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安全文献翻译

信息安全文献翻译（精选8篇）

1.信息安全文献翻译 篇一

单位代码

01 学

号

080110055

分 类 号 _

AX

密 级___ ______

文献翻译

传感器网络中针对移动目标的假设定位算法测

试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刘中健 王缓缓

2012年3月15日

河科技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翻译）

数字通信 引 言

在本书中,我们将介绍作为数字通信系统分析和设计基础的基本原理。数字通信的研究主题包括数字形式的信息从产生该信息的信源到一个或多个目的地的传输问题。在通信系统的分析和设计中，特别重要的是信息传输所通过的物理信道的特征。信道的特征-般会影响通信系统基本组成部分的设计。下面阐述一个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及其功能。

1.1数字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图1.1 显示了一个数字通信系统的功能性框图和基本组成部分。输出的可以是模拟信号，如音频或视频信号;也可以是数字信号，如电传机的输出，该信号在时间上是离散的，并且只有有限个输出字符。在数字通信系统中，由信源产生的消息变换成二进制数字序列。理论上，应当用尽可能少的二进制数字表示信源输出（消息）。换句话说.我们要寻求一种信源输出的有效的表示方法,使其很少产生或不产生冗余。将模拟或数宇信源的输出有效地变换成二进制数字序列的处理过程称为信源编码或数据压缩。

由信源编码器输出的二进制数字序列称为信息序列，它被传送到信道编码器。信道编码器的目的是在二进制信息序列中以受控的方式引人一些冗余，以便于在接收机中用来克服信号在信道中传输时所遭受的噪声和干扰的影响。因此，所增加的冗余是用来提高接收数据的可靠性以及改善接收信号的逼真度的。实际上，信息序列中的冗余有助于接收机译出期望的信息序列。例如,二进制信息序列的一种(平凡的）形式的编码就是将每个二进制数字简单重复m次.这里m为一个正整数。更复杂的（不平凡的）编码涉及到一次取k个信息比特,并将毎个k比特序列映射成惟一的n比特序列，该序列称为码字。以这种方式对数据编码所引人的冗余度的大小是由比率n/k作来度擞的。该比率的倒数，即k/n，称为码的速率或简称码率。信道编码器输出的二进制序列送至数宇调制器，它是通信信道的接口。因为在实际中遇到的几乎所有的通信信道都能够传输电信号（波形）,所以数字调制的主要目的是将二进制信息序列映射成信号波形。为了详细说明这一点，假定已编码的信息序列以均匀速率R（b/s）―次一个比特传输,数字调制器可以简单地将二进制数字“0”映射成波形s0(t)而二进制数字“1”映射成波形s1(t)。在这种方式中，信 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翻译）道编码器输出的毎一比特是分别传输的。我们把它称为二进制调制。另一种方式，调制器目一次传输b个已编码的信息比特，其方法是采用M = 2s个不同的波形ST(t)i=1,2，…，M,每一个波形用来传输2s个可能的b比特序列中的一个序列。我们称这种方式为M元调制（M〉2）。注意，每b/R秒就有一个新的b比特序列进入调制器。因此，当信道比特率R固定,与一个b比特序列相应的似个波形之一的传输时间量是二进制调制系统时间周期的b倍。

图1.1 数字通信系统的基本模型

通信信道是用来将发送机的信号发送给接收机的物理媒质。在无线传输中，信道可以是大气（自由空间）另一方面，电话信道通常使用各种各样的物理媒质，包括有线线路、光缆和无线(微波)等。无论用什么物理媒质来传输信息，其基本特点是发送信号随机地受到各种可能机理的恶化，例如由电子器件产生的加性热噪声、人为噪声（如汽车点火噪声）及大气噪声（如在雷赛雨时的闪电）。

在数字逋信系统的接收端,数字解调器对受到信道恶化的发送波形进行处理，并将该波形还原成一个数的序列，该序列表示发送数据符号的估计值〔二进制或M元〕。这个数的序列披送至信道译码器，它根据信进编码器所用的关于码的知识及接收数据所含的冗余度重构初始的信息序列。

解调器和译码器工作性能好坏的—个度量是译码序列中发生差错的频度。更准确地说，在译码器输出端的平均比特错误概率是解调器-译码器組合性能的一个度量。一般 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翻译）地，错误概率是下列各种因素的函数:码特征、用来在信道上传输信息的波形的类型、发送功率信道的特征（即噪声的大小、干扰的性质等)以及解调和译码的方法。在后续各章中将详细讨论这些因素及其对性能的影晌。

作为最后一步，当需要模拟输出时，信源译码器从信道译码器接收其输出序列并根据所采用的信源编码方法的有关知识重构由信源发出的原始信号。由于信道译码的差错以及信源编码器可能引入的失真,在信源译码器输出端的信号只是原始信源输出的—个近似。在原始信号与重构信号之间的信号差或信号差的函数是数字通信系统引入失真的一种度量。

通信信道及其特征

正如前面指出的，通信信道在发送机与接收机之间提供了连接。物理信道也许是携带电信号的一对明线；或是在已调光波束上携带信息的光纤；或是水下海洋信道其中信息以声波形式传输；或是自由空间，携带信息的信号通过天线在空间辐射传输。可被表征为通信信道的其他媒质是数据存储媒质如磁带、磁盘和光盘。

在信号通过任何信道传输中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加性噪声。一般地，加性噪声是由通信系统内部组成元器件所引起的，例如电阻和固态器件。有时将这种噪声称为热噪声。其他噪声和干扰源也许是系统外面引起的，例如来自信道上其他用户的干扰。当这样的噪声和干扰与期望信号占有同频带时，可通过对发送信号和接收机中解调器的适当设计来使它们的影响最小。信号在信道上传输时可能会遇到的其他类型损伤有信号衰减、幅度和相位失真、多径失真等。

可以通过增加发送信号功率的方法使噪声的影响最小。然而，设备和其他实际因素限制了发送信号的功率电平，另一个基本的限制是可用的信道带宽。带宽的限制通常是由于媒质以及发送机和接牧机中组成器件和部件的物理限制产生的。这两种限制因素限制了在任何通信信道上能可靠传输的数据量,我们将在以后各章中讨论这种情况。下面描述几种通信信道的重要特征。2.1 有线信道

电话网络扩大了有线线路的应用，如话音信号传输以及数据和视频传输。双绞线和同轴电缆是基本的导向电磁信道，它能提供比较适度的带宽。通常用来连接用户和中心 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翻译）机房的电话线的带宽为几百千赫(khz)另一方面同轴电缆的可用宽带是几兆赫（Mhz）。信号在这样的信道上传输时，其幅度和相位都会发生失真，还受到加性噪声的恶化。双绞线信道还易受到来自物理邻近信道的串音干扰。因为在全国和全世界有线信道上通信在日常通信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人们对传输特性的表征以及对信号传输时的幅度和相位失真的减缓方法作了大量研究。在第9章中，我们将阐述最佳传输信号及其解调的设什方法。在笫10章和第11章中，我们将研究信道均衡器的设计,它是用来补偿信道的幅度和相位失真的。2.2 光纤信道

光纤提供的信道带宽比同轴电缆信道大几个数量级。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研发出具有较低倌号衰减的光缆，以及用于信号和信号检测的可靠性光子器件。这些技术上的进展导致了光纤信道应用的快速发展，不仅应用在国内通信系统中，也应用于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通信中。由于光纤信道具有大的可用带宽，因此有可能使电话公司为用户提供宽系列电店业务，包括话音、数据、传真和视频等。

在光纤通信系统中，发送机或调制器是一个光源.或者是发光二极管（LED）或者是激光。通过消息信号改变（调制）光源的强度来发送信息。光像光波一样通过光纤传播，并沿着传输路径被周期性地放大以补偿信号衰减（在数宇传输中，光由中继器检测和再生）。在接收机中，光的强度由光电二极管检测，它的输出电信号的变化直接与照射到光电二极管上的光的功率成正比。光纤信道中的噪声源是光电二极管和电子放大器。2.3 无线电磁信道

在无线通信系统中，电磁能是通过作为辐射器的天线耦合到传播媒质的。天线的物理尺寸和配置主要决定于运行的频率。为了获得有效的电磁能量的辐射，天线必须比波长的1/10更长。因此,在调幅（AM）频段发射的无线电台，譬如说在f=1MHz时（相当于波长= C/f=300m）要求天线至少为30m。无线传输天线的其他重要特征和属性将在第5章阐述。

在大气和自由空间中，电磁波传播的模式可以划分为3种类型，即地波传播、天波传播和视线传播。在甚低频（VLF）和音频段，其波长超过10km，地球和电离层对电磁波传播的作用如同波导。在这些频段,通信信号实际上环绕地球传播，由于这个原因，这些频段主要用来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从海洋到船舶的导航帮助。在此频段中可用的带宽 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翻译）较小（通常是中心频率的1% ~10%）因此通过这些信道传输的信息速率较低，且一般限于数字传输。在这些频率上，最主要的一种噪声是由地球上的雷暴活动产生的，特别是在热带地区。干扰来自这些频段上的用户。

在高频（HF）频段范围内，电磁波经由天波传播时经常发生的问题是信号多径。信号多径发生在发送信号经由多条传播路径以不同的延迟到达接收机的时侯，一般会引起数字通信系统中的符号间干扰。而且经由不同传播路径到达的各信号分量会相互削弱，导致信号衰落的现象.许多人在夜晚收听远地无线电台广播时会对此有体验。在夜晚，天波是主要的传播模式。HF频段的加性噪声是大气噪声和热噪声的组合。

在大约30MHZ之上的频率,即频段的边缘，就不存在天波电离层传播。然而，在30~60MHZ频段有可能进行电离层散射传播，这是由较低电离层的信号散射引起的。也可利用在40~300MHZ频率范围内的对流层散射在几百英里的距离通信。对流层散射是由在10mile或更低高度大气层中的粒子引起的信号散射造成的，一般地，电离层散射和对流层散射具有大的信号传播损耗，要求发射机功率大和天线比较长。

在30MHZ以上频率通过电离层传播具有较小的损耗,这使得卫星和超陆地通信成为可能。因此,在甚高频(VHF)频段和更高的频率，电磁传播的最主要模式是LOS传播。对于陆地通信系统这意味着发送机和接收机的天线必须是直达LOS,没有什么障碍。由于这个原因VHF和特高频(UHF)频段发射的电视台的天线安装在髙塔上,以达到更宽的覆盖区域。

一般地LOS传播所能覆盖的区域受到地球曲度的限制。如果发射天线安装在地表面之上H米的高度,并假定没有物理障碍(如山)那么到无线地平线的距离近似为d=15H KM，例如电视天线安装在300m高的塔上.它的覆盖范围大约67km另一个例子，工作在1GHZ以上频率，用来延伸电话和视频传输的微波中继系统将天线安装在离塔上或高的建筑物顶部。

