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

2024-06-24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10篇）

1.《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篇一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第一章：万历皇帝

读完第一章“万历皇帝”章首从万历皇帝只是个八岁孩童就登上皇帝宝位到章末的万历皇帝成长到了中年期，纵览中国历史皇位的世袭就是中国历代发展局限和灭亡的根源。八岁就能能为国家君主，他根本还弄不清“皇帝”为何物，却要审理决定国家大事，虽然贵为天子，但实质上不过是某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因此也就能理解他为何会受到服人郑氏、张四维倒张派的怂恿做出没有根据的断决。

第二章：首辅申时行

申时行在张四维死后当上了首辅，由于张居正的提拔得以稳住在翰林院的地位，却因为张居正死后被满朝文官抄家，陷于这种尴尬的身份。身为皇帝身边的一把手申时行明白必须让朝廷摆脱张居正模式的控制，他明白在这么一个实施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精神上支柱我道德，管理方法却为文牍。所以1必须处理好和文官的人事关系。2做皇帝和文官间的和事佬（皇帝和文官间相互猜疑）表现自己的诚意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认清文官的双重性格，让文官得到他们的需要发挥他们的情感。3以文官间的相互依赖和伦理道德作为治国的标准。4废除张居正时期的“考成法”（包括税收、政绩）。得到官员的赏识。5取得万历皇帝的信任，独揽建筑工程。

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

经过多年张居正模式已渐渐消灭，申时行也辞呈，万历孤立无助，虽然为天子却如同前面所说的只不过是某种制度的产物。待他看清楚这一些，却受于众文官的压制，只能以消极对待。张居正模式、可能不是长久之计，但却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就好比斯大林模式可能并不适合时代的长期，但却在短期内作用显著，申时行降低了标准也没达到目的，所以一个朝代终将走向灭亡。

第四章：或者的祖宗

活着的祖宗即为万历皇帝，皇帝职位并没有给其带来实际的权力，所以万历的生活受各种礼仪、道德、文官等压制。生活消极，生前就开始为自己死后建陵墓，实则没权，同时又收人尊敬，活生生一个“祖宗”。

第五章：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

海瑞不信“道德”得以治国之说，相信法律得以治国。然而在一个全体官员控制的腐败朝政，不讲“情理”过分原则必将遭到排斥和必定是失败的，因此也就能理解海瑞坎坷的一生了。

第六章：孤独的将领——戚继光

武官戚继光拥有惊人的军事才华也得到张居正、谭纶的支持和提拔，但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武官的势力达到一定程度威胁到文官的统治地位势必会得到文官的打击，所以在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戚继光也逃脱不了被弹劾的命运。

第七章：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

李贽的自我冲突体现在他片段式的言论中，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一半唯物，一半唯心。到了知天命年段削发为僧。为了逃脱氏族使命、朝政杂事，享受自由，但笔下的内容依然不能越出这一范畴。李贽的悲观并不属于个人也属于所属时代。

总的来说万历时期实为一段失败历史，但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即开，因此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改造历史的机缘。

2.《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二

他出身于劳动人民中，为人民写作，为人民请命，尽管他存在始终无法解决的世界观矛盾，但这就是他，这也是他作为一个英雄的缺憾。但无论如何，杰克都为历史添加了光辉的一笔。他的故事永远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啊!不错，你可能毁了我的事业和我的写作。我是天生必须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可是资产阶级精神和现实主义是敌对的。资产阶级全是胆小鬼。他们害怕生活。而你呢，却千方百计地要我也害怕生活。你希望把我也弄得循规蹈矩。你希望把我塞进一个两英尺宽、四英尺长的生活的框里，在那里，生活里的种。种价值全是架空，虚伪而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教养和文化是建筑在庸俗的基础上的—我得承认，庸俗得无以复加。我刚才说过，你希望把我弄得循规蹈矩，用你的阶级理想，阶级价值和阶级偏见来把我改造为你们阶级的一员。”这是马丁发自内心的独白，也是作者当时内心的写照，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垄断了一切，因此它是迫害群众的。当时的资产阶级者大多是庸俗的、自私的和虚伪的。

作者有意把马丁刻画成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人们都认为作者是在为个人主义作辩护，而恰恰相反的是，作者写这本书正是为了抨击个人主义，他深知自己被个人主义的病毒不断侵蚀，而他却无法控制自己，马丁最后的结局也是作者的写照。

