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感想

邓小平的感想（共13篇）（共13篇）

1.邓小平的感想 篇一

读南方谈话感想

——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读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当年，邓小平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2/3。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呼之欲出？现实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1978年拉开序幕的中国改革，是在几乎被所有国人唾弃的“文革”之后，因而相对轻松地达成了高举改革大旗的社会共识。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下，城乡改革风生水起：农村联产承包制让农业生产迅速复苏，私企在城乡星罗棋布；以国企打破“铁饭碗”与平均主义的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顺利启动；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的全面变革适时提出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呼之欲出。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当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作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政经体制。而此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对改革路线的分歧导致了苏共领导层的分裂；一年后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自1990年12月起，民主化浪潮冲击波所形成的骨牌效应，令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否定改革的人们打出“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有人主张将“反和平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为两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农村准备重搞“社会主义教育”。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陪伴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形成记录的文字中，最具震慑力的是这段话：“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段谈话是邓小平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基

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精辟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系统，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

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可以领会其基本精神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大胆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用以引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贯彻“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为推进改革开放扫清思想政治障碍。以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实践表明，南方谈话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光辉典范，成为指引和激励我们开拓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资讯的垄断，加快了普世价值的传播，地球村居民的智能插上了翅膀，领袖的“奇理斯玛”光环日趋黯淡，不仅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连普京这样的强人也面临公众的背弃。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讲究游戏规则，“强人政治”正逐渐被“常人政治”所取代。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与落后的执政观念的矛盾。最近广东乌坎村农民维权所达成的妥协，表明民众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变得越来越睿智和理性。群众已经过河，领导还在摸石头，如何面对多元化的世界、觉醒的民众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如何顺应民主化潮流而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已不是居高临下的“顶层设计”所能解决的问题。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环境污染加剧，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其他领域，表现为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媒体可以被资本收买，起不到监督公权力的作用。最近，“皇甫平”的主要作者周瑞金先生大声疾呼：“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危急时刻？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尽管最高决策层中不乏呼吁之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光是一项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局部就屡试屡败，遭遇基层官员的强烈抵触，而一旦全面公开，又极可能经受不起公众的围观和打量，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三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看来，决策层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部分地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当然，我们要谨防“治标不治本”式的创新模式。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遏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2.邓小平的感想 篇二

关键词：邓小平,谦逊,品格

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特别是与国内外领导人、新闻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朴实无华、坦率真诚的谈话中, 充分彰现他特有的谦逊品格。

一、在政治品格上, 以党、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 不计较个人恩怨, 忍辱负重, 乐观大度, 光明磊落, 胸襟坦白

品格是指具有不同素质基础的人, 在不尽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意识倾向性和比较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的总和[1]。它通过一个人的思想、言谈举止等行为表现出来。而谦逊则是一种由心灵散发出来的平和与朴实, 谦逊的心能使人免于狂妄与骄横。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 谦逊就是你应当正确看待自己, 冷静地估计自己能做些什么, 在对未来提出主张和计划的时候, 你越是谦逊, 为克服困难和达到似乎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时, 你身上表现出来的毅力就越大。邓小平正是拥有谦逊品格的时代伟人和世纪伟人。

(一) 不计较个人恩怨, 忍辱负重, 乐观大度

邓小平的一生先后遭受过三次不公正对待, 遭受极大的屈辱和蒙受不白之冤。“三落三起”的不平凡经历, 一次落下比一次落下要悲壮, 一次复出比一次复出要辉煌。井冈山时期因为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主张而被错误撤职;“文革”期间受刘少奇案件的牵连, 被诬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而被撤职, 下放劳动;“文革”后期因为周恩来总理病重, 经周总理提议,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而临危受命全面负责国务院的工作, 领导系统纠正“文革”错误而为毛泽东所不容, 被第三次打倒,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2]。但他却没有记恨自己所遭遇的不幸, 对未来一直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他后来在一些场合谈到,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但即使在那个处境, 他“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3]他能够安然度过那个时期, “没有别的, 就是乐观主义。”“如果天天发愁, 日子怎么过?”[3]正是乐观精神、谦逊品格支撑着邓小平渡过那段艰难岁月, 使他身处逆境而不坠青云之志, 每次复出都能创造更大辉煌, 使他成为中国政坛上屡遭打而不倒, 屡遭击而不垮的神奇人物。

(二) 胸襟坦白, 宽容大度, 领导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文革”结束后, 邓小平顶住了来自党内外, 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歪风的压力, 不因个人恩怨, 指示要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 中客观公正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他说:“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 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是错误的, 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包括一些负责同志功过是非, 要做出公正的评价。”[4]强调“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4]而不是纠缠于历史上的个人恩怨, 对一些问题的追究和处理宜粗不宜细。要把毛泽东的个别错误言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别开来, “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 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4]指出毛泽东在“文革”“是犯了错误的”[4]。但是不能把毛泽东错误的原因归结到个人品质上, 因为“不少问题用个人的品质是解释不了的。”[4]“文革”那样的情况和条件下, 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 即使有些制度也遭到人为破坏和粗暴践踏。因此, “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 在有些情况下, 也不能避免错误”[4]。他告诫和提醒全党, “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 他直到去世, 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 不能写过头。写过头, 给毛泽东同志抹黑, 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的。”[4]当时, 在党内和社会上“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 应该改过来。”[4]这些都充分显现了邓小平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为重, 不计较个人恩怨、宽容大度的磊落胸襟和坦荡胸怀。

二、在自我评价上, 从不揽功诿过, 从不推卸而是勇于承担历史责任

邓小平辩证地看待毛泽东个人和中央领导集体对我们党曾经造成的过失和犯下的错误, 在责任承担问题上, 从不揽功诿过、推卸责任, 而是勇于承担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

(一) “文革”的错误是中央领导集体的错误, 不是毛泽东一人的错误, 对自己的功过评价是“对半开”

1.“文革”的错误不是毛泽东一个人负责, 其他中央领导

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中央犯错误, 不是一个人负责而是集体负责。邓小平在指导《决议》的起草和修改, 就如何评价“文革”的错误, 如何评价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错误时, 实事求是地同时也是十分中肯地说道:“讲错误, 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 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中央犯错误, 不是一个人负责, 是集体负责。”[4]“文革”的错误, 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 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 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 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4]他一再强调, “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4]因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 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4]邓小平在谈到自己应负的责任时, 毫不回避, 毫不掩饰, “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 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4]这些都充分彰现了邓小平磊落胸襟和坦白胸怀。

