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概述

中国文学史概述（共9篇）（共9篇）

1.中国文学史概述 篇一

日本文学概述

吕元明著（今川樱一录入）

日本文学的基本特征

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史前发展，于公元初进入文明阶段。中国《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倭国王入贡后汉，得光武帝“汉委奴国王”印缓。《魏志·侯人传》记载公元146——188年间倭国**。邪马台女王卑弥呼统一国家，公元239年派使臣至中国带方郡。公元645年，经大化改新开始确立以古代豪族为基础的天皇专制主义。公元1192年源赖朝创立镰仓幕府，使日本走上封建社会道路，一直延续至1868年明治维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前，日本天皇号称“万世一系”，从未受到异国异民族的统治。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走上民族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日本的地理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它的文学特征。

第一，日本文学形式在近代前大都是短小的，结构单纯。从古代开始，短歌形式的文学最为发达，后来发展为连歌、俳谐、俳句等，迄今不衰。日语音节、古调单纯，诗的形式不具备押韵的条件，因而日本诗歌极易与散文混同，形成散文诗化。日本随笔、日记文学，都很讲求文体的优美。散文的发展促进了短篇小说形式的物语的发达。十一世纪初出现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其结构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的，前后衔接松散，叙述简单，时间推移与人物性格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日本，即使长篇小说，其结构也是由短小形式组成的。这一特点贯穿于整部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江户时期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好色一代男》等长篇小说，也都是由短篇故事组合而成的。现代作家川端康成的长篇小说《雪国》，明显地具有《源氏物语》的那种结构和描写方法。日本作家在短小、单纯的结构中追求精炼的艺术表现手法。短短三两句的短歌或俳句，往往能准确地表达日本歌人、俳人的感情世界。随笔和物语中的情节描写，也极少有长段落。

第二，文学性格纤细、含蓄。自古以来日本自上而下的改革，对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文学中几乎听不到强烈的社会抗议的呼声。古希腊悲剧的那种雄伟崇高的观念，也不是日本作家追求的对象。他们追求的多是感情上的纤细的体验，表现的主要是日常的平淡的生活，在平淡朴素的生活中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冷静的思考。日本文学除很少例外，与激烈的阶级冲突一般都没有联系。即使是少数例外，作家的表现方法往往也是含蓄的，曲折的。

第三，日本的文艺观是以“真”、“哀”、“艳”、“寂”为基础的。从“真事”始，平安时期的“物哀”，镰仓、室町时期的“幽玄”，江户时期的“闲寂”，主要是在和歌的基础上发展和提炼出来的。这些理论都是和作家向往的优美境界联系在一起的。而“余情”论为这种优美的境界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日本短小的文学形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家的艺术技巧和最大限度地概括了作家所认识的客观世界。

第四，长于摹仿，变革迅速。大化革新后，日本全面向中国大陆开放。汉字、汉语乃至汉诗、汉文，原样移至日本，形成日本文学的重要分支——汉文学。在吸收中国文学的同时，日本创造了变体汉文、假名、和汉混体文，大量吸收中国词汇，创作了独具民族形式的文学作品。大化革新后经过近百年时间，日本文学有了飞跃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奈良平安文学及江户元禄文学。明治维新在资产阶级文学没有成长起来的条件下发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里，为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日本终于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文学发达国家的行列。

日本文学史的分期 日本历史经历了大和（三世纪至七世纪）、奈良（710—794）、平安（794一1192）、镰仓（1192一1333）、南北朝(1334－1392）、室町（1392—1600）、江户（1600～1868）、明治（1868—1912）、大正（1912一1926）、昭和（1926—1988）、平成（1989－）等朝代。

古代文学．包括奈良时代和平安王朝时代的文学。这一时期古代处于奴隶制的社会条件下，经历了大和时代的口头文学，奈良时代确立起借用汉字汉文的书面文学。氏族时代的英雄故事和传说说，在《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中被记录下来，同时创作了开日本汉诗文先河的《怀风藻》和《凌云集》等。《万叶集》集录长歌二百六十余首，短歌四千余首，深刻地表现了大化革新前后日本社会变革的状貌，成为奈良文学的顶峰。延历十三年（794），京城由平城京迁至平安京，文学随之进入王朝时代。《古今和歌集》确立了日本短歌的基本形式，成为敕撰集之始。除短歌外，物语在这一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竹取物语》、《落洼物语》、《字津保物语》等“虚构物语”和《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等“歌物语”，以及集两者大成者的《源氏物语》。这一时代随笔、日记文学也很发达，代表作有《枕草子》、《蜻蛉日记》等。

中世、近世文学，包括镰仓、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的文学。日本中世纪是武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武士阶级的兴衰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日本称镰仓、室町时代为“中世”，称江户时代为“近世”，前者以日本封建社会的确立与发展为标志，后者以封建社会由鼎盛走向衰落为标志。镰仓、室阿时代表现武士阶级战斗历史的军纪文学流传甚广，出现了《平家物语》、《义经记》、《太平记》等。随笔、纪行、日记文学受隐遁思想影响，代表作有鸭长明的《方文记》、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等。镰仓时期在后鸟羽院主持下完成的《新古今和歌集》，表达了“余清”、“妖艳”的美。其后和歌诗坛出现了二条、京极、冷泉三家的长期对立。室町时代和歌衰落，连歌兴起，出现了宗砌、心敬、宗祗、宗长等杰出的连歌师。世阿弥的出现，推动了戏剧能的迅速发展。出现于镰仓时代的五山文学，创造了中世汉文学的黄金时期。江户文学始于十七世纪，延续二百余年。这期间町人阶级成长起来，商品经济对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等，深刻地描绘了町人世界的生活状貌。其后小说出现了洒落本、黄表纸、人情本、滑稽本、会卷、谈本等多种形式，杰出作家作品有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山东京传的《江户产风流烤鱼串》、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大传入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等。俳谐经贞门、谈林两派，至芭蕉达于顶峰。芭蕉死后，蕉门衰落。其后与谢芜村、加藤晓台发动中兴俳谐，一度使俳谐恢复青春。小林一茶、夏目成美扩大了俳谐的题材。在俳谐流行的过程中，川柳与狂歌也发展起来。和歌在江户前期出现了下河边长流、契冲、荷田春满等代表人物，后期有贺茂真渊、小泽芦庵等改革派及香川景材的桂园派。江户戏剧的代表人物为近松门左卫门，在他推动下，净琉璃、歌舞伎发展成为最完备的古典戏剧。镰仓、室町时代怫教影响最大，而江户时期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广。藤原惺窝、新井白石的朱子学，中江藤树的阳明学，伊藤仁斋、获生祖徕的古学等，均对日本文学产生广泛的影响。对儒学采取批判态度的国学在江户后期有很大发展，主要代表者为本居宣长。

近代文学，即明治时代的文学，始于明治维新，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维新后最初二十年，文学处于启蒙阶段。福泽谕吉、西周、中江兆民等最早将资本主义文明介绍到日本。丹羽纯一郎的译著和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末广铁肠的《雪中梅》等政治小说，在这一时期影响颇大。1885年坪内逍遥发表《小说神髓》，1887年二叶亭四迷发表长篇小说《浮云》，表明了写实主义理论与创作开始在日本生根。同期尚有尾崎红叶、幸田露伴、樋口一叶创作的写实主义小说。1890年森鸥外发表浪漫主义小说《舞姬》，其后北村透谷发表的评论《内部生命论》、岛崎藤村发表的新诗《嫩菜集》等，都对浪漫主义的高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明星派及其诗人与谢野铁干、与谢野晶子等，也为浪漫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泉镜花的观念小说，系浪漫主义的晚期佳作。日俄战争(19O4－1905）结束后，浪漫主义消退，自然主义崛起。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棉被》，奠定了自然主义的基础。此后自然主义向私小说发展．出现了正宗白鸟的《向何处去》、德田秋声的《新家庭》、岩野泡鸣的《放浪》等。晚起的广津和郎等形成的奇迹派，为自然派的支脉。与自然主义相联系的，尚有正冈子规的写生论，石川啄木、上歧善麻吕等人的和歌。明治末期，反自然主义的作家与流派开始流行。为首者为森鸥外与夏自漱石。具有浪浸性格的鸥外创作了长篇小说《青年》、《雁》和历史小说《阿部一族》，表现了清醒的理智主义。漱石发表了《我是描》，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了批评。以后他又创作《三四郎》、《从此以后》、《门》等小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白桦派文学步入文坛。武者小路实笃的《幸福者》、志贺直哉的《在城崎》、《暗夜行路》、有岛武郎的《该隐的末裔》等，表达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新思潮派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延续至二十年代初。代表作家作品有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鼻子》、《河童》，菊池宽的《父归》、《恩仇必报》，山本有三的《杀婴》等，一方面追求理智，一方面讲求技巧。唯美主义作家也是和自然主义敌对的，诗歌方面的代表有木下(上木下工)太郎、北原白秋等，小说方面的代表有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佐藤春夫等。

现代文学，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指大正后期、昭和年代及平成年代的文学。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日本工人运动很发达，从而推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走向高潮。叶山嘉树的《海上的人们》，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中野重治的诗集，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与无产阶级文艺对垒的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作品有横光利一的《太阳》、《机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等。其后新兴艺术派的井伏缚

二、林芙美子等人，一度很活跃；新心理主义文学出现了堀辰雄、伊藤整等新人。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曾使很多作家卷进鼓吹能争的歧途。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获得了民主改革的机会。战后初期阶段，民主主义文学发展很快。宫本百合子的小说受到欢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对战争采取批判态度的战后派作家野间宏、椎名麟

三、梅崎春生、中村真一郎、武田泰淳等登上文坛，其后尚有三岛由纪夫、大同升平、安部公房等第二次战后派登场。五十年代中期，吉行淳之介、安冈章太郎、小岛信夫、庄野润

三、远藤周作等第三代新人，以其城市生活题材引起人们注意。五十年代后期，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开高健等人的反传统道德的小说开始流行起来。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六十年代，有吉佐和子、水上勉、北杜夫、丸谷才