马丁是一个青年水手，他身体壮实、长相出众，在工人阶级很受欢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阿瑟，并且对阿瑟的妹妹萝丝一见钟情。她也被马丁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所吸引。

他是工人阶级出身，而萝丝是富有的资产阶级，马丁为了配得上萝丝，开始每天读书。人们都认为他在浪费时间，劝他去找份工作。后来，他与萝丝私定终身，萝丝也劝他去找份工作，但他始终不听。

因为一场误会，马丁被记者说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使身边的人都疏远他。但好运降临，他之前卖不出去的书现在都被刊出来了，他成了当红作家。以前疏远的人都来讨好他，萝丝也愿意与他重修旧情。使他不明白的是——“我还是那个马丁，很久以前我就开始写作品，并且还读给部分人听过，但那时他们都劝我找份工作，如今我可没有变，我还是那个马丁，但为什么他们的态度变了?”

马丁终于想通了，人们看中的不是马丁这个人或他的作品，而是他成名后身上所附带的钱和名誉。认识到这一点后，马丁开始对整个世界失望，他的思想变得空洞，整个人都变得颓废。最终，他投身于海洋的怀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3.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三

个人主要看法和观点读后主要困惑和问题

数年前，曾收到过一本母亲的朋友赠送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将它作为一本故事书囫囵读完，只觉文笔优美流畅，内容引人入胜，并没有太深的感受。如今，在作业要求的泛读书目中看到这本书，重新翻开，细细品读，感觉到的是蕴藉其中的是对于历史直切要害的剖析。全书从五种人物的角度出发，以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为点，来深度剖析当时的政治制度，试图从制度角度来说明明朝的衰亡，这种衰亡是可悲的，亦是咎由自取的。

张居正：生前身后两重天

万历十三年（即1582年），万历皇帝最为倚重的元辅张居正去世，这位半生力求改革、权倾朝野的首辅大臣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不到半年（1582年年底）他便被盖棺定论为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政，居心否则的佞臣，随后张家被抄，其亲属被夺官流放。

一个厉行改革的首辅大臣，曾一度掌管着举国的决策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不禁令人唏嘘。由于王朝制度的不健全，判人对错皆以道德和礼法代替法律和制度张居正提倡厉行节约，自身作风却不俭约，成为最后百官弹劾他的主要着眼点，以至于磨灭了他身前所有的功绩，而将其一生涂污。然而，事后张家追缴的家财相加总共仅十余万两白银之数，这对于一个众大臣所言的“欺君毒民、卖官鬻（yu）爵”的“大奸之臣”应有的家产出入甚大。这其中暴露出舆情的局限性与极端性，所谓“倒张”，声张者也仅仅是为自己的爵禄着想，而非出自对王朝的忠诚。

这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之一，每个人，无论官阶多高，只要衣食住行说中任何一点存在着污点，他/她便可能成为其他人攻讦的对象。甚至于，哪怕你一生未走错过，只要有一群人足以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也便可以使你“死无葬身之地”，开棺戮尸之举见诸史文。

中国人向来推崇的中庸之道，部分原因也自于此。“树大招风，风必折之”，统治者难以容忍有臣子的地位威胁到其地位，同僚也不会允许存在着一个时时刻刻能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官员的存在。以道德替代法律，也是这种恐慌的根源，一旦一个人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其权力也相应的膨胀，其也愈加难以约束自身的欲望，吕不韦，王莽，鳌拜，都曾站上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但最后都难得善终。跳出这些人所做所为的对错而看，有些“罪状”，是这些权倾朝野者所不可能避免的，或者说，有些事情是因为制度的局限性的必然结果。比如说，“任用私人”，这是最常见于描述所谓“奸人佞臣”的罪行的了，但是，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早已注定了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奸臣权臣需要靠“私人”稳固自己的权力，为自己牟利，忠臣能臣也需要靠“私人”来协助推行自己的政策方针，了解各地州郡实情。整套统治制度本就建立在通人情、讲道德的基础上，何谈以科学、客观的手段治国理政？况且，旧时交通不便，又有谁能考证这个县今年产了多少稻米，那个县水涝灾情究竟如何呢？这种条件下，那些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也只有靠“自己人”来获取相对真实的情况。