2. 他自己也犯过“不少错误”, 对他自己的评价是功过“对半开”。

在谈到对自己的评价时, 他说:“自我评论, 我不是完人, 也犯过很多错误, 不是不犯错误的人。”[3]毛泽东是功过七三开, 他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3]同时他回顾自己走过的革命历程, 对外国记者说道:“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 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 我也有份。……不犯错误的人没有。”[4]1996年, 退居二线的邓小平在答外国记者问时, 这样评价自己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我这个人, 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 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 我们也有一些过失, 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 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 但我没有反对过, 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3]直截了当的话语, 一言中的的回答, 充分展现邓小平光明磊落, 勇于承担责任, 从不揽功诿过的高尚情怀。

3. 在外国元首面前谈论自己的错误时, 同样是直面坦率。

1984年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 他说:“在‘文化大革命’前, 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 搞错的也有我的份, 不能把那时候都归于毛主席。”[3]1988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 如果从1922年算起, 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 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 坦率地说, ‘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 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从1954年起,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 我也有份。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3]邓小平的直言不讳非常令人敬佩, 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二) 正确估计和对待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邓小平正确而客观地估计到了在探索建设新道路过程中, 可能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 充分彰现其勇于求真、求是的谦逊本质。

1. 争取不犯大的错误, “发现不对就赶快改”。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元首时, 遵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辩证地指出:“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 第一不能犯大错误, 第二发现不对就赶快改。”[3]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精神正是他谦逊品格得以长期保持的哲学基础。当外国记者问他:“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看来中国现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他回答道:“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 都是新事物, 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 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 有错误就赶快改, 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3]充分估计到我们的改革作为一种“试验”、一种“新事物”, 只能“摸索前进”, 所以难免要犯错误, “未谋胜先谋不胜”, 一改过去那种“一定会怎样”的完全排斥其他种可能性结果的口吻, 并充分估计和勇于承认难免会犯错误, 用“摸索”二字表示出其勇于求真、求是的谦逊内涵和要义。

2. 挫折不可避免, 困难终究会被战胜, 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办的座谈讨论会上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认识, 缺乏经验, 需要好好学习, 加倍努力。我们还要看到, 在有些事情上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 某些方面还会有困难。”[4]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 任重而道远, 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 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挥光大。”[3]邓小平预见到了我们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同时对未来充满信心, 从而极大地鼓舞着中国人民探索新道路的坚定信心和坚强决心。

三、在谈到成绩时, 他反对夸大个人作用, 更多归功于中央领导集体和人民群众, 充分彰显他虚怀若谷的豁达胸襟

邓小平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现代化之父”, 但他并没有把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看成是个人的功劳, 而是把它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一) 把成绩归功于中央领导集体和人民群众

1. 成绩来源于集体领导和人民群众创造。

1984年他谈道:“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 主意出了一点, 但主要的工作, 繁重的事情, 是别的同志做的。比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个文件, 我没有写一个字, 没有改一个字, 但确实很好。”[3]他告诫全党, 不要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 不要过分宣扬他的作用, 免得外国朋友把宝押在他一人身上, 对党不利, 对国家不利, 对民族不利。“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因为宣扬过分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现在国际上就担心这个问题嘛。”[3]对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实践, 他把它归功于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他说:“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 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 群众发明的, 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 提出了方针政策。”[3]邓小平头脑非常清醒, 这与他一贯倡导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强调要尊重群众的实践和创造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也正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

2. 贡献归功于其他中央领导, 自己“算不了什么”。

1984年他把那些年的成绩归功于重申和坚持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指出“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3]当外国记者问他:“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 这些人是谁?”他说:“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 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作了贡献。”[3]当外国记者进一步问道:“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时, 他说:“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 革命者还能不做事?”[3]字里行间一代伟人的高尚品格充分彰现, 树起了值得世人敬仰的永远丰碑!

(二) 以实际行动反对个人崇拜, 反对夸大个人作用

1. 不提倡在公众场合挂他的像, 不赞成给他写传。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 获得广大人民的广泛公认和普遍爱戴, 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赞誉, 其丰功伟绩, 彪炳青史。但他不提倡在公众场合挂他的像。1986年美国记者问他:“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您的照片, 这是为什么?”他说:“我们不提倡这个。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3]同时他也不赞成给他写传。“就我个人来说, 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3]1988年会见外国元首时说道:“很多外国记者要来采访我, 搞我的什么传, 我都婉拒了。”[3]1989年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谈道:“我多次拒绝外国人要我写自传。”[3]20世纪70年代末, 英国一家著名的出版公司策划出版一套世界领袖丛书, 并把《邓小平文集》列入其中, 邀请他为《文集》写序, 他欣然命笔, 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题写了序言, 他满含深情地写道, 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 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序言的字里行间洋溢着邓小平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心、爱民心。

2. 反对夸大个人作用。

他说:“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 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 这种看法不好。”[3]他以实际行动带头反对个人崇拜, 一再强调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某一两个人的声誉上, 这样很危险。1989年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商量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时说:“对我的评价, 不要过分夸张, 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 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 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3]对于他的退休方式和死后丧事, “要简化”[3]。1997年2月12日邓小平逝世, 遵照他生前遗愿, 把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山川河流。充分展现了一代伟人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对他的祖国和人民所充满的无私之爱, 以最后的方式表达了他生前深情吟诵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神圣誓言。

四、谦逊品格———邓小平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邓小平的一言一行都无不透露其本真的朴实无华的谦逊本质。在《邓小平文选》全三卷收录的223篇论著中, 多是即兴的谈话和发言, 有的字字珠玑, 有的激情四射, 都透射出不同时代的光芒, 闪耀着智者思想的火花, 彰显出邓小平的大智慧。它们大都不是先拟写好, 经过若干修饰和加工过的讲话稿。在其中你看不到浮躁虚夸的言辞, 看不到文过饰非的华丽词藻, 看不到更多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抽象空谈。而是用一个普通中国人民的儿子的平白和朴实语言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淳朴真实而深情臻挈的爱。许多话语情真意切, 生动感人。所以人们才用亲切如“小平, 您好!”这样亲人般的称呼, 表达淳朴的中国人民对他一生平易近人的谦逊品格、伟人风范的认可和钦佩[5]。

邓小平的谦逊品格主要体现在他与国内外领导人、新闻记者、人民群众的谈话中, 流露在言辞里, 表现在行动上, 他用踏实、本真的品格树立起一个充满睿智而又谦逊大度的大国领导人的传世风范。也正是邓小平的谦逊品格才使得“始于毛“的中国建设新道路的探索, 最后“成于邓”, 使他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乃至世界的世纪伟人。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 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些都无不与他的谦逊品格密不可分, 是其谦逊品格的必然结果!给整个民族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同时也成为我们时代学习和崇敬的楷模!