一、清冈卓行等的作品受到欢迎。七十年代前期在《作人》杂志周围，团结了关心社会问题的作家高桥和已、小田实、真继伸彦、柴田翔等。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被称为“内向的一代”作家开始崭露头角，主要有古井由吉、后藤明生、黑井千次、阿部昭、小川国夫等人。之后，“空虚的一代”登上文坛、代表作家有村上龙、三田诚广、立松和平、高桥三千纲、中立健次等。战后，推理小说有很大发展，五十年代开始，松本清张以社会派推理小说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其后出现了佐野洋、三好彻、森村诚一等众多推理小说作家。在大众化的文学中，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统一起来的井上靖，创作了被称为“中间小说”的《斗牛》、《冰壁》等，受到欢迎。战后大众文学中著名作家尚有大佛次郎、山本周五郎、新田次郎、立原正秋、五木宽之、星新一等。

中日文学交流

中日两国远在两千年前就有文化联系。公元一世纪至二世纪，中国的铁、铜、纺织技术传入日本，带有汉字的铜镜、铜剑、铜铎也被日本人用作宝器和祭器。据传中国的《论语》和《千字文》地早由阿直歧、王仁传入日本。日本进入律令制国家的和铜五年（712），太安万侣奉命完成 《古事记》。是为日本第一部书面大作，和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全书使用汉字写作。在汉字的基础上形成“假名书”（一字一音）、“宣命书”（以汉字作音训，中间加助动词、动词、形容词语尾等）和纯汉文体、准汉文体等。其后《日本书纪》袭用中国《汉书》等史书，用纯汉文体写作。《常陆民土记》的文笔也为流畅之纯汉文体。《怀风藻》（751）、《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经国集》（827）等，均为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显示了由五言向七言律诗发展的作诗技巧。

《万叶集》为古代和歌的结晶，反映了中国文学影响的另一面。全书使用汉字为音训的万叶假名，编排学习中国《诗经》等书，作者中的山上忆良等人曾留学中国，颇受中国文学影响。中国儒家、老庄及佛教思想，对《万叶集》也有很深影响。

平安时代，由于遣唐使的频繁往还，学习中国形成热潮。随着日本向中国派出大量的留学僧、学问生，中国各种书籍大量传入日本。中国文学的影响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李白、白居易的诗深入至后宫和有文学优养的贵族家庭。《游仙窟》等唐人小说，广为流传，并影响了物语、说话的发展。紫氏部受过很好的汉文学教养，所著《源氏物语》明显地受《史记》和《白氏文集》的影响，其中桐壶卷足见《长恨歌》的影响。

镰仓时期的军记物语，随处可以找到与中国说话文学的联系。《平治物语》里有许由的故事、楚汉相争的故事、吴越之战的故事；《源平盛衰记》里有周成王臣下的故事和王莽、武则天、褒姒、苏武、季札、勾践、来买臣等人的故事等。《平家物语》以和汉混合文体写作，引用中国史话颇多，也使用中国的很多成语及词汇，出典最多的是《史记》、《白氏文集》及《春秋》、《论语》、《汉书》等。《太平记》中中国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史记》的影响尤为显著。在《太平记》中也可以找到《李娃传》的影子。

汉诗文发达的五山文学，最早来自留学中国的荣西。宋僧一山、一宁归化日本后，培养了虎关师鍊、雪村友梅等五山文学的先驱。在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中，五山文学一直同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江户小说的发达，同宋话本、明清小说的关系甚大。假名草子的《棠阴比事物语》即为中国宋代桂万荣《棠阴比事》的翻译与改写。江户时代将这种翻译加改写的方法称“翻案”，一时成为风气。浅并了意的《伽婢子》即为明代瞿佑、李昌祺《剪灯新话》等的翻案。《狗张子》即为《续玄怪录》、《唐人说荟》、《剪灯新语》等的翻案。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翻案于中国《古今小说》、《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剪灯新话》等。都贺庭钟的《英草子》也翻案于《警世通言》、《古今小说》等。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翻案于《水浒》。徘谐大师芭蕉学习过杜甫、李白、苏武、黄庭坚等人的诗，其中尤爱杜甫，蕉风的形成有赖于汉诗。

江户时代儒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折衷学、考证学等学派。江户时代汉诗也极为发达。十七世纪，藤原惺窝、木下顺庵等汉诗以经学为主；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叶，获生徂徕、新井白石、服部南廓等尊崇唐诗；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前叶，释六如、市河宽斋、山本北山等由鼓吹唐诗风格转向宋诗；中叶，梁川星严等重视清诗，尤爱袁枚、蒋士铨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转而向西方开放，但仍保留着同中国文学交流的传统。至今日本大中学校仍设有汉诗汉文课。日本著名文学家大都具有高深的中国文学素养。夏目漱石受陶渊明、王维、杜甫影响，创作了众多出色的汉诗。正冈子规曾说：“俳句、和歌、汉诗形式虽异，志趣却相同、其中俳句与汉诗相似之处尤多，盖因俳句得力于汉诗之故。”

日本近现代还出现了不少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青木正儿对元曲、水浒的研究，吉川幸次郎对杜甫的研究，竹内好对鲁迅的研究等，受到广泛的好评。

近代以前，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是深远的、广泛的。而近代以后，由于日本较早吸收资本主义文明，开始更多地影响中国。鲁迅称他最爱读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郭沫若、郁达夫、夏衍、田汉、成仿吾等都在日本渡过他们的学习时代，并开始文学创作。

2.中国文学史概述 篇二

盛大文学的全版权运营主要分为线上运营和线下运营两部分, 其中线上运营分为在线用户微支付阅读、无线阅读以及在线广告。而线下运营分为两大部分:实体图书的出版及文学版权的转让从而使其再次开发。对于版权转让包括根据盛大文学的原创文本改变的电视剧、游戏、电影等。下面就将对这五大运营板块进行逐一情况概述及介绍。

一、线上运营——在线用户微支付阅读

盛大文学以网络文学社区为平台 (旗下六个控股文学网站) , 采取UGC的文学生产方式, 读者自由阅读的模式, 微支付的付费方式, 完成原创文学的网络数字化“出版及销售”。

其中, UGC是“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缩写, 翻译为“用户生产内容”。盛大文学将这种生产方式引入文学创作, 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商业模式。它打破了出版社传统的编辑审核再印书出版的旧模式。

读者自由阅读模式, 是读者在网络文学社区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喜欢的“帖子”进行阅读。同时读者还可以运用盛大文学社区中的工具“打赏” (认可作者的作品) “催更” (催促作者进行作品更新等工具直接与作者进行互动。

而关于微支付的付费方式, 是通过读者对作品的评级、打分及收藏率等后台数据信息统计, 盛大文学的编辑会发现投资价值, 签约作者。同时优秀的作品就可以在VIP专区上架, 进入收费阅读的阶段, 向读者收取3分钱千字——5分钱千字不等。

在线上领域, 根据艾瑞数据显示的2010年中国网络文学网站排名盛大文学旗下所控股的网络文学网站5家都榜上有名。根据用户停留时间显示, 盛大文学占据将近72%的市场份额。从营业收入数据来看盛大文学共占据接近61%的市场份额, 其旗下起点中文网一家占43%左右。

所以, 线上运营的在线微支付阅读这一板块作为盛大文学的内容来源及“起家盈利点”意义不容小视。

二、线上运营——无线阅读

盛大文学无线公司 (上海盛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是盛大文学旗下的全资子公司。盛起的组成, 可以看作为盛大文学在无线业务领域的重点动作。也是盛大文学为手机用户服务的无线阅读内容提供商。盛起通过与移动等运营商的合作和无线阅读运营平台, 向无线终端用户 (手机用户等) 提供无线阅读服务。

在平台提供上, 盛大文学无线公司提供起点中文网手机站、晋江原创网手机阅读门户站、手机原创平台等网站。同时, “盛大书童”“云中书城”等都是其公司为无线阅读读者精心打造的手机客户端阅读软件。

整合来看, 盛大文学的无线阅读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移动互联网的直接阅读。盛大文学与五个运营商合作, 提供四万多本书。以中国移动提供的无线阅读基地来讲, 有近一半都是来自于盛大文学。第二个是盛大文学在各种无线终端上的阅读应用。例如在安卓客户端, Bambook, Windows Phone等。同时还有APP渠道, WAP网站渠道等, 3G门户等。

三、线上运营——在线广告

在线广告作为盛大文学线上业务的第三项赢利点, 也不容小视。根据艾瑞研究显示, 在人均月度有效浏览时间和人均单日有效浏览时间指标方面, 网络文学网站要远高于其他网络服务网站。这一数据的纰漏, 就吸引了更多与网络文学相关的广告投放。数据显示, 盛大文学的在线广告收入增长迅速。盛大文学的2012年第一季度财报中, 显示盛大文学的广告额的增长达到119.2%, 达到1677万元人民币, 堪比2010年全年的在线广告收入。

四、线下运营——实体图书出版

2009年盛大创立聚石文华图书销售公司并收购华文天下, 由此进入线下出版和发行领域。至今, 盛大文学是中国最大的民营出版公司其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是北京中智博文图书发行公司 (2010年收购) 主要出版社科类图书;第二是天津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 (2009年收购) , 其探索了一整套畅销书运营模式并策划了大量优秀畅销书, 例如韩寒的系列作品等;第三是聚石文华图书公司 (2009年创立) , 主要运作于图书的策划出版及发行。分析盛大实体图书出版成功的原因, 主要亮点:盛大文学在网络文学行业占据最高的市场份额;其二, 由于盛大旗下的作者众多, 源源不断的内容使盛大文学保持着持续而旺盛的生命力。

根据盛大文学在2012年初提交的F-1财报显示, 盛大文学三家线下图书公司2011年销售图书2420万册。线下图书销售收入已高达2.63亿。

五、线下运营——版权转让及后续再开发

盛大文学的全版权运营理念在网络文学版权界是革命性的。这种理念打破了网络文学只活跃于网络的现象, 全方位、立体的为每一部优秀的网络作品进行后续版权的开发和包装, 极大的延伸了网络文学版权运营的产业链, 并带来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收入。这种全版权的运营理念在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建设和其他相关网络文学版权开发上有极强的推广性和借鉴意义。一方面, 作家与盛大文学签约, 提供文学作品, 获得丰厚收益。而另一方面, 盛大文学通过协议拥有网络文学作品版权并通过自身手段将其包装运作, 极大化版权价值。

价值最大化, 这是盛大文学提出的全版权运营的一个重要目标和最终目的。因为盛大文学公司与其背后写手们知名作家们的相关共享性和联系性, 整个公司的最大价值也就意味着网络作者们可以得到的利益也可以最大化。在这种捆绑式的产业链下, 作家写手的写作激励将被进一步提高, 保证了原创文学作品的更新速度以及出产质量。而反过来又再次提高版权潜在价值, 促进盛大文学的全版权运营。

