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胎政策调查报告

单独二胎政策调查报告（精选6篇）

1.单独二胎政策调查报告 篇一

论 “单独二胎”政策

近日，关于独生子女“单独二胎”成为社会谈论的热点话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我国人口基数大，已达近10亿，而我国当时经济尚不发达，如果不对人口加以控制，那么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保障不了人们的生活，而且由此带来的教育，住房，就业，福利等等问题一堆堆。

我认为计划生育给我们带来了几个优点。其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成就巨大，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统计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二，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如果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严重后果。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淡水资源、能源降低，不仅资源环境难以承载发展的需要，而且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可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如现在，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不如现在。其三，实施计划生育更容易集中精力优育。一个孩子，相对家长的负担就会减轻，重点也会转移到孩子的身上，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去培养优秀的人才。

然而，所有的事情没有十全十美，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历经两年的研究指出，我国的人口政策亟待转向，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

[5]整。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如果没有持续的劳动力，不仅经济难以持续发展，应对老龄化社会也会吃力。我们这一代就深有体会，独生子女，在家里所有人都围着你一个人，当父母真正老的时候，我们就面临着两个子女赡养四个老人，这给我们增加了极大的负担。

放开“单独”家庭生二胎，是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像前迈出的一小步，虽然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并不大，但具有风向标的意义。让家庭和个人享有生育决定权。不管怎么调整，其落点都应该是尊重和保障国民权益，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另外“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带来我国的人口继续增长的态势，可从另一方面来说，它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沉重的养老压力，以及有利于解决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男女比例和代价交替失调问题。至于会不会对我国人口增长控制带来重蹈覆辙和倒退，或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还得依靠政策及时控制和调整，将人口增长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人口不可持久的快速增长。

2.单独二胎政策调查报告 篇二

一、传统媒体:“计划生育”国策不容协商

1. 效率优先的渴望

改革开放窗口的打开, 国人终于知道中国与世界隔绝是多么的久远。当年“赶英超美”的梦想不仅没有实现, 而且差距再次拉大。面对当时贫穷落后的现状, 国人都在反思, “众所周知, 从解放到现在,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 给国家带来了不少困难, 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1]

其实, 对人口问题的探讨与争论始于1950年代。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旨在控制人口增长。毛泽东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 只要有了人, 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媒体很快一边倒, 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高潮, “控制人口论”遭到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所有媒体的批判。此后20年的生育高峰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大根源, 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对此颇有共识。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错批一人, 误增三亿》一文认为, 1959年毛泽东“错批”了马寅初, 从而导致1959-1979年“误增”了三亿人口。同年, 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第一批610万孩子领取了独生子女证。1980年9月25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3月国家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1982年, 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计划生育, 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通过的宪法中, 第一次把计划生育写进了总纲:国家推行计划生育, 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可见, 独生子女政策的诞生背景, 是改革开放初期对效率的迫切需求, 效率指的是在达到同样的目的下, 使用的时间最少。效率优先成为当时经济运行的准则, 实质是结果唯一论, 发展生产力优先。既然人口众多拖了效率的后腿, 那么控制人口增长自然成了是人口政策的导向, 体现了当时政治精英期盼国家脱贫富强的急切心态和焦虑。

宣传国策, 凝聚共识, 媒体责无旁贷。

2. 传统媒体对“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的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国媒体具有“政治家办报”传统, 必须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遵守宪法、法律, 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然党代会报告、宪法都强调计划生育的重要性, 对这一国策的宣传就成为媒体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了。

其实, 早在1970年代后期就有一些知识精英对“一胎化”政策提出质疑。1979年梁中堂就警示了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 认为“一胎化”会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王金营对1972年以来人口发展的动力学研究表明,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57.88%, 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61.21%, 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1980年前后两个政策阶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趋势并无显著区别。[2]但是, 媒体宣传国策是刚性的, 也是绝对“去协商”的, 不容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

可见, “独生子女”政策一开始, 对此质疑声就不曾断绝。只不过是作为学术观点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传播。大众传媒对国策的宣传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 知识精英的质疑声、民众的意见和需求, 只能从某个侧面被大众传媒包装为“只生一个好”等国策话语, 同样, 民主协商也只能在官方文件中出现, 从而成为大众传媒抽象而美丽的修辞。

