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理念（精选8篇）
1.中国古代教育理念 篇一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下的为官理念
民本不同于民主,在不同思想指导下的.为官“官”念也不同.现代“官”念中,许多影响“官德”提高的因素,是在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意识指导下形成的.因此,要想提高现代官员的道德水平,必须对民本思想下的为官“官”念进行深入剖析,追根溯源,才能找到提高现代“官德”的钥匙.
作 者：刘丽瑛 作者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太原,030006 刊 名：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 年，卷(期)： 27(4)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民本思想 为官“官”念 “官德” 民主2.中国古代教育理念 篇二
纵观我国历史, 中国古代的御史制文化对于现今的检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廉则吏不敢欺, 公则民不敢慢, 公生明, 廉生威。”等古训正是如今“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检察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流传至今的古训多既劝勉为官之德, 也诠释执法之道成为影响检察文化发展的文化传承。
检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 其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吕氏春秋·自知》中记载有“尧有欲谏之鼓, 舜有诽谤之木。”可以说此时的检察文化暂处于萌芽时期, 直到进入到封建社会创建了相应的律法制度。“法者, 定分止争也”是当时法律追求的社会实效, 可是在律法执行之时因官吏的行为使得诸多问题显现。监察制度在力求保护律法公正性、统治阶级性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着重整顿执法者, 规范执法行为, 也正是从此产生了一种清正、为民的监察制度, 这便是检察文化的初始由来。随着监察制度的不断完善, 检察职业的兴起, 与此同时有更多的思想要求、价值观念以束缚监察者的行为, 因此汇集当时的理念思想而形成了流传至今宝贵的检察文化体系。
一、以“忠诚”为奠基的中国古代检察文化
战国时期, 荀子在《尧问》中记述“忠诚盛於内, 贲於外, 形於四海。”这是历史文字书面记载中第一次提及“忠诚”一词, 忠诚是一种为国为民的信念, 是一种内心的源动力, 更是一种坚韧的意志品质, 可以自强于内, 亦可弘扬于外。忠诚是“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心为国所谋;忠诚是“先天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为民所系;忠诚是“国有常法, 虽危不乱”的心为法所牵。其真正涵义在于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诚于祖国的深厚感情, 忠诚于人民的无私奉献, 忠诚于执法为民的职责要求, 忠诚于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意义。忠诚的力量是伟大的, 其可以人面对富贵不动贪念, 面对贫穷不失去品格, 面对威武不卑躬屈膝, 保持志向矢志不渝。
二、以“为民”为追求的中国古代检察文化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以民为本的思想影响着历代统治者, 同样也成就了历代法律变革的走向。追本溯源, “以民为本”的思想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代表人物孟轲最先提出了“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 最终在唐太宗之时为避皇帝之讳, 即将“民”改称“人”。而后“以民为本”延伸为“以人为本”, 由此“为民”的检察文化贯穿于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在中国古代发挥检察职能的谏官、言官, 经常走访于民间, 及时对官府的案卷进行监察, 从而在充分体会到民生事情的基础上对上广进良言, 揭露罪数;对下监察群臣, 解决民生问题, 正可谓“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 可见自古为民的“父母官”都是根本做到情为民所系, 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的臣子。
三、以“公正”为标尺的中国古代检察文化
《朱子语类》卷二六中提及“只是好恶当理, 便是公正。”
公正是公平正直的体现, 是严格的道德要求。“理国要道, 在于公平正直”一个国家的兴盛离不开公正的国风国貌, “其身正, 无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由此可见公正是法律实施的根本保障, 以公正为实现法律制度的前提条件。“人人相亲, 人人平等, 天下为公, 是谓大同”一个社会的安定离不开公正的相处模式, 公正与民众之间才能促进和谐的发展、相协作。自唐代的御史台, 于明代的都察院, 各级行使检察职权的监察官员基本都将公正无私作为自身的道德操守, 勇谏忠言, 敢语实情, 不畏权贵, 上奏贪官, 下体民情, 将检察职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同时又为社会的安定尽职尽责。
四、以“廉洁”为要素的中国古代检察文化
《周礼·天官·小宰》中记载, “以听官府之大计, 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 二曰廉能, 三曰廉敬, 四曰廉正, 五曰廉法。”其实本质上即是针对执法者的监管内容——一是廉善, 即善于治理, 享有辞誉;二是廉能, 即具有与职位相对应的为官之能;三是廉政, 即恪守职位, 不以私谋权;四是廉正, 即公正无私, 一心为民;五是廉法, 即依法履行职权, 没有徇私枉法行为;六是廉辨, 辨别能力强, 不为利诱, 不信谗言。古代之廉不仅仅包括廉洁, 更包括清廉的全面要求, 德才兼备, 不滥用权力, 不浪费资源, 不损失社会利益, 不擅自为己使用社会财富。这是历代统治者对各级官吏在工作和生活的基本要求, 更是诸多古代官吏的尚德追求。廉乃正本, “廉”体现忠诚的行为, 实现为民的追求, 更是公正的根本。
中国古代文化传承至今, 历经千年。而岁月的流逝, 时光的荏苒使得中国古代检察文化经过大浪淘沙, 闪着历史的光辉, 被沉淀至今, 成为当代检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价值观念存在于亘古不变的历史之中, 结合当代的环境变迁, 逐渐的成为检察文化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 同样是干警必备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我们在自豪地继承古代检察文化的精华知识, 更应将这份文化遗产科学创新, 应用于实际检察工作之中, 萃取古代检察文化精华, 使其成为检察工作在新时期的重要基石。
摘要：文化是精神品质传承、升华的产物。检察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古代检察文化的深远影响。由古及今, 检察文化被提炼为“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念, 使得检察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文化,古代检察文化,忠诚,为民,公正,廉洁
参考文献
[1]王一俊.《从传统文化视角看检察权》.《法学杂志》 2008 第3期.
3.中国古代教育理念 篇三
摘要：中国古代治水的历史悠久，成就斐然。其原因在于古代治水中常常以传统哲学为指导思想，不仅重视水利工程位置的选择，而且在统筹规划中突出重点，辩证考虑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并善加转化，同时又能根据当地环境合理利用各种资源等，充分体现了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辩证统一、因地制宜等核心理念。这些治水活动的成功有效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并实证地验证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科学性，对我们今天的治水活动依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治水；传统哲学；应用
中图分类号：B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1—0132—06
近年来，以拦河大坝为代表的现代西式水利多受诟病。虽然事先大多经过了大量评估和科学论证，但这些被认为设计精妙、论证翔实的工程，自施工到建成后对当地社会民生和生态环境等造成了大量不可逆转的影响。在有限的经济效益背后是诸多不可恢复的生态灾难、文物毁损及移民问题。众所周知，中华农业文明历万余年而不衰，探其缘由，是因为中国古代水利的兴盛，先进的治水理念和多元的水利设施保证了我国古代农业的持续进步，为文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为了应对特殊的地理和不利的气候环境，中国先民很早就开始了治水实践，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的大禹时期，此后不断与时俱进，代有发展。中国古人在治水过程中往往能高屋建瓴，结合传统哲学的智慧，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环境，既因势利导，又因地制宜、因水、因田需要，建设和维护水利，辩证地创造了多种类型的水利工程，许多工程历经数千年风雨仍青春永驻，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极大地改善了民生，而且实证地论证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科学性。本文拟从传统哲学视野入手，分析我国古代治水方面的有益探索，以期古为今用，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治水之路。
一、天人合一，因势利导
“天人合一”是指以天、地、人的统一为基本点，主张自然与人为的相通、相类和统一。我国“天人合一”思想由来已久，至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剔除神学意味的、成形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天人合一”观。诸子百家几乎都有自己的“天人合一”说，其中重要的是儒家的有道德意义的“天人合一”说和道家的无道德意义的“天人合一”说，并以后者最为著名。老子指出，“天”与“人”皆同源于“道”，因而是统一的。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然人和天都产生于自然生成这个同一过程，因此，人的一切行为活动包括治水也应该将遵循自然规律，并以之其作为行为准则。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在治水中最早贯彻“天人合一”理念的是大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尤”。尧命大禹的父亲鲧去治水，鲧采用以堵塞为主的方法治水，结果“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史载“鲧之治水无状”，所谓“无状”即指方法不当。其后大禹被推举继续鲧的治水事业。禹采用新的治水理念，依据水性就下的自然规律，实行“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的方法，“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即因势利导，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川流积水，使散漫的流水汇集到江河，再东流人海。大禹采用此法果然肃清了洪水，万物生长繁育，人民安居乐业，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天地大道。
禹之后，我同古代劳动人民继续据此思想治水，兴建了很多著名的水利工程，有岷江流域的都江堰、黄河河套段宁夏和内蒙的引黄灌区、海河流域的引漳十二渠等。这些工程最大的特色和共同点就在于“无坝引水”。所谓“无坝引水”是指充分利用河流的自然环境，综合考虑水文、河道地形和区域地理条件，直接在河道上引水的水利工程形式。它具有保持原有生态环境，就地取用建材等特点，使河流的环境功能、水运功能以及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天然生态循环机制均得以完善的保持。无坝引水水利工程从渠首起，直至千支万流的渠水末梢，不见一坝一闸，完全利用天然地势，所有水量自然到位，没有任何外力强制，可谓是“水到渠成”。