对工作在VHF和UHF频率范围的通信系统限制性能的最主要噪声是接收机前端所产生的热噪声和天线接收到的宇宙噪声。在10GHZ以上的超髙频（SHF)频段，大气层环境在信号传播中担负主要角色。例如,在10GHZ频率，衰减范围从小雨时的0.003 dB/KM左右到大雨时的0.3dB/KM；在100GHZ,衰减范围从小雨时的0.1dB左右到大雨时的6dB左右。因此，在此频率范围,大雨引起了很大的传播损耗，这会导致业务中断(通信系统完全中断)。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翻译）在极高频(EHF)频段以上的频率是电磁频谱的红外区和可见光区，它们可用来提供自由空间的LOS光通信。到目前为止,这些频段已经用于实验通信系统,例如，卫星到卫星的通信链路。2.4 水声信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海洋探险活动不断增多。与这种增多相关的是对传输数据的需求。数据是由位于水下的传感器传送到海洋表面的,从那里可能将数据经由卫星转发给数据采集中心。

除极低频率外，电磁波在水下不能长距离传播。在低频率的信号传输的延伸受到限制，因为它需要大的且功率强的发送机。电磁波在水下的衰减可以用表面深度来表示,它是信号衰减l/e的距离。对于海水,表面深度 250/f，其中f以HZ为单位。例如，在10 khz上,表面深度是2.5m。声信号能在几十甚至几百千米距离上传播。

水声信道可以表征为多径信道,这是由于海洋表面和底部对信号反射的缘故。因为波的运动,信号多径分量的传播延迟是时变的，这就导致了信号的衰落。此外,还存在与频率相关的衰减，它与信号频率的平方近似成正比。声音速度通常大约为1 500m/s，实际值将在正常值上下变化,这取决于信号传播的深度。

海洋背景噪声是由虾、鱼和各种哺乳动物引起的。在靠近港口处，除了海洋背景噪声外也有人为噪声。尽管有这些不利的环境，还是可能设计并实现有效的且高可靠性的水声通信系统,以长距离地传输数字信号。2.5 存储信道

信息存储和恢复系统构成了日常数据处理工作的非常重要的部分。磁带（包括数字的声带和录像带）、用来存储大量计箅机数据的磁盘、用作计箅机数据存储器的光盘以及只读光盘都是数据存储系统的例子,它们可以表征为通信信道。在磁带或磁盘或光盘上存储数据的过程，等效于在电话或在无线信道上发送数据。回读过程以及在存储系统中恢复所存储的数据的信号处理等效于在电话和无线通信系统中恢复发送信号。

由电子元器件产生的加性噪声和来自邻近轨道的干扰一般会呈现在存储系统的回读信号中，这正如电话或无线通信系统中的情况。

所能存储的数据量一般受到磁盘或磁带尺寸及密度（每平方英寸存储的比特数）的限制，该密度是由写/读电系统和读写头确定的。例如在磁盘存储系统中，封装密度可达每平方英寸比特(1 in=2.54cm)。磁盘或磁带上的数据的读写速度也受到组成信息存储系 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翻译）

统的机械和电子子系统的限制。信道编码和调制是良好设计的数字磁或存储系统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回读过程中，信号被解调。由信道编码器引入的附加冗余度用于纠正回读信号中的差错。通信信道的数学模型

在通过物理信道传输信息的通信系统设计中，我们发现，建立一个能反映传输媒质最重要特征的数学模型是很方便的。信道的数学模型可以用于发送机中的信道编码器和调制器，以及接收机中的解调器和信道译码器的设计。下面，我们将简要的描述信道的模型，它们常用来表征实际的物理信道。3.1 加性噪声信道

通信信道最简单的数学模型是加性噪声信道，如图1.3所示。在这个模型中，发送信号s（t）被加性随机噪声过程n（t）恶化。在物理上，加性噪声过程由通信系统接收机中的电子元部件和放大器引起，或者由传输中的干扰引起（正如在无线电信号传输中那样）。

如果噪声主要是由接收机中的元部件和放大器引起，那么，它可以表征为热噪声。这种模型的噪声统计地表征为高斯噪声过程。因此，该信道的数学模型通常称为加性高斯噪声信道。因为这个信道模型适用于很广的物理通信信道，并且因为它在数学上易于处理，所以是在通信系统分析和设计中所用的最主要的信道模型。信道的衰减很容易加入到该模型。信号通过信道传输而受到衰减时，接收信号是

r(t)s(t)n(t)

式中，是衰减因子。

图1.2 加性噪声信道 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翻译）

3.2 线性滤波器信道 在某些物理信道中，例如有线电话信道，采用滤波器来保证传输信号不超过规定的带宽限制，从而不会引起相互干扰。这样的信道通常在数学上表征为带有加性噪声的线性滤波器，如图1.3所示。因此，如果信道输入信号为s（t），那么信道输出信号是

r(t)s(t)c(t)n(t)

 c()s(t)dn(t)

式中，是信道的冲激响应，表示卷积。

图1.3 带有加性噪声的线性滤波器信道

3.3 线性时变滤波器信道

像水声信道和电离层无线电信道这样的物理信道，它们会导致发送信号的时变多径传播，这类物理信道在教学上可以表征为时变线性滤波器。该线性滤波器可以表征为时变信道冲激响应c（τ；t），这里c（τ；t）是信道在t-τ时刻加入冲激而在τ时刻的响应。因此，τ表示“历时（经历时间）”变量。

上面描述的三种数学模型适当的表征了实际中的绝大多数物理信道。本书将这3种模型用于通信系统的分析和设计。

数字通信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的电通信形式，即电报，是一个数字通信系统。电报由S•莫尔斯研制，并在1837年进行了演示试验。莫尔斯设计出一种可变长度的二进制码，其中英文字母用点划线的序列（码字）表示。在这种码中，较频繁发生的字母用短码字表示，不常发生的字母用较长的码字表示。因此，莫尔斯码是第三章所述可变长度信源编码方 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翻译）

法的先驱。差不多在40年之后，1875年，E博多设计出一种电报码，其中每一个字母编成一个固定长度为5的二进制码字。在博多码中，二进制码的元素是等长度的，且指定为传号和空号。

虽然莫尔斯在研制第一个点的数字通信系统（电报）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我们所指的现代数字通信系统起源于奈奎斯特的研究。奈奎斯特研究了再给定带宽的电报信道上，无符号间干扰的最大信号传输速率。他用公式表达了一个电报系统的模型，其中发送信号的一般形式为

s(t)ang(tnT)n

式中，g（t）表示基本的脉冲形状，是以速率1/T bit/s发送的二进制数据序列。奈奎斯特提出了带宽限于W Hz的最佳脉冲形状，并且在脉冲抽样时刻Kt(k=0，1，2。。)无符号间干扰的条件下的最大比特率。他得出结论：最大脉冲速率是2W脉冲/s，该速率称为奈奎斯特速率。

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翻译）

Digital Communications 1 INTRODUCTION

In this book, we present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underlie the analysis and design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s.The subject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s involves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in digital form from a source that generates the information to one or more destinations.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n the analysis and design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ysical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 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nel generally affect the design of the basic building blocks of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Below, we describe the elements of a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eir functions.1.1 ELEMENTS OF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 Figure 1.1 illustrates the functional diagram and the basic elements of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The source output may be either an analog signal, such as audio or video signal, or a digital signal, such as the output of a teletype machine, that is discrete in time and has a finite number of output characters.In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 messages produced by the source are converted into a sequence of binary digits.Ideally, we should like to represent the source output(message)by as few binary digits as possible.In other words, we seek an efficie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source output that results in little or no redundancy.The process of efficiently converting the output of either an analog or digital source into a sequence of binary digits is called source encoding or data compression.The sequence of binary digits from the source encoder, which we call the information sequence, is passed lo the channel encoder.The purpose of the channel encoder is to introduce, in a controlled manner, some redundancy in the binary information sequence that can be used at the receiver to overcome the effects of noise and interference encountered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signal through the channel.Thus, the added redundancy serves to increas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ceived data and improves the fidelity of the received signal.In effect, redundancy in the information sequence aids the receiver in decoding the desired information sequence.For example, a(trivial)form of encoding of the binary information sequence is 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翻译）simply to repeat each binary digit m times,where m is some positive integer.More sophisticated(nontrivial)encoding involves talcing k information bits at a time and mapping each k-bit sequence into a unique n-bit sequence, called a code word.The amount of redundancy introduced by encoding the data in this manner is measured by the ratio n/k.The reciprocal of this ratio, namely k/n, is called the rate of the code or,simply, the code rate.FIGURE 1.1 Basic elements of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 binary sequence at the output of the channel encoder is passed to the digital modulator, which serves as the interface to the communications channel.Since nearly all of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encountered in practice are capable of transmitting electrical signals(waveforms),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digital modulator is to map the binary information sequence into signal waveforms.To elaborate on this point, let us suppose that the coded information sequence is to be transmitted one bit at a time at some uniform rate R bits/s.The digital modulator may simply map the binary digit 0 into a waveform s0(t)and the binary digit 1 into a waveform j,(i).In this manner,each bit from the channel encoder is lransmitted separately.We call this binary modulation.Alternatively, the modulator may transmit b coded information bits at a time by using M = 2s distinct waveforms j.(r), i = 0,1