“男孩女孩都一样”, “还是一个好”, 类似的国策口号在媒体中演绎着一个个少生快富的故事。但中国老百姓期盼“儿女双全”, “再生一个”就是违反国策, 没有协商的可能, 这时大众传媒只能“接天气”而不会“接地气”, 上情可以下达, 下情难于上达。于是老百姓用行动与国策无声地“协商”着:偷生躲生。1990年春晚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老百姓对国策的无奈。其中黄宏一句台词“据我观察, 没有发现敌情。”把执行国策的计生干部看成敌人了。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基层计生干部工作方法的粗暴、无理甚至无人性。从一些计生标语上略见一二, 如云南楚雄某农村:“一人超生, 全村结扎!”四川某地:“该扎不扎, 见了就抓。”山东某地:“能引的引出来, 能流的流出来, 坚决不能生下来。”湖南某县的生育计划标语:“谁不实行计划生育, 就叫他家破人亡。”[3]对违犯计划生育政策的对象采取“抓、打、关”等非法行为, “株连” (“连族、连户、连亲戚”) 非法关押、罚款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如果超生户家里没有钱, 有时搬走家里的家具物品, 甚至用拖拉机拉着钢丝绳拉倒房子。这些就是发生在莫言老家的真实情况。[4]由于计划生育实行“一票否决”制, 与地方、单位主要领导政绩捆绑在一起, 对此传统媒体作为成功的经验介绍比比皆是, 而对一些极端行为往往是避而不 (播) 报。

3. 对精英“全能主义”的迷信导致公民个体政治主体性的普遍缺失

1980年代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 知识精英的话语往往被官方、民间毫不怀疑地赞赏并接受。1798年, 32岁的英国青年学者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原理》, 认为人的性本能造成人口呈指数级数增长, 食物供应只能呈算术级数增长, 所以人面临着激烈的生存威胁, 为此必须控制人口, 否则战争和饥荒在所难免。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爆炸》、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对人口的增长都表示担忧。

中国学者如马寅初、宋健、王士铎也有类似的担忧。1980年10月3日宋健在《光明日报》发表《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 指出“把人口增长速度降下来, 是当前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务……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980年代以来, 媒体的宣传口径相当一致, 中国地大并不物博, 人口众多, 无论什么一经“人均”就不多了。GDP总量即便排在世界前几位, 但由于人口分母太大, 人均GDP却排名很后, 因此需要降低人口分母, 控制人口增长。

知识精英的一家之见与政治精英的战略思考, 加上媒体的悲情宣传, “全能主义”政治导致了公民主体性的缺失。“全能主义”是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5]全能主义的核心表现为政府与民众的“命令-服从”关系, 革命战争年代向极限挑战的成功先例给执政者留下深刻的记忆。任何人的认识与知识都是有限度的, 不经广泛协商的全能主义精英政治使决策带有相当大的权力意志和空想色彩, 从而造成公民个体政治主体性的普遍缺失。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合意”通过中央集权对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 被动员起来的群众以集体的形式作出统一的行动, 被动员的一方只存在整体的“人民”, 不应该存在有差异的个体。为了实现“国策”的意志, 不仅不能张扬个人的主体性诉求, 甚至要牺牲个体。精英更多地从理想的目标出发而不是多样化的现实状态出发, 更多的是实现国家统一意志和社会的一致性, 而不是基于社会的多样化和个人自由而产生的自主性。[6]

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国具有几千年的文明史, 帝王史贯穿其间。新中国建立后, 人民当家作主, 但帝王权力的惯性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既定, 持异议者发声甚微, 作为人民“喉舌”的传统媒体往往在一片“坚决拥护”、“万众一心”中表示拥护和支持, 少数人观点甚至正确的观点甚至被其错误地批判, 民意只是在官方宣传话语中得到尊重, 实际上更是被边缘化。

二、网络:搭建“人口政策”公共协商的新平台

中国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 从国家级媒体到各级地方媒体, 可以说是阶层制十分严格的行政化传播组织, 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因此, 对大政方针的宣传必须恪守上下口径一致的原则, 对“独生子女”引发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担忧很难有发表“异见”的机会。网络生逢其时, 以其便捷自由、公开透明、平等互动等优势促使公民主体性觉醒, 为公众参政议政提供一个公共协商的新平台。