而张居正所力行的改革，总体而言，对王朝利大于弊，比如，他一直力推的，重新丈量土地，严追各地应缴赋税等政策，但整个王朝积弊已深，又因为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欲除之而后快，奈何，张对朝廷贡献之大，与万历皇帝关系之亲，让心怀不满者无处下手。只能等到世间再无张居正，才终于掀起一股倒张的浪潮，使其尸骨未寒，便遭受参劾，直至后人被抄家放逐。他生前所做的一切改革努力也随之而去，明朝也重回浑浑噩噩原地蹒跚的轨道。

万历十五年，前任首辅大臣张居正在朝堂中的影子渐渐淡去，继任者申时行战战兢兢地维系着皇帝与文官间脆弱的平衡，四万名身着锦袍的文臣在太和殿与文渊阁间形成了一条强大而牢固的缰绳，控制着这个时代的走向。

朱翊钧：不胜人生一场醉

《万历十五年》的又一个亮点在于黄仁宇先生塑造了一位与我们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与我们一般人认识中皇帝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形象不同，万历的人生可以说是写满了妥协与无奈。

万历皇帝十岁登基，以首辅张居正为师，全国事务多由张居正为首的内阁大学士代为拟批。前期的万历，守礼仪，上早朝，习儒家经典，可谓是“励精图治”，对于国事充满热情。甚至在京城遭遇大旱时亲自步行到天坛祈雨，亲自操练禁军。但随后由于张居正的去世，他失去了重要的辅助，更为糟糕的是张居正生前得罪的大臣们集体发难，要求清算张居正，万历在舆论和证据的双重压力下，只能痛苦万分地在张居正死后几年后清算了自己的老师。从中，他渐渐体会到朝堂争斗的阴暗性。

但是在万历十五年前后，皇帝发现自己不过是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工具和代言人而已，只要他的言行不符合文官心目中皇帝的形象，就会被文官的奏疏所“参”，虽然以温和的口吻，但本质上是挟祖宗之法，道德之本，要求他改变，否则就是愧对祖宗的基业，有损于皇帝的威信。

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正如黄仁宇先生书中所言“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的，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他成为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倿幸的操纵，那么即使有失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

渐渐地，万历看透了这一切，自己虽然贵为天子，但却生来就没有了自由，甚至和自己的母亲都要以君臣相称，所谓“孝道伦理”渐渐成为了符号化、形式化的机械行为；为立储一事，他多次受到百官的劝诫，便是因为他喜爱自己的次子胜于长子，而大臣们万万不会允许“废长立幼”如此有违伦理传统的事情发生。万历发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只是在文官集团控制下的一点权利，只要他的决策危及文官集团的利益，便会被各种奏章压得喘不过气来。

至此，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所制造的符号象征，从而灰心意冷。甚至更深一层地说，他只不过是这家帝国马车上最尊贵的乘客，而并不是他最初所想象的马车夫，他根本无力控制这个庞大帝国的前途，他所作的决定根本什么都不能改变，即便他是皇帝，因为帝国这架马车被一股强大到无法想象的两千年来所积累古老的力量所挟持着向前。他看透了这一切，可惜，皇帝是不能辞职的，于是他把自己勤勉治国的一腔热血都咽进了肚子里，以消极的方式与文官集团对抗，不批准任何的人事变动，不出席惯例性的仪式，每日只把自己最好的时光花费在与太监们掷钱游戏上，用最消极的也是唯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帝国的无奈。

从中可见，即使是身为皇帝，在面对封建礼教所积累下来的强大的蛮横的力量时，也只能无奈叹息。因而，这么一个早已失去控制的腐朽的庞大的帝国机器，一步步走向终点的时刻也毫不令人奇怪了。——这也是作者想说的，在万历十五年，这么一个没有大事发生的年份，我们的古老帝国的命运已经通过这些人物的悲剧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而万历皇帝，作为身处这个漩涡最中心的一个人，这一切最深刻的体会者，企图用皇宫的深院高墙来隔绝自己意愿相冲的一切，他不会知道，在他死后，他最宠爱的贵妃被定为“祸害”，孤居冷宫而终。

Q：为什么封建制度会走向消亡？

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这本书并未罗列出一个又一个数据和事实来说明朝廷是多么的腐朽，也未有一笔一墨写下所谓“封建制度消亡的必然性“，而是通过一个个身处时代大潮中的人物的经历，让我们感觉“明朝不能不亡”，“封建制度的消亡是肯定的”。

