再联系此前各地的水污染、雾霾、沙尘暴等诸多环境突发事件，不难发现，仅仅是事发地一方的努力，就算是再尽心再周全再有担当，也会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只能收一时之效，而非正本清源的长久之计。

不管是死猪漂到上海带来水质恐慌，还是雾霾“串门”来到北京引发呼吸焦虑，都在提醒我们，环境安全问题绝不是一个地方单独行动所能解决的。一旦在人群聚集的大城市突发环境污染，影响面巨大。但是，它们毕竟只是一个一个“点”，而水和空气都是流动不居的，我们的关注焦点不能只盯在事发地，而忽略了问题的根源、演化的过程。

比如上海与江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也一直在做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努力，沪苏浙环保部门3年前还曾签署过《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然而，从死猪漂浮事件暴露的问题来看，建立畅通而有效的区域联动机制，依然任重道远。

行政管辖，固然守土有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尤其在生态环保方面，上游下游、各个地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哪个环节掉链子都不行。囿于一隅、只顾自己，就会导致“跨界污染”久拖不决、愈演愈烈，最终埋单的还是大家。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正是“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共同责任。兹事体大，谁也不能置身事外，焉能一推了之？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靠“愧疚”管不住吃喝的嘴 王石川2013年03月21日

管住公款吃喝的嘴、公款旅游的腿，不能靠个人觉悟，靠的是严格制度和严明纪律 公款吃喝，百姓反感，干部怎么看？最近，《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干部对享受高规格公款接待感到愧疚。联想起此前有干部抱怨“一天陪洗八次澡”、感慨“做梦都想喝小米汤”，这一数据折射的干部心态更耐人寻味。可能有人会说，一边享受公款接待，通体舒泰，一边感到愧疚，良心不安，是不是有点矫情？其实，不必如此苛责。心怀愧疚，起码说明这些干部心里有是非标准、荣辱界限，对奢靡之风是有评判的。

当然，不管有没有愧疚，在公务接待上都不能大操大办、大吃大喝。愧疚是不可期待的，也是靠不住的，更何况现实中不少人不仅毫无愧疚之心，反而欣然受之。比如，媒体曝光，今年1月初广东省阳江市数十名中小学校长，分别到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公费“考察交流”。面对质疑，有关部门竟然以中央八项规定文件“来得慢”为托词。说到底，管住公款吃喝的嘴、公款旅游的腿，不能靠个人觉悟，靠的是严格制度和严明纪律。日前，中央纪委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其中包括用公款大吃大喝，也包括以开会名义公款旅游，还包括滥发福利等等，都是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消息传出，舆论普遍好评。就在前不久，有全国政协委员还表示，要防止“中央强调抓一下，强调过后放一下，出了问题紧一下，形势好了松一下”的一阵风现象。中央纪委的通报表明，转作风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动真格、见真招。如果将通报监督制度化，就会形成更强大的震慑效应，减少走形式、搞变通的现象。赏罚分明，才能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现实中，“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怪象，反映了一些干部“吃吃喝喝不犯法，只要不往兜里拿”的认识误区，更暴露了违规成本低的现实问题。正如调查显示，逾八成的受访干部认为“公款吃喝受到处罚的可能性”较小。如果公款吃喝近乎零风险，必然引来更多的人效仿，把公务吃喝当成一种心安理得、不吃白不吃的惯性。

清除这种惯性，除了加强个案监管，还应看到铺张习气的形成，与不良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地方把接待当成“生产力”，“不宴请、不迎送，心里不踏实”，“四菜一汤，项目泡汤”。这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印证——多数受访干部对于公务接待给自己带来的“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得到更多升迁机会”，比“得到他人的尊敬和羡慕”更感兴趣。

这就说明，要管住奢靡之风，除了加大惩处力度、曝光强度，还需从清理灰色官场文化、净化政治生态入手。通过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等，使干部看到，成绩是干出来的，而不是招待出来的；升迁要靠真本事，而不是靠利益输送。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公款吃喝玩乐的需求与冲动。

治奢靡、倡勤俭，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但这也是一场持久战。好比钉钉子，不奢望一下子到位，不追求一锤子就钉得牢，重在稳打稳扎、步步推进，常给力、不卸力，建立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如此，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可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下水道吃人”叩问治本思维 曹鹏程2013年03月25日

治理下水道问题，需要全社会凝聚治本的合力

又一起“下水道吃人”的悲剧发生了。22日的暴雨夜，女大学生杨丽君不慎落入长沙城区一处下水道，随即被急流卷走，下落不明。事发后，当地公安、消防、卫生、市政、街道办事处等均派人赶赴现场救援，媒体也将聚光灯对准吞噬生命的洞口，网友纷纷祈祷落井者能奇迹般生还。

伤感、愤怒、期望之余，我们还是应该冷静地想一想几个老问题：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井盖？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部门来管井盖？为什么大雨就能冲开井盖？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九龙治水、管理部门推诿、防范不够、整治不力，而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城市规划不合理、排水系统老旧。

抓住症结才能解决问题。但长期以来，一些管理者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满足于应急之策，而不愿去改变造成结果的真正源头。

比如，地面井盖丢失，往往忙于界定属于哪家单位，甚至不惜动用地下管线专家“会诊”，却没空想一想，为什么电力、电信、煤气、自来水、热力等都要“各自为井”；城市道路拥堵，车辆限号、购车摇号本都属临时管控，却逐渐习以为常，延缓了优化交通规划、城市布局。

渐成常态的治标就这样代替了治本，以至于井盖管理应急处置中心都成了正式编制。而一提到治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出现，出了状况先以非常措施救救急，缓下来后，治本又被一再搁置。许多城市就这样成了生病的美人，地面光鲜靓丽，地下炎症不断，靠的是擦粉装头面，直到拖得转成慢性病，最后不得不移肝换肾。

管理者缺少治本的动力，甚至缺少治本的思维，原因何在？为官一任，根治下水道这类事情，利虽长远，功却可能不在当下。这就造成了一种短视的政绩观：任上看不到成绩的工作不急，积重难返的问题往往是出了人命才能高度重视，媒体曝光才能协调出动，上面检查才能突击应对。

约翰·奈斯比特曾在《中国大趋势》中提到，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下水道问题，单靠指令或是单靠民意都无法根除。上级政府部门首先必须改变问标不问本的政绩考核办法。有不少市长，因为大水淹死人而被问责，却没有哪一位市长，因为水漫城区而请辞。下水道等平时看不见的民生工程也应该严格纳入考核范围，通过立法或行政界定直径和深度等具体标准，确立阶段性目标，达不到就要问责。这就能够迫使城市管理者重新评估治本的价值。

同时，民众也需要为治本提供动力。惋惜消失在下水道的女孩，更要持续关注本城市的下水道改进，经常出谋划策、时刻监督政府的进展，当然也包括承担升级改建下水道带来的成本。

治本，难度总是会远远超过治标。无论对于管理部门还是民众，都面临着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斗争、局部调整和整体调整的博弈。提升治本动力，需要全社会思维的共同更新。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堵住裸官的“贪腐漏斗” 张 铁2013年03月26日

“裸官”已成为一个让贪腐行为加速、加剧的出口，需适当加以限制，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 继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申言“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后，地方也强力跟进。近日，广州市纪委决定，今年将对这种所谓“裸官”加大监督力度。

“裸官”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是指亲属移居国外的官员。其实，在全球化时代，个人有跨境迁徙的权利，即便领导干部家属也不例外。但也要看到，对公职人员提出政治忠诚方面的要求，是现代行政体系的共识，世界各国莫不如此，这也是对“裸官”实行特殊监管的依据。客观说，“裸官”确实面临较大的贪腐诱惑和贪腐空间。家属在国外，转移非法所得可能性加大；东窗事发或“金盆洗手”后，一走了之只需“一张机票、一本护照”，也更无后顾之忧。何况，要“努力赚钱”才能支撑家属在海外的生活，这也滋长了腐败意愿。“裸官”已经在事实上形成“漏斗效应”，成为一个让贪腐行为加速、加剧的出口。

虽然“裸官”一词始自2007年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落马，但“先裸再逃”模式，却是很多贪腐者共同的选择：福建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在被纪检机关约谈后留下“我已经远走高飞”字条遁逃，温州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率团考察法国时突发“腰突”滞留不归„„有人形象地将此总结为“三部曲”：和尚走了（家属出国）、庙走了（财产转移）、方丈也走了（贪官外逃）。一个“裸”字，尽涵其事。从这个角度看，“裸官”的要害不在“裸”，而在“逃”；“裸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地下裸官”——那些我们不掌握情况、缺少监督的“裸官”。诱惑越大、风险越小，铤而走险的比例就越高，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事之常理。监督视野之外的“裸官”，相当于处身无人看管的果园，渴了饿了馋了，难免会伸手摘果子。正因此，要监管“裸官”，首先要弄清谁是“裸官”。报告个人事项执行已久，对于组织，领导干部可谓“已裸”。然而，还需从报告出发，走出实质一步。梳理上报信息，准确监督核实，及时找到“裸官”，是制度起作用的发力点。广州以15%的比例抽查申报信息的措施也昭示，抽查核实、汇总分析并合理公开，必能进一步激发制度效力。

弄清谁是“裸官”后，就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适当加以限制，有效防止“裸官”变“逃官”。深圳曾规定“裸官”不得任正职，东莞今年更进一步，“裸官”不得任班子成员，都是很有针对性的举措。说到底，断其利、增其险，既是对公信力的维护，也是对“裸官”本身的保护。

加大反腐力度，是中央一以贯之的坚定决心。增强社会信任、筑牢民意资源，这是促成中国进一步前行的“反腐红利”。“裸官”只是一个反腐切口，更多更艰难的战役，还期待我们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攻坚到底。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打掉苹果“无与伦比”的傲慢 李泓冰2013年03月27日

从根本上说，诚信原则是最起码的商业道德，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底线。不管这企业有多大来头，也跳不出这个基本原则

苹果公司在中国，一直是以励志片面目出现的，乔布斯的传奇恨不得成了创新的楷模。近些日子，这部苹果励志片忽然有演变成烂片的趋势：无视中国消费者、售后服务分三六九等、涉嫌偷税漏税、被抓到错处还死不认账„„甚至还好意思自我称许“为消费者提供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

中国有句古话，桔逾淮而为枳。据说，苹果在美国本土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还不敢太傲慢，何以跑到中国，就“无与伦比”地耀武扬威了呢？

按理说，中国市场应该是苹果的“金主”才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市场在支撑着苹果的骄人业绩。有报告显示，中国是苹果公司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上一季度，包括零售在内，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额达73亿美元；在苹果公司去年12月份的收入增长中，中国占34%，比美国本土还高。那么，西方这枚苹果，对自己东方的衣食父母倨傲的本钱在哪里呢？

