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中国共产党

选择中国共产党（精选8篇）

1.选择中国共产党 篇一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路径选择

摘要：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党章、党规、党纪有效规范党内事务和硬性约束党员行为的治理过程。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利于解决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新形势下，制度治党面临着制度治权不甚理想、制度体系不够完善、制度执行较为乏力和制度绩效无法持续发挥等问题。为此，必须进一步强化对党内权力的监督制约，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营造良好的制度文化氛围。

关键词：制度治党；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4-0012-05

制度是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行为规则、组织规范及运行机制。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①。依靠制度管党治党是现代政党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也是现代政党得以良好运行、富有战斗力的基本保障。在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下，制度治党能够为党的建设科学化提供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和突破口，也能够为政党治理现代化拓展广阔的思考空间和践行场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制度治党。

一、制度治党的价值意蕴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②。这是党的文献中首次明确提出“制度治党”的概念。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回应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全新探索，也是中国共产党有效抵御“四大考验”、努力克服“四大危险”的基本方略。

1.制度治党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

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本维度。从历史上看，制度建设一以贯之地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最初建党到如今执政的全过程。然而，制度治党与党的制度建设却有着显著的不同，实现了从“建”到“治”的转变。制度治党的提法，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治党理念的新论述、新阐释、新表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性发展。究其本质而言，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把制度逻辑嵌入自身治理过程的一种新叙事话语。既然制度治党是新叙事话语，就应该掌握话语权。只有辨别制度治党的丰富内涵和核心理念，才能真正掌握话语权。从一般涵义上讲，制度治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依靠以党章为根本、以党的规矩与纪律为要素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有效规范党内事务和硬性约束成员行为的自身治理过程。从基本功能上讲，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的有效方式及核心要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政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核心维度上讲，制度治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保持党内权力的合理运行与监督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制度治党的关键；科学安排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优化党内法规制度结构是制度治党的支撑；加强政党组织运行中的制度执行力是制度治党 的重点；实现政党制度化，提升政党建设中的制度绩效是制度治党的指归。

2.制度治党是在长期治党实践中探索出的重要规律

制度是管党治党最为必要且有效的载体，“在调节党内关系、指导党内生活、规范党员行为中起着基础性作用”③。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主张用制度治党。邓小平在深刻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正因为制度问题不解决，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对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④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背景下也多次强调，“从严治党必须有坚强的制度作保证”，“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特别要把制度约束作为刚性约束”来实现“打铁还需自身硬”。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共同表明，管党治党的成熟状态与法规制度的完备程度、遵循能力成正比。保持党组织和党员的纯洁性、先进性，得力于制度治党的规范性、科学性；提升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取决于制度治党效果的发挥。在这一意义上讲，坚持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治党过程中达成的基本共识，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复实践中得出的重要规律。

3.制度治党是解决治党失之于宽、松、软问题的必要手段

制度治党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也因此彰显出极强的实践意义。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而制度治党的提出，正是对这一突出问题的深刻回应。“现代制度的主要作用就是以规则约束下的行为替代个人自发的行为。制度通过?范参与者、政策问题、解决方案的选择机会，有助于减少因开放结构和垃圾桶过程而导致的不确定性。”⑤制度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惯例、程序为党组织和党员的各项活动确定了合理性边界，是约束党员行为、维持党组织稳定的硬性标尺和刚性保障。同时，制度以其严肃性和权威性，“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划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⑥。只有深入推进制度治党，才能彻底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才能抵御脱离群众、腐败变质等现象的侵蚀，真正达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效果。

二、新形势下制度治党面临的问题分析

中共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共产党共有8875.8万名党员和441.3万个基层组织，是典型的超大型政党。与此同时，在治国理政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层矛盾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强力冲击。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制度治党会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其静态支撑和动态运行将不可避免地遇到诸多问题。

1.党内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甚理想

制度治党的关键在于制度治“权”，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可现实表明，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权力滥用和权力异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权力监督机制有待创新。第一，在权力来源上，制度治党面临如何依靠制度确立党内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在法理意义上，党内权力源于党员的委托与授权，是党员权利在一定条件下的集中和转化；党内权力的目标指向和价值依归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员权利。党内民主是获取党内权力、保障党员权利的关键因素。就当前情形而言，党内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制度建设还比较薄弱。第二，在权力领域上，制度治党面临如何依靠制度明确划定党内权力边界的难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党内法规制度缺乏对党内权力适用范围、对象的详尽解释和精细规范，因而无法有效地控制权力对当权者的诱惑力和腐蚀性，容易导致“牛栏关猫”等制度失灵、失效的现象。第三，在权力行使上，制度治党面临如何促使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制度约束下行使自身权力的难题。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如何运用制度这一载体防范和矫正某些党员干部的权力滥用、权力寻租行为，真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存在多重挑战。第四，在权力监督上，制度治党面临如何完善和强化党内权力监督机制的难题。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如何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务实管用的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以应对“权力的‘弱监’（监督制约力度不够）、‘虚监’（形式上监督制约而实际上没有监督制约）和‘空监’（事实上存在的监督制约空白地带）”⑦，也成为制度治党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2.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够完善

制度治党需要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然而当前党内法规制度中不健全、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的问题依然存在。第一，从党内各项制度的主要架构上看，制度治党进程面临党的具体制度、程序性制度建设不健全的问题。党的制度依据不同的基点可以进行不同的划分。就层次而言，有党章和具体制度（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之分。党章居于核心层，是党内的根本大法。具体制度居于外围层，是对党章的延伸、扩展和具体化。当前党内制度的主要问题在于一些具体制度尚待改进。有些制度过于抽象笼统，缺乏具体实施细则；有些制度中“令”“禁”较多，缺乏具体处置的办法；有些制度过于陈旧，不能适应新情况、新问题。就性质而言，有实体性制度和程序性制度之别。如果缺乏必要的程序规定，容易造成执行中的主观随意性。但在“当前党内制度建设上往往表现出重实体而轻程序的倾向”⑧。第二，从党内各项制度的合理衔接上看，制度治党进程面临党内法规制度的协调性、统一性有待提高等问题。比如，国家法律、党章与各项具体制度之间的联系机制不畅，致使有些具体制度不能符合国家法律与党章所体现的精神；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干部制度、监督制度之间的缝隙较大，致使集群效应无法发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度的边际效益；不同领域、不同位阶、不同效力的党内法规没有形成有机结合、配套衔接、彼此呼应的制度链，不能充分发挥制度体系的整体合力等。

3.党内法规制度执行较为乏力

严格执行和有效落实是制度得以永葆生命力的根本所在。经验表明，如果有了制度却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那么制度只会流于形式，成为一纸空文。毋庸讳言，当前党内法规制度被象征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抗拒不执行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个别地方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出现形同虚设的“墙报”制度；个别部门对制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选择对个人或小集体利益有利的执行，而无利的则软拖硬抗；个别领导干部为自己或他人留“暗门”、开“天窗”，导致制度执行过程中存有大量“弹性空间”和“死角地带”等。这些不良现象使得一些规定变成了“稻草人”，导致制度治党的理论图景无法在现实中落地。其实，制度执行力度不够仅仅是表面现象，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制度执行力与政治生态环境的互动困境。理论上说，制度执行力的顺畅程度与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劣与否息息相关。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加之长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惯性影响，造成社会成员的人治思维根深蒂固，“家长制”意识、“官本位”意识还比较严重地存在。制度治党进程深受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面临着法治观念薄弱、制度意识淡薄的羁绊。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导致党内法规制度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有效运行。因此，如何清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观念残余、如何弥补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法治思维缺失，如何找寻当前党内制度运行与政治生态环境之间互动的最佳着力点，已然成为制度治党进程中的瓶颈。

4.党内法规制度绩效无法持续有效地发挥

推进制度治党向纵深发展，还涉及绩效评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倡导制度治党，就是要把从严治党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理念、思路、举措上升为长期生效、刚性保障的制度，进而把制度化变为党内治理的内在机制，最大限度地提升制度治党绩效。所谓制度治党绩效，是指在党内治理中制度实施的效应、效果或功能，主要包括绩效如何以及绩效能否持续两个方面。第一，从绩效如何方面讲，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完善、执行力不足的短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制度绩效的发挥。制度绩效通常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发挥正效应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出负效应。当前制度治党中存在的系列问题，还无法保证其能在正负效应的对冲中，使正效应与负效应之和始终处于正值状态。第二，从绩效能否持续方面讲，可以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分析视角加以重新检视。规范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适当性逻辑”，认为“如果制度在影响其成员行为方面是有效的，其成员会更多考虑是否符合组织规则，而不是他或她的行动结果”⑨。基于此，该理论进一步把制度区分为聚合式制度和整合式制度，前者以利益驱动和计算理性吸纳成员，后者以规范权力和道德理性吸引成员。由此，不能将制度仅视为聚合性的，即只想获取个人的、物质的收益；而是要赋予制度强有力的规范价值。在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治党面临外在环境条件与制度规范导向之间的匹配危机，容易陷入依靠利益驱动和追求经济绩效的误区。如果这一状况不加改变，制度治党的绩效就难以最大程度地持续发挥。

三、推进制度治党的路径选择

制度治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破解制度治党面临的各种难题，要进一步优化制度治党的现实路径。