参看文献:

参考文献

[1]夏雯.盛大模式造福文学——访盛大文学CEO侯小强.http://www.spsp.com.cn/1727/49375/49378.shtml[1]夏雯.盛大模式造福文学——访盛大文学CEO侯小强.http://www.spsp.com.cn/1727/49375/49378.shtml

[2]盛大文学财报显示:线下出版城民营书业老大.科技频道.和讯网.http://tech.hexun.com/[2]盛大文学财报显示:线下出版城民营书业老大.科技频道.和讯网.http://tech.hexun.com/

3.现代美国黑人女性文学题材概述 篇三

关键词：美国；黑人；女性文学；题材

20世纪之前的黑人文学作品大多是男性作家所写，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是以男性为重。虽然偶尔也会出现黑人女性作家，但所占的分量无足轻重。以男性人物为主的黑人文学作品中大多充斥著强烈的男性意识，无论是在种族问题，还是其它社会问题上，男权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表现得及其明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人女性文学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黑人女性的漠视，以及黑人女性堪忧的社会地位。

20世纪，随着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权主义者队伍不断状态，一些黑人女性开始认识到自身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日益关注黑人女性的生存状态，黑人女性文学也就随之诞生。一大批黑人女性作家，通过不同的角度塑造多种类型的黑人女性形象，再现黑人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关注她们所受到的来自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和写作技巧上都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这一时期是社会历史发生变革的重大时期，无论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还是在社会的道德标准、价值体系上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促使一大批有历史责任感的黑人女性作家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来唤醒黑人女性的意识，促进她们完成自我身份的构建，与传统的黑人文学作品相比，黑人女性作家突破传统创作主题的限制，更加关注社会现状，旨在通过自己的作品帮助黑人女性群体们认识自我、找到自我，从而更好地融入到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

一、现代美国黑人女性文学题材选取的特色

（一）神话题材的选取

所谓的神话，实质上是一种表达方式，通过一种超自然或者虚幻、魔幻、奇异的形式来接受某些自然界的现象或事物，以此来表达人类的某种经验或想法。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价值观、信仰、信念都是神话产生的重要基石。反过来，神话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念，代表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和态度。詹姆斯·奥·罗伯逊在《美国神话，美国现实》中写道：“神话是非理性的，至少它不受逻辑的支配，有时基于信仰而不是理性，基于理想而不是现实。”除此之外，神话传说还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去表达人们内心的愿望，从而给人们带来希望，成为人们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认识世界的有效手段，正是这一特性，使得神话具备了写实手法所不具备的艺术效果。

生活在美国的黑人女性，她们诞生于自己本民族文化之下，又受到了西方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对于神话这种能够带给她们希望的文化形式更加依赖。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中运用神话的主题，意图并不是要单纯地对文化进行重塑，而是旨在通过这些神话传说给人们以希望，同时，由于黑人女性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痛苦无法用确切的语言进行表达，因此，美国黑人女性作家们试图探求能够体现黑人女性愿望的神话，以此来抚慰黑人女性心灵的创伤。

在非洲传统文化之下诞生的神话传统，被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应用到文学创作之中，不仅借助神话传说的宣泄和解释功能，艺术性地再现了黑人群体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悲惨现状，而且神话传说大多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融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可以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心灵的共鸣，得到心灵的净化。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套用原始神话的故事模式进行叙述，另一方面将神话传说中的某一意象融入到小说故事之中，以此来凸显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思想。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托妮·莫里森就在对西方主流神文化进行抨击之时，找到了传承非洲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将非洲民间神话传说作为文学创作题材的源泉。一方面，她通过与西方文化中的神话故事作对比，从而凸显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另一方面，她积极探求符合黑人群体生存和意识延续的非洲传统神话或仪式，来宣扬非洲传统文化。

（二）民俗题材的选取

美国黑人的民间文学及文化传统是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奠基石。黑人群体在进入美国社会生活时，因为奴隶制、种族歧视以及白人主流文化的压迫和束缚，不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而且本民族的文化不准传播，本民族语言也不准使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黑人群体只能通过口头文学的形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民俗在记录美国黑人群体的生活现状、表达他们思想和精神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创造力，将民俗与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联系，有效地再现了美国黑人群体在种族歧视压迫下悲惨的生活状况，也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传统的美国黑人文学中，出现过将本民族民间文化内容简单罗列作为文学作品素材的创作形式，这不仅降低了民俗文化的感染力和艺术价值，而且作品也缺乏创造力。在现代美国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对待民俗文化内容并不是简单的套用，而是从形式上对其进行创新，将民俗的内容和形式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相联系，生动、立体地再现黑人女性群体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这样，不仅在传承黑人传统文化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增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黑人民间的民俗传统在黑人群体中至关重要，有些观念深深地印在黑人的脑海中，以至于他们一旦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就能够引起黑人群体的关注和共鸣。例如，黑人性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不仅揭示了种族歧视观念给黑人女性带来的心灵创伤，而且，在继承黑人传统文化上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和《柏油娃娃》都以非洲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为模本创作而成。

（三）精神信仰题材的选取

黑人作为一个群体，有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在被贩卖到美洲的过程中，黑人把自己的精神信仰也带到了美洲大陆。虽然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来自于不同的部落，在信仰上有所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信仰的核心内容是大致相同的，尤其是非洲尊天敬祖的传统是一样的，他们始终都认为，祖先的神灵会一直保佑着自己。美国黑人的宗教观念在很多黑人文学作品中都有诠释，但是因为特定的社会原因，传统的黑人作品对黑人信仰的理解多少带有些许偏见。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在对于黑人宗教文化的感受和理解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将精神信仰的内容与小说的创作联系在一起，既全面的阐释了非洲的宗教传统，又为解决美国黑人女性面临的生活和精神困境指明了新的方向。在美国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作品中不仅可以随处可见黑人传统信仰的影子，而且还通过文学创作全面地诠释了黑人的信仰关键，提升了黑人文化的影响力，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黑人群体的族群意识。

在非洲的信仰观念里，几乎人人都相信上帝是存在的，而且有着万能的力量，自己在危难的时刻可以得到上帝的帮助。莫里森在小说《天堂》中，就再现了美国黑人对于上帝的崇拜、敬仰之情：摩根家族的老爷爷撒迦利亚·摩根带领黑人从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到俄克拉荷马州去寻找他们心目中的“迦南”，沿途中遭到了白人的压迫和为难，整个路程都异常的艰辛。就在他们感到绝望的时候，上帝出现了，还为他们指引了道路，告诉他们正确的地方。最终，他们在洛根县以南建立了名为“黑文”的小镇，过上了世外桃源的日子。安定下来之后，在老爷爷的带领下，小镇还铸造了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大炉灶，在炉灶上刻上了“当心他皱起眉毛”的字样，表示对上帝尊重的同时，还能够警示众人要尊重上帝。大炉灶是黑人群体进行聚会、洗礼、祭祀的地方，是神圣的象征，这些细节的描写是对黑人宗教传统的再现。当小镇黑文遭受过战争已经不再适合居住生活时，迪肯·摩根兄弟决定效仿当年的撒迦利亚·摩根老爷爷，进行迁徙，继续寻找心目中的“迦南”，于是建立了新的小镇“鲁比”，与在黑文生活时一样，大炉灶依旧被安置在了小镇的中心位置上。对于黑人来说，炉灶象征着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同时，也是其精神信仰的代表。而黑人群体的信仰观念，很大程度上都体现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他们认为，是集体创造了个人，没有集体就没有个人，集体才是个人的文化身份象征。小说中的摩根兄弟代表的就是美国黑人继承文化传统的举动，通过叙述他们的迁徙，让人们感受到了美国黑人的宗教观念。

二、现代美国黑人女性文学题材选取的意义

在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中，文化中心论者总是把黑人传统文化定义为一种野蛮的、未开化的文化，对其进行排斥打压，而把白人文化当作主流文化来对待，这种评判文化的标准完全是依据白人的价值观来建构的。美国黑人小说华莱士·瑟曼在他的作品《黑色的墓》中，就对这一不公平现象作了阐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完全白色的世界中，这里白人的标准是所有人的标准，这里白人所做的总是正确的，除非曾经有白人做过，否则，黑人所做的总是错误的。”而且，从美国的发展历史来看，白人文化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白人中心主义观点更是一直占支配地位，总之，在白人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只要白人说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合法的；反之，只要不符合白人标准的，那就是错误的、不合法的，应该受到排斥的，正是这种过度的、典型的优越感，给美国黑人群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严重束缚了黑人文化的发展。

美国黑人女性作家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清醒地认识到黑人文化才是黑人种族发展下去的根据。文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美国黑人民族文化在美国历史的发展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一样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正如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在她的作品《黑人的存在不可忽视》中说的那样：“重视黑人的存在对理解我国的文学至关重要，而且这種重视不该只局限于边缘文学。我还相信正是因为黑人的存在，并以他们的存在为参照物，美国文学才能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受到世界的重视。”因此，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就有意识的融入了大量黑人传统文化的内容，通过借鉴非洲传统文化中的民间传说、宗教故事、神话等内容，来宣扬黑人文化，肯定黑人文化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改变白人文化中心主义者的错误认识，为黑人文化争得一席之地。

注释：

詹姆斯·奥·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M].贾秀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5.

David Gordon Nieson， Black Ethos：Northern Urban Negro Life and though 1890-1930.wesprot，Conn：Greenwood press，1977，162.

托妮·莫里森.黑人的存在不可忽视[J].陈陆鹰、汪立新，译.当代外国文学，1994（3），166.