参考文献

[1]张文军.论邓小平晚年精神品格[J].山东社会科学2004, (6) .

[2]宫力.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54-323.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43-352.

3.邓小平的学生 篇三

1992年是李克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第七个年头。他无疑也在关注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并积极地予以应和。

不只在工作上践行改革，这个时期的李克强也在理论上做了大量探索。从1988年至1994年，李克强先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和厉以宁，陆续用6年时间完成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在职研究生学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及博士学位。

李克强的硕士论文叫《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该文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主张发展农村工业化，以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

1991年8月，厉以宁将此文及李克强另外两名同学李源潮、孟晓苏的硕士论文汇编成《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在书的结束语《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厉以宁为整本书的气质定了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可能成为制止经济改革事业前进的障碍”，“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也必须做出这种选择”。

同年，李克强还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一文，继续阐述他的学术观点，首次提出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理论。此文后来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他的这些观点，如今正落实为他力主的新型城镇化方略。

转折之年

对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来讲，1992年是一个转折之年。这年2月，他从上海市体改办副主任的位置上调任国家体改委，担任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时值中央财政危机，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状态，所以，楼继伟的晋升更像是临危受命。除了牵头迫在眉睫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楼继伟还直接参与设计了由朱镕基领导的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正是这项举措拯救了中央财政于水火。

此次改革告一段落后，1995年楼继伟被“外放”到贵州省工作，担任副省长。1998年3月，朱镕基当选国务院总理，楼继伟再次被召回北京，出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继续践行分税制的后续改革。在此位置上，楼继伟一待就是9年。

当时和楼继伟一样临危受命的还有现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只不过他的时间要稍晚一些。1993年5月，在国家物价局当了5年副局长的马凯正式出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并参与了后来的大部分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同样是1992年，国家审计署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副特派员刘家义被提拔至审计署担任经贸司副司长，一年后又升任为司长。1996年，40岁的刘家义再获拔擢，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副审计长。在审计署内部，刘家义被公认是李金华最得力的干将之一，但置身“审计风暴”中的他始终保持低调，不太为外人所知，直至此次出任审计长。

改革的践行者

在工信部部长苗圩的时间轴里，1992年仍然像是一个韬光养晦的年份。虽然一年前，36岁的他已被提拔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生产司副经理，并于一年后参与筹备了机械部汽车司且任副司长，但离他大展身手尚有一段时间。直到1997年，在东风汽车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机械部才终于将他放出去，担任该公司党委书记一职，“一干就是七八年”。

1990年代末的东风汽车公司，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艰难时期，像多数国有企业一样，由于产品单一、历史包袱沉重，一度陷入“尾大不掉”的困局。苗圩上任之时，东风汽车公司已累计亏损5亿元。

面对窘境，苗圩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强与外资合作、资产重组、推行股份制、将总部搬至武汉……尽管非议和质疑不断，但苗圩最终还是兑现了他的诺言：短短3年时间，东风汽车公司已扭亏为盈。这也为他日后主政武汉积累了政治资本。

以1992年为节点，若向前或向后继续推移几年，还会看到更多新领导层中的“新三届”在中国改革舞台上活跃的身影。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他在华东政法学院当老师时写的一篇论文中的观点“我国应当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在1988年被写入宪法——“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土地出租自此开禁；1994年，时年39岁的他更是首次以法学家的身份走进中南海，为江泽民等领导人讲授法律课。

这是中国政界颇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一批受益者，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师从邓小平，并试图走得更远。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于他们来讲，仿佛是一次精神受洗。

时至今日，周强仍会回想起那个让所有人都踌躇满志的年代：“我们这代人，听到《春天的故事》，总是心潮澎湃。当年学习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时那种激动的心情、那种干事创业的热情，我们记忆犹新。”他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4.邓小平爷爷的故事 篇四

这个星期五放学后，妈妈带我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我们来到电影院，先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准备看电影。电影开始了，大家都兴奋极了。妈妈对我说：“这部电影可好看了，不仅讲了邓小平爷爷的一生，还讲了它怎样让人民致富。”电影开是讲邓小平爷爷陷害撤职以后又恢复原职，人们十分欢迎他。中间是讲邓小平爷爷在治理国家的时候碰到了许多困难，但都顽强地克服了过来。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将许多文化分子都赶下乡去劳动，这样，中国就没有知识分子了，但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错误性，直到他去世后，人民才粉碎了作恶多端的“四人帮”！直到邓小平上台时，它才把在全国各地被赶下乡的知识分子全部召集回来，开了一个关于科学地回忆，改正了党和国务院的许多毛病！再比如说：有一次，英国首相来到中国与邓小平谈话，邓小平坚决地说：“香港，1997年一定要回到我们的手中！”邓小平还说：“有一件事我做的不对，上海，发展的太晚了！”另外，它还为民请命，使国家日渐昌盛起来。俗话说得好：“翻身要靠毛主席，致富感谢邓小平！”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邓小平爷爷为祖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出了不少力。是他，让深圳一跃成为特区，是他，让我们不再落后。要是没有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中国也不会发展的这么快。在邓小平爷爷的晚年时，它还乘专车，浏览了我们的祖国各地，它还说：“我一定要活到1997年，观看香港回归的场面，它经香港的土地！”

谢谢你，亲爱的邓小平爷爷！

5.邓小平爷爷的故事 篇五

这个星期五放学后，妈妈带我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我们来到电影院，先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准备看电影。电影开始了，大家都兴奋极了。妈妈对我说：“这部电影可好看了，不仅讲了邓小平爷爷的一生，还讲了它怎样让人民致富。”电影开是讲邓小平爷爷陷害撤职以后又恢复原职，人们十分欢迎他。中间是讲邓小平爷爷在治理国家的时候碰到了许多困难，但都顽强地克服了过来。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将许多文化分子都赶下乡去劳动，这样，中国就没有知识分子了，但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错误性，直到他去世后，人民才粉碎了作恶多端的“四人帮”!直到邓小平上台时，它才把在全国各地被赶下乡的知识分子全部召集回来，开了一个关于科学地回忆，改正了党和国务院的许多毛病!再比如说：有一次，英国首相来到中国与邓小平谈话，邓小平坚决地说：“香港，一定要回到我们的手中!!”邓小平还说：“有一件事我做的不对，上海，发展的太晚了!!”另外，它还为民请命，使国家日渐昌盛起来。俗话说得好：“翻身要靠毛主席，致富感谢邓小平!”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邓小平爷爷为祖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出了不少力。是他，让深圳一跃成为特区，是他，让我们不再落后。要是没有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中国也不会发展的这么快。在邓小平爷爷的晚年时，它还乘专车，浏览了我们的祖国各地，它还说：“我一定要活到19，观看香港回归的场面，它经香港的土地!!”