1.强化对党内权力的监督制约，为制度治党奠定稳固基石

强化对党内权力的监督制约，可以从根本上预防和消除腐败问题。制度治党要抓住治权这个关键，围绕授权、用权、监权等环节，编密、扎紧制度的?子。第一，要理顺党内权力授受关系，建立党员―党代表―党委会―常委会及书记的选举授权链。为此，应当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完善党员民主权利保障机制；进一步探索党代会常任制，使党代会真正成为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形成规范而严格的决议程序，强化权力流程控制，杜绝各种暗箱操作。第二，要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在制度治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要以贯彻落实《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为契机，进一步突出“两个责任”，即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适当强化纪委的权威性和相对独立性；实现“两个全覆盖”，即派驻纪检机构、巡视工作全覆盖。同时，还可以借鉴国外政党监督经验，积极尝试探索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党内问责制度等新形式，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第三，要创新党外监督机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⑩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党内监督的同时，也要完善参政党的民主监督，扩大团体组织、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以及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由此形成层层相通、环环相扣、形式多样、互济互补的权力监督网，从而真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制度治党提供重要依托

健全且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制度治党的支撑和依托。第一，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度的内容，保障制度供给。我们要弥补党内法规制度供给中“基础主干党内法规”及“配套党内法规”的缺位，从而减少制度的死角和盲区，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同时，还要提高党内法规制度的质量，跨越制度供给过剩陷阱，更好实现制度需求的有效满足。第二，要增加党内法规制度系统的协调性，规避制度冲突。这里的协调性不仅包括党内法规制度自身的协调性，还包括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制度的协调性。因此，一方面，要统筹兼顾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的协调，力求各项法规制度彼此配合、相互衔接，避免它们相互之间的重复交叉、打架冲突；另一方面，要实现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的对接与互动，既要保证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要体现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要求，突出党纪特色。第三，要搞好党内法规制度的评估，促进制度创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之所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长期以来缺乏制度制定后的评估有密切关系。我们应该对党内法规制度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开展评估，集中清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和不足的党内法规，并根据清理情况做好相关党内法规的修改、废止工作。通过创新党内法规制度的评估原则、评估程序和评估方法，不断增强制度的适应能力，最大限度提高制度治党的效能。

3.提高制度执行力，为制度治党提供强力保障

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狠抓制度执行，扎牢制度篱笆，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第一，要明确制度执行权责，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可以将制度执行目标进行有机分解，努力实现责任清晰、责任到人、责任到岗，确保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负其责的良好局面。可以对责任人的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将考核绩效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同时，还要对执行不力或者执行歪曲的责任人作出相应责任追究处理及行政问责，最大限度保障执行主体对制度的责任感和敬畏感。第二，要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构建严厉有效的惩戒机制。习近平强调：“凡是违反党章和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的行为，都不能放过，更不能放纵。”为此，各级党组织要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的原则，坚决查处各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肆意规避等行为，真正做到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第三，要完善制度执行资源的开发利用机制，提高制度的执行活力。其实，执行资源的有无、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制度执行过程。因此，要不断提供充足的资金财力、充分的物质准备、成熟的技术条件、通畅的信息渠道等执行资源，为制度执行力系统有效运转提供必需的润滑剂，从而使人、财、物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出最大的整合效应。

4.培育制度信仰，为制度治党营造良好氛围

制度权威源自党员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制度执行依赖党内的良好制度文化氛围。第一，要引导全党牢固树立制度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要通过开展多种形式、多重渠道的宣传教育活动，消除广大党员潜意识里的权力信仰和人治思维，努力将按制度办事的理念植入到广大党员的内心深处，把制度规范的外在要求真正转化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还必须坚定广大党员对制度权威的敬畏意识，使制度真正成为党员心中不可触碰的“红线”“底线”和“高压线”。第二，要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领导干部是推动制度治党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理应带头学习制度、自?X维护制度、严格执行制度。领导干部要以自身的引领示范、行为导向，为制度信仰的重塑奠定坚实基础。领导干部必须经常参照制度进行自我反思，善于发现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依规办事的能力与水平；必须用制度约束自己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行为，防止他们利用自己职务上的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第三，要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参与热情。阿尔蒙德曾将政治文化分为蒙昧型政治文化、服从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三大类。相比较而言，参与型政治文化由于公众的参与，制度化程度更高。因此，要让广大党员平等地参与制度的制订过程，使制度建立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要充分保障广大党员在制度评估中的主体地位，使制度更加符合党员的需要和意愿。要通过建设民主参与的制度文化，增强广大党员对制度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共识。

注释

①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328页。②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③李春耕：《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与从严治党》，《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⑤詹姆斯?G?马奇、约翰?P?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张伟译，三联书店，2011年，第23页。⑥《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61页。⑦王韶兴：《政党政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8页。⑧蒯正明、付启章：《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科学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6页。⑨B?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页。⑩《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页。《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第127、44页。

责任编辑：浩淼文刀

Abstract：Institution-based Party governance i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lf-governance process，which is depended on the Party constitution，rules and disciplines to regulate Party affairs and constraint members′ behavior.Institution-based Party governance is a basic content in strengthening Party self-discipline.It is beneficial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Party governance is too loose and weak.Under the new situations and circumstances，Institution-based Party Governance is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For example，using institution to restrict power is not ideal，the system of the inner-party institutions is not perfect enough，i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 is relatively weak，and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cannot continue to play.Therefore，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ust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of the inner-Party power，perfect the inner Party institutional system，improve the executive ability of the inner Party institutional system，and create a good institutional cultural atmosphere.Key words：institution-based Party governanc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Party discipline

2.选择中国共产党 篇二

“我太太完全不懂英语, 在那边能行吗?”

“魁北克移民和联邦移民哪个更容易?”

“温哥华和多伦多哪座城市对孩子教育更好?该选择华人子弟比较少的学校吗?”

人们七嘴八舌地提问, 对遥远的异国生活满是好奇。

网上的移民广告、手机里的移民信息、竞争激烈的移民中介……移民, 正悄然成为国内部分中高收入家庭间的热门话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海外移民, 经历了三个阶段。”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东方杰圣咨询有限公司总裁齐立新介绍, “第一阶段是1979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以国家公派为主, 伴有海外团聚、探亲及自费留学等。第二阶段是90年代中期到2003年, 其间更多的国家敞开了技术移民大门, 但这种技术移民不是精英移民, 更不能称之为精英流失, 因为其中有很多以低端劳动力为主的职业, 比如保姆等。第三阶段始自2007年, 随着中国经济腾飞, 特别是楼市升温、股市大涨, 一部分人积聚了相当的财富, 投资移民迅速增长。”

据了解, 目前中国公民进行海外移民的主要国家中, 投资移民方案最低投资额分别是:美国50万美元 (约330万元人民币) , 加拿大80万加元 (约550万元人民币) , 澳大利亚80万澳元 (约454万元人民币) , 新加坡150万新元 (约962万元人民币) 。这样的额度, 那些较富有的家庭可以承受。加之2009年起, 经历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的欧美国家, 为吸引外部资金, 将投资移民限额逐步放宽, 大大推动了中国公民的海外移民进程。“我常开玩笑说:在北京二环以内有房的居民, 都具备移民的经济实力。”齐立新说。国人移居海外的步伐的确在加快。据加拿大移民局数据, 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 而中国内地占了1000名左右。而在投资移民之外, 技术移民是一个更庞大的群体。业内人士介绍说, 技术移民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 大约为20∶1。有人计算的结果是:平均下来, 中国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的精英人士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加拿大家园网数据显示, 2011年加国移民部在吸收移民总数不变的情况下, 将减少亚太地区移民总数, 但北京签证处是个例外, 总目标数由去年的7785人增至9425人, 增幅超过21%。

不仅仅是加拿大, 近10年来, 中国的高知人士、富裕人士纷纷入籍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美国、新西兰等国。据齐立新估计, 1999年以后的10年间, 中国内地有200万人合法获得了外国“绿卡”, 其中获加拿大“绿卡”的超过40万人。

为何觉得“外面的世界精彩”

教育环境、生活环境有吸引力, 业务拓展方便, 社会保障完善, 财富氛围更安全

“丈夫的生意在北京, 孩子一直在北师大附中读书, 但因为不是北京户口, 还得回原籍高考。我们想, 反正孩子将来是打算出国留学的, 不如趁早移民到加拿大去, 这样孩子可以直接参加美、加两国的高考, 奖学金门槛也低许多。”在移民中介处, 记者遇见了前来咨询的顾女士。

为孩子的教育“出去”, 已经成为当前移民热的重要推手。“目前申请移民的主力军是40岁左右的人群, 都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环境。他们认为国外的教育制度、教学质量以及人才使用等方面做得更好, 希望把孩子送出去读书、就业。一个学生出国念大学四年的平均费用达80万元人民币, 这个费用与举家申请投资移民的成本差不多, 所以很多家庭干脆在孩子中学阶段移民海外, 这是当前移民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齐立新说。

据教育部数据, 2010年国内有近100万名学生放弃高考, 其中出国留学者占21%。与此同时, 被称为“美国高考”的SAT考试, 每年的招生人数从2003年的一两百人, 猛增到今年的5万多人。

除教育环境的吸引力, 人们选择移民的主要原因还包括:

——更便利的海外业务拓展身份。目前国内的企业家要去美国考察, 办签证的周期至少一个月, 而且拒签的可能性极大。有时虽然拿到了签证, 但已错失商机。相比中国护照的13个免签国家, 持有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的护照意味着更大的方便和高度的国际化。

——更健康的生活环境。齐立新说:“一位河北的大姐在渥太华下了飞机就惊呼:‘空气太好了!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见大烟囱了!’每年北京沙尘暴最厉害的时候, 也是我们签客户最多的时候。”他说, 近年来国内不断爆出的食品安全问题, 也让一些人萌生“去意”。

——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养老等时下国人的“不能承受之重”在国外似乎更容易解决。“在北京史家胡同买个一居室, 足以在渥太华买幢200平方米的独栋别墅, 美国的房价还要便宜, 新加坡政府保证‘居者有其屋’。在加拿大, 公民享有终生免费的医疗服务, 孩子有牛奶补贴, 养老金覆盖所有人群……”这样的对比, 难免不令人心动。

——更安全的财富氛围。“过去10年, 一些社会群体在资产迅速膨胀的同时, 社会地位和企业发展空间却遇到了瓶颈, 他们处于一种很尴尬的状态。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距离, 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此外收入差距拉大, 导致社会上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滋生, 也强化了他们移民的动机。”齐立新说。

海外移民对中国影响有多大

人才外流比例并不大, 资金有外流但也有大量外资进入, 正常移民不可能掩护贪官外逃

与前两拨移民热的人员构成不同, 新世纪移民大军的主力由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移民会造成人才外流吗?