一方面，或有西方人传统的优越感在作祟：一个发展中的东方古国，咱拿高科技侍候着，您还指望和咱享受同样的售后？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本性也让这枚“苹果”变得疯狂，如果得罪了中国消费者，没有任何风险，还会减少成本，人家何乐而不为呢？

还不光是“苹果”，中国的消费者在面对那些西方所谓名企耍大牌时，经常会有一种无力感。仿佛他们进入中国就成了天然的规则制定者，充分享受“店大欺客”的特权。而我们的工人或消费者只能隐忍其轻慢，毫无还手之力。那些曾经被我们推崇的源自西方的市场诚信原则，对消费者的善意，以及顾客受损的巨额赔偿之类广为流传的传奇，换个地方，何以就突然变脸了呢？一些曾经嘲笑中国诚信匮乏的西方大牌，它们自己的“诚信”何以如此不堪一击？

关键在于，中国消费者的靠山何在？我们有没有对付苹果之流的利器？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企业，都不是天然的慈善家，都不可能站在道德高地上任人膜拜。要想保护中国消费者应得的权益，唯有加强监管一途，让它们因为“得罪”了消费者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才有可能乖乖就范。

这个监管，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法律和政策，二是市场监管机制。现在，我们这方面还有一些漏洞，让苹果明明钻了空子，还敢得意地百般狡辩。狼闯进羊圈，叼了羊、咬了“上帝”还扮无辜，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对企业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监管，亡羊补牢迫在眉睫。

当然，从根本上说，诚信原则仍然是最起码的商业道德，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底线。不管这企业有多大来头，也跳不出这个基本原则。如果非要挑战中国消费者的爱心和耐心，非要继续无赖下去，再风光的企业、再牛的大牌，也会有盛极而衰的那一天。

至于我们，一要扎牢自己的篱笆，还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个方面，我们还任重道远。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三公消费，“看得懂”才能管得住 王 旭2013年03月28日08:24

三公消费“看得懂”，不仅是技术要求，更是确保制度产生实效的关键环节

在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从今年开始，要逐步实现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公开。公开的形式要通俗，要让老百姓看得懂，可以有效地监督政府。这两个要求看似简单，但意义重大，标志着规范三公消费迈出实质性一步。

规范三公消费的法理首先在于“看得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运行需要一定成本，但这种成本支出如果呈现出隐蔽性、庞大性与浪费性，则显然是不合理也不正当的。公开，让支出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查有所出、出有所依。对行政机关来说，这既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保护，因为不公开所造成的民众怀疑、公信力降低，会让政府付出更高成本。

这些年来，我国政府综合运用法律法规等制度手段，使三公消费在“看得见”方面卓有成效。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高效便民”的依法行政原则；200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三公消费的公开提供了最基本的程序依据；2012年 10月施行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第一次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建立健全机关运行经费公开制度，定期公布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可以说，让三公消费“看得见”，在今天中国已经从理论走向行动，从观念走向制度。

治理三公消费，不能止步于“看得见”，“看得懂”是接下来要实现的目标。实践中，三公消费只是一个泛称，很多地方演化出各种不同的具体名目，让人一头雾水。不少支出账目在消费事由、消费标准、消费内容等方面比较模糊，有的地方只公布数字而不公布事由，也有的地方公布事由但未必公布了标准和依据，使得“看得见”的监管效果大打折扣。

“看得懂”是为了管得住，如果关键信息不公布或模糊处理，容易让腐败蒙混过关，成为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无法遏制其中可能的腐败。过于模糊的信息表达和过于复杂的信息内容，都会给公众了解真实情况增加了负担，久而久之，容易产生制度疲倦，在不明就里中失去了解、监督的兴趣，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与提升。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看得懂”是确保制度产生实效的关键环节。各级政府必须学会规范化、科学化地公开三公消费信息，设计合理格式，明确具体内容。这不仅是一种技术要求，更是对人民负责的政治道德与责任伦理。

从“看得见”到“看得懂”，最终是为了“做得到”。“逐步实现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公开”就是一个切实的要求。选取“公务接待费公开”作为重点突破，不仅因为公务接待、迎来送往是一个突出问题，还因为这是一个有可能激活整个制度优化的局部和细节。破题是解题的开始。由点及面，从一个方面的治理逐步而稳妥地延伸到其他领域，既是治理三公消费的务实思路，也是整体改革设计的一部分。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闻风抢气”，不只是谣言作祟 徐立凡2013年03月29日

越是重大价格调整，就越要在信息披露、程序履行、政策引导等方面，把工作做扎实

近日，在“天然气价格将大幅上涨”的不实传言影响下，川陕甘鲁等地出现抢购天然气现象。国家发改委、各地物价部门纷纷出面辟谣。“闻风抢气”，令人深思。

重大价格行政决策绝非儿戏。2008年出台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明确规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实行定价听证。实践中，听证会制度也早已成为行政程序的一部分。天然气价格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决策相当慎重。相关调研、咨询论证、合法性审查、举行听证会等，是必须经过的程序。

而且，由于不同地区存在发展差异和收入差异，还需要制订相应的价格补贴政策。不经这些既定程序，天然气价格不会“自动”上涨，更不可能大幅上涨。

即便调价，也不只是价格数字的变化，而要统筹兼顾，尤其是考虑对民生的影响。发改委此前透露，天然气价改的趋势是阶梯式调价。这表明，天然气价改不会是激进式的。其中居民基本生活的部分将在政府强力干预下保持相对稳定，而对于超出基本需要的过高消费，则通过价格杠杆进行调控。实际上，不仅是天然气价改，在其他公共领域，“保民生”也是政策调整的一条主线。

有明确的政策出台程序，有清晰的政策调整逻辑，为什么还会出现因个别报道而导致抢购潮的现象？个中原由，恐怕还不是传谣、信谣那么简单。

客观地看，天然气价改确实存在上涨的基础动力。过去，天然气使用量偏低，实施政府定价还不至于导致供需关系扭曲。如今，天然气使用量在持续攀升，必须更多依靠市场实现增加供给。目前国内天然气价格水平偏低，国产陆上天然气平均出厂基准价格仅相当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25%左右。与价格水平失真相并行的，是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在攀升。据估计，今年的天然气进口还会持续增长。

在这种局面下，理顺天然气价格体系，已是必须闯过的一关，而民间也有天然气上涨的普遍预期。这种预期，一旦与“听证会就是走过场”、“听证会就是涨价会”等印象相结合，就会形成抢购天然气的内在冲动。

这也说明，“抢气”固然不理性，但多少表达了居民的涨价焦虑。面对这种焦虑，要求政府部门在重大价格调整时，在信息披露、程序履行、政策引导等方面，做得更扎实一些。信息披露，既应该告知正在进行的政策调整准备，还应该告知政策出台的考量。政策信息传达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是避免居民误读的最好办法。程序履行，则需要以更刚性、更严格的规定，杜绝假冒和操纵现象，让公众真正成为程序的参与者，树立程序的公信力。像天然气价改这样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决策，就更需要充分互动，以达到政策引导的目的，消除不应有的负面效应。

简言之，保民生，要保得理直气壮，调价格，也要调得顺理成章。这是公共决策的应有要求。最新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2013年4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尊重程序规则才有公平刘成友

2013年04月26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越是破格，越需要有严格的程序，做到“规则之内的破格”

几天前，湖南省通报了对“争议县长”、27岁的湘潭县副县长徐韬的调查结果。调查称，所谓被人们质疑的“火箭式提拔”，其实并没有人为操作、弄虚作假等“严重违规”，当然，“程序问题”还是存在。由此，省里对相关六人进行了处分。

竞争性选拔是我们党选拔年轻干部的主要方式。破格提拔如有章可据，有利于打破单一化的选人用人形式，打破论资排辈的成长局限，“不拘一格选人才”。应该说，举贤尚可不避亲，干部子女这一群体当然也不应排斥在正常破格提拔的行列里。

但近些年来，一些已被查处的违反组织原则破格提拔的案例证明，确有一些问题，这也使网民出现了“逢提必疑”的猜测。这种猜测曾经也误伤了一些人，然而，它也提醒我们，面对公众的这些疑虑，也许我们在破格提拔年轻干部，尤其是干部子女时，需要更加注意程序规范，经得起党组织和群众的检验。

事实上，现在的“破格”也遭遇一些尴尬。一方面，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特别优秀”或是“工作特殊需要”才能破格，这本身就是“软标准”；另一方面，一些人打上了破格的主意，利用程序“软标准”，成为违规的托辞。

在“湘潭90后副局长”、山西“政治神童”等类似事件中，人们总能看到同一副“表情”：干部简历含糊其辞，介绍情况支支吾吾，工作程序经不起推敲。对于质疑，一句“程序合法，过程公开”恐怕难以消除谜团，更会引来进一步追问：到底是“后生可畏”还是“后台可畏”？

但是，也正如中组部所指出的，虽然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适当放宽《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工龄、基层工作经历、文化程度、任职年限等资格要求的限制，但破格不能破选拔任用条件的“格”。干部子女的升迁，也更应让公众看到这一点。越是破格，越需要有严格的程序，做到“规则之内的破格”，这也是依法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年轻干部的资格条件是否具备，运作程序是否合理，工作纪律是否严格，对这些群众关心的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参与人员的广泛性，公示时间的持续性，群众监督的主动性等，也要有严格保证。尊重程序和规则，才有真正的公正公平。

回到“27岁副县长”的调查处理。这一结果也暴露出干部选任中的老问题：需要增加刚性约束，变“伯乐相马”为“规则赛马”。传统观念中，破格提拔更多地被看作“伯乐相马”，是主观随意性强的“靠人选人”。当它成为“潜规则”时，很容易被领导干部用来进行“权力寻租”。事实上，破格提拔的核心仍然是“靠制度选人”，真正构建起包括提名、考核、监督等环节的一整套制度，体现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程序不公，破格的优秀干部也会“躺枪”；程序公正，庸才就难以破格。不管家庭背景如何，都应一视同仁。

领导班子的结构比例要求，往往成为破格提拔的理由。然而，结构需要代替不了工作需要，领导赏识代替不了群众公认，“不拘一格”更代替不了程序合理。在干部培养和选拔任用上，组织部门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也要继续回应时代需要和群众关切，既要解放思想，又要求真务实；既要具体分析，更要严格程序，而不是刻意追求“影响”、制造“亮点”，给任人唯亲、权力寻租留下空子。否则，“影响”就会变成负面影响，“亮点”就会变成网络焦点。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权益应与消费“共同成长” 白

龙 2013年04月25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消费者分量的提升，标识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刻度、意味着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的程度

一部影响中国消费市场20年的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即将迎来首次修改。23日，这一法律修正案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虽然尚未最终通过，但从部分细节中，也能感受到强烈时代气息。网购、电视购物等“非现场购物”，7天内可无理由退货；汽车、冰箱等耐用商品出现问题，拟由经营者举证“自证清白”；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这些规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空白，可谓“打上补丁”；对已制订20年的法律，可谓“系统升级”。