1. 表达自由

网络是个自媒体, 人人都是记者, 人人都有个麦克风, 这为公共决策中公众进行自由表达提供了技术支持。传统媒体是专业性很强的组织机构, 有着严格的“把关”规定。传播自由在传统媒体中是一种追逐的“迷思”, 能获得多大程度的自由完全取决于操盘手们的施舍。网络的传播自由改变了这一状况。

网络协商的主体是自由的大众和政府及其公职人员, 协商内容主要是大众对时政态度、看法的自由表达, 传播效果由公众自由评判。网络协商体现了网络传播与生俱来的魅力。独生子女真的好吗?“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了30多年, 伴生着人口结构失衡、干群矛盾激化、侵犯人权、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独生子女的人格缺陷等许多社会问题频频见诸网络, 网民从“一小二少四老”家庭结构的弊端自由充分地表达了自己观点和担忧。网民康博涛微文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终极目标, 那就错了, 当经济大幅发展之后, 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变弱, 越富的社会, 生育率越低, 君不见亚洲发达国家及地区如日、韩、香港等, 生育率在1.5以下, 人口会随经济发展逐步回落的。当今之政策, 是以减少儿童数量来消减当年鼓励生育之错误。”[7]提出了独生子女政策应该解禁的看法。作为一个极为普通的网民, 言论如此自由表达在传统媒体上是难以想象的。

2. 主体平等

网络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不曾谋面便可坦诚自由交流的匿名性, 这便使得网络协商的主体平等得到保证。协商主体的平等是指网民与政府及官员之间在虚拟的世界里, 由于彼此匿名, 互不相识, 没有权力高下之分、财富多寡之别、威望大小之异, 但都可以平等自由地发表观点, 实现彼此的沟通, 彼此对话无所顾虑, 可以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及话题进行充分的讨论, 宣传国家大政方针、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平等性贯穿于网络协商的各环节, 公共利益是他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从信息的发布、政策出台前的咨询、互动回应到事件的办理再到效果好坏的反馈, 主体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其中, 没有现实政治生态中由于科层制带来身份的差异而使得人们不敢讲话或不敢讲真话。在网络世界里, 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名字叫“网民”, 为了公共利益走到一起来, 我们彼此称呼对方为“网友”, 既然是朋友, 理所当然是平等的, 所以协商主体的平等性赋予网络协商无限的生命力。网络上进行“单独二胎”调查, 不管你是官是民, 都只拥有平等的一票, 至少不会公然出现“1>99”违背民意的情况发生了。

3. 互动性强

互动性强是网络协商的一大特色。我国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生态等国情的特殊性原因, 代表民众问政的人大、政协、信访、听证等机构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种精英式代议制民主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加之在官民具体互动过程中, 权力结构的阶层化明显, 协商主客体并无实质上的平等, 越级互动 (如上方) 又受到诸多掣肘, 客观地说, 公共决策的协商渠道并非十分畅通, 所以官民互动范围较小, 频度也不是很高, 一些民众在与政府及其官员交流时有时表现得理性不足, 甚至有少部分民众伴有消极抵触情绪, 所以民意得不到及时表达, 相关政策民众也不够理解, 政府态度和想法得不到有效传递, 这种沟而不通的情况影响官民互动, 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基于现代技术的网络协商, 官民互动频率高, 民众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可以先说话, 多说话, 说明白话, 政府和官员可以做耐心的倾听者, 也可以细致地看, 多听多看, 了解社情民意后再多做, 促进官民关系的和谐。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网站和官方微博上, 关乎“单独二胎”的问答颇是热络, 其互动频率高于以往任何时候。解释“单独二胎”并非放弃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国策不会改变。民众通过网络协商、官民互动, 对“单独二胎”政策也有更多的了解。

4. 快速便捷

网络协商便捷、低廉, 只要上网,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参政议政。同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上网费用也会越来越低廉, 打开政府网站, 三言两语提个建议, 或表达对某项政策的看法, 瞬间可以完成。

