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校演变

2024-08-04

中国古代学校演变(精选9篇)

1.中国古代学校演变 篇一

中囯古代土地制度概论

原始社会土地是公有的,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地制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社公有转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经过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土地成为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奴隶主国家所有。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奴隶制的逐渐解体,社会各阶层对土地私有的要求日趋强烈,进入春秋战国之时,土地私有战胜土地国有而蓬勃发展起来了。

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产生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最后形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组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一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的涨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总是占着支配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铁器得到广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隶纷纷开垦荒地,这些新垦之地,为开荒者隐瞒下来,成了私田。私田的产生,土地国有观念动摇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剧增长,到末期出现土地买卖,此时奴隶主也更热心于私田的扩大和经营,各国先后进行了税制改革,放弃土地国有的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实行改革和变法,商缺两次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它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结束,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地主阶级虽已形成,但人数还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数量也不大。

秦汉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权的确认和保护。秦灭六国后,对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没有干预,虽下令迁徙各国旧贵族和豪富,但他们占有的土地状况并未改变,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至西汉末年土地终于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颠覆了西汉政权。东汉政权建立后,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强竟发生武装暴动,度田不了了之。以后东汉政府再也没有推行干预地主私有制的政策,东汉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发展,出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国家千预极为频繁时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发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国长期战乱,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无主荒地,曹操为了解决急需的军粮和普遍存在的饥荒间题,将这些无主荒地转化成国有土地,实行屯田。西晋建立后,屯田制罢废,贵族官僚争相侵占官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国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发展。十六国时期,使北部中国遭受严贡破坏,豪门大族趁机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皇权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试图将所有权不同的各类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纳入国家统一分配的轨道,但却没有撼动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受到破坏。后来北齐、北周虽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随唐两朝基于建国之初荒闲土地大量存在,为使流亡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实行赋役制度,继续推行了均田制。随唐两朝的均田制对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给予限制,农民也得到了一点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叶彻底崩溃。总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着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政局变动大,土地制度随着也几次变动,可以说是秦汉至明清土地制度变动最大的时期,也是国家对土地占有进行干预最频繁的时期。从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摆脱国家法权的强力扭曲,土地自由买卖已冲破了汉唐间政治上的干预和社会

传统的制约;: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隐蔽到公开,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着。均田制弛坏后,封建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的政策,以庄田制经济为特点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发展,并且延续到明清。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为庄田制所代替,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又一转扳点。北宋建立之初,自耕农有所发展。但赵宋政权认为“富室连我汗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无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田庄迅速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得到了调整和缓和。但明中叶后“毋许兼并”又变成一纸空文。土地兼并产生的流民问题,最终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清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华北大规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经济手段通过买卖占有土地。

综上所述,中唐以降,“两税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这一变化,不但彻底结束了长达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摆脱“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买卖、转移、继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种较为自由发展的形式进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形成了累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实通绝了地主阶级独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上,几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买卖渐成地权流动的主要方式。虽曹一度以圈占、投献等强制手段夺取土地还相当严重,但随着官田制度的衰落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通过买卖日益成为取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带来的变化是土地所有者由有身份性的官僚贵族地主扩大到非身份性的庶民地主。庶民地主的出现和发展是地主制经济充分发展的标志。在土地的经营方式上官私庄田契约租佃关系日益普遭,随着土地私有权的日益深化,佃户手中的使用权亦在向长期化方式发展,形成了永佃权,以及土地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新因素的渗入,劳动者与土地结合由超经济强制发展为经济强制。这些都是不同子前期、中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现的新特点。也是土地私有制成熟的主要标志。

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奴隶社会

土地公有制为原始社会,周王土地公有制即井田制→国君交纳贡赋制、派兵打仗。

井田制背景:人们为了争夺肥美的土地和水源,厮杀拼打,乱的不可收拾。此时,大禹已经建立起

确立土地私有→按亩纳租税(少)、按人丁负担赋、役(重), 基本上是以税人为主,人身控制严格。

其间有一次不成功的王莽改制,他仿照古代井田制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

北魏到隋唐时期(孝文帝改革——780年)

封建土地国有制→以人丁为主负担均田制、租庸调制(庸在隋出现,唐朝取消年龄限制,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府兵制。

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三位一体。

由于土地私有制→地主追求土地的欲望增强,地主进行土地兼并→国有土地大量流失造成土地地主私有的既成事实(均田制彻底崩溃,租庸调制无法实施)→780年实行两税法(户税和地税、时间固定、人身控制松弛)。→法律上推动封建的土地私有大量出现,地主在大规模的庄园中实行分工合作的劳动,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

两税法实际上是在国家承认地主土地兼并的前提下,依据土地资产向地主征税,性质上属于地主利益的再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方田均税法

募役法是对“庸”的继承和发展,即使地主和官僚也不例外。方田均税法是对两税法税地的继承。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贫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这些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革赋税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将田赋、徭役、杂役分摊在田亩上,即役归于地、量地计丁、计亩征收、折银征收。说明了封建国家重视土地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重视人口。而折银征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清朝的摊丁入亩

雍正帝在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固定丁数的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彻底解决就丁、田并征的双轨制征税形式,从而完成了自唐代两税法以来我国封建赋役制改革——并役于赋、人头税归于土地税的历史进程。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阶级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促进康乾时期经济的较快发展;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促进了我国人口增长。

中囯各時朞土地制度

1、原始社会

氏族公有,集体耕种,平均分配

2、奴隶社会(夏商—春秋末年)

井田制,千耦齐耘

(1)实质:国王所有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2)表现:① “公田”:贵族占有; ②“私田”:分授给农夫,只有使 用权,没有所有权

(3)内容:①一切土地名义上属于国家公有;②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和买卖;诸侯要向国王交纳一定的贡赋。

(3)瓦解:齐·管仲,相地而衰征;鲁·初税亩,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秦·商鞅变法,承认私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推动地主经济的发展。

3、封建社会(战国—1840)

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土地所有制 国有——“官田(公田)”

私有——①自耕农土地私有制;②君主土地私有制;③地主土地所有制(豪强地主、士族地主)。土地来源:占有公田转私,获赐,兼并买卖(主要)。

租佃关系:战国产生,汉代普遍;自宋代始,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明清时期,租佃制普及全国,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

地租形态:劳役-实物(宋)-货币(明清)农民雇工自主权积极性提高。

人身依附关系:东汉豪强地主形成田庄,田庄的劳动者与田庄主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之后依附关系越来越减弱,特别是明清时契约纳租方式确立后。解脱出来的农民,生产自主权提高,提高了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4、清末民初(1840—1924)

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体(截止1952)

(1)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农民个体私有,平均主义。(2)辛亥革命:平均地权(理念)

5、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

目的:为发动农民反对军阀。政策:耕者有其田(口号)。

影响:有利于开展农民运动、反对军阀统治。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6、十年対峙时期(1927—1937)

目的: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政策:1927 打土豪,分田地;1931土地革命,农民土地所有制。

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影响: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使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调动了他们革命的积极性。

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1)进行根据地建设—大生产运动(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军垦屯田。

①目的: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

②影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显著。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大生产运动使根据地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

难时期,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2)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①目的: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②影响:中共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承认了地主土地所有权、地主对农民的债权和租佃关系。但对地主的封建剥削又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这一措施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解放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有利于团结地主抗日,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

8、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目的:调动广大群众革命积极性

政策:1946-5《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变减租减息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耕者有其田。影响: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认识:变革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真正的发动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矛盾,分别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而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

9、建国后(1949至今)

(1)1950土改。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按劳分配。

①目的:新解放区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为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②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③特点: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④影响:1952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土改,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彻底废除;广大农民翻身解放,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

(2)1953-1956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农民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平均分配

1958后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规模集体所有制,平均分配 ①方针和原则:积极发展稳步前进、自愿互利。②方法:典型示范逐步推进。

③过程:互助组(社萌芽:土地私有、共同劳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半社:土地入股、统一经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全社:土地归公、集体所有)

(3)1978 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大规模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 ①主要形式: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

②方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改革后新体制实行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③性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④实质: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使农村获得生产和分配自主权。

⑤意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凋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改革逐渐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发展。它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条件。