以都江堰为例。该堰地处我国著名的川西多雨区，有“西蜀漏天”之称，所以流经此地的岷江水量非常丰富，年均径流量为868亿立方米，居长江各大支流之首。又由于这里的降雨比较集中，全年近50%的雨量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因而这一期间经常发牛洪峰。在都江堰市（原灌县），洪峰有时高达7000立方米/秒，约为中等水量时年秒平均流量的15倍之多。岷江洪峰的流量很大，且当它流到都江堰市时开始进入平原，流速骤然减慢，极易在此泛滥成灾，使成都平原的许多地方沦为泽国。为了使人民免受洪涝之苦，秦国蜀郡郡守李冰父子审时度势，带领民众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从此，洪泽之地变成了沃野千里、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共南三部分组成，三大主体工程之一的鱼嘴分水是顺河床筑起的一道大堤——金刚堤，把岷江一分为二。内江引水灌溉，外江溢洪排沙。鱼嘴巧妙的运用弯道环流进行分水，春季枯水期时为满足春灌需要，鱼嘴可使六成来水进人内江，外江走水仅为四成。夏秋时，鱼嘴则能保证内江受水限于四成，外江泄洪变为六成。在洪水季节，四成水量还是过多，于是就通过宝瓶口将超出灌溉需要的水拒之渠外，从飞沙堰排入外江。这就是著名的“分四六，平潦旱”。
泥沙历来是全世界水利和灌溉的重要影响因素，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则水利工程的正常使用必然受到影响。都江堰先以鱼嘴“正面取水，侧面排沙”，利用江水的自然流势与挟沙水沉在下层的特性，将大约2/3的泥沙排入外江。但是进入内江的各类杂质年平均量仍然超过300万吨，于是有了飞沙堰。当内江达到一定流量时，宝瓶口前便出现螺旋型回流，即“雍水”，水势越大，雍水就越高，回旋的水流乘势将泥沙、砾石等越过飞沙堰甩入外江。
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设计理念和历代的实践检验中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都江堰水利工程集中体现了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思想，完美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它留有人类改造自然的痕迹，是为平水患、灌沃土、养百姓而修建的，但同时它又利用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巧妙地融为一体，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长久留存并较好地发挥功能。联合同世界遗产中心高级官员席班达林在考察都江堰后这样评价：“都江堰是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典范”。“人与自然完美结合”即是“天人合一”的现代表述。
二、系统规划，把握重点
系统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点，在农学、医学中均有大量体现应用。中国先民认为一定范围内的事物是按某种方式相互联系而形成的一个系统，因此在一个整体协同的范围内考虑和规划问题，可以达到整体水平的提高和效能的持续发挥。早在夏代历书《夏小正》中就首先把天文、气象、物候和农事诸知识融为一体，把天象、气候、物候、农事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视人的活动与自然界的运动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形成了最早的天、地、人、物相统一的系统思维理念。中国古代的治水规划中也有大量系统思维的理念。我们的先民在大量直观观察的基础上，注意到了江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因此治水过程中从规划到施工中大多极为重视整体性、综合性的考虑，既系统规划又把握重点，从而实现治水效益的最大化。位于今安徽省寿县的芍陂，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项著名的大型陂塘蓄水工程，人称中华最古老的水库。春秋时期楚庄王十六年至二十二年（公元前598～591年）由楚国令尹孙叔敖负责修建。该地三面环山，大雨时节，洪水汇集，山洪频发。孙叔敖根据当地的地形特点，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他首先组织民众修建将东面的积石山、东南面龙池山和西面六安龙穴山流下来的溪水汇集于低注的芍陂之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水库，这样就有了稳定的水源保证。同时，为了便于实现对陂内水量的控制，他又在芍陂建有五个水门，“水涨则开门以疏之，水消则闭门以蓄之”。这种设计和布局不仅起到调节、滞蓄周边淠河洪水的作用，而且使周边农田旱时有水灌川，涝时又可避免洪涝成灾，还可以调节运输水路，使芍陂达到“灌川万顷”的经济规模，收到防洪、灌溉、运输的综合作用，使芍陂的整体效益达到最大。芍陂所在地遂成为当时楚国重要的军事、经济重地，楚庄王因之称霸天下。
明清时期，在黄淮运问题的处理上也是如此。本时期，黄河和淮河二渎归一，东流人海，而明清两代的运河在徐州段附近由于缺水，不得已借用黄河作为运道部分，所以此段黄、淮、运问题重叠、错综复杂。在处理安流、保运与民生的关系时，本时期的治水者没有就事论事，而是系统规划，力图既兼顾全面，又把握重点。明万历时期潘季驯治水时，首先把黄、淮、运联系在一起综合考虑，他提出“治水之法，当观其全”之说。清代康熙年间的河道总督靳辅也有“治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的思想。他们反对以前单纯消极分流，抑淮保运的错误做法，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着重于清口和高家堰的整治，力求以此带动和促进其他矛盾的解决。正如靳辅的高级幕僚陈璜所言：“有全体之势，有一节之势。论全体之势贯彻始终，见责周远近。宁损小以图大，毋拯一方而误全局；寒忍暂而谋之，毋利一时遗虑于他年。”他们对黄、淮、运这个庞大的动态系统的规划、施工都体现了传统哲学系统思维中整体性、综合性的特点，把握住“淮清河浊，淮弱河强”的特点，实施“蓄清刷黄、束水攻沙”之法，一方面筑清浦修以东至柳浦湾堤防、归仁堤等不使黄水南侵；另一方面，大筑高家堰，蓄全淮之水于洪泽湖内，抬高水位，使淮水全出清口，以敌黄强。从而实现诸问题的全面解决，达到“使黄淮力全，涓滴悉趋于海，则力强且专，下流之积沙自去，海不浚而辟，河不挑而深，所谓固堤即以导河，导河即以浚海也。”
黄淮运问题在明末潘季驯和清代靳辅时期，紧紧抓住“蓄清刷黄”这个主要矛盾，并以之为抓手进而统筹全局。具体治水活动中大筑高堰为障，以全淮敌黄，出清口，黄淮合流，出云梯关人海。于是“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禾黍颇登，国计无阻，而民生亦有赖矣。”
三、水沙并举，辩证运用
河流中的泥沙问题一直是水利开发中的大忌。我国北方的漳河、黄河等河流由于流经土质细腻疏松的黄土高原，汛期冲刷导致大量水土流失，经常泥沙俱下，泛滥成灾。我国古代先民在治水过程中注重水沙并举，辩证视之，创造性地发明了多种水沙综合利用技术，直至变沙为宝，变害为利，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这其中以“且粪且灌”的淤灌技术和放沙固坝的筑堤技术最为典型。
我国古代北方的大多治水过程中，利用颗粒细、肥分高的河流所含泥沙来淤灌盐碱地，实现水土改良，从而达到农业生产环境的改进是我国传统治水中的一个重要创举。黄河、海河流域的灌溉，自战国以来基本上都是“且溉且粪”，而且形成了不言自明的涵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许多地方一直沿用至今。
早在战国初期，魏国西门豹、史起引漳灌溉就有了淤灌的性质。漳水流经邺境，由于常有水患，土地盐碱化严重，在邺县下游不远有以“斥漳”为名的县，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漳水）又东北过斥漳县南……其国斥卤，故曰斥漳”。魏文侯时任邺令的西门豹，为解除水患，“即发民凿十二渠”，以高沙的漳水淤灌周边土地。后来史起为邺令，对此渠进一步进行了修治，效益更为显著。《汉书·沟洫志》明确指出了漳水十二渠的淤灌性质：“决漳水兮溉邺旁，终古泻卤兮生稻粱”。于是民赖其利，国家富强，魏文侯一度因之小霸。
战国末期的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也不是一般的引水灌溉工程，而是一项具有淤灌压碱性质的综合性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记载：“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顷，收皆亩一钟”。唐颜师古注曰：“注，引也。……填淤谓壅泥也。言引淤浊之水灌碱卤之地，更令肥美，故一亩之收至六斛四斗”。这是因为郑国渠所引为高沙河流泾水之水，这种从黄土高原上带下的富含有机质的泥沙，被郑国渠输送到关中东部低洼沼泽盐碱地区，具有冲刷盐碱、淤高地面、改沼泽盐卤为沃野良田的良好功效。止如当时民歌中所唱的：“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且溉且粪，说的正是淤灌所独有的灌溉肥田与一体的性质。由于郑国渠的修建，淤灌使得当地的水土条件大幅改善，关中的农业效益因之得到显著提高，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此后，淤灌技术在我国北方高沙河流流域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一直到建国后还在大力推广和普及。日前，仅黄河下游就建成各类引黄灌区100多处，灌溉面积达到3000万亩，每年引用黄河水量100多亿立方米，利用黄河水沙淤灌改土300多万卣，发展水稻田120万亩，使大片的盐碱沙荒地变成了良田。
放沙固坝、以沙克水是我国古代先民辩证利用水沙，实现害利转化的又一项独创。明代中后期，黄河河床被泥沙不断淤高，已成悬河，每至汛期，堤防岌岌可危。如何有效地保护大堤，成为摆在每位治水者面前的一个难题。明代万恭在《治水荃蹄》中首先提出了利用汛期大量来沙促淤堤坝以稳定河槽的方法。即在大汛到来之前。先在河滩上修建坚固的矮堤。洪水退后，所携泥沙被矮堤拦蓄落淤，即可加高河堤、稳定河槽。明末潘季驯，更是把堤防工程分为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四种，配合运用，各有功能。其中格堤即为淤留泥沙所设，他说：“防御之法，格堤其妙。格即横也……横流遇格而止，可免泛滥。水退，本格之水仍复归槽，淤留地高，最为便益”。此外，为了避免发生特大洪水时冲决缕堤，潘季驯还选择“土性坚实”的缕堤河段创建了减水坝（滚水坝），坝顶低于缕堤堤面二三尺，宽三十余丈，用石砌成。“万一水与（缕）堤平，任其从坝滚出。”滚出的洪水顺着宣泄的槽沟，在下游回归河道，避免了洪水冲决大堤的危险。同时，在洪水所携泥沙还能在堤坝后面形成淤滩，不但使大堤更加稳固，而且还可种植庄稼，发展农业生产。
这种放沙固坝技术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哲学中辩证思维的智慧，沙不仅为害，亦可为宝，关键在于合理运用，善加转化。此后，放沙固坝技术陆续得到清代治黄大家靳辅、包世臣和近代水利先驱李仪祉等人的高度肯定，并在黄河堤防建设中得到广泛运用，直至现今。
四、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地下水资源
“因地制宜”是指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或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处理事情。我国传统哲学中非常重视因地制宜的运用，《吴越春秋》中就有记载：“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古代治水过程中，从渠首位置的选择到工程整体布局无不考虑周边的环境因素，这一点在古代地下水开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先辈们在祖国各地因地制宜地发展了多种地下水灌溉方法，对当地生态的改善和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具体形式主要有我国北方黄河流域的井灌、新疆地区的坎儿井水利工程和云南滇西地区的地龙。
我国北方黄河流域虽然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是多数地区雨量不均，十年九旱，农业生产环境不好。据不完全统计，黄河流域在14～19世纪就发生大旱71次，特别是17、18、19三个世纪，大旱尤多。在日益严重的干旱威胁面前，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听命于天，而是另辟蹊径，因地制宜，大力开发利用地下水，发展井灌技术。我国先民用井灌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的历史很久，早在《吕氏春秋·勿躬篇》中就有“伯益作井”之说，有明确考古证据显示的水井在河姆渡遗址中已有发现。到了明清时期，北方井灌蓬勃发展，相继形成了秦、晋、冀、豫、鲁五个井灌发达的农区。据研究，清乾隆时，仅陕西地区就有灌溉水井136900余口，灌溉的农田面积达130余万亩。凿井灌田的普及与灌区的初步形成，为我同农田水利史谱写了新的篇章，具有特殊的意义。数十万口灌溉水井的凿成，不仅使当时五六百万亩农田收浸润之利，“收常倍于常田”，而且有效改善了当地农业环境。因为传统井灌所用的土井主要开发的是地下浅层潜水，这种潜水埋藏浅，雨水当年即能补给，一般不会产生地下水漏斗区。另外，开采浅层潜水后降低了地下水位，能有效防止土壤返盐，从而达到改良盐碱土的目的。