M1 MHz(corresponding to a wavelength of A = cffr = 300m).requires an antenna of at least 30m.Other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and attributes of antennas for wireless transmission are described in Chapter 5.Figure 1.2 illustrates the various frequency bands of the electromagneticspectrum.The mode of propag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in the atmo-sphere and in free space may be sub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mely,ground-wave propagation, sky-wave propagation, and line-of-sight(LOS)propagation.In the VLF and audio frequency bands, where the wavelengths exceed 10 km, the earth and the ionosphere act as a waveguide for electromagnetic wave propagation.In these frequency ranges, communication signals practically propagate around the globe.For this reason, these frequency bands are primarily used to provide navigational aids from shore to ships around the world.The channel bandwidths available in these frequency bands are relatively small(usually 1-10% of the center frequency), and hence the information that is transmitted through these channels is of relatively slow speed and generally confined to digital transmission.A dominant type of noise at these frequencies is generated from thunderstorm activity around the globe,especially in tropical regions.Interference results from the many users of these frequency bands.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翻译）Ground-wave propagation, as illustrated in Fig.1-2-3, is the dominant mode of propagation for frequencies in the MF band(0.3-3 MHz).This is the frequency band used for AM broadcasting and maritime radio broadcasting.In AM broadcasting, the range with groundwave propagation of even the more powerful radio stations is limited to about 150 km.Atmospheric noise,man-made noise, and thermal noise from electronic components at the receiver are dominant disturbances for signal transmission in the MF band.Sky-wave propagation, as illustrated in Fig.1-2-4 results from transmitted signals being reflected(bent or refracted)from the ionosphere, which consists of several layers of charged particles ranging in altitude from 50 to 400 km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During the daytime hours, the heating of the lower atmosphere by the sun causes the formation of the lower layers at altitudes below 120 km.These lower layers, especially the D-layer, serve to absorb frequencies below 2 MHz, thus severely limiting sky-wave propagation of AM radio broadcast.However, during the night-time hours, the electron density in the lower layers of the ionosphere drops sharply and the frequency absorption that occurs during the daytime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As a consequence, powerful AM radio broadcast stations can propagate over large distances via sky wave over the F-layer of the ionosphere, which ranges from 140 to 400 km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A frequently occurring problem with electromagnetic wave propagation via sky wave in the HF frequency range is signal multipath.Signal multipath occurs when the transmitted signal arrives at the receiver via multiple propagation paths at different delays, tt generally results in intersymbol interference in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Moreover, the signal components arriving via different propagation paths may add destructively, resulting in a phenomenon called signal fading, which most people have experienced when listening to a distant radio station at night when sky wave is the dominant propagation mode.Additive noise at HF is a combination of atmospheric noise and thermal noise.Sky-wave ionospheric propagation ceases to exist at frequencies above approximately 30 MHz, which is the end of the HF band.However, it is possible to have ionospheric scatter propagation at frequencies in the range 30-60 MHz, resulting from signal scattering from the lower ionosphere.It is also possible to communicate over distances of several hundred miles 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翻译）by use of tropospheric scattering at frequencies in the range 40-300 MHz.Troposcatter results from signal scattering due to particles in the atmosphere at altitudes of 10 miles or less.Generally, ionospheric scatter and tropospheric scatter involve large signal propagation losses and require a large amount of transmitter power and relatively large antennas.Frequencies above 30 MHz propagate through the ionosphere with relatively little loss and make satellite and extraterrestrial communications possible.Hence, at frequencies in the VHF band and higher, the dominant mode of electromagnetic propagation is linc-of-sight(LOS)propagation.For terrestri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this means that the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antennas must be in direct LOS with relatively little or no obstruction.For this reason, television stations transmitting in the VHF and UHF frequency bands mount their antennas on high towers to achieve a broad coverage area.In general, the coverage area for LOS propagation is limited by the curvature of the earth.If the transmitting antenna is mounted at a height h m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the distance to the radio horizon, assuming no physical obstructions such as mountains, is approximately dr Thus,r represents the “age”(elapsed-time)variable.The three mathematical models described above adequately characterize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physical channels encountered in practice.These three channel models are used in this text for the analysis and design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4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S It is remarkable that the earliest form of electrical communication, namely telegraphy, 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翻译）wa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The electric telegraph was developed by Samuel Morse and was demonstrated in 1837.Morse devised the variable-length binary code in which letters of the English alphabet are represented by a sequence of dots and dashes(code words).In this code, more frequently occurring letters are represented by short code words, while letters occurring less frequently are represented by longer code words.Thus, the Morse code*was the precursor of the variable-length source coding methods described in Chapter 3.Nearly 40 years later, in 1875, Emile Baudot devised a code for telegraphy in which every letter was encoded into fixed-length binary code words of length 5.In the Baudot code, binary code elements are of equal length and designated as mark and space.Although Mors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electrical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telegraphy), the beginnings of what we now regard as modern digital communications stem from the work of Nyquist(1924), who investigated the problem of determining the maximum signaling rate that can be used over a telegraph channel of a given bandwidth without intersymbol interference.He formulated a model of a telegraph system in which a transmitted signal has the general form where g（t）represents a basic pulse shape and is the binary data sequence of {±1} transmitted at a rate of 1/Tbits/s.Nyquist set out to determine the optimum pulse shape that was bandlimited to W Hz and maximized the bit rate under the constraint that the pulse caused no intersymbol interference at the sampling time klT.k =0, ±1, ±2 ……His studies led him to concludc that the maximum pulse rate is 2W pulses/s.This rate is now called Nyquist rate.22

2.信息安全文献翻译 篇二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政务在全球快速推进,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在各级政府信息化和电子政务应用过程中,各类信息安全事件不断出现,政府网站被“黑”案例时有发生,2013年全国被篡改的网页也达到96729个。面对网络信息安全岌岌可危,中国已将信息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由于各个层面的信息安全风险不断暴露,电子政务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流程涉及到国家秘密与核心政务,它的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公众利益,所以电子政务信息安全己经成为构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目前针对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的研究已经逐渐赠多,但是从宏观的角度对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安全进行系统梳理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从文献计量的角度,结合内容分析法对我国电子商务安全研究进行了客观的定量的分析与总结。

本次实施检索的时间是2014年8月10日,检索词为电子政务信息安全,得到1458条相关文献,再剔除2004年之前的文献,共得到1289篇文献为研究对象[1]。

二、电子政务信息安全文献特征分析

1、文献增长规律

根据数据处理结果,表1列出了2004年至2013年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研究文献的详细数量。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2004年到2013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研究文献大致呈上升趋势,只有2007年和2011年偏低。2013年时文献达到181篇,证明电子政务信息安全已经逐步得到国家的重视。

2、作者分析

在检索到的1289篇文献中,通过考查著者发文信息,再经人工过滤筛选,最终按发文量排序整理统计出著者分布情况。此处仅列出发文4篇以上的著者情况,见表2。

从发文量排名来看,何振为最高,共发文20篇。何振,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为湘潭大学社科处处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行政管理、公共管理(MPA)、档案学、图书馆学等专业硕士生导师[2]。发文量排在第二的是罗贤春老师,现为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两位老师的文章主要研究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问题。与其他的学科领域相比较,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非常少,作者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同时还可以看出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是远远不够成熟的,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进来并能够进行持续性的研究。

3、作者单位分析

分析所有文献的著者单位,按单位发文量排序,此处仅列出前8名,详见表3。明显可以看出,发文单位基本上集中分布在高等院校,表明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研究主要力量来自高校。其中排名第一的是电子科技大学达到60篇,其次是湘潭大学和武汉大学等。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的研究在地区分布上是不平衡的,这和西部大环境较落后、高等院校较少、科研人才较匮乏有关,也同电子政务在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关,我国要加强对西部及偏远地区的重视,加大资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使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安全在全国范围内和谐健康的发展。

4、文献来源

通过对文献出版来源的考查,对来源刊物进行载文量排序,此处仅列出前20名,详见表4[3]。其中《电子政务》排名第一,总共76篇,从刊物名称可以看出,该刊物主要针对电子政务。通览前20名可以看出,出版来源主要集中在信息化及计算机方面的刊物,与政务信息公开、计算机网络化管理方向吻合。其中也涉及到了情报学和各大院校,说明电子政务信息安全在各方面领域息息相关。

5、学科类别分析

根据学科类别分析,按载文量排序,此处仅列出前7名,详见表5。文献明显集中在“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其次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类别,在“信息经济”、“政治学”、“新闻与传媒”也有较大的载文量。由此证明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主要属于行政类,涉及计算机应用,但也与其他学科有相关联系。

三、研究总结

本文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安全文献数据为基础,以数据库所载1289篇论文为样本,从科学、客观、定量的角度对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研究文献进行特征分析。总结出以下观点,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进入到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研究领域,很多期刊非常重视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的研究,但是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的研究仍然存在着问题:作者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持续而深入的开展研究;我国电子商务安全研究在地区分布上是不平衡的,在西部以及更偏远省份的研究论文很少甚至没有,我国需要加大对西部及偏远地区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在研究电子政务信息安全时,不应只考虑行政管理和计算机方面的问题,应进行跨学科、融入多学科知识的研究方法[4]。

3.深度翻译的文献综述 篇三

【关键词】深度描写 深度翻译 注释 文化人类学

一、引言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与文化的科学，或者也可以讲是从文化这个角度研究人的科学。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下并受到了深度描写的启发，提出了“深度翻译”的概念。深度翻译是翻译实践中的一种常用方法，其对丰富翻译研究的理论话语，开阔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野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深度翻译的来源——深度描写

1999年，文化人类学的解释学转向代表人物者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了民族志的“深度描写”方法。“深度描写”是人类学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注重细节、强调阐释的研究方法，格尔兹提出文化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它是一种风俗的情景，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深度描写式的民族志感知、阐释行为之间的文化层次，建构一个分层化等的意义结构，解释“这些陌生的行为在那些陌生的地方所具有的自然的意义”。“深度翻译”是对“深度描写”的借鉴，继承了后者对“语境”和“意图”的重视，并在当代文化相对主义的大背景下充分关注文化差异，对文化翻译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深度翻译的涵义

在深度描写的基础上，美国理论家夸梅·阿皮亚创造出“thick translation”一词，中文译为“深度翻译”或“厚翻译”，具体做法指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阿皮亚提出三个深度翻译的理论要点：第一、强调意图的重要性。在很多情况下，了解语义并不等于理解意义。话语是行为的产物，因此和所有行为一样，都具有某种产生的理由，或者说是意图。第二、强调语境的重要性。阿皮尔认为，要了解说话者的意图，就要把握语境，需要“深度语境化”。第三、充分关注差异。

四、深度翻译注释的类型

对于“深度翻译”的具体实践，即添加注解、评注的深度语境化。注释是对已有作品中的词语、内容引文、出处等所做的说明，一般是针对作品的疑难处进行说明，目的在于使人们能更准确、完整地理解作品。如下分析了深度翻译具体实践中，注释的类型：

1.专有名词解析。这是注释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专名包括选文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地名、概念术语以及选文的来源书籍，这部分注释内容构成全部注释的大多数。

2.背景信息。强烈的读者意识和服务意识，构成了本书注释编选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这部分注释中，读者可以看到文化方方面面的信息。

3.文内互文。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注重历史传承的民族。在思想传统上，中国人素有崇古、崇权威的较强倾向。这点也反映在中国古代翻译话语中。后世论者经常援引前人的话语来证实自己的论点，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阐发，提出自己的观点。

4.文外互文。这部分内容指向翻译话语体系的研究，注释中在对某些概念作出语境化解释之后，往往会给出这一方面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供对相关论题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参考。实际上，其他类别的注释都或多或少提及后人的相关论述与研究，这里主要是按注释内容的独立性作为归纳标准。

五、深度翻译的研究价值

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源语言文本中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富有诗意的独特表达风格，译者只有通过深度翻译添加各种注释或评注，才能阐释出源语言文本中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从而在目的语中充分再现源语言“意义之网”中的语境意义和原作者的意图。

翻译标准的制定不仅与原作内容、风格、文本类型和原作者的意图密切相关，还要考虑文化、社会现实、翻译目的以及读者需求等因素。译者的选择应以是否恰当为依据，在尽量贴近原文和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之间寻找平衡。文化人类学视角的深度翻译策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首先，拓展了译者的话语空间；其次，再现了历史文化语境，使他者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三，促进了多元主体间的对话；第四，加强了跨文化交流与理解；第五，强化了译者作为文化协调人的文化身份，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平台。

六、结语

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的格局下，深度翻译在翻译实践中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翻译方法。深度翻译由深度描写衍生而来，是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深度翻译理念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及其对文化的传递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Appiah，K.A.（2000）.Thick translation[A].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Venuti.（ed.）.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2]克利福德·格爾兹.韩莉译.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4.翻译文献—结论 篇四

几十年来，对了解城市化的空间增长的理论的尝试在基于一个共同设想下进行，即人口聚集会自然而然地带来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经济有利的集聚。最近概念上的描述已经将重点从城市的相对优势转移到了全球城市区域的竞争优势上。范围和视角的变化已不再缺乏为没有充分关注市场独特的政治功能而保留的固有特权以及权力斗争在世界不同地区城市空间的再生。对许多大部分位于全球南部并以多种多样城市化的逻辑性为特点的国家仍然知之甚少。

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背景下，为了考察中国大都市地区将土地商品化和城市建成环境升级的积极参与，作为