5. 公共理性的张扬

网络协商剔除了利己主义的私人理性, 表现为卢梭认为关涉公共善的公共理性。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就是指“各种政治主体 (包括公民、各类社团和政府组织等) 以公正的理念, 自由而平等的身份, 在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之中, 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 以产生公共的、可以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8]茅于轼在新浪博客发表博文《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紧急呼吁———学者的联合建议》 (2012.08.18) 从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人口发生的主要变化、按照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 未来的二十年内必将发生的事件、如果不改变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 将发生的事件、应该改变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看法、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育政策等几个方面来阐释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9]梁建章、何亚福、易富贤等用翔实的文献材料从历史纵向性、空间横向性等角度发表大量微文、博文, 颇为系统地分析论证计划生育无利于家、无利于国的事实, 许多网民或跟帖、或发表评论、或赞成、或反对, “忧天下之忧”流露于字里行间, 其公共理性的张扬不无体现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情怀, 通过这样的网络协商来参政议政, 无疑推动着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健康良性发展。

三、网络协商:公共决策科学民主的路径选择

公共决策前必须有协商这个环节, 这是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党的十七大要求, 要把协商纳入决策程序, 充分体现了协商在党和国家决策程序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 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网络迅速发展, 极大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参政议政的途径, 网络是各种信息资源获取的渠道和交流的平台, “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民主的精神, 因此, 将网络协商运用到政治生活中, 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将会大大提高。

1. 发布权威信息, 为公共决策消除盲点

政府既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 更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一个公共决策的颁布、实施, 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充分公开信息, 发布权威信息, 必不可或缺。网络悄无声息地把人们带到信息社会, 信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和交流手段。只有保持信息自由流动, 满足公众知情权, 才能提高他们的研判能力。

网络提供了更加丰富、全面、权威的信息, 为公共决策的制定消除盲点, 便于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主持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 研究结论是, 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达到72.35%峰值, 此后转而下降, 2030年以后可下降到67.42%, 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家长进入老年, 我国已开始进入少子老龄化的新阶段。目前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已达到49.7%, 农村空巢和类空巢家庭也达到48.9%。二胎政策对全体家庭开放的占50.2%, 超过半数。这些信息通过网络发布, 让公众对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老年化程度高的现状有清醒认识, 同时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期盼乃至有生育更多孩子的意愿也不做无原则的迁就, 通过网络协商, 让一些人认识到多生孩子对家庭、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不利, 消除了认识上的盲点, 提出“单独二胎”政策更符合我国国情, 并最终达成共识。

2. 搭建网络协商平台, 凝聚决策共识

现代社会是个多元化、碎片化的社会, 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群体都要在政治上有所表达。网络协商中, 参与主体身份的开放和话题讨论的开放能让他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任何公民可以自由参与协商, 自由公开地发表言论, 不必受权力制约。民众以虚拟网民身份提出各种议题, 然后与其他公民自由互动, 形成公共舆论, 进而影响政府活动, 推动政府的决策过程。“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30多年, 给家庭、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隐忧, 网民通过网络调查、谈感受、发帖子、提建议等方式对“二孩”政策的期盼;也有人提出异议, 如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表示, 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不可取。而易富贤看法正相反, “假如没有超生会怎么样?没有超生的话, 少了1.43亿消费者和1.08亿劳动力 (1980年到1989年出生的孩子到2007年年龄分别为18-27岁, 并且大都已经进城, 是城市的黄金劳动力, 现在沿海各工厂抢的劳动力就是这个群体) 。人口决定消费, 消费决定需求, 需求决定生产。年轻人作为消费者比老年消费者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得多, 并且年轻消费者促使产业升级, 而老年消费者却使得产业停滞。没有这1.43亿活跃的消费者和1.08亿黄金期劳动力, 中国经济如何运转?”[10]对不同观点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 网民都能理性探讨, 平等对待, 最后达成“单独二胎”的共识。这表明网络协商平台的搭建, 公民参政的热情和能力得以提高, 一定程度上克服精英决策片面性的弊端, 也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网络协商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纳入到决策领域和决策过程中, 在分歧中求协商, 异中求同, 在差别中求“最大公约数”, 克服了以简单的多数进行决策的缺陷, 具有纠偏功能。这样, 既有利于维护多数人的利益, 又能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诉求, 同时, 能够消除疑虑、减少分歧、化解矛盾, 凝聚共识, 有利于经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3. 完善网络协商机制, 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以前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 是政府实施的公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活动策略, 其实是精英施政。但网络加剧了社会多元化、复杂化的现实, 倒逼公共决策也得与时俱进了。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 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 保护公众的利益, 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 使公民的利益表达成为公共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协商的实行,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公共决策不当带来的弊端。