新疆吐鲁番地区是我国光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但又是水资源最贫乏的地区，降水量比同纬度地区少而蒸发量又大得多，东部的哈密、吐鲁番一带降水不足2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600～2200毫米，有“火洲”之称，这样的生态条件无疑对于人民生产生活极为不利。但是当地人民却能因地制宜，抓住周围高山积雪融水人地，汇成潜流的特点，开发出一种地下渠道与井结合的水利工程类型——坎儿井。坎儿井主要分布在吐鲁番、哈密一带，这些地方具有相似的地形地貌和水文地质特征：周边有高山积雪、古河床有地下水出露。坎儿井通常有竖井和地下暗渠组成。由高山山麓顺山势自高而低布置若干竖井，井深随地面坡降而改变，井径约1～1.5米，竖井开好后，于井底开挖隧道（即暗渠），将各井连通，暗渠可长达30多公里，输送到居民点附近和田间地头。目前，吐鲁番的坎儿井多达1000多条，总长度约5000公里，几乎赶上了黄河、长江的长度。坎儿井的出现使得千顷戈壁万顷沙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繁荣的市镇、富饶的绿洲和走不尽的林荫道、望不穿的葡萄园。即使在新技术不断涌现的今天，古老的坎儿井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经济优势。这个优势最关键的就体现在它因地制宜地利用了雪山融水，并且做到地下输水，自流灌溉，无蒸发、无污染、不造成水资源浪费，也不需要任何动力和提升工具，还可做到水质清澈，永续利用。
在我国云南滇西地区，还有另外一种独特的地下水利用工程，当地人称作“地龙”。它以其独特的摄水方式，科学的建筑结构，良好的生态、经济效益，解决了滇西不少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用水。地龙多分布在人口集中、耕地面广、用水短缺或离水源较远的地域。根据各地的水源大小、走向、分布和地质情况，以及当地人对饮用水的需求量而建。地龙有点类似新疆坎儿井，但规模没有坎儿井大，沟路也没有坎儿井长。坎儿井的沟路是暗渠式，而地龙的沟路是地下滤水管道，它依靠整条的管道沿途摄取地下水供输出使用，这一点是和坎儿井靠多眼深度不等的竖井和暗渠相通所不同的。
地龙的出水口也很符合现代科学规律，其区位一般有二：一种是在村庄内，供生活所需，兼作灌溉。出水口一般由数池递流相接使用，第一池建有水亭，供村民生活饮用，第二池为洗菜池，第三池为洗衣池，第四池为杂洗池，最后由杂洗池流出的地龙水再输送到田间地头灌溉庄稼。这种上下池递流，分类取用洗涤的设置方式不但使用起来方便卫生，而且对水的利用充分。另外一种的地龙口直接建在田边埂旁，直接与农田灌渠相通，自流灌溉。
地龙所处的云南滇西地区地下水资源丰富，因地制宜采取地下摄水输水的形式，不仅排除了易受地面任意破坏的可能性，而且保证了顺利流通、免污染。同时，它节省了蓄水塘、输水道的用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对我国南方人口密集、耕地紧缺的地区有重大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治水时有意识地大量引入传统哲学的先进理念以指导工程开发和建设，并在不断地治水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变水患为水利，兴水利除旱灾的技术经验，力保中华农业文明在人口日增而耕地日蹙的不利情况下持续进步，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些治水实践也从一个侧面不断验证和提高了传统哲学的认知水平，而传统哲学思想的不断进步又反过来为水利开发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指导和灵感源泉。当前，我国水利开发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生态恶化和工程类型单一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合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更好的继承和发扬数千年治水中积累的丰富哲学理念和经验，古为今用，促进我国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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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古代童蒙诗词教育 篇四
古人“习经”重视诗歌教学
——《诗经》原本是当教材来编订的
作为一种经典的文学品种，诗歌在古代课堂占有重要地位。唐宋以前童蒙诗歌教学什么样，诗歌占多大比重，现在已很难知道，但从当时学生“必习经”来看，时人重视诗歌教学和学习不为虚言。
古代学生习经，具体来说是学习“五经”。“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五本书，其中的《诗》即现在的《诗经》。
读者应该都知道，《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自西汉被尊为儒家经典后，就被上升到“经”的地位，遂有《诗经》之名。《孔子世家》中称，“古者《诗》三千余篇”，是孔子将《诗》精减到300首以方便学生阅读的。也就是说，现代人看到的《诗经》，在诞生之初就是作为教材使用的。
古人学习《诗经》并不像现代，到了高年级才选学，低年级学生就学了，甚至把《读经》作为启蒙读物，推荐给孩子读。《后汉书·邓禹传》记载，东汉开国功臣邓禹，“年十三能诵诗”。邓禹并非最厉害的，《魏书·祖莹传》记载，北魏少年天才祖莹，“八岁能诵《读》、《书》”。类似的幼年即能背《诗经》的“神童”，在史上有不少记载，说明古人早就把《诗经》当作孩子的启蒙读物了。
至于将《诗经》中的名篇选编入童蒙教材，则是各代通行的标准。如明代教育家魏校便主张学生要学习《诗经》。其在《庄渠遗书》一书中说：“一日所读之书，皆用正书，不许私读《幼学诗》及《吏家行移》等书……只抄写风、雅、颂之诗全章，或一二章。
而明代另一教育家吕坤，在《社学要略》一书中，则推荐了《诗经》中的《陟岵》、《伐檀》、《凯风》、《棠棣》、《相鼠》、《采苓》、《瓠叶》等22首诗歌，作为蒙学读物。
诗歌在唐代出现自编启蒙教材
——《神童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诗歌教学普遍纳入童蒙计划的，应该在唐代。李治(高宗)当皇帝的调露二年(公元680年)，主管贡举的吏部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当年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科”应加试杂文两首，其中就包含诗赋。从这以后，入列考试内容的诗歌，便成了唐代及以后学生更要读的科目。
在诗歌创作最为繁荣的.唐代，诗歌教材的编写开始活跃，出现新气象。除了选编传统经典诗文以外，有人开始尝试以诗歌形式重写蒙学教材，其中，诗人胡曾的《咏史诗》堪称最佳，在晚唐、五代时颇为盛行。有学者认为，《咏史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类启蒙教材。
《咏史诗》将多达150个历史事件，以诗歌的形式介绍给学生，学生既读了诗歌，又学了历史。如《咏史诗·沛宫》：“汉高辛苦事干戈，帝业兴隆俊杰多。犹恨四方无壮士，还乡悲唱《大风歌》。”
到宋代，诗歌教材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或许是受到《咏史诗》成功的启发，宋代出现了不少这类新创诗歌教材。传为北宋汪洙所著的《神童诗》、南宋著名理学大师、教育家朱熹的《训蒙诗百首》、陈淳的《童蒙诗礼》等，都是宋代原创的课歌启蒙教材。
其中的《神童诗》影响最大，最深远。《神童诗》里的诗句，朗朗上口，很快流传开了。如大家熟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等，皆出自《神童诗》。
在诗歌教材选编上，宋代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如至今仍在流行的《千家诗》，据说最早便是南宋诗人刘克庄选编的，不仅选了前朝名家的优秀作品，还编入了当时诗人的佳作。如第一首即是宋代著名理学家、诗人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明清写诗入门类新教材丰富
——《声律启蒙》：“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千家诗》至今不失为一本优秀的诗歌启蒙教材，为现代许多老师和学生家长所喜爱。《千家诗》的选编标准，甚至影响了现代语文课本里诗歌部分的选编标准。
到明清时期，虽然人们对诗歌已不如唐宋人那么狂热，但对诗歌的教学并未放松，诗歌也是明清童蒙课堂的常规教学内容。明清流行的诗歌教材有《千家诗》、《神童诗》、《律诗训》等。除了使用传统教材外，明清文人也积极编写新的诗歌读物。如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升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沈鲤，便编有《义学诗训》，沈鲤开宗明义，称“余既为义学，仿古庠塾，乃为是编。”
沈鲤眼光独特，其所推荐的启蒙诗歌相当适合低年龄学生，有的还被编入现代小学语文课本。如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是沈鲤首先选编出来的。
清代诗歌教材更多,如张伯行的《训蒙诗选》、王锡元的《童蒙养正诗选》、刘霏的《童子吟》、归继光的《童歌养正》、李元度的《小学弦歌》，等等。而清代影响最大的普及本诗歌读本，应该是《唐诗三百首》，此书由乾隆十六年进士孙洙选编，至今仍仍受到欢迎。
明清诗歌启蒙教材的突出特点是，声律启蒙类课本特别丰富，出现了不少新教材。《时古对类》、《千金裘》、《训蒙骈句》、《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等等，都是明清学生学习写诗、创作对联的入门级优秀教材。
其中，《声律启蒙》、《声律发蒙》和《笠翁对韵》最有代表性，使用最多，分别由清人车万育、杨林兰、李渔编著。三本教材的功能、结构都差不多，如开头——
《声律启蒙》：“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声律发蒙》：“天对日，雨对风，九夏对三冬。祥云对瑞雪，滴露对垂虹……”
《笠翁对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需要说明的是，《声律启蒙》最早由元人祝明编写，清人的同类书，应该是在祝明版基础上“撮要”而成的。
诗歌入选教科书古代也存分歧
——《蒙养礼》：“以理义之心行之便好”
如同现代教育界对诗歌入选教科书，有不同的看法一样，在古代，对什么诗该入选，学生该学什么，应该读多少诗，也存在分歧。
宋人欧阳守道《巽斋文集》“省题诗序”中，有这样的记述：“寿翁来访，与予纵言至省题诗，予叹此诗幼学之所从事。而书市所刊，或杂以轻薄字鄙亵语，口授之业不为删择，或反赏爱其流丽而使效习之……”
欧阳守道为南宋后期教育家，从其所述来看，当时用于低龄幼儿教育的诗歌类读本很多，但质量参差不齐，选编标准不统一，不少书商出于赚钱的目的，随意选编，这与今天一些书商乱编乱凑教辅教材很相似。
古代不少童蒙都是私塾或民办学校，所用教材往往自选自编，由于老师水平不一、价值观有异，在诗歌篇目的选择和教学上，往往会出现很大的差别。如明代教育家魏校、黄佐、吕坤，三人均青睐《诗经》，教材爱从《诗经》中选择名篇。
但在具体诗歌篇目上，三人完全选择很不一样。魏校推荐阅读整本《诗经》，而黄推荐《诗经》中的《鹿鸣》、《关雎》等12首诗歌;吕坤则推荐《步陟》、《伐檀》等22首诗歌。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主要是他们在教材编写上的价值取向不同，教学目的有差异。
吕坤认为，设立歌诗课程的基本目的，是调节学生的学习气氛，怡养性情，以歌诗消除邪僻之心。所以他对诗歌教材的选编相当严格，要求选“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在《蒙养礼》中，吕坤进一步说，诗歌“艳冶家语，长欲导淫，切宜深戒，久则流于邪放，只是以理义之心行之便好”。
用现代教学观来理解，就是选入教材的诗歌要易读易懂，有生活气息，贴近社会现实，一些格调不高的诗歌不要选，以免学生从小学坏，充满物欲。
在教学上，魏校在《岭南学政》中所制订的课程表要求，学生“午学”要抄写诗章，并歌咏、记诵所歌诗章;《义学诗训》的作者沈鲤，在《义学约》中则规定，学生必须每天吟诗一首，次日放晚学时背过，“晚学”吟诗。
5.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篇五
林莺
1988年，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首巴黎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时，曾得出结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到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我个人理解，这个孔子，他其实是个泛指，并不单单是孔子这个人，或者是孔子的思想，而是我们中国古代绵延几千年的传统和文明，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其中，就包含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中国古代家训智慧。
那么，先来简单了解下，什么是家训？家训的训，指的是教导，训诫，家训，就是一个家族或一个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家族的长辈教育子弟或家族成员，父母教育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家训的内容十分宽泛，包括言行举止、修身、处世、交友、家庭生活、乃至出仕从政、建功立业等等。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的、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是西周初年周公的《戒子伯禽》。周公殷殷告诫代其治理封地鲁国的儿子伯禽说：“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周公的意思是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助天子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可是,我还(常常)洗一次头发,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接待宾客,还惟恐(因怠慢)失去人才.他说这个的意思是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告诫儿子，到了鲁国后，一定不能因为自己是国君，就慢待了士人和民众，要像自己一样爱才、惜才、尊重人才。