2.中国古代学校演变 篇二

一、青铜器纹饰演变的过程

原始社会末期, 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社会大分工, 手工业逐渐从各种行业中分离出来, 此时, 青铜器的制作没有纹饰, 是我国青铜艺术的初创期, 其种类也比较少, 如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饮酒器——爵。商代是青铜器艺术由成熟到鼎盛的一个重要阶段, 青铜器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纹饰比较简单, 花纹呈现带状分布, 没有主体图案以外的底纹。如:河南出土的饕餮乳丁方鼎。这种方鼎的纹饰给人一种胸围庄重、造型稳健的感觉。到了商王武丁以后, 青铜器的纹饰比以前的繁复, 以动物纹为主, 大多是无底纹的单层花纹, 同时也出现了各种题材的几何纹样。到了商代晚期,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青铜礼器和乐器体制已经形成, 青铜器的造型雄奇, 种类繁多, 如鬲、鼎、角爵等。统治者还把青铜器当成了各种礼仪场合和祭祀程序中的道具。因此,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的纹饰大多是由底纹和凸起纹两层组成, 甚至有的把细纹装饰在凸起的纹饰上, 呈现出了三层装饰的效果。一般情况下, 这种严谨细密的纹饰遍布青铜器的浑身上下。主要分为动物纹饰和各种几何纹饰两种, 在礼器上, 通常使用饕餮、凤鸟等神异动物纹样。如妇好墓出土的偶方彝。花纹除了繁缛富丽的饕餮纹意外, 还有鹗面和立鸟等, 增添了一种神秘的感觉。而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的装饰效果更加单纯强烈, 全器具有森严的气象, 给人以恐怖和神秘威慑的感觉。另外, 中国文字在商代晚期已经成熟, 因此, 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工整严谨, 装饰手法纯熟灵巧, 一般情况下, 底纹以细线几何纹构成, 使用圆雕或者浮雕来增加动物神秘和威严。到了西周早期, 青铜器的纹饰还是以兽面纹和凤鸟纹等为主, 也出现了象纹和双身龙纹等纹饰, 到了中期, 生产力由于受到生产关系的影响, 青铜器的纹饰趋于简单化和程式化。自西周中期以后, 青铜器的纹饰失去了原来的森严雄奇, 以窃曲纹和波浪纹以及云纹等代替了饕餮纹、夔纹等, 逐渐减弱了原始神话的浓重气氛。到了西周中后期, 青铜器的纹饰富有音乐般的韵律感, 较为谐和, 原先的动物纹样的花纹被分解成新的装饰纹样, 逐渐地减弱了神话的意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铁器随着生产力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 到了春秋中期以后, 青铜器大多是精巧玲珑, 风格清新活泼, 纹饰有朴素简练变成了富丽繁密, 更流于繁琐, 追求变化。如河南出土的莲鹤方壶。1

二、青铜器纹饰演变的原因

(一) 青铜器的纹饰演变伴随着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 人对动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的发生着变化。早期的人类社会中, 人是被动的, 动物对人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人对自然界的恐惧和无奈, 使人希望自己被神力庇护, 这对青铜器的纹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把自己刻画成兽身人首的纹饰, 为了增强自身的安全感, 还在青铜器上用了“辟邪免灾”的狰狞怪异的纹饰。这个时期中, 青铜器纹饰为了达到令人生畏的感觉, 整个装饰中心通常使用饕餮面纹。狰狞恐怖的纹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命运的恐惧心理, 代表了本族战胜恐惧的符号, 而对外族则是恐怖的化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在自然界中占据了主动的地位, 通过运用智慧和工具, 人们展开了和猛兽的战斗, 从而在长期的斗争中, 人们对动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使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呈现出了程式化, 逐渐减少了饕餮纹和夔纹等纹饰的数量, 逐渐缩小了面积, 减弱了怪异的表现力量。单丝动物纹饰仍然存在着, 但是已经被现实几何纹和动物纹以及植物纹所代替, 没有了怪异的魔力。2

(二) 青铜器纹饰的演变受到了政权和功能变化的影响

青铜器在奴隶社会中, 是国家政权和统治的象征, 是政治权利的象征和工具, 在战争和祭祀以及礼仪中, 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 为了体现出青铜器的纹饰庄严和神秘的威慑气氛, 起到一种“使民知神奸”的警示作用, 青铜器的纹饰一般采用了细密的云雷纹衬底, 华美狞后的饕餮纹作为主纹。而奴隶主在当时的礼器中, 有比较讲究规范, 因此, 青铜器的纹饰主要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 受到了奴隶主思想的严格控制。而到了周代, 统治者施行仁政治国, 实行裕民政策, 社会一派平和, 导致青铜器饕餮纹退居次要的地位, 运用了二方连续的带状纹样, 在整齐的纹样中, 常常将一个母题织成连续、反复的带状, 给人一种有条不紊的韵律之美和节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学术争鸣空前繁荣, 政治变革, 诸侯争霸等, 影响到了青铜器的特性, 使青铜器逐渐失去了礼器的特性, 转向生活日用品的方向。青铜器的装饰上也趋于细腻繁茂、新颖灵巧, 一改以前简明质朴的造型, 饕餮纹被各种无角小蛇以四方连续的形式展开的蟠螭纹代替。在这一时期中, 人们由于战争, 更加关注自身的命运, 因此, 青铜器纹饰以剪影的形式, 出现了反映社会生活、人事内容的题材, 组成了生动富丽的画面, 如采桑、宴乐等。3

综上所述, 青铜器记录着历史, 不仅是工艺品, 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史书,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装饰观念和审美意识, 而青铜器绚丽的纹饰, 在世界设计史中独树一帜, 对今后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注释

11 .宋漾.青铜器纹饰风格的演变[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 (04) .

22 .鲍红凌.鄂尔多斯青铜饰牌马纹鹿纹造型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0.

3.论中国古代继承制度的演变 篇三

关键词:中国古代继承制度;继承制;制度演变

一、中国古代继承制度的主要内容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经过历史的不断沉淀后,已经形成自己的文化及制度印记。早在国家形态形成之初,就已经拉开我国法制文明的序幕。继承制度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制度,主要体现在身份的继承及财产的继承两方面。

所谓的身份继承,在古代指的是子继承父的身份,如在夏朝时期,就有父死子继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父亲过世,那么其身份则由他的儿子进行继承。古代身份继承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继承,上一代所拥有的身份符号,如具有爵位等身份,在其过世之后则由自己的儿子进行继承,这就是身份继承,身份继承是古代继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继承制度中的财产继承,财产继承简单来说,就是对财产进行的继承,即继承的对象是财产。在早期所采取的是世袭制,也就是父辈或者相关亲人等过世之后,则由下一代进行继承。

而在古代的不同时期,其继承制度的具体内容也不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继承制度也在不断的演变。基于古代继承制度在内容上主要包括身份继承及财产继承,为此,本文在对代继承制度的演变进行探究上,主要对古代继承制度的身份继承及财产继承进行分析。

二、古代继承制度中身份继承的演变

身份继承在古代出现的时间较早,早在夏朝时期,就出现身份继承,在该时期强调的是“父死子承”,说的就是在父亲死了之后,其所具有的身份由其儿子进行继承。进入周朝之后,除了吸收夏朝身份继承的做法之后,还有新的特点,即在“父死子承”基础上还增加“兄终弟及”。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完成身份继承制度的确立,在该时期的身份继承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度,嫡长子则是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如果是小妾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则不能认定是嫡长子,由此可见,在古代身份继承等级非常森严。秦朝时期对身份继续进一步完善,并在《秦律》中对继承制度进行明确,这可以说是一部完成的继承制度法律,且在这部继承制度法律中,还保留有长子长孙继承制,也就是嫡长子嫡长孙继承制。

进入汉朝之后,封建制度逐渐完善,相应的继承制度也获得补充及完善。在该时期,对嫡长子嫡长孙的身份继承进行进一步巩固,根据其法律规定,只有嫡长子嫡长孙才能进行封爵位等,这种身份继承理念在魏晋南北朝更是深入人心。进入隋朝之后,这种理念有增无减。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非常注重对正妻的权益进行保护。

而到了唐朝及五代时期,在身份继承方面,则明确要求把宗祧继承制作为身份继承制度,宗祧权实际上是家族在祭祀等活动上充当主持人,因此,拥有宗祧权实际上行驶的是家长权,宗祧权的继承也就相当于家长权的继承。这个时期的身份继承制度也强调,正妻所生的长子为第一继承人。唐朝之后的宋朝,对身份继续的规定则更为细化,同时,也更加灵活。在元朝,逐渐淡化宗祧继承制,在身份继承上主张以蒙古人的习惯作为继承依据。

