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机遇期的高等教育

战略机遇期的高等教育（4篇）

1.战略机遇期的高等教育 篇一

再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

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七大报告进一步要求“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二五”规划继续认定“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再一次强调：“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过去 10年，我们紧紧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积极战胜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实现了大有作为的承诺。中国在过去的 10年“很不平坦”，一来因为“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二来因为“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但我们依然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综合实力大大加强，国际地位有了巨大提升。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我们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为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仍然是和平、发展、合作；当代中国发展大势，仍然是谋发展、惠民生、促和谐。国际格局开始发生演变，我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基本趋势并没有变化，还不至于改变对发展大势的基本判断。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再次大有作为，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坚持三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坚持既定的指导思想、正确道路和发展方针。

2.战略机遇期的高等教育 篇二

一“一带一路”战略下高职教育面临的机遇

(一) “一带一路”战略使政策沟通成为可能

对职业教育发展而言, 必须依靠政策沟通来提供保障。因此, 应通过高级别的会议或者合作论坛来启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政策对话, 通过凝聚各国职业教育的力量, 凝聚各方的智慧, 形成加强职业教育合作的共识。这方面可以借鉴欧盟“哥本哈根进程”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2002年欧盟启动了“哥本哈根进程”, 通过政策沟通实现成员国之间在职业教育层面的深度合作, 并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实现各国职业教育合作的政策合作工具, 如, “欧洲职业教育学分转换系统”“欧洲资格框架”“欧洲职业教育质量保证参照框架”。通过这些政策性的合作工具, 实现了成员国之间有效地政策沟通, 促进了各国职业教育政策的趋同化发展。在“一带一路”战略下, 职业教育发展必须加强与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交流与对接, 共商、共建、共享职业教育等级参照标准, 推进合作规划和措施, 实现区域人员合理有序流动, 促进职业教育政策的趋同化发展和成功经验的相互交流。

(二) “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合作办学的发展

对我国职业教育而言, 推动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办学, 必须立足自身教育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 打造职业教育品牌。我国周边国家在职业教育上普遍存在产教融合度低、基础设施落后、学生就业难等问题。“一带一路”战略下, 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合作逐渐深化, 而职业教育走出去, 不仅可以满足这些国家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也可以为我国职业院校境外办学提供机遇。此外, 我国职业教育与当地职业教育合作, 共建特色专业, 共同培养人才, 对提升当地人才就业创业水平, 促进当地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合作办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和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要的本土人才。

(三) “一带一路”战略促进教育交流的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了教育领域的多层交流, 包括人文交流、人员交流以及学生交流。这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交流, 而是对教育交流的升级。“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在秉持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教育交流, 促进人文交流, 实现民心相通, 夯实沿线各国民意基础。通过人员交流, 定期组织双方人员进行参观访问和实地考察, 通过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 实现经验分享、互学互鉴。同时, 通过人员交流, 加深人员对对方历史文化、教育传统的深入理解。通过学生到对方学校进行体验和实习, 加深学生交流, 可以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我国每年向沿线各国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要用好中国政府奖学金, 可将一定比例的名额用于周边国家职业教育学生。

(四) “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了我国大量富余的优秀产能向周边国家的输出, 一方面满足了这些国家对技能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职业教育毕业的人才有机会参与境外工作。“一带一路”战略下, 职业院校走出去成为了可能, 同时也促进职业院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 实现对自身专业结构、教学标准, 乃至人才培养方面的改进与完善, 有利于培养一批能够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高素质、高技能的职业人才和技能劳动者。同时, 国际产能合作也为中高职毕业生提供了大量的境外工作就业机会。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高职教育面临的发展路径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东盟各国职业院校致力于共同建设优质教育资源, 共同推进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创新。2015年是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 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全面推进的重要一年。在“一带一路”战略下, 高职教育必须紧抓机遇, 探索课程互认、学分互认、学历互认、资格互认, 建立开放互通的职业教育合作框架, 构建职教发展共同体, 助推各国产能要素和人力资本的跨区域配置与流动。

(一) 抓住新机遇, 确立与“一带一路”一致的发展思路

“一带一路”新常态下, 高职教育应主动跟进“一带一路”战略, 紧抓机遇, 确立与“一带一路”一致的发展思路。高职教育应在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 完善沿线国家的多元互联互通, 在借鉴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有益经验的同时, 也为国际职业教育发展贡献着我们的智慧和经验。