同样，还有个父亲教育孩子的故事，这个父亲也很有名，大家一般将他当老师，当圣人，但他同时也是个父亲，这位父亲就是我们常说的“万世师表”——孔圣人。孔子对学生很和蔼，对儿子很严肃。他儿子也很有名，孔鲤，字伯鱼，因为出生时，鲁君送了一条大鲤鱼来作为贺礼，所以叫孔鲤，字伯鱼。孔子对这个儿子很严格，《论语》里记载，有一天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趋而过庭”，什么叫“趋”呢，“趋”就是小步快走，是表示恭敬的动作，在上级面前、在长辈面前你走路要“趋”，低着头，很快很快地这样走过去，这叫“趋”。那么孔鲤看见父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着头“趋”，孔子说：“站住，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你怎么能正确的说话）？”“是”，“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站住，学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怎么能在社会立足）”“是”，“退而学礼。”这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对孔鲤的教育，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这段记载也被视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则成了古代早期家训的典型内容。
但“家训”这两个字正式得名并被后世广泛认可并流传下来是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写了《颜氏家训》，“家训”才正式得名。
以后，大量以家训为主要内容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帝范》、司马光的《家范》等，都是标准的家训作品。还有许多家书、尺牍，里边涉及有教育子女家人内容的，学术界也一概将其视作“家训”。
中国家训，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教育智慧，也承载着华夏文明独特的历史智慧和人生智慧。
这些浩如烟海的家训，我们当然不可能尽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精华，以求窥一斑而见全豹。
首先来看看《颜氏家训》。《颜氏家训》可以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被称为“古今家1 训的鼻祖”。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人，出生于江苏南京，是魏晋南北朝儒家文化尤其是家训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后人，也出了许多大家，比如唐代大学者颜师古就是他的孙子，后代还有个非常有名的颜真卿，大书法家。
《颜氏家训》中关于修身、处世、治家、勉学、为官等方面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还有许多在当时看来非常有远见的观点。比如说，《颜氏家训》认为：第一，教育要从小抓起，颜之推特别提到要重视胎教。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对胎教都比较重视，但大家想，颜之推，那是魏晋南北朝，公元531年，差不多1500年前的古人啊，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太不容易了！第二，颜之推提倡“礼为教本”，要以忠孝仁义作为人生准则，为人不能贪慕名利，要做实事。他还用一句话告诫后代：“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这个对我们现代家庭教育，我个人觉得具有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遗子千金，不如教子一技。”父母长辈，留给子女、后代再多金钱财富，而不教会他们通过正当途径赚取金钱的本领，就等于给了孩子一个漏筐，所有留下的好东西都会从筐的缝隙中溜走，最后等待他们的就是无尽的慌张，甚至是慢慢走向犯罪的机会。我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败家高帅富，挎爱马仕包打劫超市”，说的是一个富二代，因为生意败落，妻子离婚，又迷上赌博，败光了所有家产，只好在成都街头流浪。在饥饿难耐，走投无路时，心一横抢劫了超市。被捕后警察发现其身上穿戴的奢侈品均为正品，但就是这样一个身穿高档品牌的25岁青年，面对生活的坎坷，脱离了富裕的生活便失去生活方向，连最基本的糊口都不能自给自足，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我们要告诉孩子，父母总有离去的一天，人生，最终只有靠自己。作为父母，不能认为留足够的财富给孩子就够了，一定要教子一技，教他真正实用的本领，好为他在将来自立于世、自求发展打好基础，那才是真正的爱。
再来看看皇族的家训，唐太宗的《帝范》。《帝范》共十二篇，是唐太宗亲自写了，赐给太子李治的。
《帝范》第一篇先讲《君体》，主要包括为君之德性。其中写道“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民”，意思是君王没有威信和德行，就不能使远方四夷之人归附；君王没有仁慈的胸怀和宽厚的品质，就不能使百姓感受到恩典，治理天下，必须威德并用。
这句话既是对皇子治国的教导，其实也是一个为人处世的方法，同时，对我们家长教育孩子、老师教育学生也有启示。
这里也有个故事，唐太宗时期，有个功臣，尉迟恭，不但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还几次对太宗有救命之恩。特别是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的坐骑受到了惊吓，带着李世民奔入玄武门旁边的树林，李世民又被林中的树枝挂住，从马上摔下，倒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他的对手，也是兄弟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来，准备勒死李世民，就在这时尉迟恭跃马奔来大声一喝，把李元吉吓得赶紧放手逃跑，但尉迟恭快马追上他，放箭将他射死了。要不是尉迟恭这一喝，李世民可能当场毙命，历史就要改写了。所以，对尉迟恭，唐太宗自然是给了格外的恩宠。但这样一来，这个尉迟恭呢，就有点张扬、膨胀起来。一次，唐太宗举行宴会，请了些老臣和宗室至亲，因为有个人坐在他的上头，尉迟恭就很不服气，认为此人功劳不及自己，没资格坐在自己上面。坐在尉迟恭下头的任城王李道宗出来好意劝解，没想到尉迟恭不领情，抡起拳头对着李道宗一顿狂扁，不一会就把李道宗打得满脸乌青，最严重的是，眼睛都几乎被揍瞎了。这个李道宗也不是闲人，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他还有个女儿，特别有名，就是文成公主。李世民当然很不高兴。把尉迟恭叫去，说，我昨晚读史书，看到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的事，原来我以为高祖不对，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今天想想，我觉得韩信，彭越，他们也有该死之处啊”这话，说的尉迟恭腿直打斗，史书记载，此后，他天天在家里练仙丹打坐，安享晚年，再也不闹事了。这个就是宽严有度，恩威兼施。
此外，唐太宗还告诫皇子们要多读史书，以史为鉴，并且要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学2 会判断是非、得到启示。唐太宗本人也正是这么做的——
有一天，唐太宗就与大臣们聊，说是昨晚挑灯夜读，读到《晋书》，里面有一则晋武帝和大臣何曾的故事。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开国皇帝，前期能厉行节俭，虚心纳谏，用人唯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后期，则热衷于安逸享乐，生活上极尽奢华，大臣何曾看出了其中的危机，有一天下朝后就神色忧虑。儿子何劭看到后很纳闷，就问父亲，怎么回事？何曾就将自己对皇上的担忧告诉了儿子并对他说，你呢，还可以免于杀身之祸，但是，他指指孙儿辈，像他们这代恐怕就危险了。果然，西晋王朝只延续了短短几十年，先是“八王之乱”，然后“五胡乱华”，国家陷入了长时期的动荡和战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何曾的孙子果然跟他预言的那样在乱世中遭酷刑所杀。
唐太宗说完此事，让大家议论，发表看法。大家都纷纷夸何曾有远见，是个聪明人。但唐太宗却脸色一沉：我觉得何曾是个不忠不孝的罪人！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
“作为臣子，对君主要恪尽忠心，时时刻刻为国家安危和发展考虑，匡正君主的恶行，协力治理好国家。何曾作为朝廷要员，地位高，责任重，既然看到了问题，理应据实相告，直言规劝。可他呢，怕得罪君王，退朝回家发发议论，实在是不忠不孝。”说到这里，唐太宗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们有些人在背后议论魏征，说他提意见出风头，我看他不是。他敢于直谏，那是帮助我防微杜渐，不至于让国家发展误入歧途，是真正的良臣！”
从此后，再也没有人在背后议论魏征了，更多地大臣也像魏征一样，发现问题，也向唐太宗直言劝谏。也正是在魏征等一大批忠臣、直臣、贤臣的帮助下，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唐太宗从史书中读出了智慧，所以，他也教育自己的孩子多读史书，还要多思考。
再来看看五代十国时期的《钱氏家训》这部家训是钱氏的先祖吴越国王钱镠（liú）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里边有句话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当年，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时，曾引述过。
江南钱氏，堪称千年望族，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很多状元，无数进士。宋末画家钱选，明代学者钱德洪、画家钱谷、诗人钱谦益，清代藏书家钱曾、学者钱塘、训诂学家钱大昭、画家钱杜、篆刻家钱松均系钱门。近现代更是人才“井喷”，出了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其琛、钱文钟，钱永健等“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钱氏家训》分个人篇、家庭篇、社会篇和国家篇。个人篇开篇即语：“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认为人是天地之间的产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要堂堂正正无愧于天地，言行举止要符合圣贤的标准。家族篇开篇即语：“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让我们看到家庭的细节对于优良人格的形成有多重要。家长把家里打理得次序井然，后辈自然会从小养成做事有条理的习惯，最终才能有办大事的基本能力。社会篇开篇即言：“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在社会交往中，诚信是第一要务。在乡邻问题的处理上，谦让与人方便是首先要做到的。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更要负起责任，有能力就要带头抚恤。国家篇开篇即言：“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 [dù]如仇。”在国家层面，普通人更多的是在集体层面上，我们要懂得用严明律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懂得社会的准则，洁身自好。爱民（对优秀的员工要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于社会（集体）的蛀虫（蠹），则要坚决剔除。由此可见，《钱氏家训》主张忠孝传家，爱国恤民，化家为国。它不只是钱氏后人的行为准则，更是留给每个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是我们每一3 个中国家庭都应该认真学习的成长训言。
包拯，包青天，大家很熟悉。包拯一生，身居高位，廉洁无私，痛恨贪官污吏，到了晚年，担心后人会出不肖之徒，于是在家中立了一块石碑，镌刻着著名的《诫廉家训》，严厉警戒后人：凡是包氏后代子孙有贪污受贿者，活着不得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祖坟。不遵从此训令者，一概不是包氏子孙。如此言简意重的包公家训让人肃然起敬，发人深省。事实证明，包拯的子孙确实没有违背如此严厉的训诫，历代未听闻有贪污犯法之人。