明清时期的身份继承,遵循的是唐朝的做法,也就是强调宗祧继承制,其中在对明朝,在继承唐朝做法的继承上,在宗祧继承制方面更加灵活及明确。而在清朝,在身份继承上,主要采取两种制度,其中的一种为宗祧继承,另一种则是封爵继承。我国古代身份继承的演变大致经历了这些阶段。

三、古代继承制度中财产继承的演变

古代继承制度中的财产继承,在先秦时代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在法律层面上进行明确。因此,在该时期的财产继承上,主要采取的是世袭制。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逐渐开始形成封建社会形态,面对私有财产的增多,开始就如何进行财产的继承进行明确。其中商鞅在进行制度的制定上,就对家庭财产的继承持肯定观点,这些思想在《秦律》中得以体现,至此,古代继承制度开始走向完整化。

在汉朝的财产继承制度规定上,则有了新的内容,根据其法律规定,在进行财产的基础上,执行的是诸子均分制,规定只要是其子嗣,都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力。在汉代,就已经有专门的继承制度,且很多内容体现出一定的先进性,并被后来的继承制度制定中所吸收。

而在魏晋南北朝及隋朝时期,所制度的财产制度较为严格,并强调只有嫡子才会财产继承权。相对来说,唐朝的财产继承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在基本原则上采取的是诸子均分制,且在这基础上更为灵活,不过唐朝法律也规定,如果是私生子,则不具备财产继承权。宋朝针对财产继承方面的规定更为细化,并把私生子也纳入到继承主体的范围之中,不过也规定,私生子在继承额数较少。元朝在财产的继承上,针对汉人这一部分,在理念上与宋朝较为相似。进入明朝之后,主要强调的是子嗣理念,也就是需要确保是被继承人的后代,只有满足这一条件才能进行财产的继承。而在清朝,依据的是诸子均分制原则,较为接近金元时期的做法。

通过对我国古代继承制度的演变进行论述得知,古代的继承制度在方式上也强调法定继承。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在具体规定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各个时代所主导的文化有关。

参考文献:

[1]包伟民.新旧叠加:中国近古乡都制度的继承与演化[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2):5-15.

[2]季孟飞.试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历程[J].东方文化周刊,2014(17).

[3]李青.中国古代继承法制的最后形态[J].当代法学,2012.

[4]贾如银.试论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制度[J].社科纵横,2004,19(6).

4.中国古代学校演变 篇四

高一四班

鲁宽(组长)刘泽华 杜远

指导教师:陈

内容提要 1.总述 2.上古遗风 3.秦汉魏晋 4.盛世隋唐 5.宋明矜巧 6.清代易服 7.四次变革 8.结论 研究对象

从原始社会到清代的服装。研究目的

初步了解我国古代服饰的演变过程,初步探究它与当时文化经济的联系。

上古遗风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较低,所以那时的衣物大多简单古朴,形制较简单所以不作为重点探讨。但从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骨针来看,但是的缝制技术已经成熟,制衣技术已经很成熟。

养蚕技术的普及,商周时期的织物水平大幅提高。这个时期的织物颜色,以暖色为多,尤其以黄红为主,间有棕色和褐色,但并不等于不存在篮、绿等冷色。只是以朱砂和石黄制成的红黄二色,比其他颜色更鲜艳,渗透力也较强,所以经久不变并一直保存至今。经现代科技分析,商周时期的染织方法往往染绘并用,尤其是红、黄等正色,常在织物织好之后,再用画笔添绘。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提花几何纹锦、绮,和绞织机的罗纱。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等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饰的基本形制。

但是受限于生产力和奴隶社会对下层奴隶的压迫,这些制作水平较高的衣物仍只供王公贵族享用。

春秋战国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

秦汉魏晋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随着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

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

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盛世隋唐

唐代服饰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至于现在人们仍然把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服装称为唐装。

经历了长时间的动荡与战乱,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花纹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章彩华丽。刺绣,有五色彩绣和金银线绣等。印染花纹,分多色套染和单色染。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服饰的华丽程度邻人叹为观止。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和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灞柳风雪、骊山晚照、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日本朝鲜等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在唐代,有身份的人可以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

总之,唐代服饰是我国古代艺术和文化的化石,是绚烂中国文明的一朵奇葩。

宋明矜巧 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宋朝时候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当时退休的官员、士大夫多穿一种叫做“直掇”的对襟长衫,袖子大大的,袖口、领口、衫角都镶有黑边,头上再戴一顶方桶形的帽子,叫做“东坡巾”。宋代的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由于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和对外政策的妥协退让,服饰文化不再艳丽奢华,而是简洁质朴。

少数名族的服饰也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这些名族的服饰风格,也原先明代的复式风格水乳交融,形成了新的风格。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

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在结束了蒙古的统治后,明朝恢复了汉人的服饰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新的服饰制度,这对后来的服饰影响颇深,以至于在各种影视剧中,朱元璋首创的的瓜皮帽几乎成为了中国麦子的代表。这种六瓣、八瓣布片缝合的小帽,看起来很像剖成半边的西瓜。本来是仆役所戴的,但是因为戴起来很方便,所以就普遍流行起来。这就是清代「瓜皮小帽」的前身。明代的男装,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明代的贵妇多是穿红色大袖的袍子,一般妇女只能穿桃红、紫绿及一些浅淡的颜色。平日常穿的是短衫长裙,腰上系着绸带,裙子宽大,样式很多,像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等。

清代易服

清朝是是个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尤其是服装文化,也是在进入中国后,保留原有服装传统最多的非汉族王朝。满族统治者初入关之时,实行残酷的镇压,“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强制汉人剃发易服。而满族人推行的那条辫子因为饱受西方侵略者讥笑,几乎成了中国屈辱近代史的一个文化象征。

不过清代服饰样式华美雍容,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

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四次变革

一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河南襄邑的花锦,山东齐鲁的冰纨、绮、缟、文绣,风行全国。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这是服饰向上的跨越。

二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这是服饰南北的跨越。

三隋唐时期经济文化繁荣,盛唐时期,中国成为世界中心,波斯,大秦,天竺,全世界的文化交汇于此,是服饰风格吸收了外来民族的不少内容又受西北民族影响。这是东西的跨越。

四最后一次就是清代的易服,上文已做过介绍,不再赘述。

结论

服饰的变革与发展,实质上是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服饰的变化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服饰的变化也常常是最高统治者意志的体现。

5.中国古代学校演变 篇五

一、历代服装廓形分析

1.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我国奴隶制解体的时期,同时又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整个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在急剧变化,对服饰也有明显影响。此时列国割据,战争不休,宽衣博带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因此被称为中国服装史上最早的一位改革者一赵武灵王首先在全国推行了“胡服骑射”,所谓“胡服”实际上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装,“上衣下裳”,特征是短衣、长裤、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便于运动。

“胡服”从图1-1、1-2可以看出服装的廓形是个矩形“口”,上衣廓形结构为简单的H型宽松结构,下裤的轮廓也是直筒型,远处乍一看服装整体造型就是矩形的结构,其直线型的外轮廓,给人的视觉呈现的是简练感,另外“胡服”不仅满足用的功能,也满足视觉美的呈现。由于胡服紧身窄袖短衣,适合马上骑射需要,之后在各地盛行成为一种时尚。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胡服以外,还出现另一种形制,即“深衣”,它不同于上衣下裳,是一种上下连在一起的服装。深衣为长裙,肥袖,或窄袖,腰身合体,领子较宽,绕衣襟旋转向下,腰上束腰带。

“深衣”如图1-3、1-4,是该服饰的平面结构图,其廓形为梯形,即衣身上窄下宽有点H型的基础上扩摆成A型,可以更好的修饰体形,尤其对女性而言,束腰会更完美的呈现女性柔美的曲线,男性会显得风度翩翩,其制作簡便,深受大众喜爱,影响较大。

2.秦汉

秦汉时期的男子服装以袍服为主,如上图2-1,袍服一直是秦汉时期的礼服也是后代男子的主要服饰,跟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大同小异,大体轮廓不变,在袖型上发生改变,袖型的腋下弧度拉长,之前的袖型是正梯形,现在的袖型是拉长了的梯形。袍的特点是大袖、宽博是受当时美学思想的影响,崇尚宏伟广大,从上图可见其廓形为梯形,受深衣的影响。图2-2曲裾秦汉时期的女性穿,曲裾肩窄袖型宽大,更好的修饰女性的肩形,宽大的袖子可以遮住胳膊粗的劣势,束腰展现女性的柔美身段,曲裾是指服装上的层叠衣襟为曲线,给女性增添灵动的线条美。图2-3直裾男性穿,肩宽肥袖男性的服饰特征,束腰A字型的下摆袍服,直裾是指服装上的衣襟为直线,展示的是男性阳刚且风度翩翩的形象,衣摆宽大曳地,行不露足,符合儒家礼节。