谢谢你，亲爱的邓小平爷爷!

6.邓小平的爱国名言 篇六

2) 左带有革命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历史上可怕呀!上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3)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4) 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5) 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6) 要适应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7) 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8)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偿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9) 政府要管住金融。邓小平在谈话时指出：什么时候政府都要管住金融。通货膨胀，人民受损失。

10) 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年月日，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没有“四个坚持”，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11) 要珍惜发展机遇。年月日，邓小平嘱咐浙江省党政领导：要珍惜好的发展机遇。之后，他又对上海市党政领导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

12) 不搞争论。邓小平在年月日说：不要搞快呀慢呀的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

13) 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邓小平在晚年多次要求人们，冷静的处理国际问题，不能急。

14)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多次说：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是个大问题，要防止两极分化。

7.试论邓小平的教师观 篇七

一、教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

邓小平认为, 社会的发展要靠经济, 经济的发展要靠科技, 科技的发展要靠人才, 而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 教育的关键是教师。他指出:“四个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 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 基础在教育。”这不仅表现在高等教育是输送科技人才的重要来源, 而且, 高等学校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科研生力军, 除此之外, 各级各类教育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级各类人才。那么“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关键在教师。”在学校教育活动中, 教师是“教与学”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 无论是作为首要问题的道德教育 (成人问题) , 还是作为基础问题的专业教育 (成才问题) ,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批合格人才都来自高素质的“善教”的教师, 这就决定了教师在培养人才方面, 在教育事业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因此, 教师也便成了国民经济基础中的基础, 基础中的关键。邓小平的“教师是关键”的论断来自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以及科学而又严谨的逻辑推理, 反映了一个战略家的高远眼光。

二、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养尊师重教之风

中华民族有着尊师重教的光荣传统, 但“文革”中却有大批教师遭受迫害, 沦落到“臭老九”的地位。粉碎“四人帮”后, 邓小平立即出来对建国后17年的教育战线以及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给予肯定, 他说:“17年中,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 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 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 辛苦劳动, 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 他们的劳动更辛苦。”这一谈话对冲破“文革”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禁区, 正确认识和评价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曾多次从战略高度阐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者的观点, 他认为, 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 脑力劳动当然是劳动。“……教师发现人才, 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就是对国家的贡献”, “是崇高的革命劳动者”。作为劳动者, 教师所面对的劳动对象不是无生命的自然物, 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动物, 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不同年龄、性别、个性和层次的活生生的人。教师不仅教学生知识, 还教他们做人。教师的劳动是繁重复杂的脑力劳动, 其付出的心血和精力以及艰苦程度是一般劳动难以比拟的。所以, “他们的创造性劳动, 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这种尊重, 邓小平认为, 不单单是来自于广大学生, 而应该来自整个社会。在邓小平的倡导下, 国家大张旗鼓地表彰奖励优秀教师, 每年都授予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特级教师等称号, 不少人还被推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大事。从1985年起, 国家还确定了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并陆续颁布了以《教师法》为代表的多个教育法律法规, 从法律以及各方面保证了教师物质条件和待遇的改善, 为切实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使教师这一职业成为令人羡慕和尊敬的职业, 为更大的激发和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了条件, 提供了保障。

三、改善教师工作条件, 提高教师物质待遇

邓小平认为, 要在全社会造就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 切实提高教师的地位, 光靠空讲不行。“各级党政负责同志, 要经常深入学校, 倾听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呼声, 为他们排忧解难。”我们“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条件和业务学习”, “使教学和科研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做好业务工作, 不要让他们为了设备和工作条件问题到处奔跑”要千方百计为广大教师创造条件, 切切实实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 比如职称、培训进修、住房、工资福利, 甚至两地分居问题, 都要得到妥善解决。邓小平非常了解教师的困难和疾苦, 认为教师的劳动是相当繁重而又复杂的, 要给他们充分的休假时间, 以休整其疲惫的身心。只有做好劳逸结合, 才能更好的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那些在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和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 都要大力表扬和奖励, “除了精神上的鼓励, 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 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颁发奖状、奖牌, 授予荣誉称号是精神上的鼓励、政治上的荣誉, 而物质上的奖励也是必不可少的。总之, “我们不论怎样困难, 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为真正把尊师重教、提高教师地位落到了实处, 提供了现实的基础。除此之外, 邓小平还从思想上关心教师, 要求领导“经常同他们谈谈心, 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帮助。不求全责备。”对那些有缺点、有错误的人, 强调帮助, 给他们改正的机会, 使他们不断进步。

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教师素质

人类文明的进步,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 对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每个教师都面临着知识、观念的不断更新和业务水平的提高等问题。而从目前我国教师队伍的状况看, 其总体数量和质量都与这种时代要不相适应。所以, 为了多快好省地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输送人才, 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要研究如何提高教师水平”。他说:“教育战线任务愈来愈重, 各级教育部门不能不努力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因为只有老师教得好, 学生才能学得好。教师既要教书, 又要育人, 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要加强师资培训工作……把师资培训列入规划, 列入任务。”提高教师素质, 不仅仅体现在教学能力的提高上。邓小平认为, “要提高教师水平, 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

(一) 在思想政治方面。

邓小平认为“各级党委和学校, 应该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教师思想政治上的进步, 帮助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使更多的人牢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而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 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用自己的教学来教育和引导人民。只有这样, 教师才会有强大的、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二) 在业务方面。

对在职教师, “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比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 举办各种培训班、进修班, 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 大力培训师资。”还要“请一些好的教师当教师的教师, 大学教师要帮助中学教师提高水平。”请外国著名学者、华裔学者来我国讲学。此外, “要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 科研系统有的人可以调出来搞教育, 支援教育。”实践告诉我们:高素质的学生往往出自高素质的老师, 而高素质的老师则出自各级师范学校。所以, 邓小平认为:“不办好师范教育, 老师就没有来源。”办师范教育、办好师范教育, 对保障教师队伍及其素质具有决定作用。

(三) 在作风方面。

常言道:学高为人师, 身正为人范。教师为人师表, 其言行、作风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青少年正在长身体、长知识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不稳定时期, 所以, 老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教学技能, 还要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以及人格魅力,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塑造学生的精神世界, 培养他们的高尚思想和品德。因此, 良好的作风是搞好教学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邓小平站在世纪潮头, 以一个伟人的胆略和智慧告诉人们:二十一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归根结底也是一个人才竞争的世纪。中国要想在新的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必须有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 而这些人才的培养, 依靠的只能是———教师。