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个人觉得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精辟、也是我个人觉得最优秀最有借鉴意义的一本家训读物：《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我们以前在教科书中学到的是“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事实上，林则徐虽然睁眼看了世界，但他对西方依然有许多的误解与偏见。比如，林则徐认为西方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因为西方人穿的高筒皮靴，他就以为西方人的膝盖是不能弯曲的，只能依靠坚船利炮，在海上作战，一上岸，就会倒地，束手就擒。他还认为，西方人喜欢中国的茶叶，那是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吃牛羊肉或牛羊肉磨的粉，如果不喝茶，就会便秘而死。
曾国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林则徐这些前辈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他不但是看了世界，还进行了实践，眼到心到，行动到。其直接结果，就是其洋务意识的产生。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曾国藩还说过一句话：“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 就是说不论艰难险阻，都要亲身体验，亲自品尝。有“行”有“知”，方为知行合一！比如他要搞洋务运动，要向西方科技文明学习，就要首先了解西方社会的状况。但限于时代的原因，曾国藩很难做到实地考察，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著名的替身--号称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在西方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生，他的巨幅画像至今还被供放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史陈列室里。容闳毕业后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与环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国内，力图教育救国。他跟曾国藩初次见面，两人都被对方的精神、信仰与气质所打动。曾国藩对所谓的美利坚知之甚少，却在一面之缘之后即掏出68000两白银之巨资交给容闳，请他帮忙到美国走一趟，替自己考察现代军工企业的设置情况，并委托容闳全权购买能建立完整军工企业所需的原生机械。此前，清政府从未派人去过美国，绝大多数国人也并不知道美国在哪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曾国藩就是这么信任容闳，亲自把容闳送到江边码头，亲自把容闳送上船，然后看着孤帆远影碧空尽，就好像自己亲自踏上了远赴美国的航程。历时整整两年之后，容闳费尽千辛万苦，带着他从美国购买的100台能够生产机器的原生机械回来了。就是在这100台机器的基础上，曾国藩着手组建了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标准的近代化企业--江南制造局。
曾国藩家书中，我重点想讲讲“诚信”，他在《交友》篇中，告诫儿子：“凡与人交际，当求其诚信之素孚。”这里，是将诚信这个品格作为择友和与朋友相交的一个首要条件和准则。交朋友，要交诚信的人，与朋友交往，也要做到诚信。诚实守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季札，春秋时代吴国的公子，博学多才，品行高尚。一次，他奉国君的旨意出使各诸侯国，途径徐国时，受到徐国国君的热情款待。两人谈古论今，意气相投。宴席上，品着美酒佳肴，听着优雅的音乐，季札一时性起，就起身抽出佩剑以助酒兴，并对徐国国君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
这把佩剑非比寻常，剑鞘上雕刻着蛟龙戏珠的图案，镶嵌有上等的宝石，灯光下闪烁着4 夺目的光芒。剑锋则是用上好的钢打磨而成，寒光闪闪，格外锋利。在季札手中，剑被挥得银光万道，威力无穷。徐国的国君被这把佩剑深深地吸引住了，却不好意思表达出来，只是不住地朝它观望。季札心知其意，无奈出使诸国，宝剑是身份的象征之一，不能相赠，于是就在内心暗想道：等我完成了出使的任务之后，一定要回来将这把佩剑送给徐国国君。
怎料世事无常，等到季札出使返回，又经过徐国时，徐国国君却在不久前暴病身亡了。
季札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徐国国君的墓前，内心有说不出的悲戚与感伤。他望着苍凉的天空，把那把长长的剑，挂在了树上，心中默默地祷念着：“我知道您喜欢这把佩剑，只是当时不便相赠，如今我出使归来，任务完成，可以将它赠予您了。”跟在一旁的随从非常疑惑地问他：“徐国国君已经过世了，您将这把剑悬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季札说：“徐君非常喜欢这把剑，在离开徐国之前，我曾在心里许下诺言，回来时要将这把剑送给他。君子讲求的是诚信与道义，怎么能够因为他的过世，而背弃为人应有的信与义呢？”后人为纪念此事，在季札挂剑处修建了 “季子挂剑台”。
司马光，大家都听过他小时候砸缸的故事，非常聪明。那是他六岁时的故事。司马光七岁，还有件事，有一天他跟姐姐在父亲的书房里玩。玩着玩着，开始砸核桃来吃，砸开了硬壳，取出里面的核桃仁，放到嘴里，可是刚嚼了几下，就觉得核桃仁又苦又涩，于是吐了出来。姐姐对他说：“你瞧，核桃仁外面有一层薄皮，把这层薄皮剥掉，就不苦了。”司马光点了点头，就照姐姐说的去剥皮，谁知怎么也剥不下来。姐姐帮了一阵忙，也没剥下来，正好有个小伙伴来叫，就走开了。这时候，有个使唤丫头来给主人加开水，看到司马光正干着急，就叫司马光把核桃仁放在茶杯里，倒上开水泡一会儿再剥。果然，很容易就把核桃仁的皮剥掉了。过了一会儿，姐姐回来了，看到桌上放着白白的核桃仁，很惊奇，就问司马光：“小弟，这怎么剥出来的？是谁想的好办法？”司马光挺得意地说：“我！”还把用开水泡核桃仁的方法告诉了姐姐。姐姐很开心，这小弟太聪明了，去年砸缸救人，今年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剥核桃仁，真是神童啊。这时候，司马光的父亲走过来了，十分严厉地对司马光说：“这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吗？明明不是你，为什么要说谎？你这么小就不老实，以后还有人相信你吗？” 司马光挨了批评，知道撒谎是坏事，老老实实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再也不撒谎。后来，宋史中记载，司马光最大的品行就是诚，被人推崇，被青史记载。
国外，对这个诚信更加看重，有个德国留学生，成绩很好，在德国读到了研究生毕业，然后就想留在德国就业，找工作。但是找了很多企业、公司，都不要他。于是，退而求其次，找了中等企业去应聘，谁知人家也不要他。德国，大家知道，很多都是技工，他是研究生，高学历啊？难道是因为中国国籍受到歧视吗？不是的！后来，有个企业老板跟他说了实话：“年轻人啊，你知道吗？信用记录显示，你曾经有三次坐公共交通没有买票！”
所以，这个诚信非常重要。曾国藩将这个写进家书，作为家训，教导自己的孩子！另外，曾国藩对于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取向的态度，也有值得我们现代家长借鉴的地方。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一生快不快乐，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赚多少钱，而在于你有没有找到心灵的归宿。所以他多次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曾国藩本人是个标准的儒生，和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是通过科举考试出头的。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纪泽，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领军人物；二儿子曾纪鸿，出色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可惜后来英年早逝。这两个孩子，从小也是学的经史子集，当时的封建社会，儒生要施展抱负只有“华山一条路”，即参加科举考试。但曾纪泽，第一次进城赶考就落榜了。老爹曾国藩得知后，打算写信勉励他，不要灰心，继续努力。谁知，老家传来消息，说曾纪泽打算从此放弃科学考试。族中长辈对此都甚觉惊奇，觉得这孩子疯了，大家都认为曾国藩要是知道这个消息肯定要气坏了。哪知，曾国藩却很平静，写信问儿子，为什么要放弃科举考试，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曾纪泽跟父亲说，科举考试内容僵化，都是在故纸5 堆中自欺欺人，不如学点实实在在有用的东西将来可以报效国家。现在西方列强入侵，国家饱受内忧外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摒弃夜郎自大的心理，承认差距，奋起直追，我想学点西方社会学与语言学。对儿子如此清晰的思路与远见卓识，曾国藩大加赞赏并全力支持。不仅同意儿子放弃科举考试，还亲自为曾纪泽找老师，请当时一些了解西方文化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来教育他。后来，曾纪泽终成晚清著名外交家，跟郭嵩焘两个人成了中国外交史上开风气之先河者，出任英法大使期间，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得到了西方各国的交口称赞。俄国侵占我国新疆伊犁时，在已经签订前期卖国条约的情况下，他孤身一人愤然请缨，在彼得堡跟俄国人唇枪舌剑斗智斗勇，终于凭借高超的外交智慧将伊犁要了回来。此事，被世界各国评论者称为“人类外交史上的奇迹”.次子曾纪鸿，紧跟哥哥，他当时还小，还没到参加考试的年龄，却也学哥哥的样，跟父亲说：我也不考了，我要学物理学、数学。这些学科，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曾国藩自己也不了解，但他还是支持儿子的兴趣。曾纪鸿后来成了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他将圆周率值计算到了100位的数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曾国藩家书中还说：“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孔子教育弟子，其中最要紧的是仁，仁，莫过于“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几句话。曾国藩也是这样说并这样做的，他的家训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吸收中国古代家训智慧，用于现代的教育，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能做到立德为先、修身齐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幸福生活！
从传统再回到现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孩子成了现代中国家庭的中心。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家庭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青春期，是身体和思想迅速成长和定型的时期，这个时期，教育和引导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孩子的人生。
那么，这个敏感时期的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帮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追求。
人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什么东西才能真正支撑我们走一辈子呢？钞票？不行！钱可以买到床，但买不到睡眠；可以买到婚姻，却买不到爱情；可以解决物质问题，但不能解决精神问题。朋友圈？也不行！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被取消关注了。亲情？友情？爱情？当然这些很好，但没有人可以陪你走一辈子，而且也没有人可以替你走你的人生路。能支撑我们走一辈子的东西唯有一样，它就叫做“价值追求”。
现在的孩子心理普遍很脆弱，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哪里哪里的学校，这其中有中学也有大学，有个学生跳楼了。回想下中国古代，何曾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古代的年轻人、知识分子绝不会这样，基本上就没有自杀的，绝不会动不动就去自杀。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质疑，屈原，第一个就是自杀的，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端午长假！请问屈原怎么死的？”“自杀的。”“怎么自杀的？”“跳水自杀的。”“跳的什么水？”“跳的汨罗江。”“汨罗江在哪里？”“湖南。”“屈原哪里人？”“湖北人。”问题来了，湖北人要死，为什么要跑到湖南去跳江呢？湖北没有江吗？湖北号称“千湖之国”，要死不死在自个家门口，死到别人家门口，恶心人家去吗？那么屈原为什么要跳江呢？原因很简单，郢都被攻破了，楚国灭国了，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之际，写完《哀郢》与《怀沙》后才沉江以明志。这叫6 什么？这叫“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这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去死。不要说屈原了，“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田横在秦末自立为齐王.刘邦统一中国后,田横带领五百多人逃入海岛.刘邦招降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耳.田横来到离洛阳三十里处,终觉向刘邦称臣为耻,自刎而死.岛上五百人,听说田横已死,也都自杀.五百人可以集体横刀自刎。大宋亡后，崖山之役，十万可以集体跳海自尽。更不要说大明亡后，江南一城一城的知识分子集体自尽殉国。这叫什么？这叫为了一个价值追求，为了一个价值观而舍身取义！