一是树立面向国际大市场的发展思路。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 高职教育应面向国内大市场, 形成与我国企业相配套的职业教育体系, 通过给予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撑和智力支持, 发挥中国企业的潜力, 巩固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同时, 应逐步建立起开放型的办学模式, 强化与境外企业的联合合作, 共建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基地。此外, 应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

二是努力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职教育应面向“一带一路”建设下形成的巨大人才需求, 培育国际化视野的技术技能人才, 建设一批熟悉国际准则、国际惯例的、胜任国际交流合作的管理和教学人才队伍。同时, 高职院校应注重承担国外境外职业培训的资质、能力与水平的不断提升。高职教育要在发展的理念、制度、模式上进行新的思考, 把握难得的机遇, 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取得新的进步。

(二) 探索国际化合作办学路径, 深化与涉外企业的校企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下, 我国高职院校必须博采各国高职教育的优点, 深化与这些国家的多层次交流与合作, 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精神, 具备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竞争所必需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的国际型人才。在国际化的视野下, 创新国际合作办学模式, 提升办学层次, 开设一批国际化的课程, 实现办学水平的有效提升, 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应从如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高职院校积极与国外知名学院联合办学。通过中外联合举办国际化教育项目, 实现合作院校之间教育资源的合作共享, 学习先进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模式并互派教师开展教学交流。可以采用“3+2”模式, 即在国内学习三年, 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时, 去国外合作院校进行本科层次的学习, 最终获得教育部认可的文凭, 并可继续选择深造, 成为国际交流、合作、竞争所必需的国际型人才

二是深化与涉外企业校企合作。高职院校通过与知名的涉外企业进行校企合作, 以国际化的行业职业标准制定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符合国际化需求的高端技术人才。通过校企合作确立人才培养方案, 合理共建校企共同体, 并可邀请企业骨干技术专家来校指导、授课, 学院也可以定期选派学生和教师到企业各部门实习和培训。通过与涉外企业的校企合作, 培养符合国际需求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三) 开展国际型复合人才培养工作

“一带一路”战略下, 高职院校应开展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工作, 从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以及教育评价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具体如下:

一是修订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时, 以就业为导向, 从具有国际意识、适应国际交往需要等方面提出新要求, 努力培养“国际型”复合人才。

二是调整人才培养规格。在高职毕业生的基本规格要求外, 要注重人才自我调节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创新实践、团队协作、国际交往等方面能力的培养。也可以引入国际职业资格考试, 培育具备国际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国际型人才。

三是重构课程体系。通过对涉外企业岗位需求和相关行业需求的调研, 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构, 要广泛涉及外语教学、国际法律法规知识等, 并将国际标准融入教学之中。此外, 可以与国外院校共同开发国际课程和优秀教材。

四是提升师资队伍质量。高职院校教师不仅要具备教学、科研、实践、服务等基本能力, 而且应具备国际化视野、掌握国际先进知识和技术, 积极参与国际化教育活动。为此, 高职院校应加强教师出国进修、访问等对外交流工作, 同时鼓励教师参加高水平学术研讨班和国际学术会议。在条件容许的前提下, 应通过与合作院校的深度合作, 逐步构建起海外教师培训基地。

五是建立起完善的教育评价体系。我国高职教育应与国际教育质量标准及职业资格认定接轨, 接受国际质量标准化组织对教育和培训机构的认证, 开展跨国、跨校的学籍、学分、证书、学位的认定工作, 建立起完善的教育评价体系。

综上所述, “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多民族融合精神的传承, 也是展现我国对外开放新辉煌的战略创新。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 高职教育一方面要抓住机遇, 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契机, 丰富职业教育的内涵, 提升职业教育发展质量, 实现职业教育转型和发展。一些高职院校的成功经验证明:职业院校主动参与、主动融入到“一带一路”战略之中,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战略, 是高职教育实现自身特色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杨恕.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交流合作的战略思考[J].比较教育研究, 2015 (6) .

[2]段从宇, 李兴华“.一带一路”与云南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4 (5) .