去年11月11日淘宝网促销，1天时间卖出191亿元。惊人的数字背后，是消费这一市场经济基本行为的深刻变化。交易形式越来越丰富，快递行业的“意外成长”，佐证着网络、电话、电视等购物形式的兴起；交易环境也越来越复杂，团购涉及到买卖之外的第三方，而“海购”则可谓一种个人化的国际贸易。

这样的变化，也必然带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新问题。近日有新闻，淘宝网卖家骚扰给予中差评的买家，甚至发出“死亡威胁”。无质保、难退货，更谈不上售后，这无疑是“新消费时代”维权的典型案例。而网银、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手段流行，也让资金安全、信息安全的问题同时产生。只有与时俱进扎紧法制护栏，才能在变动的市场规则中，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马拉奔驰、怒砸冰箱„„近年来，越来越激烈的消费者维权事件，说明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也说明了“消费者意识”的不断高涨。这与中国的权利敏感、利益敏感相伴而生。在某种程度上，消费者的权益，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基本人权。也要看到，从“自认倒霉”到依法维权，消费者的权利觉醒，也是完善市场环境的推动力。让消费者和商家在规则之下良性互动，一个成熟、诚信、友善的市场环境才能形成。

修改这一法律，根本目的是要增加市场行为中的“消费者分量”。回顾历史，消费者话语权渐强的过程，也是市场规则不断完善、市场秩序不断成熟的过程。凭票购物看脸色，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国营商场购物的必修课。从王海打假到“苹果维权”，从“三包”规定到汽车召回，20年来，消费者权益前进的每一步，都饱含着市场发育的艰辛。可以说，消费者分量的提升，标识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刻度、意味着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的程度。

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嵌入了全球体系。这个市场中的每一个主体，都需要更好地学习和尊重规则。对于有远见的企业来说，尊重消费者是基本的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损害消费者权益，最终会以损害市场规则和社会信任为代价。不管是老牌的全球500强，还是新兴的电子产品商，甚至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企业，抱着“人傻钱多速来”的观念对待这个市场，不独会被消费者抛弃，更会失去与中国一起成长的机会。

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翌年就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说明“消费者”与“市场经济”的伴生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意味对消费者尊重的升级，这也让人期待，它能否倒逼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前行？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强势监督”是对权力的警示 王伟健

2013年04月24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接受群众的监督、适应群众的表达，理应成为领导干部工作甚至生活的基本语境

高档水产、贵重名酒，群众围堵、主任跪桌„„这样的情节，让江苏泰州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的一次豪华宴请，引来广泛关注。

虽然泰州方面及时调查，坦言“接待活动执行相关规定不严，造成较坏影响”，并将相关责任人免职，但在这起“吃喝”事件中，公众的“强势监督”，直接把权力与权利的命题，再次摆上了桌面。

不管群众的监督形式是否得当，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本身就不该发生。更何况，中央力倡改作风，江苏还出台了“十项规定”，甚至制定出公务接待标准。这样的背景之下，群众对作风问题高度关注，顶风作案难免会犯众怒。

“餐桌上的腐败”还只是导火索。笔者采访了解到，对在小区旁建化工厂以及拆迁补偿标准的不满，才是背后的心理结穴。按这些居民说法，该小区已是搬迁小区，这一化工厂“既违反当初规划，也有悖环保要求，更未征得居民同意”。

建化工厂是否经过相关论证，拆迁补偿标准是否符合规定，当然不能单听任何一方说辞。管委会引进这一项目时，背后到底有没有像居民认为的那样，把权力看成自己的私有物，只想着要“政绩”，而牺牲居民利益、环境效益，这些都需要相关方面详细调查。不过，因为建厂搬迁的矛盾，而导致一场违规吃喝被抓了“现行”、继而起了冲突，这样的变化，无论如何都让当地领导干部始料不及，或许更让他们追悔莫及。如果在面对“化工厂留下还是居民留下”的问题时，能多考虑群众感受；如果能在关于拆迁补偿的谈判中，多听听群众意见，可能也不至于有如此尴尬的收场了。

实际上，不管是顶风作案的吃喝，还是一些不顾民意的决策，背后往往都有被扭曲的权力观，都暴露了阳奉阴违的恶劣作风。以吃喝为例，会找出种种借口，或是“投资商来了，不吃不行”，或是把吃喝搬到单位食堂、公园会所。而在决策之时，往往把政绩和升迁看得更重。

宴请遭民众围堵，也说明了群众对作风问题的反感，不仅是因为铺张浪费或是败坏风气，更是因为背后反映出权力对权利的傲慢。中央把改作风当做工作切口，也正是为了规范权力运行，减少权力与权利的对峙，打破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无形之墙。

而从自发围堵到微博曝光，群众的监督情绪和方式更启示我们，这是一个“权利时代”，群众对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的要求日益高涨。接受群众的监督、适应群众的表达，理应成为领导干部工作甚至生活的基本语境。不仅是在吃喝等作风问题上，更是在行政过程的每一步，不管决策、执行还是监督、反馈，只有适应这样的变化，把权利放在首位，才能免于被围堵甚至“被下跪”的结局。

在此事件中，群众的围堵和曝光，不仅让公款吃喝者付出代价，更为自己争取到表达权。然而，让群众抓吃喝，和让社会盯公车、让网络找手表一样，再热闹也只是个案，更重要的也更根本的，应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景区门票中的“芝麻”与“西瓜” 范正伟

2013年04月23日05:1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五一”期间江苏部分景区门票下调：涵盖19家景区 最高优惠50元

问题的核心在于，谁在掌握着现实的定价权，谁真正在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五一”临近，景区门票再次成为关注话题。湖北318家景点门票降价，云南全省景点门票打八折，山东曲阜推出“背《论语》免费游三孔”活动„„与往年不同，今年假期，各地景区门票不再是“涨声”一片。

继博物馆免费开放、高速公路假日免费之后，一些地方的公共景区门票减免举措，是可贵的公益属性回归，其意义也将逐步显现。

一张湖南张家界的门票价格，相当于法国卢浮宫门票的3倍；一张四川九寨沟的门票费用，如果用来参观美国黄石公园、印度泰姬陵、日本富士山，“都玩一遍还剩100多元”。这些年来，门票价格之所以牵动国人神经，直接原因是一个“贵”字。

众人称“贵”的背后，其实有着朴素的正义观。不同于欢乐谷、迪斯尼等商业景区、人造景区，那些风光秀美、文化底蕴深厚的公共景区，是全体国民的共有财富，其精神价值远胜于物质利益。倘若仅仅因为门票价格，就将许多人挡在门外，不仅会带来新的文化鸿沟，也是典型的“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当然，如果只从道德层面论证，问题往往难有根本解决。就景区门票收费而言，可以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公共景区的维护运营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不太现实，收取一些必要费用属于世界通例；二是在中央委托地方、地方委托机构的逐层代管模式下，如何避免“大众所有、小众管理”异化为“大众所有、小众得利”，这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双赢的选择并非没有。杭州西湖自2003年实行免费以来，当地旅游总收入增长了4倍，实现了各方受益、各方满意。值得深思的是，这一成功模式并未被普遍效仿。究其原因，并不是一些地方不会算账，而在于大账本里有小算盘，掌柜与伙计利益不一致，长期与短期收益不一致，芝麻和西瓜的权属不一致。

比如最近湖南凤凰的高价门票，直接受益的是当地政府和公司，间接损害的是商户和游客，长远损害的是当地旅游业。问题的核心在于，谁在掌握着现实的定价权，谁真正在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经济学有个术语，叫做“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自己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摆脱门票经济的“短视思维”，实现公共景区的公益功能，同样要克服这种“外部不经济性”，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

对公共景区的所在地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克服景区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私人化的倾向。景区所在地要算总账、算长远账，将景区变成旅游产业链中的一环，并建立关联产业的利益共享机制，从门票经济走向旅游经济、产业经济。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地方政府革新发展理念、摆脱惰政思维，从而打造旅游经济的升级版。

就公共景区的管理者而言，最基本的问题，是强化国家对公共景区的监管职能和制度供给水平。在欧美等一些旅游大国，公共景区门票价格政策均由文化部门及其下属的公共机构统一制定。改变“本地人听证、外地人埋单”的局面，需要有国家层面的统一协调；同时，对那些为维护公共景区做出牺牲的地方，国家应给予合理补偿，以此呵护地方的公共文化责任意识，更好地实现公共景区的公共价值。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要带头吃鸡，更要升级养鸡 李 强

2013年04月19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从被大量扑杀的家禽，到黄浦江上漂浮的死猪，都与我国传统农业养殖方式脱不开关系

因为H7N9禽流感疫情，不少人谈鸡色变。正因此，湖南省畜牧水产局、河南郑州疾控中心人员带头吃鸡的新闻，引来不少关注。

疫情来袭，大规模的活禽扑杀、陷入冰点的禽类交易，让养殖企业甚至餐饮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这样的局面下，社会管理者带头吃鸡，缓解恐慌、提振信心，服务精神和责任意识值得肯定。

不过，话说回来，疫情引发恐慌，与其说是生物学问题，倒不如说是社会学问题。公众心目中对鸡肉安全与否的判断，并不单纯以专业人员敢不敢吃为标准。需要看到，公众经历或目睹危机后的顾虑心理，总要有一个消解的过程。正因此，除了带头吃鸡这样的“感性号召”，还应在及时公布疫情、细化防控措施、注重公众参与、强化心理疏导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让群众在清楚明白的状况下逐渐放下心理包袱。

消除恐慌与恢复信心，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都需要花些时间。远水不解近渴，带头吃鸡鼓励消费的同时，还需要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帮助业者渡过难关。媒体报道，有长沙养殖户闷死2万多只鸡，哭着掩埋后出门打工。大规模扑杀家禽，固然是出于安全考量的必要措施，但十年未变的补偿标准是否应适当提高？政府财政补贴能力有限，但能否通过开发和推广相关的农业保险，分散他们的经营风险？

要从根本上提高养殖者的风险应对力，“末端治理”外，更需长远的“顶层设计”。加强疫病预防和监控体系建设必不可少，但最关键的，还是从产业本身找出路。

从被大量扑杀的家禽，到黄浦江上漂浮的死猪，近期禽类畜类的一系列问题，都与我国传统农业养殖方式脱不开关系。散户经营为主的生产方式，不但大大提升了疫病风险和市场风险，同时也加大了监控防治的难度。养殖规模小与养殖水平低，正是提升禽类品质、疫病监控防治和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一大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禽流感疫情给相关业者造成巨大损失，但同时也在倒逼我国养殖业的转型升级。无论政府还是企业，不妨以此为契机，在保证产品供应的前提下，鼓励推进以市场化为手段的产业整合兼并，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和规模化经营，实现更加高标准的生产模式。这不仅是告别“禽贱伤农”的需要，更可有效防止之前曾引发社会担心的滥用抗生素、饲育速成鸡的问题，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安全的食品。