一种对抗国家权力重组与提高城市竞争力的一种策略的实践，本研究超过对人口集中和聚集经济现有理论的范围。近十年来，在广州大都市城市空间再生的调查中，已经确定了一个重要的三极政治经济。具体来说，国家权力重组、城市用地开发以及政府融资三者的相互作用来促进城市化的空间增长。由于从中央向地方政府一个向下的责任转移，加上控制税收的向上的权力转移，为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将税收作为一个固定且机智的资产，迫使中国地方政府成为一个企业家来开发城市用地。土地商品化被一直追求在一个特殊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下，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且财产权由地方政府执行。事实上城市用地的所有者——地方政府能够参与土地商品化，这不仅作为工薪阶层也是力量团体的一种工具。正在进行伟大城市转型的中国中心土地政策的重要性已被记录在案(Hsing, 2010;Lin, 2009a;McGee et al., 2007;Wu et al., 2007)。这项研究已经证明是什么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并且其对土地商品化和城市空间再生的影响是什么。

广州的案例表明，从城市土地开发中生成的收入直接和间接地贡献的基金相当于市政预算收入的40%，并且超过城市固定资产建设投资的60%。城市用地的商品化与城市空间的再生，使地方政府又能力对抗从上级强加的国家权力的重新调节，并且显著加强了区域中城市的竞争力。因为中心城市重申它在区域中的领导地位，作为弱者的代价是强者变得更加强大，导致重组的区域经济更加不平均。中国的案例已证明一种显著的活力。即国家权力的重组、以用地为基础的政府融资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扩张，所有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都会相互影响，导致以上的城市变革。

5.园林景观外文文献翻译 篇五

Martin Kümmerling, Norbert Müller 景观管理与生态恢复部门以及URBIO总公司，德国埃尔福特应用技术大学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历史公园；园艺；城市公园；植被； 摘要：

城市公园可以通过被引入植物的种植成为入侵源。另一方面，城市公园作为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可以支持保护濒危和罕见的分类单元。即使历史城市公园首先被评估为遗产，但它们依然为生态系统和积极的审美以及社会价值服务。

虽然在欧洲有许多研究是关于设计的，公园的哲学和历史背景就像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一样，几乎没有研究提出景观设计原则如何影响了公园的生物保护价值。因为在欧洲，公园的景观风格是一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景观设计风格，我们将我们的研究集中在德国魏玛的“伊尔姆河畔公园”。它创建于18世纪晚期，并且在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一部分。

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1.哪些设计原则、植物原料和技术实施被使用在创建和管理公园的过程中？

2.对于公园的生物保护尤其是濒危植物物种和栖息地的保护来说，当前什么才是具有价值的？

3.设计原则和现代公园的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将我们的结果与类似的公园景观做一对比，并对未来可持续的公园设计和公园恢复管理给出建议。

1.引言

园艺是植物物种入侵的一个主要来源（Dehnen-Schmutz, Touza,Perrings, & Williamson, 2007;Mack & Erneberg, 2002;Reichard & White, 2001）。城市公园可以被入侵源通过种植引入分类单元而入侵（Saumel Kowarik,& Butenschon,2010）。另一方面，在城市地区公园可以作为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Cornelis & Hermy,2004），可以支持保护濒临灭绝的稀有类群（Kowarik, 1998;Kunick, 1978;Li, Ouyang, Meng, & Wang, 2006;Reidl, 1989）。尽管历史悠久的城市公园作为文物古迹是它最重要的价值，但它们在生态系统服务和积极的审美以及社会价值方面的作用也是被肯定的（e.g.Bolund & Hunhammar, 1999;Chiesura,2004）。

虽然在欧洲有许多关于设计的研究，公园的哲学和历史背景（e.g.Gothein,1928;Turner, 2005）以及生物多样性（e.g.Cornelis & Hermy, 2004;Ignatieva & Konechnaya, 2004;Nath, 1990）的研究几乎没有提出景观设计原则的问题如何影响了公园的生物保护价值。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我们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公园，因为在欧洲公园景观风格是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景观设计潮流之一。位于德国蔚玛的“伊尔姆河畔公园”创建于18世纪晚期，自1998年以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它被称作“经典魏玛”。我们选择它来研究是因为： 1.这是那个时期一个“典型”的公园； 2.拥有几个世纪以来没有更改的设计风格；

3.在公园设计上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并且使用了有质疑的植物。在图林根的公共档案局初始搜索（自1567年以来都位于公园附近）证实了这种怀疑。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1.哪些设计原则、植物原料和技术实施被使用在创建和管理公园的过程中？ 2.对于公园的生物保护尤其是濒危植物物种和栖息地的保护来说，当前什么才是具有价值的？

3.设计原则和现代公园的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将我们的结果与类似的公园景观做一对比，并对未来可持续的公园设计和公园恢复管理给出建议。

2.研究地点

“伊尔姆河畔公园”坐落在德国中部的魏玛（215m.a.s.l.），公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78年。对于许多欧洲的历史公园来说，“伊尔姆河畔公园”是建在以前的一个规整花园的位置上（几何式的），它被设计在卡尔奥格斯特公爵的宫殿旁边。当时公园位于魏玛的郊区，1860年魏玛城开始扩展，公园便开始位于城市边界内。

在魏玛公爵的城市宫殿、北部的城市中心、现在oberweimar的suburbanised村以及南方的高级住宅区之间，公园形成了伊尔姆河的泛滥平原的一部分（图一为公园概况）。它周长1.5公里，占地约0.48平方公里。泛滥平原的土壤是冲积土，山谷两边所包含的钙质材料就像Keuper和含有石灰物质的贝壳。

图1 “伊尔姆河畔公园”栖息地地图

3.方法

3.1．设计的历史、植物引种和公园管理

通过历史文献研究来获得重要的设计原则信息，植物材料（包括引进外来观赏物种的起源和时间）和被用于“伊尔姆河畔公园”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之中的管理技术。这些未发表的文件包括被保存在图林根公共档案馆的申请报告、管理笔记和前任园丁和设计师的相关档案，以及再版的历史性的蚀刻画和魏玛经典基金会收集的图纸。

另外魏玛经典基金会（特别是Beyer & Seifert, 1995）中的地方文献被用来将历史性文件中的发现与它们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还非正式访谈了现任和前任园丁关于管理技术和植物使用的情况。

3.2．生物保护的评价 3.2.1 植物区系和植被的实地测绘

目前对植被和植物区系进行的实地测绘是在2006年五月—十月，用来对公园的植物多样性进行评估。公园分为不同的生境类型：草坪、草地和草场、灌灌丛、林地、生态交错带（草地边缘）、墙壁/岩石、路径和车道上的植物群落、河岸和水体，然后对每种生境类型进行随机采样。样品的数量基于每个栖息地的大小类型而不同(图3)。样本块的大小是用最小面积方法决定的（Dierschke,1994），每个样地植物种类的频率记录参照“Braun-Blanquet”方法（Dierschke,1994）。总共436个采样点建立，此外，在2006年五月—十月和2007年三月—五月进行了20次检测，记录了所有自发的维管植物类群。

436个样本块是用来确定最常见的种类，木本植物只有种子和树苗被计算。魏玛经典基金会登记（1996 —2007年出版）的公园的树被用来计算成年树木的分布频率。

植物的命名通常遵循Jager和Werner（2005）原则，但在公园里发现的分类群不列在这里，Erhardt、Gotz、Bodeker and Seybold（2002）被使用。3.2.2 在区域和欧洲级别上评价生物保护状态

评估生物保护公园的贡献方面，我们编制了在公园发现的濒危植物和栖息地，用于当地的图林根的红色数据列表（Korsch & Westhus,2001;Westhus & van Hengel,2001）中。此外我们调查了被图林根自然保护法（ThürNatG,2006）和欧洲栖息地的指令保护的植物物种和栖息地（欧盟委员会，2007年）。

评价公园作为植物入侵的潜在来源（生物入侵的定义遵循Richardson et al.,2000），我们将我们的数据与图林根州环境杂草的地区列表（Müller, Westhus, & Armft,2005）做了比较。

4．结果

4.1．设计的历史，引进的植物和管理

4.1.1 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设计原则

随着欧洲景观设计的流行，Sachsen-Weimar-Eisenach的Carl August公爵（1757 至1828）决定建设一个公园作为一个理想的田园景观，包括不同类型的景观：大小不同的开放和密闭空间、视觉上和周围的景观连接的形状和结构。它是根据英国经典景观公园原则——隐藏公园与自然的界限而设计，这些观点也应该在步行或骑马穿过公园时随处可见。

因此公园的主要设计原则是使用现有的自然地形和文化景观，它由在泛滥平原上暂时淹没并且经常收割和放牧的草原（草地和牧场）组成，还有在山坡上的果园和草地以及因山坡太陡而不能用于粮食生产的小树林斑块。公园规模增加时，新的景观被加载到之前的耕地上，因此这些栖息地可以定义为人为创造出来的。公园内森林栖息地的范围扩大到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氛围以及更大的并且多种多样的风景。

典型的设计元素是远景，通常延长这些切线来通过公园内森林地带，它有连接特殊节点（雕塑和展馆）和从不同位置打开新视野的特性。

公园里从来没有封闭的围栏或高墙，使得建立一个和周围环境之间无缝过渡的公园。“伊尔姆河畔公园”、蒂尔福特公园和贝尔维迪宫，加上一些沿伊尔姆河残存的森林形成的绿色走廊穿过魏玛，这就是公爵自修建公园以来的意图。4.1.2 引进的植物

因为大面积的公园是由现有的泛滥平原森林发展而来，并且草地原生植物多样性得到了保护。新的森林斑块、乔灌木树种原生林的出现是来自公园内靠近魏玛中部的公爵森林和种植在公爵苗圃的（图林根的公共档案馆未发表）。

由于视觉捕捉（特别指设计）和对植物的好奇心在19世纪第二阶段特别流行，非原生植物被引入与原生植物作比较。主要在有代表性的建筑和纪念碑附近种植了外来植物，也沿着公园开放区域的边缘种植。外来树种包括许多所谓的“英国木材”，从北美进口的树种像红花槭、赤栎、北美乔松。蔷薇属的许多品种种植的数量不多仅仅用于装饰目的，罗贝里草被种植在小池塘。

二战后公园里的植物苗圃被关闭了，从那时就开始大量的从欧洲以及海外引进植物材料。

4.1.3 管理技术

在历史时期，草地和树林是由当地的农民和牧民管理的，他们放牧绵羊、山羊和牛以及生产干草，观赏植物床周围的建筑物是由园丁和短工管理。

目前，部分河滩上的草地和山谷东部的斜坡仍每年收割两次，干草被卖给农民或用于堆肥。河滩上的草地用来给绵羊和山羊放牧仍然是公园的一个管理方式，车道的植被用除草剂来控制，墙植被定期清除。如果有必要，树的维护和复兴树林只是保障游客的安全和保护一些重要的优美景观，没有被游客使用和没有重要景观的地区则没有管理。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增加娱乐用途和缺乏资金导致公园的集约化管理。例如在西部所有不同的草地一些经常割草坪（每年收割两次）和一些在泛滥平原的已经转化为频繁的收割草地（每年收割二十次次）。这一直持续到今天，已经导致草地丰富的植物多样性产生了重大的损失。

4.2．植物和栖息地多样性

公园植物区系的调查取得了479类维管植物。在这些里约59%（281分类群）都是本地图林根州的；15%是非原生植物（74）和26%的非本地种植的类群（124）。与图林根州的地区植物区系相比（Korsch et al.,2002）公园含有18%（355分类群）。