3.战略机遇期的高等教育 篇三

一 “一带一路”战略下高职教育面临的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使政策沟通成为可能

对职业教育发展而言，必须依靠政策沟通来提供保障。因此，应通过高级别的会议或者合作论坛来启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政策对话，通过凝聚各国职业教育的力量，凝聚各方的智慧，形成加强职业教育合作的共识。这方面可以借鉴欧盟“哥本哈根进程”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2002年欧盟启动了“哥本哈根进程”，通过政策沟通实现成员国之间在职业教育层面的深度合作，并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实现各国职业教育合作的政策合作工具，如，“欧洲职业教育学分转换系统”“欧洲资格框架”“欧洲职业教育质量保证参照框架”。通过这些政策性的合作工具，实现了成员国之间有效地政策沟通，促进了各国职业教育政策的趋同化发展。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职业教育发展必须加强与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交流与对接，共商、共建、共享职业教育等级参照标准，推进合作规划和措施，实现区域人员合理有序流动，促进职业教育政策的趋同化发展和成功经验的相互交流。

（二）“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合作办学的发展

对我国职业教育而言，推动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办学，必须立足自身教育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打造职业教育品牌。我国周边国家在职业教育上普遍存在产教融合度低、基础设施落后、学生就业难等问题。“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合作逐渐深化，而职业教育走出去，不仅可以满足这些国家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可以为我国职业院校境外办学提供机遇。此外，我国职业教育与当地职业教育合作，共建特色专业，共同培养人才，对提升当地人才就业创业水平，促进当地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合作办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和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要的本土人才。

（三）“一带一路”战略促进教育交流的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了教育领域的多层交流，包括人文交流、人员交流以及学生交流。这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交流，而是对教育交流的升级。“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在秉持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教育交流，促进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夯实沿线各国民意基础。通过人员交流，定期组织双方人员进行参观访问和实地考察，通过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实现经验分享、互学互鉴。同时，通过人员交流，加深人员对对方历史文化、教育传统的深入理解。通过学生到对方学校进行体验和实习，加深学生交流，可以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我国每年向沿线各国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要用好中国政府奖学金，可将一定比例的名额用于周边国家职业教育学生。

（四）“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了我国大量富余的优秀产能向周边国家的输出，一方面满足了这些国家对技能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职业教育毕业的人才有机会参与境外工作。“一带一路”战略下，职业院校走出去成为了可能，同时也促进职业院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实现对自身专业结构、教学标准，乃至人才培养方面的改进与完善，有利于培养一批能够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高素质、高技能的职业人才和技能劳动者。同时，国际产能合作也为中高职毕业生提供了大量的境外工作就业机会。

二 “一带一路”战略下高职教育面临的发展路径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东盟各国职业院校致力于共同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同推进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创新。2015年是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全面推进的重要一年。在“一带一路”战略下，高职教育必须紧抓机遇，探索课程互认、学分互认、学历互认、资格互认，建立开放互通的职业教育合作框架，构建职教发展共同体，助推各国产能要素和人力资本的跨区域配置与流动。

（一）抓住新机遇，确立与“一带一路”一致的发展思路

“一带一路”新常态下，高职教育应主动跟进“一带一路”战略，紧抓机遇，确立与“一带一路”一致的发展思路。高职教育应在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完善沿线国家的多元互联互通，在借鉴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有益经验的同时，也为国际职业教育发展贡献着我们的智慧和经验。

一是树立面向国际大市场的发展思路。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高职教育应面向国内大市场，形成与我国企业相配套的职业教育体系，通过给予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撑和智力支持，发挥中国企业的潜力，巩固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同时，应逐步建立起开放型的办学模式，强化与境外企业的联合合作，共建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基地。此外，应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

二是努力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职教育应面向“一带一路”建设下形成的巨大人才需求，培育国际化视野的技术技能人才，建设一批熟悉国际准则、国际惯例的、胜任国际交流合作的管理和教学人才队伍。同时，高职院校应注重承担国外境外职业培训的资质、能力与水平的不断提升。高职教育要在发展的理念、制度、模式上进行新的思考，把握难得的机遇，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取得新的进步。