从长远看来，更需打造出一个“养殖经济升级版”，这才是对全国200万禽类养殖业者、对十数亿消费者最大的负责。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触动利益”才能驶好出租车 魏 薇

2013年04月18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出租车行业改革，难在“利益”二字，也会赢在这两个字

有人说，到北京听到的第一句京腔，往往来自“的哥”。北京出租车就宛如一道流动的风景，既关系着市民切身的诉求，也展现着这座城市的形象。

然而，就是这样的“城市名片”，却屡屡遭遇“形象危机”。或是高峰期排长队也打不到车，或是暴雨天气出租车坐地起价，或是黑车横行损害乘客利益„„不断在治理，总是有曝光，却鲜见有成效，让人看到这个行业水之深、改之难。

日前，北京市出台《关于加强出租汽车管理提高运营服务水平的意见》，引来广泛关注。该《意见》从出租汽车定位、体制机制、运营模式等方面出台一揽子综合措施，力求在一两年之内，解决打车难顽疾。

打车为什么难？庞大的出行需求、供需关系结构性失衡、城市交通拥堵„„种种因素，共同造就。然而，这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出租车经营权管理问题。一边是被扎紧的市场准入和退出，一边是被放开的市场需求，其间的矛盾，正是从“打不到车”到“打不好车”的一系列问题根源所在。

回顾北京出租车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特许经营权就一直是“无偿无期限”。这无疑会导致出租车这一社会公共资源，被少数经营者永久性占有。通过行政干预取得垄断地位，承包经营模式之下的“份儿钱”，成为出租车公司利润的来源。这既让出租车司机负担沉重，颇有怨气，又让一些出租车公司产生惰性，缺少主动适应市场需求的动力。

抓住这个关键，也就是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从北京的探索看，将经营权转为“无偿有期限有考核”，正是关键一招。经营权到期，投诉率高的企业可能被劝退；服务质量高、经营状况好的企业，则可能拿到更多牌照。这无异于在出租车行业建立起“退出机制”，从无限期垄断变成优胜劣汰。对出租车企业，“铁饭碗”变成了随时可以摘掉的帽子。

细审这一问题，不难发现，出租车行业改革，难就难在两个字——“利益”。让人印象深刻的是，2006年，一个拥有200余辆车的出租车公司老板给报纸写信，表示“出租车公司是纯粹的企业，它不应当赚取利润吗”。此次改革，北京说法坚决：企业利润水平要被控制在“微利”。“要想发大财，想暴利，对不起，没有！”这样的说法，显示出触动利益的决心和勇气。

然而，改革一旦有突破，赢也会赢在“利益”二字。理顺出租车行业管理与定位，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准入退出和考核机制，势必打破出租车行业旧有的利益格局。《意见》中的举措如能落实，将把过去经营者手上的部分利益，转给出租车司机和乘客，从而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利益能否理顺与合理分配，既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改革成效的检验。

正如李克强所说，“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有城市在相关改革中，建立起了年检制度，根据投诉、违章等扣分，扣到一定程度就削减公司一辆车，但实际上，被“踢”出行业的企业却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也警示着北京，即便有了很好的顶层设计，执行中仍需不断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意见》还在纸面，真正落实时才是触动利益的开始，那或许才是更为艰难也更为重要的一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用合理的制度破解“对跪”尴尬 单士兵

2013年04月16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社会管理者应以更多制度创新，走出小贩被行政妖魔化、城管被公众妖魔化的双重窘境

“你跪着，我也只能陪你跪着。”面对下跪央求不要扣留小车的占道经营摊贩，城管曹祥超无奈选择“对跪”。近日，武汉街头这戏剧性一幕，反映出城市公共管理的深层尴尬。（相关报道见今日第十一版）

在中国传统中，下跪是一种符号，语意是乞求，姿态是示弱。在权利平等成为社会基本意识的年代，摊贩牺牲个体尊严来守住谋生路径，让人感受到屈膝之下难以承受的重量。

或许正是如此，城管队员也压力沉重，特别是在民意注视下时，因而选择“陪你跪着”。正如当地城管部门负责人所说，“如果当天摊贩下跪而城管队员没有下跪，照片传到网上，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可能是城管部门遭遇强大舆论压力，更可能是曹祥超自己“无奈走人”。

城市游摊走贩遭遇的困境，屡有所闻。《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等网络图片，各种新闻勾画出的“猫鼠游戏”，都折射出他们在城市中逼仄的生存空间。然而，城管又何尝不是如此？崔英杰案、夏俊峰案中，被刺死的城管同样是应该尊重的生命。面对整顿市容市貌、道路秩序的要求，城管即便穿上制服，也往往既缺少执法的依据，又缺少工作手段。此次对跪，不过是颇为戏剧化地再次展现了城管的尴尬。更何况，很多城管同样来自弱势群体。

城管与摊贩的对跪说明：在一个权力必须尊重权利的时代，如果缺少充分人性化的制度，权力本身也会掉进被动的窘境。当双方都不愿意用尊严为不合理埋单时，这种权利与权力的冲撞很可能会以悲剧收场。

在城市公共管理中，很多地方没有把流动商贩纳入到真正的城市管理体系中，而是以临时化的管理思维，对待这个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在这样的行政理念下，城市管理的规则制度，往往难以表达出足够的制度善意。通过“禁摆区”来把小商贩赶出街区，却不能为小贩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务，必然会遭遇抵制，从而陷入更大的公共管理困境，要么更多对抗，要么陷于尴尬。

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城管制度，其初衷是在国企改制、城镇化加速、下岗人员和流动人口增多的大背景下，更好地维护城市秩序。这样的设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这种带有一定应急性的“委托执法”模式，10多年来未能从源头上加以完善，反而逐渐固化下来，成为诸多矛盾的“下水道”。面对城市生活的巨大变革，社会管理者不能把“苦差事”都推给一线执法者，更不能以一个群体的“污名化”为代价换取表面的有序与繁荣，而应以更有效的顶层设计，从根本上化解城管困局。

城市之大，在于能海纳百川。如果能以更开放心态接纳流动人口，划定区域与时段对小摊贩进行疏导，变管理为服务，城管的执法压力肯定会大为减少。如果能加强监督，成立专门的监管中心，依法依规处理问题，小贩也能更多理解。而引导摊贩成立自治组织实现自我治理与约束，甚至引入社区、社会参与其中，也都是社会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的必要内容。

街头对跪的城管和小贩，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然而，社会管理者更应看到背后的冲突，加强制度创新，以更加充满善意、以人为本的制度，走出小贩被行政妖魔化、城管被公众妖魔化的双重窘境，让小贩不用下跪求生计，也让城管能够站着执法。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尽心呵护公众对法治的信仰 王石川

2013年04月15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要通过对一起起司法个案的公正处置，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深深熔铸于公众的心中

“我还要上诉。”日前，“上访妈妈”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案被一审驳回，走出法庭之后，她掩面而泣，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无独有偶，浙江杭州强奸冤案当事人张高平出狱后，表达了相似的心迹：我这十年吃尽了苦头，流干了眼泪，但是我的心没死。我始终坚信法律是公正的。

作为一位母亲，今天的唐慧无论对女儿的不幸经历多么痛心疾首，对自己受到的劳教处分多么不服，都没有采取有违法治的过激行动，而是选择依法诉讼去坚持自己的主张；作为一起冤案的受害者，张高平哪怕在囹圄之中也不自暴自弃，始终坚守着“正义虽然迟到但不会缺席”的信心。这份对法治的朴素信仰，令人为之动容。

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小到文明过马路，大到依法治国，法治的根基在于公民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伟力源于公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唐慧和张高平这些普通公民对法律的敬畏和坚持，正是我们建设法治中国最可贵的民意资源。

没有信心，就没有信仰。让公民信仰法律，法律须给公民以信心。这就需要执法者公正对待公民的合法诉求，像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个个“官司”，都是一面面法治的镜子，也是法治建设的一级级台阶。从执法到司法、检察机关，都应悉心聆听当事人的心声，善待他们的合法诉求，通过对一起起司法个案的公正审理，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深深熔铸于公众的心中。张高平叔侄案中，有了新疆石河子检察院张飚、高晨等检察官的努力，有了河南省检察机关的积极配合，有了浙江省高院勇于纠错的举动，才有了一宗错案的沉冤得雪。正是司法机关的合力行动，给人们的法治信仰输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法治。在这样的意义上，每一个判例，都是公众法治信仰的基石；而每一次失误，都可能导致信仰的崩塌。具体到唐慧案，除了关注“劳教决定是否合法，撤销决定是否意味着必须赔偿”的争议，公众同样希望看到湖南省政法委兑现去年8月作出的承诺，彻查唐慧女儿被逼卖淫案，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在这起始终伴随争执和猜疑的案件上给社会一个清楚明白的答案。

公众关注唐慧案，既是对一位母亲锥心之痛的同情和关切，更表达了对改革劳教制度的急切呼唤。随着人民群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更加强烈，我们需要在司法改革与法治文明建设方面做更大努力。事实上，推动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近年来不曾停步。今年1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包括劳教制度改革在内的四项改革。在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劳教制度改革方案正抓紧制定，年内有望出台。人们对此充满期待。

党的十八大重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进一步树立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成为立法者的不懈追求，让公正文明执法成为执法机关的共同意识，让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让法治不仅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成为一种全民自觉的生活方式，则法治中国可期，公平正义长在。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护佑改革者涉过“险滩” 李泓冰

2013年04月12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宽容改革失败者，不但是对改革创新者的激励，免其后顾之忧，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治庸治懒，让为官平庸者警醒

最近，上海一份即将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引起舆论关注。这份《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引人注目的有两条，一是上海拟设立改革创新奖，针对改革创新有突出贡献的当地各级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二是对按程序决策、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创新失败者，拟实行责任豁免。

肩负着中央“四个率先”重任的上海，在“率先推进改革开放”中，以改革的思维从法治角度推进改革，这一被舆论普遍解读为“干部创新失败有望‘免责’”的立法思路，让人感叹。

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和国家就有危险。问题在于，人人深知，改革创新是要从一些局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突破的，改革成果点滴汇聚，方能蔚为大观。但是，对先行者来说，风险确实很大。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创新都能成功，特别是当改革触动到深层的体制机制之弊，触动到既得利益阶层、部门或人群的“蛋糕”，改革者面对重重阻力甚至风险几乎是必然的。那么，这个“风险”由谁来承担？

是的，改革者必须具有牺牲精神和社会担当。当年，安徽凤阳最早尝试“包产到户”的18位小岗村农民，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按下触目惊心的红手印，方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改革“不要怕冒一点风险”，1991年他视察上海时，就特别强调“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改革者所要面对的，是“硬骨头”、是“险滩”，所要突破的，是固化的利益藩篱。这也正是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的深意。