“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 是公众、政府网络博弈、协商的结果。一方面, 公众合情、合理的意见、建议得到应有的回应, 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生育诉求;另一方面, 政府并没因循守旧, “萧规曹随”, 而是与时俱进, 通过网络协商, 了解民意, 完善决策机制, 维护社会稳定与进步, 并为未来其他公共事务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积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可见, 网络协商使得政府与公众实现了“双赢”, 是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路径选择。

摘要：公共决策过去是政治精英的事, 公共协商渠道不是很畅通。独生子女作为计划生育的国策实施已有30多年了, 传统媒体对这一国策的宣传向来是四平八稳, 不容协商。本文从表达自由、公开透明、平等互动、公共理性张扬等几个层面阐释了网络搭建“人口政策”公共协商的新平台, 并在发布权威信息, 为公共决策消除盲点, 搭建网络协商平台, 凝聚决策共识, 完善网络协商机制等方面论述网络协商是公共决策科学民主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公共决策,传统媒体,计划生育,“单独二胎”,网络协商

注释

1[1]杜元澍:《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进一步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学刊》1981年第1期

2[2]包蕾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50年评估及未来方向》中国改革论坛网http://www.chinareform.org.cn/society/manage/Practice/201007/t20100708_33005_1.htm

3[3]中国农村计生标语大全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619/14/8434947_219195511.shtml

4[4]2013年03月30日19:41来源:新华网《计划生育30年回望:山东少生5000万人》

5[5]邹谠:《中国20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4期

6[6]铁锴:《公民政治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逻辑建构——主体性视域下的理性思考》, 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8月, 第148页

7[7]http://weibo.com/kur5

8[8]John Rawls,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64, No.3 (Summer, 1997) , pp.765-807

9[9]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2e77u.html

3.单独二胎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篇三

◆ 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

◆ 第一胎非多胞胎；

◆ 女方生育时满28周岁，或距生育第一个子女的间隔超过4年。

多年呼吁终有变革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布人口与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消息一出，全民关注。放宽生育政策将对劳动力及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这是应对“人口红利消失”这一战略难题的初步破题。

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积极而正面地回应了民意渴望、专家呼吁。未来的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的历史也将就此结束，独生子女带来的五伦不全、成长不利、素质降低，以及劳动力供给不足、出生性别比偏高等弊端也将得到改善。可以说，在当前这个关键节点上，对单独二胎进行调整，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单独两孩”不等同于“单独二胎”

新的生育政策方案出台后，引发了多方关注。双胞胎家庭能否再生育二胎？究竟是单独二胎还是单独两孩？针对市民的疑问，卫计委相关人士出面澄清，“单独两孩”不等同于“单独二胎”。如果“单独家庭”的第一胎生的是双胞胎或多胞胎的话，那该家庭就不再适用新政了。

单独二胎 没必要抢生

单独二胎政策放开或者即将放开，对于广大群众来讲是一个好消息，群众都期待这一政策早日落实，三中全会的声音一经发出，一些人就迫不急待了，但是，这种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

一个政策从出台到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也是本着这一工作原则。在相关细则或者是实施方案没有明确的情况下，生育只能是抢生，或者是违规生育，其结果还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

而说到底，扎堆的抢生潮一旦涌现，势必使本来就紧张的教育、卫生等资源雪上加霜，所以，一方面，未来孩子的入学、就医应该成为硬件而得到改善和加强，另一方面，有一个良好的受教育和就医环境，更应该是准备生育二胎父母的硬件条件。

（编辑：梅可）

4.开放单独二胎政策与计划生育国策 篇四

摘要：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政府开放了单独二胎政策，有些人会问到这是不是和我国本有的计划生育国策是否相矛盾，答案是否定的，国家颁布单独二胎政策正是综合我国的人口状况和经济增长等因素与时俱进地表现，是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明智决定,本文从中国人口现状出发，介绍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以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并展望未来计划生育国策的走向。关键词：计划生育