（二）探索国际化合作办学路径，深化与涉外企业的校企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高职院校必须博采各国高职教育的优点，深化与这些国家的多层次交流与合作，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精神，具备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竞争所必需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的国际型人才。在国际化的视野下，创新国际合作办学模式，提升办学层次，开设一批国际化的课程，实现办学水平的有效提升，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应从如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高职院校积极与国外知名学院联合办学。通过中外联合举办国际化教育项目，实现合作院校之间教育资源的合作共享，学习先进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模式并互派教师开展教学交流。可以采用“3+2”模式，即在国内学习三年，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时，去国外合作院校进行本科层次的学习，最终获得教育部认可的文凭，并可继续选择深造，成为国际交流、合作、竞争所必需的国际型人才

二是深化与涉外企业校企合作。高职院校通过与知名的涉外企业进行校企合作，以国际化的行业职业标准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符合国际化需求的高端技术人才。通过校企合作确立人才培养方案，合理共建校企共同体，并可邀请企业骨干技术专家来校指导、授课，学院也可以定期选派学生和教师到企业各部门实习和培训。通过与涉外企业的校企合作，培养符合国际需求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三）开展国际型复合人才培养工作

“一带一路”战略下，高职院校应开展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工作，从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以及教育评价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具体如下：

一是修订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时，以就业为导向，从具有国际意识、适应国际交往需要等方面提出新要求，努力培养“国际型”复合人才。

二是调整人才培养规格。在高职毕业生的基本规格要求外，要注重人才自我调节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创新实践、团队协作、国际交往等方面能力的培养。也可以引入国际职业资格考试，培育具备国际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国际型人才。

三是重构课程体系。通过对涉外企业岗位需求和相关行业需求的调研，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构，要广泛涉及外语教学、国际法律法规知识等，并将国际标准融入教学之中。此外，可以与国外院校共同开发国际课程和优秀教材。

四是提升师资队伍质量。高职院校教师不仅要具备教学、科研、实践、服务等基本能力，而且应具备国际化视野、掌握国际先进知识和技术，积极参与国际化教育活动。为此，高职院校应加强教师出国进修、访问等对外交流工作，同时鼓励教师参加高水平学术研讨班和国际学术会议。在条件容许的前提下，应通过与合作院校的深度合作，逐步构建起海外教师培训基地。

五是建立起完善的教育评价体系。我国高职教育应与国际教育质量标准及职业资格认定接轨，接受国际质量标准化组织对教育和培训机构的认证，开展跨国、跨校的学籍、学分、证书、学位的认定工作，建立起完善的教育评价体系。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多民族融合精神的传承，也是展现我国对外开放新辉煌的战略创新。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高职教育一方面要抓住机遇，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契机，丰富职业教育的内涵，提升职业教育发展质量，实现职业教育转型和发展。一些高职院校的成功经验证明：职业院校主动参与、主动融入到“一带一路”战略之中，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是高职教育实现自身特色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杨恕.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交流合作的战略

思考[J].比较教育研究，2015（6）.

[2]段从宇，李兴华.“一带一路”与云南高等教育发展的战

略选择[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5）.

[3]李术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召开“一带一路”战略

4.脱贫攻坚的战略机遇与长效机制 篇四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中央做出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是全党上下的政治任务和责任担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就特别强调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这三个核心问题，明确了扶贫工作的大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确保我国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必须以这三个核心问题为抓手进一步加快推进扶贫领域的改革创新，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

扶贫攻坚战略决策的历史机遇

在扶贫脱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由于在实践层面仅仅把扶贫工作等同于一个突击任务，对扶贫攻坚普遍缺乏国家战略意识，正是由于这个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扶贫工作中出现了各种问题，严重影响扶贫攻坚任务的全面落实。如何全面深刻把握、理解党中央对于脱贫攻坚的战略决策，既是一个紧迫的理论课题，也是扶贫攻坚的现实需要。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和“先富带后富”，就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而每一个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否则就会是“大跃进”运动。总书记为什么要提出在2019年7000多万贫困人口要全部脱贫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什么不是这个时间之前也不是之后？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任务，而是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是人心所向，更是中国必须抓住的当前百年难得的历史机遇。

1.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代化为扶贫攻坚战奠定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作为全球人口大国，中国要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和资源不断满足超过世界20％人口的生存和发展，这一困难和挑战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从1978年的3645.2亿元、总量全世界位列第15位、占全球的比例的1.8%，到2015年的67.67万亿元、总量全世界位列第2位、占全球的比例的15.5%；人均GDP从1978年的190美元、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到2015年的7990美元、排名第73位；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仅1.6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38位，到2015年的33303.62亿美元、长期占全世界外储总量的1/