摘要：教育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 邓小平关于教师问题的论述十分丰富。教师是党的教育事业兴旺发展的关键, 无论是教师这一职业的地位和作用、还是在教师的待遇和素质培养上, 都能体现其在教育事业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教育事业,教师地位,尊师重教

参考文献

8.少年邓小平的故事 篇八

上学路上， 风雨无阻

小平6岁时，父亲送他到离家三里多路的北山小学读书。到北山小学只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爬坡上坎，坑坑洼洼，一到雨天，到处泥泞溜滑，稍不留神，便会摔个脚朝天，弄得满身泥浆。小平背着书包，每天风雨无阻地在这条路上来回奔忙着。

每到雨天，祖母和母亲就格外担心。一个雨天，母亲心疼地劝阻小平道:“雨下得这么大，路不好走，你这样小的年纪，妈不放心啊，你就在家中温习功课吧!”

小平说:“那怎么行，老师正等着我们去上课哩!”说完，他便披上蓑衣，戴上斗笠，钻进风雨中……

放学了，绵绵秋雨还在下个不停。

泥泞的小路上，小平深一脚、浅一脚，在雨中艰难地行走着。一不小心，他一个跟头摔了下去，滚到了泥潭中，满脸满身都是泥，脚也了。

小平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中时，天已漆黑。第二天，雨仍在不停地下着。小平强撑着下了床，要上学去。

母亲急忙拦住他，说:“你还在咳嗽，脚也没有好，咋个能上学啊!今天，就在家歇着吧!”

祖母也在一旁劝道:“读书也不争这一两天，你就听你妈的话吧!”

小平任祖母、母亲怎样劝，说什么也不肯在家歇着。他一边披上蓑衣，戴上斗笠，一边对祖母和母亲说:“摔了一跤就不去上学，那就太没志气了!”说着，又跨出家门，上学去了。

“既然该打，为什么要哭?一哭就脓包了!”

少年时代的邓小平关心别人，乐于助人。一天放学的路上，小平看见一个同学在哭泣，他急忙上去询问原因。原来这个同学的妹妹得了重病，躺在床上发高烧，家里没钱去请医生。小平知道这位同学家里很穷，怎么办呢?

他一路思索着，回到了家。

第二天，小平一进学校就跑到那位同学身边，悄悄塞给他5块银元，嘱咐他快拿去给妹妹治病。这一笔钱在当时可以买到500斤谷子。

没过多久，父亲清点账目时，发现少了5块银元。这是家里从未发生过的事，他非常生气，便把全家人召集起来，要审个水落石出。

未等父亲开口，小平就递给盛怒的父亲一根竹棍，说:“钱是我拿的。”父亲怒气冲天，抡起竹棍就揍。小平痛得眼泪汪汪，却咬紧牙一声没吭。

父亲怒气稍平后，便产生了疑问:这娃儿平时节俭得很，给他的零钱都舍不得花，他拿那么多钱去干什么呢?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父亲试探着问儿子，儿子说出了实情。父亲一下呆了，又心疼又感动地摸着儿子的伤痕说:“委屈你了，孩子!你为什么不哭?又不说出来?”

小平自豪地说:“既然该打，为什么要哭?一哭就脓包了!”

笑耍神道碑

小平在学校，不但学习很认真，而且遇事肯动脑筋，有胆有识。

离小平家半里之远的大路旁，有两块神道碑，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的功绩而立的。石碑高三米，宽一米多，底座是两个巨大的石乌龟。当地人对神道碑视若神灵，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这两块神道碑似乎摸也摸不得。

有一次，小平与几个孩子在石碑前玩耍，他忽发奇想，对小伙伴们说:“我们骑到乌龟背上去耍好不好?”

小伙伴听了都吓一跳，连忙说:“爬石乌龟会肚子痛的!”“听大人讲，得罪了神道碑家里要招灾!”

小平说:“一个石头打的乌龟哪里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不信。你们不敢爬，我去试试!”

说着他就爬上石乌龟的脑袋，坐在上面踢打着两腿，喊道:“好耍!好耍!你们快上来哟!”小伙伴们大惊失色，忙喊:“快下来，你要惹祸的!”“你惹了祸我们也跑不脱!”

小平毫不畏惧，坐在石乌龟身上说:“惹祸就惹祸，看它怎么奈何我!”最后又爬到神道碑上坐着。

9.邓小平的1975年整顿 篇九

[摘要]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军队、工业和党的组织等方面进行整顿。这次整顿虽然过去了40年，但整顿的实践和经验对于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整顿 实践和经验 意义

1975年，中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九年，整个国家的形势不容乐观，各种矛盾十分尖锐，整顿迫在眉睫。在这个特殊的岁月里，邓小平以其独特的思维视角、无畏的勇气、坚定的决断，着手对军队、工业、科教和党的组织等方面进行整顿。这次整顿，不仅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感受到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回归，看到了**中的中国的光明前途，而且萌芽了历史进入新时期后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次整顿已经过去了40年，但它的精神实质，对于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一、坚持问题导向，快刀斩乱麻

（一）抓住要害，找准切入口。面对千头万绪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如何进行整顿，从什么地方入手，大有学问。邓小平敏锐地找到了切入口，那就是整顿铁路问题，下决心研究解决铁路问题。邓小平说：“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1]p5为此，197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9号文件）。随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运输这个“文革”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解决。到4月底，全国20个路局除个别地方外，均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恢复正常水平，列车正点率也大为提高。铁路工作的有效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明显改观。铁路正点率的提高不仅使生产、也使人民的生活受益，民众普遍对铁路的整顿表现出了热烈的欢迎。铁路运输面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焕然一新，给全国各条战线以强烈的震撼。

（二）反对派性，统一步调。“文革”期间派性严重，民主法制遭到破坏。当时小到中小学校，大到省委、中央各部委甚至中央政治局、各大军区，分裂成保皇派、造反派等五花八门的派别，各派都称自己是左派，是忠心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后来因江青“文攻武斗”的号召，使全国出现派性斗争惨状。

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始终高举毛主席的“要团结，不要分裂”[2]p356的指示精神，着手对派性进行整顿。在听取或指导军队工作中反复强调：军队也有安定团结问题。搞派性的军队非调走不行，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一个兵都不留，一个干部都不留。凡是有两派的地方，派性没有解决的地方，民兵一律不建立，也不要组织这个指挥部、那个指挥部，枪也不要发。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