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以道德作为标尺，也是我国从宗法制到封建制，到责任内阁制，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在民众认知水平普遍低下的过去，很难灌输给百姓一种易于接受的法律观念，只能用能够口口相传，代代相承的道德作为规则的象征。而建立在道德上的法律仅仅是作为一个补充品，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古代大部分的法律条文可以等同于“重典”，大明律所规定的刑罚“笞、杖、徒、流、死”无不是重刑。

其实提倡道德是一件好事，但明王朝的这种提倡目的并不单纯，让道德代替法律，让帝国的司法从属于行政，只要“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就能使政府的统治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从而达到维稳的目的。这方面还有个例子，直接摘抄书中所说：“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在普遍低能的状态下，即便有好心的官员想支持公道，做点好事，也会因为各样的限制，甚至是经费问题而不了了之。由此，长期以往，会造成帝国的措施和立法精神脱节，使伦理道德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做事时则另有一套。无论是皇帝还是首辅，想从中找一个折衷方案几乎不可能。

当然，这种道德的提倡也有积极的一面，有时候会让一些孔孟的信徒在危难时，不惜牺牲自己以完成任务（如下图内容）。但就如作者原文所说：“他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不能将其视为制度的优良特征，并且这反而暴露出制度的不足。

首辅张居正父亲去世请求回乡，皇帝夺情不允，张便是“贪恋禄位，不肯丁忧“；皇帝亲自操练禁军，便是“有损承平气象”；谏臣所言激烈，伤及君王尊严，皇帝也不能将其贬斥，因为敢于直言者便是“忠臣”。大臣所奏言，其依据无不是儒家传统观念，与传统不符，与道德不一，便是错。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道德应该建立在完善的规章制度之上，用以补充技术上所难以企及之处。

4.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四

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不论是主要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俞大猷，也都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1583年春的会试，万历皇帝询问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是因为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或许他已感觉到自己拯救一个看似坚不可摧实则摇摇欲坠的大王朝的无力。在与文官集团经历了长达的立太子之争，万历与文官集团彻底决裂，并开始长期罢工，直至16万历驾崩，帝国暮气，回天乏术，24年后，整个明朝灭亡。

看到此时，非常纳闷，为什么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会如此之深，到可以终身不上朝?是只有万历如此还是明朝的皇帝均是如此?可能都是如此吧，他抗争过，尽管他是高高在上的天子，但被剥夺个人意志的他抗争不过2万人的文官集团，抗争不过没有法治只讲道德终要走向灭亡的封建帝制。万历登基时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曾经也勤勉朝政励精图治，关心国家和人民，可当一个摆设的皇帝真的是一件让人厌倦的事，罢了罢了。

关于张居正，因为其是湖北江陵人，印象深刻当年高考语文(湖北考生)的阅读理解就是选自熊召政的《张居正》，后来也听郦波教授在百家讲坛讲《风雨张居正》，虽不太记得清内容了，但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如泣如诉的语风难以忘记。“整顿官吏，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明朝那些事儿》对他如此评价：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不说他身负绝学，改革创新，也不说他专断独行，表里不一，只是想不到在其死后遭万历清算抄家掘坟，曾经的亦师亦父，亦臣亦友的情谊可以变得如此决绝，不禁唏嘘，或许不止张居正是一个复杂的人，是人性本就复杂。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世界局势如是。而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戚继光的“鸳鸯阵法”最开始是从老板口中听到的，当时查了资料并没研究出什么所以然，待今日重读本书，发现“鸳鸯阵法”其实是因时制宜之策略，是在军事创新与政治妥协之间实现平衡的智慧之举。从古至今，改革都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充当改革家，既要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更要有审时度势的大局观，从实际情况出发。同理到企业发展中，最完美最先进的改革方案往往是无法执行的，在妥协中务实前进，达成目标或许才是法则。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万历十五年间，发生的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历史并不是一人一时，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的。而要发现这种联系和规律，就不能拘泥于单独的大小事件，必须将它放在大视野下，才能看得明白”，此乃作者的“大历史观”。

5.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五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不能决断，而立储之事成了他的爆发点，于是他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往往随着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更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读到张居正，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

6.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六

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永乐皇帝朱棣，海瑞、张居正，靖难之役，还有明朝东厂和西厂、锦衣卫……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万历十五年》，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并且告诉我们与以往历史书中不同的海瑞、张居正……读黄仁宇的书，你会深刻体会“历史给人以智慧”!比如下面的经典段落：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7.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七