现在，上海的尝试本身就具有改革创新的色彩。它让我们意识到，或许可以从法律层面，护佑改革者不惧风险，给敢为人先的组织和个人减少一些为失败担责的心理负担。而允许试错、宽容失败，或将在某种程度上，规避改革者可能遭遇的悲剧性命运。类似举措，有助于化解目前改革创新工作中存在的思想顾虑、制度障碍、机制缺陷和利益藩篱等突出问题，有助于化解改革创新动力不足、改革创新政策“碎片化”等倾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35年，从曾经的“闯红灯”、“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一些地方开始用法治思维规范和保护改革创新，把改革创新纳入法律的框架，这表明我们的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也在逐步建立和成熟的过程之中。让改革失败者“免责”，不但是对改革创新者的激励，免其后顾之忧，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治庸治懒，让为官平庸者警醒。

改革的时机稍纵即逝，如何消除“改革疲劳症”，如何打消改革者的后顾之忧，如何增强改革者的创新勇气，是当前各地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发达地区来说，尤其责重。不仅原地踏步可能意味着失败，而且在全国改革大局中，更要肩负“率先推进”使命。从这一点看，上海对改革本身的“改革”具有示范效应。当然，如何厘清“改革失败”与“失职渎职”造成的损失，还需要在法律法规的层面更加细化，更加完善。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花钱“买平安”，徒留糊涂账 毕诗成

2013年04月11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不管花谁家的钱，买个别人的平安，让全社会承受代价，都是不对的，也是不义的 据媒体报道，近日湖北通山县一名女子因结扎手术导致大出血死亡。事发后，当地计生部门与家属签订“补偿协议”，要求家属拿到100万元后“自愿放弃责任追究”。面对“花钱封口买平安”的质疑，该县宣传干部表示，“签协议与出钱的是当地计生部门下属的计划生育指导站”，“不是财政拨款”。

10日，通山县发布了对这一事故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但对媒体报道中所说的补偿金问题却未有提及，然而，这正是此事件引发社会舆论强烈关注的重要原因。

在事情经过披露尚不充分、责任尚未厘清之时，100万元横空而出，试图对此事进行一个了断，让人疑窦丛生：名不正言不顺的一笔钱，如何裁断得了如此疑窦丛生的生命拷问？这是什么钱？如果是对一起医疗事故的赔偿，100万元远高于同类事故的赔偿额度，显然有违民事赔偿常理；如果是对公共部门涉嫌渎职的变相补偿，行政过错光有钱的代价没有责任代价，又是说不过去的。再说这钱从哪里来？作为公益事业单位、享受财政拨款的“计生指导站”，如何出得了“不属于公款”的100万元？若说“肯定不是财政买单”，赔款支付凭证上资金来源栏目缘何显示“财政拨款”，付款人为何是“通山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这些年，一些地方信奉金钱逻辑、相信钞票能摆平一切。葫芦起来了只管先摁下去，不管是政府出钱，还是当事方出钱，只要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怎么掏钱都可以。至于事件本身承载的真相、是非、法律、道义，往往忽略不见，最短时间把“火”灭掉就是最高逻辑。被舆论谴责为“花钱买平安”。遗憾的是，非正义的手段，从来就结不出正义的果子。敬畏真相，敬畏法律，敬畏道义，这是社会共生的规则。否则，如果任由黑与白不问、是与非不究，一个窟窿看起来堵上了，其实会成为更大的窟窿。

尽管当地政府认为协议“非政府所签”，尽管他们给负领导之责的县人口计生局分管领导及县计生服务站站长以行政处分，但很多人仍将这100万元理解为“封口费”。因此，如果此事就这么不明不白、不了了之，必然将向全社会释放出“糊涂”的情绪与信息：生命权第一的理念是糊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对公民知情权、节育手术安全保障权的规定，仍可能在“计生一票否决”的压力下被当成耳旁风；行政守法的边界是糊涂的，基层执行者会误以为“代表公家”伤害私人权益，是可以受到变相保护的，搞出人命也不用自己扛；社会正义的信念也是糊涂的，“医疗事故”过程中有无“权力滥用”？社会各有解读的后果，必然以公权信用继续透支为代价„„我们岂能容得这等不明不白的糊涂账？

不管花谁家的钱，买个别人的平安，让全社会承受代价，都是不对的，也是不义的。惨剧已经发生，生命无法挽回，怎么面对却由活着的人决定：唯有把事实真相弄清楚、把责任认定向公众说清楚，让医疗的归医疗、权力的归权力、法律的归法律，才能最好地呈现一条生命拷问出的社会正义与秩序的灵魂，社会共生规则才能得到最严肃的塑造。死者需要如此告慰，家属需要如此慰藉，社会公众也需要如此建构正派的情绪，这是任何公共事件面前，唯一正确的应对逻辑。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评警惕“微信收费”背后的创新之困 杨 健

2013年04月10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在“不求变，即死亡”的产业环境中，惟有奋力创新，才能挽回“无边落木萧萧下”的颓势

过去十年用户每年增长将近1亿，100多万名员工每年实现营收11000亿元、净利润超过1500亿，如果工作在这样一个行业，你是不是感到特别踏实？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曾经非常笃定的答案，如今变得不那么确定起来。十多年来风光无限的电信运营商，正面临着新世纪以来最严峻的技术挑战。这些天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微信收费问题，成为这一挑战的最新注脚。

微信，这项民营公司推出的免费即时通信业务，只用了两年时间，用户数就已超过3亿。它给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带来的困扰，远远大于它所创造的网络流量收入。

这种困扰，用中国移动的话来说，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微信挤占大量信令通道，影响了其他用户的通信质量和效率；二是因为存在网间结算，微信产生的数据收入，不足以抵消移动由此向电信、联通支付的费用，这相当于让移动替微信埋单。正因如此，“微信收费”——运营商向微信服务商腾讯收费——成为一个“需要坐下来谈”的现实议题。

这些技术性的细节，对于普通用户而言，不那么好懂，也用不着全部弄懂。真正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微信等新应用对短信和语音通信等传统电信业务形成的巨大冲击。

事实上，互联网对电信业的冲击，早在世纪之交就已在欧美市场掀起风暴。而当时刚刚融入全球信息洪流的中国电信业，由于第二代移动通信的急速扩张，幸运地躲过了一劫。从2001年到2012年，我国手机用户净增10亿，巨大的“人口红利”，掩盖了运营商向互联网转型滞后的危机。与业务规模的扩张相比，技术和运营模式的创新，成为一个相对次要的选择。

公平地讲，运营商并非全然没有创新意识。孕育于悉尼奥运期间的“移动梦网”模式，就堪称创新杰作。此后数年中，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众多互联网企业，正是靠这一创新模式的庇护，度过了艰难的初创岁月。而飞信、翼聊、沃友等即时通信业务，也都是运营商们为应对挑战做出的创新努力。

然而，要由资金密集、高门槛的垄断行业，走向开放、竞争，从产业链的主导控制者转型为平民化的产业链参与者，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把“脊背发凉”的危机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其间的阻隔，何止千万重。“体制僵化、技术理念落后、包袱沉重、创新乏力”，工信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韦乐平对电信企业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每18个月设备性能提升一倍，互联网新产生的信息量，是此前所有信息的总和，“摩尔定律”依然支配着今天的互联网和电信业发展。短短数年间，摩托罗拉、朗讯、诺基亚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电信企业，都遭遇了严峻考验，市值高达近3000亿美元的北电，更已不见踪影。在这样一个“不求变，即死亡”的产业环境中，仅靠防御和守成，无以挽回“无边落木萧萧下”的颓势，惟有奋力创新，才有再现辉煌的可能。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微信收费”卷起的**，是对电信运营商最好的警示。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环保部门要成为“喊疼的扁桃体” 曹鹏程

2013年04月09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如果把政府比作头脑，环保局就应该是一个感冒就喊疼的“扁桃体”

近段时间以来，好几条“牛奶河”被先后曝光，冲击公众的心理防线。而比水质污染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面对这些因污染而呈乳白色的“牛奶河”，当地环保部门对水质评价的“达标辩护”。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一些地方的工业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以云南昆明市东川区的“牛奶河”为例，这里常年有工矿业尾矿水排入，河水像牛奶一样浑浊，沉淀3天后，仍有辛辣味道，用河水浇灌西瓜甚至会产生“种瓜得豆”的效果。如此水质，当地环评却还是“合格”，这对深受污染之苦的当地群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声称“红豆也能染红水”的河北沧县环保局长激起舆论的一致谴责，被讥为“红豆局长”，前些天受到就地免职的处分。

当然，环境问题的板子，仅仅打在环保局身上是不够的。还以昆明“牛奶河”为例，在举行汽车拉力赛的日子里，这里的河水清澈见底，原因就是因为赛事期间关闭了所有厂矿。可以说，如果地方政府不彻底转变畸形的发展观，如果提拔干部仍然以GDP为主导，“牛奶河”的源头就总是得不到治理。

早在1973年，时任总理周恩来就推动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出台实施《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很早就被提了出来。与西方不同的是，发达国家是在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时，污染达到峰值，而目前中国人均GDP才6000美元左右。近年来，厦门、大连、什邡、启东、宁波等地爆发的环保事件，就凸显了“未富先污染”的环境风险。如果不尽早转变发展方式，环境问题带来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今天就必须支付，而无须等到未来。

然而这样的紧迫感，并未传导至社会治理决策的每一个环节。有干部反映，有的地方主要领导往往听见环保局长谈关厂就着急，看见土地规划成绿地就上火。环保部门坚守职责往往会“拖累”地方经济增速，成为上级的眼中钉，遭遇“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的艰难处境。正是GDP至上的政绩观，造成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工作积极性不高、甚至监督权力的异化和腐化。

今年两会期间，有专家建议，省以下环保部门直管，官员由省里来任命，就是期望环保部门保持更高独立性，切实负起责任。如果把政府比作头脑，环保局就应该是一个感冒就喊疼的“扁桃体”。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政府工作的方向。作为主管部门，环保部门要看到人民群众的真实关切，决不能异化成粉饰太平的所谓“脸面”；作为地方政府，更要转变理念，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打造防范风险的环保后盾。

如今，“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举国共识。在国家大政与严峻现实的照影中，生态环境指标无疑是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最大政绩考卷之一，而且权重将会越来越大。宁可主动调低增速，也要拿出气力治好“牛奶河”，这应成为新时期的发展观、政绩观。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谣言止于公开 互信缘于透明 李泓冰

2013年04月08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唯有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才能抚慰公众的焦灼无助

禽流感来袭，全国的目光强力聚焦，盖因公众太容易联想到10年前的非典。现在，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公众都深知，在疫病突如其来的非常时期，牢牢维系民族凝聚力，让人们科学对待、沉着应战的首要一条，就是权威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