在指出铁路派性问题的危害性时，他强调，“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三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1]p6。他还强调，铁路系统搞派性的，不管是谁，只要是支持派性的都不行，铁道部要赶快调走。

在听取国防工业有关部门的汇报时，他强调，不管什么样“派”都是错误的，一切“派”都要坚决排除。针对七机部的派性问题指出：不准再打派仗，凡是打派仗的，坚决按中央9号文件办。不管什么老虎屁股都要摸。要告诉那些搞派性的人，现在再搞派性就是顽固的资产阶级派性。要规定一个期限，从7月1号这天开始，凡继续闹派性的坚决调开，你们调不动，军委调。不管你老资格、新资格，干了多少年革命，都一样。不这样不可能把事情办成。我们不但要提社会主义，还要提爱国主义，你没有社会主义觉悟，至少要有点爱国主义。有些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了，还搞什么社会主义？

（三）拨乱反正，聚集力量。“四人帮”对老干部迫害严重，1972年12月18日，毛泽东曾批示：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1975年3月25日，邓小平指示：“平反工作要真正搞起来也快，要一批一批地搞，不要一个一个地搞。弄错了就要立即平反。”1975年，不仅一大批含冤的老干部得到了平反，而且许多“五类分子”得到了赦免和摘帽。1975年9月9日，邓小平在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级、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批示：“拟照主席批示（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就业），由公安部照办。即（四项）的109人也予释放。县团以上的3000多名，也照此原则办理。”当月，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

对右派知识分子，建议仿照特赦战犯的办法，除个别顽固的右派分子外，一律赦免摘帽，解除关押和管制，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此后，大批右派分子摘帽，迅速投入现代化建设热潮中。

（四）探索和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探索和坚持正确的中国发展道路是过去、现在，甚至也是未来的重大课题。1975年2月，邓小平在接见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率领的莫桑比克友好代表团时指出：制定一个国家的路线和政策，只能根据本国实际，别国的经验只能做参考。路要靠自己走出来。自己走出来的路才是最可靠的路。根据我们的经验，从建国开始，就要确立自力更生的思想和路线。这条路线并不排除吸收必要的外援，但是要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会使建设更快、更扎实、更可靠些。这一重要论述的实质表明了中国一直在思索新中国怎样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发展和强大中国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要倍加珍惜。

（五）重视科学和科技人才。“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同世界科学技术水平拉大了距离。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我们同世界科学技术上的发展有些差距，但到了1975年，我国同日本相比，科技水平落后了50年。在工业方面，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技术上的发展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科研停滞了，产品连原来的质量都保证不了。

邓小平认为，一个新东西发明出来，可以带动其他方面走得很远。一个新粒子的发现，一种新的理论的出现，会发生深远的影响。邓小平在1975年就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的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

邓小平提出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同时，要注意培养一批年轻的、有发展前途的科技人员，放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要主动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这对于后来形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二、旗帜鲜明地重视经济建设

在1975年的整顿中，邓小平一直关心重视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还特别注重科学管理的问题。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国国民经济曲折发展。1969年经济有所回升。1970年和1971年，因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了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量和货币发行的“四个突破”。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有所增长。但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和粮食销售“三个突破”还在继续发展。1974年上半年，不少地区、部门工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钢铁、化肥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1974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一点四，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零点三，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点二，钢和原煤产量下降[2]p345。鞍钢1974年没有完成国家计划，1975年第一个百天里又欠产40多万吨钢，1974年国家出现财政赤字7.7亿元[3]p321。同时，工业和农业比例失调严重。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大刀阔斧推出了整顿措施。

第一是提出发展的目标。邓小平在起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时，重申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构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此后的整顿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把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大局。他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

为了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四人帮”，1975年，在邓小平指导下形成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明确指出，“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少，归根到底，只能也只应该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提出的标准来衡量”。这充分表明，邓小平已经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实际上也是提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明确重申生产力标准。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得好才行。

第二是协调三产比例。1975年4月1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强调，按照毛主席制定的路线，首先要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确定国家建设的路线是农业第一、轻工业第二、重工业第三这样的次序。7月11日，他在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谈话时，要求省委要加强各级管农业的班子，注意研究农业方面的政策，包括养猪政策。他指出：政策不能随便改变，改变了群众就不信任。10月10日，在会见韩丁率领的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国指导委员会代表团时，他还指出，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不仅是农、林、牧、副、渔，还要搞工业。只有这样，才能增加收入，才能适应农业机械化的需要。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要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只知道种粮食、搞副业是不够的。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

第三是重视科学管理。邓小平强调，要有懂行的人管理，要用科学的规章制度管理。1975年5月21日，在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时指出：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有管理问题，也有个体制问题。钢铁厂整个生产过程从上到下是一环扣一环的，要有一个指挥生产的好办法。公司必须单独有一个班子，不是管油、盐、酱、醋、柴，而是指挥生产的，有一个单独的系统。领导鞍钢这样大的企业，那么复杂，没有懂行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机构，不打败仗才是怪事哩！他还就企业管理秩序不好、设备完好率差、浪费惊人的现象，提出要好好整顿，指出企业管理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认真搞好。

第四是具有开放思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这是一个大政策。总之，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1975年9月20日，他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恩时指出：我们的方针还是自力更生，但不排除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成果。我们现在的国际贸易额很小，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贸易额肯定会扩大。他在回答中国是否仍然不向外国贷款问题时指出：还是这样，但可以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我们可以接受这种方式。现在我们的开放政策更加宽广，但还是不要忘记自力更生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中国对外开放较早较高层次的认识。

第五是关注产品质量。邓小平认为，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在谈到军工产品质量时强调，质量第一，要过得硬，打仗嘛！战士的装备要研究，要减轻战士的负担。不合格的飞机，军队一定不能接收。军用品必须保证质量，不合格是最大的浪费。要建立严格的科学管理、严格的科研生产制度。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一个小零件就可以毁全局。

第六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他在谈到按劳分配原则时指出，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工资政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要研究。这实质上就是要打破“大锅饭”，反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表达[4]p5。

三、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

（一）整顿的核心是整党。邓小平在出席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时指出，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1975年2月23日，他在接见马谢尔率领的莫桑比克友好代表团时，就关于建立政党问题指出：建立政党的必要条件是，以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来建立党。比如我们建立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走共产主义道路。今天是建设社会主义，将来要走上共产主义。建立共产党就要有这样明确的思想和路线。我们赞成你们的意见，就是要领导国家向进步的方向前进，比如说向社会主义方向走，必须有一个政党。但是，建立这样一个党，什么时机比较成熟，还要有一个相当的准备过程。在谈到什么叫宣传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在世时就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作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这些观点和以后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脉相承的，这对现在的中国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提供了科学的指南。

