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结论整改会议主持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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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雅典会议总结与结论 篇一

2008年3月17-18日，由希腊主办的文物归还原属国雅典国际会议(the Athe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Return of Cultural Objects to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在雅典新卫城博物馆召开。会议地点位于帕台农神庙的脚下，此处环境与文物归还的主题十分契合。UNESCO对会议的组织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而会议也是UNESCO与希腊文化部合作的成果。此次会议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在UNESCO政府间委员会框架内开展的系列行动之首。而且，它的召开时间先于UNESCO的文物归还原属国政府间委员会特别会议。2008年11月25—28日，UNESCO的会议在韩国首尔召开，会议庆祝了委员会成立三十周年，并且对雅典会议的成果进行了广泛讨论，为文物归还问题创造了理论基础。

雅典会议注重经验与知识的建设性交流，此经验与知识涉及文物归还问题的讨论与协商。会议形成了一个富有成效的起点，在文物归还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及相关国际机构，其合作可以带来的利益，为此次会议所重视。

此次开创性的国际会议让包括法理学家、考古学家、学者、新闻记者、博物馆界专家等在内的立场明确的专业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文化财产的归还。与会人员特别关注现存的法律、道德和科学方面的问题，以及有效加强此议题相关原则的实践途径。

会议首日主要讨论了文物回归的一些具体案例，当事双方代表均有出席。这些案例所涉及的物品、纪念碑或人体遗骸都是在1970年之前——也就是说，在UNESCO的《公约》出台之前——被转移出原属国的，而它们的成功回归是一系列行动与长期协商的结果。这些案例是选取出的良好做法的范例。值得一提的是，每个案例中的文物归还行为都属自愿，是双方对话的成果，而非求助司法程序或争论的结果。雅典会议期间讨论的全部六个案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案例中要求归还的财产具有特殊意义和非凡价值。归还的要求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物品、纪念碑或人体遗骸被认为是特定社群、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有价值的元素，而且是它们存在的必要元素。

因此，雅典国际会议可以被认为是一次专题会议，专门探讨根据可能的善意、跨文化对话和文化道德来实现文物归还。会议通过具体证据证明，我们完全可以使用一种共通的、超国界的、能为各民族分享和理解的语言——这一语言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较法律义务更高一层。这是一种文化多样性的语言，它承认并接受多元文化。文物回归的案例证实，我们有能力合作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在联合各民族和发展积极的全球观方面文化所发挥的作用。这样的信息增强了委员会的权威性，而非推动国家和普通公民切实贯彻其建议。归还意味着宽容。它是人性的理想表达和对他者身份的尊重，并且涉及到全球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它启发并教导我们：号召国家与文化组织服务后世、传承文化，这样的行为具有更高的文化价值。最后，它发出了新时代到来的信号，此新时代建立在道德与准则之上：本着这一精神，所有的参与者都在为未来百花齐放的新文化氛围做出贡献。

会议关注的归还案例，其所围绕的物品，构成特定民族文化身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并且通常是进行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义的一种方式。文物的归还，不论是永久的或是有条件的，对于整个人类而言都是一件大事，而与会代表们发言时也一直在强调归还文物直接带来的各种好处。

阿克苏姆方尖碑是卓越的工程范例，同时也是埃塞俄比亚人的民族纪念碑，其归还案例，对于那些同样在外国统治时期离开故土的世界遗产古迹而言，堪称典范和里程碑。阿克苏姆方尖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搬走，之后意大利通过一份双边协议将其归还，该协议论及对世界遗产阿克苏姆遗址的研究与提升。眼下，埃塞俄比亚考古部门与意大利大学及实验室的合作，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令双方均受益的尝试。

大津巴布韦石鸟是一种民族符号，同时也是一处世界遗产古迹的组成部分。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一家位于柏林的独立的博物馆表现出慷慨姿态，归还了一只皂石质石鸟的下半部分，使其与上半部分重新聚合，从而恢复了石鸟的精神价值。

在另一个案例中，爱丁堡大学归还了对于纳林杰里民族来说具有高度宗教意义的祖先遗骸。此案例突出表明，在对人体遗骸进行科学研究和博物馆展出方面存在着进退两难的局面，而当原住民群体希望要回祖先遗骸与灵魂，并将其重新安葬于故土时，尊重原住民群体的习俗和宗教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在丹麦向格陵兰岛归还文物的过程中，归还计划发挥着平台作用。该计划灵活地推动双方间开展更紧密的交流和发展良好关系，阐明归还文物可以给双方带来源源不断的文化和学术利益。计划包括科学研究项目，并为愿意在丹麦学习的格陵兰岛人组织培训。

苏美尔雕像的复原，以及它在卢浮宫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间交互展览的案例，具体表现了为分享一件文物而展开的一次罕见且具有突破意义的合作。而且，此案例承认，为了公众的利益，有必要将被肢解的重要雕刻品复原。

英国博物馆以长期出借的方式，向加拿大温哥华岛上的夸夸嘉夸族原住民归还了仪式上使用的面具，此案例表达出对原住民社群文化需求的认可。通过此次文物归还，如今该部落已经收藏有完整的印第安人过冬节的物品，包括节日礼服和个人随身用具。此次归还的重要意义体现在，某些物品只有回归最初的文化环境，才能发挥其所蕴含的精神上的功用，从而维护其传统价值。

上述所有案例加深了我们对于文物归还的理解，并构成典型的“运作模式”(modus operandi)。

文物的回归丰富了非物质遗产。这一问题与UNESCO的主要目标及其2003年相关公约有关。已经得到强调的是，特定物品凝聚着无形价值，因而其回归为特定社群的存在和延续所必需。所以，会议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要求归还的物品是否为一个社群、国家或民族的身份所必需，确定这一点至关重要。