2007年, 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 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 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有文章指出:“自1978年以来, 有106万名中国学生留学海外, 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 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李路路却认为, 中国人口本来就多, 不能单从精英出国的绝对数量较多就判断人才大规模流失。“虽然我们感觉移民海外的高知人员和富裕家庭的绝对数量增加了, 但较之日渐扩大的智、富群体, 绝对比例并不高。”

美国列文研究所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 从1996年到2006年, 回到大陆的“海归”增长了5倍之多。另据教育部统计数字, 200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达到229万人, 比上一年增长27.5%;留学回国人员达10.8万人, 同比增长56.2%。也就是说, 回流人员的增长幅度已大大超过了出国人员。

“国内发展的环境越来越好, 吸引很多人学成归来, 还有一些人处于观望状态。我的一些学生, 以及身边的一些教职人员, 在国外拿了学位和国籍, 又重新回来工作定居。”李路路说, “人才外流的情况确实存在, 但并不像有的媒体报道的那么可怕。更何况国外移民法对移民数量也有严格的控制, 不可能无节制地吸收我国人才。此外, 中国近些年的高速发展充分说明所谓‘中间阶层的集体流失’并不存在。”

“要看到, 目前的移民是双向的, 有人出去, 也有人进来, 我们不能只盯着出去的那部分人。发展中国家居民大量移民来华, 发达国家居民来中国定居的人数也在增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说。

——移民会引发资金外流吗?统计显示, 即使只按最低投资额度, 仅2010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移民财富就达几十亿元人民币。而“官员考察不归”、“子女海外一掷千金”等诸如此类的消息也不时刺激着公众的神经。

“说到资金问题, 不要只盯着‘外流’, 中国每年不也在吸引大量外资吗?资金跨国流动是基于市场规律和公民个人意愿的理性选择, 特别是教育消费。”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

——移民会掩护贪官外逃吗?“贪官外逃、转移资产的问题有多严重, 目前尚无确切统计。”齐立新说, “但可以肯定, 正常的移民渠道不可能成为贪官外逃的通道。以加拿大为例, 投资移民法律法规多达数百页, 对申请人的每一项资产来源都做严格的规范。单凭长达两三年的审理期, 贪官污吏就受不了。”

葛剑雄认为, 现在之所以有贪官移民外逃现象, 说到底还是相关制度有漏洞, 并不是移民的问题。“对官员移民, 要做好因私护照管理和财产清查审计。”

“移民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动态行为, 尤其是跨国移民。仅从绝对数量的变动来判断是否出现新一轮移民潮并不科学。”葛剑雄认为, 判断移民是否已成“潮”, 要全面掌握移民海外人口的绝对数量、移民结构等, 但目前还没有权威部门给出公开、准确、全面的数据, 因此很难判断这种现象是局部、暂时的, 还是全局性、趋势性的。

“新移民潮”背后的思考

移民热折射出国内发展环境的一些“不适”, 应在成为“经济大国”后进一步构建“宜居大国”

“社会上对移民问题过分敏感了。”北京的白领徐女士刚刚拿到移民加拿大的签证。她在国内的工作、收入都不错, 而申请移民“只是想换个环境, 给人生多一些选择。就像现在大都市的一些年轻人会辞掉工作, 去丽江开个小店, 呆上几年, 蛮轻松愉快的。”徐女士说她的很多同学都办了移民, 有些还选择了跨国婚姻。“都21世纪了, 世界更像个‘地球村’, 有条件的年轻人出去看看有什么不好?更何况将来也许还回来, 毕竟根在这里。”

贾西津认为, 经济全球化大大提高了国家和地区间移民的自由度和吸引力。

“对于知识精英来说, 发达社会所能提供的公平机会或许更多;而对于财富精英来说, 也许更能满足他们对稳定的期许。”

有学者指出, 精英移民海外后并不是单纯养老, 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中国和发达国家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从长远来看, 人才的国际化流动, 在资本、技术输入以及国际合作等多方面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2009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称, 仅2007年中国的海外侨汇就高达320亿美元, 平均每个中国人分到25美元。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数据表明, 在2001到2005年间中国科学家同美国学者合作发表的论文中, 七成都有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

“应该以开放、自信、包容的心态对待移民潮。”葛剑雄认为, 这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大规模移民欧美的经历, 但随着经济发展、各项社会制度的完善, 八九十年代后大量人才回流, 反令经济社会发展从中获益良多。只要我们改善吸引人才的条件, 从管理、文化上畅通人才回归的渠道, 他们早晚都会回来。”葛剑雄说。

“但人口相对集中的流动毕竟反映了社会环境的诸多‘不适’。目前部分精英举家移民的状况, 值得我们思考:国内的发展环境有哪些不适宜?人们移民海外的目的不一定是谋求财富, 而是追求一种人文价值取向。比如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更好的教育制度, 更优的生态环境等。中国在经济崛起后, 还需要补上什么, 由此可见一斑。”“如何留住人才和财富?要下决心营造人尽其才、合法财富受到保护的环境。”葛剑雄说, “许多人移民海外, 不是因为国内的物质条件差, 而是觉得发展环境还达不到自己的要求。”他指出, 留住人才要靠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 比如加快发展教育, 让中国的孩子有足够的大学读书;完善国内相关立法, 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继续完善社会福利制度, 建立起惠及绝大多数民众的医疗、养老等保障体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等等。

3.从选择生命到选择中国 篇三

一对科技——工业文明的深刻反省

英国，这个工业时代的日不落帝国，曼彻斯特高高的烟囱在蓝天写下了不列颠人的骄傲。而今，辉煌已成历史，工业化浪潮冲击了西欧以外所有的地区，在那里引起了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极大变化。

社会变迁必然要反映到学者们的著作中来。面对时代大潮，两位大师陷入了深深的反省之中。在他们看来，现代文明可以叫做科技——工业文明，这是建立在人类追求生理欲望满足基础上的一种文明形式。为满足生理性的欲望，人类的生产活动偏重于物质生产活动。当农耕时代原始的自然农业不足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大幅度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时，人们便转而开发工业性技术与资源，由此引起了产业结构、社会文化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变革，如第二、第三产业取代第一产业(自然农业)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科技取代宗教日益成为现代人的一种不可改变的信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取代了温情脉脉的伦理主义的自然经济等等。这些变革，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另一方面，由于把本来是一个生命体的世界系统人为地物质化(就像医生看病人那样，不把病人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看作是一个有病的肌体)，把人——文化——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任意分割开来，所以也导致了人类社会体系全球性的崩溃。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地区性战争持续不断；，许多国家社会分化越来越不公正，政局日益不稳；由于放纵人类贪欲，存在于人类内心的恶德无所制御，一旦膨胀，人道主义、良心与爱便无处容身。社会常常处于这么一种状态：不仅社会和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就是一个人内心，也是经常存在着矛盾、冲突，严重的，甚至人格分裂。

当然，对人类危害更大的，还是科技——工业文明发展引起社会与自然以及自然内部关系的分裂，即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目前，自然灾害越来越具有人为的性质，越来越与人灾——人的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汤因比警告说：“人类的力量影响到环境，已经达到了会导致人类自我灭亡的程度，这种情况似已确定无疑。如果人类为了满足贪欲而继续使用这些力量，必将自取灭亡”(第38页)。

有些科学家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环境会得到改善，生态平衡的破坏也会逐渐好转；社会总会不断进步。但汤因比和池田大作认为这种想法过于天真，夸大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因为首先科学认识论并非万能，并非能解释一切。有些客观现象，科学能解释；有些现象，科学则无能为力。如果说它在处理单一的非生命现象或物理化学现象时，有确定的成功率的话，那么，用它研究动态的系统的生命现象时，其成功率就要小得多。倒如人类精神活动，有意识和潜意识等多层次，意识只是表层，是冰山显现在大海上的一角；而深层的潜意识则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主体，是隐蔽在大海之中的冰山。要了解人类精神活动的全貌，必须探究人类的潜在意识。然而科学的心理学迄今还只是停留在意识领域，潜意识的研究，虽然有弗罗伊德天才的探索，但离揭开潜意识之谜还很遥远。科学对其它问题的研究，也大体上是这个局面。这并非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一万年以后，科学也无法完全认识客观世界，也不能穷尽真理。因为它将运动的联系的活的对象看作是静止的孤立的死的对象，获取的信息只能是片面的和表面的，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的结论，因而也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