3、峰期位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26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15.4万亿元；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亿多（总人口为9.6亿多）、占总人口比重的17．9％，到2015年的7.7亿多（总人口为13.7亿多）、占总人口比重的56.10%，增加了6亿多城镇人口。中国从1978年的2.5亿绝对贫困人口（总人口为9.6亿多），下降到2015年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总人口为13.7亿多），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制定的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目标的国家”。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表明，我们用短短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走了100多年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发展奇迹，为在经济上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为扶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全面完善了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当前，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从“大老虎”到“小苍蝇”，从“大贪大腐”到“雁过拔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在严厉的八项规定和全面反“四风”的整顿中，当今所有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费开支得到了控制，公款吃喝之风全面扭转，公车公务活动基本规范，反腐倡廉的制度不断完善，反腐败的力度不断深化和强化，威慑力也不断显现，反腐败从运动式逐渐走向制度化和法制化，各项勤政廉政的制度建设全覆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清洁廉明的政治风尚已经形成。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成就表明，这种通过从严治党彰显的政治上统一认识、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可以凝聚党心民心倾全国之力来精准扶贫，给了全国人民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因此，党中央把精准扶贫作为一项庄严的政治任务，全面制定了精准脱贫的时间表、下达了责任书，全国各地都把精准扶贫作为头等的大事，不仅为明确了战略目标和战略方向，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措施。

3.贫富差距过大所倒逼的共享发展新理念为扶贫攻坚战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总书记的农民情怀彰显了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实质，只有农民全面实现小康，才能建成中国的小康社会。当前，我国尽管三十年来有几亿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致富，但是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民众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还比较突出，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还很大，这一显著的发展问题在中国仍然是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全民共享发展的难题。有人说我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中国尽管有一部分人的财富快速膨胀和增长，但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还在贫困的生活中挣扎，我们还必须解决许多因为贫穷带来的社会矛盾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2009年—2015年，中国基尼系数分别为0.490、0.481、0.477、0.474、0.473、0.469、0.462，尽管基尼系数自2009年来连续第七年下降，但一直超越0.4的警戒线。此外，我国贫困人口还存在素质不高、就业难问题以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都有待通过脱贫攻坚来解决。面对我国贫困差距的问题，习近平提出了“共享发展”新理念，作为公平正义的社会共识，成为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理想，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中华民族“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优秀传统一脉相承，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百年梦想。因此，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奠定着我国未来共享发展的社会基础，凝聚着我们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发展目标。

4.世界格局演变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为扶贫攻坚战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尽管国际上风云多变，世界形势阴晴不定，面临许多难以预测的危机；但是，世界发展的方向是由许多综合事件驱动，世界格局的变化已经并非是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所能左右。改变国际格局的往往是因为某些标志性事件发生，如伊拉克战争、911事件、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事件，不仅影响了全球格局演变的走向，也为我国的发展赢得了缓冲的机遇和时间。在整个世界的战略判断上，当前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让世界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我国在战略上先后布局“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在战术上先后发起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全球治理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这些组合拳为我国持续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因此，在战略机遇上的天时地利人和，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集中精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彰显了党中央抓住当前国际环境有利条件的战略远见。

脱贫攻坚亟需应对的现实难题

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作为全球人口大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各个区域、各个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要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解决七千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面临着难以想象的现实难题。

1.在“扶持谁”的问题上，亟需破解如何精准识别贫困的难题

精准扶贫的首要问题是解决“扶持谁”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破解如何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的难题，只有找准了扶贫对象才能有效开展精准扶贫。但在实际工作中，精准识别谁是贫困对象并不容易。一是从贫困原因看，有的是因病、有的因子女读书、有的因为天灾人祸、有的是因为弱小、也有的因为赌赌博或生性懒惰而贫困，精准脱贫必须精准把脉，对症下药。二是从贫困人口识别的标准上，我们时常从农民收入上来核定，但是农民收入多元化，贫困人口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难以精准判断农民的经济状况。事实上，农民不仅经济活动多元化，而且每个区域的情况又不一样，在不同收入来源没有监控和有效统计的情况下，很难准确计算农民的收入。三是识别贫困需要一套公平公正的程序，谁来识别贫困，是干部还是贫困人口自己，是通过摸底投票还是贫困人口自己申报再核定，等等，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尽相同，全国不能一刀切。四是贫困总是相对的和动态发展的，也许今天是贫困户，明天因一笔成功的生意就脱贫了；也许今天是富裕户，明天因一场大病就是贫困户了。与相邻的比较是贫困的，相对于其他地方又是不贫困的。如何区分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如何动态把握贫困，在现实中难以准确把握。