3.魏晋南北朝

这个时期,社会动荡,各民族融汇杂处,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中服饰方面的显著特点就是服饰趋于多样化。受魏晋玄学的影响,男子以宽山大袖为尚(如图3-1),与过去的袍都较宽松,但样式上却不同,袍在袖口端收敛。从图可见其廓形为梯形,另外,胡服依然流行,只是经过长时期的改革和加工,款式上有所变化,但其廓形依旧是矩形。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的衫裙,以宽博为主,其特点:对襟、束腰、衣袖宽大、衣襟、下摆缀有不同色的装饰,此时服装的结构具有对称性(如图3-2、3/3),下着条纹间色裙呈现A字放摆的状态(如图3-3),腰间用一块帛带系扎,对于今天而言,就是所谓的高腰设计,服装整体感觉修长、挺拔,穿着更显身材。袖型上面发生变化,以前是简单的直线型的梯形效果,现在在袖型腋摆处增添了弧线,弧线的曲度给服装增添了柔美灵动感,打破简单的H、A字型直线型上的视觉疲劳。受北方“胡服”的影响,妇女的服装开始由上长下短或深衣制变成了上俭下丰,由宽衣博带变成窄袖紧身,初步展示了上衣下裳的雏形,其廓形为梯形。

4.唐朝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样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此时最时髦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饰。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服装的整体结构衣身比例也会发生变化,呈现现在所谓的“九头身的美女”,人体整个比例拉长。

中唐时期的襦裙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如图4-1),衣服外轮廓还是简单的梯形和矩形结构,此时由于唐朝的繁荣昌盛,服饰面料上增添了多种纹样花边,简单的廓形加上富贵的绫罗绸缎别有一番风味。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对称性)、套头、翻领或无领样式,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当时还流行长巾子(如图4-2),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日披帛,简单大方的廓形对称性的设计,A字型伞状的效果,加上薄纱的柔软飘逸且贴合人体,女性走路时增添了其飘逸感和气场感。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

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斜襟交叉的领子,领型的变化也给服装增添了形式美感。(图4-3)的服饰上明显地变化是上衣的变化,是由上衣下裳两件组成,上衣由之前的开襟变成现在的套头式对襟的样式整体呈现的是矩形的外轮廓结构,下裙是由之前的H型改成A字型的扩摆褶裙,颜色也不在是单调的色彩,面料材质上加入轻薄的薄纱罗,整体服装增添灵动的美感。

5.宋朝

宋代服装是当时社会的哲学、宗教、美学所熔铸的统一体,宋代服装较之唐代显得拘谨、保守,等级更加严格,款式不及唐代多样,较为质朴简约。

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以袍衫为主,其廓形为略带梯形,里面是一层梯形的袍服外面在穿上一层对襟开衫式的袍服,袍服廓形也是梯形的效果,这样就会形成双梯形的效果,款式较与唐朝的严谨。当时根据袍衫的纹样、质料、颜色分等级。

宋朝的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其廓形为双梯形,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如下图5-2)。当时也有部分妇女穿袍服束革带,多为宫女和侍女,也有穿裤,穿在裙内的为开裆,穿在外面的为满裆,它们的廓形都为矩形。褙子是宋代服饰中穿着最普遍的衣式,具体体现了宋代日常服装简洁朴素的特点。其廓形为H型直线性设计(如图5-3)。

6.元朝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服装服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纺织业、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宫中服制长期沿用宋式。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腰带束腰,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制。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元代女服分贵族和平民两种样式。贵族多为蒙古人,以皮衣皮帽为民族装,样式多为宽大的袍式在肩部做有一云肩,即所谓“金绣云肩翠玉缨”,十分华美。

作为礼服的袍,面料质地十分讲究,采用大红色织金、锦和很长的毡类织物。当时最流行的服用色彩以红、黄、绿、褐、玫红、紫、金等为主。元代平民妇女穿汉族的襦裙,半臂也颇为通行,汉装的样子常在宫中的舞蹈伴奏身上出现,唐代的窄袖衫和帽式也有保存。此外受邻国的影响,都城的贵族后妃们也有模仿高丽女装的习俗。

元朝统治者是西北游牧的蒙古族,具有勇猛、彪悍的性格,由于北方恶劣的气候,因此穿皮衣为多。

元朝的男子多穿袍服,袖肥及长短的变化,由于生活习惯而紧扎腰,其廓形为矩形。元代汉族男服为唐宋以来的延续,基本上都是袍服,下穿裤或袍服较短,有束腰和不束腰,可见其廓形为矩形,华美的云肩造型给服饰增添美感。

元代女服,蒙古族妇女在自己的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吸取了汉族服装的特点,以袍服为主,其廓形为梯形。汉族女服是唐宋以来的延续,也以袍裙服为主,但其打扮比蒙古族女装显得多姿多彩。其廓形分别为矩形,双梯形。

7.明朝

明清时期,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凤冠霞帔是明代妇女的礼服,是后妃在参加祭祀等重大典礼时使用的服装,整个冠上缀着龙凤,搭配霞帔一起穿着。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选用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

明代男服基本上也是袍服,其廓形为梯形,其中明代西北少数民族的服装,有上短衣下短裙,其廓形为双梯型,男子装束以青色与黑色宽松袍服为主;官员带乌纱帽。

明代女服以长袍服为主有扎腰和不扎腰,长袍内着裙,裙摆拖地,其廓形为矩形、H型、水田衣就是典型的直线型H型的设计。贵族女子讲究戴凤冠、披霞帔,民间女子穿直领对襟小袖、水田衣和比甲等。

8.清朝

明王朝在农民起义中毁灭后,满洲贵族入驻中原,建立了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代服饰与满族习俗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男子服装多见袍褂,披等用以表示身份的附件,其廓形为梯形,也有窄袖袍服,内着裤,其廓形为矩形,直线型的设计,清朝受满族的影响,出现一些精美的纹样云纹水纹,龙凤呈祥的图案纹样,给服饰上增添新的色彩,袖型上出现变化,袖口处也增添一些马蹄状梯形的袖腕,领型是圆领的结构轮廓,圆形打破直线型服饰的严谨。

清代女服以旗袍为主要服装,长袍套褂,坎肩等,袖子肥瘦并行,其廓形为H型、A型。

清代服装是中国服装史上保守形式的高潮,它对以后的服装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先进的思想以其不可阻挡之势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服装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二、古代服饰对现代服饰设计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窄袖紧“上衣下裳”对现代服饰影响深远,当今服饰都是上下装两件套,在古代该服装是为了适应骑射,战乱的马背生活,现在这种服装更适合人们日常生活,方便运动劳作。

纵观整个古代服装的廓形结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具体的大的改动,整体呈现的服装外轮廓结构就是H型直线型的设计,及梯形、双梯形的裙服设计。这样的轮廓也适用现代人的生活,人们现在穿的A字型的半裙、长裙的轮廓,都可以从古代这些服饰中得到灵感来源。

唐朝时期由薄纱罗做的“半臂”,对襟对称性的结构设计用于现在人们夏日防晒的服饰设计中,纱的披风,不仅显体形展现女性的柔美曲线,在炎热的夏日里给人心里上的凉爽感。明代时期的“凤冠霞帔”对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影響较大,现在女性婚嫁纷纷效仿,穿戴起凤冠霞帔,红色象征着红红火火吉祥的寓意,也是现代人喜欢的古装服饰,中国式的婚礼服,而不仅仅是西方的白色婚纱,给现代的服饰设计中加入新的元素,服饰多元化。

清朝服饰中最吸引我的元素是云纹、水纹的精美图案纹样,刺绣元素,进几年“刺绣”是服饰上的亮点元素,不仅服装上有刺绣的图案,女士香包上也出现刺绣的花鸟虫鱼的图案。清朝的“坎肩”造型,被现代人应用日常生活中更为广泛,如夏天男女穿的背心、冬天穿的棉坎肩,和古代坎肩服饰异曲同工之妙,服装廓形结构就是简单的A字型的结构,改变的就是底摆处的设计摆围大小的设计。

现代社会相较于古代社会,思想开放,人们可以任意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和才艺。所以现代的设计师们并不局限于古代服饰的色彩、材质、轮廓。而是将古代服饰文化的元素作为先代服装设计中的某一点,或者是作为一种理念。