参考文献：

4.中国文学史概述 篇四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七届年会会议概述

由岭南大学承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七届年会于2004年8月8日至14日在香港九龙的香港理工大学举行。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会长欧阳桢、川本皓嗣在开幕式上致词。欧阳桢教授首先祝贺因非典而推迟一年的第十七届年会终于顺利召开，并为非典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比较文学学者能再次聚首国际化都市香港进行热烈的学术探讨表示欣慰。

本次香港会议的中心主题，是“边缘处：文学与文化的空白、前沿和开端”。新世纪，人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中心与边缘，对于开放、创新和人文都有了新的定义。现实世界变成了数码的天下，文学与文化的观念不断变化，信念开始瓦解，想象力变得界限不明，我们如何从这些现象的网络中生存？当身份和性别都不再单一时，在这个有限的世界中，我们该去何方寻找新的话语轨道，把人类尚未开发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得出具有突破性的共同价值？本届年会的议题更加紧扣新世纪的全球文化和文学的现实，包括创新、变动、危机等问题。

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的有中外著名学者乐黛云、龙应台、Levy Hideo、川本皓嗣、欧阳桢等。他们发言的题目分别是：《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一个文本，各自表述——华文写作的文化错位》，《走向千年之城市》，Presidential Address:“Rhyme or Reason: Acase for Negative Capability”，《边缘处：文学与文化的空白、前沿和开端——教训与反思》。

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日本、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他们分别参加了集体研究、专题讨论，小组座谈和圆桌会议等多种形式的讨论。在纷繁的议题中，主要有如下几个比较集中的主题：一，拉美、南非、东亚等以前处于比较文学边缘的地区，逐渐开始走向中心，受到了多方面的注意。相关议题有：东亚比较文学史的讨论；比较视野下的拉美文学与文化；日本文学起源语境之修复；西方思想与中国经典的现代性阐释等。二，面对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加强、移民增多的情况，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审视自己的流浪状态，考察自身与环境的文化杂交性质。相关的讨论有：自我、他者和人文的阈限，旅行者、流浪者与归家者；自我之现实与身份之怀旧；等等。其中海外华人的生存与文学也受到了热烈的关注。相关议题有：海外华人文学与诗性记忆；亚太经济圈的流放及中国－加拿大文学案例研究；岛屿与大陆身份；等等。三，关于后现代与现实主义的讨论意犹未尽。如：后现代与后人文； 后现代主义与流放；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反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者的地形；等等。四，关于人类目前生存环境——都市文化的思考。如：都市与生态；都市、空间和流行文化。五，性别研究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比如：女性与传说；说出性别；等等。六，对于全球语境下空前活跃的多元文化交流的关注。相关议题有：跨文化理解与误解；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互惠认识；多元视角下的洞见；世界文学的新概念：跨文化互文性； 外国人形象研究：跨文化视角；全球语境中的文学理解与文化史； 在全球语境中重思文学；跨文化相遇：日本、美国、中国；等等。

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倾向，从上述五花八门的议题可见一斑，这一趋势正愈演 愈烈。而近年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也使得翻译研究虽然是比较文学一个年轻的的分支，发展却十分迅猛，思路不断拓展，成果空前丰富，在本届年会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本届年会上，翻译研究的课题较以前更加多样化，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突破翻译研究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这一狭隘思路，而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一种跟意识形态、文学观念以及赞助制度紧密相连的复杂过程。相关的主题有：希伯来文圣经翻译中的理论操纵；翻译中的政治正确；日本的翻译和诗学革新； 翻译与审查：翻译的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过去、现在、计时起点：小说叙述的张力及其在英译中的运用；政治翻译与审查；在世界与中国之间的文化翻译：为诺贝尔奖得主高行健定位的疑惑；世界文学与翻译：全球挑战与星际回应；在重写过程中塑造年轻读者——日本儿童文学的几个案例； 反对翻译：早期现代日本阐释学的兴起；翻译及其文化矩阵；翻译作为反殖民工具；创造性写作、可译性与翻译理论；文化翻译，调适与反抗：现代东亚多元文化的转换和帝国主义；中国与西方的重逢：翻译研究模式的交流互通；等等。

5.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概述 篇五

古代，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寓言故事，已经具有了志怪小说的苗头；《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记述人物言行的史书，又给小说创作以启发；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发展，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产生了志怪小说。

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以谈神说鬼或记录名人轶事为主的小说。

志怪小说，干宝的《搜神记》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志怪小说中，一方面多有宣扬宗教迷信思想的作品，一方面也有反映广大人民思想愿望的作品。前者如：《阮瞻》叙述素不信鬼的阮瞻被鬼吓坏的故事；《蒋济亡儿》叙述蒋济的儿子在阴司官府当差的故事。后者如：《干将莫邪》记写巧匠莫邪为楚王铸成雄雌二剑后被楚王杀死，其子赤为父报仇的故事；《紫玉韩重》记写吴王的小女紫玉和童子韩重相爱，吴王不许，紫玉愤恨而死，韩重痛哭墓前，紫玉灵魂出现，两人墓中结为夫妇的故事；《宋定伯捉鬼》记写宋定伯不但不怕鬼，而且捉住鬼，卖了鬼的故事。后者是志怪小说中的精华。志怪小说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志人小说的代表是《世说新语》

刘义庆《世说新语》：刘义庆，刘宋宗室，封临川王，他喜招聚文学之士，此书可能是他与其他手下文人杂采众书加进所闻而编的，此书成后不久，到梁朝，有刘孝标为其作注，此注引书达四百多种，且多散失，故此注保存了许多古代资料，很有价值。《世说新语》原只名《世说》，因西汉刘向也有《世说》（已佚），故唐人为区分，称为《世说新说》，到宋朝，又改为《世说新语》，一直沿用到今天。此书记载的是从汉代到东晋的逸闻轶事、言行风貌，其中尤详于东晋，全书按内容分三十六门，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

1、《世说新语》的内容：（1）作者以欣赏赞扬的态度，描写了大量“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故事，比较清楚地反映士族阶级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如作品选《任诞篇》“王子猷居山阴”表现了士族崇尚“自然”，主张适意而行，不受任何拘束的名士风度。如《雅量篇》载谢安----------，表现喜、怒、忧、惧不形于色的名士风度。（2）暴露晋司马氏统治的黑暗恐怖，以及高门士族穷奢极欲、凶残贪婪的丑恶本性。如《汰侈篇》，“石崇要客燕集”载石崇每燕客-------。《侈汰篇》“石崇王恺斗富”。石崇的残暴，王敦的冷酷简直是灭绝人性，令人发指。（3）歌颂了一些正直、爱国、有事业心、有斗争精神的优秀人物。（P355）《言语篇》“过江诸人——”。当时士族多崇尚脱离实际的清谈，但王丞相（王导）能够对北方沦陷发出感慨，表示要恢复失土，这在当时很可贵。《世说新语》的艺术性：①善于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之栩栩如生。如《愤捐篇》描写王蓝田性急。②善于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如《德行篇》记管宁割席的故事。③语言凝练，记言记事巧妙结合，能用人物的片言只语表现其性格。《任诞篇》“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把子猷自命风雅的情态和盘托出。《世说新语》对后代的小说戏剧都有深远的影响。

2、唐代时期的“传奇小说”——这是一种有文人意识的文学创作，它“叙述婉转，文辞华艳”。唐传奇的题材大致分为爱情婚姻、文人仕途、豪侠行义、历史故事、神仙怪异等，而神仙怪异又往往穿插各类题材中，这是六朝小说的胎记

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和都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兴起了。这给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韩柳倡导的朴实的新体散文，比较适合于小说的创作；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家面向现实。唐代传奇就在六朝志怪小说和当时社会现实基础上繁荣了起来。它虽源于志怪小说却又有很大的发展，由志怪转向了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唐时期是传奇创作的黄金时代。作品很多，主要反映现实。即使是谈神说怪的作品，也往往具有现实社会意义。《南柯太守传》，叙述淳于棼与二友酒醉、入梦，在大槐安国招驸马，任太守，煊赫一时，后因战败，公主又死，国王怀疑，有人构陷，被送回乡，梦醒时二友正在床边洗脚，即以虚幻曲折的故事情节，讽刺沉迷仕禄的士人，揭露了封建官场互相倾轧的情况。唐传奇中成就最高的是爱情小说。如《任氏传》中的狐女任氏爱恋家境贫寒的郑六，严斥企图恃富施暴的韦崟道：“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体现了妇女要求主宰自身命运的愿望和敢于反抗强暴的斗争精神。《柳毅传》，具有神话色彩，叙述龙女被丈夫虐待，柳毅仗义传书，几经曲折，二人终结良缘的故事；表现出柳毅性格善良、品德高尚，龙女反抗压迫、执着爱情，具有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罪恶的社会意义。《霍小玉传》，叙述名妓霍小玉倾心相爱李益，李益考中得官负心，小玉相思成疾，侠士挟持李益重入小玉家，小玉痛责李益，长号而绝的故事；塑造出一个执着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悲剧妇女性格，鞭笞了负心的男子，揭露了门第婚姻的罪恶。《李娃传》，叙述妓女李娃与荥阳公之子某生相爱，某生沦为乞丐，荥阳公不以为子，鞭之几死，弃之郊野，李娃挽救某生，助他攻读，终于高中得官，荥阳公又认子认媳的故事；对比地刻画出两人的性格特征，热情歌颂卑贱妓女李娃的善良品质，无情揭露高贵荥阳公的虚伪狠毒，具有深刻的反门阀制度的意义。唐代传奇标志着我国小说趋于成熟，揭开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序幕。唐传奇构思精巧，情节曲折，结构完整。如《柳毅传》写柳毅为龙女完成传书使命，钱塘君杀了泾河小龙，救回龙女后，又陡生波折，平添钱塘君逼婚，柳毅严词拒绝一节。柳毅回家后连娶两妻皆亡，似与龙女无缘，不料三娶的卢氏竟是龙女的化身。作者围绕龙女争取婚姻自主这一主线安排情节，展开矛盾，波澜迭起，出乎意料，入乎情理，构思极巧妙，体现了“作意好奇”的特点。

唐传奇的语言生动流杨，简洁而富于表现力。这与作者不少是诗文高手，讲究修辞造句，注意汲取骈文和口语之长有关。如钱塘君救回龙女后，“洞庭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寥寥数语，钱塘君的性格、说话时的神情口气跃然纸上。