比较植物类群的起源及其在采样点的分布频率，（比较图2）很明显最常见的物种更多的还是本地的（主要是无处不在的类群和公园主要栖息地的类群特征）并不是非原生种群。车前子主要亚种主要是最常见的非原生类群，1500年前在德国被引入种植（Jager & Werner, 2005），是践踏植物群落、草坪、牧场和河岸栖息地的特征种类。下一个出现最频繁的非原生类群是小凤仙花、紫凤仙、雪果、欧洲七叶树和红瑞木。两种凤仙花在图林根被认为是杂草（Müller et al., 2005）。雪果、欧洲七叶树和红瑞木是观赏种，迄今为止它们还没有完全适应图林根。但它们已经在公园内种植，并通过管理控制使它们不再出现问题。

图2自然类群（N=306）的样地内记录（N=436），按照出现频率分组

在“伊尔姆河畔公园” 魏玛经典基金会记录了94个类群的3192 种树（最后更新到2006）。原生和非原生种群的数量比例是28%（26）和72%（68），但个体的比例和数量是原生的为73%（2344）非原生的为27%（848）。最常见的原生种是白蜡（409株）、欧洲小叶椴（305）、挪威槭（281）。白蜡和挪威槭在再生树种中也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常见的树种的再生。最常见的非原生种群是欧洲七叶树（273株）、刺槐（78）和加拿大杨（70）。这三个类群在公园里繁殖，后者只能通过分株来繁殖。这三个物种占主导地位，其它非原生树种种植只存在非常少的数量。

草地和森林栖息地作为公园的主导，覆盖面积分别为近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见图1为栖息地分布概况）。这是栖息地中在物种总数和种数平均增幅方面拥有最高植物多样性的物种（图3）。由于被作为各种风景景观的组合而设计，所以公园里有许多交错的群落。它包含许多不同的植被类型，实际上物种总数是高的（图3），虽然每个样地里的平均物种数量很低。所有现存的其它栖息地，即水体、墙壁和岩石、践踏植物群落（车道、路径）和观赏种植园占据的区域小得多。

图3栖息地的植物物种丰富度

4.3．植物和栖息地的生物保护的价值

4.3.1 濒危、珍稀物种

图林根红色名单中列出了公园里包含的三个本地物种（Korsch & Westhus,2001）：欧洲黑杨（极度濒危）、Rosa jundzillii Besser和葡萄风信子（都是脆弱的）。被归为非本地的暗花老鹳草也列为濒危物种。欧洲黑杨很少出现在伊尔姆山谷内的冲积森林山谷，R.jundzillii和葡萄风信子在森林公园以外也很少被发现。在歌德避暑别墅的花园中暗花老鹳草经常出现在群落交错区和干草原，但公园的其他地方没有发现。

公园里有一种典型的罕见种类是紫叶山毛榉。根据这个公园的历史文件，野生的各种欧洲山毛榉是在图林根北部的山区被发现的，在卡尔奥格斯特公爵执政时期它被作为一个特色植物带到公园。

四个受法律保护的植物物种（ThurNatG,2006）出现在欧洲中部公园里的山毛榉森林和它们的郊区：大花头蕊兰、雪割草、卵叶对叶兰和 凹鸽巢兰。还常青树紫杉是珍稀保护物种，可定期在山毛榉森林中被发现。两个报春花，欧洲报春和野生郁金香在几个世纪前被引进用作观赏目的，现在已经被归为受法律保护的濒危物种。

在“伊尔姆河畔公园”中并没有发现栖息地法规附件II中的植物种类（欧盟委员会,2007）。4.3.2 濒危和罕见的栖息地

图林根的介子草地和广袤的干湿草原作为具有历史文化性的濒危物种栖息地景观被列入红色名录（Westhus & van Hengel,2001），被图林根的法律（ThurNatG,2006）和欧洲栖地法规的附件1所保护（欧盟委员会,2007年）。

这些濒危物种栖息地占据三分之一的“伊尔姆河畔公园”。最古老的和最不受区域干扰的公园之一是“蛇草甸”，历史记录显示甚至在公园创建前草原也并没有被破坏。它是介子草地和干草原的结合体并在两者之间转换，也是在整个公园中具有最高植物多样性的地区（见图3,草地和牧场的柱状图）。因此“蛇草甸”表明公园可能是当代对具有历史文化性的栖息景观地重要的保护。这个草地是18世纪原始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公园的创造者的目的是让草地看起来尽可能的自然。

公园最频繁的交错群落类型之一是一种喜温树种，在图林根的红色名录中被列为弱势树种（Westhus & van Hengel,2001）并且受到法律保护（ThurNatG,2006）。4.3.3 环境杂草

在图林根州公园里有七个外来种，被认为是环境杂草（Müller et al., 2005）。只有3种被种植在公园：欧洲黑松、刺槐和加拿大杨。前两个被认为是栖息地多样性的威胁，而在图林根州第三个被认为是基因多样性的严重威胁。在公园的建设中这三个物种仅仅因为好奇心而被种植的数量并不多，但后来种植的数量有所增加。例如常绿杨是在18世纪末被首次引入的，但更多的是在20世纪下半叶为取代倾倒的欧洲黑杨标本而种植，因为他们便宜而且容易获得。

另有四种偶然出现的环境杂草即瘤果匙荠、紫凤仙、加拿大一枝黄花和虎杖，在公园创建的不同阶段并没有种植它们，但可能是在以后某个时间有意或无意的被引进了。紫凤仙在公园里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密集地生长在河岸，覆盖了原生河岸植被。

图林根州环境杂草的列表（Müller et al.,2005）还包括分类群，被分成了潜在的环境杂草和对生境多样性的威胁。这个列表上有9个分类群在公园里出现，它们中的六个种植的数量已经很少了：臭椿、灰桤木、美国黑樱桃、复叶槭、亮叶十大功劳和欧丁香。最后的三种不被认为是对栖息地有害的种而在公园里被再次种植。其它3个类群大狼杷草、大型一枝黄花、小凤仙花是公园里最常见的非原生植物，但因为它被森林植被限制并且在原生植被后生长（早花隐芽植物）所以不被认为是一种公园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4.4．从前的景观设计和当前在生物保护价值之间的关系

我们发现如下一些公园设计和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之间的关系。历史公园“伊尔姆河畔公园”的主要设计原则是基于欧洲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的一种理想景观的发展，源自并根植于现代文化景观和它的生境以及与之匹配的公园现有景观。各种与远景相连的景观的组合导致了各种不同尺寸的林地和草地生境成一种类似马赛克状的分布。这就会产生大量的边缘效应（过渡带）从而创建各种各样的生态位。

因此在超过两个世纪保持连续性的管理制度是维持设计和公园里物种丰富的历史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因素。年龄以及干扰和园艺领域的物种丰富度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其他作者指出（Li et al., 2006;Zerbe et al., 2003）。

前者泛滥平原森林地区及周边草地的大部分已被纳入景观设计并且被整合在公园里。周围的森林和草原上大部分用于种植的植物，在品种数量和特性上，都是本土物种。在大多数情况下非原生植物的每个种只种植了很少的数量。今天在图林根州有七种被认为是环境杂草的种植在公园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对生物多样性是没有威胁的因为通过积极的管理可以预防它们再生。

5.讨论

除了大量的灰色文献，现在很少有评价英国园林风格的公园存在的价值。在柏林面积为0.67平方公里的“孔雀岛”被Sukopp调查（1968），面积为0.27平方公里的奥格斯堡“西本蒂施公园” Müller 和 Waldert 调查（1998），波茨坦公园的无忧宫、巴贝尔斯堡和诺伊尔加滕的草原总规模为5.07平方公里（Peschel, 2000）。几个在圣彼得堡的公园及其郊区被Ignatieva和Konechnaya调查（2004）。包括：帕夫洛夫斯基公园、在皇村的Ekaterininsky 和Alexandrovsky公园、奥拉宁鲍姆公园、在彼得夏宫的亚历山大公园、加特契纳公园和Shuvalovsky公园。上述所有文件（和我们自己的研究）显示了这些历史公园丰富的原生植物物种和栖息地的多样性以及濒危生物多样性维持的能力。这些在中欧和东欧历史公园植物区系的调查也证明传统草原和一般草本植物的价值不如树木和灌木。然而，我们的研究与其他欧洲研究结果证明，草原和珍稀物种和历史悠久的设计风格有直接的关系，也有植物方面和历史方面的意义。

我们的研究和俄罗斯的景观公园（Ignatieva & Konechnaya,2004）的比较也显示出相似之处不仅在设计原则方面（设计与自然），而且在管理和维护制度（割草和放牧）方面也类似。在德国和俄罗斯公园存在的某些相似的物种表明这两个国家之间种子可能通过经常在德国圣彼得堡工作过的园丁而发生了混合和交换。

所有上述公园的各种栖息地对历史文化的濒危栖息地景观都起到了保护作用，因为他们体现在在今天的农村风景。对“伊尔姆河畔公园”、“Siebentischpark”和“波茨坦的公园”的特殊保护价值是具有多种类型的濒危草原。每个历史公园都有自己的珍稀濒危植物以及独特的植物群落。例如，像湿地和原始森林的自然栖息地对 “孔雀岛”来说尤为重要。唯一管理开放草原的是帕夫洛夫斯基公园。有非常罕见的Poa chaixii 和 Luzula Luzuloides组成的地被在奥拉宁鲍姆公园应该被保护，而在加特契纳公园只有在公园范围内生长，在周围景观中很少被发现。

对于历史公园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普遍观点（Kowarik,1998）强调现存的自然栖息地的重要性（例如水栖息地和露出的岩石）。

用和“伊尔姆河畔公园”一样的方式，作为濒危和珍稀（而且往往受法律保护）植物物种避难所的重要性在上述公园中确定。在俄罗斯公园中所有的珍稀濒危植物都有标出，以确保在恢复项目中被保护和保存。

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现代园林景观经常采用英国园林风格设计原则的简化版本，全部使用相同的植物，并导致区域生物多样性和身份的丧失（Ignatieva,2010），研究表明历史的英国园林景观风格公园有助于维护该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特性。

我们研究的目标之一也是提高参与历史公园恢复的从业者的意识，以及公民和政客（使用公园者）对一个公园生态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的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的认识。人们应该接受关于保护草原和稀有植物作为一个独特的资产的重要性。我们的结论应作为负责管理历史公园的专家的指导。在全球化和致密化的城市环境下，历史公园的价值应该等同于花园和公园艺术的纪念碑以及区域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

6.结论

历史悠久的英国风景园林风格公园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合理的可持续设计如何在城市工业区内提供重要的生物保护区域。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对未来公园设计和历史公园的恢复提出如下建议：

1.现有的地形和土壤条件以及现有栖息地（如中欧的森林和草地斑块）必须集中在一个公园的设计或在公园修复项目中进行，而不是从头开始。2.公园内使用的绝大多数的种子和植物应该（甚至土生土长得更好）是原生的来支持本地生物多样性以及区域特性。

3.相比之下非本土的观赏植物应只是少量运用而不是公园的主要组成部分。4.使用已经认识或被怀疑的非本地植物时必须避免环境杂草的使用。5.低强度公园的管理，尤其是自然或半自然栖息地中，区域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