但是，在个人生活中，面对再大的坎坷，再大的磨难，屈原怎么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孟子怎么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庄子怎么说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些都是古人的名言，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说更容易理解，那就是——“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内心有强大的价值支撑。这种价值支撑什么时候最容易获得呢？无数的仁人志士告诉我们，它在青春期最容易获得。
整整一百多年前，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他叫蒋志清，考进了宁波的箭金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叫做顾清廉的老师。在这里他跟着顾老师读到三本书，他后来在日记里提到，这三本书奠定了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追求。第一本书，邹容的《革命军》，树立了他的革命理想；第二本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从此他就变成了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谓“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第三本书，王阳明的《传奇录》，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终身理想。这个17岁的年轻人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蒋中正。
在蒋志清同学之后，又有一个比他小5岁的年轻人，叫毛学任，字咏芝，考入了长沙第一师范学堂，遇到了著名的杨昌济老师。杨老师问他：“你这名字，不错哦，谁取的？”毛学任说：“我自己取的，因为我崇拜的偶像是国学大师梁任公，梁启超。”杨老师听了点头说：“梁任公确乎一代楷模，但我们湖南也有先贤值得你学习啊！”于是就送了两本书给这个年轻的毛学任同学。一本《曾文正公文集》，一本《胡文忠公文集》，作者是晚清实学的两位大师——曾国藩与胡林翼，也都是湖南人。后来毛学任太喜欢这两个人了，说了一句名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另外，则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了，不叫字咏芝了，因为胡林翼字润芝，他就把自己字改成了“润之”，后来大家都叫他毛润之。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发现大多都发生在十七八岁，十八九岁。比如说，两千四百年前，有一个叫仲由的同学。据司马迁描述，他大概原来是混黑社会的，性格比较冲动。但在十八岁的时候拜在孔仲尼老师的门下，从此他脱胎换骨，由仲由变成了孔门大弟子——子路。
同时，在西方，在雅典，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名叫阿里斯托勒斯，因为听了一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师的演讲，感觉太深刻了，深刻到苏格拉没有底儿了！于是他决定放弃自己摔跤手的生涯，请注意，他原来是一个体育特长生啊，他当时在摔跤界已经有个外号叫“宽”，说明已经闯出了名头。可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职业生涯，拜入苏格拉底老师门下。这个决定对于他个人来说还不算巨大，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说才是意义极其重大，因为“阿宽”的绰号只是意译，它的音译叫做“柏拉图”。
还有一位梁卓如同学，十七岁的时候高中举人，有着大好前程，可十八岁的时候，因为来到一所学校，听了一位叫康南海老师的课，便毅然放弃了科举考试，拜入了康南海门下。后来这对师生以“康梁”并称，这个梁卓如同学就是后来的国学大师梁启超。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不难看出，青春期是一个人性格定型和人生观世界观树立的关键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更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时期更关键，更重要。
6.中国古代教育理念 篇六
摘 要： 《弟子规》是清代一部有关教育学的著作，书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是儒家思想，对我们在中国传统教育方面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弟子规》让我们对现代教育的缺失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和反省，对我们如何传承中华文明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 《弟子规》 传统教育 现代教育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由清朝学者李毓秀根据宋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童蒙须知》编写，文章模仿《三字经》的格式，三字一句，浅显易懂，蕴含儒学哲理，是中国古代私塾中教育学生的重要启蒙用书。《弟子规》中体现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它以“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为开篇总纲，引用和借鉴儒家思想的代表作《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一段孔子的启蒙教育理论。《弟子规》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典型中国式教育，规范中国知识分子应具备的道德基准。本文将从孝悌、仁义、学识这几个部分对《弟子规》中的传统教育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以孝弟为先，遵守孝道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思想
《弟子规》以首孝悌，入则孝，出则悌开篇，对学子进行启蒙教育，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家庭的教子之方。在儒家思想占据传统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基准。而孝悌则排在首位，说明中国人崇尚孝道，用“百行孝为先”对一个人的品德做首要考量。《论语》有关孝的讲解是懂得孝弟的人很少会犯上作乱。儒学教育即所谓的培养君子的教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么孝弟就是仁义之本。把孝视为施行“仁爱”的根本和“忠义”的前提。因此《弟子规》中对将成为读书人的入学儿童的首条规范就是尊敬父母，即“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亲爱我，孝何难，亲恶我，孝方贤。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而像二十四孝中汉文帝亲尝汤药、黄香扇枕温衾、虞舜孝感动天地等一个个具体感人的故事在这些看似教条却蕴含丰富做人道理的话语中体现出来。
中国古代教育是仕途经济，因此学生的教育也是以培养科举进仕、扬名立万的政治人物为主。《孝经》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说明孝是天经地义之事，孝可以治国，孝可以忠君，孝可以立身成名。《孝经》提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尚书》也提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古人认为以孝为基础处理好家庭关系，才能保证今后人生目标的正确确立和事业有成。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尽匹夫之责，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对孝的解释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中国是由“礼”维系的一个民族，礼是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代表作品是礼记。孝与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礼记》中记载“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论语》中也写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父母惟其疾之忧”，所以《弟子规》中有“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而“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近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移。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更是详细具体地从各个礼仪规则角度对学生见到长辈时必须遵守的礼节进行劝诫和规范。
二、信义与仁爱的思想
1.以诚信为本，崇尚信义。
儒学思想中五常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道德标准，《大学》说：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中庸》里也提到“诚者，物之始终。不称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论语》中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行为规范的培养以礼为行为准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受这种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古人对信义的推崇是毋庸置疑的。俗话说：“黄金如粪土，信义值千金。”故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为信义杀身成仁者不计其数。
《弟子规》以“谨而信”对学子们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正如《论语》中所说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敬而无失，恭而有礼”。《弟子规》中以“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要求学生的行为必须合乎“礼”的道德规范，做到恭敬有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中孔子对君子的行为准则的要求是“言必行，行必果。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弟子规》对学生在诚实和讲信用方面的规定是“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说话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刻薄语，污秽词，市井气，切戒之。未见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合乎圣人训导的“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君子行为。《论语》中提倡“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道听途说，德之弃也”。因此《弟子规》劝解学生说读书人不可闲言秽语，沾染市井俚俗之气。“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齐。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同时在为人处事和如何做人方面知道“闻过怒，闻誉乐，损友来，益友却。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不可相互攀比，应崇尚德学才艺，“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励。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知错能改，勇于承认过错，“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这些美好的道德品质在《弟子规》的教育理论中都做了详细描述。