3、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话本是讲故事的人用的故事底本。

话本即说书艺人——在宋代称为说话人，演出的底本。说书人只能用当时流行的口语来说，故话本即当时的白话小说。这是一种不同于志怪、传奇的新兴小说。小说话本在人物塑造及情节处理上都有相当高的成就。在塑造人物时，不但长于动作、语言描写，还长于心理描写。在展开情节时，不但曲折生动，而且善于制造悬念和进行细节描写。北宋统治者鉴于唐代藩镇的割据跋扈，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又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措施，国内局势比较安定，农业、工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繁华的大都市，市民阶层扩大了。这时期，传奇创作趋于衰微，话本却在唐代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话本是民间说话艺人的底本，亦即当时的白话小说。话本这种民间艺术在唐代已经产生。到了宋代，在汴京、杭州等大都市里，为了满足广大市民的娱乐要求，出现了不少说话场所“瓦子”，促进了说话艺术的发展。元代也是这样。宋元话本可以视为一个整体部分。传留下来的长篇有《新编五代史平话》、《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等。这些话本，分别和后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的创作有很密切的关系。短篇有《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志诚张主管》等。这些短篇小说，多以城市中的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下层妇女为正面描写对象，更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刻画人物也有新的发展，标志着我国文学史上白话小说的进一步成熟。如《错斩崔宁》，写刘贵从丈人家借得十五贯钱，回到家后，他的妾陈二姐问他钱是从哪来的，刘贵和她开玩笑，说是将陈二姐典给了他人换来的。“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侍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等刘贵睡去之后，“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人家？我欲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家里，也须有个下落。’”通过这一系列细节的动作、对话、心理描写，把陈二姐不满刘贵，但又无可奈何的温顺性格和口中虽不明言，但又颇有心机的性格刻划得十分生动细致。之后写刘贵被杀，而偏巧小娘子又在路上遇到一个身带很多铜钱，但又颇为斯文的年青人，又为后文的“错斩”设下了悬念。

4、明清时期的“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唯一形式，也是标明回目、分章回叙事的白话长篇小说。源于宋代评话，至明、清两代最为发达。明郎瑛《七修类稿》：“小说起于宋仁宗时，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以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章回小说全书分若干回，少则数十回，多至百余回，每回标以对偶的回目，概括全回故事内容。有的开头有“话说某年”、结尾有“且说下回分解”的套语。著名的有明吴承恩的《西游记》、陆西星的（一说许仲琳编辑）《封神演义》，清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这些作品直到现在还为我国广大读者所欢迎。

拟话本小说：指摹拟宋元话本的形式而创作的作品，主要供文人案头阅读，其形式特征有入话或得胜头回，并征引较多的诗词。（指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代表作是“三言”与“两拍”

“三言”包含《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由冯梦龙搜集、整理、创作、编辑成书的，各收四十篇小说，内容广泛，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生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描写爱情生活，反映被压迫妇女的追求美满生活，抨击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描写忠奸斗争，谴责权奸的罪恶，体现人民的同情和憎恶；《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等，描写人与人间的关系，歌颂真挚友谊，鞭笞堕落世俗；《灌园叟晚逢仙女》等，描写阶级压迫，同情善良人民，鞭笞邪恶势力。“三言”在描写人物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有些篇中的露骨色情描写，则不足取。

历史演义：指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美学理想。

世情小说：以描写世俗人情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作品，又叫人情小说。如《金瓶梅》等。

6.中国高速公路发展概述 篇六

近几年，我国高速公路蓬勃发展，每年以几千公里的速度递增。现在高速公路建设已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受到各级的高度重视。高速公路的不断延伸，也为道路运输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最近十年车辆更新换代步伐加快，高档客车和大吨位货车日益增多，运输效率、服务水平和道路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空前提高，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我国高速公路的起步阶段，却是历尽坎坷与艰难的。

中国需要修建高速公路吗

今天，对中国是否需要高速公路的问题，多数人都会做出肯定的答复。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此的争论却是十分激烈的。1975年初，尽管我国的民用汽车拥有量仅为80万辆，但由于公路的标准低，质量差，部分干线已出现了车辆堵塞，通行不畅的问题，营动汽车的平均车日行程只有180公里。道路运输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尽快改变我国公路的落后面貌，交通部派出由我同李劲、沙庆林等六人组成的公路考察团，赴日本进行考察。通过现场参观和座谈交流，我们对日本大力发展公路交通，振兴经济的以验有了基本了解。对行车速度高，通过能力大，运输成本低，交通事故少的高速公路印象尤为深刻。考察团搜集了很多有关高速公路的经济、技术资料，回国后向部里报告，指出在交通量大的路段，修建高速公路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此引起了部领导和机关公路专业人员的重视。由于全国又突然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许多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修建高速公路的问题未能列入日程，但技术准备工作却从此开始，不久由公路局和公路设计院组织翻译的国外高速公路技术资料和设计标准，便以《国外公路》专刊的形式出版发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1978年交通部修建京津塘高速公路，并组织力量制定了自己的高速公路标准，开始了勘测设计，但因领导机关不批准，未能实施。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公路运输界建议修建高速公路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有关部门反对的意见仍很多。当时不同意修建高速公路的理由主要是：误认为高速公路是主要为小汽车行驶服务的，说中国的小汽车不多，今后也不应该大量发展，不需要修建高速公路；铁路运输量大，运价低，应该重点发展铁路；高速公路耗用钢材、水泥去修建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占地多，而且占了农民的土地，路修好后还不准农民的拖拉机、自行车通行，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有的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六提倡修高速公路，发展小汽车，是高消费和自由化的表现，是“既违犯国情，也不懂世情”。针对这种情况，交通部和部分省、市公路部门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过各种渠道和媒体，宣传道路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述道路运输机动灵活，可以减少中转、装卸环节，实现门到门运输的优越性，用生动事例说明修建高速公路的必要性。还联合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召开了两次“公路与汽车运输发展问题研讨会：”，会后共同向国务院报送了《加快发展公路运输的紧急建议》。明确指出，加强公路建设，发展汽车工业，尽快改变道路运输的落后面貌，对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尽快采取措施。有关材料还抄送了国务院有关部门。

二、加紧进行技术准备。如开展干线公路交通量调查，实施运输繁忙路段的平均车速公路不易得到批准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中国特有的一、二级汽车专用公路标准。一级汽车专用公路的技术指标，符合国际上高速公路的低限要求，但暂时不说是高速公路。二级汽车专用路，实际上是高速公路的半幅，以后再修半幅并完善配套设施，就是高速公路。

三、积极开辟渠道。为此交通部提出了三项政策性措施，经国务院批准后于1985年起实施。一是适当提高养路费征收标准，增收部分用于公路的新建和改建；二是征收车辆购置附加费（后改为税）作为公路建设的专项；三是准许利用国内外贷款修建高等级公路、大型桥梁和隧道，建成后收取通行费偿还。根据国外经验和当时的测算，汽车运输由此增加的支出，公路改善后，不仅可以从提高效率、减少燃料消耗和维修费用中得到补偿，还能获得良好效益，从而使公路和汽车运输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又在国道网的基础上，确定了近期重点建设的“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上述工作，就为后来我国高速公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

高速公路建设在争论中起动

从20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中否需要建设高速公路的争论，持续了十年之久，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为了争取时间，交通部门只好采取一些变通办法。1984年沈大路先用一级公路的名义开式建设，但在技术上做好了随时改为高速公路的可能。沪嘉、西临、广佛三条高速公路，长度均不足20公里，按当时的规定，高等级公路长度210公里以内的省、部级可以审批立项，交通部便与有关省、市商量，分别于1984年12月至1986年开始修建。但直到1987年底，除京津塘高速公路和广深高速公路获准利用外资建设外，其他高速公路项目仍不能列入建设计划。所以，北京--石家庄，武汉--黄石，合肥--南京，济南--青岛，成都--重庆等，都是先用一级汽车专用路的名义动工，通车后才逐渐改称为高速公路的。

1988年10月，沪嘉高速公路和沈大高速公路沈阳至鞍山和大连至三十里堡两段建成通车，也使人们对高速公路有了感性认识，收到了良好效果。交通部认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推动高速公路建设经验交流现场会，邀请16个省、市主管交通的省、市长和计划、交通部门的负责同志出席。会上辽宁省介绍了修建沈大高速公路的以验（这时候沈大路已获准修成高速公路），参观了现场，听取了国务委员邹家华和交通部领导的讲话。通过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在交通量大的地区，修建高速公路是必要的。同时确定了“统筹，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网”的国道主干线建设方针。接着，交通部又商请《人民日报社》，于同年11月在该报开辟专栏，进行公路交通大讨论，在一个月内共发表文章80余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改善公路的紧迫性和发展道路运输的重要意义。此后，反对发展高速公路的意见逐步减少，各省、市、自治区要求修建高速公路的日益增多。有些地区还出现了歌颂高速公路的民谣。如唐修塔，宋建庙，共产党领导修大道“，”小路难富，大路致富，高速公路快富“等。一批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数条长度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高速公路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现出来：首先是行车时速成倍提高。合肥至南京，济南至青岛，成都至重庆等高速公路通车后，汽车途中行驶的时间，都比过去缩短约三分之二，在这些线路上坐汽车不仅方便，而且还可以节省时间。因此，许多原来乘火车的旅客，转移到汽车上来，高速公路客运迅速崛起，这也是促进火车后来提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广大群众对此十分欢迎。同时，汽车货运的经济距离成倍延长，公路集装箱运输蓬勃发展，道路运输在货运方面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其次，高速公路线形好、起伏小，路面平整，又没有平交道口和慢速车的干扰，不

仅运输效率高，还能减少车辆制动、换档次数，减少机件磨损，延长轮胎行驶里程，降低燃料消耗。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运输成本，一般比行驶普通公路降低20%以上。同时，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率大幅度减少，因此，车主也节省了很多开支。

总之，高速公路为道路运输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也为沿线的经济腾飞增添了活力。上海沪嘉高速公路通车后的两年，上海市十几个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在嘉定建立了基地或分技机构；几十个中外企业在该县落户，嘉定名副其实地成为上海的卫星城。沈大高速公路通车后，沿线新建起种类大型市场20多个，海域西柳集依托高速公路，很快发展成东北地区最大的服装市场，该市场道路运输的客、货运量三年内增长了几倍。道路运输在大连、营口、鲅鱼圈等港口货物集散中所占比重也大幅度提升。京津塘高速公路通车的头五年，沿线的十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投资数百亿元，公路两侧的地价大幅度提升，高速公路产业带逐步形成，该路沿线和两端，已成为华北地区亲的经济增长点。当人们越来越感受到高速公路带来的种种好处以后，修建高速公路的热情空前高涨，到1997年末，全国高速公路里程已达到4771公里，并有上万公里高速公路正在修建之中。高速公路快速客运和货运也如日中天，道路运输的社会竞争力空前提高。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用于高速公路建设的国债和贷款大幅度增加，投资规模空前扩大，各级交通部门抓住机遇，积极工作，精心组织，我国高速公路建设突飞猛进，捷报频传。近六年平均每年新增高速公路4000余公里。到2003年，全国已有30个省市自治区修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总里程已接近三万公里，其中：山东3000多公里，广东、江苏均超过2000公里，辽宁，河北，四川，浙江，河南，山西，湖南，湖北，安徽，广西，江西，陕西等省（自治区）已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也都在1000公里以上。

7.中国古代官制概述 篇七

在隋代确立的三省六部制是由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演变而来。所谓三公九卿, 其内涵名称也是在变化着的。《礼记》 中记载:“夏后氏官百, 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说明从夏朝开始, 就基本确立了三公九卿的官制体系, 不过关于三公的具体官职还是有争议, 有的认为是“太师、太傅、太保”, 有的认为是“司马、司空、司徒”。直至秦朝设置丞相取代了三公, 经过不断地发展变化, 丞相成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 权利很大, 就像一个家族里的大总管一样。热播电视剧《云中歌》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实际上行使的就是丞相的职权, 在气势上都压倒了皇帝。另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时期, 丞相田蚡每次上朝奏事, 都要谈上大半天, 他推荐人作官, 有的位居高位, 把皇上的权利都夺了去 (任命官吏是皇帝的权利) , 皇帝就对他说:“你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打算任命官吏。”田蚡曾请求把考工官署的土地拨给他以扩建私宅, 武帝发怒:“你为什么不干脆要武库?”