我们并非从一开始就洞悉这一点。曾经，在负面事件出现时，一些部门和媒体会本能地选择沉默和观望，以致错失权威信息披露的先机。其后果不但影响决策的效率，更导致不实传言甚至是恶意谣言漫天乱飞。结果，随后即使公开再多千真万确的信息，却因明显滞后，导致政府公信力大受损伤，深陷所谓塔西佗陷阱——哪怕说了真话，也难以取信于民。

当年非典的信息披露，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些地方政府最初怕伤及稳定，选择瞒报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但使各地因放松警惕而导致疫情扩散，公众的心理恐慌或猜疑也伤及了政府诚信与社会稳定。接下去，北京市和卫生部主要领导因为对此负有责任，相继职务变动。媒体也开始了铺天盖地对非典疫情发展和应对举措的报道。公众在潮水般涌来的准确、透明的信息披露面前安静下来，人心重新凝聚，疫情传播得到有效遏制。

中国抗击非典的曲折，充分印证了，唯有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才能抚慰公众的焦灼无助。这对中国信息公开的历史进程，具有意味深长的里程碑意义。

现在，多地都在逐日发布关于禽流感的最新讯息。比如上海，时常会有紧急新闻发布，发现新的病例，及时向公众报告；公众疑心疫情与死猪相关，也立即采样化验，释疑解惑。南京发现麻雀群死异常，卫生部门闻报随即介入调查。兰州有传出现禽流感病例，卫生部门查验后第一时间发布此信息不实„„

是的，仍然会有公众质疑，比如为什么事隔20多天才公开首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为何证实与死猪无关却只需一天？媒体也在耐心解释，对未知病毒的检验需要时间，而排除明确病毒感染则相对比较容易„„

其实，公众的质疑，也是一种正能量。唯有不懈的质疑，才会不断砥砺政府信息公开的速度与力度，才会在权威解疑中修复社会互信。有的时候，人们对所有信息发布、哪怕是权威发布，一概抱持“我不相信”的态度，这使信息有效沟通、社会有效管理、危机有效防范的成本大大增加，也使信息社会的伦理规范被动摇，社会的互信基础则在谣言不断引发的集体性焦虑中被渐渐蚕食。

片面地指责“我不相信”，于事无补。唯有充分的信息公开，靠对瞒报行为的惩戒，方能锻造政府坚实的公信力。而对付个别恶意的网络谣言，除了完善相关法律，加大对恶意造谣者的惩处力度以外，最有效的撒手锏，依然是最大程度的公开透明。

谣言止于公开，互信缘于透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别让碾轧“意外”践踏了生命尊严 王松苗

2013年04月03日04:2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也是法律保护的基准线

“一起发生在河南中牟，另一起发生在湖北巴东，一个因不满土地被占用，另一个不满财产补偿，一人死于铲车之下，另一人则被水泥罐车碾轧致死。相隔仅3天，接连发生的这两起事件让人触目惊心。”央视《新闻1+1》4月1日播出的《制止农田里的“强拆”》，再次让我们直面这两起悲剧背后的沉重话题，并思考碾轧事件中的生命尊严和社会正义。

据报道，巴东肇事司机谭某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县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而中牟碾轧事件中，此前有报道称死者家属与肇事方弘亿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2日，肇事司机王某被批捕，当地公安机关展开进一步深入调查，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相关报道见今日8版）。事件性质如何界定，生命能否得到尊重，期待相关部门能够给出一个公正客观的处理结果。

然而，两起“碾轧”的导火线，都与土地有关，与农民维权有关，肇事司机又都受雇于施工、执行企业。这样的个体悲剧，便很难让公众简单地归结为司机的“意外”。在证据与事实尚未全面公布之前，公众难免揣测：一辆速度并不快的铲车，开到了死者的承包地上，在争执与纠缠中发生了血腥惨剧，司机有没有受到指使？中牟宋合义事件发生20多小时之后，先是中牟县认证微博发布称“意外事故”，后涉事企业负责人强调死者酗酒，如今警方又认定司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以及死者家属与涉事方弘亿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让人们更多了不少担心：虽说核实事件细节需要时间，但官方“意外”的判断是否给得太草率？是否有偏袒涉事企业之嫌？退一步说，就算真的纯属“意外”，三天两起的“意外”，以及此前也曾在其他地方发生过的维权农民死在自家土地上的流血事件，其间的原因难道不值得深思追究？

事实上，公众对碾轧事件的关注，不仅在于事件本身的残酷，对死者的同情，更重要的，还包括对土地征用合法性、相关赔偿合理性的质疑。事件背后有无利益驱动？涉事企业的责任在哪里？民事赔偿可以存而不论，但行政层面，我们应当追问：征地是否具有合法手续？在基本农田建设酒店等永久建筑是否合法？如果存在问题，那么当初又是谁来审批，如今又该谁来担责？这样的征地背后是否潜藏有其他渎职腐败？查清这些问题，让责任链上的每一个人都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远比强调死者体内的酒精含量重要得多，也更有助于杜绝此类碾轧悲剧——在法律上，农民在自家土地上醉酒没有任何过错，与加害行为之间也没有多少逻辑关联，不能成为克减犯罪责任的理由。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首要的就是在个案当中，尽最大努力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不受侵犯。因为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也是法律保护的基准线。当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法治思维与底线思维相统一，准确预判法治风险，敬畏生命、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保护失地农民利益，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这是法治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共识。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作风病”反弹 不啻一记棒喝 李浩燃

2013年04月02日03:4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历经严打的旧俗恶习，就像没被杀灭的残留病菌，一旦死灰复燃，耐药性会更强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哈尔滨市鸿翔路一带的“吃喝一条街”重新火爆了起来。高档饭店包间里“处长”、“局长”、“主任”之称时有耳闻，结账时数千元的金额分着开几张发票，一些车牌用“免费停车”标识巧妙遮挡。

“吃喝一条街”又变热闹，折射出公款浪费之风有所抬头。改进作风八项规定出台以后，中央领导带头垂范，各地各部门也从狠刹吃请风、迎送风、浪费风等做起，倡导节俭开会、务实调研，严格规范公款消费，取得明显成效，大家过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元旦和春节。如今，“作风病”的反弹再次警示我们，根治这种慢性病，绝非一日一时之功。

事实上，早在中央部署改作风之初，就有声音提醒：改作风不能一阵风，反浪费也不能三分钟热度。否则，如果上级一重视，马上就抓，领导不强调，立刻就放；如果雷声很大，雨点很小，风头过后，一切照旧，这种一阵风的改作风，本身就是一种坏作风。凡此种种，不仅有悖政策初衷，达不到预期效果，更在无形中渐渐消解宝贵的信任资源，失去群众的信任与拥护，给以后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埋下隐患，危害极大。

正因如此，如何避免此次转作风流于形式，既考验决策智慧和政策执行，也攸关党和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也正因如此，总书记才会要求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改作风。

在一些地方，硬政策遭遇软抵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剧情不时上演，其背后的观望心态、侥幸心理不容忽视。“很多事拖一拖就拖黄了”，正如某位乡镇干部所理解的改作风，一些措施开始很严格，到后来就难免放松和疲劳。在类似“政策会疲倦”的惯性猜想之下，许多人以侥幸心理虚与委蛇、敷衍应对，甚至以“墙头草”的姿态揣摩上级风向，择机打擦边球，以为“只要别撞到枪口上”就行了。“不开公车，租车赴宴”等掩耳盗铃的行为，就是变相对抗禁令的典型案例。

政策落实打折的表象背后，也存在着利益交换的潜规、财务机制的漏洞。既然有人感叹“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大吃大喝为什么还是屡禁不绝？就像一些干部坦承，谈判桌上办不了的事情，往往一上酒桌就办成了。既然公款浪费人人喊打，为何“主任”、“局长”频频赴宴？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不断深化干部人事、行政审批、财政预算等制度改革，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让明规则战胜潜规则，才能固化改作风的既有成果，从根源上消灭不断翻新的花样。

在某种意义上，历经严打的旧俗恶习，就像没被杀灭的残留病菌，一旦死灰复燃，耐药性会更强。承诺既已作出，就应按照中央领导所要求的，一级做给一级看，对问题常态抓、长期抓，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真正革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沉疴痼疾。据报道，从今年起，我国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将逐步公开，我们期待这样的举措能够更多出台、更快落实。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楼市调控不要只看“临时疗效” 徐立凡

2013年04月01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只有那些与楼市有关的基础性设计得到优化，楼市“越调越涨”的现象才会消失，人们的预期才会合理，调控的行政成本也将大大降低

自广东出台楼市“国五条”调控地方细则后，北京、上海也均在3月底出台了相关细则。楼市“高温”地区调控细则的如约落地，对于下一步楼市的全局走向，具有方向标式的引领作用。

地方版细则，既是对楼市调控的具体实施依据，也反映着地方对于中央楼市调控政策的执行力。粤、京、沪等地方版细则，都突出强调了“国五条”的调控逻辑，体现了中央和地方的一致态度。严格按个人转让住房所得的20%征收个人所得税、进一步提高二套房贷首付款比例等要求，成为地方版细则中的高频词句，就证明了这一点。

加强税收对于楼市的调控作用，是本轮调控最显眼的一点。如何凸现税收的导向性，又体现税收应有的公平性，是地方细则中必须考量的重点。保证税收公平，需要以较为完善的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和较为公允的房屋价值评定为前提。京、沪版细则中都明确规定，能核实房屋原值的住房转让所得征收20%个税，就体现了对于征税导向性和公平性的双重考量。

此外，地方版细则还兼顾到了因楼市调控而引发的社会反应。过多集中于楼市的财富聚集效应，决定了楼市调控政策的效应不会只局限于行业内部，而往往会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近期一些地方出现的抢过户热、假离婚热，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规避炒楼新增的税收成本。京版细则明确规定禁止京籍单身人士购买二套房，要杜绝的就是因楼市调控引发的不良社会效应。

地方版调控细则出台后“疗效”如何？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其实很正常。一方面，楼市聚集了太多的利益诉求，决定了判断标准的不统一；另一方面，楼市调控既不能完全靠行政命令完成，也不能完全靠市场自发秩序调整。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中寻找到最佳交集点，从而达到双方意愿的平衡，需要长期探索。从这个角度说，楼市调控的“疗效”非一日之功能够完全显现。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明确举措，表明抑制楼市非理性因素的政策环境将长期存在。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在政策环境非常明确的情况下，为什么楼市时常反复，甚至出现“越调越涨”的现象？

根本原因不在于楼市调控的方向、节奏，或某一调控环节的细则是“松”还是“严”，而在于与楼市相关的基础性制度中，存在着鼓励楼市非理性因素生成的驱动力。比如，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致使土地的开发使用权过于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价格发现无法由市场完成，这最终体现到楼价的昂贵中；又如，楼市具有过强的货币反应，社会资金投资渠道的狭窄，又进一步增加了楼市对资金的吸引力，导致楼市价格往往受到流动性的哄抬；再如，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人力和资金的不均衡流动，也导致了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楼市的寒暑不一，热的更热，冷的更冷。