其次，许多自然灾害和环境公害，本身就是近代以来由于科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它与科技的关系是母与子的关系。现在要用科技来消除环境公害和自然灾害，是难以想像的。诚然，科技的发展，有可能根治一部分公害，但它不能根治全部公害；不但不能根治全部公害，而且在根治公害的同时，还会产生另外的公害和社会问题。从总的情况看，科学技术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

此外，科技——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创造了毁灭这些财富乃至全人类的物质和社会力量。当前人类手中已经掌握着可将自身毁灭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这个星球随时可能毁灭几次到十几次。科技已经给人类脖子上套上了绞索，“越挣扎就越可能加速死亡”(第51页)。

科技——工业文明发展到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以至人类自身这一步，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贪欲性和侵略性，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产物”(第52页)。自我中心主义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两大不同的对立的世界，把人与社会关系同样也看作是互相对立的关系，强调自我和个人的价值。这种观念支配了人类的全部行为，使人类不去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去适度地合乎规律地发挥科技的作用，而是恰恰相反，其结果，不仅社会矛盾加深，而且也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因此，他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变革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从本质上认识科技——工业文明，重新思考这个世界本来的秩序，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在社会中的位置，选择生命。

二克制自我：人类的精神革命

从反省的角度来观察科技——工业文明，并为它的前途设计，并不自今日始。早在科技——工业文明出世不久，同样在英国，一位德国移民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了一些文献资料后发表了一个见解：资本主义作为科技——工业文明的经济体制必然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欧洲(具体地说在英、法)首先取得胜利。一百年后，虽然我们没有见到红旗在西欧上空飘扬，但是社会主义幽灵却伴随着工业化的脚步从欧洲走向了世界，一大批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了。就是欧洲，众多的福利国家、社会党政府和公有经济也越来越多地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尽管他们和我们的一些人并不承认)。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体制是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如劳动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下降、经济增长缓慢等等。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体制革命不是拯救这个时代的灵丹妙药。“解决现代这种矛盾的钥匙绝不在于技术上的尝试。这种矛盾并不是单靠改革一种社会体制或机构便能立刻解决的。”“要根治现代社会的弊病，只能依靠来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第149页)。

进行精神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树立这样的价值观念：人不仅是一种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存在，而且是一种与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相联系的生命存在。“人类只有和自然——即环境融合，才能共存和获益”(第30页)。因此，人类必须放弃自我中心主义世界观，克制自我。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人之所以不能控制环境，原因就在不能克制自己。克制自我才是避免自己失败的唯一方法”(第30页)。由于宗教戒律最重要的是要人自我克制，所以，这一心灵的变革也是人类皈依宗教的运动，或者是无论如何要借助宗教来实现的运动。

汤因比和池田大作两人都是宗教信奉者，在他们看来，宗教是文明的生机。池田大作坚信宗教应当而且能够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汤因比的观点更绝对，他说，人类若要不自我毁灭，除了皈依宗教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些观点，在一个无神论者看来是荒唐的。但通观全书，作者所说的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信仰而已。汤因比信奉基督教，池田大作信奉佛教，虽然有时也免不了对各自所信奉的宗教有所偏爱，但从总的讲，他们的宗教言论浸透了深沉的哲学和历史学思考。宗教有古今之分，古代宗教几乎全部是禁欲主义的，而今天的宗教——他们认为，国家主义、科技至上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近代产生的目前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三大“宗教”——则是“解放欲望，作为满足欲望的手段而产生或利用的”(第374页)。这两类宗教各有其弊，因而需要建立一种未来全球统一的新宗教。新宗教必须赋予人类以力量，明辨和克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罪恶，包括贪欲、战争和社会不公正，以及由科技应用造成的环境破坏等等。这种新宗教正是他们主张的精神革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的变革

实在地说，他们主张精神革命，想重温农业时代的旧梦，回到田园牧歌式社会，是不可能的，完全按照传统宗教理想对未来进行设计，也只是幻想。但是精神革命的出发点，在于纠正人类对世界的不正确认识和错误的生活态度，提高现代社会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这种革命在西方达到高消费水平的国家，有现实要求，但要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大概又会像当年科技——工业文明推进一样艰难，因为这些国家月前仍在为衣食奔波，同时又在做赶超西方之梦，需要的是科技与工业化观念，不可能有心思理会这些软工程。但是，正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滑向工业化误区，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学西方，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发达)，所以，更有必要言之在先，当头棒喝！对于中国也是这样，我以为发展商品经济似乎更应该保持良好的精神秩序，虽然不必求助于基督，也无需奉迎佛骨，但不可以没有民族精神，不可以没有主导思想，正如一个人不可以没有灵魂一样。

三未来，汤因比选择中国

由于对科技——工业文明深刻的反省和对宗教的社会学意义进行再认识，两位大师坚信近代科技的发展，不但没有解决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而且还导致了它的分裂。解救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不是让这种分裂继续下去，而是相反：通过人类的精神革命使世界整合。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未来必定是现实和历史的革命性发展。汤因比，这位西方最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透过西方表面的繁荣和强大，认定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绝不会从西方升起。未来，他从东方一系列有希望兴起的地区中，最后选择了中国。

在汤因比看来，这个世界只有统一起来，走向单一化，才能避免人类的集体自杀。但这种统一是不能靠武力征服来完成的，一定是和平方式的统一。他说：“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作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第294页)。

这种地理和文化的主轴就是世界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西方近代以来各国都是民族主义的，因而它们不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轴。非洲、中东和南亚尽管在未来肯定会成为有希望的大陆，但也不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轴。那么，真正具有世界主义的思想，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文化和地理主轴的国家，只有中国。他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第289页)。因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经验和世界主义精神，儒教世界观中的人道主义和合理主义，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和东亚人对宇宙神秘性的敬畏与敏感，东亚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与聪明，内聚力很强的文化观念等，正是未来世界统一所必须的条件。“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第294页)。当然，这种统一，绝不能看作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政治或军事征服，不是东半球对西半球的统治，而应看作是全球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是世界的中国化，是历史的回归。

汤老先生这种超越时代的惊人预言，绝不是空疏学者的迂腐之见。十四年来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它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然而要让它得到进一步证实，还有待于大陆中国的起飞。但中国人目前似乎还沉浸在西方化——现代化的狂想之中，没有注意到或没有理解汤氏预言的要义，当然也不可能在农业文明和科技——工业文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农业化和工业化之间找到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常是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左右摇摆，徘徊不前而坐失良机，目前的改革似乎又一次地落入陷井，再一次证明，在西方中心主义者或它们的奴隶所主宰的时代，中国要想起飞是很困难的。但从长远趋势看，这并不严重影响世界的中国化，不影响世界对中国文化的选择和对东方的回归。汤氏预言的实现，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威望，同时也加重了未来中国人的负担。希望之路，还得自己一步一步地去走。

4.选择中国共产党 篇四

26.1 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课前小卷◆

1.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的最重要特点是()

A.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B.国家机关依法行使各自职权

C.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D.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2.某市人民代表大会经多年探索，创立了人民代表接待站和专职的人民代表联络员制度，每天至少有一位人大代表在现场听取民众反映情况。这一制度创新从一个侧面表明()①基层民主活力不断增强②公民的政治表达渠道不断拓宽

③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④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逐渐形成A.①②B.②③C.②④D.③④

3.现在有不少地方在乡镇机构改革中，将乡镇人大作为机构改革的突破口，减少职数，缩减编制，很多乡镇人大在改革后仅剩下人大主席一个人。这种做法()

A.是正确的，可以减少当地人民的负担

B.是正确的，做到了精兵简政，提高了工作效率

C.是错误的，应该连人大主席也不留

D.是错误的，削弱了当地人大的力量

4.2012年7月，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组成《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执法检查组,赴甘肃省平凉市进行实地检查。这表明（）

①在人大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行使其部分职权

②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

③该省人大常委会在行使立法权

④该省人大常委会在行使监督权

A．①③B．①④C．②④D．③④

5.在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互联网等多种途径反复征求社会各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开门立法，民主立法。这说明()

A.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B.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直接行使权力的机关

C.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国家权力体现人民意志

D.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6.下列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正确的是()。

①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

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③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④是最重要的国家机构

A．①②③B．①②④

C．①③④D．②③④

7．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这句话充分说明()。

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具有先进性

②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④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改善党的领导

A．①②④B．①③

C．②③D．②③④

◆新知梳理◆

学习目标：

知识与能力：识记党的性质、宗旨。理解中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三种执政方式。

学习重点和难点：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以及党的执政方式

基本知识点：

1、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地位的确立的原因？

2、中国共产党的地位：

3、为什么坚持党的领导？

4、党的执政方式：

5、①科学执政的含义：就是遵循

以科学的和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②民主执政的含义：就是坚持支持和保证，坚持

和完善，坚持和健全，以发展带动，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③依法执政的含义：就是坚持，领导立法，不断推进国家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

◆合作探究◆

三种执政方式的关系：

自测：

1．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对依法执政的认识正确的是()。①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

②科学执政、民主执政要通过依法执政体现出来，又要靠依法执政来保证实现

③依法执政有利于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④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A．①③④B．①②④

C．①②③D．②③④

2．“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一直强调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是

党________的主要体现。()。

A．行使立法权B．民主执政

C．科学执政D．依法执政

◆例题◆

例题1.（2012天津）“俯身接地气，用心听民意。”近来在广阔的华夏大地上，新一轮党员干部下基层活动正在蓬勃展开。群众反映干部们带来了政策和资金，改善了干群关系；干部们体会到只有“接地气”，才能“有人气”。下基层活动的良好成效体现了我们党（）

A.坚持政治领导的领导方式B.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C.坚持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D.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