2.在“谁来扶”的问题上，亟需破解如何激活贫困主体的难题

在“扶持谁”的基础上解决“谁来扶”的问题，关键是如何破解激活贫困主体发展积极性的难题。当前我国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所有任务都压到了基层，似乎扶贫完全成了基层政府的天职。这种由政府包揽的扶贫会造成两大问题，其一是政府为完成任务而产生短期行为；其二是政府包揽会培养贫困群众的懒惰心理，抑制脱贫主体的积极性。从政府自身的责任和政府领导人的利益来看，在当前这样一个倒逼的机制下，扶贫责任层层分解，任务各个分散，上级各个部门全部跑到基层去检查考核验收，都在对下级下任务定指标，基层干部面对这么多的资料，这么多的表格和数据应接不暇。这种倒逼基层的压力型扶贫，容易造成地方政府扶贫的短期行为：为完成任务而扶贫，甚至导致通过数字达标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虚假行为。从政府包揽扶贫的效果来看，这种依靠地方政府和扶贫干部对贫困群众大包大揽的帮助贫困群众发展产业，借款办事脱贫致富的脱贫攻坚，给贫困人口造成了一些错觉，以为只要贫困就有人帮，逐渐养成了贫困群体的依赖思想，甚至有的还在“不脱贫，不提拔”的口号下“绑架”基层政府，以不签字为由威胁扶贫干部。同时，通过不适当的困难帮助，造成了基层民众的心理不平衡，如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之间的攀比心理和不平衡心态。勤劳致富得不到扶持，不劳而获致贫反而得到更多的好处，这不是简单的分配不公，而是一个公众心理和扶贫导向问题，处理不好会造成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难以激活，把扶贫看成是政府的责任，主动脱贫致富的信心和积极性不足，甚至养成了对政府扶贫的依赖。如果贫困群体把能要到扶贫资金作为一件光荣的事情，都坐在家里等着发钱，那就是扶贫政策的失败。因此，在谁来扶的问题上，必须发挥贫困人口的主体积极性，要进行“内源性扶贫脱贫”。

3.在“怎么扶”的问题上，亟需破解如何持续有效脱贫的难题

精准扶贫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解决了怎么扶的问题，扶贫才能真正有成效。当前，在怎么扶上，存在以下几大难题。一是经济指标脱贫易，可持续自我发展难。往往把脱贫攻坚分解为各项具体的经济指标，而实现这些经济指标就是一时达到某个数字，这对于基层来说并非难事，关键是要实现贫困人口的自我可持续发展。当前，有规定地方主要领导不脱贫不准提拔，结果地方主要领导就一味加快脱贫步伐，拼命把脱贫摘帽时间往前赶，尽管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这样很容易导致形式主义和数字脱贫，甚至损害贫困群众的利益。事实上，有些贫困因素具有不可控性，而且脱贫是一种资源的积累与壮大，难以一夜暴富。因此，贫困群众一时达到脱贫指标容易，要解决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很难。二是项目资金投入易，产业持续发展难。在精准扶贫中设立了很多产业项目，并且在产业发展上提供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一些贫困人口也确实通过发展产业实现了脱贫致富。但产业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源优化配置，难道能够将那些弱势群体配置进去？市场经济这么发达，只要产业有利可图，根本就不需要政府来推动。即便有政府的强力主导和大量扶贫资金的支持，产业发展真正脱贫致富并非易事，况且产业还存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三是落实工作责任易，提升脱贫能力难。脱贫攻坚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仅关系到执政党的政治地位，而且还关系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前途命运，在各级干部中落实责任并非难事。但是，如何克服干部为了任务而完成任务的短期行为，把脱贫攻坚作为一项惠民仁政和共享发展的长远大政，培育贫困群众的致富能力，是一件难度非常大的事情。