对于今后恢复或重建项目的规划者应该知道所有的珍稀濒危植物物种的位置并且他们应该在所有施工过程中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对这些物种的损害。

致谢

6.交通运输外文翻译外文文献 篇六

S.Oppe 关键字：后果;目的;描述;限制;关注;事故分析;可能性

摘要：交通事故的统计数字，尤其国家一级的数据对监控和预测事故的发展，积极或消极检测事故的发展，以及对定义安全目标和评估工业安全特别有益。事故分析是应用非常有限的分析，是前瞻性分析和回顾性分析，能够对新开发的交通安全系统和特殊过程的安全措施进行评价。目前迫切需要一个将实时事故分析与研究相结合的行为。将自动检测和视频录制相结合的研究交通事故的科研论文会比较容易接受。这种类型的研究最终会对交通理念有个完善的认识。

1．简介

本文主要是基于个人的经验，研究有关交通安全、安全分析以及事故分析等在研究中的作用。由这些经验推导出的哲学思考就像通过研究和统计得出的实践观点。而这些调查数字已经在其他地方发表了。

在缺少直接观察的事故中，许多方法论问题的产生，导致不能直接测试对结果持续讨论。通过看事故视频来讨论是富有成效的。事实证明，用来解释事故的大部分有关信息就是事故中缺少的记录。深入研究还无法回忆起所有的必要的用来测试有关事故发生的假设数据。尤其是车-车相撞发生的车祸，这是在荷兰城市道路交叉口录制的视频，一辆从岔路驶来的汽车与主干路的汽车相撞，下列问题可以问：为什么汽车来自次干路上，突然加速后又几乎停止，撞上了在左侧主路的一辆汽车呢？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正在驶来的车？是不是因为两车从右边驶来，司机因为前面的交叉为他们提供了可能性而斤斤计较？难道他向左看过，但他认为停在拐角处的绿色货车能让他停下来？当然，交通状况并不复杂。目前这个事故中没有骑自行车或行人在拥挤路口分散他的注意。如果停着的绿色车能够在五分钟内消失，这两辆车可能就不会相撞。在事故发生的相关条件下，几乎不可能观察下一个交通行为，因为交通事故是不可预见的。由于新的视频设备和自动检测事故设备的不断发展，如在收集数据方面不需要很高的成本就能变得越来越逼真。必要的增加数据类型也能更好的解释交通中存在的危险因素。关于事故分析的可能性和限制性的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我们不能确切的分析交通事故。因为事故分析涵盖了每一个活动中的不同背景，并根据不同的信息来源范围来补充资料，特别是收集事故的数据，背景资料等，我们首先要看看在交通安全领域的活动周期然后再回答事故分析的可能性与限制。这些行为主要是与交通系统的安全管理有关，有些则是相关的研究活动。

应该用下面的步骤来加以区分： ——检测交通安全问题；

——描述问题和它的主要特征； ——分析其原因分析和改进建议； ——选择和执行安全措施； ——评价所采取的措施。

虽然这个周期可以由同一人或一群人做出来，而问题在每个阶段（政治/管理或科学）都有不同的背景。我们用事故分析来描述这一阶段。做这个决定是重要的。很多关于分析结果的方法的讨论由于忽视之间的区别而成为徒劳的。政治家或道路管理人员对道路的个别事故不是很留意。他们对事故的看法往往都是一视同仁，因为总的结果比整个事故中的每个人的因素重要。因此，每次事故看做一个个体，之间相互协调就会达成安全的结果。

研究人员研究事故发生时一连串事件中每个人的兴趣。希望从中得到关于每次事故的详细信息并能发现其发生的原因和有关的条件。政治家们希望只是因为细节决定行动。在最高一级事故总数减少。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国家数据库及其统计学处理系统。对他来说，统计意外数字及其统计的波动来进行事故分析。这适用于事故分析中的交通安全领域。因此，我们将首先描述了事故的这些方面。2．事故的性质和它们的统计特性

事故基本概念是意外，不管是其发生的原因还是引起事故出现的过程。两个简单的假设通常是来描述交通事故的形成过程：

-事故发生的概率与以往发生的事故之间是独立；-事故发生在时间上是同性质的

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立，那么事故是泊松分布。第一个假设与大多数的批判不符。事故是罕见的事件，因此不会受到以前事故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个直接的因果链（例如，大量的车开到一起）这一系列的事故被认为是一个个体事故但包含许多的车。这个假设并不适用于统计人员伤亡。伤亡人数往往与同一事故有关，因此，独立性假设不成立。第二个假设乍一看似乎不太容易理解。穿越空间或在不同地点发生的的事故同样具有可能性。然而，假设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没有缓缴期。其性质是根据理论的假设。如果其短时间内能成立，那么它也适用于长时间，因为泊松分布变量的总和，即使他们的泊松率是不同的，但也属于泊松分布。对于这些时期的总和泊松率则等于为这些地方的泊松率的总和。假设与一个真正的情况相比较计数，无论是从一两个结果还是总情况来看都有一个基本情况比较符合。

例如，对比在一年中特定的一天例如下一天，下一个星期的一天发生的交通事故。如果条件是相同的（同一时间，交通情况相同，同样的天气条件等），那么由此产生的意外数字是相同的泊松过程的结果。这一假设可以通过估算进行测试的两个观测值的基础上（估计是两个值的平均值）的速度参数。概率理论能够

考虑到这两个观察值的平均，用于计算的平等假设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统计过程。泊松假设是研究了很多次，来获得证据支持。它已经应用于许多情况，数的差异表明在安全性的差异然后确定是否发生意外。这一程序的主要目的是检测在安全分歧。这可能是一个时间上的差异，或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条件。这种差异可以指导改进的过程。由于主要关注的是，以减少意外的发生，这种分析可能导致对治疗中最有前途的领域。为这样一个测试应用程序的必要条件是，那意外的数字进行比较是大到足以证明存在的分歧。在许多地方情况下，一个应用程序是不可能的。事故黑点分析往往阻碍了这一限制，例如，如果应用这种测试，找出事故是否在特定的位置数是高于平均水平。该程序的描述，也可以使用，如果发生意外乃根据数的特点找到有前途的安全目标。不仅聚集，而且还与分类泊松假设成立，而意外数字可以相互测试的泊松假设的基础。这种测试是相当麻烦的，因为每个特定的情况下，每一个不同的泊松参数，即，对所有可能结果的概率必须计算应用测试。然后，泊松分布近似为正态分布，均值和方差等于泊松参数。一旦均值和方差的正态分布，给出了所有的测试可以改写了标准零均值和

方差的正态分布条件。没有任何更多的必要计算，但测试统计，需要利用表绘制。3.行车安全政策事故统计的应用

分析那些假设的基础上描述的测试程序的类型及其优点。这种应用最好的例子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超过一年的安全监测，用事故的总体数据（最终的特定类型，如死亡事故）与前几年的数据相比较。根据数年的事故序列，能够分析出它的发展趋势，并大致预测以后几年的事故数量。一旦建立了这样一种趋势，那么在误差范围内未来一年或几年都可以预见。从一个给定趋势的偏差也可以进行预测新的事件。最有名的是斯米德在1949年进行的分析。我们将讨论这个事故类型分析更详细的内容。

1、该测试应用推广到高阶分类。Foldvary和Lane（1974），在衡量强制佩戴安全带的效果，谁是最早应用于值的4路表高阶相互作用的总卡方分配的。

2、测试不局限于总体影响，但卡方值就可以分解模型内子假说。另外，在双向表，卡方总可以分解成零件表互动的作用。对1的优势。和2。比以前的情况是，这对许多相互关联的（子）表和相应的智广场卡方检验是由大量分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一卡方的确切划分。

3、投入更多关注的是参数估计。例如，在卡方分割使人们有可能以测试有关行参数的线性或二次限制或趋势的不连续性。

4、分析的单位是从数到广义加权计数。这对于道路安全分析，那里一段时间，道路使用者的数量，地点或公里数的车辆往往是必要的修正有利。最后一个选项是没有发现在许多统计软件包。安徒生1977年给出了一个用于道路双向安全分析表的例子。工资保障运动的一个计算机程序。这一级没有说明事故原因分

析。它会尝试检测安全问题需要特别注意。所需的基本信息包括事故数字，来形容不安全总额，暴露的数据来计算风险，并找到一个高风险的情况下或（团体）道路使用者。

4.事故分析研究目的

交通安全的研究是有关的事故及其后果的发生。因此，人们可能会说，研究对象是意外。然而研究人员的兴趣较少集中在这个最后的结果本身，而是多在进程更多的结果（或不结果）的事故。因此，最好是把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在流量的重要事件。一个在交通意外的过程，结果是，该实际发生是由研究者未落观测研究的主要问题。

调查一宗交通意外，他将努力重建了间接来源的事件，如涉及的道路使用者，所提供的资料或目击者有关情况，车辆，道路和司机的特点。因此这不是科学独特的，也有一个间接的研究对象的研究更多的例子。但是，第二个困难是，该研究的对象不能被诱发。有系统的控制实验手段研究只对问题方面的可能，而不是问题本身。

间接观察和缺乏系统的控制组合使调查人员很难发现在什么情况下造成事故的因素。虽然研究人员主要是在事故处理领导有兴趣，他几乎完全信息的后果，它的产品，意外。此外，事故背景是复杂的。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考虑到交通系统，交通量和组成国家，道路使用者，他们的速度，天气条件下，路面情况，车辆，道路使用者和他们的相互作用的演习，意外可以或无法预防。

-由于发生事故，也对这样的速度和车辆质量的因素，大量的不同，碰撞角度，对道路使用者和他们的脆弱性，影响等位置的保护，伤害是严重或或多或少物质损失是多还是少可观。虽然这些方面不能独立研究从理论的角度看，它也从由此产生的结果的优势，区分交通情况有潜在危险的数字，是由有一个意外的可能性，在这种潜在的危险局势，给定一个特定事故。

这个概念框架是对风险的关于个别道路使用者，以及上级的决定控制器的决定制定的一般基础。在风险的数学公式，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概率空间的介绍，基本事件（的情况），可能导致事故组成，每个类型的事件的概率，最终收在一次事故中，最后的具体成果，损失，鉴于事故的类型。

另一种方法是看事故特征组合，然后找出关键因素。这种类型的事故分析是通过分析事故的共组或子群来开展。事故本身是一个研究的单位，但也要研究道路因素：道路位置，道路设计（如一个弯道）等。

原文出处：SWOV institute for road safety research Leidschendam（会议记录），记录者，S.Oppe.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ACCIDENT