事实早已表明，让楼市真正健康起来，不能只靠技术性调控。技术性调控的效果只能是阶段性的，对市场泡沫的去除也难以巩固。只有那些与楼市有关的基础性设计得到优化，楼市“越调越涨”的现象才会消失，人们的预期才会合理，调控的行政成本也将大大降低。2013年5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公务员“聘任制”能带来什么 公务员“聘任制”，本质是将刚性的身份保障转化为弹性的绩效评估，让公务员真正成为一种人力资源，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

进入公务员行列，常被人们视为捧上“铁饭碗”。然而，自2007年深圳开展公务员聘任制试点工作以来，今年，江苏已宣布将选择部分地区“试水”，而福建的首批聘任制公务员也将陆续在漳州、厦门上岗。

公务员是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担负着具体行使公共权力，履行政府职能的使命。2006年施行的公务员法明确了选任制、委任制和聘任制，作为公职取得的三种基本类型。从法律出台，聘任制就引起普遍关注，人们寄望这一制度能够为公务员队伍带来更好的流动性，更多的活力，和更广泛的人才吸纳功能。

传统观念中，进入公务员体系意味着稳定的身份，以及较为优厚的福利供给。这曾经引发过“死在体制内”的感叹。而聘任制度设计的初衷，正在于打破僵化的公务员进入与退出机制，改变人才无法吐故纳新、政府部门工作作风改进难等问题。人才选拔中市场机制的引入，有助于实现政府自我管理思维与管理方式的革新。

这一尝试，本质是将刚性的身份保障转化为弹性的绩效评估，让公务员真正成为一种人力资源，通过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更廉洁的职业品德，实现其价值。同时，聘任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公务员与社会其他职业群体的身份差别，也有利于政府从命令和纪律为特征的行政管理，转向建立在协商基础上的、以法律为依归的公共治理。

不过，实践中也需要注意防止随意扩大聘任制适用范围的情况。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聘任制的适用范围应该紧扣专业技术和辅助性岗位，而非对选任和委任的取代。否则，可能会突破其他两种方式所要求的严格条件和程序。

推进聘任制改革，需要在合理界定制度目标的基础上，与其他改革协同配合，防止顾此失彼。从长远来看，聘任制改革要统筹职位取得与职业发展的问题。改革不能仅仅止步于职位取得的完善，而应该形成合理的公务员职业发展机制。未来应建立与选任和委任不同的职业晋升序列和职业发展模式。

比如，城管执法人员承担了大量的城市管理重任，但往往得不到群众理解，执法人员在各地的身份待遇也不一，缺乏职业吸引力。如果通过公务员聘任制和配套改革，发挥制度的灵活性和包括薪酬、职业发展在内的激励机制，吸引更合适的人才进入这一岗位，促进文明执法，将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聘任制改革也是促进社会福利公平分配的一个契机，应通过适当引入职业市场的激励机制，合理划分政府、公务员与市场对于福利的承担与边界。同时要注意，公务员毕竟是由公共财政统一负担的群体，实践中出现的高薪聘任公务员做法固然有利于吸引人才，但也应该合理筹划，确定理性的薪资福利标准，以防增加财政负担，形成新的不公平。

公务员聘任制改革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也是一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政府自我管理的重要手段，只有统筹思考，与其他改革一体推进，才能实现改革手段与目标的相得益彰。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激发“到此一游”的文明耻感

文明习惯的养成不分海内外，文明素养的提升，更需要每个人的日常践行

埃及卢克索神庙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浮雕上，刻划着汉字“丁××到此一游”。近日，有人在微博上贴出这样一幅刺目的照片，发布者“无地自容”的心情，也成为很多网友的一致感受。

“没到过卢克索，就不算到过埃及。”神庙与汉字，两大文明竟以如此方式相遇，实在让人尴尬。

不管是真心喜爱、跟风模仿还是年幼无知、出于炫耀，这种行为不仅污损了人类文明的瑰宝，也为中国游客添了一笔不良记录。

相对大多数中国游客的有序有礼，少数人的不良表现更容易被放在公共外交的聚光灯下。不讲卫生、不遵守公共秩序、踩踏黄线、在飞机上争夺行李架空位„„因为这些行为，中国游客甚至在国外一家市场调研机构的调查中，名列“最差游客榜”第二名。当中国出境旅游人数从2000年的1000万人次快速增长至2012年的8300万人次，“每个人都是一部中国读本”，这句提醒更有特殊含义。

“到此一游”的**，理应成为反思文明素养的契机。面对刻字，现场中国游客莫不感觉羞愧，甚至连导游也赶紧走开。微博热议、媒体讨论中，惭愧、耻辱的情绪，谴责、反省的主调，也让人看到整个社会对文明素质的强烈吁求、一个国家文明意识的自我审思。当事孩子的父母也主动联系媒体，流下忏悔泪水，坦言“孩子犯错误，主要责任在大人，是我们监护不到位，平时教育做得不好”，公开道歉。未成年人犯错在所难免，应予以必要宽容并助其改正，但整个社会则应以此为镜、自我检视。

的确，“到此一游”远涉重洋，也是国内不文明言行的不自觉“输出”。从被刻字弄得遍体鳞伤的长城，到赫然出现在故宫大水缸上的涂划，都是孩子耳濡目染的“活教材”。习惯了乱闯红灯，出了国可能也会“红绿色盲”；习惯了大声喧哗，在国外也难以主动调低音量。从这个角度说，文明习惯的养成不分海内外，文明素养的提升，更需要每个人的日常践行。

有人说，最好的“到此一游”，是把旅途中所有的美好都刻在心上。而提升文明素养，也需在心上刻下这让人蒙羞的“到此一游”。在拥堵的公路上随意并道时，在地铁的长队里加塞插队时，在逃票成功洋洋得意时，在网络空间掐架骂娘时，这几个字就该闪动警示之光，提醒你触碰到了文明的红线。谨记“到此一游”激发的文明耻感，以此自戒自省，以此校言校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才能迈进一步。

今日中国，吃饭穿衣已经不是问题，甚至海外奢侈品商店促销都会挂上汉语海报。然而，很多人也感觉，“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的确，现代化的过程中，怎能少了人的行为举止、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国务院会议倡导“健康文明旅游方式”，政府机构出台“文明行为指南”，这些都让人看到，在社会管理者那里，文明素养、人的素质，已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必修课”。

同样是神庙，雅典阿波罗神庙的一块石板上，刻着这样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反思埃及神庙刻字事件，以此为契机省察自我文明素养，才能在国际交往中赢得尊敬，更让我们在文明复兴之路上“递进一层”。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镉米”要在阳光下曝晒

生产者有所敬畏，政府部门有所作为，才能够纾解“镉米”焦虑，降低“镉米”危害

日前，广州餐饮环节食品及相关产品抽检结果显示，44.44%的大米存在镉含量超标。这一消息，令人寝食难安。毕竟，大米是主食，对南方人而言，它甚至无可替代。

尽管有专家及时回应说，中国大米镉限量标准要严于国际标准。此次镉超标的大米，超的是国内标准，而与国际标准大体相持，公众不必恐慌。但毕竟，超标就是超标了！正因此，有一种强烈呼唤：请明确告诉我，我的口粮中镉污染状况！

消费者有权知道，自己消费的食品，安全程度究竟如何。这种“知情”，不仅在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必须将抽查情况及时公开，也包括，应在商品包装上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并且像药品说明书那样，对相关成分可能带来的毒副作用，一一告知。“民以食为天”的时代含义，不仅是要能填饱肚子，还要有利于健康。企业真实地告诉消费者其所产大米的镉含量等，是态度，也是义务。

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食”这个字，是由“人”和“良”组合而成的，为人们提供良性的产品，是企业的底线。由于“镉米”主要是由于土地重金属污染所致，从这个角度看，讲清楚“镉米”的前世今生，比稀里糊涂的信任，或者简单盲目的怀疑，都更加理性。作为大米加工企业，如实坦然地告诉消费者所生产的大米中的镉含量，虽然这可能是一个“污”点，但也说不定成为新的卖点。比如，消费者今后选择大米时，那些数据相对低的大米就可能更受青睐，产地与生产企业也能“质优者胜”。

现在，关于镉超标大米，专家劝告，“勿长期食用一个地方的粮食。”这是很现实的、操作性强的提示。还有专家告诉我们，只有连续几十年长期食用镉污染的大米，才会对人产生实质性危害。但是，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不能因为“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就无动于衷，更没有理由让人将就着吃、凑合着消费。从这个角度，纾解“镉米”焦虑，政府既要应急，更要思之长远。

3.7月份业务学习题1 篇三

二○○六年八月十四日

今年以来，我县紧紧围绕两个聚焦，认真研究宏观经济形势，咬紧目标，扎实工作，全县工业经济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但距预期计划仍有一定差距。现将我县1-7月份工业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通报如下：

（一）主要指标持续增长。

1-7月份累计实现开票销售23.6亿元，同比增长53.4%；实现入库税收1.02亿元，同比增长35.4%；全口径工业用电量达2.13亿千瓦时（含森达热电综合厂用电1508万千瓦时，下同），同比增长25.8%，定报用电量达1.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4%，占全口径用电量比重达66.6%。三项指标分别完成计划的52.4%、42.5%和51.6%。

（二）重点企业骨干支撑。

1-7月份我县50家重点企业实现开票销售19.8亿元，同比增长56.2%；实现入库税收8401.5万元，同比增长33.9%；用电量达1.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0.5%。三项指标分别占全县定报比重达84.1%、82.2%和82.9%。

1-7月份50家重点企业中过百万税收企业有20家，其中华宝公司实现开票销售4.53亿元、入库税收1760.7万元，分别完成计划的62.9%和61.8%；森达公司实现开票销售7316.9万元、入库税收649万元，分别完成计划的61%和77.4%。但也有部分企业运行不太理想，如康益化工，目前仍处于停产待售状态。

（三）三大行业走势平稳。

1-7月份我县三大行业定报企业实现开票销售21.5亿元，同比增长55%，占全县定报比重为91.1%；实现入库税收8404.8万元，同比增长32.2%，占全县定报比重为82.2%；定报企业用电量达1.1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2%，占全县定报比重为84.3%。

（四）园区经济集聚增效。

1-7月份化工园区实现开票销售11.6亿元，同比增长95.9%，入库税收4876.6万元，同比增长85%；分别完成计划的58%和48.8%。开发区实现开票销售3.23亿元，同比增长65.9%，入库税收2675.1万元，同比增长31.1%；分别完成计划的32.3%和44.6%。

（五）三百工程有序推进。

市下达开工项目指标12个，我县计划实施13个，目前已开工建设11个；市下达竣工项目指标9个，我县计划实施9个，目前已竣工３个；市下达１０亿元以上储备项目指标5个，目前我县已储备5个。