【答案】D

【解析】从材料可以找出关键词“接地气”实际上就是走进群众，倾听民意。题干大意是在描述“群众”和“党的干部”的关系，因此所选的答案里必须又包含“群众”又包含“党”还要包含“群众”和“党“的关系，因此选择D。

变式1.（2012山东）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完善这表明（）

A．中国共产竞坚持依法执政

B．基层民主自治进一步完善

C．全体公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D．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司法权

【答案】A

【解析】本题以党须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完善为背景，考查政治生活的相关知识。材料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因此A项正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 B 项与材料无关，含云：己项说法错误，在我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依法执政方式，D项错误，我国的司法权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行使，全国人大行使最高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监督权。

◆随堂检测◆

1.（2011广东）某县委2010年底试行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以来，出现了“组织公开什么，群众就看到什么”到“群众关注什么，组织就公开什么”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了党

A.重视人民主体地位B.增加人民监督权力

C.强化人民政治责任D.扩大人民政治权利

2.（2011福建）2011年2月，中共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材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

A.依靠依法执政来保证科学执政

B.提高社会管理和依法行政水平

C.创新社会管理，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D.努力提高执政能力，不断完善执政方式

3.（2011北京）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段话强调中国共产党要

A.善于运用统一战线B.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C.发挥人民首创精神D.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4.（2011新课标）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无私奉献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不屈不挠、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一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并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辉煌成就，根本原因在于

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②中国共产党坚持在组织上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

③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努力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先进性

④不断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A.①②B.①③C.②④D.③④

5.（2010广东）2009年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 5” 严重犯罪事件，破坏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不得人心。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对其进行了处置和平息。这说明 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挫败民族分裂活动的根本保证

②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

③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④妨害我国民族团结的因素将不复存在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

6．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在位时，他始终廉洁奉公，公而忘私；退休后，他尽心竭力为老百姓办实事；辞世前，他把自己20多年辛勤营造的数万亩森林无偿交给国家。杨善洲的行为()。

①践行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②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③反映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 ④表明了杨善洲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A．①③B．①②

C．③④D．②③

7．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意见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通过党内有关会议、文件等方式，及时公开党组织决议、决定及执行情况，干部选任和管理情况，党风廉政建设等情况。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有利于()。①进一步拓宽党内监督、群众监督的渠道 ②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③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④完善国家政权建设，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

A．①②③B．①②④

C．①③④D．②③④

◆课后作业◆

基础巩固

1．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90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各项事业有了飞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更加富裕、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政治参与渠道与方式更加多样。这表明()。

①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②我国的人民民主具有真实性 ③我国已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④我国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A．①④B．②③

C．③④D．②④

2．“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是中国当今现状。这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

①才能始终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②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③才能保障公民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④才能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A．①②B．②③

C．②④D．③④

3．“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全党同志要充分发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先锋模范

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

A．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B．是国家最高领导机关

C．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D．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4．从1921年到2012年，中国共产党已走过91年的光辉历程。古训有云：“行百里者半九

十。”这句古训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有()[来源:学科网]

①要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地位

③要加强改进党建工作，永葆党的先进性

④要戒骄戒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A．③④B．②③

C．①②D．①④

5．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领导和执政地位的确立不是自封的，是由它的________决定的。()

A．性质和宗旨B．执政能力

C．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D．执政方式

知能提升

6．“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新时期富民强村的带头人——江苏常熟将巷村党支部书记常德盛，44年如一日，带领全村干部群众艰苦创业，共同走上了小康路。他的先进事迹启示广大共产党员()

①要坚守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

②认真履行好经济建设职能

③不应谋取任何利益和特权 ④要执政为民，造福人民

A．①②B．①③

C．①④D．③④

7．下列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大的关系认识正确的是()

①全国人大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②党的意志通过全国人大依照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

③二者都是国家政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④二者共同行使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

A．①②③B．②③④

C．①②D．①④

8．2012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1周年。91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最初的50多名成员，发展到今天的8000多万，成为目前世界第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得益于()

①中国共产党积极履行革命和各项建设职能

②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品质

③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行政卓有成效

④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得民心

A．②④B．①②

C．①③D．③④

9．“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一直强调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是党________的主要体现。()

A．行使立法权B．民主执政

C．科学执政D．依法执政

10．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

W市党委根据本地实际，制定了大力发展无公害蔬菜等决策，在决策过程中注重通过专家座谈、网上民意调查等形式，广泛征求人民意见；在引进企业过程中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并依据《村民自治法》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培养了一批具有战斗堡垒作用的基层组织，一支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干部队伍，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运用《政治生活》有关知识，结合材料说明该市党委是如何执政的。

5.选择中国共产党 篇五

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最近我读了一本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书，它的名字叫《历史的选择》。这本书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第二部分是只有这会注意才能救中国，第三部分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读完这本书，肃然起敬，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非常了不起！，中国共产党，了不起！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杨靖宇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他面对敌人的包围圈，毫不畏惧，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仍不投降，敌人对他疯狂射击，他倒在了长白山上，停止了呼吸。当敌人剖开他的腹部时，发现肚子里只是些树枝、棉絮，把敌人惊得目瞪口呆！到现在读来，我的眼前都能浮现出敌人那副目瞪口呆的丑恶嘴脸，是呀，他们怎么能理解杨靖宇叔叔心中那坚强的信念！我的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敬佩之情，曾经在我心目中遥不可及的共产党员这个词语，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

中国共产党，了不起！了不起在她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上午10时，伟大的领袖毛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１从那天起，我们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从那天起，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在崛起！，中国共产党，了不起！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实现了跨越发展。1964年10月15日下午三时整，伴随着一声惊雷，在东方的丝绸之路上，在中国西部的罗布泊上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冉冉升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XX年，中国第一位太空人一步登天！XX年10月12日，费俊龙和聂海胜两名中国航天员进入太空。2011年9月25日21点，神舟七号飞天航天飞船进入太空。2011年，我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2011年，举世瞩目的世博会在上海举行，我还去看了呢，非常精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美好的生活，就没有快乐的我！中国共产党，了不起！

6.历史传统与中国体制选择 篇六

一、研究文献回顾

目前,审计理论界关于政府审计体制的分类研究中得到广为接受的是四种模式分类法,即将政府审计区分为立法型审计、司法型审计、行政型审计模式和独立型审计模式[1]。当然,也有学者、专家认为这四种分类的提法并不科学。李金华指出,世界所有国家的审计都是独立的,不管是对议会负责还是对政府负责,都是独立的。独立性是世界各国审计最基本的共同特征,把独立型跟司法型、立法型、行政型并列,在一个层面上对比是不科学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审计机关是立法型,多数国家的审计机关是对立法机构负责,向立法机构报告工作,而不作为议会的下属单位。司法型确实存在,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司法型。行政型是存在的,隶属于政府。很多国家的审计机关隶属于政府,但又不完全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同时也要向议会报告工作[2]。与此相似,刘家义将世界主要国家审计制度分为三类:(1)审计机关对议会负责并向议会报告工作,这种类型占大多数且越来越多,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大多如此;(2)审计机关属于司法序列,拥有部分司法权,但要向议会报告工作并对议会负责。这些国家的审计法院,从组织架构来说,属于司法序列,但同时必须对议会负责并向议会报告工作;(3)审计机关属于政府序列,对政府负责并向政府和议会报告工作,典型的是中国。我国审计机关是政府组成部门,但每年的预算执行审计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既要向政府报告,又要受政府委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3]。

自1982年中国现行审计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学者就开始对中国审计体制选择问题展开讨论。杨时展以受托责任学说为基础,得出“审计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的结论,并认为各级政府审计机关应该独立于各级政府之外,向着取信于民、听信于民的方向发展[4];秦荣生在分析了受托责任关系之后认为,我国审计署应归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地方各级政府审计机关由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直接领导[5];廖洪和余玉苗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对该国的政府审计机关的隶属关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审计机关只能隶属于政府部门[6];李齐辉等认为,审计环境决定审计制度,根据我国的审计环境,应建立一种政府审计机关拥有司法地位和相应的法律监督权、地方审计机关由省级直管的新型的政府审计制度[7];尹平则在分析了我国现行政府体制利弊的基础上,认为我国政府审计体制改革应采取渐进改良的方式,如现行政府审计机关向政府负责并报告审计结果,同时接受政府委托向人大报告工作,可以改为审计机关接受政府领导,向政府和人大同时报告工作[8]。

项俊波在分析了我国政府审计体制形成的历史原因的基础上,对关于如何改革我国政府审计体制的“改良观”、“独立模式观”、“完善现行审计体制观”和“立法模式观”等观点进行了评价,提出建立“一府三院”制设想,主张设立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平行的审计院,使政府审计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9];吴联生通过构建政府审计隶属关系模型,对我国政府审计隶属关系进行评价后认为,我国政府审计应该隶属于国务院;但双重领导体制降低了地方政府审计的质量和价值,因此主张将地方审计机关从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中脱离出来,业务上和行政上都直接接受审计署领导,双重领导体制改变为单一的垂直领导体制[10];杨肃昌、肖泽忠提出“双轨制”审计体制改革方案[11],主张在政府保留现行审计机关同时,把现行审计机关中的预算审计职责和工作体系转移到人大系统,在人大系统重新建立主要从事预算审计工作的审计组织。