人口

单独二胎

一、中国人口现状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的人口问题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就目前而言，中国的人口问题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就目前而言，中国的人口问题逐渐从高生育率下的高增长量问题转变为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少子化问题和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同时面临来自出生人口素质、人口流迁分布、独生子女家庭的亲权保障和养老保障等很多问题的挑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分析，中国人口现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人口数量依然很大，但增速明显放慢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始终处于低生育水平状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我国的人口基数依然庞大，但人口增速已经明显放缓了。

（二）人口素质偏低，人口结构不合理

人口多并不一定是导致贫困和某些社会问题的原因，关键在于人口素质。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人口不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文化素质都不高，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此外，人库结构不合理也是十分突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年龄、性别分布和劳动力比例等方面。中国人口政策正面临着深刻的转变，将由人口的数量控制为主变为人口存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的均衡发展为主。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加剧，人均福利水平提高较慢

根据有关学者的分析，目前中国人口正在逼近当前科学发展状况下自然环境容量的极限，中国资源不但被过度开发而且浪费惊人，环境污染和破坏程度十分严重。此外，尽管中国GDP已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并有可能在204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人均产出在世界排名依然十分靠后，尚属中低收入国家的排行。

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历程

1971年我国国务院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5年，毛泽东指出：人口非控制不行。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80年，邓小平指出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党中央实行了严格的生育政策，“ 提倡一对夫妇生一孩 ”。1982年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计划生育成为国家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单独二胎颁布之前是鼓励晚婚晚育，城市和发达的农村地区实行一胎制，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农村地区实行一胎半制，父母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和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要求的可以生育第二胎，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可见，发布单独二胎这一政策是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基础之上提出的，这标志着延宕多年的“单独二胎”政策将正式实施[1]。

三、计划生育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自从1971年以来，我国的总生育率一直下降，甚至将到更替水平之下，人口增长的到了很好的控制。自1971年以来我国的总生育率由5.44下降到了2001年的1.68.1972年底我国人口规模为8.72亿，按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推算到2000年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4.99~15.66亿，现实中少生了2.31~2.99亿人。但是自1950年到1960年中国与韩国，新加坡，泰国和台湾的生育率相比差不多，他们并没有推行以政府为主导强有力的人口生育政策，80年代、90年代，韩国等四国人口生育率也下降了，状况与中国一样。但是另一个与中国更加相似的国家印度，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从七十年代到现在，其总生育率一直比中国高。林毅夫对中国台湾、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总和人口生育率的统计和数据回归，得出了三个现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生育率之间呈现非常显著的负相关系；一个经济的发展战略越偏离比较优势，人均收入水平就增长越慢；一个经济的发展战略越偏离比较优势，人口出生率就越高。中国改革开放后，进入到世界分工的大格局下，放弃了赶超战略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中国的人均收入就会很快的增加，人口增长率也自然而然的下降，转而进入韩国等四国的人口增长轨迹，然后国家就要对人口政策作相应的调整，比如现在的单独二胎政策，为的就是避免中国生育率的降低，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替代水平，如果不调整，就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导致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劳动力共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1]。

人口并不是越少越好，人即使消费者，增加拉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又是一种资源，是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源泉，老龄化会制约经济的增长，相反，日本正被内需不足和经济不振所困扰，其经济缺乏活力的主要原因就是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如果不放松，中国未来将走日本的道路。