开展对话在文物归还的过程中非常关键。有关双方必须把过去的障碍放在一边，并一起为建立相互间的信任而努力。UNESCO和政府间委员会为推动对话提供了平台。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寻找路线与方法，以促进旨在归还文物的政府间协商与双边及多边合作。因此，强化委员会的角色就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在各方面鼓励国家利用现有的UN-ESCO机制——这一点在会议上已得到强调。此外，政府间委员会也可以发挥协商平台的作用，以促进文物归还的讨论、确保公共信息安全并推动国家间的合作。雅典会议向公众积极地发布信息，此举在同类型会议中尚属首次。与会者中有许多来自世界各

地的知名专家，他们的到来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

会议次日举行了几场讨论会，讨论的核心主题包括：道德与法律；调停与文化外交；博物馆、遗址和文化背景；国际合作与研究。此番讨论为进一步的探讨打开了局面，并得出结论，即自UNESCO《1970年公约》出台以来，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些变化在当时看来比较激进。新的变化包括长期或可续期地租借文物和签订协议，包括像意大利共和国文化遗产与行动部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样，签订互换文物的协议。此协议的签订标志着，首次有重要博物馆承认其收藏文物来源可疑、曾经是非法出口与交易的对象。这样的协议突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有必要按道德规范来重新思考现有的做法，修订出一部新的道德准则。在此种环境下，同样有必要对国内及国际法规加以修订，以使艺术品交易商能够更为理智地控制文化商品的出处，并使博物馆在归还文物时有章可循。善意常常受到博物馆条例的约束，博物馆的管理规则阻止了文物的归还。

《国际博协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或《UNESCO文化财产交易国际道德准则》及《海牙公约》第二议定书在修订、出台新道德准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之返还国际公约》也对UNESCO的《1970年公约》进行了补充与更新。会议期间，有人建议对两份公约加以整合，并更新部分条款，以制定出一份更为全面详尽的法律文本。整个世界对文物归还问题的日益关注，已经突出地表现在不断有个人购买文物以使其回归故土。

讨论会上强调，复原被肢解文物以恢复其完整性与突出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在此类案例中，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开展富有创造性的真诚对话。重新考虑放置特定物品的最佳地点以使其更好地为公众所欣赏，这个问题必须从新的角度来权衡与评判。此外，博物馆需要遵照UNESCO第34届全体大会(2007年)提出的第44条建议。该建议指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方式的呈现不能代替真实形式的原物给人们带来的享受。

讨论也涉及到了殖民主义与文物的转移问题。尽管过去博物馆在保护此类文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人们要求它们在个案的基础上，对归还特定物品的请求作出分析，以帮助公众更好地观察与理解。在希腊、意大利及亚非拉国家，因企图转移古代文物，整座整座的考古遗址被彻底破坏，结果造成了考古数据与历史信息的永远丢失。我们必须点明问题的核心。直到今天，有些博物馆在接收文物时仍不验证其来源或合法性。博物馆应该重审它们的整个文物采购政策，并对改变文物交易的现状施加压力，而在处理博物馆过去的文物购置问题时，此类原则也可以提供指导。

最后，显而易见，文物的归还是加强国际与政府问合作的一个有效平台。文化外交敞开大门，欢迎签订各种形式的能够带来双赢局面的协议。就研究而言，其学术成果当然要服务于重要纪念物在原环境中的安置。这样便会引发和提出对遗址的恢复与改善，并由此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此次国际会议的反响表明，如今文物的归还问题引起了更多公众与科学界的关注。文物的归还意味着文化上的宽容，体现了人文精神和对他人身份的尊重。同时也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安置文物并由世界人民来分享其更高的价值，而各国家和文化组织有义务造福后世。最后，文物的归还标志着一个拥有不同准则的新时代的开始。

我希望在雅典——理性主义与辩证法的诞生地——召开的首次会议，将被证明创造性地推动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与协作，使有关各方能够更好地理解文物归还这一主题，认识到文物对于全人类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我希望此次会议得出的结论将为我们带来解决文物归还问题的新方法，并提高公众对这一全球性文化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文物归还原属国雅典国际会议之结论

2008年3月17-18日，由UNESCO促使文化财产归还原属国或归还非法占有的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与希腊文化部共同主办的首届文物归还原属国国际会议在雅典召开，委员会各成员国派出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在会议框架内，专家们就文物归还原属国问题达成了以下结论：

·由UNESCO组织的国际会议，在帮助专家们加强其对文化财产归还原属国问题的研究，以及由此提出可行的现实解决方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化遗产构成民族及社群自我意识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起着连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作用。

·有必要提高公众，特别是年青人对于此问题的认识，并在他们当中传播信息。在此方面，信息战略可以被证实为有效。

·问世时的文化背景，决定了特定种类文化财产永远无法改变的身份(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和纪念碑、礼器、国家符号、祖先遗骸、被肢解的艺术杰作)。正是最初的环境赋予了它们真实性和独特价值。

·必须通过必要的途径、资源与基础设施，强化政府间委员会的作用。应该通过委员会的努力，或借助其他的争端解决方法，对调停行为加以鼓励。

·提出归还文物的要求与开展相关的协商，可以促进合作、协作、分享、联合研究及经济发展。

·近年来，在法律、社会与道德基础上，文物归还原属国的趋势明显。文物的归还与全人类的权利直接联系在了一起(保存文化身份与保护世界遗产)。

·博物馆应该遵守道德准则。在此基础上，博物馆应该做好准备，开启与原属国或原属社群之间关于归还重要文化财产的对话。此对话应该在道德、科学和人道主义原则下展开。有关各方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善意及相互感激，可以形成联合研究项目与技术专长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