可见,我国学者对政府审计体制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在研究影响政府审计体制选择的决定因素时,许多学者认为,采取不同模式的政府审计制度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各国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文化观念不同的结果。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只是决定审计体制的基本因素,还有教育水平因素及与其他国家经济联系的影响等非基本和间接影响因素[12]。基于不同视角,他们对中国政府审计体制改革发展方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研究对于改革和完善中国政府审计体制、加强审计监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采取横向比较分析和纵向历史分析方法,以一种新视角对影响政府审计体制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然后结合当代中国政府审计体制的现状,提出未来中国政府审计体制改革的可能设想。

二、横向分析:政治制度对审计体制的决定性作用

诺思认为,制度环境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制度规则,是决定其他制度安排的基础性制度[13]。审计体制是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一个构成部分,政治制度结构对审计体制而言是最重要的制度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审计体制看作是一种制度安排,政治秩序则是影响审计制度变迁的外生变量。政治秩序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往往受到代表社会强势利益群体的领导人意志所左右, 是领导人世界观与认识的产物。

总的说来,实行代议制和地方分权的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一般隶属于议会,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中央审计机关与地方审计机构往往没有隶属关系,各行其是。而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常常直接领导或直接干预,中央审计机关与地方审计机构常常是垂直领导。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政府审计史表明,在实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封建王朝,审计机关只能是对最高统治者负责,绝大多数时间是隶属于行政长官和监察机构,有时也隶属于司法机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脱离政府的影响之外。

一般而言,凡是选择立法、司法和独立模式的国家,皆是采取“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国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市场调控为主。设置审计机关的目的在于从经济监督的角度与其他部门一起构造一个相互制衡的机制,以保证国家资产的安全与有效,确保政府官员的廉洁奉公,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三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1)立法模式偏重于审计监督对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制衡作用,用强化服务性的方法来保证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建立这种模式审计体制的国家多是联邦制、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其前提是国家必须有强有力的立法机构,否则政府审计很难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美国和英国,议会作用巨大,人们奉行权力制衡原则,议会对政府行政部门拥有有效的制约手段;(2)司法模式偏重于强调审计机关的权威性,用法律形式强化这种权威性的要求,并通过权威性的提高实现其独立性。司法模式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一般以审计法院的形式存在,并拥有司法权,因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从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来看,实行司法模式的国家大多属于中央集权制,同时又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如法国,属于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又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3)独立模式的特点是,在分离的三权中审计机关保持中立地位,在不受任何一方影响的前提下存在,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政府监督机构的特征却是相同的,其组织形式是会计检查院或审计院,它同时向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提供服务,实际上更偏重服务于立法部门。与立法模式一样,其宏观服务的职能也较强。另外,行政模式的最高审计机关隶属于政府行政部门,是政府一个职能部门,根据政府所赋予的职责权限实施审计,并对政府负责。这一类国家大多在亚洲,从政治制度看,是中央集权制或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或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政府职能十分宽广,权力比较大[14]。

可见,政治体制决定审计体制模式。一个国家之所以选择某一种审计体制模式,目的在于期望审计能够在这一政治结构中取得逻辑一致的政治效果。从理论上讲,一旦选定了某种审计体制模式,政府审计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就已经由其政治结构决定了。它反映出不同国家对政府审计期望作用的不同价值以及对政治结构本身的政治哲学观点。选择立法、司法模式的国家,多强调对权力的制衡;选择行政模式的国家,多重视行政政府的操作职能[15]。

在建立现代政府审计制度的初期,我国选择了审计机关隶属于各级政府的现行审计体制,这是受当时政治体制的深刻影响的结果。从政治体制上看,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是在党领导下的“强势政府”。政府在整个经济运行、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在,且政府职能过分集中而形成了行政垄断,政府集规则制定、实施、监督、仲裁和处罚于一身,而且这种权力通过种种措施予以不断维持和强化。在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下,人大作为立法机关,虽然是最高权力机关,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实生活中人大的权力有些虚置。因此,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党领导政府的政治体制,把审计机关设置在政府,既有利于加强党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与监督,强化政府经济决策、执行与监督高度统一的体制,使政府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拥有更加实际的控制权和操作权,也有利于审计工作一开始就迅速进入“角色”并获得政府部门的强力支持,而且能够将社会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护要求及时纳入到政府审计的工作范围之内,提高政府审计协调社会利益冲突的及时性和效率性,及时将各种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对比趋近于博弈均衡状态,这对当时审计事业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审计机关成立之初,在人大的权威和法治尊严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的时候,盲目借鉴西方模式,把审计机关置于人大之下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那样只能造成人大在监督工作上的尴尬和审计事业发展的迟缓,同时也不利于社会公众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中国领导深刻理解中国政治结构的这种精巧和微妙关系,也充分考虑到各种博弈力量在中国政府创立初期的相对表现与制衡,在中国政府审计体制选择上始终是现实和务实的。关于1982年宪法规定审计机关设在国务院的原因,主持起草1982年宪法的胡乔木认为,审计机关如果属人大常委会,有许多不便,因为国务院遇到问题可以下命令,人大常委会则要开会,还得要审计署去做报告,人家还不一定看得懂[16]。彭真认为,审计机关应主要审计预决算和违法乱纪情况,只能放在国务院。1982年11月《宪法修改草案报告》对此作了正式说明:一般说来, 审计机关可以由政府领导,也可设在政府以外。由于我国是初次设立审计机关,需要熟悉被监督单位的工作,逐步积累经验,因此设在国务院内由总理领导比较有利[17]。如果审计可以隶属于人大,但无论是作为人大的专门委员会还是作为人大的工作机构,人大都无法直接领导如此庞大的机构,也无法进行实际操作[18]。

三、纵向分析:历史传统制约与审计体制选择的路径依赖

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路径依赖”①的理论充分说明,“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9]。中国古代的政府审计在机构归属问题上曾出现过不同的体制模式,因此,研究审计体制问题,必须认真研究中国政府审计体制的历史变迁,深刻认识其演进的规律,古为今用,以史为鉴,才能找到当代政府审计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考察中国古代政府审计的演进史,中国审计体制变迁呈现以下规律:

(一)中国古代起主导作用的审计机构隶属关系多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统一的模式,其间主要有三种隶属关系,即独立的专门审计机构、在财政部门中设置的专职审计机构、审计与监察相结合的机构三种。独立的专门审计机构以隋唐时期刑部下设的比部最为典型,当时包括户部在内的中央各行政机构都要定期由比部勾账审计;在财政部门中设置专职审计机构,以宋代三部勾院和都磨勘司较为明显,隶属于主管财政的度支、户部、盐铁三司,专司审计;审计与监察相结合的机构,明清的都察院最为典型,以纠察百官、勾考账籍为主要职责,直接为君主服务,权威性强[20]。

(二)在三种隶属关系中,审计与监察相结合的形式历时最久,体现了中国古代政府审计的主要思想和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审计演进的各个历史时期,大体上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条是以勾考账簿为主,审查钱粮收支的真实性,类似今天的财务收支审计;另一条是以考核官吏财政经济方面的治绩为主,与行政监察职能紧密结合的审计活动。通过详细考察,我们发现,第二条线几乎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影响着近代中华民国的审计体制选择,深刻体现出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审计监督与经济监察职能常常是合二为一的,其体现在御史监察组织体系的产生、发展与完善过程之中。隋代比部的出现,确立了具有司法性质的独立审计机构,逐渐将审计与其他经济监察组织分立开来。随后又通过一定历史阶段的反复,最终分别确立了审计组织制度与经济监察组织制度,并一直影响到后世,成为中国封建财计、审计组织建设的一大特色。

(三)一般而言,国家审计机构都对最高统治者负责,代表着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较高权威性。中国古代审计的最高目标是维护王权和皇权,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实行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在中央集权制下,地方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要严格服从中央的政令,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为了使各级政权机构在履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忠实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保证中央政令得到执行,必须自上而下建立起一整套监督体系,这是政治职能分工和权力制衡的需要。审计以其专司财经监督的独特功能,成为监督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审计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中国古代政府审计对王权和皇权有着高度的依附性,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政府审计相对于被审计对象而言,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中国古代审计机构名目繁多、置废无常,究其原因,每一次变动都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适应特殊监督需要的结果,并反映出各种社会力量博弈对比的变化,是最高统治者意图的体现。三千多年来与考核、监察百官相结合的审计监督发展史,反映出审计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从属地位,是以维护君主权威、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专制统治服务为最高目标的。

(四)在历史传统中,文化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政府审计体制的选择。就中国文化思想而言,对审计体制影响最深刻的主要是古代的集权论和人治论。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在集权论影响下,政治体制以中央集权制为核心,政府审计制度设置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审计体制的选择也主要考虑作为强势相关者的统治者的实际需要,弱势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护诉求并没有得到合理体现,政府审计机构直接为最高统治者服务。所以,在中国审计发展的漫长历史长河里,常常出现中央政府越集权,审计制度越完善的现象,表现出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同样,在人治论的影响下,“人治”常常与“国治”相联系,人治论为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服务。因此,中国古代考核官吏财政经济方面的治绩与行政监察职能紧密结合,审计与监察相结合的形式历时最久,几乎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影响着近代中华民国审计体制,体现出中国古代政府审计的主要思想和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完成从人治观念到法治思想的转变,没有完成从集权到民主的过渡,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和中央集权。审计机关设置问题上也体现出这几种思想之间的博弈较量。最初在审计机关设置问题上就存在两种意见:设在政府还是设在人大。设在政府实际上是为了强化政府的行政权力,寻求政府领导的支持,是集权与人治论的一个体现;设在人大实际上是为了制约和监督政府行政权力,是民主与法治论的一个体现。西方思想与我国迥然不同,其根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论,后在近代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中得以形成和完善,主要体现在人性自然论、人民主权论、法治论、分权论和道德法律论等方面。一方面,分权论制约着西方的政治制度,因此,西方国家在审计机关设置上的普遍做法是将审计机关独立设置,即将审计机关设置在政府体制之外。无论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立法型审计机关,还是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代表的司法型审计机关,或者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独立型审计机关,均是如此。这样,审计制度就演变成政治制度中实现分权与制衡机制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所以,西方国家审计机关的独立设置实际上反映出西方国家的审计体制具有与其政治制度相一致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如果说人民主权论影响宪法和国家宗旨的确立,那么如果把分权体制看作是维护和实现人民主权的设置,则审计机关的设置同样就应该与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人民主权的方向保持一致[21]。