2.仁爱思想。
孔子讲仁，孟子讲义。儒家提倡仁者爱人，仁爱思想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主题思想。《弟子规》认为“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正是所谓的泛爱众的思想。而“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则表现出“仁者安仁，知者利人”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思想。像“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恩欲报，怨欲忘；抱怨短，报恩长”则是表达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媚。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不亲仁，无限害；小人进，百事坏”则是培养学生“亲仁”的人生观，亲君子，远小人，使自己成为仁人君子。儒家认为“仁”必须有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德行。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克己复礼为仁。”说明以“仁义”为基础培养道德品质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对学生教育的最高意境和长远目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是古代理想完美品格的体现。
三、在道德教育基础上进行知识教育
《论语》中提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即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知识教育。唐朝韩愈在《师说》中对教师的定义是传道授业解惑也，即老师首先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接下来授业解惑，对中国学生首先进行礼仪伦理教育，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学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弟子规》中列举“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很好地辩证学习与实践思考的关系，即所谓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幕彼，此未终，彼勿起。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心有疑，随札记；就人问，求确义”。这些规则向学生介绍许多有用的、很好的学习方法，如“余力学文”，“勤学好问”，“读书三到”，“不可舍此慕彼”等。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教育学生学习方法的经典例子至今说来仍然朗朗上口，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举一反三，奋发图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古人认为读书是个人修养和品德完善的重要途径，因此古人将读书叫做读圣贤书，读书人万万不可读杂书、生邪念。《弟子规》中说道“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说明“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仁礼”与“学识”合而为一的思想。
《弟子规》中蕴含着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是古代有关中华教育的典型代表。儒家教育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主流，以道德修养、品格完善为要著，使人在修身养性、成为拥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格的基础上学习知识，至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当今社会由于种种因素，现代教育中出现了许多错误的观念和误区，因此《弟子规》中体现出的儒家教育的精华思想对现代教育的缺失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可以说儒家思想在整个思想史上是伟大的，是值得中国人继续传承和弘扬的宝贵思想，是中华文明最引以为傲的瑰宝。
参考文献：
7.中国古代教育理念 篇七
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 关于中国古代教育诗的相关研究较少, 翻阅史料可以发现, 在分类、注释、断代等方面的研究还是散见在一些著作和文章中。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代教育诗选注》 (1985年, 陈汉才) , 是现今较为全面梳理、注释我国古代教育诗的著作。全书选取教育诗160余首, 以各个时期为历史主线,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家的教育诗, 收集民歌民谣以及民间歌手所写教育歌谣。所选教育诗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状况, 表述了教育家的教育主张。概括来讲, 主要包括了学校制度、选士制度 (科举) 、文教政策、教学方法、爱国教育、书院教育、学派争鸣、家庭教育、尊师爱生等几大类教育诗。但除此之外, 鲜有相关的著作与文章问世。
关于古代教育诗的研究, 特别是基于教育文化遗产的视角, 是一个较为全新的领域, 因此, 明确研究目标与旨趣, 对于深刻理解教育诗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和参考价值。笔者认为, 在中国古代教育诗中爬梳史料, 必须从微观的角度揭示中国古代教育诗对于当时教育发展的重要性, 呈现教育诗这种教育特殊史料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在研究视角、资料发掘、框架构建、线索梳理以及一些重要问题的分析等方面都应力求突破, 具体说来,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研究目标:
一、完整的勾勒中国古代教育诗的发展演进历史
对中国古代教育诗的数量种类非常庞杂, 涉及面也十分广泛。目前关于中国古代教育诗发展演变虽然有一些成果, 但是线条都比较粗略, 缺乏对不同时期各类教育诗发展演变的翔实梳理与呈现。因此, 在历史演进的角度中, 后续的研究者应当在大量查询搜集整理诗歌资料的基础上, 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萌生与成熟期——先秦, 拓展与发展期——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 分化与深化期——辽金元、明、清, 即三大时期, 八大阶段, 力求对每个时期和阶段进行梳理并勾勒其清晰历史发展脉络。
二、深入的诠释中国古代教育诗的教育内涵
关注中国古代教育诗的教育因素, 而改变以往多从文学角度的研究, 其中包括教育诗与中华传统诗教关系、古代教育人士教育诗创作等重要内容, 应当以还原教育诗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作用。通过对教育诗的这些相关教育因素的深度挖掘, 力求填补以往教育诗研究的不足。
三、全面的揭示中国古代教育诗的多维价值
从教育价值、文学价值、美学价值、文化价值四个方面探寻中国古代教育诗的价值, 着重挖掘教育诗的现代性价值, 涉及的领域之复杂、范围之广阔是以往教育诗研究少有的, 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教育史研究的视野。将中国古代教育诗的教育价值作为研究重心, 在广阔的社会场域中进行研究, 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 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而不是单线式的思考。这种全景综合推进的研究既是目前教育诗研究的难点, 也是重要的创新之处。
面对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如此庞大和珍贵的教育诗遗产, 我们有义务和责任进行全面的认知、整理和研究, 在继承的基础上汰劣存精, 发扬光大, 以纬延诗国的辉煌。并使之成为精神文明的生动教材, 成为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品格的宝贵动力、为复兴中华教育之崛起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陈汉才.中国古代教育诗选注[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2]张涤云.中国诗歌通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3]孙多吉.中国诗歌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4]王红、谢谦.中国诗歌艺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8.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略论 篇八
一、中国语文教育史是母语教育史
20世纪初语文教育经历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一方面，引进西方教育思想，创建新学制，推行全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另一方面，对传统语文教育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批判者将积累等同于死记硬背而予以否定；指斥感悟为经验主义、神秘主义，是让学生自己在黑胡同里乱撞；认为先记诵后揣摩再模仿的“运用”（写作）教学，缺乏整体设计，知识结构不清晰，训练线索不清晰，是“瞎子摸象”，很不科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批判者们对传统教育不遗余力进行批判的同时，尝试着以西方教学模式替代传统语文教育的教学模式。倡导西方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教育理念，主张按照知识结构条缕分明地讲析，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划分段落、概括段意、总结中心、归纳写法，一个都不能少。引进西方文章学知识体系，审题、立意、选材、组材、结构等程序化训练风行天下。其结果如何呢？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现象依然存在，并招致社会各界猛烈批评。1997年语文教育大讨论后，语文教育逐渐调整了方向，走上了回归传统之路。2001年新课程标准明确阐述：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传统语文教学模式得以逐步恢复并在一定程度上确立其主导地位。
在语文“误尽苍生”的责难声里，我们除了思索语文教育中存在的弊病而作必要的“与时俱进”的修正外，我们还要面对着这样的事实：多少年我们都主动承担或被动应对着统合而庞杂的学科内容──所谓“定义”的大杂烩、所谓“两性”争论的不休、所谓中西“嫁接”的困难──种种困难或论争的根源皆在于此，于是，语文教师不由得发出“语文最难教”的慨叹；学生不由得发出“语文最难学”的悲鸣。
而语文的“大杂烩”，既与定义有关，更与语文的历史密切关联。换句话说，语文不好教是伴随着古代语文教育的发展而演化出来的，因为古代语文教育是“文史哲不分”的，现在的问题是古老的语文教育分化过程中产生的。
中国古代教育讲求文教、言教、身教，教化的内容相当广泛。语文教育的目的决定了语文教育内容的综合性和丰富性。
语文1904年才独立设科，而其他学科因为有比较早的分科历史，有比较具体而明确的分科内容，因而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很容易找到这些学科之间质的同与异。而语文学科则不易做到这一点。虽说改革开放后文学与政治分离，标志着政治捆绑文学的时代结束了，“文”并非皆以“载道”，那么语文教学也不应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传声筒；但“语文是有关‘母语教育的学科”，“强调人文精神的弘扬，这是母语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语文事实上是思想、道德、伦理、信念的一个载体”。语文究竟是怎样的学科？不研究母语教育的历史，很难言说现代语文教育的出路与对策。
二、研究古代母语教育史的意义和价值