7月4日，他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讲话时指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要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许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来解决是不行的。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这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作风。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我们要把毛泽东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

（二）整党要以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为主。邓小平强调，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一个县，选好了一、二把手，整个领导班子就带起来了。特别是要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军队是团，地方是县，为什么总讲县、团级呀，就是这个道理。又说，挑选领导干部，不管老中青，都要看他是不是肯干，是不是能带头吃大苦耐大劳。这是第一条。当然还要有头脑。老中青，现在要着重注意中。这里所说的中，就是现在四十岁多一点的干部。这些人至少有一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有些还有上十年的领导工作经验。发现一个好苗子，要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这些思想对全面提高党的科学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建设精干的军队。邓小平在谈到军队编制和精简问题时说：机关要搞个编制表出来，将来按编制表办事。现在机关庞大，机构重叠，精简主要是减机关，而不是减技术兵种，有的技术兵种编制还要增加一点。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大多要处理。节约下来的钱用在装备上。小师的炮兵团要保留，可以编小一点。将来坦克多了，每个师要考虑编个坦克团。不然，平时结合不起来，打起仗来临时配属不熟练。

邓小平领导1975年的整顿，不仅触动了“四人帮”的利益，而且还同“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水火不相容[4]p6，同时还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过失”的评价不一致，此等原因使全面整顿工作受到了阻碍。由于全面整顿而刚刚好转的形势，又重新遭到了挫折。尽管如此，但1975年的整顿工作以其开创性、改革性、实践性，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对当前党和国家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推进“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0.邓小平的经典名言名句 篇十

2) 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的万里的议论

3)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4) 如果导致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5) 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6) 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7) 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

8) 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

9) 我荣幸地从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10)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切地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

11) 无数事实说明，只有把全副身心投入进去，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劳苦，百折不回，才有可能攀登科学高峰

12)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13) 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14) 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15) 要适应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16) 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17) 一切都是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生产力，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8)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19) 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抓住典型

11.《邓小平时代》里的中国 篇十一

本书作者傅高义，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在哈佛，他被称为“中国先生”。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写作持续了近50年。

《邓小平时代》的写作，傅高义则耗时10年。2011年9月该书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国际上受到高度关注和评价，被称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仅仅在美国，它就获得过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内的六项大奖，美国前总统卡特和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都曾推荐过这本书。

《邓小平时代》一书的着力之处在邓小平后期，即“邓小平时代”。50余万字中，作者浓墨重彩地展开了邓小平从1969年开始下放江西到1997年生命之火熄灭的28年精彩人生历程，不仅对邓小平其人有深入具体的描述分析，更涉及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当代变革历程有着独到的观察和理解。

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上，傅高义也力图从惯常思路之外切入，提供更加立体的透视事件的角度。他还摆脱国内某些定型说法，提出出人意料的观点。比如，和“总设计师”的名号相比，他更愿意称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经理”。

作为一位美国人，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之外来看中国，有其独特的角度和视角。看这本书就如读文学作品，作者所做的，是在资料研究和叙述当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或者隐含自己的结论，让读者去领会。作者把邓小平放在和时代的联系当中去研究，把邓小平和中国联系起来研究，把邓小平和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研究，把邓小平和其他重要人物放到人物关系当中去研究，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更有思想的深度。

中国从一个大多数人不得温饱的社会，迅速变成一个大多数人衣食无虞的社会，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无人可以否认。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个变化是无论如何不能被低估的。为此，傅高义甚至认为邓小平领导中国走过的改革路程，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成就，这也是他写作《邓小平时代》的基本缘由。

傅高义强调：“我尽力客观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邓小平的钦佩。我认为他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

新书信息

《厨房里的哲学家》

让·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

译林出版社

定价：32.80元

萨瓦兰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参与制宪，当过市长，也当过小提琴手，晚年沉浸在厨房里，创造了这样一句：发明一种新菜品比任何事更能促进人类的幸福。本书就是这位传奇政治家、美食家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化作美食奇谈。

《我赢定了——鲍威尔生活和领导的艺术》

（美）科林·鲍威尔

湖南文艺出版社

定价：34.80元

这是美国第一位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卸任后，对自己人生和领导经验的总结。有他从移民家族获得的言传身教；有在军队里摸爬滚打的感悟；有在四任总统班子供职的体会……书中没有政治说教，鲍威尔以谦虚、幽默的口吻，和读者分享他的成功智慧并给出建议和忠告。

《大国空巢》

易富贤

中国发展出版社

定价：55.00元

在人口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际，本书经作者大篇幅修订后在内地与广大读者见面。书中作者直面中国人口危机，以详尽资料与数据分析了古今中外的人口状况，反思人口政策的经验与教训，希冀通过讨论探寻可待续发展道路。

12.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 篇十二

我国属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粮食问题对于我国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人多所以存在着大量的粮食需求, 并且每年都在以一定的速度增长。1986 年针对全国粮食产量连年下滑的局面, 邓小平提出粮食问题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 粮食问题具有重要的地位, 要采取改革措施打开农业发展的空间, 我国的粮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解决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 要坚持立足国内、基本自给的指导思想, 通过不断深入的改革增加粮食产量, 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否则, 国家的安全将会收到威胁。

我国的粮食生产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基本上实现了粮食的供求平衡, 但部分地区还有许多居民群众处在温饱线以下, 需要采取措施逐步缓解。今后, 我国社会的发展步伐将会不断加快, 人地矛盾将会更加紧张, 人增地减成为不可忽视的发展现实, 我国粮食供需的缺口也会不断扩大, 粮食进口量会出现攀升。

二、农业两个飞跃论

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构想于1990 年3 月提出, 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 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总趋势进行了重申。

第一次飞跃:废除人民公社,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共中央于1983 年印发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指出,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自此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正式被确立为我国农村发展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对土地推行家庭承包制, 改变了以往农业发展大帮哄的情况, 农业经营不再采取高度集中和统一的模式, 该由农户家庭进行分散经营, 赋予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进行自助经营的权力, 农民拥有了独立的财产主体地位, 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改善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生产关系, 解放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力, 促进了农村建设的跨跃式发展, 为国民经济的复苏和改革奠定了稳定基础。

第二次飞跃:发展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在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 发展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对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户的人均土地规模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最小的, 随着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 土地规模也将会不断集中, 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是社会进步背景下的必然趋势。在规模经营的发展过程中, 要保障农业的生产效率不降低, 即促进土地资源向拥有较高使用效率的农业经营者手中集中, 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