后来又设置了太尉管理国家军事, 相当于现在的军委主席;御使大夫主要管理国家典章、刑宪, 监察百官, 实际是是丞相的副手和皇帝的耳目, 相当于是现在的国家档案馆、中央纪委、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等部门的综合;下设九卿:奉常、廷尉、治粟内史、典客、郎中令、少府、卫尉、太仆、宗正, 九卿的职责为:廷尉, 掌司法;治粟内史, 掌国家财政税收;奉常, 掌宗庙祭祀礼仪;典客, 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郎中令, 掌管皇帝的侍从警卫;少府, 掌管专供皇室需要的山海地泽收入和官府手工业;卫尉, 掌管宫廷警卫;太仆, 掌宫廷车马;宗正, 掌皇帝宗族事务。《云中歌》中的痴情美男子孟珏主动请皇上赐谏议大夫职位, 就隶属于郎中令, 谏议大夫职位直到明代才废除 (北宋王安石变法之际, 当时的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写一封长达3000 余言的信给王安石, 抨击新政, 也就是著名的《与王介甫书》) 。这样就形成了延续了约700 年的三公九卿体系。

由于丞相位高权重, 极大地威胁了皇权, 皇帝与丞相之间多有龃龉和猜忌, 所以自汉武帝以后, 章奏的拆读与审议, 转归尚书台 (令) , 从此之后,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虽然都是政权的负责人, 但实际权利已转向尚书台。丞相有过失, 可由尚书问状弹劾。后来, 尚书机构迅速发展, 并逐渐演变成部, 成为处理执行全国政务的最高权力机关, 也即隋代三省六部制的雏形。

前面说到隋朝虽然短命, 可它承前启后, 历史意义可不小。隋朝确立的三省六部制, 基本体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三省即中书生、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是军国大事、重要官员任免的最高决策机构, 替皇帝起草诏旨, 最高长官是中书令;门下省行使审核职能, 对中书省起草的诏旨进行审核, 最高长官是侍中;尚书省是执行机构, 有点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 长官有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全国政务的方方面面, 六部的最高长官叫尚书, 下面还有侍郎、员外郎等。吏部相当于现在的人事部组织部, 一把手叫吏部尚书;户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 一把手是户部尚书 (六部长官称谓皆同, 后面不再啰嗦) ;礼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宣传部、外交部;兵部顾名思义, 负责军队和国防建设;刑部, 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检察院、法院;工部掌管山泽、屯田、工匠、水利、交通、各项建设工程等, 这个工部尚书真是不好当, 管的事真是又多又杂。热播剧《琅琊榜》中梅长苏在京城官场中搅弄风云, 接连扳倒了吏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礼部尚书。不过, 不少人质疑, 这部剧虽然是架空历史, 但是剧中的皇帝及皇族, 还有其他的历史背景皆指向的是南朝, 这隋代才确立的三省六部的官员们, 又集体穿越了。

到了明清时期, 依然延续三省六部制, 不过, 明代的皇权高度集中, 六部不再归属尚书省, 而直接对皇帝负责, 更设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 直接听命于皇帝, 凌驾于其他官员之上, 造成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清朝时官员分为九品十八级, 所有才有九品芝麻官一说。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到达了顶峰, 从雍正时期开始, 设置了军机处, 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最高核心权力机构, 最著名的军机大臣就是和珅了。电视剧里常常称之为和大人, 其实和珅并不姓和, 而姓钮钴禄, 如果按照汉族的叫法, 那应该叫钮钴禄大人或者钮大人才对。

以上说的都是中央官职,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古代的地方官职。秦朝第一次设立“郡”来管理地方, 各郡的最高官员称为郡尉、郡守, 郡尉、郡守下一级是县尉、县令, 县令又管辖各乡, 乡下面还有三老等, 三老下辖亭, 刘邦就做过泗水郡沛县泗水亭亭长。

到了唐代, 地方上设立了道, 长官称为观察使, 相当于现在的省长。道下面设州、府, 长官称为刺史或太守, 相当于现在的市长, 下设别驾、长史、司马等职, 白居易因为被污僭越职权, 被驱逐出京, 贬为江州司马, 写了千古名篇 《琵琶行》, 几年后, 又升任杭州刺史, 在西湖筑堤坝, 留下了著名的白堤。再下面设县, 长官是县令、县丞。还有节度使是唐代总揽数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原来只设在边境诸州, 巩固边防, 后来, 在内地也普遍设置, 各节度使逐渐坐大, 造成割据局面, 以致引发了后来的安史之乱。

明代的省长叫布政使司。清代将全国划分为23 个省, 总督管辖几个省, 林则徐、张之洞都担任过湖广总督。各省省长称为巡抚, 各市市长称为知府, 各县县长称为县令。

8.中国苗族传统图腾概述 篇八

关键词：苗族；传统图腾

中图分类号：G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245-01

一、苗族传统纹样的历史成因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对祖先的缅怀及追忆，他们通过各种的图腾纹样来表达对祖先的一种崇拜。所有的图腾设计都是源于生活的，民间的苗族服饰纹样也是来源于生活反映出他们当时的一样生活的状况。中国古代的时候也有着不少的战乱，苗族的先人蚩尤经过战乱的洗礼，苗族人流离失所、颠沛流离，经历了历史上的一次大的迁徙。在苗族的服饰纹样上也很明显的表现出了这个特点。苗族衣服上最上面则是天纹，下面则是地纹，左右两边是山水纹，中部是耕田纹；裙子则是用红色和黑色两种经典的颜色代表他们认为的天和地；在衣服和裙子上也有着一些丰富的色彩例如青色、绿色等。苗族人民也就将此化为他们的服饰纹样和故乡的一丝情感。

在这些辗转反侧中苗族的纹饰就这样的形成了，也在这辗转反则中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民族性格和特征。在他们的纹饰中也有着蝴蝶、龙、鱼等纹样，这些纹饰都来源于自然中的事物，也表达出了他们对自然的一种精神的寄托。

二、苗族传统纹样的元素来源

在苗族的图腾艺术纹饰中，自然元素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它所包含的自然元素丰富多样。在苗族古歌《开天左痒地》的《运金运银》章节中，就生动地描述了金、银、云、星、雷电、龙、鱼、虾、螃蟹、麻雀、树木、花一草等这类自然界的自然物和动植物，并将自然事物拟人化，赋予它们以人的思想和情感。

这些丰富多彩的苗族民间故事传说及“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为苗族图腾艺术的形成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也给这些静态的装饰艺术注入了强大的表现力和生命力。“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苗族图腾艺术是生活与自然的结合物，它的创作题材源于苗族人民对所处的周围环境的认识、感受及审美体验。它的完成，又是这些认识、感受、审美体验的升华。苗族发展的历史，具有着与自然紧密接触的特点，也正是这个特点，决定了自然元素在苗族图腾艺术纹样中的重要地位。与苗族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象大量的被提炼为设计元素，形成了丰畜多彩的图腾艺术纹饰。

三、苗族传统纹样的象征意义

苗族的纹饰图腾中有着很多的动物的纹样，包括了鸡、龙、鸟、鱼、蝴蝶等。它们都有着各自的意义。

在苗族的纹样中龙的纹饰代象征着他们的精神的寄托，代表着神明会保护着他们。在古代的社会上人们都是进过自己的上手农耕来获得粮食和自己所需，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只是浅浅的认识了自然，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来源于自然，自然中的所有物象也都是有着他们自己的灵魂。因此他们对自然也有着深深的敬畏之情，他们愿有神明的庇佑，认为自己的祖先是龙的化身，因此产生了对龙纹的图腾崇拜，于是将龙纹应用在他们服饰图腾中。

苗族人民也有着很多他们的染织技艺，例如他们的蜡染，和他们刺绣针法上面也有着很多的不同包括平绣、辫绣、绉绣、纳锦绣、锑绣、锁边绣等等一些方法。在这些方法中他们也将他们的龙纹应用在里面，有着不用的展现效果。

苗族在应用他们的纹饰的时候也经常用到鸟这种纹饰，这个纹饰有着丰富的造型，色彩艳丽被广泛的应用在他们的服饰中。鸟的图腾也是苗族人民所崇拜的图腾之一，其历史悠久。在苗族的服饰和苗族民间丰富的传统文化中都可以看到鸟图腾的应用。鸟的图腾在不同的地方也有着不一样的区别，在湘西苗族区的凤凰、花垣、松桃一代的苗族服装、配饰、刺绣、印染、蜡染得面等都应用了大量的鸟性的纹饰，他们的造型多为平面剪影的形式，很有写实的效果，大多的时候也是与花卉等图案一起搭配来形成全景图。

在川黔滇苗族地区“花苗”支系的鸟纹最有代表性，他们眼中的鸟纹分为两种一是以孔雀的形式为代表，在他们的纹饰中鸟纹栩栩如生其形式很多都是用的平面的造型来呈现。二是以一种抽象的形式来表现出，呈现出平面剪影式，用线条的形式来表现出鸟的图腾。