单独二胎政策其实在2011年的两会期间就已经开始发酵，从最开始的部分地区开放到现在的全面开放，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说明在部分地方开放此政策后有了很好的反响和促进作用，下面是开始当时广东省申请单独二胎政策时专家们的看法，以分析单独二胎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当时大家还在辩论为什么将试行点放在广东，担心会造成“二胎移民”，造成社会混乱，还有担心带来新一轮的生育高峰，其实在1980年代中期，经上级部门批准，山西翼城县、甘肃酒泉市、河北承德市、湖北恩施州，开始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些地区为与我国中西部，当地经济不发达甚至贫困，发展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有相当的代表性，此外，这些地方的计划生育工作基础比较好，如翼城在试点开始前就是计划生育先进县，酒泉在90年代初就达到了低生育水平。这些地区在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多年来人口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保持在两个孩子以下。进入21世纪后，尽管人口基数增大，人口增长却保持越来越低的趋势，出生率、自增率、生育率都低于或接近于与他们条件相似但实行“一孩半”政策（指从1984年起在大多数农村采取的第一孩为男孩的不得再生，而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户在间隔4到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孩的弹性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并没有因为政策较为宽松而引发出生反弹，没有出现多孩生育增多的情况，一孩比例不断上升，二孩比例不断下降，三孩生育微乎其微。集成、酒泉、恩施的出生性别比例比多年来一直保持在正常的范围，而且近年来“越来越正常”。事实证明上述地区并没有出现人口暴涨的情况，在生活压力下不仅现代城市白领二胎的需求不是很强烈，农村年青一代的夫妻的生育观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在物价这么高、育儿负担日益沉重的背景下，单独二胎政策不会引发所谓的生育高潮的[2]。

四、展望未来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走向

（一）计划仍需坚持，政策需要调整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目前的人口状况由高生育率转成了低生育率，国家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也由严格的计划生育转变为了单独二胎制，而且这种制度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如果生了二胎，那么下一代就不是独生子女了，就不会享有这样的生育政策，而且对那些四十多岁的夫妻，他们如果也有是独生子女的，他们的儿子或女儿也是独生的话，如果他们也想再生一胎，那么他们的孩子就变成了非独生，就不能生二胎了，所以政策制定了只是对大多数情况而言的，还缺少具体的实施方案，需要在事件中慢慢做调整，每个家庭不一样，可能将政策落实到个人，每个人都有一套政策，实事求是，从宏观和微观的的层面上将人口控制的最好[3]。

（二）加强文化教育、提高人口素质

事实上，人口多并不意味着必然落后，在一些国家人口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素质低。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我们缺的不是人力资源，而是人力资本。高素质的人才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有重要作用，人民大众平均素质水平的提高对人口数量的控制也是多有裨益的。

第一，人们的文化素养提高之后，将不再满足于将孩子养大，关于生养孩子的质量要求会形成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抑制。

第二，文化素养的增加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人口问题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盲目的生养将会逐渐减少。

第三，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减低，事实上，导致一些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把生儿育女看作了包袱[3]。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对中国的人口困境而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人是文化的生物，生育观也有文化惯性。对于养儿防老这样倾向于多生育的传统观念，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以消减人们关于养老问题的担忧，从而减弱多生育的倾向，对于因为成活成本和压力增大而选择晚生甚至不生孩子的现代年轻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能够削弱关于养不起孩子的担忧，从而减弱少生育的倾向。总而言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必然选择[3]。

5.单独二胎政策调查报告 篇五

在此前的采访中，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曾告诉记者，生育政策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计划生育政策，更不能认为是可以生二胎或者“单独二胎”。

毛群安也曾在卫计委的官方网站明确回应，我国必须将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完善生育政策”是新组建的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一项重要职责。

完善生育政策既要考虑维持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又要考虑群众的生育意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等诸多因素。因此，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慎重稳妥、统筹协调的原则，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组织调研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的关系，研究提出完善政策的思路和方案。

新闻链接

今天有媒体报道，单独(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生二胎政策有望全国放开实施，不采取先在某个或某些省市试点的做法。

报道称，上周某相关部门内部会议上，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将加快步伐调整生育政策，逐步、全面放开二胎生育限制。他同时表示，二胎政策不会一下子放开，而是要根据社会配置的承受能力逐步放开，但目标是全面放开二胎。

6.“单独”二胎，幸福的纠结 篇六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前期展开的调查显示，“单独”二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将影响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家庭。

“生还是不生？”这个新诞生的问号，被抛进了上千万个中国家庭里。根据媒体的调查，对于生育第二个孩子的理由，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是“一个孩子太孤单，给孩子一个伴儿”，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是纯粹因为喜欢孩子，当然，还有为养老减压，老人催着要等原因。不愿生也不是没来由：高昂的生育成本、教育成本让许多家庭不堪重负；没时间没精力，养育两个孩子的人力成本也让很多人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