“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这是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的一句警言，意思是治学者只有了解古今，今以古鉴，古为今用，才能明晓事理，学以致用。朱绍禹呼吁：研究语文教育，还必须研究历史，“通过对变化历程的了解，认清现状和把握未来趋势”。我国的语文教育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正确地继承这些宝贵的遗产并在此基础上求得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中华民族是朴实的民族，学人谓之“史”的民族；中华民族又是很重视文采的民族，学人谓之“文”的民族。“郁郁乎文哉！”“焕乎其有文章！”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大厦的建造，语文教育是一块不可缺少的、难以替代的基石。我们研究古代语文教育史，从中探索语文教育在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认识今天新课程中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乃至大学语文教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前人们普遍赞同“软实力”观点的情况下，研究古代语文教育史，深入探讨中国古代母语教育如何有效发挥文化使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课题。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于世的精神支柱和情感家园，它的继承和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存亡。母语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是民族身份的标志。母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博大精深且浓郁丰厚的民族文化滋养着年轻的生命，从而塑造其民族个性，培养其民族性格，陶冶其民族精神，使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和年轻生命的成长同行同在。
语文教育主要具备两个功能，并对人的终身成长产生影响：一是培养学生表达的技能；二是培育健康的心灵。中学生学语文的目的，一是掌握运用母语来交际和表达的能力，二是熏陶培育自己的情感和心灵，使自己健康成长。因此，对语言文字的使用能力的培养和健康人格的塑造，便成为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又因为母语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母语教育必然肩负神圣的文化使命。
三、研究古代母语教育史的目的任务
我们研究古代语文教育的目的，当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们应该取古为今用的态度。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总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搞语文教学改革，不能割断历史的脉络。具体而言，研究的目的和任务是：
1.寻找源头。就像治理江河水患，寻找到其源头才能根治。同样，诊断现代语文教育的病根，必须找到它的源头。或许，当我们认清语文的“大杂烩”、“文史哲不分”的情形后，就会明白“语文最难教、最难学”的根源所在。治病治本，找到病因是根本。
2.分析研判。古代语文教育是一种广义的语文教育，其教学内容深受古代文化传统的影响，是集经史子集为一体、熔文史哲经于一炉的大语文教育。无论是言文时期的“生活劳动教育”，还是古文时期的“一揽子教育”，都是一种综合教育（用“统合教育”更为准确）。
3.提炼理论。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角度，对古代语文教育进行历史分期，揭示古代语文教育的性质、特点，古代语文教育的内容、方法，古代语文教育的形态及使用的教材，古代语文诵读教学及语感培养，古代语文教育的文化观、思想观和实践观等，尽可能客观地描述，科学地论述，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探寻漫漫几千年古代语文教育的理论体系。
4.传承创新。传承什么？如何创新？这是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正视的问题。研究古代语文教育当然也不例外。我国的古代语文教育，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当然也存在一些弊端和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科学的态度是传承与创新。
5.反思展望。反思古代语文教育存在的弊端，以避免重蹈覆辙。比如重视语文教育的社会教化功能，但相对忽视语言的工具性价值，这与新课程对语文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性的统一”的定位有偏差，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是当代语文教育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反思现代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古见今寻求对策，将母语教育纳入全球视野进行展望。历史与现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割裂和对立，只能微笑着握手，共同面向未来。
四、古代母语教育史的研究现状
与语文学科的其他领域相比，中国语文教育史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张志公先生出版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可以说是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这部书取精用宏，以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前人少有的学术胆识，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经验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概括。张志公先生因而成为中国语文教育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这是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推进时期。张隆华先生主编的《中国语文教育史纲》在这一时期问世。
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繁荣期。语文教学界与教育史学界几乎一致地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语文教育史这一领域。无论是史料的整理，还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语文教学界推出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如张志公先生将旧作修改为《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董远骞先生的《中国教学论史》，熊承涤先生的《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林治金先生的《中国小学语文教学史》等。其中张隆华、曾仲珊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则是90年代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该书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语文教育思想，语文教材、语文学习工具书、语文教育专著、语文教育家作了比较精深的研究，建构合理，内容丰富，评论公允，理论性与史料性紧密结合，确实在学术上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一些高等院校，如杭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中国教育史专业的部分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也围绕中国语文教育史问题展开，其成果也大多公开出版，如池小芳的《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研究》、郑国民的《从文言教学到白话文教学》，等等，都拓展了语文教育史研究的空间，从而显示了中国语文教育史领域的独特魅力。
进入21世纪，语文教育史研究较有影响的成果有：李良品先生的《中国语文语文教材发展》、王松泉等主编的《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王文彦主编的《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谢保国先生的《古代语文教育史稿》。其中《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脉络清楚，便于把握。尤其是在语文教育历史时期的划分上有独到见解，体现了教材的个性特点，适合高师教育。但它毕竟只是“简编”，只提供了教育史最基本的知识，尤其是古代史部分。《古代语文教育史稿》的主要特点是考据之功细密，史料详实丰富，义理新见迭出，辞章美感丰富。最新成果是靳健先生2014所著《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本书实则是一部中西文化对话视野下的国学发展史，视角独特，视野宏大。
刘正伟直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语文教育史是新时期语文学科研究较为成熟的领域。说它成熟，一是因为这一领域内的研究力量较为整齐，而且，心态比较平和；二是研究者也具有相当敏锐的判断力。但是，这些并不能掩盖语文教育史研究存在的问题。第一，研究的整体水平并不平衡。概括地说，古代的语文教育史研究远没有近现代语文教育史研究受到重视，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首先，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是语文教育史上一个大变革、大变动的时代，与世纪之交的当下语文教育改革有许多相似之处；其次，与语文教育现状具有更为紧密的联系。应该说，这是正常现象。但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的研究还应该受到更为充分的重视。实质上，这几年圈内外许多争执不休的问题，尤其是对传统语文教育表现出的非历史主义的偏爱，都说明对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研究还应该加强。
五、古代母语教育史的研究构想
（一）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应体现三个方面的意图：一是客观再现古代语文教育综合性和丰富性的性质和特点，二是厘清古代语文教育隐含的“课程与教学论”的知识体系，三是体现母语教学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关系。
内容由“古代语文历史分期研究、古代语文教育形态研究、古代语文教育本体研究、古代语文教育内容研究、古代语文教材使用研究、古代语文教学论研究、古代语文教育方法研究、古代语文名家教育思想研究、古代语文民族文化研究、古代语文传承与创新研究”等构成。这些内容即角度（层次），分属五个结构板块：“分期论”（总领）、“形态论”（依据）、“教学论”（主体）、“文化论”（特色）、“发展论”（创新）。
（二）研究内容与脉络层次
1.“分期论”：它是研究内容的统领，言文期和古文期的语文教育其形态、性质、特点和内容等是不同的。这就保证了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2.“形态论”：它揭示古代语文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和内在的联系性。古代语文教育没有课程形态，但学校诞生后已有课程形态的萌芽。教育形态是语文教育的存在方式。
3.“教学论”：古代语文不是独立的学科，但已有“语文教学论”的萌芽和发展轨迹。“本体”、“内容”、“教材”属于“课程论”的范畴，“方法”、“教学论”属于“教学论”的范畴，“名家研究”兼属于课程与教学论的范畴。教师既是课程资源，也是教学资源。
4.“文化论”：民族文化对母语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古代语文教育的文化性是鲜明的，将母语教育与民族文化紧紧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能充分认识和把握母语教育的特点。
5.“发展论”：它为古今交汇点，着眼于古代语文教育的传承与创新。立足当代（发现问题，寻找对策），衔接古今（启示和借鉴），展望未来（明确发展方向）。
（三）研究方法与写作特点
古代语文教育史研究的新思路，从历史分期切入，按照古代语文教育在言文教育期与古文教育期两个阶段各自发展的脉络去探究母语教育的发展历史，既体现它与文史哲不分所呈现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又清晰地描述出它在历史演变中的鲜明特点与发展脉络。
这个研究思路从从古代语文教育的现象到本质，从语文课程的萌芽到教材使用和教学，从历史现状到未来发展，打破了传统教育历史研究的窠臼，不以历史分期为主线，而以探寻语文教育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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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刘正伟、顾黄初：《关于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对话》，《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