四、结语

历史承载着文化艺术走到今天，现代设计和装饰艺术在情感寄托、美好追求上与苗族图腾纹饰中所融入的情感元素发生了强烈共鸣，惊现了今人叹为观止的美妙融合。从艺术产生的角度看，正是由于苗族装饰纹饰对真实生活的写照，对淳朴情感的寄托，对美好愿望的歌颂，才一使得苗族图腾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龙炳文，麻明进.充满幻想的苗族装饰艺术[J].装饰，1988年04期

[2]余继平.苗族装饰艺术研究[J].装饰，2004年08期

[3]刘彦飞.从设计思维看广西民族产品设计[J].艺术与美学，2015

[4]梁练方.贵州各地区苗族服饰图案中的图腾符号差异[J].民族民间文化研究，2015

9.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 篇九

融合的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

――读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

（华夏出版社207月版，译者邵志择）

亚里士多德曾将“生态”理解为“家庭”（Household），强调要理智镇静地保持家庭的井然有序。德国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使用了现代意义的“生态”一词，认为生态是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在传播学领域，麦克卢汉最先使用“媒介生态”的隐喻，美国生态学家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则首次公开将其进行学术定义，认为媒介生态就是对媒介环境的研究。美国亚力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大卫・阿什德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中使用“传播生态”的概念，则试图具体地“揭示信息技术（IT）、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交织和融合”。（2页）

在阿什德看来，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至少由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三个维度构成。这样的传播生态不是作为一种物理性的事物而存在，而是一个流动的结构，是种发展的、偶然的和复杂的框架。框架内的信息技术按传播范式所决定的目的而得到运用，把更多的社会行为纳入大众所理解的传播范式之中并去塑造这些社会行为。作者对作为传播生态案例的具体行为和事件，如瓦科的灾难、条形码监视、GONZO审判、失踪儿童问题、对恐怖主义的电视报道、海湾战争与后新闻事业等，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定性分析和思考后认为，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随之变化的传播范式在行为者的融合下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发生在传播生态的情景中。

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下，海湾战争和索马里入侵等成了完美的“电视节目”，电视网根据五角大楼炮制的计划脚本报道战争，将中介的图像转播给受众以体验“真实的现实”。这些战争其实是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如聪明炸弹、海事卫星等）和被五角大楼接受并操纵的传播范式的融合下，由五角大楼和电视网共同谋划并执行的事件的最后一环。

该书特别提到了在这种传播生态衍生下的两种典型的电视新闻范式。一种是由日常的新闻事件报道类型构成的范式，它表现封闭的官方观点和排他性的主题，通过图像描绘事件的两维特性；对应的是由记录片式的主题报道类型构成的范式，它表现开放的官方观点和包容性的主题，通过背景、情节、讨论等描绘事件的多维特性。

阿什德在书中重点考察的是具体的社会行为而不是整个社会，因此该书没有也未曾企图构建所谓传播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从英文书名“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Cultural Formats of Control”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与传播互动并变迁的文化视角中分析传播生态现象。在此层面上，作者的意图已部分达到，如非常深刻地讨论了电视的传播生态，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承认，希望通过他的阐述能引起电视以外的传播生态的讨论，能更深入地分析在融合的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下的文化变迁。

该书的中文译名“传播生态学”也因此值得商榷，直接译成“传播的生态”似乎更能贴近作者的意图，不必在讨论某种现象或领域时都冠之以“学”。（某本讨论网络经济的书竟被译成流行的“传媒经济学”的书名！）另外，在传播生态学学科仍在探索和构建的背景下，该书作者踏实地去发现问题的风格值得我们学习，而不是急急忙忙地将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生物生态学）机械地移植以创建所谓的“XXX学”。该书的讨论已超越了移植和隐喻的阶段。

大卫・阿什德对传播生态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学者目前研究焦点在于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和物质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而此书对人们的启示正如书中所言：“追问和发现的过程影响着我们所学的东西和所提出的问题。”（59页）（周俊）

放弃交流的幻想

――读彼得森《交流的无奈》

(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译者何道宽)

作为“会说话的动物”，人几乎每天都要从事交流活动。在大众传播媒介充斥耳目的现代社会，交流除了作为一种行为，更主要的是成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关涉到个人经验的沟通、社会关系的建立、民主的推行和社会的发展等等方面。我们用交流能力来给人类定义，对交流的经验信赖有加，而很难接受“交流是不可能的”这一令人懊丧的论断。美国学者彼得森写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一书就是一部粉碎“交流乌托邦”的著作。书中，他开宗明义地说：“交流”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交流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难以驾驭的问题。换言之，完美的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者对“交流”的考察与分析基本上循着两个思维理路进行：一方面，他对人类从古至今的交流观进行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探察，从中追寻交流失败的根源所在，对“交流是心灵的共享”这一乌托邦的梦想做了批判；另一方面，他努力为走出交流失败的梦魇寻找一种新的办法，即以追求彼此的关爱来代替追求完美的交流，化解人与人之间人为的障碍，实现一种实用主义的行为的协调。

“交流”一词具有多义性，作者在该书中将“交流”界定为点对点的信息流动和点对面的信息流动。点对点的信息流动包括爱欲交流、心灵交流、对话、书信、电话等所有一对一的互动交流，一种广义的“对话”。这是交流的理想形态，但“对话”难以规避霸道的举动和道德特权，而且同样有失败的时候，所以“这种理想是不充足的”。点对面的信息流动是书面、广播等形式的交流，一种单向的“撒播”，人类历史的发展使撒播成为“我们的命运”，而凭借符号和机器进行的撒播，又怎能保证意义跨越两个脑子成功地迁移呢？这两种失败，正是作者立论之所在。

作者敏锐地察觉到，交流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这样一个深具哲学意味的命题，历代的思想家哲学家都不遗余力地试图回答。苏格拉底就向往一种爱欲式的灵魂交往，但这种互惠的理想交流能否真正实现？作者对此持有疑问，相反倾向于耶稣的撒播观表现出的民主和公平。黑格尔、马克思、克尔恺郭尔等思想大师就自我、符号与世界提出的新视野，都从不同角度证明着交流的不可通约性。作者饶有兴趣地对招魂术和天使学进行了描述，实则是对人的`局限性的揭示――肢体与符号永远是交流真实性难以攻破的堡垒。在改变时空的大众媒介出现的时代，一直幻想的超越肉身和语词的交流方式似乎能实现了，但由于媒介的中介作用，我们身处其中的交流情景基本上解释性的，而解释的后果是解码和编码未必对应。人类想当然的理想交流依然不过是在“向天空说话”。

不难看出，作者关于“交流失败”的论断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对语词符号的怀疑和面对媒介机器产生的困惑。文字等符号包围着我们，我们却无法判断符号是世界的客观图景还是诠释性的自我投射；而以媒介机器为中介的交流方式，使个人无法独立、直接地与世界和他人交流，面对面的交流成为奢望。这两种焦虑一起压迫着我们，使得交流看似桥梁，实际上是沟壑。我与“他者”、远与近、内在思想与外在语词的距离不是消泯，而是不可遏止地拉大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田园牧歌式的、没有扭曲的交流梦想被粉碎了，“交流的失败”使彼得森的言辞间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气息，但同时充满着悲悯和爱心。面临无法交流的窘境，作者的态度是，与其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交流，不如相互爱护，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E•弗洛姆说，如果这个井井有条的社会里，报刊传媒停止运行一周，数以亿计的精神崩溃即将发生。彼得森这本书的独特，正在于对林林总总的麻醉方式的猛烈抗争。 （胡森林）

《帝国与传播》，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191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这是传播学的加拿大学派先驱、麦克卢汉的老师伊尼斯（通译“英尼斯”）的传播学经典著作。除了译者前言、麦克卢汉的序言、作者前言外，全书共分为七章，每一章后都有引文注释。作者以不同的媒介作为文明划分的标志，主要讨论了两大问题：一、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有利于空间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二、媒介的偏向和媒介的选择在社会体制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生活稳定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作者在该书的前言和绪论中谈到以下的思想：“我所做的工作，是以更加具体的方式探究传播的意义，并说明其背景。”“我试图……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政策的指正，反映具体的媒介的效用，看看它们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李予惠）

《传播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172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该书引用大量的史实，采用历史哲学的分析方法，探讨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世界文明（尤指西方文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书前有译者序言、麦克卢汉的序言、作者前言。全书共分八章，每章后均有引文注释。作者先按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世界史分期，提出传播偏向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有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作者认为，保持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平衡，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随后他对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18世纪的英国出版业、美国新闻业进行了介绍，认为新的媒介的出现，会造成新的传播偏向，导致社会动荡。书后附有译者后记。

该书由作者的八篇文章集结而成，目的是为了详尽地解释他的另一著作《帝国与传播》中提出的主题。整个行文较为难懂，但用语精炼，逻辑性强。麦克卢汉这样评价他的老师的文章：“伊尼斯的著作本身是不容易读懂的。但是，只要尝试读那么一次，显然就可以知道，它是值得一读的，这样去读它，虽然要花掉一点时间，但还是节约时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上都是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袁琳）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译。191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本书是拉斯韦尔1926年向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全书正文除拉斯韦尔和杰克逊.A.吉登斯（Jackson.A.Giddens）合写的导言外，分为九章，依次为：当下事务、宣传组织、战争罪行和战争目标、恶魔崇拜、胜利幻想、维系友谊、瓦解敌方斗志、宣传条件和方法概述、宣传成果。展江为该书撰写长篇译序《美国传播学的开山之作》。

作者运用社会学定性分析的方法系统地阐释了宣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组织形式、运作状况以及效果。拉斯韦尔认为，“宣传是反对一个交战敌人的行动中的三大工具之一”。“它……通过重要的符号……来控制意见。宣传关注的是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朱至刚）

二、新闻传播学套书的出版成为一种潮流。这年的许多书，都是以套书的形式出版的，这在学术上有的是有意义的，但多数还是商业上的考虑更多些。复旦大学出版社这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系列教材”8本，首开出版系列研究生教材的先河，值得肯定，总体上的水平尚可，尚存在学术水平的差异。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的“新概念传播学丛书”8本，窄条薄本，插图漫画，形式颇为新颖。作为一种普及读物，总体水平不错，但同样存在水平的差异。中国广电出版社关于主持人业务的丛书一套9本，策划较为周全。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关于传媒经营的书，可操作性似乎不够。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一套传媒经济的书，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给人一种拼凑材料的感觉。北广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广电传媒经济的书，谈一系列的战略发展问题，估计是专给少数领导人写到。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以传媒经营话题为主的丛书，带有较强的时效特征，不乏思想火花，但其中的多本书，也给人一种匆忙编就的感觉，难以较长时间留住读者的目光。