通过深化改革构建扶贫的长效机制

导致上述现实难题的一个最为核心的原因，就是没有将扶贫作为一项长期性工作，仅仅追求短期目标，忽视从根源上去解决根本问题。扶贫攻坚到了最后的决胜阶段，战略重点应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主逐步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主转变，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机制设计，建立和完善扶助、救助、保障三大体系，实施精准化识别、针对性扶持、动态化管理，构建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脱贫攻坚长效机制。

1.全面制定顶层设计扶贫机制

做好扶贫攻坚工作，要从制度上做好顶层设计，做到有条不紊地推进并严格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同时，要避免那种没有制度约束的上面全面出动，基层应接不暇，到处检查应付的局面发生。为此，一是要制定政策统一管理，不能九龙治水。要建立统一统筹的扶贫政策，归口脱贫攻坚的管理工作，防止这个扶贫、那个扶贫，各个部门都发文件订出政策搞检查的九龙治水混乱；要统一脱贫攻坚的政策制定，防止政出多门和朝令夕改，防范那种“上面一句话，底下忙半夜”的混乱；要规范脱贫攻坚的管理程序，杜绝规定不

一、操作难、文件多、会议多、检查多的现象。扶贫攻坚要做到政策统一，全国一盘棋抓精准扶贫，各部门配合支持精准扶贫工作而不是各行其是。二是经费项目统一归口，不能天女散花。现在虽然确定了扶贫经费由县级统筹，但县级各部门配合的积极性不高，部门利益分割的现象不仅是县级部门的事，还有县级部门的上级部门也制约县级政府的统筹。要全面下放权力让县级政府有统筹整合资金的权力，上级政府和部门只监督资金的使用和效率，防止部门分割重复扶贫，或者资金分散天女散花的扶贫，使贫困县政府能够整合资金干大事，提高资金效率。三是考核评估要统一规范，不能百花齐放。考核评估要有专门部门管理，并且必须制度化，不能随意考核检查影响基层的扶贫工作秩序。同时，考核评估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真正让贫困人口参与并发挥监督作用，特别是要做到去繁就简，不能搞成花架子和形式主义，最终引致劳民伤财。比如打电话抽样检查调查贫困户，尊重贫困户意愿引导贫困户参与是好的，但不能把这个标准绝对化，要不然贫困户就会以不签字、不答应绑架基层政府，以此要挟基层政府而取得不正当利益。同时，更要防止考核全凭基层政府的表格和数据确认。所以，考核检查一定要讲究实效，要有综合的考核评价指标和方法，要有一个权威而有科学的专门单位实施。

2.全面升级社会保障制度

贫困人口是弱势群体，各方面都处于弱势，因此，做好贫困人口的国家兜底社会保障，是脱贫攻坚重要的措施和保障。只有全面升级社会保障制度，强化对贫困人口的兜底社会保障，才能解除贫困人口的后顾之忧。一是实施全面社会保障。国家可以因地制宜划定贫困线，凡是贫困线下的由政府全部兜底。不管贫困人口是什么原因贫困的，只要没有达到地域的贫困线，政府就负责补足，让他们能够维系起码的生活，这是人性的关怀。二是根据贫困原因分类保障。如果是因病致贫的，国家就从医疗保险那些方面来解决贫困问题；因读书致贫的，国家在学费上给他们解决；是因自然灾害致贫的，就通过救灾款给他们解决问题。国家通过兜底保障和按照贫困原因进行分类救助，既可以让贫困人口能够精准得到国家的相应扶持，又能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