三、科教兴农论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引导我党干部队伍走科教兴农的道路。邓小平的上述论断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依靠科学和尖端技术解决农业长远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是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点的核心内容, 阐明了科学技术在促进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拥有的重要的地位, 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武装农民和农业, 才能找到农业长远发展的出路。

四、共同富裕论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阐述了对城市与农村关系的重视。1975 年邓小平指出工业区和城市去要帮助附近农村地区发展小型工业, 既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也可以改善城市地区的副食供应情况。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具有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作用。邓小平在经济改革和农村建设过程中, 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先行致富, 最终带动其他人民群体实现共同富裕。对于改革实践中出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 邓小平采取了客观和辩证的分析方法, 邓小平认为农村或城市部分群体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先行致富是正当的, 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 因此先行发展起来的地区或群体要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对于发展滞后的部分地区或个人给以示范和引导, 带动其他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五、农村可持续发展论

“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虽然未曾明确出现在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众, 但其提出的许多观点和主张都表达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意图。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 我国采取了苏联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优先发展重工业, 但由于未能与我国的实际国情有效结合, 结果并不理想, 甚至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 人们的生活条件也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上。我国虽然地大物博, 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我国人均拥有的资源数量并不乐观, 高投入、高污染、高资源以来的发展模式显然在当时是难以为继的。针对上述情况,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班子对当时的局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且警告全党干部队伍和广大人民群众, 我们不能盲目照搬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验, 只有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牛斌.科技兴农工程的实践与经验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 2008 (06) .

[2]高万龙.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J].中国科技论坛, 2007 (08) .

[3]杨美英.论农业科技创新的实现途径[J].安徽农学通报, 2007 (09) .

[4]方运战.试论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01) .

13.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篇十三

试论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应对当前

复杂形势的现实意义

浙江省委党校2012级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温州班

张鹏飞

学号：20120301215

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的影响巨大，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也对中国人民影响巨大，无数的中国人从邓小平的思想中获得灵感和启示，重新审视自己的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处境，树立了新的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认识，堪称一次由思想风暴引起的社会大规模转型。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这篇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挥过重大历史作用的历史文献，完整地系统地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习邓小平在应对复杂形势时的科学方法，在现时期全球化浪潮和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于我们认清大局，把握趋势，做好各方面工作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学习参考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及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特点》、《伟大遗产与现时使命――重温邓小平1992南方谈话》等文献资料，对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认识，提出进一步抓住历史机遇，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科学发展，全面清醒等的科学方法，并对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应对当前复杂形势的现实意义做了分析总结。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一度放缓，改革开放遇到较大困难，国际环境十分复杂严峻的情势下，政治、经 济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关键的历史时刻发表的。邓小平南方谈话通篇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等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地、全面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主体思想内容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方法和手段，与社会模式的选择无关，平息了姓“社”姓“资”的争论；强调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意义；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些思想是一个整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华。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成果的扩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中国经济和改革开放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同时，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也具有重要意 义。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南方谈话是围绕社会主义本质以及如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展开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如此精辟阐述者，迄今并无第二人。和谐社会理论以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无疑丰富深化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同时也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既是基于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的高度概括，也为现时乃至未来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四个大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前缀，而是一切社会实践展开的质的规定和价值指向。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这些认识与实践都是为了激发与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力量。而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更是为了激发与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力量。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力量不源自其高自标树或言辞魅惑，而源自其生动有力的实践和有说服力的实践成果。邓小平坚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更以生动具体的实践成果使广大人民感到不是离社会主义越远而是越近，普遍建立起对 社会主义的信心。继续以生动有力的实践，激发广大人民投身改革发展实践的热情并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在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中焕发出巨大的本质力量。

今天，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党十八大刚刚闭幕，领导班子实现了新老接替，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内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的攻坚阶段，经济社会在发展中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情况复杂，头绪繁多，发展抓什么，改革改什么，已经成为战略研究中不能回避的大问题。重温这篇党中央评价为“又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的历史文献，完整地系统地学习领会这篇重要文献，学习邓小平在应对复杂形势时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认清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及其发展趋势，进一步抓住历史机遇，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科学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的核心，就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发展自己。是在国内经历了政治**的阵痛，苏东剧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关键时期发表的南方谈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以他丰富的经验和宽广的视野，总结了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结了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他动员和告诫全党更加坚定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他的重 要政治交代就是：“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当前我们既不能因为遇到国内外政治**这样的压力而退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以至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也不能因为坚持科学发展观而把社会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而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的党中央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十分清醒。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这是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的根本原因。今后，我们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十八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设定了体现以人为本的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新量化目标，要求将“创新驱动”作为新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提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平等”的不同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理论，以及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四化同步”的新观点，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他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指导改 革开放的科学理论中，提出的“抓机遇”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可以这样说，抓住机遇，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战略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战略和全部策略的着眼点，是邓小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十六大以来10年的历史进程证明了，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能抓住历史机遇；只要有了机遇意识，就能保持清醒的头脑。2010年，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明确说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指出：“牢牢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是对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当前我们今天在国内外遇到许多新的挑战。比如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加上我们自身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问题，许多企业在发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社会矛盾也在逐步积累和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尤其需要我们认真分析面临的形势，特别是要求能够找到挑战背后的机遇，把挑战转化为机遇。我们现在的情况比南方谈话时要好 多了。今天的许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或者说是快速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坚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而且可以成为我们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我们要看到这些问题和挑战背后，隐藏的正是我们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联系当前国际形势，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消极影响，但这也正是我们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极好机遇。可以预见的是，从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我国以生产力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将出现历史性的新跨越。我国将实现惠及更多人的“全面小康”；从制度建设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对外开放来说，我国将以更深层次和更广大规模参与经济全球化；从国际地位来说，我国将以和平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活跃在世界的中心舞台。因此，今天的各项决策，还是要围绕“抓住机遇而不能错失机遇”来思考和布局。国内问题要在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科学发展观，有许多事要做，孰先孰后，孰重孰轻，都要从“抓住机遇而不能错失机遇”来思考和布局。要引导群众中不断膨胀的利益需求和社会心态，继续鼓励和保护创业，同时采取正确的步骤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我国在国际上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要紧紧抓住21 世纪第二个10年这一战略机遇期而不能错过这一战略机遇期，从根本上调整全民心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健康的思想氛围。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两手抓”的工作思路。他还特别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还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是多么清醒的提示，多么深刻的见解，多么重要的告诫！

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党自身，尤其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邓小平吸取了过去在“突出政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南方谈话中，围绕解放生产力，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围绕解放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围绕解放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在政治路线上，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的全面发展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坚持“关键在党”的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了这一重要经验，在党的十 七届五中全会深刻地指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讲的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