这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一套英文原版新闻传播学的书，从理论到业务，相当全面。这是新闻传播出版领域的一种新气象。人大版包括人类传播理论（小约翰）、创造性采访（梅茨勒）、大众传播的里程碑（洛瓦里、德弗勒）、编辑的艺术（布鲁克斯、西索瓦）、全能记者必备（莱特尔）等，清华版包括大众传播研究导论（温默、多米尼克）、大众传播研究基础、延展与未来（巴兰、戴维斯）、新闻报道与写作（孟彻）等，都是较为著名而重要的大学教材。这类书的出版，对于提高在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质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关于传媒发展趋势，特别是经济发展趋势的书籍仍然较多。这些书常以“大趋势”、“大变局”、“大转折”、“前沿”、“大观”等作为书的标题，但多数给人以拼凑的感觉。如果说出版一些关于传媒发展的宏观性描述的书籍还有人看的话，2003年再出版同类的书籍就显得过剩了。但是这类书籍可能由于出版惯性，又推出一批，而且动不动就是五六百页、大开本。不能说完全没用（资料性的价值是有的），但是用处有限。关于传媒经济的书这年出版得也较多，同样存在掺水过多的问题。

四、“主编”的书（不是指主编套书）明显上升，个人独著的书在减少。有些很厚的书或的教材，一个人或数个人主编，一群人（包括研究生）参与写作，从题目上看很像回事儿，但内容不过是把专业知识按照一定的策划要求重新排列组合一遍。这类书有价值的不多。它们大多是出版社或新闻传播院系策划的结果，也有的是某项集体研究课题的成果，出版了，上报了，也就放在那儿了。这年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普通教材，从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广电概论到各种新闻业务的教材，仍然出版了不少，大多内容重复，总体水平有限。

五、值得提及的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书籍中，新闻理论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陈力丹）在关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新闻与宣传思想的研究方面，提供了较新的论证。《新闻价值论》（杨保军）从哲学角度对这个话题给予了更深的考察。《暗访与偷拍DD记者就在你身边》（徐迅），从法理与新闻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了这种记者行为如何违背传媒的职业规范。《比较新闻学》（张威）以较宽广的视野，为这个话题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卷》（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以传媒的年度发展为研究对象，给予较为学术化的分析，总体上是有水平的。

新闻史研究方面，《晚清报业史》（陈玉申）、《中国教育新闻史论》（李建新）、《<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饶立华）等等，作为局部或个案研究，在目前研究氛围浮躁的环境中得以出版，是值得关注的事情。《新闻春秋》（方汉奇主编）作为2002年新闻史学会的论文集，其新闻史研究部分展现了近年的研究成果，水平是颇高的。这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方汉奇文集》和《宁树藩文集》，为新闻史学留下了两位大家的文宝。

传播学研究方面，《人与人之间DD人际传播论》（王怡红），是一本好看的学术著作，将学术性语言与生活语言融合了起来。《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李彬），相当全面地阐释了当代符号学的各路代表人物的理论体系。《单向度、超真实、内爆》（石义彬）对当代西方思想进行了较全面地阐释。这年出版的《传播学引论》（李彬）修订版，扩充了相当多的新内容。《传播统计学》（柯惠新等）的丰富内容与它物理上的厚重相匹配，可以称为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库。

下面是部分提到的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陈力丹著。33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

该书全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关于信息传播、新闻、党报和党报体制的文献；研究了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前任党的主要领导人江泽民关于党报、新闻和宣传的思想。除绪章外，全书分为二十二章75节，其中马恩八章，列宁八章，斯大林一章，毛泽东二章，刘少奇、邓小平及江泽民各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4页。

作者在绪章里写道：“本书的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和宣传思想作为一种发展着的、与时俱进的体系来研究，重点研究不同的环境条件、个人特点如何造就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侧重面，进行适当的比较分析。”（李小冬）

《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徐迅著。34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7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法的专题研究著作，全书分为四篇九章29节。四篇的标题是：暗访记者就在你身边；暗访与偷拍的法律陷阱与道德质疑；暗访与偷拍采访方式的运用与抗辩；学者访谈录。该书采用了许多新闻实践中暗访的实例来论证问题，第一篇论述了暗访的各种形式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的争议。第二篇从法律与道德的不同视角，分析了暗访与法律、道德间产生的各种悖论。第三篇论述了关于暗访的各种法律禁区，强调尊重授权和公共利益原则，并谈到各种法律上的补救措施。第四篇是作者与新闻学者陈力丹、魏永征关于暗访话题的对话录。书后附有参考书目57条。

作者对我国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成风的现象表示忧虑，她认为，暗访与偷拍本身具有非诚信的性质。对此，“学者们谨慎，记者们激情，但这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法律只有一个，而良好的道德风尚其标准也是公认的。作为行为规范，法律和道德都会对暗访与偷拍做出回应，不论中外。”（105页）（陈力丹）

《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张威著。517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2月版。

该书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论述了不同文化间新闻传播现象、体制、观念的比较。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十二章76节，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23页。上编论证了进行新闻比较的历史背景、研究方法和比较中存在的难题；下编对各种新闻观念、体制、报道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包括对“新闻”概念、信息自由流动、媒介引导、客观性与阶级性、软硬新闻、正反面报道、典型报道、调查性报道的不同理解。

作者在《自序》中谈到该书的特点：“简单的比附是本著作力求摆脱的。”“本著作选择的一些比较话题特别注重对那些似是而非问题的廓清，不求笼统、囊括一切，但求精当、有的放矢。在方法上，本著作的着眼点不仅注重展示理论是怎样说的，而且注重检视媒体是怎样运作的，尤其注意揭示一种异化的规律。”（陈力丹）

《中国传媒发展研究报告》（2002年卷），罗以澄等主编。290页，武汉出版社2003年9月版。

本卷报告集中研究了中国传媒及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各方面情况，共有23个分报告，涉及中国传媒市场、电视产业、网络发展、广告市场、电视纪录片、电影、香港媒体发展、澳门媒体发展、宁杭沪电视新闻、武汉市民接触传媒调查、国际科技影视节观察、舆论监督、新法法研究、电视偷拍采访的法律环境、中国报业集团、大公报1再评价、新闻传播书籍、世界新闻史研究、中国十大新闻界新闻等等的年度情况。方汉奇、童兵、陈力丹、喻国明、陆地、李少南、方晓红、魏永征、徐迅、闵大洪等等学者参加了研究报告的写作。书后附有2002年中国十大新闻界新闻调查问卷。该卷第二、第三主编是张金海、单波。

单波在代序言中写道：“目前的中国媒介发展一方面依然呈现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二元冲突，……另一方面，它又进入到后现代的语境中，……必须超越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必须超越西方现代传媒的固定模式，在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之间建立一种超越性的协调关系”。（陈力丹）

《晚清报业史》，陈玉申著。31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版。

该书对晚清报业的创兴、演进与影响作了全面的考察和探讨。与传统的中国新闻史以时间为主线不同，该书以晚清办报力量的特点作为分类和主线，以时间为辅线，来描述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业的发展。除了作者前言和参考书目举要，全书共七章，前六章分别考察了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情况、早期国人的办报、维新派办报历程、革命派办报历程，第七章则介绍了官报的兴办和报律的制定。全书重点介绍了各种办报力量中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报人和报纸，并且辅以大量的例证和图片：报纸的封皮、版面、创办人照片、内容的摘录、图表等，向读者展示了晚清报业的图景。

作者在前言中谈到著书的目的：“重在阐明报业与政治、社会和文化潮流之间的关系，揭示报业在晚清大变局中的作为与贡献，展现报人言论救国之精神。” （李予惠）

《新闻春秋》，方汉奇主编。56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002年11月，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在广州召开。这是会议的论文集，共收入新闻史、新闻史方法论、新闻理论、传媒经营、新闻业务、电视与网络等六个方面的论文73篇。书前刊载三件史学会的文件，书后是会议综述和会议工作总结。方汉奇、纪宗要、丁淦林的会上发言作为代序。

该文集的代表性文章是赵玉明、李磊对新闻史最近四年研究的详尽概述《跨世纪四年间中外新闻史研究成果巡礼》。作者们谈到四个“引人注目”：第一、老一辈新闻史专家继续推出一批质量很高、工作量很大的学术成果。第二、北京和上海继续保持着研究工作的领先地位，其他城市的研究也卓有成效。第三、海外、港台新闻史专家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第四、在断代史、专史、地方新闻史志、新闻人物传记、史话类通俗读物、纪念文集与论文集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推出一批有实力、有影响的新闻史著作。（陈力丹）

《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王怡红著。319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版。

这是一本研究人际传播的书，全书分为三编七章32节。三编的标题是：谈相遇：你与我；谈相交：关系的空间；谈相知：对话与理解。第一编论述人际传播中双方的心理互动，第二编论述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对人际传播的影响和效果，第三编论述人际传播的策略与对话技巧。

作者在《绪论》中就这本书写道：“在确定研究线索时，我决定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由相遇引导出的人与人的相交、相知，从而达到认识自我与他人的个体间的传播过程中。围绕这个传播研究的框架，我选择了一些与‘相遇’有关的理论及观点。……对于人际传播，‘相遇’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其涵义之宽阔厚重，足以容纳人际传播的许多重要内容。诸如人与人的言说、倾听、冲突、协商、合作、对话等。”（陈力丹）

《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李彬著。39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

该书以一些符号学的基本概念为纲，较为全面的阐述了符号学的各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体系，包括索绪尔、雅各布森、乔姆斯基、萨丕尔、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德里达、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皮尔士、莫里斯、伽达默尔、艾柯、巴赫金、福柯、戴伊克等等。全书分为六章：导论、语言与符号、结构与符号、符号与意义、文本与诠释、话语与权力。书后附有参考文献6页。

作者在引言中写道：“各种探索及理论不管属于什么学科，最终都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丰赡的学术资源，而对注重宏观结构、历史背景和深度模式的批判性传播研究即传播学批判学派来说，研究符号问题与研究传播问题甚至往往就是一回事。”（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