（六）乡镇工业参差不齐。

1、开票销售：1-7月份实现16.2亿元，比同期增长59.7%。完成实绩超亿元的乡镇为东坎镇4.36亿元、滨淮镇1.99亿元、八滩镇1.55亿元、振东乡1.38亿元、八巨镇1.35亿元；完成实绩后三名的乡镇为陈涛乡2767.2万元、正红镇2006.9万元、大套乡584.8万元。

2、入库税收：1-7月份实现6919.2万元，比同期增长48.4%。完成实绩超600万的乡镇为东坎镇1943.7万元、八滩镇799.9万元、振东乡630.9万元；完成实绩后三名的乡镇为正红镇173.1万元、陈涛乡105.9万元、大套乡64.2万元。

3、用电量：1-7月份为9713.6万千瓦时，比同期增长42.1%。用电实绩超1000万千瓦时的乡镇为东坎镇2859.2万千瓦时、振东乡1216.3万千瓦时、滨海港镇1063.9万千瓦时；完成实绩后三名的乡镇为正红乡99.4万千瓦时、陈涛乡71.7万千瓦时、大套乡37.6万千瓦时。

预计今后我县工业经济仍将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但全面提高运行质量和效益的任务仍然艰巨。

伴随着油价高涨、贸易摩擦加剧，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存在；在坚持把好土地、信贷两个闸门的原则下，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和力度将会有所加大；从生产要素来看，企业融资依旧困难，一方面在建项目融资几乎没有可能；另一方面银行紧缩银根，这势必加剧流动资金紧张，影响企业生产。

企业增本减利压力较大。国际原油价格在经历了连续5年上涨后，今年保持在60美元/桶以上，一度突破

75美元/桶，对我县化工企业带来影响；成品油价格价格两次上调，增加了企业运输成本；棉花价格小幅上涨，目前二级花在13800-14000元左右，对我县棉纺企业稍有影响；工业电价7月1日起上调0.018元/度，按全县定报企业平均每月2000万千瓦时用电计算，全县定报工业将多支出电费36万元左右，平均到每个定报企业每月将增加用电成本2000元左右，而用电超100万的用电大户每月将多支出电费2万元以上。另外，环境保护、劳动力等成本也呈全面上升的趋势，工业企业成本压力持续上升，盈利空间缩小。

4.7月份业务学习题1 篇四

清水河县发展和改革局

（2010年8月11日）

今年以来，我县认真贯彻中央、自治区、呼市的总体经济工作部署，按照“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的总体要求，突出重点，狠抓落实，使全县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各项社会事业取得突出进展。

一、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一）经济总量持续扩张，发展活力不断提升。

上半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95亿元，完成县计划目标32.4亿元的40%，完成市指导计划38.9亿元的33.3%，同比增长54.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0.6786亿元，完成县计划的13%，同比增长3.4%；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6.31亿元，完成县计划的45%，同比增长135.5%。其中工业实现增加值5.65亿元，完成市指导计划12.7亿元的44.5%，同比增长176.2%；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5.96亿元，完成县计划的45.2%，同比增长16%。在经济总量持续扩张的基础上，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

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发展活力进一步提升。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GDP比重近50%，工业增加值所占GDP的比重达43.6%，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17.8个百分点和27.3个百分点。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90%，工业经济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增强，效益明显提高。

（二）农牧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上半年，我县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克服高温干旱等影响农牧业生产的不利因素，大力推进农牧业结构调整，切实加强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收到了较好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受灾减产已成定局。年初，由于今年土壤墒情较好，全县总播面积继续稳定在100万亩。其中：玉米20.04万亩、马铃薯40万亩、油料作物26.13万亩、其他作物13.83万亩。但进入5月份以来,由于我县部分地区长时间没有形成有效降雨，大田作物普遍受旱严重，加之伏天的持续高温，部分夏粮作物绝收，秋季大田作物因灾减产已成定局；

二是畜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牲畜存栏明显增加。截至六月末，全县牲畜存栏达55.2万头只，同比增长14.8%，其中肉羊47.2万只、生猪5.2万头、奶牛7365头、引调种公羊200只。良改畜比重明显提高，完成大畜改良配种7131头，大小畜良改化比重达到93%。肉类总产量5925吨，鲜奶产量1.6万吨。

（三）工业生产运行平稳，后发优势逐渐显现。

1-7月，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产值16.88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6.5亿元，完成市下达任务12.7亿元的51.2%，同比形势明显好于去年。主要工业品中，除金属镁、脱水蔬菜外，水泥、雷管、炸药、电石、原煤、焦炭等产量与去年相比都有较大幅度提升。具体是水泥生产15.5万吨、水泥熟料生产40.6万吨，雷管生产3209万发、炸药生产5519吨，电石生产8.3万吨，原煤生产160万吨，焦炭生产36.4万吨（另外还有焦油1.5万吨、轻苯2700吨）。按行业分，电石及煤化工行业实现产值9亿元，煤矿实现产值4.8亿元，水泥行业实现产值1.4亿元，民爆行业实现产值1.09亿元，金属镁0.12亿元，其他0.47亿元。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煤化工、煤矿、水泥、民爆产业对全县工业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后发优势已逐渐显现。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重点项目推进有力。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78亿元，占全年计划目标15亿元的31.9%，同比增长187.9%。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向工业、公路建设、城镇改造等领域集中，其中工业项目完成3.6亿元，同比增长393.8%，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75.3%。重点项目推进有力，促进了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工业方面，蒙西水泥一期日产4500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项目，该项目总投资6.86亿元，截至7月底完成投资

3.3亿元。目前生产设备已全部到场，设备安装完成80%；蒙西水泥年产200万吨水泥粉磨站项目，总投资2亿元，目前完成投资1.5亿元，正在安装设备；天皓水泥二期日产4500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项目，总投资5.96亿元，目前正在进行设备基础建设，预计10月份开始设备安装；内蒙古三鑫高岭土项目，总投资9800万元，目前已完成一期工程，目前仍在调试试生产；内蒙古运昇镁业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厂区平整及厂房土建工程；天赐源煤矿露天开采项目全面完成，刘胡梁煤矿、永胜煤矿井工改露采工程已开始申报。公路建设方面，国道209线清水河至和林段一级公路全面开工，国道109线十七沟至清水河段一级（一幅）公路全面复工，北堡至单台子三级公路正在建设。城关镇改造方面，目前河堤工程和河道清淤工程已基本完成，永安街地下管网、污水垃圾处理工程、河滨南北路及其地下管网工程和城关镇房地产开发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在全县34个“迎会”重点项目中，目前已开工27项，开工率达到80%。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我县经济社会发展面貌的根本改变。

（五）第三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社会消费水平逐年提高。随着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商贸旅游、交通物流已渐渐成为拉动我县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上半年，全县物流运输共投入货运车辆8700台，实现运输利润7亿元。旅游业方面，按照打造旅游度假胜地的要求，积极发挥旅游资源优势，不断优化旅游开发环境。1—7月份，全县旅游接待人数3万人次，旅游收入达450万元，较好的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金融

保险、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发展迅速。截止2010年7月底，全县银行系统储蓄余额达到16.7亿元、贷款余额8.6亿元；人保、财保公司保费收入实现4550万元；商品房预售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有效地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上半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992亿元，同比增长31.8%。

（六）财政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

1-7月份，全县财政收入累计入库2.1922亿元，完成县年度预算

3.88亿元的56.5%，完成市年度任务4.4828亿元的48.9%，比上年同期增加6548万元，增长42.59%。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0167万元，同比增长13.8%；上划中央收入累计完成10118万元，同比增长82.87%；上划自治区收入完成1637万元，同比增长80.49%。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8608元，完成县年初计划15042元的57%，完成市年度任务16290元的52.8%，同比增长10.8%；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完成2845元，完成县年初计划4800元的59.2%，完成市年度任务5240元的54.3%，同比增长6.9%。

二、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上半年，全县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态势良好，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有所增强，但制约经济快速健康运行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仍然存在：

一是工业经济总量偏小，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当前部分企业虽然实现企稳回升，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外部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目前仍有部分企业未完全实现达产达效。同时受国家环保、土地、节能减排等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加之我县许多企业属“两高一资”行业，导致部分在建项目进展缓慢，拟建项目审批难度加大。

二是农业因灾减产，农民增收难度加大。从5月份开始的持续旱情，对农牧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受原料及运费价格上涨的影响，今年部分农资略有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业生产

成本。

三是服务业发展层次较低，投资相对不足。我县服务业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商贸零售批发、餐饮等行业，特色旅游、现代物流、信息中介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方面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最小，投资相对第二产业明显不足，严重制约着服务业产业层次的提升。

四是财政增收压力较大。1—7月我县财政收入完成2.1922亿元，完成市年度考核任务4.4828亿元的48.9%，后5个月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财税增收因素非常有限，完成年度财政收入任务艰巨。

五是城关镇改造进展较慢。受永安街道路及地下管道工程建设影响，沿街商铺、居民出行、人居环境等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房地产开发项目手续办理迟缓，在我县投资的12个房地产项目中，目前仅开工5处，只有1个项目通过备案，其余项目前期手续不健全，影响工程进度。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继续抓好农业和农村工作，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一是抓好抗旱减灾工作，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农业灌溉和人畜饮水标准，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建设高产稳产田，提高优质农产品产出率；二是进一步扩大养殖业规模，积极引导农民发展肉羊、奶牛、生猪及特色养殖业，增加养殖收入；三是及时发布项目建设及招工信息，积极引导农民外出务工，增加务工收入；四是继续抓好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引导农民向农牧业生产条件优势地区和城镇二三产业转移。今年要切实抓好阳湾子、摇铃沟、南壕赖、永兴村、木匠夭五个新农村示范点的各项配套工程和产业发展，抓好曹家塔、祁家沟移民村的移民房建设和产业发展，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二）继续加大工业企业运行调度，推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一是及时发现和解决制约企业生产的主要问题，协调解决现有项目融资、交通运输、电力供应等方面的困难。二是在9个开工项目的基础上继续落实开工条件，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产。三是对具备备案核准条件的项目，千方百计帮助企业做好上报审批工作；对前期工作进度较慢的项目，督促企业加紧各项前期工作进度，尽快完成各项基础性工作。

（三）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城乡发展环境。

一是加快城乡路网建设。下半年，争取开工建设山东荣城至乌海高速公路，推进国道109线清水河至十七沟段、国道209线和林至清水河段项目进度，完成农村公路26条187公里建设任务；二是推进城区改造步伐。下半年，加快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廉租房、永安街道路管网、清水河河道整治和南北河滨路及管网工程、商品房建设进度。开工建设河滨路带状公园和城关镇集中供热工程等市政基础工程，使城关镇城镇功能进一步完善，城镇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四）大力发展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