ANALYSIS

S.Oppe Keyword：Consequences;purposes;describe;Limitations;concerned;Accident Analysis;possibilities Abstraet：Accident statistics, especially collected at a national level are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the description, monitoring and prognosis of accident developments, the detec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afety developments, the definition of safety targets and the(product)evaluation of long term and large scale safety measures.The application of accident analysis is strongly limited for problem analysis, prospective and retrospective safety analysis on newly developed traffic systems or safety measures, as well as for(process)evaluation of special short term and small scale safety measures.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analysis of accidents in real time, in combination with background behavioural research.Automatic incident detection, combined with video recording of accidents may soon result in financially acceptable research.This type of research may eventually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risk in traffic and to well-established theories.1.Introduction.This paper is primarily based on personal experience concerning traffic safety, safety research and the role of accidents analysis in this research.These experiences resulted in rather philosophical opinions as well as more practical viewpoints on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A number of these findings are published already elsewhere.From this lack of direct observation of accidents, a number of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arise, leading to continuous discussions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findings that cannot be tested directly.For a fruitful discussion of thes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t is very informative to look at a real accident on video.It then turns out that most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used to explain the accident will be missing in the accident record.In-depth studies also cannot recollect all the data that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test hypotheses about the occurrence of the accident.For a particular car-car accident, that was recorded on video at an urban intersection in the Netherlands, between a car coming from a minor road, colliding with a car on the major road,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could be asked:Why did the driver of the car coming from the minor road, suddenly accelerate after coming almost to a stop and hit the side of the car from the left at the main road? Why was the approaching car not noticed? Was it because the driver was preoccupied with the two cars coming from the right and the gap before them that offered him the possibility to cross? Did he look left before, but was his view possibly blocked by the green van parked at the corner? Certainly the traffic situation was not complicated.At the moment of the accident there were no 5

bicyclists or pedestrians present to distract his attention at the regularly overcrowded intersection.The parked green van disappeared within five minutes, the two other cars that may have been important left without a trace.It is hardly possible to observe traffic behaviour under the most relevant condition of an accident occurring, because accidents are very rare events, given the large number of trips.Given the new video equipment and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utomatic incident and accident detection,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realistic to collect such data at not too high costs.Additional to this type of data that is most essential for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risk increasing factors in traffic, it also important to look at normal traffic behaviour as a reference base.The question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accident analysis is not lightly answered.We cannot speak unambiguously about accident analysis.Accident analysis covers a whole range of activities, each originating from a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based on differen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national data bank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rom other sources, specially collected accident data, behavioural background data etc.To answer the question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we first have to look at the cycle of activities in the area of traffic safety.Some of these activities are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the traffic system, some others are primarily research activities.The following step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description of the problem and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sel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afety measures;the probability of an accident to occur is independent from the occurrence of previous accidents;-the occurrence of accidents is homogeneous in time.If these two assumptions hold, then accidents are Poisson distributed.The first assumption does not meet much criticism.Accidents are rare events and therefore not easily influenced by previous accidents.In some cases where there is a direct causal chain(e.g., when a number of cars run into each other)the series of accidents may be regarded as one complicated accident with many cars involved.The assumption does not apply to casualties.Casualties are often related to the same accident and therefore the independency assumption does not hold.The second assumption seems less obvious at first sight.The occurrence of accidents through time or on different locations are not equally likely.However, the assumption need not hold over long time periods.It is a rather theoretical assumption in its nature.If it holds for short periods of time, then it also holds for long periods, because the sum of Poisson distributed variables, even if their Poisson rates are different, is also Poisson distributed.The Poisson rate for the sum of these periods is then equal to the sum of the Poisson rates for these parts.The assumption that really counts for a comparison of(composite)situations, is whether two outcomes from an aggregation of situations in time and/or space, have a comparable mix of basic situations.E.g., the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accidents on one particular day of the year, as compared to another day(the next day, or the same day of the next week etc.).If the conditions are assumed to be the same(same duration, same mix of traffic and situations, same weather conditions etc.)then the resulting numbers of accidents are the outcomes of the same Poisson process.This assumption can be tested by estimating the rate parameter on the basis of the two observed values(the estimate being the average of the two values).Probability theory can be used to compute the likelihood of the equality assumption, given the two observations and their mean.This statistical procedure is rather powerful.The Poisson assumption is investigated many times and turns out to be supported by a vast body of empirical evidence.It has been applied in numerous situations to find out whether differences in observed numbers of accidents suggest real differences in safety.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cedure is to detect differences in safety.This may be a difference over time, or between different places or between different conditions.Such differences may guide the process of improvement.Because the main concern is to reduce the 7

number of accidents, such an analysis may lead to the most promising areas for treatment.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such a test is, that the numbers of accidents to be compared are large enough to show existing differences.In many local cases an application is not possible.Accident black-spot analysis is often hindered by this limitation, e.g., if such a test is applied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number of accidents at a particular location is higher than average.The procedure described can also be used if the accidents a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a number of characteristics to find promising safety targets.Not only with aggregation, but also with disaggregation the Poisson assumption holds, and the accident numbers can be tested against each other on the basis of the Poisson assumptions.Such a test is rather cumbersome, because for each particular case, i.e.for each different Poisson parameter, the probabilities for all possible outcomes must be computed to apply the test.In practice, this is not necessary when the numbers are large.Then the Poisson distribution can be approximated by a Normal distribution, with mean and variance equal to the Poisson parameter.Once the mean value and the variance of a Normal distribution are given, all tests can be rephrased in terms of the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with zero mean and variance one.No computations are necessary any more, but test statistics can be drawn from tables.3.The use of accident statistics for traffic safety policy.The testing procedure described has its merits for those types of analysis that ar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s mentioned.The best example of such an application is the monitoring of safety for a country or region over a year, using the total number of accidents(eventually of a particular type, such as fatal accidents), in order to compare this number with the outcome of the year before.If sequences of accidents are given over several years, then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s can be detected and accident numbers predicted for following years.Once such a trend is established, then the value for the next year or years can be predicted, together with its error bounds.Deviations from a given trend can also be tested afterwards, and new actions planned.The most famous one is carried out by Smeed 1949.We will discuss this type of accident analysis in more detail later.1.The application of the Chi-square test for interaction is generalised to higher order classifications.Foldvary and Lane(1974), in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compulsory wearing of seat belts, were among the first who applied the partitioning of the total Chi-square in values for the higher order interactions of four-way tables.2.Tests are not restricted to overall effects, but Chi-square values can be decomposed regarding sub-hypotheses within the model.Also in the two-way table, the total Chisquare can be decomposed into interaction effects of part tables.The advantage of 1.and 2.over previous situations is, that large numbers of Chi-square tests on many interrelated(sub)tables and

7.信息安全文献翻译 篇七

汉语表述中用词重复是一大特点, 在政治文献中表现尤为突出, 同一词汇或词组可以在文中反复出现, 以求表述有力。这与汉语是意合性语言有很大关系。汉语中对几个相关句子的组织, 不是靠连词等手段, 而主要靠句子内在的意义或语气来连接。这样, 缺少了连词的帮助, 依靠词语的简单重复来增加句子的凝聚力便是很自然的。而英语是形合性语言, 它有连词等语言形态手段保证句子意义的连贯, 这样它就可以自由地追求词语的变化, 表达同一意义时用不同的词汇, 以求达到活跃文风的效果 (王大伟、魏清光, 2005:21) 。单其昌 (1990:178) 指出:“英译文中不要总是用同一个词汇或短语, 如果用得太多, 会使读者厌烦, 因此用词要多样化”。

因此, 在政治文献的翻译中, 如果遣词上不进行适当的转换, 很容易产生重复累赘、令人感觉乏味的中式英语。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必须在政治文献的翻译中注意变换用词, 或者适当略去某些词汇。

例如, “胡锦涛七一讲话”中有这样的例句:

(1) 例一:

原文: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 开创工作新局面, 赢得事业新胜利, 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译文:We are facing drastic changes in the world and arduous tasks of promot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China.For our Party to unite with and lead the people in forging ahead, make new progress in its work and win new victories for its cause, it must 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ep to and expand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phold and enrich the system of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here to and improve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原句中重复出现了三次“坚持”, 而英译时采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法——“keep to”、“uphold”和“adhere to”。这三种表达法虽然都可以表示“坚持”的意思, 然而彼此的涵义是有一定差别的。keep to something在第七版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2009:1108) 中解释为, 可以指“to avoid leaving a path, road, etc.不偏离 (或不离开) 道路等”;uphold (同上:2220) 则解释为, 可以指“to support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is right and make sure that it continues to exist支持, 维护 (正义等) ”;adhere to something (同上:24) 则解释为, 可以指“tobehave according to a particular law, rule, set of instructions, etc., to follow a particular set of beliefs or a fi xed way of doingsomething坚持, 遵守, 遵循 (法律、规章、指示、信念等) ”。为了使英语译文更生动地道, 译者翻译此句时做了这种灵活的处理, 这是能为读者所接受的, 也同时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忠实性。相反, 假如译者为了追求忠实, 将原文的三个“坚持”都统一翻译为某一个英文表述 (如keep to) , 译文势必显得机械、僵硬, 不符合英文的用词习惯, 也难以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2) 例二:

原文: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 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 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继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大动力。

译文:We should keep develop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our reform, ensure the soundness of decisions concerning reform and enhance coordination of reform measures taken.We should identify areas where breakthroughs can be made, set priorities in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advance reform in important areas and key links when opportunities are ripe and continue to reform th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systems in an innovative way.We should further free and develop the productive forces, promote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self-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get rid of all the notions and remove all the institutional drawbacks that hinder scientific development.By doing so, we will create a strong momentum in advancing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胡锦涛这句话中出现了三个“推进”。一个是“推进……改革”, 第二个是“推进……改革创新”, 最后一个是“推进……事业”。它们不仅仅准确表达了深刻的政治涵义, 还使得文章气势磅礴有力, 层层相扣, 有机地连接为一个整体。英译本在翻译的时候, 为了避免“重复”的大忌, 避开了直接重复使用几个“advance”, 而是选择用了“advance reform”、“continue to reform...in an innovative way”以及“in advancing the cause”这些不同的表达形式, 来对应翻译处理原文中不同的“推进”, 同样起到了内在的、有机的连接效果。

(3) 例三:

原文:牢牢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也是对我们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

译文:We should seize and make the most of the important and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that have presented themselves now and in the coming period to promote China's development.To do so will enable u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gain advantages and ensure victory in the future.But this also presents a major test for our Party's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for our nation's self-improvement capacity.

此例句中出现了三个“赢得”和两个“重大考验”。英译本为了避免重复, 用“take the initiative”、“gain advantages”和“ensure victory in the future”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分别表述“赢得主动”、“赢得优势”和“赢得未来”。例句中出现的两个“重大考验”则合二为一, 表述为“presents a major test for our Party's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for our nation's self-improvement capacity”。在不影响意思表达的情况下, 将原文中重复使用的某个词语在翻译的时候略去或恰当变换, 是在进行政治文献汉译英时常见的转换手法, 可使英语译文读起来更加流畅地道。

政治文献的翻译难度大, 不仅仅只存在重复用词这一个角度, 本文仅从这个方面出发, 进行了一点分析和阐述。只要我们与时俱进, 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 增强自己的政治敏锐感, 深入领会国家的对外宣传政策,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深入掌握汉英语言文化差异, 不断丰富双语文化知识, 就一定能扫清一个又一个翻译障碍, 译出政治性正确、忠实于原文且目标读者读来通畅的佳译。

摘要：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 及对外宣传力度的进一步加大, 政治文献的翻译变得越发重要。为了达到忠实和通顺, 在政治文献的翻译中经常需要用到转换。本文结合中央编译局所翻译的胡锦涛主席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选取的例子, 对政治文献原文中重复用词的翻译处理进行分析和阐述。

关键词：政治文献,翻译,转换,重复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1-07-02 (2) .

[2]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3]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七版) [Z].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4]单其昌.汉英翻译技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0.