历史传统持续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对政府审计体制的选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主流思想历来都是崇尚集权的,“朕即是国家”,不允许任何对中央政府分权与制衡的观念和行为出现。中国历史上的政府审计就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设立的,从来没有脱离出最高统治者和政府系统控制之外。例如,在中国古代政府审计成立之初的西周时代,审计就“内生”于统治者加强财政财务管理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审计机关也是政府维护财经秩序的需要。这种内生性决定了新中国政府审计成立之初就离不开对政府的依赖,审计工作的重心离不开财政财务收支。经济学已经证明历史是重要的,路径依赖的特性可能会导致低效制度的均衡的长期存在。因为即使制度均衡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但是放弃它的成本却非常高昂,从而使低效制度均衡长期存留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无法产生帕累托最优的制度变迁。不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决定论,沿着路径依赖的每一阶段都有政治和经济上的选择,只是由于路径依赖的特性,它会使得选择集合变窄,在没有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时,变革它的成本会高昂到足以阻止变革本身。这就不难理解在理论界对改革中国政府审计体制的呼声很高的情况下,为什么审计署坚持认为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一直比较强调现行审计制度的优势和成绩,更关注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问题。选择政府审计隶属于政府的模式,是由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共同决定的,不是新中国的政治家们盲目设计的结果,而是他们深刻洞悉历史和现实,代表政府审计利益相关者共同选择结果所作出的正确决策。

四、研究结论与重要启示

(一)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深刻影响着政府审计体制的选择。一般说来,在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前提下,政府审计体制也不会发生重大变迁;如果超越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的约束,在条件不成熟情况下,过早地人为变革审计体制安排只能给审计工作带来被动,影响审计事业发展,不利于社会公众利益冲突的有效协调与保护。

(二)现行中国政府审计体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符合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的双重约束下的正确选择,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历史传统的深刻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现行审计体制的作用与效率还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改革中国政府审计体制是一项系统工程,现阶段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应将对政府审计制度安排的充分关注放在现行体制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审计工作,全面履行审计职责,进一步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7.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 篇七

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 中国制造业依靠低成本和廉价劳动力的时代结束了。无论是欧债危机和发达国家重回制造业的外部压力, 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都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方式。

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们应当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按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本质要求, 围绕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 加快转变制造业发展方式, 创造中国制造业的新一轮增长。这是中国制造业必须的战略选择。

外部的双重压力

发轫于欧洲的欧美主权债务危机, 近两年来逐步由冰岛、希腊等边缘国家向意大利、法国等核心经济体发展。2011年8月, 标准普尔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并由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蔓延。此次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 是西方国家多年来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 长期推行赤字财政、高福利制度以及举债消费的结果。它打破了旧有的世界经济循环体系, 促使西方国家反思和调整发展理念,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深刻变革。

在此背景下, 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挑战, 主要表现在:

一是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复苏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急剧动荡, 并进而冲击到国际贸易和各国实体经济部门,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欧美等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严重不足、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境地, 短期内难以出现强劲复苏的势头。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上升, 纷纷实行紧缩政策, 增长势头有所放缓。总的来看, 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些风险因素正在累积之中。

二是国际市场需求放缓, 贸易投资保护抬头, 中国制造业出口环境趋向恶化。短期来看, 欧美等国消费者信心不足产生的需求下降, 将直接影响中国工业品出口。2012年1月, 我国出口额同比下降0.5%, 是自2009年12月份以来出现的首次负增长。长期来看, 经历此次危机, 曾为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支撑作用的国际贸易大好局面有可能逆转, 这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出口模式、技术能力等提出了严峻挑战。为走出困境, 欧美等国除采用传统贸易保护手段外, 还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新规则来加强对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的控制。这些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某些发达国家削弱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出口竞争力、遏制新兴国家崛起的有力武器。在此背景下, 未来全球产业竞争将呈现更为复杂的形势, 中国制造业发展将面临重大挑战。

三是中国的通胀压力将会长期存在, 宏观调控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发达国家为刺激经济大量发行货币, 推动全球流动性泛滥, 进而向中国传导, 产生输入型通胀压力。与此同时, 中国内部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也将加大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两者形成的叠加效应, 使得中国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时刻对通胀保持足够警惕, 宏观调控的回旋空间比较有限, 货币信贷政策取向在较多情况下会从紧, 对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发展将产生长期影响。

四是国际产业格局深刻变革, 重大科技创新的机遇稍纵即逝。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创新正在加速推进, 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处于革命性突破的前夜。各国间围绕科技、产业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 发达国家加大对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的投入与扶持;各新兴经济体也加强新技术新产业战略部署, 努力抢抓机遇。在此过程中, 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生产组织优势, 控制全球供应链体系, 牢牢掌控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 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试图走出“低端锁定”带来较大制约。

同时, 发达国家开始重新认识到制造业的价值, 采取措施推动制造业的回归与复兴。国际金融危机后, 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弊端, 认识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 而夯实实体经济基础, 首要的就是振兴制造业。由此, 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 试图实现从“产业空心化”到“再工业化”的回归, 这是一个建立在持续创新基础上新的制造业格局与形态再造的过程, 特别值得中国认真关注。

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发达经济体有可能通过在新兴产业领域的率先突破巩固其固有竞争优势。发达经济体拥有雄厚的技术基础和人才优势, 拥有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和良好的市场机制, 很可能率先在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取得突破, 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主导地位。

其二, 发达国家不仅在高端领域抢占优势地位, 还要在中端领域夺回被新兴经济体占据的市场份额。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5年内实现出口翻一番的目标, 并通过对出口企业给予援助、大幅提高中小出口企业贸易融资、有条件放松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迫使贸易伙伴扩大市场开放等手段增强美国企业在中高端产品方面的出口竞争力, 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

重构与赶超机遇

挑战往往也意味着机遇。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和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给中国制造业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 也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了重要契机。

契机一, 倒逼效应为转变制造业发展方式提供了重要机遇。倒逼效应, 是指因国际市场需求收缩、出口受阻以及比较优势的变化, 激化制造业自身的结构性问题, 逼使政府和企业痛下决心解决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长期以来, 中国工业发展过于依赖出口, 不仅消耗大量资源, 加剧环境污染, 还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动的冲击。欧债危机和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造成的倒逼效应, 客观上为中国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创造了有利条件, 企业和政府都将有更大的压力和动力来增加创新投入, 降低资源消耗, 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契机二, 重构效应为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创造了有利时机。重构效应, 是指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 国际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国际企业竞争格局重新洗牌, 新兴经济体获得了对发达国家企业进行收购兼并的良机。危机造成了金融市场动荡, 股票价格低迷, 欧美等国的一些优质资产大幅缩水, 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而中国经济所受冲击较小, 外汇储备充足, 企业实力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机遇, 积极发掘国际产业投资机会, 在量力而行、理性选择、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快海外并购步伐。

契机三, 赶超效应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破茧而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良机。赶超效应, 是指危机往往催生一批新技术和新产业, 在这些领域, 发达国家的控制地位尚未形成, 技术路线还有多种选择, 这将为中国赶超发展赢得宝贵时机。当前, 以绿色、节能、环保为特征的新兴产业群迅速崛起, 成为各国经济竞争新的制高点。中国可充分利用赶超效应, 着力把扶植新兴产业发展作为政策着力点, 加快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 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新比较优势: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

中国要从制造大国成为制造强国, 应在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 努力培育基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新竞争优势,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的传统竞争优势正在不断弱化甚至流失。改革开放以来, 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 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形成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制造”影响力显著上升。近年来,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逐步到来, 传统生产要素的重要性逐步下降。具体表现在, 自然资源由于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而不再是最为关键的竞争要素, 资本富有和贫乏的界限由于资本市场的日益全球化也变得模糊, 劳动力数量的不足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的提高而加以克服。

与此同时, 中国的人口结构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2015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峰值。中国制造业基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削弱甚至流失, 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传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局面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 如何培育和确立新的竞争优势, 在新一轮国际科技产业竞争中赢得主动, 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中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新一轮国际产业科技竞争也要求中国尽快培育新的制造业竞争优势。国际金融危机后, 全球产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 传统产业空间不断萎缩, 发展高科技特征明显的新兴产业已成为主要国家应对危机、提振经济、抢占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纷加大投入, 加快了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布局。快速的技术变革将改变已有的资源配置和竞争格局, 改变国家间的技术、经济力量乃至综合实力对比。

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历经多年的快速增长, 不仅科技研发和整体产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还拥有一定的技术储备, 在少数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极为接近, 而且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因此, 与历史上其他几次技术革命不同, 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中, 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最小的一次。更重要的是, 中国等新兴市场大国拥有吸收新技术的潜在巨大市场, 以及为新技术产业化配套的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如果能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轮技术创新机遇, 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抓紧培育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 很有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并在制造业某些领域与其并驾齐驱, 甚至赢得领先地位, 实现赶超发展。