我们应该从古代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汲取灵感,并且结合现代的流行趋势,才能够更好的将古代的服饰文化应用于先代的服装设计中,才能设计出有中国特色的服装。

三、总结

纵观服饰在中国古代的大致演变,我们可以看出,服饰与社会文明的发展变化休戚相关。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由于物质生产的匮乏,文化不够发达,服饰功能强调以“用”为主。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完善,服饰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国家和社会意识的载体,因此服饰的伦理功能得到强化。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如唐朝,思想的开放,物质的丰裕使服饰开始重视审美功能。安史之乱后,整个封建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与之相应的是服饰也开始呈现出生命力和欣欣向荣气象被宋代之后的保守、拘谨和对人性的压抑所代替。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的结束。

6.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篇六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存在必然有其得天独厚与历史必然性。迄今为止,我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维系这个国度的经济支柱和后勤保障。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产物,更是中国历史特点与现实要求的产物。

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关系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它的产生、发展、衰落均与生产力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尽管从本质上讲,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都是私有制,但是我国私有制何以能存在上千年之久?这是由于我国古代也在不断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此缓和社会矛盾,更好的达到统治阶级的需求。

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主要是从商周时期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原始社会还维持着土地所有制,至于夏朝,它的土地制度是公有制,这是由于奴隶制,是指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劳力活动须以奴隶为主,无报酬,且无人生自由;夏朝是奴隶制的依据就是奴隶的产生,奴隶社会也是有平民存在的;土地私有制并非奴隶制社会产生的必要条件。

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可以概括为:井田制—相地而衰征、初税亩—按亩纳税—屯田制—均田制—方田均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通过一次次土地制度的演变调整,放松了农民的人身控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人口增加,稳定了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其中出现了中国古代四大盛世:汉代文景之治、唐代开元盛世、贞观之治、明代永宣盛世、清代康乾盛世。这些朝代兴旺与其农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可见我国农业发展的底蕴是何其深厚。

7.中国古代学校演变 篇七

社会救济是就贫济困,具有随意、慈善、施舍、临时性的特点,目的在于解决一时的生活问题。慈善事业一般是指建立在捐献基础之上的民营社会性救助事业。这里的捐献可以指捐钱、捐物或捐献劳务[1]。国家立法指导社会保障活动之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民间自发的、临时性的以救灾济贫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慈善活动。现代社会救助源于历史上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去除了恩赐和怜悯的因素,是救灾济贫、保障民生和社会公平的制度。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对当今的社会救助和公益慈善事业具有借鉴作用,本文所指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统一指古代社会官府和民间组织的各种救济行为。

二、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1.诸子百家学说。社会救济和慈善是为了社会更好地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百家对如何创造更好的社会提出了很多观点。孔子提出的“理想社会”是“大同”和“小康”。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发展扩充,提出了仁、义、理、智四个道德“善端”,以推行仁政来治理社会,推恩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最好的写照,目标是建立一个“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仁政社会。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庄子则提出要建立一个心迹无所使、行为无目的、没有上下高低好坏生死之别、没有君子小人之分、安全自然和谐的社会。要求人们效法天道,顺应自然,不偏私、不占有、不尚奢华,多予少取,在社会生活中多做善事,特别是要矜老恤孤,怜悯贫病;做善事时不居功、不自夸,而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墨子主张按劳动来分配社会成果,同时倡导人际间的互帮互助,提出兼爱说,“兼相爱,交相利”。管子把恤民和救灾视为施政纲领中的重要一目,提出要实行善政,通穷济困,同时强调道德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将礼义廉耻做的国之四维,缺一不可。

2.宗教思想。(1)道教。道教产生于东汉时期,是本土宗教,对中国慈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教的慈善思想主要有:①周穷救急的公益慈善伦理理念,即天下的财产是归天下人所有的,应该让这些财产通过流通达到“周穷救急”的目的;②善恶报应的公益慈善伦理赏罚观,道教在善恶报应方面主张一种“承负说”,即:自身的善恶行为对自身有影响的同时还会影响子孙的福禄;③力行公益慈善是修行修仙的重要途径,只有多做善事,不做恶事才能修行修仙成功[2]。(2)佛教。佛教是外来宗教,但是对中国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本身内涵具有慈善思想,主要有:①慈悲心,即要保持一个慈悲的心怀去包容万事万物,是中国佛教的主要道德观念和根本精神,他们把普度众生、救济全人类脱离生死苦海视为最高的慈悲善行。②业报论,即存在因果报应轮回的说法,鼓励主张人们多做善事,期待得到一个好的因果轮回,经过人们的思考总结得出了经典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福祸观,至今对中国具有重大的影响[3]。

三、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历史进程

1.先秦时期:探索阶段。先秦时期是过渡时期,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需要统一的社会,各种社会制度处于探索阶段,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创办了一些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雏形。(1)灾害救济。西周初年设置了专门灾害时期的慈善救济机构,在西周六官中“地官”下设有大司徒,主要负责灾害救济,消除饥饿贫困,即“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饥,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春秋战国时期,在周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制度,同时增加了“平籴、通籴制度”等措施,目的是保持物价稳定,但是此时的灾害救济只是“临荒开仓”,只是短期的救济行为。(2)养老敬老。春秋战国时期,增加了很多恤老的措施,如生活待遇方面、劳役、兵役等多领域对老年人予以照顾,值得称赞的一点是,国家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老人提出不同的照顾政策,实行分级别的国家赡养方式。(3)保护妇孺。对保护妇孺举措的探索是先秦时期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发,兵源十分重要,同时农业生产方面需要充足的劳动力,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将保护妇孺放在重要位置,实施相应的保护政策,其中力度比较大的是越国,越王勾践曾专门规定要善待妇孺、鼓励生育,当然最终目的是增值人口,恢复国力[4]。

2.两汉时期:初步发展阶段。汉王朝建立后,为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尽快提高国家实力,汉朝初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仁治国,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社会救助思想和制度在继承原有的基础上,理论和实践均得到丰富和完善。(1)灾害救助。汉朝的灾害救助的更加程序化、制度化,汉朝政府高度重视灾害救助,设立了严格的查灾、报灾制度,减少灾害损失,使得受灾群众更快更好的得到救助。同时,在先秦储粮备荒的基础上确立了“平仓制度”;在筹资渠道上借助了社会有经济能力的人,即“捐输制度”,即有经济实力的人在受灾时期能够投入到社会救灾工作中,贡献人力、物力、财力等。(2)弱势群体保护。西汉吸取秦朝暴政亡国的教训,特别注意在整理国家时实行仁政,因秦暴政亡国而更加注重仁政。重视对鳏寡孤独、老幼病残等弱势人群实施保护和救助,在蠲免徭役、收取赋税等多方面均对弱势群体以特殊照顾。(3)民间宗族救助。随着宗族聚居的发展和扩充,贫困救济、抚恤幼孤、丧葬救助等宗族内部互助的民间慈善事业得到进步和发展,也为国家的各项救助减缓压力。

3.唐宋时期:成熟阶段。(1)仓廪制度。唐代吸取汉代“储粮备荒”的做法完善了“仓廪制度”,宋朝在此基础上添设常平仓、惠民仓、义仓、广惠仓等[5]。(2)悲田养病坊。悲田养病坊是中国古代以来第一个较为成熟的专门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以及其他贫困人口的慈善救助机构,唐代这类的机构很多,但是以悲田养病坊最为典型。宋代根据唐代经验先后设立福田院、居养院,专门收养乞丐、鳏寡孤独和残障人士。(3)婴幼儿救助。宋朝时期弃婴溺婴现象随着数量的增多和范围的扩大,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宋朝政府的高度重视,根据这些情况和国家实际设立了举子仓、慈幼局、慈幼庄和婴儿局等慈善机构,这些机构专门用来收养被遗弃的婴幼儿,减少溺婴现象。(4)贫困死者救助。宋朝不仅关注对生者的慈善救助,同时也关注一些生前贫困的死者,他们或者亲人因为贫困买不起棺木和其他殡葬设施,无法进行安葬,针对这一现象宋朝政府设立了官置公墓性质的漏泽园,解决相应的问题。(5)民间慈善。唐代,宗族救助很普遍;宋代,出现了族田、族产和族学等,为长期性的宗族救助提供了各项保障。同时,出现了“乡约”,即地缘性的救助,覆盖到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困等,民间慈善得到较大发展。