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在某种制度下，历史就有了自己的轨迹，个人的作用会对这个轨迹有部分的调整，但很难做到根本性的改变。

灾难深重的中国，自从安史之乱后，就走上了自己未来一千年的必然之路。

唐朝士人的利益分歧，引导了当时的官僚机构，府兵机制和地方驻兵机制，终于带来了地方割据的状态，也终于最终埋葬了唐王朝。而纠正过枉的宋王朝，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强调程朱理学对思想的绝对控制，地方文官制度，虽然使中国走向了大一统，而管理制度的大一统，也伴随着思想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不在这大一统思想意识之外的，统统被排斥为异端。而这些管理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基于士人的利益，也就是土地拥有者的利益。政治利益基于土地利益，这当然大大促进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大力发展。但也引起了土地的大规模兼并。而在明王朝，张居正却试图推行一条鞭法。

明代中叶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徭役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差徭和田赋，对农民来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剥削。在未实行一条鞭法以前，差徭之中虽然有一部分摊派于田亩，但所占比重很小。实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由户丁负担的部分缩小，摊派于田亩的部分增大，国家增派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摊丁入地的性质。它不只减少了税目，简化了赋役征收方法，更重要的是赋役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反映了两个过渡，一是现物税和现役制向货币税过渡，一是户丁税向土地税过渡。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条鞭法的出现具有一定历史意义。首先，明代中叶后，由于官绅地主的剧烈兼并，各里之间的土地多寡日益悬殊，原以里甲为编审单位的徭役制使民户的负担越来越不平均，不少农民破产逃徙。改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编审单位由里甲扩大为州县，对里别之间民户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一定调节作用，使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缓解，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明初为保证赋役征发而制定的粮长制和里甲制，对人户实行严格控制，严重限制了人民的行动自由。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另外，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所以，一条鞭法是在根本上触动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所以张居正以优秀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所做的对中国有利的一切，必须被否定。

在后世的清王朝，雍正皇帝以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推行着类似的制度，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所以，从后世的眼睛里，雍正一定是个暴君，一定是个叛逆者。而伟大的乾隆皇帝，将此政策有所折扣的继续推行，既享受了该政策带来的巨大利益，也享受了土地所有者对他的所有褒誉，以十全老人自居。雍正，康熙两朝时间，在新政治体系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人头税的免除，终于引发了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这在当时的中国国情下，这些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在清王朝前期由于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国土面积也取得了空前的拓展，新疆、蒙古、西藏这些地方终于并入了中原。而在此之前，这些地方最多是附属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土地归于农民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而革命的结果，还是保留了天下之大，莫非王土，土地公有制。农民只是土地的使用者，要交纳农业税，一直到不久的几年前。

而在这个阶段，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已经下降到了一个很低的程度，不在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和国家的安定。所以，在这个阶段，土地的所有者只有换种方法来实现土地的价值。土地的所有者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口号下，不饱和的供应着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不断地推高土地和土地附属物：房产和厂房的价格，也推高着产业成本和生活成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地拥有者的利益还是继续得到保障。

综观一千年来中国土地制度的变化，土地所有者的集中，如封建王朝的土地兼并，始终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而土地所有者的分散，对经济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在某种技术条件下，农民不离开自己的土地，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最终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这让我想起了我在美国的一个见闻。据说美国政府在推行土地开垦政策的时候，将土地以每英亩一美圆的价格卖给农民，以鼓励农民来开发土地。而在政府进行高速公路建设征地的时候，感恩的农民将需要被征用的土地无偿地归还给政府使用。

8.《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篇八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9.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篇九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历来统治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用道德来保障乡土社会基本秩序，而不去顾及经济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准则“礼”务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力图摒弃一切竞争因素，鄙视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其结果是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几乎是静止的，历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历史的简单循环。黄仁宇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极端落后，但并不表明国家的运行是无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礼”的秩序运行。明朝到万历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表面上倡导的道德与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已经严重脱节，这个矛盾已经严重到人们对道德和“礼”丧失信心并且无法维持下去。比如万历皇帝看透了道德与行为不符合的阴阳之别，拒绝用“礼”来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对道德进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无忌惮地发挥“阴”的一面。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礼”的确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

有些史学家，粗鄙地认为万历皇帝是慵懒的。其实，他是睿智的，看透了体制的本质。他是优柔的，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