中国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综合分析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制造业发展现状, 新的竞争优势的培育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科研投入, 健全技术创新体系, 逐步摆脱技术上跟随发展的局面, 力争在某些新兴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甚至引领发展, 培育中国制造业基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新优势;二是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提高劳动者素质。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培育新一代产业工人大军, 培育中国制造业基于人力资本的新优势。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加快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要求, 应当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按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本质要求, 围绕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 加快转变制造业发展方式。为此目的, 当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需要着力推进。

提高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核心装备、系统软件、关键材料、基础零部件等关键领域为重点, 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核心引领作用, 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 加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完善制造业技术标准体系, 增强中国在国际标准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突出重点、整合资源、完善机制的基础上, 抓紧推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八个“一批”:组织实施一批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和应用示范工程, 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和共性技术, 研制一批产业发展急需的技术标准, 完善一批重点领域产业链条, 创建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基地, 支持一批产业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培育一批创新型企业和产业联盟, 培养造就一批领军人才, 力争用5~10年时间, 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

加强企业技术改造, 提高传统产业整体素质。实施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工程, 大力推广重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 加强对现有企业生产设施、装备、生产工艺条件进行改造提升, 支持工业园区公共设施改造升级。实施产业链升级工程,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 完善产业链条, 突破相关瓶颈, 加快形成一批先进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建立技术改造工作长效机制, 落实支持企业加强技术改造的相关配套政策, 完善技术改造工作机制和服务体系。

推进“两化”深度融合, 提高工业信息化水平。把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作为推动“两化”深度融合的切入点, 加大对共性技术开发、公共服务平台和试点示范项目支持力度, 支持企业加强信息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环节深化应用, 提高企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加快应用电子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 大力发展研发设计及工程分析软件、工业控制系统、大型管理软件等应用软件和行业解决方案, 为全社会“两化”融合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通过重点工程、重大项目、重要领域的信息化建设, 带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发展, 增强信息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创新企业信息化推进机制, 实施行业信息化服务工程, 建立健全企业信息化推进服务体系。

促进绿色低碳、清洁安全发展,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耗减排改造工程。加强工业节能节水、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等共性关键技术开发、示范和推广应用。严格控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 完善落后产能界定标准, 坚决完成“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的各项任务。全面提升企业节能节水管理水平。在重点行业实施能效“领跑者”制度, 加强重点行业企业能源管控中心和能源管理体系建设, 引导企业建立自觉自律、持续改进的节能节水管理体系。探索节能降耗减排新机制。积极探索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碳交易、排污权交易等节能新机制和新模式。

实施质量和品牌战略, 提高工业品附加值。以开发品种、提升质量、创建品牌、改善服务为重点, 不断提高工业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组织实施关键基础产品质量攻关计划, 依靠技术进步带动品种开发与质量提升。鼓励企业制定品牌发展战略, 引导企业推进品牌的多元化、系列化、差异化,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积极收购国外品牌。重点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以食品、药品、化妆品等为重点, 完善企业产品质量追溯和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积极探索企业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加强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保障。

推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协调发展, 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发展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破除制约企业兼并重组的体制性障碍, 在汽车、钢铁、水泥等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 推动优势企业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重组、境外并购和投资合作, 鼓励通过壮大主业、资源整合、业务流程再造、资本运作等方式, 培育发展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优势明显的大型企业集团。提高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水平。继续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 支持中小企业专业化发展, 提高生产工艺、产品和服务、市场专业化水平, 推动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建设。实施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和信息化推进两个关键工程, 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

8.中国债路选择 篇八

综合观察内部和外部担忧中国经济的理由，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危机以来中国债务的快速积累是否会成为未来系统性风险的导火索，甚至已经开始讨论中国是否已经迎来了“明斯基时刻”（即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描述的时刻，即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经济好的时候，投资者倾向于承担更多风险，随着经济向好的时间不断推移，投资者承受的风险水平越大，直到超过收支不平衡点而崩溃）。

从决策层关于“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定调，以及4月份和5月份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强调“有效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信贷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和“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措施”，可见坊间的讨论已经引起“庙堂”的高度重视。实际上早在2010年，审计署就对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的地方债务进行过摸底排查（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 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随后包括银监会在内的各监管机构陆续出台相关规范政策，但在就业压力的羁绊之下，保增长始终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由此就出现了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内的三个非金融部门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张，其中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更为突出，此前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就称目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债务总规模在15万亿到18万亿。

在当前经济复苏进程反复和债务快速上升的复杂局面下，究竟如何来看待中国债务问题的讨论呢？

首先，需要对中国的债务现状有一个客观和清晰的认识。对此，笔者曾经对中国非金融部门（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整体债务水平和杠杆率进行过测算，并且提出“危机以来，中国债务结构中存在两个‘二八’定律”的判断。但由于面临数据可得性的约束，同时受债务口径的宽窄、数据的采样等差异性影响，因此，各家机构对于中国债务规模的具体数据上仍存细微差别。为此，笔者在此前测算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简单的匡算办法：当前中国的融资体系仍是以商业银行体系为主，所以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规模大体上就等于商业银行体系的总资产剔除金融机构之间往来后的部分。照此测算，截至2012年底，中国政府、居民和实体企业的债务余额约为100万亿元左右，2007年至2012年间中国债务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8%（同期名义GD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相应总债务占GDP比重已超过了200%，较危机前大幅提高了30个百分点。

如果从债务对经济增速拉动的角度来看，上述数据反映出：危机前增加一个单位的GDP需要0.2个单位的新增债务；而当前则需要0.3个单位的新增债务，才能实现一个单位GDP的增加，言外之意，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越来越依靠债务的堆积。

除了上述规模的快速扩张之外，中国的债务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有两个变化：一是非信贷类融资的比重提升很快，截至2013年3月底，社会融资总量中，剔除本外币贷款后的融资部分比重为48%，较2007年底提高了15%；二是债务的期限结构呈现短期化趋势，一般意义而言，目前中国非信贷类融资的期限要低于传统意义上的贷款，因此伴随非信贷类融资比重下降，而相应企业债券、票据等非信贷类融资比重的提高，会直接导致债务期限结构的短期化，同时短期贷款余额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也较危机前提升了10%，至40%左右。

上述债务规模快速扩张和短期化趋势增强的双重变化，必然带来债务到期时间过于集中的问题，而此点才是今年一季度出现社会融资增长快和经济增速慢矛盾真正的原因，一季度数据出来后，大家都十分好奇，为什么超过6万亿的新增社会融资，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速的提升，反而GDP增速由上季度的7.9%回落至7.7%，同时今年一季度以来，银行间市场的资金面出现异常的平稳，往年春节期间资金紧张的局面在今年并没有出现。

鉴于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指标为时点余额差，而非是一定时期内社会融资实际发生额，通过对国内16家上市银行年报的分析（16家银行的合计资产占银行体系的资产比重为64%，而各行在年报中会公布其资产期限的分布情况），则可大致估算出一定时期内社会融资的实际发生额。按照此种方法估算的结果是，今年一季度社会融资实际发生额为44万亿，其中一季度到期债务有38万亿，整体债务的利息支出1.2万亿，实际新增融资仅为4.9万亿，因此，在一季度央行公布的6.1万亿社会融资中，利息支出占20%，新增融资占80%；而且2013全年到期债务估计在70万亿左右，可见一季度存在债务集中到期现象，也证实上文的判断。

经过上述的分析和计算，即可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此次危机以来，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扩张的速度很快，相应金融机构的表内外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也很快，而且在经济前景不明朗的环境下，无论是资金融出方（债权人），还是资金融入方（债务人），均会采取短久期的融资策略，包括以短期新增债务来置换已有的长期债务，这样自然就产生了债务集中到期的局面。如果伴随债务的提升，债务人的经营性现金流并随之得到明显改善，那么债务人在债务到期时，只能采取“以新还旧”的方式延续债务，这一微观层面信用方式的变化，反映到宏观层面就是新增融资中（这里指实际发生额），还债和付息的部分所占比重的持续上升，相应杠杆率也会随之“被动提高”，该种情景与明斯基所言的经济繁荣期时的“主动加杠杆”有所不同。

虽然在理论上，对于债务规模是否存在警戒阀值，并没有定论。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短期的债务积累没有带来债务主体经营性现金流的实质性改善，那么债务的快速积累必定会沿着“财务负担的不断加重——到正常付息出现困难，导致融资的资信力下降——直至既有债务的本金偿还出现实质性违约——最终导致系统性债务危机”的路径演变。

那么未来中国债务的化解之路，或者说可持续的路径又是如何呢？

基本路径无非有两个：其一是做减法，通过信贷政策的调控，非信贷融资渠道的收紧（尤其是影子银行）；其二是做加法，通过债务负担在不同部类之间的转移，以时间换空间，做大经济总量，改善现金流。但对于当下中国经济保增长和促转型并重的客观要求下，债务的可持续之路可能是做混合运算，即一方面加快投融资机制的规范，将一些“空手套白狼”的高风险债务及时消除，做到有效地隔离；另一方面则需要采取适当的货币、财政、产业政策，适度地调整债务在不同利润率行业间的摆布，间接通过“抱团取暖”的策略，为现金流暂时出现困难的微观个体，延长修复时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上再次强调的，他于去年12月在广东视察时提出“两点论”——“既要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又要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未雨绸缪，加强研判”，以及“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导向，当前中国债务问题的化解之路，同样也需念好“稳、放、托”的三字经。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某商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