4.明清时期:鼎盛阶段。(1)灾害预防救助制度。相较于唐宋时期,明清时期的仓廪制度更加完善,明朝的预备仓政、社仓、义仓及常平仓等制度,清朝形成了省会、州郡、乡村、市镇覆盖全面的备荒仓储体系。同时在救灾方面也日趋成熟和完善[6]。(2)老幼孤残救助。老幼孤残一直是社会上的主要弱势群体和救助对象,明清两代均官方设立了养济院、育婴堂等,覆盖范围不断扩大。(3)疾病与死亡救助。疾病和死亡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明清时期普遍设立了治疗疾病和安置贫困死者的惠民药局、栖流所和漏泽园。同时,官办的慈善机构加入了新的因素,建立了“官督商办”和“官督绅办”的新类型。(4)民间慈善。明清时期的民间慈善更加发展,民间慈善组织的数量、经费、人员、机构设立都有增加,赈灾济贫、修桥铺路、捐资办学等更加普遍,相应的影响也更加广泛[7]。

四、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特征

1.政府主体、民间辅助。全面分析解读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不难发现政府在其中起到主体的作用,民间慈善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这与统治者的统治政策和保持社会安定有很大关系,民间慈善没有政府的支持很难发展和成体系。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到明清时期的官办慈善机构已经涉及了人的生老病死等多方面。

2.带有宗教色彩。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受宗教影响较深,道教、佛教在中国古代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民间慈善,不管是宗族慈善还是宗教慈善起初都带着浓浓的宗教色彩,信奉宗教的教义,而且宗教组织的慈善一直贯穿中国古代始终[8]。

3.各自为政、缺少合作。中国古代慈善两大主体是官府和民间,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两者都各自为政,缺少合作,没有形成资源的融合推动更好的发展,仅在明清时期出现“官督商办”和“官督绅办”的新类型,但是归根结底不是官府慈善和民间慈善的有效结合。

4.制度缺乏、监督缺失。任何制度或政策的落实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监督体制和监督人员,否则会出现一些制度漏洞。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从无到有到不断发展达到鼎盛,注重的仅仅是措施和制度本身,缺少与之相匹配的监督制度,这很可能造成在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救济资源挪为他用,发挥不出相应作用的情况。

参考文献

[1]陈良瑾.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9).

[2]彭柏林.论道家和道教的公益慈善伦理思想[J].云梦学刊,2014(35).

[3]林志刚.中国佛教慈善理论体系刍论[J].世界宗教文化,2012(5).

[4]徐大友.先秦慈善事业的倡导与实施[J].中原文化研究,2014(3).

[5]曾桂林.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史研究概述[J].文化学刊,2009(1).

[6]谢忠强.试论古代慈善事业的历史沿革[J].延边大学学报,2010(43).

[7]姚延玲.明清民间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5).

8.中国古代学校演变 篇八

[关键词]连环图画“语-图”历史演变

中国连环叙事艺术的历史演变可谓源远流长。它建立在图像叙事的基础之上,伴随着中国古代叙事文类发展而衍生。在传承与演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规律。

中国连环画的起源,连环画家陈光镒认为:“类似连环画的画。例如汉代武梁祠石刻壁画《出巡图》等,敦煌唐代壁画《舍生图》等,宋五代《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明代《文姬归汉图》以及清末吴友如画宝等等,尤其是明代《文姬归汉图》(现存南京博物馆)是多幅册页组成,非常类似连环画。这些可以说是连环画的前身,它们都具有连续故事画的特色,这说明连环画出世不是偶然的,是源远流长的。”美术史家林树中对连环画的起源也有独到见解:“今天来探讨连环画史,要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即以1925年为分界线,其前是连环画孕育的历史,其后是发展与成熟以至繁荣的历史,《辞海》认为‘中国古代的故事壁画,故事画卷及小说戏曲中的‘全相’等,即具有连环画性质。’基本是说对了,但还不够全面。因为这种连环性的图画应该上溯到汉代壁画以前战国的铜器画,而且古代故事壁画与故事画卷并非都具有‘连环图画’性质,有的只表现瞬间发生的事物且有空间的限制。例如河南洛阳烧沟西汉墓壁画《鸿门宴》及东汉武梁祠画像石中故事画,但却是独幅的,并无‘连环性’,严格地说,不能归之连环画史的范畴。”②林树中这里指出独幅画虽然也叙事,但是不具有连续性,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连环画,他的观点为多数连环画学者接受。

本文以叙事学原理,从图像和语言叙事关系转换的角度,来考证中国古代连环图画的历史演变。对中国古代连环画从萌芽期到雏形期的历史演变过程,分两节进行分析研究。

一、“以图言文”的萌芽期——古代雕塑、壁画及卷轴画

远古时期,语言文字还不完备,多用图像来叙事。在古代石窟、寺庙壁画及卷轴画里,可以看到中国连环画的早期萌芽。赵宪章教授在《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口语时代的图像即原始社会留存下来的原始图像。就现有的考古学成果来看,原始图像包括人体装饰、陶器纹饰、史前雕塑和原始岩画等,题材涉及自然和社会、天文和地理、狩猎和农事、祭祀和礼仪、生殖和战争。它们和语言的关系明显地表现为‘以图言说’的特点,即用图像表达人类的所见所闻、所知所行、所想所信。也就是说,图像应当是原始先民的最主要的语言符号(并非所谓。结绳记事。)。这就是‘语-图’关系在口语时代的基本体态——‘语图一体’。例如原始岩画,就是一种典型的原始语言,是原始先人以图像表达他们的认知和信仰的语言符号。”③这种“以图言说”的特征——即图像代替语言文字叙事,是中国连环图画萌芽阶段主要的表达手段。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石窟雕塑及壁画

北魏开始修建的山西云冈石窟,有许多连续性的故事画面出现。如第6窟描述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画面。该窟墙壁绘有佛传壁画(据考为明代壁画),是一组连续的经变叙事画。第10窟的佛传浮雕,叙述的是经变故事,人物较多,造型各异,有骑马的、撑伞的、礼佛的,画面的情节完整,故事内容一目了然,堪称古代石窟石刻叙事作品中的代表。

四川大足石刻画面叙事性很强,且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画面较小,在龛窟中属于次要的部分。有的是巨幅的摩崖造像。有的一龛为一幅,有相对的独立性,各龛连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佛传故事。有的是一套连环画面统一在一龛的造像之内。如有一“长卷”形式的《牧牛图》,雕出10个牧人和10头牛组成的农村生活画卷,其叙事特征十分明显。

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圣迹殿的石刻连环图画《圣迹图》,描述了孔子一生主要的活动。它一石一图,为浅浮雕,刻工精细,虽因年久风化,但人物形象仍清晰可见,每图皆有简短的说明文字,刻在图的空白处,显得既醒目又有概括性,是一套较完整的古代叙事性连环图画。

甘肃敦煌石窟壁画在中国连环画叙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窟龛中保存着历代的雕塑、壁画、装饰画、画卷等许多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中有许多关于佛教故事的连环壁画。这些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且叙事特征十分突出,如《九色鹿王本生图》《萨缍那本生故事》《舍身饲虎》《尸毗王本生》等,画面往往详细地叙述了经变中的各种故事,堪为后世叙事性壁画作品典范。

新疆克孜尔石窟的附属窟库木土拉石窟,在第43窟洞壁上,有着大量关于佛教经变的故事画,且画幅是连续着的,每幅间用廊柱隔开,每幅画上端用古龟兹文作说明,一幅一页相对应,形式颇类似于今天连环画的文学脚本,据考证该壁画是在公元前后出现的,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具有连环画萌芽性质的壁画。

还有许多分布全国各地的石窟壁画,蕴藏着大量的连环图画内容,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二)寺庙壁画

中国寺庙众多且分布较广,大都有宣传教义的壁画。其中以山西永乐宫和四川觉苑寺壁画最具代表性。位于山西省永济县的道教名观永乐宫建于公元13-14世纪,宫内至今完好地保存着许多精美壁画,其中有两套描绘道教首领王重阳得道成仙的传记连环图画。(图5)画面上二百八十多位神仙组成8组,在统一中求得变化,以免单调平板,显示了作者高妙的构图技巧和匠心。这套壁画虽是一套宗教宣传画,但描绘出了丰富多彩的人间风俗画图,是现存元代叙事性绘画的杰出作品,在中国连环画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四川觉苑寺壁画为西南地区具代表性的古代寺庙壁画作品。明代《释氏源流》一书就是根据该壁画整理编撰而成,书里部分画面不受时空限制,将不同场景展现于同一画幅之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叙事图像的特点。觉苑寺里的壁画内容为佛传本生故事,每幅既可独立叙述一个故事,同时和上下幅又有连续性,具有早期连环画的萌芽性质。新编《剑阁觉苑寺明代壁画》第88图是这样描述的:

释文88,降伏六师:本故事取材于《贤愚因缘经》,当时佛在王舍城竹园精舍中说法。其时,瓶沙王已皈依佛教,无奈弟弟执迷不悟,不肯听从王兄劝告,并且派人去通知六师,共议如何对付佛。六师悉集,皆口出狂言与佛比试。国王同意,即领六师,并请佛同到试场。这时,佛升宝座之上,左有帝释,右为梵王护持,国王大臣,万众围观。佛徐伸臂,以手按座,即有五大神王,推拉拖拽六师;金刚密迹举起金刚杵,杵头出火,吓得六师惊恐万分,仓皇逃走。徒众求哀忏悔,愿为成沙门。

该释文对相应壁画作描述,故事情节生动完整,叙事性很强,完全可以独自成篇。觉苑寺壁画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早期连环画的萌芽之状都尽显其中。

(三)卷轴画

我国古代绘画历史久远,种类繁多。特别是有卷轴画之后,为画面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使单个人物画更加细致精彩,群像故事画也有了发挥的余地。用连续的画面来表现人物画卷成为常见的形式。它们有的是根据历史传说故事或现成作品编绘的,有的则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充分显示了连环画可以直观叙述的特点。叙事性较强的有如下几幅。

《洛神赋图》是东晋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而画。画家没有将山、水、树、石画成孤立形象,而是倾注着自己的感情,运用散点透视法,力图从原赋内容出发,使人物情景相互交融,有序地展开故事叙述。感人的一段描绘的是曹植与洛神相逢,洛神却无奈离去的情景。画家用连续的图像来安排情节塑造形象,充分体现诗人哀怨缠绵的思想情感。该画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套以连续画面形式叙事的长卷画轴。

传为五代时期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描述当时生活的纪实体连环画图长卷。该图描绘了五代南唐重要政治家、文人韩熙载与其友在家中宴饮寻欢的情景。图分5部分,疏疏密密,主人公韩熙载始终在场。《韩熙载夜宴图》无论从题跋还是画面来看,都已经具备完整的叙事情节、叙事环境,把人物的心理活动、人物的性格都烘托了出来。

《晋文公复国图》是宋代画家李唐描绘的春秋时晋国的公子重耳流亡在外,经历了宋、郑、楚、秦等国,后回到自己的国家里做了晋侯。故事描写细致而生动,构图的形式是连环画图式的,情节曲折而繁复,是一幅难得的巨作。长卷共分6段,每段都有文字说明和图画相对应。各段之间以人物车马的行进显示故事的进展和图画的连续性,是非常典型的古代叙事画。

《清明上河图》传为宋代画家张择端所作。全图以汴梁城郊起,步步往城区展开,直到虹桥部分形成高潮。该图虽不是表现连续的故事,却描绘了完整而连续的场面,既有空间感又有时间跨度,是一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风俗叙事图。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无论是古代雕塑、壁画还是卷轴画,都可以图像来地代替语言文字进行叙事,这样的叙述往往具有概括性、直接性和说明性等特征,但是又往往缺少完整的情节性和生动的叙事性特点,这表明中国连环画的发展尚处于萌芽期,为后来连环画雏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二、“以图插文”的雏形期——明、清的插图及版画

自隋、唐之际发明印刷术以来就有了木刻版画艺术。如敦煌石窟保存下来的唐代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的扉页插图。到了明代,由于出版事业的发达更促进了版画艺术的繁荣,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的市民文学,如戏曲小说等,出版极为兴盛,书商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便在书中附加插图,以利于推销。明清时代的书籍插图,经典的作品常常不限一种,如《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都有多种插图,各具特色。由于这些书籍表现了丰富多样的生活,不仅有中心人物还有很强的故事性。元明时期,随着戏剧和文学的繁荣兴起,在小说和剧本中插入连环性的插图更加盛行。这一时期所流行的章回体文学书籍,也插入了一些线描插图,一些书一回故事就有一幅插图,因此被俗称为“回回图”。“回回图”不但增加了书籍的观赏性,又使线描插图这种艺术形式为大众所熟悉和喜爱。现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平相三国志》、明刻《西厢记》、清刻《红楼梦》就是其代表作。在清末民初连环画形成之前,明、清小说插图和版画就是中国连环画的雏形。代表作品有以下几部。

《西厢记》在明代有多种版本,明弘治年间岳家刊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戏曲故事。它有5卷,共161页,每页上图下文,每图都有一个标题。每题所画不限于一页,根据内容的需要可长可短,有的一页一图,有的多达七八页接连表示一个连续的故事内容。“这种连图,使画面更加开阔完整,也加强了画面的连续性,但也有些是为了凑篇幅而故意拉长的,那就不足取了。作品人物造型、环境背景的刻画都较为成功,是明代中期版画的代表作品。”⑧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插图的确为原作增色不少。不管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否明确,由于他们是以多幅连续画面将原作故事图画化,用图画来叙述《西厢记》的故事内容,增强了小说的通俗性和可读性。

《耕织图》属于古代生产题材的连环画图,用连续图像客观叙述古代生产活动的全过程,形象生动直观易懂。“《耕织图》是中国最有名的绘刻农业生产劳动过程的有连续性的画册。中国历来是农业国家,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历代的帝王主要也是依靠剥削农民。所以,不但人民重视农业生产劳动,帝王也着重于倡导耕织。因为倡导,他们就有‘藉田’和‘天子亲耕祀太社’一些制度。有时,还敕命名画家、名刻手,绘刻有关耕织的连环画册,以唤起‘群臣们’注意‘倡导’。”⑩在中国最早出现的“耕织图”是元末王祯的《农书》。日本农学专家天野元之助认为“王祯《农书》是(中国古代农书中)最有魅力的(著作)。”

清代康熙年间,焦秉贞绘、朱圭刻的《耕织图》,耕织各23图。此外还有从播种到拣染的《棉花图》、以描绘盐民晒盐劳动的《熬波图》等。这些生产题材的连环画图虽然缺少故事情节,但却完整地描述了某一项生产活动的全过程,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这些耕织图和小说插图相比改变了图画的从属地位,成为表现生活的主体,大大提高了图像叙事的功能。在文图结合方面,有的只有标题,有的虽有较多的文字,但也只起简单的说明作用。它的出现为由插图过渡到独立形式的连环画起着奠基的作用,亦为连环画图的叙事功能开辟了新的用武之地。

又如《金瓶梅》《全相平话三国志》《西游记》《天工开物》等,这些都可称之为中国连环画早期雏形的代表。其中明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每回前皆附插图两幅,对该回目故事内容加以图说,叙事特征十分明显。加之《金瓶梅》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故该书对后来连环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如第52回《应伯爵山洞戏春娇潘金莲花园调爱婿》插图和标题相呼应,达到了非常好的叙事效果。明代宋应星编写的《天工开物》一书里利用单幅或者多幅的插图,配上和画面相适应的文字,说明劳动人民的生产过程,这本杰出的著作显示古人已在利用连环画图这种形式进行生产技术教育,且达到了颇为圆熟的程度。

年画是我国传统的绘画形式,内容丰富,其中有些就是以连环画图的形式来表现的。有的是多幅画,有的则用一幅画来叙述故事。“由于版画艺术的兴起,使得连环画的大量制作、印行成为可能,所以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可惜到了清代,统治者常以‘诲淫诲盗’为理由,禁止民间戏曲小说流行,使插图连环画逐渐衰退下来。这期间年画中的连环画却得到发展,成为木刻连环画的又一朵新花。”但这种畸形发展对连环画的形成作用是有限的,终究成不了气候。

9.中国留学政策发展与演变 篇九

贾江涛 卢义婷

 2012-08-20 11:12:14

来源:《中国信息报》2012年08月17日

出国留学活动起源于相对落后国家、地区或领域培养紧缺人才或高层次人才的需要,在当代发展成为接受不同模式教育的一种选择。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是中国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决策层根据一定时期的基本国策、国际关系、价值标准与合理性原则,对出国留学活动实施管理、服务、控制和调节的制度性规定。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渐进性和相对独立的阶段性特点,其主体内容和实施导向是由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中国对外关系所决定的。因此,出国留学政策的变革,实际上就是中国出国留学活动历史演变的写照。