[5]王大伟, 魏清光.汉英翻译技巧教学与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8.信息安全文献翻译 篇八

【关键词】冗余 政治文献 《毛选》 平衡

【Abstract】Redundancies vastly exist in language expressions.However，due to the inevitabl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different languages，sensibl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balance redundancy between the two，contributing to good translations，especially for political documents with a very solemn style.

【Keywords】redundancy； political documents； SWMZ； balancing

政治文献译文是对外宣传的媒介和桥梁，是国外读者了解我国国情、政策方针、政治制度、政治立场等最重要的来源，其质量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外读者对相关信息掌握的准确程度，以及国家形象的树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历时20多年，强大的翻译阵容、特殊的政治地位、精细的翻译过程及其广泛的影响力，诸多空前绝后的种种因素使得《毛选》（《毛泽东选集》）成为我国政治文献翻译研究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也代表了我国政治文献翻译的最高水平。

一、冗余理论

作为信息学中的核心概念，“冗余”原本是由美国数学家兼信息工程师香农（Shannon）于1949在其论文《传播的数学理论》中提出。简单地说，“它指信源为对抗‘噪音（各种干扰信息传递的因素）而故意释放的多余信息。”“语言具有冗余性，是一个客观事实。有人计算出英文多余度在67%与80%之间。一般认为各种发达的语言的多余度显著地超过50%，如俄语，其多余度大大超过40%。”

20世纪60年代，美国翻译理论学家尤金奈达（Eugene·A·Nida）率先把“冗余”这一信息学概念应用于翻译理论与实践：“香农和韦弗提出的冗余信息理论为译者们认识冗余成分的作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纽马克也表示，翻译中的冗余成分并非一定是多余的存在：“在一个文本中，冗余或许是写作的败笔、模糊不清的东西，等等（纯粹是为了重复而已）。应该直接被删除。然而，重复、释义、同义反复和赘语（大量的冗余）可以用来增强语气、阐明观点、避免重点语意的误解，并能起到总结的作用，亦能抵抗‘噪音和排除无关的思绪从而帮助理解。”由此可见文章中的冗余信息并非皆是画蛇添足。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冗余信息主要起到排除干扰的作用，它是语言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在语内交际中，冗余信息可以帮助信息接受者在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准确接收信息；而在语际交际中，如果源语中的冗余信息直接照搬到目的语中去，往往造成冗余过量或者不足，从而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翻译的任务之一便是调整原文中的冗余成分，使其与目的语受众的语言习惯和认知能力相符，从而使得原文信息得以准确传达。

二、政治文献翻译中冗现象

冗余是政治文献汉译英过程中的一大值得关注的现象，不论在原文或译文当中都存在着大量冗余信息，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原文的高度冗余。中文政治文本中本身就充满了大量的冗余信息，如范畴词、过度的修饰语、重叠词，还有一些重复的表达。从信息量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多余的成分，他们并没有传达更多的内容，但他们却是中文政治文本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虽然中国人早已习惯它们的存在，也需要它们为政治文章增添一些特定的色彩：严肃、严谨、坚定、深刻、可靠，富有强烈的感染力，但如果把它们完全复制到译文中去，定会让译文晦涩难懂、古怪至极了。

例1.原文：“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毛选Ⅴ》）

译文：“We should first wage a struggle to rid him of his wrong ideas.”

“肃清”本身就是“彻底”的，动词短语“rid…of”已经够彻底，因此无需再加上一个代表“彻底”的副词。

2.作者的权威身份。政治文献属于“表达型”文本，其核心是“作者的思想”、“作者”，以及“话语的发送者”，作者在文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因此，政治文献中一些“个人印记”（personal ‘stamp）也要在译文中得以充分体现，所谓文如其人。纽马克认为，“官方文告这类文本中的冗余表达”一般是“必须照样复制的”。他强调“任何人都无权去改进文本，哪怕它再任性、老套、古怪、术语化、冗赘、革新或是反常，你都得追随同样的风格。在文体规范方面，你只能对目的语做出稍许让步，而总的来说，要把作者的个性特点看得比任何语言规范都重要。”政治翻译家程镇球先生认为，“翻译应该从思想内容到文字风格都忠实于原文。特别像《毛泽东选集》那样重要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时更要一丝不苟，准确传达原文的思想和内容。”他还强调，“文字风格也是思想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时应该再现出来。”汉语独特的文字风格为中国政治文献烙上了鲜明的民族印记。将这些印记在译文显现出来，不但使译文充满了民族色彩，具有高度的民族识别性，更是民族自尊与自豪的体现。《毛选》中有大量充满浓厚民族色彩的成语和谚语，生动而深刻，属于毛泽东的“个人印记”之一，是不能轻易用西方成语、谚语取而代之的，译文中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文中的形象，成为了一道道独特的风景。

例2.原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毛选Ⅰ》）

译文：“How can you catch tiger cubs without entering the tigers lair？”

若译成“No risks，no gains”，更加简单明了，却丢失原文中“虎穴”和“虎子”的形象，无法体现原文作者话语之中的生动之处。

3.政治意识形态倾向。政治文献集中反映了特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其翻译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为让译文读者全面、客观、公正地理解原文中的政治观点，译者会有意向译文输入原文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或采取某种方式顺应译入语的主流意识形态。

例3.原文：“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毛选Ⅱ》）

译文：“At the time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Stalin first enjoined us not to press on with the revolution，maintaining that if the civil war flared up，the Chinese nation would run the risk of destroying itself.”

这里的“不准”用“forbid”就糟了，感觉我们惟他国是从。“enjoyed us not to”，既有强加于人的含义，却又不一定能达到目的，表明主动权终究是在我们自己手中。

4.跨越文化障碍。在政治文献翻译中，文化障碍主要源于文化差异。看清文化差异，正确处理翻译中的相关问题，才能使得译文跨越文化障碍，为译文读者所接受，避免困惑甚至误解。

例4.原文：“……有些装红白脸。”（《毛选Ⅱ》）

译文：“…with some wearing the white make-up of the stage villain and others the red make-up of the hero.”

对那些不熟悉中国脸谱的外国读者来说，不多加几个词恐怕是无法理解的。

三、政治文献翻译的冗余度平衡

在政治文献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文中的信息进行判断，或对原文中的信息进行过滤，适当地删减一些过量的冗余信息；或在冗余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一定量的信息量增补。通过这种删和补的过程，译文中仍然会存在一些冗余现象，但这种调整后的冗余更加合乎情理，它们的存在也就大大提高了译文的质量。

1.信息过滤

（1）范畴词省译。中文政治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范畴词，如“工作”、“问题”、“状态”“情况”等，有时本身没有实质的意义，翻译时可以省去不译。

例5.原文：“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毛选Ⅱ》）

译文：“Chiang Kai-sheks superiority in military forces was only transient，…”

（2）修饰语省译。中文政治文献里有大量的修词，使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但放在英文里就显得很堆砌，翻译的时候，当放弃还得放弃。

例6.原文“…又处在人民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毛选》第五卷）程P87

译文：“…what is more，it finds itself in a historic period of peoples revolution.”

“historic”已经包括“great”的意思，译成一个词也就够了。

（3）重叠词省译。重叠词是汉语政治文本中的一种隐性重复，一些二字词语总是成对出现，构成工整的四字结构，却只表达一种含义。如，“畏首畏尾”、“土崩瓦解”、“惊天动地”、“独立自主”、“自私自利”、“坚持不懈”、“互利共赢”、“贪官污吏”、“铺张浪费”，翻译这些成对的词语，二者取其一即可。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看似重叠的词语中蕴含了双重意义，切莫译成一个词，丢掉了其中的重要信息。

例7.“独立自主”

“independence and initiative”（《毛选Ⅱ》）

这里的“独立”是指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保持表示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指思想上、行动上的主动性，不必事事都要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后在做。因此，这里的“独立”不等于“自主”，不能只译成一个词。

（4）重复表达省译。中文政治文本中有很多重复的表达，应该适时地化繁为简，使译文流畅，更具美感。

例8.原文：“这次会议决定下一次会议日期，并且决定下一次会议检查这次会议的执行情形，个办法很好。”（《毛选Ⅴ》）

译文：“It is a good idea for this conference to fix the date of the next meeting and to decide that it will review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olution adopted here.”

但是，当重复可以用来避免产生误解，更清晰地传达原文思想的时候，就另当别论了。特别在一些政策性文件里，一字一词都关系重大，翻译成英文就得照样重复。

例9.原文：“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不可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毛选》第五卷）程P218

译文：“In addition，it must be explicitly stipulated that in cases where it is marginal whether to make an arrest，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there be an arrest and that to act otherwise would be a mistake，and that in cases where it is marginal whether to execute，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there be an execution and that to act otherwise would be a mistake.”

这里关系到捕与杀，如译文表述稍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就可能导致理解上的偏差，是要出大事的。

（5）词性转换。为了尽量保留原文中的信息，在翻译的过程中把原文中一些冗余的词语进行词性转换，它们在译文中的时候反倒不显得多余了。

例10.原文：“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毛选Ⅴ》）

译文：“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solidarity with our foreign friends will enable us to accomplish our work of construction rapidly.”

原文中的名词“迅速的成功”译文中变成了动词“accomplish”和副词“rapidly”，从而省去了“获得”，简化了句子结构更符合译文的习惯。

（6）句型转换。句型的转换也可以让句子更加简练，又不会失去原文中的重要信息。

例11.原文：“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对势力，以及我们接受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对势力，反对我们。”（《毛选Ⅴ》）

译文：“Against us are arrayed，first，the imperialists，second，the reactionaries in Taiwan and Tibet，third，the remnant Kuomintang forces，the secret agents and the bandits，fourth，the landlord class and，fifth，the reactionary forces in the missionary schools established in China by the imperialists and in religious circles and those in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aken over from the Kuomintang.”

原文中的“反对我们”出现了五次，在译文中被提前了之后只出现了一次，但丝毫没有改变它被强调的效果。

2.信息增补

（1）文内诠释。为了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文，在不影响译文流畅性的同时，对原文进行增补，补充的信息与原文已有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

例12.原文：“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毛选Ⅴ》）

译文：“Some people are against the pinning of political labels，but only when it is they who are being labe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2）文外加注。对于一些需要给与大量解释或说明的信息来说，文外加注是更好的选择。这样既可以避免过多的信息添加破坏句子的通顺程度，又可以为译文读者提供更详细的参考资料，为其创造一个更为客观的认知语境。

例13.《在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毛选Ⅴ》）的译文中，第1条关于“agreement”的注释是译文中才有的。此处的“协定”指的是1951年5月23日达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该“协议”的签署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是西藏属于中国的有力证据之一。这一背景知识的添加不仅仅是为译文读者解除疑惑，更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四、结语

政治文献的正式性、权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译文必须要紧扣原文以示对作者的尊重，忠实地将原文中的方方面面重现在译文之中。然而，巨大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就其冗余度的平衡而言，适当的删减和添加冗余也极具考验性。在这种情况之下，译者的素质至关重要。除了扎实的母语和外语功底，译者必须对双方文化有广泛而深刻的认知。与其它类型文本译者相比，政治文献译者必须要有相当敏感的政治神经和高度的责任心，因为稍有不慎，将会犯下政治错误，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译者还需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共同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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