3.全面完善生态补偿政策

当前，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脆弱的生态功能区，自身发展的资源不足，但同时又要承担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共责任，如有些林区的贫困群众，有树不能砍，在某些矿区的困群众，有矿不能开采，这些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贫困，是为国家生态环境做出牺牲的贫困。因此，对于处于生态功能区的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众，要根据其生态的贡献进行生态补偿。一是加大生态补偿公共财政投入。要引导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国家重大生态工程项目资金向贫困地区倾斜，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倾斜。充分利用国家、省级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和专项补助资金，加大市县财政生态补偿投入，探索设立市县生态补偿财政专项基金，在国家补偿的基础上提高生态公益林、水源生态保护等项目的补偿标准，对以重要生态功能区为主的欠发达地区实行生态保护财政专项补助，对因生态保护而发展受限的贫困户进行补偿。二是探索多元化生态补偿方式。支持贫困地区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支持贫困县探索公益林赎买机制，财政每年统筹一定比例的生态建设专项资金，用于开展集体和个人所有公益林赎买试点。对在贫困地区开发水电、矿产资源占用集体土地的，试行给原住居民集体股权方式进行补偿。完善流域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探索碳汇交易、生态产品服务标志等市场化补偿方式，健全“污染者付费、治污者受益”机制，支持贫困县探索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多种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引导各类受益主体履行生态补偿责任。三是创新生态建设和补偿资金使用方式。利用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在天然林保护、公益林管护、护林防火、护渔、农村保洁等生态保护用工中，优先聘用当地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争取增加生态保护人员，将部分贫困户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安排到生态公益岗位上。同时，充实完善各类生态保护区的管护岗位，鼓励国有林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单位，优先聘用周边贫困农民从事服务性岗位或季节性工种，增加劳务收入。

4.全面优化产业扶贫投入

产业扶贫是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抓手，但是产业扶贫有风险，要优化产业扶贫的投入机制，建立产业扶贫的风险防范机制，完善相关的保险保障机制，以形成产业的带动力为前提，合理发展扶贫产业。一是以形成产业的带动力为前提。创新产业扶贫方式，重点扶持有带动力的产业。二是以发展因地制宜的特色产业为目标。要结合贫困地区的地方特色发展贫困群众熟悉的传统优势产业，使贫困地区的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成为贫困群众有资源、有技术的致富产业。三是以催生产权改革来盘活资源要素为突破。要加大贫困群众的产权流转，特别是要建立因地制宜的土地流转机制，让贫困群众的住房等财产产生收益，让贫困群众的土地承包权能够产生效益，增强其发展的资源和能力。四是以引导金融、信贷创新投入机制为重点。加强贫困群众产业发展的指导和引导，为贫困群众发展产业提供适宜的金融扶持，帮助他们控制金融风险，依靠能人和新型农民组织带动贫困群众闯市场，提高他们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五是以激发合作互助的村庄发展共同体建构为关键。引导贫困群众参与合作组织，探索新型农村组织形式，提高农民的合作互助能力。六是要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推进直接帮扶、推进委托帮扶和股份合作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构建贫困人口与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传帮带机制。

5.全面畅通社会扶贫渠道

打赢扶贫攻坚战，不能只是政府“唱独角戏”，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围绕脱贫攻坚、经济协作、园区共建、凝聚社会各界的扶贫力量，发挥机关事业单位定点帮扶的引领示范作用，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帮扶精准度和帮扶效果，努力形成政府、市场、社会支撑的大格局。一是要推进对口帮扶与扶贫协作。推进贫困县与发达地区县市区建立精准对接机制，对有转移就业意愿的贫困家庭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并提供用工信息等就业服务，建立对口帮扶关系。二是推进驻村帮扶全覆盖。完善驻村扶贫保障体系，确保贫困村全面实现驻村帮扶工作队对所有贫困村、帮扶责任人对所有贫困户的全覆盖。坚持差异化驻村帮扶，对生存困难型村，主要采取鼓励生态移民方式推进扶贫开发；对发展受限型村，通过开展劳务技能培训，加大低保、医保、新农保等公共服务保障力度推进扶贫开发；对潜力可挖型村，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准，重点实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项目开发，加强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促进全面发展。三是推进企业帮扶脱贫。大力开展“万企联村”、村企共建、“万企帮万村”等企业精准扶贫行动，深入推进企业定点帮扶贫困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帮助加快实施一批村内道路、小型农田水利等设施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扶贫公益基金、开展扶贫慈善信托。四是支持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组织从事扶贫开发事业。引导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组建专业服务团队、兴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支持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开展脱贫攻坚志愿服务行动。鼓励支持青年学生、专业技术人员、退休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扶贫志愿者行动。畅通社会各阶层交流交融、互帮互助的渠道，完善扶贫公益平台，建立社会扶贫“直通车”信息网络，引导广大社会成员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华侨海外人士，通过爱心捐赠、志愿服务、包村进户等多种形式参与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