新中国各发展阶段的留学方针导向

我国的留学政策不断出台,同时又反哺性地支撑和培育着出国留学活动的发展,并影响着出国留学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化和不断走向成熟。留学人员及其留学活动是出国留学政策形成、变革与发展的基本原动力。

20世纪50年代,公派留学的政策要点是:严格选拔,宁少勿滥;严格审核,争取多派,理科为主,兼顾全面;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保证重点,兼顾一般;保证质量,争取多派;既要派研究生和大学生,又要派短期进修生与实习生。鼓励在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政策要点是:不论先后,一视同仁,来去自由。

20世纪60年代,公派留学政策的要点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试行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停派留学生。

20世纪70年代,公派留学政策的要点是:恢复派遣语言类进修生;主要向西方国家扩大派遣留学人员;抓紧时机,积极选拔,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科技为主,兼顾其他。

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政策的要点是:公派--积极主动,择优选拔,保证质量,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突出重点,统筹兼顾;自费--对自费留学人员在政治待遇上与公费留学人员一视同仁,但在申请条件上有一定的限制;公派--探索扩大选拔派遣博士留学生的数量和途径;自费--申请自费留学如手续合法则不受任何限制;公派--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加强管理;回国--提供各种服务,创造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拓宽就业范围并实行人才流动;在外--采取适当灵活的政策和通情达理的作法,并给予合情合理的解决。

20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政策的要点是:自费--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以限制自费出国留学;公派--博采各国之长,按我之需,取人之长,精选精派,定向定人,力争保质保回;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出国留学工作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其要点是:公派--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自费--开辟自费留学中介市场,并实施预警和监管。与此同时,鼓励回国的政策体系也在持续地改革中不断完善。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留学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是“来去自由”的留学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一体化的发展,人们把是否具有国际交流背景作为人才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条件,这将激发人们出国留学的积极性。二是出国留学的经费资助渠道日趋多样化。过去的留学教育基本上属于精英教育,能够出国留学的主要是一些社会、科技精英和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人员的子弟。而随着我国经济贸易和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的发展,出国留学的经费资助渠道将会由单一的公费和自费渠道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三是出国留学渠道将会更加顺畅。实际上,目前对出国留学的限制主要不是来自于国内,而是国外签证机构。“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作为参与WTO的国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将会对国外的限制起到软化的作用。因此,可以预料,在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留学教育发展将会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阶段,其规模与速度将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提升。

各时期留学政策分析

1978~1986年:恢复阶段

1978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外国的教育交流迅速发展,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带动了出国留学生的派遣工作。1978-1986年,可以说是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恢复和起步阶段。1978年8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提出要高度重视留学人员的选派工作,选拔的出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专业主要为理工科相关专业。这实际上是恢复和起步时期规定的派遣方针。

1980年10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召开了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派出留学人员的方针,即“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争取多派一些,并在最近几年内保持派遣数量相对稳定”,并第一次提出单位也可派出留学人员,提出了有关计划、选派工作的改进意见。1980年11月,教育部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对派遣人员做出调整,提出应多派研究生,少派或不派本科生。1978年以前,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很少,国家没有统一的政策。

1981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等7个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性文件,明确规定了自费出国留学的性质、自费留学与公费出国留学的关系等。该文件指出:自费留学人员是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组成部分;对自费留学人员和公费留学人员在政治上应一视同仁。这一规定奠定了我国自费出国留学事业发展的政策基础。

1981年9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校研究生自费出国留学问题的通知》,对在校研究生自费出国留学问题做出了严格规定。根据这个规定,真正意义上自费出国留学的只能是高中毕业生出国读本科和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究生。但实际上,大量在校本科生和在学研究生也利用各种途径自费出国留学了。针对出现的问题,中央于1982年3月和7月分别出台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若干问题的决定》和《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相对而言,1982年的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比1981年的政策更严格,除了高校在校学生不准自费出国留学外,还规定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年龄限制以及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进行政治审查等。这一政策的实施,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认为自费出国留学政策太严,不利于更多的人自费出国留学。

1984年,中央检查了几年来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和工作,提出“对自费出国留学,要坚决大胆放开”的要求。1984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新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其中规定凡我国公民个人不受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均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

1986~1991年:调整阶段

198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1986年12月,国务院批转原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的通知,即著名的107号文件。这是在总结我国留学教育恢复和起步阶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留学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制定的重要法规。它是我国第一份公开发表的、全面阐述出国留学教育政策的法规性文件。该文件提出:我国公民出国留学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必须长期坚持有计划地发展各种形式的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工作应密切结合国内生产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应坚持博采各国之长的原则,兼顾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以应用学科为重点;应坚持“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方针。《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应保证质量,着重派出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适当减少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增加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并积极开辟通过中外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和培养博士的途径。通知还包含了对自费出国留学教育政策的全面阐述和规定,其中有关“高校在校生获准自费出国留学的,可保留学籍一年”等政策性规定的原则直至今天仍被广泛适用。

1992~1999年:规范阶段

1989年以后,出现了大批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现象,国内有些人也对现行的留学政策产生了一些疑虑。如何对待学成未归的出国留学人员以及是否要坚持既定的留学方针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199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在外留学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全面阐述国家对滞留海外的留学人员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并明确把“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作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围绕这个总方针,国家公派留学选派管理体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自费留学政策进一步调整和放开,从“鼓励回国工作”到“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44号通知指出:党和政府一贯关怀、团结广大出国留学人员,期待他们早日学成回国,建功立业;重申了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有义务为国家服务;同时鼓励留学人员以各种方式回国服务;国家保证留学人员来去自由。自此,“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成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

2000年至今,快速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出国留学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出国留学迈入快速发展阶段。一是根据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实际需要设立了若干专项。2000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设立了“重点高校系主任、研究所/实验室骨干出国研修项目”。2002年,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中国加入WTO后对人才的需求,增加了对信息、生物技术及经济、法律等学科的资助名额。设立了“高级研究学者”类别,大幅度提高资助力度。2005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出国选派规模进一步扩大;资助方式多样化。二是从2003年起提高公派留学资助金。2002年12月13日,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将现行标准平均提高了44%,涉及88个国家和地区。1993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政策。该政策也是国家新的出国留学方针在自费出国留学问题上的反映。这大大满足了许多欲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愿望,使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数量急剧增加。

中国加入WTO后,教育部就简化对大专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学的审批手续发出通知,不再向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高校在校生和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但尚未完成服务期年限的各类人员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不再对上述人员进行“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这一时期,中央非常重视出国留学人员学成回国的工作。一方面,调整回国政策,从“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到“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回国政策更加灵活且务实;另一方面,致力于落实政策,创造条件,真正发挥留学人员的作用。

2007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若干意见》,意见将“海外优秀留学人才”界定为三个层次;提出编制海外优秀留学人才需求目录,建立和完善海外优秀留学人才信息库;搭建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双向选择平台,为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回国工作和创业服务;充分利用国家科技、教育、人才资助项目,引导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创业。教育部和科技部还定期举办“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活动,建立由海外优秀留学人才、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区、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参与的创业平台。通过“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充分调动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热情,鼓励海外留学人员积极申报创新创业项目,创造条件支持参赛者与大学科技园、留学人员创业园和企业进行项目对接,根据项目技术水平、投资前景、效益预测和产业化情况,组织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机构和国内企业家对项目进行评审、洽谈和择优颁奖,推动留学人员回国创办高新技术企业。

进一步推动我国留学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留学教育事业发展,在新形势下,我国出国留学政策应当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

一是坚持“三个一流”的新的公派留学指导思想,不断提高质量与效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是相对自费出国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而言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高级人才方面的需求,其实质是一种精英教育。尽管国家公派应当着眼长远,兼顾一般,但最重要的是它要力求满足国家最紧迫的那些需要;应当着眼全局,注重公平,在相当长时期内,应当突出重点,坚持效益优先的原则。应当坚持国家公派主要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的目标和原则,注意选派一流的留学人员,派到国外一流的学科专业中去,力求让其师从一流的导师,在国际学术前沿接受一流的训练。

二是加强自费留学的服务与管理工作。自费留学人员目前已成为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主体,应在进一步做好公派留学的派遣和回归工作的同时,关注自费留学工作。国家有关部门应当不遗余力地为申请出国留学的人员特别是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开辟一条更加顺畅、便捷的“绿色通道”。要坚持改革、扩大开放,同时也要加强服务与管理,为自费留学提供一个健康的政策环境和坚实的法律基础。应更多关注、跟踪并研究在外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状况,注重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进行感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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